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排題材體育電影的敘事流變

白麗娜

(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襄陽 441000)

女排題材影片作為中國體育電影的重要分支，是對女排運動精神的集中復現。從影像傳播的意義而言，是國家形象外塑和社會價值內現的重要路徑，其意義迥異于其他類型的體育電影。盡管女排精神讓國人振奮，但迄今為止拍攝的影片卻相對較少，主要為：《排球之花》(1980)、《沙鷗》(1981)、《我和我的祖國·奪冠》(2019)、《奪冠》(2020)。

一、主題：創傷敘事與時代語境

“電影無法在一個既定時代的整體社會文化語境之外被理解，無法在生成了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視野的社會文化生活之外被理解?！盵1]換言之，電影的風格、意義不能同特定的歷史和社會分隔開來?？v觀中國女排題材體育電影，作品數量雖不算多，卻鮮明地折射出不同的時代語境和國家話語，在文本中內滲出特定時期個人、家庭或集體的創傷記憶。

(一)家庭、情感創傷敘事中的政治意識

創傷不僅指對身體的傷害，更意指創傷事件給人類個體帶來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傷害。對處于同一時代或共同遭受創傷打擊，擁有相同創傷體驗的人來說，構成了集體的創傷記憶。20世紀80年代初，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是當時社會上的主要思潮。電影《排球之花》與當時文學作品中通過創傷敘事排遣憤懣、宣泄情感、反思人性的創作思潮基本一致，故事淡化了體育事件，體育元素被置于后景，影片圍繞著與吳振亞相關的家人、學生構建人物關系，從家庭和情感創傷的角度入手，在不斷閃回的鏡頭中刻畫出個人在親情、愛情等方面的心靈傷痛，通過人物集體的創傷，將宏大的國家、歷史創傷置換為家庭創傷，完成了家國同體的創傷隱喻。同時借由家庭創傷敘事完成創傷的自我修復。通過人物關系的和解消弭個體的精神創傷，如玲玲對父親的態度轉變。

同時，影片采用大團圓的結局代替原本的悲劇意識，通過倫理情感的滿足代替情感的殘缺，如田大力的“起死回生”讓凌雪和小莉獲得愛情與親情的創傷療愈，讓人物達到對苦難記憶的集體包容與消化。影片結尾三代人同時站在球場上，為自己熱愛的排球事業，為獲得榮譽而征戰，受創者的心靈創傷在對向往未來的國族想象中得到修復，至此人物的創傷得以疏解?！杜徘蛑ā氛窃隗w育的外衣下，在創傷敘事下裹挾著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意識表述。

(二)個體創傷敘事中的生命意識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一封署名為“潘曉”的讀者來信，題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這在當時中國社會上引起了關于人生意義的大討論。對于剛經歷過“文革”陣痛的人們來說，對既往接受的價值觀念產生了懷疑，處于迷茫彷徨的苦悶心緒之中?！啊吨袊嗄辍冯s志組織這場大討論的目的就是：把青年中的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扎扎實實地把青年引向搞四化?！盵2]電影《沙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創作，透過爭當世界冠軍的體育目標的構建，實則傳遞出一種頑強拼搏、砥礪奮進的理念，體現出追問人生意義的強烈的生命意識。

在電影開篇沙鷗自述道：“我的夢想就是打敗日本隊，當世界排球冠軍?！比欢趯崿F目標的過程中，她首先經歷了10年間無法參賽的痛苦徘徊，在28歲成為一名老隊員時才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接踵而來的是傷病的困擾，比賽的失利和戀人的罹難，這讓她陷入了極度的消沉與煎熬之中。當她在圓明園中看到那些斷壁殘垣時，感受到經歷了深重災難的民族在血與火中淬煉出的深沉意志，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被觸發，讓沙鷗在民族精神中獲得了重生的力量，做出了彰顯價值的生命選擇：重新開始，爭奪冠軍。

叔本華認為意志的本質是欲望，生命意志是痛苦的根源，因為人一旦被意志盲目驅動，便會陷入“欲望—滿足—欲望”的循環。電影《沙鷗》顯然并不符合生命意志中的“欲望—滿足”，一方面沙鷗的欲望始終是如一的，另一方面它旨在告訴人們“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搏斗，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目標的達成(欲望可以不得到滿足)，而是在于為達到目標所做的奮斗之中”。這其中體現出的恰是涅槃重生、拼搏奮進的生命意識。

《排球之花》利用創傷進行揭露與批判，《沙鷗》中的創傷敘事則是體現面對困境時的生命思考，是促進個人在痛苦掙扎中反思感悟，實現精神升華的人生苦旅，它讓主人公在苦難中尋找意義。

(三)國族期待視野下的個人意識

不同于《排球之花》與《沙鷗》中的創傷敘事，《奪冠》更強調“成為你自己”的體育精神，但這種提法的背后，恰恰指認著女排身份認同轉換中屬于女排集體的某種沉甸甸的責任與壓力，這種壓力正來源于“女排精神”的國族性身份表征。

