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傳統與現代詩情交織的西部書寫
——胡楊新邊塞詩解讀

黃 靜 姝

（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引言

上世紀80 年代，“新邊塞詩”在當代詩壇興起，許多詩人堅守西部熱土，仰望歷史星空，書寫西部地域風物，觀照歷史傳統文化，極力呈現西部世界特有的地域風貌和風俗人情，構建特色鮮明、個性獨具的詩歌世界，呈現出重振西部詩歌的文化旨歸和價值取向，為詩壇注入新的活力與生機，讓西部詩歌成為當代文學場域的獨特現象。2007年第二十三屆“青春詩會”，詩人胡楊以一組《嘉峪關下》精彩亮相，展示出詩人獨特的詩歌創作視閾和審美價值訴求。在此之前，胡楊曾創作出組詩《敦煌》《長城地帶》等一批富有地域色彩的詩歌，業已引起詩壇和學界的廣泛關注。他賡續新邊塞詩的優秀詩學基因，自覺堅守西部深厚的文化傳統，徜徉在絲綢之路的古今通道，以本土意味極強的審美取向和堅實的寫作態勢構建自己的詩歌世界，使“西部”的概念鮮明地進入了當代詩學的“自然”審美范疇，成為當下新邊塞詩創作中個性鮮明、成就斐然的詩人。

胡楊新邊塞詩創作以自己熟悉的自然物景和社會生活為基點，將“嘉峪關”和“敦煌”作為書寫的核心文化場域，描摹西部世界特色獨具的風物景觀，展現河西走廊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滲透著一種基于文化意識的思索和探尋，呈示出詩人個性獨具的詩學建構和美學追求，激昂而不失平靜，粗狂又不乏細膩，恢弘亦顯親和，壯闊兼具自然，自有一種獨特的審美意蘊。詩人穿行在西部廣袤大地，植根于西部深厚文化，以現實的態度觀察世界，以理想的情懷感悟生命，深入挖掘普通事物之中蘊含的親和自然之詩意，再將理想情懷、精神信念和社會使命意識作為表達之內核，對地域風物進行必要的人文感知和文化應和，用一種穿越古今的深邃洞察力對西部世界進行多樣性解構，以一種精神之企盼關涉面對現實與普通生命的詩歌理性，昭示出特有的文化意識和深沉的人文情懷，演繹出豐厚的歷史感懷和敏銳的現實透視，為詩歌注入一種流動的生命氣息和厚重的文化氣韻，透露出一種激發思考并撞擊心靈的審美韻致。

從目前實際來看，學界對詩人胡楊及其創作研究尚不夠深入、不成體系，對其新邊塞詩的作品鑒賞還不夠充分、推介不足，沒能將其置于地域文學的場域從文化的視閾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這是學界對河西走廊詩人認識不夠、對河西走廊新邊塞詩審美價值發現不足的典型表現。本文從文化視閾采用知人論世的詩歌分析方法，深入分析胡楊的新邊塞詩歌文本，探析蘊涵其中的歷史傳統與現代詩情交錯共存的詩美特質，為胡楊新邊塞詩創作尋找一條新的路徑，并且填補學界對西部地域文學研究的欠缺。

一、地域物態的詩意呈現

縱觀胡楊新邊塞詩創作，詩人沿著詩歌地理書寫的創作之路，通過對河西走廊特有環境的透視，給予普通自然景物更深的思想內核和文化氣韻，凸顯出詩人反映現實的創作視界和姿態。胡楊以自己堅實的詩歌創作實踐，顯現出詩人對新邊塞詩個性獨具的體認與表達，拓寬了西部詩歌的表達界域和精神意蘊。胡楊新邊塞詩呈現出的是河西走廊客觀物景和人文風情，留給讀者的是一種特異的感覺：西部特有的自然物景紛至沓來，從容又緊張；豐富深厚的歷史記憶錯綜交織，平淡且濃烈；而貫穿于這兩者之間的是作者追尋和守護文化根脈的強烈情愫。

