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循環經濟發展助力美麗中國建設的路徑與方向

溫宗國，唐巖巖，王俊博，宋璐璐，陳偉強

（1.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環境模擬與污染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4；2.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與健康重點實驗室，福建廈門 361021）

【關鍵字】物質資源消耗；循環經濟；美麗中國；節約集約

引言

隨著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破解資源環境約束、應對氣候變化、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的基本路徑，并將其作為新冠感染疫情后經濟復蘇行動計劃的核心內容之一。循環經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經濟發展方案，可以促進可持續生產和消費，打造更健康的自然生態系統，開創更和諧的社會—自然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碳中和目標，有助于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并使人類和地球都受益。

美麗中國建設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體現，也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2022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做出重要戰略部署，強調應堅持實施全面節約戰略，推進各類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發展循環經濟是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必要途徑。

隨著循環經濟發展從概念走向實踐，循環經濟理論框架及實踐模式不斷完善，但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本文從物質資源消耗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出發，提出了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價值，新時代循環經濟發展的新內涵及其碳減排路徑，分析了循環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若干建議，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美麗中國建設。

1 物質資源消耗與經濟社會發展

物質資源是支撐人類生產和生活的重要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類社會生產和使用物質資源的種類與數量都在持續快速增長，使用了元素周期表中幾乎所有元素，且每天都在發明和應用新的化合物與合金元素。物質和能量在地球表面遷移轉換的規模和結構受到了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極大干擾和改變。據聯合國貿易規劃署的統計，1970—2015 年，全球物質資源開采量增長了3 倍，非金屬礦物的使用量增加了5倍；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了45%，材料、燃料和糧食的開采和加工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一半，并導致90%以上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缺水問題；到2060 年，全球物質資源使用量將翻一番，溫室氣體排放量隨之增加43%。

歐美等發達經濟體自1970 年以來物質資源消費總量僅是平緩上升或者趨于穩定，逐步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物質資源消耗的解耦。與之相反，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深入推進，我國資源投入、能源消耗、廢棄物和溫室氣體排放仍然處于上升通道。據統計2021 年，我國單位GDP 能耗為0.571 噸標準煤/萬元，近十年年均下降3.3%，仍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倍。2020 年，我國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36.8 億t，綜合利用量20.4 億t，處置量9.2億t；工業危廢產生量7281.8 萬t，利用處置量7630.5萬t；農業固廢產生量約40 億t，秸稈綜合利用率達86.7%，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達75%。

現有“開采—生產—消費—利用—廢棄”的傳統線性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大量物質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的產生，同時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了空前的破壞和壓力，最終將威脅人類和地球的生存安全，與人民對生態環境質量期望之間不相適配。如何創造生態和諧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實現天藍、山綠、水清、環境更優美，亟須探索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循環經濟提供了一個更富有前景的方向（圖1）。

圖1 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系

2 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價值

循環經濟旨在通過3R，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環（recycle）模式，促進產品、零部件和材料等的“閉路循環”，提高經濟社會系統中資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和戰略價值（圖2）。

圖2 循環經濟的科學意義與戰略價值

2.1 發展循環經濟是緩解資源壓力的有效途徑

循環經濟提倡在生產環節實施生態設計和清潔生產，推動資源能源從源頭減量，鼓勵用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循環利用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人類活動對原生資源的消耗，以更少的資源取得更大的發展，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的脫鉤。清華大學的研究表明，通過城市礦產資源開發利用，2030 年再生的銅、鐵、鋁和鉛對原生資源的替代比例分別超過46%、53%、25%和45%，顯著降低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并超過進口銅而成為最可靠的資源保障渠道之一[1]。

2.2 發展循環經濟是防止環境污染的重要途徑

循環經濟一頭連著資源，另一頭連著環境，力求通過三種途徑減少物質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包括：資源消耗主體避免排放各種污染物；對于源頭不能消減的污染物加以循環利用；當以上兩種途徑都不能實現時，則將污染物進行無害化處置。清華大學的研究表明，通過積極推廣鋼鐵—電力—水泥行業之間物質和能量的循環利用技術，以2015 年為基準，產業共生措施對鋼鐵行業2020 年能源節約和二氧化硫減排的貢獻均可超過30%[2]。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報告指出，如果推廣共享交通出行方式、循環利用報廢汽車、輕量化設計燃油車、用新能源汽車替代燃油汽車等循環經濟方案，我國交通行業的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可減少9%，細顆粒物（PM2.5）排放量可減少10%[3]。