在這種國族期待視野的想象中，影像雖不構成創傷敘事，卻內化為敘事主體一種更為沉重的呼吸，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層敘事中：第一層表述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語境中，“女排精神”成為“中國精神”的指代。這里國族期待意旨促進國族認同、振奮民族精神的意義，女排集體本身對這種身份與想象是認同的，這給女排帶來的是必須“證明自己”的使命和壓力，只能把贏作為比賽的唯一價值。

第二層表述是指代觀看者，即人民的期待視野。中國女排強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帶來的是“他者”的想象，在這種讀者期待視野中，敘事主體要做的是“期待—滿足”，對待體育比賽就無法做到“乘興而來、盡興而歸”，正如影片中郎平所言，“我們這代人是苦過來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著沉重的包袱”。從意指民族精神到滿足“他者”想象，《奪冠》雖不寫創傷敘事，但促使敘事推進和主題表達的內在動因仍是這種不同時代語境中帶給中國女排沉甸甸的精神與心理上的東西,編導者從中找到了故事的切入角度，使影片形成了三場賽事從“我們國家太需要這塊獎牌”的民族精神指代到“做你自己”的個人意識表達，講述了一個“放下一切，輕裝上陣”的故事，回歸體育精神本身成為創作者的敘事落腳之處。

二、內涵：從集體主義到自我實現

(一)從集體主義到個體價值

電影《排球之花》在展現傷痕的過程中滲透出集體主義的政治意識表達，郭艷因無法承受高強度的訓練而離隊，吳玲玲因不滿田小莉當主攻而跑去舞蹈團，當她看到為排球所編的集體舞蹈時，意識到沒有集體就沒有個人，是排球成就了自己。影片結尾，吳玲玲與田小莉化解矛盾，共同訓練，通過人物轉變的刻畫完成了個人要歸于集體的敘事。這種轉變一方面是在劇情中有明顯的人物沖突、矛盾的設置，處在其對立面的人物形成了集體的合力，且人物是積極奮進的；另一方面倫理敘事給個體的轉變提供了情感上的依據，因此，《排球之花》中個體的轉變是在集體的關照中通過倫理敘事來實現的。

《沙鷗》則更強調一種理想化的個人激情，沙鷗所有的努力均不是在集體的合力或氛圍中完成的，這是因為影片力圖創造一種生活在自然流動中的真實之感，在敘事中“重人物而輕事件、重意境而輕情節”，所以影片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聚焦于沙鷗本人的心理表述，借由人物做一種作者性的思考，故而影片敘事中的集體已不存在，在悄然間轉述成沙鷗為實現理想所呈現出的個人激情。當然，這符合苦難后精神重建的現實邏輯?！渡锄t》中的個人話語表達其實并不屬于個人主義的話語范疇，因為很難從電影中看到沙鷗作為真實個人的個性表達。它既不是“女排精神”的表征，也不是個人主義的表述，而實際上凝結成了具有某種普世意義的哲理層面的人生精神。

與前兩部影片相比，《奪冠》的歷史跨度更大，對集體與個體的關系進行了歷時性的闡釋。從20世紀80年代女排的集體精神上升為國族想象，到影片后半段指認的“成為你自己”的話語，其中展現的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耙驗槲覀兊膬刃倪€不夠強大，所以非?？粗匾粓雠徘虮荣惖妮斱A”。這里女排的價值已經與國家民族聯系起來，體現出服務集體的宏大敘事。后半段“你們應該打出你們自己的排球”，這里倡導的個人主義更強調的是“自我實現”，指向內心真正的從容、自信與強大，當個人自我價值得到實現時，也必將貢獻于集體。

《排球之花》完成了集體對個人的規訓?！渡锄t》中的個人意識是站在哲理層面的意義思考，強調的是人生的意義，而《奪冠》中的“個人”則是站在時代變遷語境中提煉出的“自我實現”?！渡锄t》相較于《奪冠》，對個人話語的表述不同之處在于：《沙鷗》強調的個人充滿了理想的激情，意在奮斗本身，而《奪冠》則強調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指向了“自我實現”的某種結果。

(二)狂歡儀式中的集體主義

在對集體主義進行書寫時，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奪冠》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思路。一方面，它在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歡化”的場景中進行了一場“集體記憶”的影像再現，借由弄堂鄰里對賽況的集體觀看，觀者對影片的觀看，形成“看”的雙重視角，聚合于1984年的女排賽事，在這種幻夢圖景中釋放觀眾潛在的欲望，實現與電影中觀者的同頻共振，觀眾被放置在與電影中觀看賽事的民眾相同的立場上，民眾儀式化、場景化地觀看本身就在肯定女排對集體社會的價值；另一方面，采用平民英雄的微觀敘事，展現集體對個體的精神激勵與感召作用，如陳冬冬與小美成年后的職業身份所展示的使命傳承的責任與愛國精神。