胡楊詩歌創作賡續古典詩歌優秀傳統，采用意象表達的傳統手法描摹地域物態，選取普遍性意象植入自己獨特情感，通過視點平移和空間轉合營構詩境，在聯想與想象中轉換思維和發現詩意，賦能意象更大的語義闡釋的可能性，將“想表達的”和“能表達的”都恰切地外顯出來，展示詩人由內向外拓展詩學界域的意識自覺。詩人通過富有古典意蘊和現代詩情的意象，不僅彰顯出新邊塞詩特有的意境和詩性，更透露出滲透其間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情懷，完成了詩性話語與智性言說的完美融合，在“現實——文本——作者——讀者”之間建立起現代與傳統相結合的意義鏈。

其一，選取自然意象摹寫西部的景觀與特征?？v觀胡楊新邊塞詩中的自然意象，琳瑯滿目，精彩紛呈，應有盡有，無所不有：山脈、河流、戈壁、沙漠、峽谷、泉水、鹽池、沙壕、疏勒河、馬鬃山、當金山、駱駝、燕子、野鴨、玉米、麥子、油菜花、棉花、向日葵、苜蓿、黑枸杞、胡楊、紅柳、沙棗、蘆葦、桑樹、榆、杏、桃、梨、葡萄……西部大自然常見的物景，都化為他寫作的資源，成為他書寫的對象。詩人沒有受古代邊塞詩特定意象的局限，而是努力攫取西部世界盡有的自然景致，著力構筑詩歌世界極具地域特色的意象群落，構成了詩歌世界全景式的地域物態，呈現出鮮明的西部景觀與特征。如《嘉峪關門》：“從此門出去/流沙埋掉了腳后跟//從此門出去/燕子被風打了個趔趄//從此門出去/駱駝踩住一條樹枝//如果有一場雨漂洗千年的塵埃/如果塵埃落定于/遺失的種子//那么，肯定會有一簇綠葉迅速竄出/那么，這個夏天/就會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送別遠去的親人//”。詩歌從微觀視角入手，借助“流沙”“燕子”“駱駝”等具體意象渲染嘉峪關的荒涼景象，小中見大，把作者詩情與歷史內涵巧妙地結合起來，表達出自然而真切的詩情，蘊含著厚重又充盈的意蘊。

其二，攝取人文意象表達西部的文化與底蘊。胡楊的新邊塞詩創作，既注重對現實與歷史中人文意象的詩學重構，又著力挖掘日常經驗背后的文化意味；既注重西部地理人文意象的當下解讀，又盡力探尋蘊含其中的漢唐遺韻。在胡楊筆下，那些或熟知或陌生的地名，都成為詩人寄托情思的特定意象和文化符號：嘉峪關、陽關、玉門關、敦煌故城、敦煌峽谷、鎖陽城、駱駝城、居延海、魏晉墓穴、烽火臺、安遠寨、八字墩、馬圈灘、野麻灣、吐火羅泉、石板井、羅布泊、渥洼池……這些閃耀著靈性之光的詩意具象，被賦予了某種與心靈緊密相連的精神韻味，透射出詩人對西部文化的關注和摯愛，滿蘊著地域特色和精神內涵，充滿著文化底蘊和高古氣韻。其組詩《長城地帶》可視為代表，詩人從全新的視角發揮想象，從沉積的戈壁品讀出撲向村莊的激情，從“蘑菇臺”察覺到雨水的奔跑，從“馬峪口”山峽傾聽到噴涌而出的馬的叫聲；在詩歌世界，馬鬃山幻化為“集體沉默的馬”，故鄉濃縮為“一只攥在手上的荷包”……凡此種種，特定意象定格詩意情韻，顯示出詩人由外向內發掘意象之文化意蘊的意識自覺。

作為絲路風情和走廊文化的歌者，胡楊將“西部”作為自己堅守的精神領地，以審美主體努力發見西部自然風物的深厚底蘊和詩意內核，再通過聯想和想象營構出豐贍的詩歌意境，完成對自我心靈版圖的刻繪和詩美世界的重塑。在詩歌《想起匈奴》中，詩人這樣寫道：“想起匈奴/我走在大街上/我們的城市/曾經是匈奴的營盤/成群的馬/大片的草/和泉水/灌入響亮的牛角號”。詩人由現代人的生活把我們帶進歷史：匈奴、營盤、馬、草、泉水以及牛角號這些寫意元素，折射出作者歷史觀照下的詩意追尋，賦予詩歌邊塞韻味和文化意蘊；作品呈現的是詩人游弋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詩情，讀者欣賞到的卻是蒼涼渾厚的詩美世界。又如《側面》：“一匹馬的悲傷，一頭駱駝的荒涼/是阿爾金//一眼泉水的孤獨/一只鳥怎么也飛不出的湖泊/是阿爾金//一個人帶上馬的悲傷/駱駝的荒涼/還有那一眼泉清涼中的孤獨/還要那鳥翼上/薄薄的霜//阿爾金就更遠了/遠在人心靈的/高處”。詩歌所描畫的阿爾金悲傷、荒涼、孤獨，是一座“遠在人心靈的高處”可仰望卻難企及的理想與希望的精神棲息之地，通過馬、駱駝、鳥與泉水的困境完成了詩意的有效表達，展示出詩人靈魂深處對于生命的深刻理解。