2.3 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抓手

可持續發展就是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循環經濟重在從轉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入手，從根本上消除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的壓力、對環境的破壞，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相吻合。具體而言，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12（采用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模式）的關鍵要素，有利于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如目標8（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和目標9（構建具備抵御災難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推動創新）[4]。

2.4 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支撐

循環經濟在提升資源能源效率、減少資源能源投入的同時，也降低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的研究表明，循環經濟可有效減少全球水泥、鋼鐵、塑料和鋁行業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其中，通過減少產廢量、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和材料循環利用方案可分別減少10%、12%和18%的溫室氣體排放，這是能源轉型無法解決的[5]。清華大學的研究表明，通過水泥窯協同處置生活垃圾、廢輪胎等替代能源技術，推進爐窯余熱和生物質廢棄物發電等循環經濟措施，可以為我國水泥行業2060 年碳中和目標貢獻33.7%[6]。

2.5 發展循環經濟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突破口

如圖2 所示，通過重新設計生產和消費體系，循環經濟可創造新的社會價值并帶來經濟增長點。世界經濟論壇的最新報告《中國邁向自然受益型經濟的機遇》明確指出，社會經濟系統轉型將在中國創造1.9萬億美元的商業價值和8800 萬個新增就業崗位[7]。與此同時，麥肯錫的一項研究則表明，循環經濟可使歐洲產生高達1.8 萬億歐元的經濟效益，相當于GDP 額外增長了7%[7]。

3 新時代循環經濟發展的新內涵

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在后工業化時期產生了大量廢棄物，導致生態平衡被破壞，可持續發展得到重視，循環經濟理念應運而生。我國是在幾十年內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實際上是在壓縮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為尋求綜合性和根本性措施解決復合型生態環境問題，在此情況下開始發展自己的循環經濟理念與實踐的。因此，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首先是從解決消費領域的廢棄物問題入手，向生產領域延伸，根本目的在于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直接目的是改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最先從工業領域開始，其內涵和外延逐漸拓展到包括清潔生產、生態工業園區和循環型社會等三個層面，解決復合型環境污染問題，保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美麗中國建設目標的順利實現。隨著聯合國確立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巴黎會議通過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循環經濟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從國際上看，一是主要經濟體普遍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破解資源環境約束、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的解決方案。例如，歐盟議會出臺新版《循環經濟行動計劃》，旨在將循環經濟理念貫穿產品設計、生產、消費、維修、回收處理、二次資源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減少資源消耗和碳足跡。二是全球格局與秩序受新冠感染疫情蔓延影響加速重構。隨著民族主義崛起，主要經濟體傾向于推動供應鏈的本土化，導致國際資源供應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我國的油氣、戰略金屬等主要資源對外依存度高，供應鏈韌性面臨嚴峻考驗。這使得推動循環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資源利用水平的需求非常迫切。

從國內來看，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循環經濟產業動能升級。在需求側方面，市場將釋放巨大的需求潛力和更高質量的需求類別，節能降耗產品、環境治理服務等行業的成長空間進一步向好。在供給側方面，產業將向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方向演進，從而推動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數字經濟和智慧生態等成為多元化布局的切入點。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政策體系不斷完善，循環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資源循環利用率由2005 年的11.8%快速增長至2015 年的17.0%，已經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水平（日本和歐盟的資源循環利用率分別為20.9%和14.8%）。2021 年，《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等先后印發，進一步明確強調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隨著世界各國的廣泛實踐和積極探索，循環經濟的內涵也在與時俱進豐富發展。得益于技術水平提升和新興商業模式涌現，循環經濟的傳統3R［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原則目前可以進一步拓展為10R 原則（圖3）。具體來說，在廢物端循環（recycle）路徑進一步拓展為再循環（recycle）和能源回收（recovery），在使用端循環（reuse）路徑進一步拓展為新用途（repurpose）、再制造（remanufacture）、再使用（reuse）、翻新（refurbish）、維修（repair），在生產端循環（reduce）路徑進一步拓展為重新設計（rethink）、減量化（reduce）、服務替代（refuse）。

