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頭癬防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萬 晶 吳擎華

(湖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頭癬俗稱“癩痢頭”或“禿瘡”，是由淺部真菌感染頭部皮膚和毛發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1]。頭癬在世界各地均有發病，主要分布在非洲、亞洲、歐洲南部和東部等經濟欠發達地區[2]。20世紀50—70年代新中國將頭癬防治上升到國家層面，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消滅頭癬的群眾性運動。對新中國這一重大的防疫運動，除醫學界有相關的防治技術研究外，史學界尚未涉及。目前史學界在疾病醫療衛生史研究方面，對急性傳染病的防治關注較多，而對類似頭癬這樣的慢性傳染病防治關注甚少。本文以CNKI數據庫為基礎，對1956—2021年間醫學界對頭癬防治的相關研究成果，從研究的時段特征、討論的主要問題進行文獻回顧，在此基礎上對開展新中國頭癬防治研究提出若干思考與建議。

一、學界對頭癬防治研究的時段

20世紀50—70年代，頭癬在全國范圍內流行。國家從50年代開始試點防治，60年代末將防治地域進一步擴大，到1977年開展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防治運動。到80年代中期，全國頭癬已基本消滅，但進入90年代后，特別是21世紀以來，頭癬發病又呈現出抬頭的趨勢。依據全國頭癬防治進程，以及研究的重點，本文將醫學界對頭癬防治的研究時限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為研究的起步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積極開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醫療衛生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維護人民群眾的健康，黨和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積極開展傳染病的防治工作[3]20，1951年9月毛澤東主席明確指出：“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盵4]1954年4月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在北京成立，頭癬等皮膚病的防治研究工作開始啟動。從1956年起，結合除害滅病運動，江西、安徽、湖北等省開始頭癬的試點防治。1959年2月衛生部在“除害滅病寧都現場會”上提出了“積極防治頭癬”的目標任務[5]。在上述因素的推動下，新中國頭癬防治的研究工作初步發展起來。這一階段學界研究的關注重點是對部分試點地區病例的臨床分析，以及對中藥驗方的試驗與療效的探討。該階段代表性著作為龍振華《頭癬防治》(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年)；代表性論文主要有：秦啟賢《1500例頭癬臨床和病原菌的觀察和研究》(《上海第一醫學院學報》1956年第3期)、劉茂淳《雄柳膏治療頭癬療效綜說》(《江西醫學院學報》1962年第2期)、孫錫惠《醋酸鉈內服脫發治療頭癬352例的臨床報告》(《安醫學報》1962年第1期)、吳紹熙《國產灰黃霉素治療頭癬的觀察報告》(《中國藥學雜志》1965年第6期)等。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獻資料是衛生部醫療預防司編《全國防治性病麻風頭癬寧都現場會議資料匯編》(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這是學界了解和研究50年代全國頭癬防治基本情況的第一手重要資料。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為研究緩慢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灰黃霉素藥物的應用、中醫驗方及防治經驗等問題。之所以說是緩慢發展階段，是因為受“文化大革命”的沖擊，醫學界也成為“重災區”，許多學術研究被迫中斷。如，著名頭癬防治專家胡傳揆教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并調離工作崗位；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也從北京遷到江蘇泰州；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從1966—1976年的十年期間醫學界發表有關頭癬防治研究的論文不到20篇。代表性論文主要有：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皮膚科《走出醫院大門治頭癬——北京市西城區托幼機構頭癬防治工作小結》(《北京醫學院學報》1966年第2期)、韓瑛《灰黃霉素的合理使用》(《赤腳醫生雜志》1974年第5期)、李俊亮等《手撥發治療小型黃癬病》(《江蘇醫藥》1975年第5期)、吳紹熙《頭癬防治工作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江蘇醫藥》1976年第5期)。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獻資料是1977年江西省衛生防疫站編《江西省九江頭癬防治現場會議資料》和1979年衛生部醫療預防司編《湖北省全國頭癬防治現場會議資料》。