河西走廊作為一個獨特的地理版圖，以廣袤的戈壁、遼闊的草原和高峻的雪山為地理特征，河西走廊多樣的地貌特征為詩人的想象提供了舞臺，這條狹長通道里充滿多元色彩的文化也為詩人的詩歌創作帶來了豐富啟示。這里埋藏著褪色的絲綢和銹蝕的劍戟，這里飄蕩著戰馬的嘶鳴和牧人的叫喊，這里蘊藏著百代歌哭與千年恩怨，這里也流動著詩的情韻和美的神采。詩人穿行于現實與歷史的時空通道，既注重對現實與歷史的描摹和尋繹，又著力挖掘日常經驗背后的文化基因；既注重西部地理的人文解讀，又醉心于漢唐文化傳統的詩性表達；既努力觸摸西部人們的生存狀態，又著力營構雄闊蒼涼、意蘊豐贍的詩境。敦煌月色、陽關城郭、戈壁大雪、草原奔馬……這些具有鮮明地域特質和文化底蘊的審美主體，是胡楊詩歌創作堅守的詩學場域和精神空間。胡楊詩歌書寫西部的蒼茫與厚重，描繪西部世界特有的地理物態和人文生態，營造出雄渾壯麗、古樸蒼涼、高遠遼闊的詩歌意境，成為新邊塞詩的標向與遠方。

二、歷史傳統與現代詩情的詩性表達

作為土生土長的詩人，胡楊自覺觀照西部悠久歷史和傳統文化，任思緒穿越歲月的鉛幕，讓自己的詩情沿著絲路古道漫延，執著地尋覓詩意的棲地。他凝視嘉峪關的城墻，他仰望敦煌故城的月色，他傾聽玉門關的烈風，他遙想昔日戍邊將士以及牽著駱駝西去的行旅者消失在茫茫沙漠……詩人行吟在雄闊粗獷的河西走廊，暢想西部的榮光歷史與輝煌現實，以自然外部向詩歌內部演進的書寫方式，完成了日?，F實與傳統文化的藝術重構，體現出歷史記憶與當代經驗交織融合的詩學特質。