圖3 新時代下循環經濟發展的10R循環模式

3.1 生產端循環：reduce 路徑

生產端循環強調對產品的設計方案進行重新構思。生產端循環模式具有前瞻性和先導性，是使用端循環和廢物端循環模式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生產端循環模式包括重新設計、減量化和服務替代。

（1）重新設計（rethink），指對產品和生產流程的綠色設計。重新設計是其他循環模式順利開展的決定要素。例如，易拆解的產品更容易維修、翻新、再制造和再使用。

（2）減量化（reduce），指減少產品生產時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也包括減少產品的生產量。例如，鼓勵消費者購買二手車和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以減少新車的使用等[8]。

（3）服務替代（refuse），指用完全不同的產品替代另外一種產品提供相同的服務。例如，用環保袋代替一次性塑料袋、用紙吸管代替塑料吸管、用電動車代替燃油車[9]。

3.2 使用端循環：reuse 路徑

使用端循環主要是指在產品使用過程中，通過盡可能多次或多種方式使用產品，從而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推遲報廢年限的方式。對不同的產品而言，使用端的循環模式存在一定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使用端的循環模式分為新用途、再制造、再使用、翻新和維修。

（1）新用途（repurpose），指廢棄產品或零部件被用于其他用途，也被稱為開環再使用（open-loop reuse）。新用途是再制造、再使用、維修和翻新模式的補充。被用作新用途的產品或零部件因其零散性高，在實際生產應用中很難被追溯認定。

（2）再制造（remanufacture），指廢舊產品的零部件被用來制作新產品。再制造產品應具備與全新產品同等的質量和性能。一般而言，再制造模式適用于特定行業的耐用組件[10]。

（3）再使用（reuse），指用戶第二次使用或由其他用戶再次使用仍然處于良好狀態的產品。再使用是全球各國鼓勵推行的循環模式。在實際應用中，該類模式主要包括兩類產品：一類是重新出售的產品，這類產品依賴于用戶使用二手產品的傾向以及二手市場的普遍性和正規性[11]；另一類是需要租用、共享、退還押金的產品（如共享單車等）。

（4）翻新（refurbish），指對產品的功能進行升級，通常不涉及拆卸，僅限于更換零部件，可被視為“輕型”再制造。翻新可使產品恢復質量標準或令客戶滿意的性能。

（5）維修（repair），指通過更換故障部件使損壞的產品重新運行。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維修不是維護，維護包括再制造、翻新和維修等一系列預防和補救措施，一般不被認為是循環模式。

3.3 廢物端循環：recycle 路徑

廢物端循環是循環經濟資源化原則的具體體現，主要是指對生產和消費后的廢棄物進行再使用。一般而言，廢物端循環主要包括再循環和能源回收。

（1）再循環（recycle），指對廢棄材料或產品進行回收加工，以獲得相同/更高等級（升級循環，upcycling）或更低等級（降級循環，downcycling）的再生資源。就當前的回收技術而言，升級循環通常是比較難以實現的[12]。閉環循環是指廢棄物被用來生產同種類型的新產品（原級再循環）。由于回收循環過程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物料價格、回收技術、環境影響等）[13]，在實際應用中往往是開環循環，即廢棄物被轉化為其他產品的原料。

（2）能源回收（recovery），指將廢棄物中的有機物和無機物部分通過厭氧分解、提取精煉等方式轉化為可使用的能量。能源回收是對再循環模式的重要補充，是規模和來源最分散的循環模式[14]。相對于其他循環模式而言，能源回收可能會造成可回收資源的浪費，但確是一種折中的方案[15]。

4 循環經濟助推碳減排的關鍵路徑

全球近半數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過程，循環經濟模式在鋼鐵、塑料、化工及食品領域的應用，可降低近四分之一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循環經濟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囊括產品設計、生產、商業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供應鏈服務等不同維度。實現碳中和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涉及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的調整，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不僅需要加速能源系統低碳轉型、著力提升能效水平，還需要以發展循環經濟為抓手作用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通過改變產品的設計、生產和使用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資源利用水平，有效地促進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圖4）。

圖4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減排的機理示意

4.1 通過源頭綠色設計和避免浪費實現減排

開展產品和生產流程的綠色設計實現生產的減量化、綠色化和可循環化，降低產品生產、運輸、消費、廢棄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環節的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在服裝設計方面，采用極簡設計并選用生物質紡織纖維材料作為原材料，降低服裝制品對于高碳原材料的需求及原材料制備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

