健康道德研究綜述及其時代價值探索*

李 敏，王少君**，楊慧蘭

(1 內蒙古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2 內蒙古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7)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經濟要發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離不開健康，要大力發展健康事業，要做身體健康的民族?！盵1]健康是個人與社會發展的基石。時至今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平息，而健康道德強調國家、政府、社會組織對人民的健康責任，強調社會成員對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責任，為疫情防控提供倫理依據和道德支撐，因此研究健康道德對于戰勝疫情、維護人類健康具有重大意義。

1 1986-2002年：健康道德研究初步興起

1.1 關于健康道德的基本觀點

健康道德概念的提出。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形成“健康是身體和精神的完滿狀態以及良好的社會適應力”的新認知[2]；醫學模式出現“以關注身體為主的傳統生物醫學模式向關注身體、精神與社會環境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轉變[3]；醫學觀呈現由預防疾病的防治觀轉向增強健康的“康強觀”的新理念[4]；衛生領域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新目標[5]，以上出現的“四新”促使人們開始深度關注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健康道德。在我國，“健康道德”這一概念于1987年由陳元倫[6]提出，基于醫學發展對人類健康更全面的要求與工業發展對人類健康產生的新威脅的悖逆，提出應以健康道德動員全體社會成員調整這種悖逆關系，建立符合全人類公共利益的行為準則。1988年，石大璞等[7]論述了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健康道德，認為人類的生存發展需要生理、心理健康以及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健康，應以健康道德為依據，運用多種經濟手段保障人類所需的各種健康。自此，健康道德進入學術界的視野。1990年3月全國首屆健康道德學術研討會召開[8-10]，討論了多項議題，關于健康道德的概念，并未形成統一認識。但就其他相關問題達成共識，如健康道德的基本原則為健康道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健康道德包括健康道德意識與行為規范兩方面；健康是一項社會工程，需要全民共同參與；健康道德是醫學道德的深化與擴展，二者相輔相成；健康教育不僅要包括健康知識教育，還應包括健康道德教育；健康道德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會上還提出了創建健康倫理學的構想。達成的共識表明學術界關于健康道德的研究人員從醫務人員擴展到學術研究者，研究領域從單一的醫學領域擴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領域，研究內容從保障人的身體健康擴展到保障個體全方位的健康。

圍繞健康倫理學的討論，陳元倫[11]最先提出，衛生工作從個體服務轉向群體服務、從防病治病轉向綜合治理、醫學科學在宏觀領域的擴展與微觀領域的深入以及大衛生觀下形成的復雜社會關系都需要一門新的倫理學說與之適應，即健康倫理學。健康倫理學是一門為形成健康社會，保障群體健康而建立道德關系、道德責任和道德規范的學科。隨后，王東營等[12]指出健康倫理學是一門旨在研究人類健康與自然、社會等因素的道德關系，揭示健康道德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健康對人類自身與社會發展的意義、各類社會主體對全人類健康的道德責任、自然或環境等客觀因素與人類健康的道德關系三個方面。該文指出如果不建立以健康道德為對象的研究學科，很有可能使健康道德的研究在熱過一陣后偃旗息鼓。事實證明，目前我國仍未建立起健康倫理學學科，關于健康道德的研究長期以來也處于零散狀態。上述研究的共性在于指出了健康倫理學旨在研究健康與道德的關系。