(三)70年代中期至今為研究提升階段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國家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帶來了我國科技戰線的全面復蘇，醫學界也迎來了科學發展的春天。1977年2月衛生部提出了1980年在全國基本消滅頭癬的目標，這有力地調動了頭癬防治研究人員的積極性。由此，頭癬防治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有較大的提升。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胡傳揆教授負責的“頭癬綜合防治研究”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70年代中期以后，醫學界討論的主要是頭癬的防治技術、流行病學調查、防治監測、病原菌變遷、新時期流行特點等問題，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江蘇皮膚病防治研究所編《頭癬的防治》(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年)、胡遠湘等編著《頭癬的防治》(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等；代表性論文主要有：胡傳揆《消滅黃癬，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北京醫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王炳仁《寧夏農村頭癬流行概況及灰黃霉素治療經驗》(《皮膚病防治研究通訊》1979年第3期)、廖廷錫等《頭癬病流行的新特點及其防治對策研究》(《預防醫學情報雜志》2000年第4期)、劉偉等《2006—2010年湖北省頭癬監測情況分析》(《皮膚病與性病》2013年第2期)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還出現一些探討頭癬的碩博論文①。這也表明新的研究力量得到培養。

二、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

依據對相關文獻的閱讀和理解，醫學界對頭癬防治方面討論的主要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對頭癬治療藥物的探討

在頭癬防治中，有關治療藥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成為醫學界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

一是在五六十年代，這類研究主要有三種指向：1)指出西醫的醋酸鉈脫發治療法和X線脫發治療法的不足。如有研究者認為X線脫發治療，雖療效好，但成本貴，受眾面小，速度慢；醋酸鉈脫發治療，雖有療效，成本低，但毒性較大。故而上述兩種療法不宜在農村地區大規模防治中使用[6]269-270。2)積極探索中醫療法。在當時缺乏理想治療藥物的情況下，廣大科研人員積極探索中藥治療頭癬的方法。從相關論文來看，諸如苦楝子藥膏、雄柳膏、硫鉛膏等中藥驗方都在實踐中得到應用，并取得一定療效②。然而中藥驗方往往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有研究者針對當時許多省市采用的苦楝子藥膏指出，該藥方雖有一定療效，但真菌檢查仍為陽性，不能保證根治[7]376。3)推廣灰黃霉素治療。1962年開始灰黃霉素臨床試用，1965年國產灰黃霉素的問世，對頭癬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對此，有研究者指出，與進口的灰黃霉素相比，“國產灰黃霉素質量甚高，療效滿意”，是“治療頭癬的特效藥”③。

二是進入70年代后，隨著灰黃霉素在治療頭癬中的廣泛應用，研究者一方面探討該藥的有效性與不足，另一方面探討中藥與灰黃霉素的結合應用。如雷光烈等認為使用灰黃霉素時，不能忽略輔助治療，主張在治療實踐用最小劑量的灰黃霉素治療頭癬，既能達到治愈的目的，也可避免藥品的浪費④。針對灰黃霉素難溶于水，吸收緩慢且產生毒副反應的缺陷，研究者對其進行了改良實驗。其中，重慶制藥七廠研制的“增效灰黃霉素片”，獲得較滿意的臨床效果[8]；吳紹熙等認為加服中藥菌陳，既可促進灰黃霉素吸收，也可節省其用量[9]。李長海等研究了灰黃霉素在治療黃癬時出現耐藥菌株的現象及其防治措施[10]。

三是進入90年代后，對新出現的伊曲康唑、特比萘芬等治療頭癬的西藥的療效和安全性進行了探討。如趙敬軍、陳志強等通過臨床檢驗，認為伊曲康唑、特比萘芬是治療頭癬的安全有效的藥物⑤；張正華等認為特比萘芬和灰黃霉素對頭癬治療的療效，并無顯著差異[11]。

由上可見，在治療藥物的探討方面，五六十年代是以尋找中藥驗方為主，70年代后以探討以中西藥結合為主，90年代后則是以驗證新西藥的有效性為主。

(二)對頭癬流行病學調查的探討

對各地在頭癬大規模防治所展開的流行病學調查情況，研究者也給予了關注。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是對流行病學調查方法的反思。流行病學調查主要有線索調查、濾過普查、專業普查三種方法，學者們對三種方法的運用有不同的看法。如雷光烈認為濾過普查適宜于頭癬患病率較高的地區，在發病率低的地區，可采取重點人群普查與群眾自報、互報和代報等方式[12]。王詩淇等認為專業性普查是消滅頭癬的前提；線索調查可在“專業人員比較多、衛生知識比較普及的城鎮居民中進行，但在農村特別是山區不宜選擇”[13]。