4.2 通過優化產品生產、工藝流程或系統實現減排

通過工藝革新和系統優化，拓展產品生產的原料種類或配比、發展新材料和特種材料等低碳高質量產品，縮短或優化產品的生產流程/工藝，利用先進大型高效設備替代中小型落后設備等，進而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資源（包括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例如，長流程煉鋼應盡可能采用鐵礦石品位，推進以廢舊鋼鐵替代傳統鐵礦石發展短流程煉鋼，可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

4.3 通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與清潔燃料替代實現減排

在滿足能源消費需求的前提下，充分應用節電、節煤、節油等技術減少能源消費量，利用風電、光電、氫能等低碳或無碳燃料取代高碳化石燃料，進而降低能源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例如，通過回收利用余熱、余能、余壓實現節能提效，利用農林剩余物等生物質能源替代傳統的高碳化石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4.4 利用廢棄物或可再生材料替代原生材料實現減排

推動廢棄材料或產品的回收加工，開展企業生產廢棄物/副產品的資源化利用，使用相同/更高等級或更低等級的再生材料，與直接使用原生材料相比實現溫室氣體的減排。例如，回收1t 塑料與使用化石原料生產1t 塑料相比，可以減少排放1.1～3 tCO2eq。在食物系統中，可對廢棄的有機物進行厭氧分解等資源化利用，并將其作為循環型生物經濟的原料。

4.5 通過產品使用與服務系統創新實現減排

通過盡可能多次或多種方式使用產品、延長產品使用壽命，應用新用途、再制造、再使用、翻新和維修等技術手段，提高產品的服務年限或促進產品中關鍵要素的循環和再流通，進而降低對原產品的需求，減少整個產業鏈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可以重復使用20 次以上的洗發水瓶能減少95%以上的材料消耗，大大減少包裝物生產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4.6 通過分級分類處置消費后廢棄物實現減排

對廢棄物實行分級分類處置和管理，可以實現資源的梯級綜合利用，并降低廢棄物不當處置帶來的環境負面影響，進而節約資源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對生活垃圾進行分類回收、運輸、處置，能夠有效提高資源的回收利用效率，減少垃圾焚燒、填埋等過程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同時也可降低垃圾運輸及其他處置過程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5 循環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5.1 循環經濟評價體系不統一

循環經濟評價體系是評估循環經濟發展現狀和實施效果的科學依據，是制定循環經濟發展目標和計劃的理論基礎。目前，全球各國發布的循環經濟評價體系的結構和指標并不一致，導致全球循環經濟轉型的戰略成果缺乏可比性。

例如，歐盟和日本均發布了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但評價指標的選取、分類、定義和核算框架并不相同。歐盟的循環經濟評價體系是由四個監測維度（包括生產和消費、廢物管理、再生資源和競爭力與創新）下的10 個評價指標構成[16]。而日本的循環經濟評價體系則從資源生產率、循環利用率和最終填埋率三個監測維度設置了4 個主要指標來評價循環經濟的實施成效[17]。此外，循環經濟的評價指標多關注廢物端和生產端的資源管理與利用（包括污染物處理率、廢棄物利用率和資源消耗強度等），較少涉及使用端的資源消耗特征，不利于推動和落實使用端的循環經濟方案。循環經濟的發展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和多系統，因此，循環經濟評價指標應具有綜合性和包容性。

5.2 循環經濟實施路徑不明確

隨著循環經濟理論的不斷完善，國際組織和科研工作者在循環經濟實施路徑識別和潛力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但在論證循環經濟路徑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方面還存在缺失。例如，盡管有很多研究和報告對物質循環的路徑與潛力進行了量化分析，但在路徑解讀和技術可行性方面仍然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難以深入和精準地為循環經濟的實施規劃提出指導性意見。

循環經濟的轉型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聯合推動，既需要理論自上而下地總體規劃和指導，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公眾—企業—政府三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因此，不斷完善循環經濟實施路徑的可行性研究是落實循環經濟政策的重要前提。在實踐中亟須盡快系統總結現有技術模式的實踐經驗，加大對制約物質循環的關鍵技術環節的攻關力度，通過優化集成與整體設計，進一步提高發展循環經濟的資源環境與經濟的綜合效益，突出集成創新在循環經濟科技創新成果轉化中的核心支撐地位，引領循環經濟技術革命的全球進程，帶動循環經濟的規?；l展。