1.2 圍繞健康道德的拓展性探討

健康道德提出后，圍繞健康道德的相關探討逐步增多，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樹立以健康道德為根本的醫學目的。1995年以“醫學目的、生命質量、醫學倫理”[13]為主題的全國第八次醫學倫理學學術研討會召開。會議認為新的發展情形需要樹立以健康道德為根本的醫學目的[14-15]。健康道德上升為醫學目的，成為整個醫學領域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二是大衛生觀與健康道德的關系。侯連遠等[16]認為大衛生觀與健康道德都植根于新型公共衛生學這一科學基礎，大衛生觀的本質與健康道德的核心是統一的，即社會全方位、多視角來有效地維護人民的健康。徐善興等[17]通過分析上海甲肝疫情事件得出保障人民健康關鍵是要樹立全民大衛生觀，自覺踐行健康道德。陳聚樸等[18]認為大衛生觀念促使衛生工作走向社會化，而衛生社會化進程中所產生的復雜社會關系需要健康道德來調整。由于沒有形成與大衛生觀相適應的衛生決策體制，致使大衛生觀難以落實[19]。所以此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斷，直至“健康中國”戰略提出后，大衛生觀才重新被認識。三是明確健康責任。石大璞等[7]指出“健康責任是健康道德的進一步升華和具體化，健康責任是指人民健康是包括衛生系統在內的所有社會部門和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公民要保護個人健康、尊重他人健康；醫藥衛生部門要擴大醫療衛生服務、開展健康知識宣傳、健康指導；社會部門在生產活動與社會活動中對公民健康負責；政府要加強對公民的健康教育、加強對社會部門的監管[20]。健康道德的實現需要構建多方參與的健康責任體系，社會各方面主體各盡其責，才能保障全民健康的實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學界提出了“健康道德”，旨在為維護人類健康而在道德層面做出的要求。健康道德是人類在維護健康中所擔負的道德權利與義務，人人享有健康權，人人也負有維護健康的義務。健康道德秉持“人人健康，人人參與”的基本原則充分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的統一。隨著對健康認知的深入，學者們愈發明確健康是一項系統工程，只有健康道德予以規范太過于單薄，亟須建立完備的健康倫理學體系與之適應。黑格爾指出“道德”概念的核心是個體自由意志及其反思性批判精神，側重于主觀的內在追求及自律；“倫理”概念的核心是實體性關系秩序，側重于客觀的倫理關系及其外在規約?！暗赖隆弊罱K統一于“倫理”，在“倫理”中實現概念的調和[21]。具體到健康領域，健康道德更注重個體對個人健康與公共健康負責所應遵循的內心道德規范。健康倫理更注重為了實現健康個人、集體以及國家在整個健康系統中的權責關系，是客觀外在的約束。健康道德寓于健康倫理之中，且是健康倫理的核心所在。而健康倫理學從理論上研究人類健康與自然、經濟、社會的倫理關系，為維護人類健康提供思想依據與道德支持，也從實踐上規范各主體的道德責任。因此，健康倫理學比健康道德理論的涵義更加廣泛與系統。健康道德與構建健康倫理學的提出，使倫理層面維護健康進入人們的認知與研究范圍，這一時期的相關探討雖顯零散，且范圍相對局限，但好的開頭卻是成功的一半。

2 2003-2016年：健康道德理論研究不斷深化

2003年發生的“非典”疫情使學術界對健康道德的關注轉向更為系統的公共健康倫理的研究。由于公共健康制度倫理與公共健康政策和法規的倫理基礎趨同，均以審視公共健康的公平正義為要旨，因此合并探討。

2.1 公共健康倫理理論

公共健康倫理理論即建立公共健康倫理學學科。該學科需厘清公共健康倫理的概念、學科定位、基礎理論、目標等。關于公共健康倫理概念，肖巍認為公共健康倫理旨在研究與公共健康相關的所有倫理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所應奉行的倫理原則與道德規范[22]。還有學者[23-24]從責任的角度指出公共健康倫理實質上是一種責任倫理，是個人、團體、國家對公共健康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或對待公共健康時應該遵守的行為準則和規范。關于公共健康倫理的學科定位，一種為公共健康倫理隸屬于生命倫理范疇，是生命倫理的一個新的探索角度或一個新的研究領域[25-26]；另一種認為公共健康倫理是一個全新的倫理范疇，與生命倫理在研究目標、研究方法、理論基礎等方面存在沖突[27]。關于公共健康倫理的基礎理論，多數學者認為社群主義是公共健康倫理的基礎理論[27-28]。喻文德等[28]從醫學角度提出預防醫學是公共健康倫理的醫學理論基礎。肖巍、朱海林[26，29]認為維護和促進公眾健康是公共健康倫理的根本目標，這個目標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實現，二十一世紀初我國的公共健康倫理目標是消除貧困和社會公正，特別是實現衛生保健資源的分配公正。張福如[23]認為公共健康倫理的目標是使自然、社會環境更適宜人類的生存發展。喻文德等[24]提出的雙目標包含上述學者的觀點，即公共健康倫理的目標是改善公共健康的同時兼顧公平分配公共健康資源。

2.2 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

在此，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是研判一個社會現存的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是否合乎健康道德的價值取向，形成的共識是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要實現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朱海林[30]提倡以健康正義所具有的道德哲學視角評判現實健康問題正義與否，就公共健康制度而言，健康正義能夠批判性的反思現有的醫療衛生制度是否正確引導了人們的行為、是否實現了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是否有效協調了各種健康利益關系。王喜文[31]指出我國二十一世紀初的醫療衛生制度由于地區、城鄉、貧富的差異、醫療費用漲幅等原因未能做到醫療保健資源的公正分配，要實現衛生資源的公正分配要關注五個方面：健康狀況公平、衛生服務可及性公平、衛生服務提供公平、衛生籌資公平和衛生投入公平。史軍[32]也指出我國衛生保健資源分配不平等，在城鄉、地區、階層方面皆有體現，公共健康政策要公正分配公共健康資源。朱海林[26]認為維護生命尊嚴是公共健康倫理的核心要義，因此，公共健康政策、法律等的制定必須維護人的生命尊嚴，既要在政策或法律的立意上尊重每個人的生命尊嚴，也要在具體制度和現實行為上維護每個人的生命尊嚴。