詩人胡楊堅守新邊塞詩個性化書寫方向，自覺傳承沉淀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文化，通過堅實的詩歌創作實踐，構筑出獨特而有魅力的詩歌世界。正如他在詩集《敦煌》扉頁上所說的：“河西走廊，古老東方的傳說與神秘，一個行走的寫作者有了回憶和展望的無限可能，這個行走者是有福的?！保?］詩人在其創作談《我的綠洲生活》中也曾說：“從野風獵獵的玉門關外到陰濕寒冷的烏鞘嶺下，戈壁、沙漠、草原、山地、綠洲、城堡、古文化遺跡，一一攬入我行走的褡褳，走到哪兒，風餐露宿到哪兒?！保?］胡楊以建構邊塞詩的詩美特質為審美追求，虔誠地行走于敦煌、嘉峪關兩地，執著追尋傳統詩學之根脈，沿著新邊塞詩創作之路徑，以表達當代人的現代情感為終極目標，對西部深厚的邊塞文化進行深入挖掘和自覺傳承。正如他在散文集《東方走廊》自序《我的河西》中所言：“以古人的方式，以苦行僧般的實踐，我能夠說出我的河西這幾個字，這在別人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對于我，卻是一生的追求?！保?］縱觀胡楊新邊塞詩，詩歌意象富有邊塞特色和古典意蘊，蘊含著豐厚的文化內涵和現代情韻，呈示出其新邊塞詩獨有的詩學特質。如《在嘉峪關下》：“從一個垛口看過去/從一排垛口看過去//大雪中晃動的天空/大雪中飄舞的大地//少了一匹馬/少了一群羊//一座龐大的城/空落落的/孤零零的”。在詩人眼中，“嘉峪關”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以及紛紛揚揚的飛雪之中變成一座“空落落、孤零零的城”，昔日邊塞慣見的“馬”和“羊群”都已經成為歷史記憶，“邊塞”與“歷史”自然融合成耐人尋味的詩句，填滿了讀者想象的時間和空間。如詩歌《玉門關聽風》，通過“風”“戈壁”“古城墻”“雪”“火光”“烤火的人”等形象，由實入虛，從現實延宕到歷史深處，重構地理生態和風俗人情的文化意蘊，彰顯新邊塞詩的詩學特質和美學氣韻。從詩歌書寫視角考察胡楊新邊塞詩創作，沒有演繹風云詭譎的歷史場景，沒有描摹奇幻瑰麗的異域風情，也沒有抒寫慷慨悲壯的憑吊情懷，而是通過長城、烽燧、敦煌、嘉峪關、陽關、玉門關等蘊含歷史文化基因的意象，以古典與現代交融的手法尋繹詩意。比如在《敦煌之西》中，詩人如斯寫：“可漢武帝沒這么想，唐太宗沒這么想/他們都把自己的觸角伸到這里/漢武帝的觸角是那些長城，唐太宗的觸角是那些端莊菩薩/和壁上華麗的衣袂//敦煌之西，玄奘悄悄溜過去了/像一塊石頭，被風吹著滾過去/沒有了棱角/他的棱角都留在史書里了”。歷史遺韻依然存在，現代詩情亦清晰可見；透過這樣的詩句，讀者感受到詩人對河西大地以及邊塞文化的熱切歌贊，品察出知識分子靈魂深處傳承地域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在胡楊新邊塞詩創作中，“敦煌”“嘉峪關”是詩人詩情迸發的搖籃和詩意滋生的沃土，是詩人無法割舍的精神皈依之所和心靈棲息之地，也是鄉土情結的依附和詩歌抒寫母題。他贊美敦煌的峽谷：“一種微笑，就有一千種/一萬種祝福/人類的峽谷/擠滿了幸福的來世”（《敦煌峽谷》）；他歌詠新臺店草湖：“月光，星光，鋪灑于水面/包裹新店臺/小小的湖啊/是一座村莊的衣服”（《新臺店草湖》）；他駐足綠洲上的田園：“綠色的潮汐/把安寧的夢想/隱藏在每一片樹葉之下”（《安遠寨》）；他憑吊大漠中的遺跡：“漢代的御酒倒下幾壇子/把美好的傳說釀醇/不信醉不倒幾個人”（《拜謁漢代勝跡酒泉》），這些篇什無不凝聚著詩人對故鄉的贊美之情，體現出追尋詩意生活的美好愿景。張清華教授說：“這就使他的抒情躍出了一般意義上的表達，而找到了賴以依托的根基和背景?！保?］詩人自己也說：“故土，對于每個人來說，是永恒的懷念與講述?！焙鷹钜栽姼铻檩d體，將故鄉（主體）與“我”（客體）自然契合、相互交合，完成了二元統一的詩學建構，詮釋對故鄉歷史與現實的神往和摯愛，彰顯一種獨有的理想情懷和精神信念。比如他的詩作《敦煌之西》《放馬敦煌》《塞上——獻給敦煌》（長詩）《嘉峪關外》《嘉峪關下》《嘉峪關》（長詩）《西域之門——陽光、玉門關的往事》等，詩人置身于特定地域歷史和文化精神背景下，感知故鄉的悠久歷史與榮光現實，詩句已遠遠超越一般描述本身的能指，成為詩意與情韻表達的源泉與媒介，滿蘊著詩人對故土的熱愛和對傳統文化的迷戀，體現出詩人對漢唐遺韻的敏銳感知與深切體悟，展示出詩人追尋詩意棲居的美學理念。如《烽火臺下》：“陽光下，烽火臺像是在打盹/牧人在背陰的一面/偷聽它的鼾聲//廣闊的戈壁/羊群散布在遠處/像是牧人手中的風箏”。詩人審視現實物景，追尋歷史遺風，在描摹故鄉自然風光中表達自我體驗與精神信念，彰顯出詩人對故鄉現實的自我審視和對歷史文化的個性化表達，衍射出富有生命情懷的詩歌愿景。