三、外延：體育本身的回歸

體育電影應具備以下幾個元素：體育參與者、體育事件、體育場面以及體育精神?！峨娪八囆g辭典》對體育電影的定義是“反映與體育活動有關的社會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節、人物命運必須與體育事業或體育競賽活動緊密相關，具有較多的緊張、精彩的體育場面”[3]。換言之，體育電影應圍繞某項特定的體育活動讓人物自覺構建體育目標，在實現體育目標的過程中，敘事主體面對不同的困境，采取行動處理問題，最終在輸或贏、失敗或超越的結局中詮釋體育精神。

(一)從倫理敘事到體育敘事

《奪冠》讓中國女排題材體育電影回歸到了體育本身，開始在電影中探討屬于體育電影審美范疇的體育精神，實現了從倫理敘事到體育敘事的轉變。

首先，《排球之花》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體育電影，這是因為故事核心事件本身并不是體育事件，故事并未聚焦于某一項體育活動或賽事，進而去激發敘事主體的行動，從而產生敘事的動力。相反，敘事由吳振亞重回南海女排任教這一情節激活，開始了對過去的散點回憶。在倫理情感敘事中，回溯出吳振亞和田大力受批判的原因，即吳振亞嚴苛的訓練方針和田大力所寫的體育報告。從中可見與體育相關的事件均只是作為故事發展的起因與背景，也因此故事的主題表達必然不可能是對體育精神本質的挖掘，取而代之的是對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宣講。

對于電影《沙鷗》而言，它將敘事主體集中于沙鷗個人，人物有相對明確的體育目標：打敗日本隊，當世界排球冠軍。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人物遭遇了更多的人生困境，從而明確了人生的意義。故事雖然強調了拼搏奮進的體育精神，但表現的卻是個人的理想主義，并不突出排球本身。這種表述是由于影片有意識地淡化了集體主義的表達，強調自我奮斗的個人激情。

《我和我的祖國·奪冠》結尾處陳冬冬成為中國男子乒乓球隊教練，小美成為歸國物理學家，說明了體育對個人強大的感召與激勵作用，觸及了體育片關于體育價值的思考。同時，影片沒有講創傷與包袱，反而在幽默的氛圍中展開敘事，為體育片提供了新的類型風格的創作經驗。

電影《奪冠》始終圍繞著女排展開敘事，核心體育事件是三場體育賽事，故事人物是三代女排運動員，在時代變遷中闡釋女排精神的變化，最終指認體育精神，如“排球是我們的工作，但不是我們生命的全部”，探討體育與人生的關系：“我們的內心強大了，我們就不會把贏作為比賽的唯一價值”，說明輸贏并不是體育價值所在，好好享受體育本身才更重要?！秺Z冠》完成了女排題材體育片的跨越，讓它真正回歸到了體育敘事本身。

《排球之花》的體育事件并不是故事的核心事件，《沙鷗》中的人物并不具備體育人物的典型性，《我和我的祖國·奪冠》將體育人物置于背景，將普通人置于前景，圍繞一場賽事講體育價值，進行了一種新的敘事嘗試，而《奪冠》則在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的結合中讓電影主題真正落在了對于體育精神的理解中。

(二)從傳統到現代的體育觀念

通過幾部影片所傳達的體育訓練理念，可以窺探到女排題材體育電影在敘事中加入了現代體育元素，體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的體育觀念的轉變。

《排球之花》反映的是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三從一大”(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和大運動量)的運動訓練原則，在這種訓練方針的指導下，影片中反復強調的是運動員的頑強作風和吃苦精神?！秺Z冠》中袁偉民教練說道：“下意識是千百萬次上億次不斷重復的訓練?！痹陔娪爸蟹磸统尸F運動員跳躍、扣球、墊球等動作場景，通過對運動員的身體敘事來置換體育精神。換言之，用身體敘事意指科學訓練，通過運動員對物質身體的磨礪，指向了頑強的拼搏意志。

影片后半段，隨著郎平執教中國女排，越來越多的現代職業體育觀念被融入敘事，如大國家隊訓練模式，不分主力和替補、只有首發非首發等具有國際視野的改革方針的提出。又通過微末敘事，如比賽現場通過數據系統實時分析對手的技術漏洞，競賽對手找不到劉曉彤的大賽數據等細節，表現出更為科學的體育觀念。女排題材體育電影實現了從身體敘事到職業體育敘事的轉變，再次體現了對體育本身的回歸。

縱觀這幾部中國女排題材體育電影，數量雖不多，卻各成一派，特色鮮明，始終反映出體育電影與社會和時代語境的聯系；不變的是，無論歷史話語如何影響電影敘事，在電影中始終呈現出女排頑強拼搏的斗志，女排精神必將指引我們在新征程中不斷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