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性格以及敘事倫理建構
——扶貧題材電影中村干部的形象塑造

黃鑫權 楊 波

(1.貴州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貴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18)

“鄉村生活在中國藝術家的視野內從來就不只是一幅男耕女織的勞動圖畫，它自古就是一首意境悠遠、韻味無窮的田園詩。它作為一種隔斷了五惡的官場和險惡仕途的‘清靜之地’，寄托著詩人對生命的自由追求和對自然界的由衷向往。對農村田園景色的詩意般的描述，并不是某一個時期或某一代導演的偏愛，而是中國電影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的美學傾向?！盵1]2021年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困擾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832個貧困縣、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一系列數字的背后鋪展著偉大、復雜、艱辛的歷史敘事?！跋驀H社會講述中國脫貧攻堅故事，是新時代構建國家形象、解釋中國道路與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盵2]這之中，具備受眾面廣、聲畫并茂、傳播快捷等特點的影視作品肩負著重要任務和使命，而村干部作為這場偉大實踐的見證者之一，在脫貧敘事話語中更是承擔著組織者、參與者、受益者等多重身份建構。在脫貧攻堅的歷史語境下，村干部究竟演繹著怎樣的身份界定、性格塑造，影視作品該怎樣對這一扎根基層、奉獻時代的群體做出應有回應？這涉及扶貧影視的話語建構、倫理追問等問題?；诖?，本文擬從身份、性格、敘事倫理三個方面出發，以《天渠》《秀美人生》《十八洞村》為例，討論扶貧題材電影中鄉村干部的形象塑造。

一、身份：嵌入偉大征程的歷史主體

“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樹立共產黨員的新形象，是電影創作者面臨的新課題?！盵3]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關于創傷、屈辱以及奮起、復興的歷史記憶一路伴隨，眾多仁人志士被深度嵌入歷史敘述之中，成為重振家國、民族復興的歷史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自然成為社會發展的主人和歷史敘述的主聚焦，一系列致力于“工農兵”題材的電影也應運而生，如反映革命生活的《中華女兒》《趙一曼》《紅巖》，謳歌農業發展進程的《五朵金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李雙雙》，書寫工業生產的《英雄司機》《鋼花遍地開》《白手起家》，等等，無不在革命、農業、工業的敘事線索中凸顯新生政權話語高昂的時代精神和飽滿的建設激情，表征出英勇、崇高、熱烈等美學品質。歷史向前推進，敘事話語在轉折、疊合、延宕中不斷發展，價值主體的身份也在不斷演繹。但是，“人民性”仍然是一直以來堅持和發展的敘事基礎，同時作為歷史主體的“工農兵”仍然堅韌地占據著敘述的中心位置。這其中，“村干部”一直占據著“人民敘事”的重要位置，也一直被電影藝術所書寫所敘述，其獨特的身份標志隱伏在時代進程中，成為歷史話語場域的建構者。

《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均根據脫貧攻堅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黃大發、楊英俊、黃文秀都是在脫貧攻堅偉業中涌現出來的模范典型。黃大發傾盡大半生精力帶領村民在絕壁上鑿出一條生命之渠，改變了草王壩貧窮落后的面貌。黃文秀則是新一代村干部的典型，研究生學歷加上靚麗的外表，讓黃文秀的思想、行動與老一代的村干部相比，擁有了更多的時代氣息與青春朝氣?！妒硕创濉分械臈钣⒖∽鳛橐幻宋槔媳?，帶著楊氏兄弟走出了貧困的泥潭。從這三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員干部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質，也體現出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社會變遷、時代精神在他們身上刻畫了鮮明印記。同時更須指出的是，不管是老一代的黃大發、楊英俊，還是年青一代的黃文秀，他們都具有明確的身份意識。我們注意到：在以《天渠》《秀美人生》《十八洞村》為代表的扶貧電影中，共產黨員和村干部的身份演繹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黃大發、黃文秀這些在脫貧攻堅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并未有身份焦慮、身份危機等負面質素出現。共產黨員的政治身份也決定了黃大發、黃文秀“是其所是”的思想和意識，這正如毛澤東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你是共產黨員，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里面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盵4]同時，黃大發和黃文秀的身份還是村干部，扎根基層、奉獻人民自然成為其身份演繹的重要憑借，其生命意義的演繹自與其腳下的土地有著深度融合關系。也正因如此，在脫貧攻堅這場偉大的歷史實踐中，他們的身份就自然被刻寫進歷史的意義場域，成為眾多影視的敘述主角和歷史敘事的意義載體。