二是對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問題的原因分析。如1981年廣東省衛生廳對全省進行了頭癬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全省發病率為0.18%，而粵北地區高達0.56%。他們認為全省發病率的高低，與自然環境、生活水平、衛生習慣、生活方式、醫療保健條件及社會因素有密切關系[14]。王詩淇等通過對河南確山縣頭癬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理發傳染在該縣兒童、青少年頭癬患病中占首位。據此他們認為主要是理發員缺乏衛生知識，理發工具不消毒，以及當地群眾有剃光頭和給幼兒剃胎毛的舊習所造成的[13]。王繩武等依據對1962—1987年寧夏部分地區流行病學調查資料的分析，認為回族集中地區和山區農村成為重點流行區的原因，除生活、文化、衛生保健條件較差外，可能還與回族習慣戴帽子、頭巾而造成傳染有關[15]。從相關論文的具體內容來看，研究者對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問題的原因分析，都是一種簡單的推測，并沒有進行具體的分析，這可能與醫學論文撰寫的側重點有關。

(三)對頭癬防治監測情況的研究

頭癬防治監測對預測流行態勢、鞏固防治成果具有重要意義。相關研究者對大規模防治后的一些地方的頭癬監測情況進行了分析和總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省域頭癬監測情況的分析。如湖北省從1980年起，開始在全省范圍內對頭癬進行監測。潘會勝、劉偉等對1991—2010年間不同時段的湖北頭癬監測情況進行了分析。其中劉偉認為1995—2010年5個重點縣的監測結果顯示，湖北頭癬發病率已逐年大幅下降，但因各級領導和專業機構對該病種的關注度減弱，導致2010年后疫情有所上升⑥。又如河南省從1986年起，在豫南5個地區開展頭癬監測工作，張拴緊等對上述監測結果進行了分析，認為通過多年監測，治愈率和年發病率仍符合基本消滅標準；新發病例的臨床類型和致病菌與大面積防治時的地區分布差別不大；頭癬多發生在經濟落后、衛生條件差的山區[16]。

二是對縣域頭癬監測情況的分析。如王遂成對1996—2001年湖北英山縣基本消滅頭癬后監測結果進行了分析，認為新發的84例頭癬，多為10歲以下的兒童[17]。再如郭升起等分析了1986年河南南召縣板坪鄉頭癬監測結果，認為該鄉頭癬由黃癬占首位轉到黑癬占首位，原因可能是黑癬病損面積小、炎癥輕，在大面積防治中被忽略所致[18]。傅哲安等對1985—1990年河南固始縣段集鄉頭癬監測情況加以分析，認為該鄉頭癬患病率雖只有0.019%，但散發病人的出現，說明頭癬傳染源依然存在。對此應繼續加強監測，控制極少數傳染源，同時提高診斷技術和檢驗方法，做到早發現、早治療，以鞏固防治成果[19]。

(四)對頭癬的病原菌變遷及其成因的研究

對頭癬的病原菌變遷及其成因，學者們進行了持續的跟蹤，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這類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對全國性頭癬原菌變遷的研究。如吳紹熙[20]、李彩霞[21]、占萍[22]39等利用不同時期不同類型調查資料或臨床資料，對全國性頭癬病原菌的變遷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論總體上基本相同，即全國性頭癬類型由50年代以黃癬為主，轉變到80年代后以白癬為主，只是在全國范圍內存在著地區差異。有研究者推測，變遷的原因是受“政府重視和醫療干預、灰黃霉素的廣泛應用，經濟發展促使群眾營養狀態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公共衛生建設的投入”等因素的影響[23]。