2.3 相關具體倫理問題

學界普遍認為需要從倫理角度分析公共健康的具體問題，諸如流行病、煙草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問題等。肖巍[25]提出流行病的防治要遵循公正和關懷原則，政策或資源要傾向邊緣和弱勢群體，進而控制傳播；仁慈對待患者，使其自愿參與防治。王階等[33]指出要以建設仁愛與寬容的社會環境、遵守有利和公正原則，使患者自主選擇與醫務人員適時協調的策略以促進艾滋病防治。韓作珍[34]提出問題、剖析成因，從倫理角度提出了解決食品安全的路徑。趙麗[35]認為精神病的診斷與鑒定有違倫理，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患者的上訴權；并就醫師是否尊重患者權利并公正無私而制定相應的倫理原則。

2.4 公共健康倫理的原則和規范

公共健康倫理的原則和規范研究社會中全體成員為維護公共健康所應遵循的原則與規范。關于公共健康原則，史軍[36]提出了整體功利原則、最小侵害個人權利原則、對受侵害者的補償正義原則、公眾知情原則、社群參與原則。朱海林[26]認為公共健康倫理的首要原則是維護人的生命尊嚴。關于公共健康規范，學者們從責任視域闡述不同社會主體所應遵循的規范，要求政府承擔維護公共健康的責任及履職行為符合倫理規范；要求公民自覺服從公共善、珍視生命與健康、維護公共衛生；要求相關從業者具有無私奉獻、以人為本的品德以及追求真理的精神。張福如[23]認為個體承擔著公共健康倫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責任，個體要通過改善思想意識和行為習慣促進公共健康。史軍[37]認為作為公共事業管理核心與主體的政府理應承擔起公共健康的倫理責任，維護社會健康利益、保護個體健康權利、促進健康公平與平等。

這一階段，對公共健康倫理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縱向比較更為全面系統。主要集中在理論層面，雖有實踐層面的反思和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審視，但就公共健康倫理的可操作性對策的探討還相對薄弱，這導致公共健康倫理的研究并未很好地落實到我國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和實踐中。

3 2017-至今：“健康中國”戰略下健康道德思想研究全面升華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健康中國”戰略。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高度，為健康道德與公共健康倫理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曹永福[38]在反思現實困境中闡述“健康中國”戰略的倫理意蘊。第一，這一戰略所重視的健康更具有終極道德價值，它使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回歸維護人類健康的目標。第二，促進人們對健康道德的新思考，有利于明確各主體的健康道德責任。國家擔負維護人民健康的責任，構建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下，社會各層次多元主體在多領域共建共享的模式。第三，這一戰略有利于破解現行醫療衛生體制中背離公益性的倫理難題。

2018年9月，中國倫理學會健康倫理學專業委員會成立，聚集多位專家舉辦學術研討會，對健康倫理進行全面探討[39]。李恩昌指出，“健康倫理學”范疇在我國提出，具有國際先導性。健康倫理學可通過理論體系的創新填補部分領域的內容缺失，為健康中國的實現筑起道德堤壩。張新慶從新視角探討“將健康和健康公平融入所有政策”的倫理蘊涵和實現途徑。黃鋼認為倫理學的獨特作用，在于助推個人從道德意識、道德行為等方面自覺合理膳食、保持運動、規避危險等，使個人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董玉整認為要加強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倫理建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局面，為全民健康提供具有倫理關懷的健康服務。此外，會上還探討了健康倫理與法律、人權的關系，健康的影響因素等議題。健康倫理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具有里程碑意義。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促使專家在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下，呼吁建立全球公共健康倫理。彭迎春[40]認為公民個體要對個人健康負主要責任、對公共健康盡維護義務；各國通過信息資源共享、科研技術協同攻關合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維護全人類的生命健康。張蝶等[41]探討公共健康倫理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價值，指出公共健康倫理為社會成員提供道德規范，為疫情的防控干預措施提供倫理辯護，對防控政策進行倫理評價。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生命至上、團結合作、追求公正以及對于健康責任的擔當充分彰顯了公共健康倫理精神。

“健康中國”戰略下的健康道德研究達到新的層次，論域更加深入全面。概括就是關注人民生命及生活質量、環境整治和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等方面。這一戰略下提倡的健康倫理學，從討論經濟與社會發展對健康道德的影響，擴大到政治、文化、生態等多領域與健康道德的關系，并致力于推動全社會構建維護健康道德的保障網。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防控也促使人們深入研究世界范圍的公共健康倫理。