從歷史個體到歷史主體，黃大發、黃文秀、楊英俊都用感人的事跡回應了時代的召喚，表面看可以說是用一己之力帶領村民實現了生活的巨變，往深處言應該是實現了歷史個體向歷史主體、個體敘事向民族國家敘事的飛躍，因為他們不僅譜寫了自我生命的贊歌，更是將優秀共產黨員的思想、行動嵌入歷史敘述中，成為歷史敘事不可磨滅的亮麗底色，成為脫貧攻堅這一偉大變革的詮釋主體。

二、性格：英雄與平民有機結合的藝術個體

在較長時間內，部分主流影視的人物塑造一度陷入了單面化、概念化的窠臼，使得一些出現在銀幕上的主人公變成了徹底的“完美人物”。但是在《天渠》《秀美人生》《十八洞村》三部影片中，作品將人物的性格塑造拉回了平民與英雄相互融合的軌道，讓主人公成為英雄與平民有機結合的藝術個體。

黃大發、楊英俊、黃文秀代表了成長于不同年代的共產黨員形象，黃大發作為老一代共產黨員代表，老支書、老黨員的身份賦予其在草王壩村德高望重的地位，村民之間的小糾紛、家里的小矛盾都由黃大發來協調解決。楊英俊兼具共產黨員和退伍老兵雙重角色，無論是在稻田里的勞作，還是帶領眾人運土造田，均顯現出征服自然、不畏困難的精神力量，其作為退伍軍人的坦率、正直等性格特質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全然釋放。黃文秀作為年青一代共產黨員的代表，學識、視野以及青春的朝氣在她身上煥發為民服務的農村干部形象。這三位脫貧攻堅的骨干力量，深刻體現著農村干部的“干”的意志與魄力。黃大發帶領村民在絕壁上修渠取水，給草王壩人帶來了生命的水源；楊英俊組織村民在一片廢墟上造田，給十八洞村民增加了象征著生命意義的田土。一個引水一個造田，這兩位給村民們解決的都是涉及生存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黃大發、楊英俊作為共產黨員也被賦予了英雄的標簽，其精神世界洋溢著英雄主義的濃郁情懷。黃文秀的駐村干部身份更是值得關注，因為在脫貧攻堅這場偉大實踐中，駐村干部的言行關系著廣大農村脫貧的進程，以及老百姓對脫貧工作的滿意度。雖然黃文秀本身來自農村，但其是一名有著正式編制的，經過了高等教育培養的機關干部，駐村干部如何融入百姓，如何干？黃文秀給出了答案。黃文秀的身上彰顯了年青一代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崇高的品質，以及思想活躍、視野開闊的精神品貌?？梢哉f，《秀美人生》為年青一代奉獻了嶄新的村干部形象。

如前所述，《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中的黃大發、楊英俊、黃文秀和革命時期乃至后續時代的英雄形象一起，共同繪就了優秀共產黨員的人物長廊，豐富了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空間。需要注意的是：這三部影片又賦予主人公豐富的家庭生活和內心世界，讓其融高尚于平常，化可敬為可親?！短烨分?，黃大發的女兒黃彬彩孝順懂事又熱愛學習，兒子在之前則為了生計外出打工。影片中女兒生病卻未得到有效醫治，導致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因此，黃大發的個人世界是矛盾的，家庭貧困、女兒有病在身、兒子外出務工等多重陰影與修渠這一中心敘事構成闡釋張力，個人內心世界的糾葛與公共事件聯動起來，甚至出現了女兒在黃大發準備賣棺材時拿出了置辦嫁妝的錢，工地生產正緊張時女兒痛苦離世等敘事設置，作為隱性敘事助力敘事主線的推進，隱現結合共同形塑出黃大發的語義豐滿的共產黨員形象?！妒硕创濉分械臈钣⒖‰m是能人，但性格“執拗”的他不愿意當貧困戶，對新生事物能夠較快接受，在村里具有很高威望。和黃大發相比，楊英俊的內心同樣是復雜的，兒子在外不愿回家，卻將腦癱的女兒留守家里?！缎忝廊松分械狞S文秀因父親重病不得不奔波在家庭和駐村地的路上，這與她從不熟悉村情到帶領村民邁向產業化發展道路的村干部生涯相互映照，演繹出個體生命的復雜性，實現了優秀村干部的多元性格建構。