二是對省域頭癬病原菌變遷的研究。我國地域遼闊，環境、氣候和衛生條件差異很大，故頭癬的臨床類型和病原菌也存在差異。相關研究表明，在60—70年代，上海、遼寧、安徽、寧夏等地是以黃癬為主⑦；而北京、廣州、內蒙古等地則以白癬患者居多⑧，顯現出地域的差異性。隨著年代的不同，頭癬致病菌在一些地區相對穩定，在另一些地區則發生了變遷。如邰書麟等人的研究成果顯示，新疆南部地區的頭癬病原菌一直是“黑癬菌”占首位，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⑨。徐續玲等人的研究成果顯示，湖北的頭癬致病菌種類在60年代主要為“黃癬菌”和“黑癬菌”，70年代這兩個病原菌銳減，90年代“白癬菌”的比例達到高峰，進入21世紀后，“黑癬菌”成為主要病原菌⑩。還有學者對北京、上海、浙江、江西、山東、河南、四川、貴州等省市進入21世紀后的頭癬病原菌的變遷也開展了研究。

(五)對90年代后頭癬流行新特點的探討

(六)對相關防治專家和基層防治人員的研究

一是對胡傳揆教授在頭癬防治中貢獻的探討。如錢信忠撰文指出，胡傳揆教授在粉碎“四人幫”后，推動衛生部把消滅頭癬正式列入工作日程；推動衛生部于1977年2月召開了全國頭癬病座談會；1977年“親自帶領醫療隊奔赴湖北省英山縣農村開展頭癬防治”[26]。邵丹認為，胡傳揆教授在50年代對推動全國頭癬防治工作的開展 “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60年代初他深入到北京的通縣、延慶，江西的南昌、贛州、九江等地，開展頭癬的調查研究和防治工作[27]。吳紹熙撰文評述了胡傳揆教授的貢獻：1958年他親自負責江西南昌青云譜公社頭癬防治試點工作，取得一套現場防治工作經驗；“文革”時期，他指導江蘇泰縣及江西九江地區取得了一個縣和一個地區現場防治頭癬的經驗，并指導皮膚病防治研究所的人員深入新疆實地調查，制定了新疆防治頭癬的方案；“文革”之后，他領導取得了湖北省防治頭癬的經驗[28]。

二是對郭子英教授在頭癬防治中貢獻的探討。如趙天恩撰文指出，郭子英教授自1958年擔任山東省皮膚性病防治所副所長起，多次領導和組織全省頭癬防治工作，尤其是1977年舉辦全省頭癬防治培訓班，并親自授課，培養了一批頭癬防治骨干，為爾后山東省基本消滅頭癬作出了重大貢獻[29]。

三是對基層防治人員的宣傳。如湖北英山縣紅山公社同六大隊赤腳醫生彭淑瓊，在1977年頭癬防治工作中，“把病人當親人”，每天走幾十里山路為患者治療，每天出診自帶“理發剪和暖水瓶”，義務為患者洗頭和理發，有時深夜為患者送藥，將孤兒患者接到家中特別照顧，對拒治病人做思想工作。被人們譽為“一個心眼想著貧下中農”的赤腳醫生[30]。

三、對頭癬防治研究的展望

(一)新中國的頭癬防治是一塊值得開發的史學研究領域

20世紀50—70年代，新中國將頭癬防治上升到國家層面，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消滅頭癬的群眾性運動，基本消滅了頭癬，然而90年代開始，頭癬在各地又呈現抬頭之勢，這應當引起政府、社會、學界的特別關注。然而就現有的研究狀況來看，從事頭癬防治研究的人員是清一色的醫學界力量，其探討的問題主要局限于頭癬本身的“技防”，大多數成果為臨床實驗研究(當然這種研究非常重要和必要)，而對防治中的“人防”和“物防”甚少關注，即便涉及也是點到為止。故而我們認為歷史學應該參與到頭癬防治研究之中，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等多個層面去解讀其中的密碼。再者目前史學界在疾病醫療衛生史研究方面，對急性傳染病的防治關注較多，而對類似頭癬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關注較少。因而開展頭癬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研究有助于豐富新中國疾病醫療衛生史研究的面相。借此我們還可以觀察和探討新中國在慢性傳染病防控中的地方實踐，以及國家公共衛生政策在地方的運行實況，也能為現實疫情防控提供歷史的借鑒。