5.3 循環經濟技術水平有待提升

技術水平是支撐循環經濟實踐的核心驅動力。各國正在積極制定相關科技戰略與計劃，以進行創新型技術的提前布局。我國《“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中提出，提高廢舊動力電池余能檢測、殘值評估、重組利用、安全管理等技術水平，加強再生利用與梯次利用成套化先進技術裝備推廣應用。歐盟在《光伏戰略研究與創新議程》（征求意見稿）中提出，廢舊光伏組件的回收技術工藝水平要達到硅90%、銦30%、銀70%。然而，動力電池、光伏組件等新型廢舊產品產生量大幅增長，回收拆解處理難度較大，稀有金屬分選的精度和深度不足，導致循環再利用品質與成本難以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材料要求。

基于固體廢物屬性及其資源環境雙重影響方面的認識，全球已經建立了較為系統的學科研究體系，在替代技術、減量技術、再利用技術和資源化技術等開發應用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在跨學科交叉領域結合、全鏈條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環節仍然存在短板。例如，隨著碳中和成為國際共識，傳統和新興固體廢物的資源循環利用模式將從資源循環與污染控制結合向資源—環境—低碳多維目標導向轉變，同時污染治理模式將從單相態污染治理向多相態污染轉化協同防控轉變，特別是高能耗、高碳排放的固體廢物熱解、焚燒等方向需要密切結合固體廢物代謝分析、資源效率評估、工業廢物碳化等基礎理論研究當前亟待拓展關鍵技術方向；工業尾礦、赤泥、磷石膏、冶煉渣、氣化渣、工業廢鹽等工業固廢/危廢目前仍以低端資源化利用與安全處置等為主，已成為行業綠色轉型發展的難點、痛點；固體廢物循環利用與生態設計、數字技術等實現了一定程度的交叉融合，然而在城市固體廢物、新興固體廢物的智能高效回收處理技術、裝備和配套管理技術上仍滯后于行業需求，主要技術仍以拆解、破碎等技術為主，資源利用和二次污染控制效率不足。

5.4 循環經濟立法及配套政策不完善

隨著循環經濟理論的不斷完善，循環經濟立法及配套政策的體系逐漸完善、目標日趨精準、結構日益健全。然而，循環經濟立法及配套政策在總體設計上仍然停留在原則性的指示，缺乏操作性強的清單和方案；由于缺乏專門的組織機構和配套的基礎設施對法律制度進行有效銜接與落實，很多法律制度停留在法律條文層面；經濟刺激與法律政策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導致法律實效低下；循環經濟立法及配套政策重視對廢棄物的管理和利用，忽視了對消費環節資源過度消耗的管控；循環經濟立法缺乏對循環經濟轉型的前瞻性展望。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循環經濟戰略的有序開展和落實。

循環經濟立法主要涉及國家、企業和大眾這三個主體。例如，技術創新在推動循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定位不準確，會導致激勵循環經濟技術創新的財政、稅收等相關鼓勵政策落實不到位，最終使得企業缺乏對技術創新的投入；廢棄物立法是決定報廢商品和材料去向的關鍵因素。廢棄物分類標準不當會阻礙廢棄物的高質量回收和再循環。我國固體廢物的分類尚未覆蓋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其中，農業固體廢物、礦業廢物（尾礦和廢石）、部分城市固體廢物（如城市污水污泥等）以及社會源固體廢物（如廢汽車、廢電器電子產品、廢輪胎等）沒有明確的分類。

6 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若干建議

6.1 完善循環經濟的評價體系

完善數據核算基礎，構建一套國際通用、科學合理、操作性強、系統全面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例如，針對資源消耗數據尚未納入日常統計、區域層面資源產出率核算難、資源產出率提升路徑不清等問題，具備條件的地區可以物質流分析為基礎，構建統測結合、可操作的資源產出率測算方式，建立主要資源的物質流賬戶，摸清資源生產和消耗底數，鼓勵具備條件的地區建立完善資源消耗數據的直報系統，支持社會科研機構和第三方系統分析評價資源產出率指標，分析不同情景下的變化趨勢，研究資源產出效率的提升路徑和具體措施。