總之，家庭、工作、情感等多重因素交織疊加到《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的主人公身上，使其在作為優秀村干部、優秀共產黨員的崇高品格之外，又融入了家庭、情感等因素，避免了英雄人物性格的單面性，多元性格的敘事組合也讓這些優秀村干部身上具有了更多的煙火氣息，映照出鄉村骨干力量向上生長的可能性。

三、敘事倫理：社會議題的多向開掘與敘述焦慮

“敘事這一古老的藝術，早在它的誕生之日，就開始參與對人類倫理感受活動的塑造、延續與改寫了?！盵5]因此，任何敘事文本的展開都伴隨著倫理價值的釋放和塑造，在《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中，敘事倫理是在社會性議題對影片故事的介入中建構起來的，此舉也達成了影片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有效融合。

在脫貧攻堅的宏大主題下，戰勝自然挑戰貧困并最終取得勝利是敘事主人公全都要面對的時代命題，這樣的實踐行動具有道義上的正確性以及價值上的崇高性。因此，三部影片都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倫理規程。在此規約之下，主人公的思想意識、行為舉止都將敬業奉獻、艱苦奮斗等作為最基礎、最重要的品性修養與人格塑造之一，這也是三部影片最為重要的敘事倫理。但是，如果三部影片將倫理價值的追索僅僅停留于此，那塑造出來的將是性格單面、思想單一的扁平化人物，其思想深度將大打折扣。所以，三部影片的成功，還得益于敘事倫理的多向開掘，以及依此而深進的敘事意義建構。

首先，三部影片的主人公乃至村人都面對著自然環境的巨大挑戰，黃大發修天渠是因為草王壩村嚴重缺水，楊英俊組織村民填土造田是因為十八洞村沒有足夠適宜耕作的田地，而黃文秀所在村卻遭遇了山洪等自然災害。在嚴酷的自然面前，三位主人公都展現了超強的毅力和韌性，當然也昭示出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觀念。事實上，脫貧攻堅的地區大多處于惡劣的自然環境，甚至不適合人類居住，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這在電影敘事中關乎敘述者的倫理態度問題，《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將抗爭精神與人類智慧形成合構，并成為人與自然對話的典范方式。

如前所言，《天渠》中黃大發面對的不僅有橫亙在草王壩人面前的缺水缺地缺糧等生存困境，還有隨之而來的年青一代紛紛外出不愿回家，女兒疾病等來自村人的、家庭的種種困境。其實村人思想意識的落后更是黃大發需要戰勝的精神貧困，所以，黃大發帶領村民修通天渠的過程，也是解放思想、掙脫束縛的過程，更是與傳統意識相互博弈的過程，這里隱現著因循與創新、封閉與解放等倫理話語的交鋒與糾葛?！妒硕创濉分兄魅斯珬钣⒖∶鎸Φ碾y題則是楊氏家族，在外漂泊多年孤身一人的楊懶，獨自在家的啞巴楊英連，一人在家帶著四個孩子的楊金三，等等。楊英俊作為影片著力塑造的人物，其背后肩負著家族的興衰，鄉村世界固有的文化傳統牢固地占據著影片敘事的重要視角，與不甘、懶惰、狂躁等情緒相互交織，凸顯出鄉村社會在組織構成、社情民意等方面難以理清的倫理線條。同時楊懶還是一個技藝高超的找礦行家，這給影片設置了關乎環保的敘事議題。與《天渠》中出現的煤礦、礦工一樣，屬于現代性在鄉村世界的存續問題，當然其中所包含的經濟、社會等因素并非可以一言以蔽之。所以，《十八洞村》吸納了地理環境、鄉村傳統、生態環保、城鄉差距等多個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話題，這些話題被植入脫貧攻堅的主題中，形成了多層面的意義生成?！缎忝廊松分?，黃文秀不僅靠著自己的努力幫村里發展產業，還幫助陷入心理絕境的黃大貴找回了老婆從而開啟新的生活，還成功說服老班搬到新家重拾手藝，每一步都充滿著邁向美好未來的意義預設，可最終黃文秀卻未能與村民一起步入新的征程。影片在此也涂抹出悲劇性的價值召喚，表征出天道、人道的相互制約，以及對主人公黨性、人民性的高度肯定?？梢哉f《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在脫貧攻堅的大主題下，成功納入當下農村所面臨的種種難題，這些社會性議題被吸納到電影中不僅豐富了主旋律敘事的內涵，還進一步凸顯出脫貧攻堅的復雜性、艱巨性，當然也從中開啟黃大發、楊英俊、黃文秀等優秀干部歷經的實踐考驗與精神升騰。