(二)豐富的檔案文獻資料有助于拓寬頭癬防治研究的廣度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食糧。20世紀50—70年代，頭癬在全國范圍內流行，其中江蘇、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四川、云南、陜西、寧夏、新疆等省市自治區是頭癬的高發區。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全國頭癬防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當時各地在頭癬防治中，將防治資料的整理歸檔作為工作考核內容之一，因而各地在頭癬防治中積累了大量的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至今甚少利用，值得史學研究者去開發。以筆者開展的湖北英山縣頭癬防治研究為例，在英山縣檔案館所藏的該縣衛生局檔案中就有130多個卷宗涉及到頭癬防治的資料，在縣政府、教育局、商業局等部門的檔案中也有頭癬防治的資料；在英山縣疾控中心檔案室藏有30多個頭癬防治的專題檔案。這些檔案的內容涉及到中央領導和衛生部領導的指示，湖北省和黃岡地區的防治規劃與技術指導，英山縣的防治組織、防治宣傳與民眾動員，中央省地聯合醫療隊的工作，各級防治人員的培訓，相關部門的工作計劃與總結，相關會議、物資與藥品采購，經費籌集、治療方案的探索，各公社普查普治與復查復治的調查統計數據，疫區各公社及相關大隊的防治工作，基層防治人員的事跡，患者及家屬的心態變化，頭癬監測、防治中的部門協同、干群關系，防治與農業生產，等等，這些資料目前尚未利用。從前述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到，目前對新中國頭癬防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防治”方面，正如有學者指出，防疫行為是“一種相當復雜的社會行為”，對付某種傳染病既取決于醫療技術本身是否有效的問題，“更是一種復雜的政治應對策略是否能快速見效的問題”[31]。以此而言，諸如在頭癬防治中的中央戰略決策與部署、各地在防治中的宣傳與動員、防治中的政治與經濟、防治中部門協同與地區協同、防治中四大群體之間的互動(患者及家屬群體、干部群體、醫療群體、普通民眾群體)、防治與鄉村社會變遷等課題，都值得關注。如果充分利用各地豐富的檔案文獻資料，就能拓寬新中國頭癬防治研究的廣度。

(三)運用跨學科的方法以推進頭癬防治研究的深度

1979年11月衛生部在編制的《全國頭癬防治方案》中指出：“開展頭癬病防治工作，是移風易俗，改造社會，保護人民健康的一件大事，體現了黨中央對廣大人民群眾健康的關懷?！盵32]48這表明頭癬防治具有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意義，如何推進頭癬防治研究的深度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張大慶先生曾在論述疾病醫療社會史時指出：疾病“不僅是一種特殊的生物學實體存在，也是一種社會的結構性因素、一種社會角色”，疾病防治既要“考慮它的生物因素，也要考慮心理的和社會的因素”[33]14,16。這種研究視角同樣適宜于新中國的頭癬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研究。此外，還要運用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醫學等跨學科的方法，從多維視角去解讀新中國的頭癬防治。如從政治學角度而言，在新中國頭癬防治研究中，要關注黨的領導與決策部署、政治實踐與制度認同、地方政府與民眾動員、執政理念與現實關懷等政治行為與防疫的關聯性；從社會學角度而言，要關注頭癬防治與社會制度、經濟狀況、傳統習俗、鄉村社會變遷等方面的關聯性；以文化學角度而言，要關注不同地區民眾的文化習俗、生活方式、衛生習慣、疾病觀念等對頭癬防治的影響；以醫學角度而言，要關注頭癬的傳播途徑、治療技術、藥品生產、醫患關系、人員培訓等諸多鏈條的關聯性。在頭癬防治研究中運用這些跨學科的方法，可以從多側面勾勒新中國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進程的畫面。同時，要注意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影子，“從自身的歷史資源中發現自己的問題，并從中提煉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論”[34]。在研究中，要探索在頭癬防治中“怎么做”和“做了什么”，更應探索從中“獲得了什么”，以此推進新中國頭癬等慢性傳染病防治研究的深度。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傳染病防治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擁有健康的人民意味著擁有更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绻膊】刂撇涣?、傳染病流行，不僅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會受到重大影響 ，而且社會會付出沉重代價?！盵35]100這表明衛生與健康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類似頭癬之類的慢性傳染病，雖不具有爆發性，而常常為人們所忽視，但無論是慢性傳染病還是急性傳染病都會嚴重危害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社會建設。因此，研究新中國對頭癬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總結其經驗教訓，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注 釋