徐兆壽教授在評胡楊《綠洲扎撒》一文中談道：“西部需要重新發現，是因為在我看來，西部之天地蘊藏著一種亙古的大氣，從文化上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魂；從地理上說，是宇宙天地間之神妙。此種精魂，此種神妙，是不可言說之言說，是城市文明、商業文明所不能有的……如果西部詩能在此發掘，必有新氣象，大氣象?！保?］作為西部本土詩人，胡楊對自然風光的醉心描摹、對自我情愫的強烈抒寫、對西部歷史的永恒守望以及對文化精神的執著開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個性化的詩歌寫作態勢，體現出詩人尋繹西部文化與精神的詩意建構理念。更深層次來看，胡楊詩歌對西部文化與精神的追尋，實質是對現代人生存環境和精神世界的多元闡釋。詩人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叉點上，將詩性情懷融入久遠而厚重的歷史遺跡，展示出類似后現代世界中人們的精神困境和對理想世界的深切渴望。品讀胡楊的詩，我們總是能夠看到詩人的影子，巡行在獵獵西風中：在遺世孑立的嘉峪關下，他凝望大漠，打量時光的蹤跡；在朔風四起的陽關內外，他行吟古道中，聆聽塵封的絕響；在雄闊粗獷的敦煌以西，他夢回漢唐，暢想歷史的走向?！岸鼗椭?，我騎一匹毛色骯臟的駱駝/一顛一簸揣測古代的商人怎樣忍受煎熬”（《敦煌之西》）詩人在西部曠野踽踽而行，發掘人類精神文化高地——敦煌、長城及存現的和消失的西部文明，厚描現實，審視歷史，解構文化，摹畫著一種飽含理想精神的詩學圖景。

三、詩學內涵與審美意蘊的交互重構

胡楊的詩歌扎根于西部語境，以地域化書寫為底色，將日常的人事物景納入詩歌創作視閾，冷靜的、理性的、個性化的歌詠和表達，彰顯出恢弘壯闊的詩美特質，帶給讀者別致的審美體驗。胡楊詩歌創作具有自覺回歸傳統詩法的審美追求，至始至終保持著兩種特有的姿態：仰望和俯視。他深情地仰望歷史，仰望歷史之魂；他虔誠地俯視大地，俯視熱土之美。胡楊的新邊塞詩既繼承了古代邊塞詩的慷慨悲壯、古樸蒼涼、雄渾闊大的傳統，又汲取了當代新邊塞詩立足現實、融合歷史、抒寫個性的特點，以獨特的個體感悟和詩學實踐，以西部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風光為言說立足點，將歷史與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完成對新邊塞詩之詩學內涵與審美意蘊的交互重構。

胡楊新邊塞詩的地域化和個性化色彩很濃，在詩人筆下，既有現實中的自然物象，亦有記憶中的歷史遺跡，有對地域風物和人文景觀的縱情歌唱，也有對歷史遺跡和文化根脈的深沉感喟，蘊含著一種言說不盡的人文情懷和現代詩情，體現出詩人的寫作觀和審美觀。在詩歌書寫中，詩人自覺運用現代詩歌的表達技巧，無論是詩意場景的發見，還是自我感悟的言說，注重對意象意蘊從精神意義層面深入開掘，展示出西部世界的蒼涼與厚重，拓展了詩歌創作的視野和空間，讓詩歌文本囊括了更加豐富的文化、精神和人性的內蘊?！笆p中的一棵草/搖搖晃晃/它幾經跋涉/止步于緊閉的鐵鎖/細弱的根須/抱住/漸漸滲入的夕陽”（《嘉峪關外》）詩人把“生長在石縫中的草”作為獨特的抒寫對象，借助“生長在石縫中的草”擁抱“漸漸滲入的夕陽”這一奇特意象，賦予詩歌特定的現實意義：對擺脫現實束縛的崇高理想精神的追尋，對探求生命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力量的歌頌?！跋﹃柕挠喙?，篝火的灰燼/我們剩余的時光，我們更多的時光/會有更多的牛、羊、馬和駱駝出生/它們一直陪伴著這座山，陪伴著/蒼天之父汗騰格里、大地母親于都斤額客/牧人之星瑪勒奇奧登”（《祁連山：裕固牧人》）詩中“夕陽”與“篝火”“剩余的”和“更多的”時光以及“蒼天之父、大地母親、牧人之星”相互映照，呈現出具有生命神性的西部世界。從胡楊新邊塞詩整體來看，沒有故作高深的思想注解和精神喻意，而是在近乎原生態場景的表述中，寄托詩人真實心緒和本我狀態，呈現出一種完全回歸自然境界的人生境界和藝術特質。