6.2 構建循環經濟路徑的實施方案

量化關鍵產業和行業的10R 循環路徑，辨識不同產品或材料的循環路徑并構建實施方案和關鍵技術清單，完善廢棄物全過程、精細化循環方案，促進可回收且資源—環境—經濟效益高的物質100%循環，促進無法回收或資源—環境—經濟效益低的物質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例如，對于容易回收的廢棄物（如廢舊金屬等），應大力推動廢棄物的閉路循環，攻克回收工藝關鍵技術，提升再生產品的質量和清潔化水平；對于無法回收的廢棄物（如復合材料等），應通過生態設計、清潔生產和綠色供應鏈管理等方式減少原材料投入和不斷提升資源綜合利用效率；對于回收再生產過程中對環境影響較大的廢棄物（如稀土元素等），應通過產品設計增強產品的耐用性和可拆卸性。

6.3 推動政用產學研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以國家需求、重大戰略為導向，促進政用產學研深度融合，形成高效的組織動員體系和協調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通過政府統籌引導完善科研體系，推進多元化的科研投入結構，克服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等異質性組織間的合作導向障礙，進一步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為循環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撐。例如，加大科技前沿自由探索支持力度，瞄準和搶占原始創新研究制高點，針對“無廢城市”固體廢物循環、新興產業固體廢物高質循環和“一帶一路”跨國固體廢物污染治理等重要領域設立探索前沿、破解關鍵科學難題的專門方向和項目類型，引導科研人員對基礎和難點問題長期攻關；加強對固體廢物與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多學科聯合創新研究的支持，通過交叉融合、協同攻關實現固體廢物領域智慧感知與精準分離、智能化成套裝備和控制系統、耐高溫耐腐蝕高性能材料和裝備零部件等“卡脖子”問題的突破；鼓勵科研機構基礎研究聯合大型企業推動技術轉化與應用，針對磷石膏、赤泥、冶煉廢渣等區域性、行業性難處置固體廢物綜合解決等問題，引導冶金、化工、能源行業技術實踐支撐固體廢物領域原創性理論研究經驗融合，推動部分原創性理論加速實現技術創新—工程示范—綜合解決貫通式攻關；加強信息技術與固體廢物分類資源化利用的深度融合，依托“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智能合約和5G 等手段，推進固體廢物分類資源化市場配置的智慧管理，提升固體廢物分類資源化過程環境風險防控水平。

6.4 加強立法及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

應加強整體立法，優化總體設計，把先進的循環經濟理念納入各個領域的基本法律文件；強化部門合作，完善配套政策（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政策性文件等），強化基礎設施，確保循環經濟的有效落實；切實貫徹循環經濟閉環循環理念，從生產、流通、消費、廢棄、處置等各個環節加強立法，確保法律機制各個環節的密切銜接；明確政府、企業和公眾參與循環經濟的責任，確保循環方案在不同層級的有效實施。例如，整合和完善固體廢物資源化法制體系，明確固體廢物資源化管理法律定位及部門分工，形成有利于資源化產業發展的外部政策環境，強化和細化廢物產生者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法律責任和義務，將固體廢物污染控制、資源化利用要求前置于產生源及全過程；優化財稅激勵機制，培育資源化產品發展內生動力，強化資源稅、環境稅等對固體廢物源頭減量和可利用固體廢物焚燒、填埋處置的約束作用，擴大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產品稅收優惠、綠色采購、產品限制淘汰、政府補貼等覆蓋范圍，建立靈活的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置價格調節機制，助力形成“誰利用、誰受益”“誰回收、誰受益”的市場環境；建立健全資源化利用過程污染控制標準體系、綜合利用產品質量控制標準體系、重點行業產品生態設計標準和綠色供應鏈建設標準體系，引領和促進資源化產業健康發展。

6.5 完善循環經濟國際合作機制

推進全社會資源消費從線性模式走向循環模式，是一場從理念、技術、管理到消費的系統性變革，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在循環經濟政策與制度框架制定、主要價值鏈中綠色商業發展、全球循環經濟轉型融資支持等方面，如何統籌建立協調的國家間、區域間合作機制，平衡不同陣營的利益訴求，維持長期穩定的友好伙伴關系，謀求全球對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協調發展的共識是亟待解決的關鍵科學問題。應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全局性謀劃、戰略性部署和整體性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統籌協調與世界各國循環經濟發展的機遇，激勵循環經濟技術創新，完善循環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全球資源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