① 代表性的有：占萍：《皮膚癬菌比較基因組分析及中國頭癬60年變遷調查》，北京協和醫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葛力瑜：《許蘭毛癬菌的表型與基因型研究及其基因組和轉錄組學研究》，北京協和醫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范曉莉：《新疆頭癬致病菌的系統進化研究》，新疆醫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等。

② 佚名：《苦楝子藥膏治療頭癬的初步觀察》，刊載于《中級醫刊》，1959年第4期；劉茂淳：《雄黃膏治療105例頭癬療效觀察》，刊載于《江西中醫藥》，1959年第11期；陜西省衛生廳除害滅病辦公室：《白河縣消滅頭癬病的經驗——驗方硫鉛膏療效顯著》，刊載于《中級醫刊》，1960年第3期。

③ 吳紹熙：《國產灰黃霉素治療頭癬的觀察報告》，刊載于《中國藥學雜志》，1965年第6期；《治療頭癬特效藥——灰黃霉素》，刊載于《中國藥學雜志》，1965年第12期。

④ 雷光烈等：《灰黃霉素治療257例頭癬效果觀察報告》，刊載于《河南預防醫學雜志》，1980年第1期；孫曾拯等：《英山縣長沖公社治療頭癬的觀察報告——對小劑量灰黃霉素及小劑量灰黃霉素加菌陳的治療觀察》，刊載于《武漢新醫藥》，1978年第5期，等。

⑤ 趙敬軍等：《特比萘芬(蘭美抒)在中國應用6年情況回顧》，刊載于《臨床皮膚科雜志》，2001年第4期；陳志強等：《伊曲康唑在我國的應用:五年臨床經驗回顧》，刊載于《中華皮膚科雜志》，1999年第5期，等。

⑥ 潘會勝等：《基本消滅頭癬病五年后流行病學監測分析》，刊載于《湖北預防醫學雜志》，1991年第3期；劉偉等：《2006—2010年湖北省頭癬監測情況分析》，刊載于《皮膚病與性病》，2013年第2期。

⑦ 秦啓賢：《1 500例頭癬臨床和病原菌的觀察和研究》，刊載于《上海第一醫學院學報》，1956年第3期；白義杰等：《旅大地區所見的黃癬及其病原菌的研究報告》，刊載于《中華皮膚科雜志》，1963年第3期；朱一元：《合肥地區頭癬病例分析及其病原菌研究》，刊載于《中華皮膚科雜志》，1964年第1期；王炳仁：《寧夏農村頭癬流行概況及灰黃霉素治療經驗》，刊載于《皮膚病防治研究通訊》，1979年第3期，等。

⑧ 張湐英等：《北京市小學校兒童頭癬初步調查報告》，刊載于《中華皮膚科雜志》，1959年第5期；何玉瓊：《廣州地區頭癬的真菌學研究報告》，刊載于《中華皮膚科雜志》，1964年第4期；包德必理格：《呼和浩特地區兒童頭癬的調查報告》，刊載于《中華皮膚科雜志》，1965年1期，等。

⑨ 邰書麟等：《新疆頭癬病原菌調查報告》，刊載于《中國皮膚性病學雜志》，1992年第4期；董雅榮等：《新疆南疆地區頭癬病原菌調查分析》，刊載于《中國皮膚性病學雜志》，1997年第3期。

⑩ 徐續玲等：《武漢及周邊地區456例頭癬患者分類病原菌檢測分析》，刊載于《臨床皮膚科雜志》，2006年第6期；毛葉紅等：《1960—2015年湖北及周邊地區頭癬病原菌變化情況分析》，刊載于《中國真菌學雜志》，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