毋庸置疑，胡楊新邊塞詩創作立足于現實環境及其詩歌表達的特殊語境，用心感悟西部的自然與風俗，詩性呈現西部的現實與歷史，有著深度的自我情感體驗，詩歌呈示出感性與理性復合、“有我”與“無我”兼容的內蘊，讀者看到的不僅是詩歌藝術世界，也是現實與心靈的世界，詩與現實的關系彰顯出審美的彈性與張力?！耙磺€孩子是我的兄弟/它們是佛祖、菩薩、金剛/一千個孩子是我的姐妹/它們是飛天、絲綢、花朵”（《栽樹人》）詩歌把現實與世相進行恰切融合，在自然與靈魂相互觸摸之后，詩人認為“這些栽樹的人是兄弟姐妹”，是“佛祖、菩薩、金剛、飛天、絲綢、花朵”，形象表達出讀者對生命中的某種本原向度的深思：愛與美的力量與意義?！耙姷椎暮?，長滿了蒿草的湖，自己悄悄藏下了/陳年的鹽巴，自己在秋天/從紅柳的發捎上走出來/”（《八戶》）詩歌于一種隨意的描述中接近了詩歌創作的終極真理：在日常生活和普通景物中覓見詩意，在詩意的生活中創造美麗的日常生活?！伴L城下的一隊駱駝，風里，雨里/它們望著前方，像一座座蠕動的城堡”（《長城下的一隊駱駝》）詩人將“長城”下的“駱駝”置于風雨之中，把它形象地比作蠕動的“城堡”，西部的特色是如此得鮮明，詩人的觀察是何等得細致，詩人的描摹是多么得形象，底蘊厚重而富有歷史滄桑感?！肮崭录{花靜靜地開放/祁連山低頭撫慰她/但她也在風暴中孤獨地顫抖/她的嘆息/被牧人長長地一聲吆喝/蓋住了/像寒冷的孩子披了一件長裙”（《祁連山下》）詩人敏銳地捕捉西部世界中最普通的物象，極大地發揮想象和聯想，挖掘現存實境中最隱秘的詩意內涵，形成詩歌高蹈的美學精神與氣格。

胡楊新邊塞詩的另一個較為突出的向度，就是詩人堅守于傳統詩學的沃土，對詩歌的表達技法進行個性化的探索與創新。他的新邊塞詩是一種詩性話語與智性言說的完美融合，是一種自然描摹與生命體悟的有機統一，彰顯出獨具特色、個性鮮明的詩學特質：

其一，簡單語匯表達真實情感和深厚底蘊。胡楊的新邊塞詩，沒有刻意選取的辭藻，只有真情的流露表達和詩意的形象呈現；詩歌的語言不是強制的嵌入與堆砌，而是寫景狀物、抒情言志的自然生成，實現了真實情感與深厚底蘊的詩意化構建?！疤鞖馇绾?風在草叢/鳥在水邊//植物們各自歸位/似乎無須多言”（《小山包上》）詩歌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信手拈來的詞匯，輕描淡寫且不露聲色，簡單通俗又清新自然，卻恰如其分地繪刻出一個田園般的世界，寄托了詩人的旨意和情趣。又如“那一縷炊煙高過樹梢/連綿的沙丘/越來越小了，越來越遠了”（《敦煌沙漠上》）詩人用樸素的語言去錘煉詩意，描畫理想精神圖景，詩意盎然，韻味無窮。概而言之，胡楊用簡單語匯或描寫、或敘事，自然的表達游走于大漠戈壁、長城烽燧之間的真實感悟，遙望西部蒼茫大地，尋覓歷史深厚底蘊，借助詩歌的力量揭秘西部世界人與自然、歷史與現實之間既相互對峙又相互依存的存在狀態。