其實，將多個社會性議題納入脫貧敘事中，在增加了敘事容量的同時也啟動了敘事倫理的多向度拷問?！妒硕创濉分?，楊英俊所代表的家族文化深深扎根于這片美麗幽靜的土地，施又成因為祖輩的原因和小薇相愛卻得不到家族的允許，楊懶因為不同意修路占地而被要求“喝血酒”。在這一系列敘事設置中均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素，傳統文化作為潛在的精神底蘊，成為影片敘事的重要支撐，最終實現了家族倫理與脫貧主題的同向而行，這說明鄉土倫常在鄉村世界社會發展中的堅韌，其頑強的生命力與時代精神一起把鄉土社會引向發展新路。于是，中國傳統的家族禮儀、家族規程在電影中成為人物行動的重要支持并得到了正面張揚，《十八洞村》中偷樹木的人留下了紅布包裹的煙酒和錢，楊懶最終放棄了“喝血酒”；施又成最終走進了楊氏家族。在這些堅守中一種關乎人的尊重和對自然敬畏的倫理價值被樹立了起來，成為新時代語境下嶄新的社會心理，喚起一種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敘事旋律?！短烨分悬S大發女兒深明大義，在家里拿不出修渠經費時將給自己置辦嫁妝的錢奉獻了出來，在修渠的緊要時刻，不顧自己病重，主動勸說父親上工地，最終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集體價值的恢宏氣度，也為黃大發的優秀村干部形象做了最堅實的道德鋪墊。同樣，在《秀美人生》中，黃文秀父親身患癌癥，家庭的重壓突然襲來，黃文秀只得每天奔波在駐村和醫院、家庭之間，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也讓這位優秀的駐村干部永遠離開，但是新一代優秀青年的價值堅守得到全然表征，也為青年一代在新的時代做了最好注腳?？v觀三部影片，三位主人公身上都匯聚了公與私的敘事糾葛，或是生與死的悲痛考驗，這些矛盾交織的敘事設置不僅凸顯了優秀村干部崇高的精神品質，還昭示著藝術家在創作中的倫理追問，通過影片的敘事建構，一種正向的、符合歷史趨勢的價值觀得到有力形塑，讓主旋律電影滿足了觀眾的期待視野，也收獲了倫理的力量。

近年，在脫貧攻堅歷史使命下，一大批扶貧題材電影紛紛上映，一大批扎根基層、奉獻智慧和熱血的村干部得以與觀眾見面。值得商榷的是，部分影片對于村干部的形象塑造還存在過于求全的情況，或者村干部所面臨的、所周遭的矛盾沖突還停留在淺表層次，村干部在處理家庭紛爭、村級事務的過程中還存在簡單化傾向，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優秀村干部作為有血有肉生命個體的藝術建構，也會讓觀眾感到“失真”。甚至，有些藝術家在進行藝術創作中，本身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倫理焦慮，那就是誰主誰次、孰輕孰重的藝術抉擇問題，如何在堅守人民性、時代性的前提下，將主旋律電影的人物塑造、藝術創作推向更高境界，確實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問題，不過《天渠》《十八洞村》《秀美人生》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