4 健康道德的時代價值

健康道德自提出之日起，就致力于為人類健康提供道德層面的支撐?？傮w來看，1986-2016年30年間對于健康道德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多停留在理論研究層面，應用性與操作性不強?！敖】抵袊睉鹇缘膶嵤┬枰】档赖伦鳛閭惱碇?，這將推動健康道德的研究走向新階段。立足于當下審視健康道德，其對于為個體提供道德規范、對于社會解決公共健康問題以及建設健康中國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都具有重要價值。

4.1 為個體維護健康明確道德規范

個體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個體健康是實現全民健康的基礎與保障[42]。健康道德約束個體行為，要求個體不僅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合理膳食行動，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還要掌握必備的健康技能，維持心理平衡，形成健康的身心。同時也要為他人的健康負責，愛護公共衛生、不傳播疾病、尊重、關懷患者等，必要時為集體健康放棄個人自由。近年來，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疾病成為中國居民疾病的主要死因，吸煙、過度酗酒、飲食不合理、缺乏運動等不良生活方式是產生慢性病的重要誘因，因此，慢性病的危險因素與個人生活方式息息相關，而通過“關口前移”這些因素都是可防可控的。健康道德倡導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全過程、全方位保障，倡導對公民進行健康知識與健康道德的雙重健康教育。因此，引導公民養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積極關注健康，提高其預防慢性病的素養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在當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個體應積極主動配合疫情防控，主動上報說明個人情況，如果為確診患者應配合治療，如果為疑似或密接患者應自覺隔離，拒絕傳播疾病。

4.2 為解決社會公共衛生健康問題謀求出路

當前，我國面臨的公共衛生健康問題仍然較多。公共健康問題的解決有賴于社會各主體承擔起健康責任。健康道德為各主體承擔健康責任提供倫理支持。工業化快速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等問題，嚴重威脅了人民健康。這是社會各方主體健康道德責任缺失所致。健康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健康道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健康是一項社會工程，各方主體需共同參與。因此，在健康道德的指導下，有利于明確各主體的健康道德責任。如在食品安全中，企業應加強自律和誠信道德；政府應加強行政道德建設，在食品安全的預防、監管以及處罰等過程中發揮道德約束的作用；消費者應提高道德主體意識，提升自我保護和參與市場監管的意識與能力。社會各主體履行各自的健康責任，公共健康問題便迎刃而解。

4.3 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道德支撐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為健康中國建設構建了宏偉藍圖，提供了行動綱領?！毒V要》指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戰略主題。這與健康道德提出的“人人健康，人人參與”的基本原則不謀而合，全民共建共享健康，是一項巨大的社會工程，勢必會產生復雜的關系，而健康道德則會從道德層面調整人與人的健康道德關系、厘清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健康道德責任并建立相應的道德規范?！毒V要》中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這意味著健康不僅體現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還要融入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全面促進全民健康。健康道德調整經濟、社會、文化等與健康的道德關系，使經濟、社會、文化等符合健康的道德標準，促進人民健康。例如，在經濟發展中，不能破壞環境，制造污染，影響人類健康；文化發展要積極向上，弘揚正確的價值觀，不能消極頹靡，影響大眾心理健康。健康道德通過道德衡量，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道德支撐，注入源源不斷的倫理精神動力。在健康中國戰略背景下也會使健康倫理學的建設更符合中國語境，更具有中國特色。

4.4 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拓展思路

全人類的命運休戚與共，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是抗擊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健康道德為維護人類健康，解決人類健康問題提供倫理原則與道德規范。它關注不同國家健康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公正，且致力于消除這些不公正。在流行病、傳染病席卷全球時，呼吁各國團結一致，共同將風險最小化。在抗疫中，我國秉持著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理念，積極踐行著健康道德的“公正”與“關懷”原則來維護人類健康。同世界衛生組織與相關國家密接交流、友好合作，向其他國家提供援助，主動向國際社會分享疫情信息、戰疫經驗，向全球供應疫苗，充分彰顯了負責任的大國在疫情防控中健康道德責任擔當。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不僅是戰勝當前疫情的重中之重，也是解決人類公共健康問題的長久之計。

5 結語

健康道德自提出以來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研究主體也從醫護人員延伸到學術團體。但在研究領域的拓展上，公共衛生健康實踐領域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健康中國戰略的提出，使健康道德的研究再度引起重視。學界致力于構建健康中國的倫理話語體系，為實現全民健康提供倫理思想動力。后疫情時代，就健康道德的時代價值尚需進一步深入挖掘，并使其在促進個人公共衛生健康觀的形成、提高全社會公共衛生健康水平以及助力健康中國行動中充分發揮應有的指導和規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