其二，巧比善喻呈現詩歌更大的現實性語境。詩人繼承和弘揚古典詩歌中比擬的傳統技法，對詩歌表述對象進行形象生動的描摹，通過暗喻與意象組成的詩歌語言，最大可能地發揮出詩歌表現美、創造美的作用?！拔艺嬲牰艘豢脴?，它嘩啦啦地拍打秋天的天空/陽關因它而年輕，也因它而古老/就像一盞鐘表，儲藏了無窮無盡的時間”（《陽關下的一棵樹》）在詩人筆下，陽關下的這棵樹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它在傾聽瑟瑟西風，它在拍打寥廓天空，它走過了四季枯榮，也見證西部的繁榮與荒涼，極大地呈現出西部世界的客觀現實?！拔铱匆姷囊欢溲┥?奇跡的燈/一場大雪中誕生的乳房/像是久久期盼中珍藏的書”（《一朵雪蓮》）在詩人眼中，“雪蓮”已不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自然物象，已經幻化為“燈”“乳房”“珍藏的書”出現在作者的眼前，也深深地留在讀者心中揮之不去。從胡楊詩歌寫作的現實來看，詩人對比擬手法運用是恰當的、充分的，多向度表現空與有、虛與實的微妙關系，使得詩歌脫離概念化、偽描述化等痕跡的干擾，讓客觀存在合理轉化成藝術真實，使讀者能夠透過詩歌文本產生更多的聯想并心有所感，詩歌呈現出更大的現實性語境。

其三，獨具特色的形式建構彰顯詩歌豐富詩意。胡楊新邊塞詩形式的創新主要有三種基本體式：一是詩行內部“意斷而形連”。如《河流的盡處》：“內陸河是綠洲的年輪/風吹起的浪花/被陽光照亮/……//一河汪洋/落霞與水鳥共舞/遍地的莊稼翹首應和，美極了……我們還可以看見那，沸騰的河水/撕扯天邊的云彩/綠洲的年輪/開始新一輪的突圍”。詩歌通過詩句、章節之間的恰切斷連，體現出胡楊詩歌氣脈貫通的詩學特質。二是詩行內部用逗號間隔。王力先生曾在其《現代詩律學》中提到了一個“詩逗”的概念，說：“所謂‘詩逗’，有時是用逗號的，有時不用逗號，但因意義上的關系，到那里也可以略頓一頓?！保?］如“無垠的戈壁/草都沒有，怎么會有一棵樹/人們看見它敦實的樣子/人們看見它，忠誠的守衛/就找到了自己最后一個春天”（《一棵樹》）在詩句的呈現方式上，恰當地選用逗號形成詩句內部的隔離，自然而巧妙對詩意進行必要的分隔，顯示出胡楊對現代詩歌表達技法的重新架構。三是通過提行與分節擴張詩意。關于詩歌的行列建設，胡楊根據詩意表達的需要，恰當地進行行列排布，突出或者強調詩句中的某個成份，使得語詞的意義得到急劇的擴張，詩意表達也更加蘊藉而深遠。如“那些沉默的骨頭，那些在風中/嗚嗚作響的骨頭/今夜，想起了自己從前的形成//可以是一杯濁酒，可以是偷偷擦拭掉的淚/可以強忍住握緊一粒種子/讓它回到春天”（《星野》）詩歌把“那些在風中嗚嗚作響的骨頭”自然分行，“骨頭”的“所指”與“能指”就更加突出，詩句也詩味十足，詩意更深。

結語

胡楊說過，“詩意的生活，并不等同于貧瘠，如果貧瘠的生活都能有詩意的支撐，那么，在我們通往富裕的道路上，我們怎么能夠丟掉滋養我們生活的詩意呢？我想，我們的詩人有重新找回詩意的責任，讓更多的人詩意的棲居，詩意的生活?！保?］詩人胡楊堅持歷史傳統與現代詩情的西部書寫，扎根在廣袤西部，穿行于悠悠絲路，凝視巍峨雄關，遠眺敦煌云煙，思接千載，神游萬里，不懈追尋詩意的生活，執著創造生活的詩意，以特有的寫作姿態，堅實的創作實踐，開辟了西部詩歌的抒情空間和美學意境；無論是詩歌情感經驗的認知還是主體意識的建構，挖掘出的是現實生活的深度，體現出的是詩歌藝術的高度，呈現的是詩歌的西部特質和邊塞風格，彰顯的是詩人的詩歌情懷和人文精神，從某種意義上展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氣度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