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移民中移民戶與政府行為的演化博弈分析

□汪慧玲，李維川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在中國，生態脆弱區與貧困高發區高度重合，兩者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易受生態與貧困雙重脆弱性的掣肘[1]。實施生態移民以期實現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和移民戶脫貧致富的雙贏，一方面保護生態，提高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功能，助力生態振興；另一方面轉變移民戶生產生活方式，發展富民產業，實現產業振興。

貴州、內蒙古、寧夏、陜西等地生態移民的實踐表明，生態移民能有效緩解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矛盾，有利于統一配置資源，優化移民戶生計結構[2]。但生態移民政策執行失真導致政策目標與政策產出不匹配的矛盾在現實中也存在[3]，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政府偏離了保護改善生態環境的目標，將重心投入到移民工程建設[4]。第二，移民戶安置補償標準較低，搬遷后面臨較高生計風險，無法有效保障生計安全，導致移民戶不敢搬、搬不穩[5]。鑒于此，從生態移民中移民戶與政府行為的關系、移民戶搬遷意愿及移民戶后續生計等方面開展研究。

1 文獻回顧

生態移民把生態脆弱地區人口搬遷至適合發展且環境承載力較高地區的人口遷移活動，通過嚴格科學的生態保護修復措施遏制遷出地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環境政策。生態移民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并不是簡單的人口、物資、空間的轉移流動，而是涉及移民戶生存空間的重塑、經濟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調整。因此，生態移民機會與危機并存。機會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在人口空間轉移的同時，產生明顯的集聚效應，促進移民生產生活方式轉型，生態移民可看作是新型城鎮化較低成本的實現路徑[6-7]。危機主要表現在：移民戶作為工程實施的主體，面對社會環境急劇變化會導致生計資本損失，生活成本上升，傳統的小農生計被打破，生計安全無法得到有效保障[8]。

大量研究表明，移民在政府扶貧開發式政策的支持幫扶下配置利用生計資本，能夠實現生計結構優化和功能性調整；生態移民在促進移民增收、享受較好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移民可持續生計方面作用突出，并沒有陷入“介入型”貧困[9]。不過，移民生計資本的損失，尤其是自然資本和經濟資本遭受的負面沖擊、社會資本的重構、人力資本的失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移民的社會融入、就業渠道和收入來源，信貸約束可能會進一步加劇[10]。

家庭是中國農村生產經營的基本單位。新遷移經濟理論中突出家庭、家庭收益、家庭決策的作用，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體，是否搬遷以能否在家庭稟賦狀況下實現家庭全體成員福利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為原則[11-12]，這符合理性人的假設。新遷移經濟理論為生態移民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移民不是家庭成員的個人遷移行為，而是一種家庭生計策略，具有鮮明的家庭特征。比如為了實現家庭收益最大化，存在同一家庭內分批次遷移活動。

在生態移民進程中，移民戶是重要的微觀基礎，移民戶遷移意愿及動機是生態移民能否加快推進的關鍵。貨幣收益是移民戶搬遷的重要動機，但非貨幣收益也能影響移民積極性，包括移民參與、合理公正感等。陶傳進（2000）[13]認為，宣傳、教育、動員能提高移民意愿。時鵬和余勁（2013）[14]強調，親鄰態度、村干部態度對移民意愿存在顯著影響。羅萬云等（2019）[15]基于甘肅沙漠邊緣農戶微觀數據，得出環境風險也能影響移民意愿。政府補償對于促進移民工程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合理的補償價格能夠推進非自愿移民向自愿移民的轉變，緩解政府與移民的矛盾，避免引起惡劣的社會沖突[16-17]。

研究發現，移民工程的補償政策有待完善，例如三江源地區補償機制與政策不完善，導致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移民工程未如期完成[18]。荀麗麗（2007）回顧了內蒙古S 旗生態移民工程，發現政府補償價格不充足，移民戶搬遷后生計狀況不如搬遷前，削弱了移民政策公信力。

增強移民增收能力、拓寬增收渠道與改善遷出地生態環境關系到生態移民的成效，部分學者重點研究了搬遷對移民生計的影響。汪磊和汪霞（2016）[19]基于貴州省的調查研究發現，搬遷后農戶生計資本中除了自然資本總量明顯減少外，其余資本總量均增加，尤其以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增量最顯著，表明搬遷提高了農戶的內生發展能力。李聰等（2013）基于陜西安康地區移民入戶調查數據發現，移民搬遷有助于農戶生計策略向非農轉型，同時顯著降低了農戶參與家畜養殖活動的概率。王婭等（2022）[20]研究發現，武威市67.44%的移民面臨多重生計風險的沖擊，風險多重性指數為2.13。

現有生態移民相關研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假設移民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事實是生態移民中存在明顯的示范效應，移民戶這一理性人的假設與現實非理性行為存在較大差距，至少部分移民戶是不完全理性的。第二，學者從推拉理論和新遷移經濟理論分析生態移民，忽略了生態移民進行到后期遷出地人口大幅減少對未搬遷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第三，政府扮演的“多重角色”貫穿整個移民進程，政府與移民戶策略行為具有一定的動態性、關聯性和長期性，現有研究缺乏兩者策略行為間互動的關注。文章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移民戶與政府演化博弈模型，深入探究兩者行為演變規律和移民影響因素，以便提高生態移民運行效率，為地方政府對遷出地實行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和移民戶再生產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2 移民戶與政府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理論源于生物進化論，是經典博弈論的進一步發展，主要研究在特定政策、制度及技術條件下群體行為規律的演化特征，在經濟學研究中已被廣泛運用[21]。傳統博弈理論是基于博弈方完全理性的假設，但在生態移民中，政府面對的是移民群體，由于信息不對稱、認知差異、思想觀念陳舊問題，移民只能是有限理性。由于隨機（突變）因素的存在，演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在初始時無法達到，博弈方需通過試錯不斷修正、改進策略才能達到ESS。

2.1 模型的基本假設

假設1：文章研究的是政府主導型生態移民，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型政權經營者”，是生態移民的推行者和動員者；暫定排除了移民進程中其他利益主體，如企業等，僅保留政府與移民戶兩大利益主體；生態移民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并不存在個人的搬遷行為；博弈方是移民戶與地方政府（以下簡稱“政府”）。

假設2：移民戶為了實現自身得益最大化，在移民行為上有“搬遷”與“不搬遷”兩種行為策略；政府為了實現公共目標，有“補償”與“不補償”兩種行為策略；可理解為“補償”是政府對移民戶搬遷行為的激勵作用，反之為不激勵。

假設3：移民戶群體中選擇搬遷的比例為x（0≤x≤1），不搬遷的比例為1-x；政府對移民戶采取補償的比例為y（0≤y≤1），采取不補償的比例是1-y。

假設4：移民戶搬遷前后安置地和遷出地的預期收入差異Y，反映了搬遷后收入的變化情況。

假設5：移民戶采取搬遷策略會導致生計資本損失M，且M=MP+ML+MK+MS，其中MP為經濟資本損失，ML為人力資本損失，MK為自然資本損失，MS為社會資本損失[22]；政府在選擇激勵時，移民戶是否搬遷時政府給予的補償也不同，即S和S'。

假設6：g為政府公共目標，包含社會目標gs和生態目標ge，政府公共目標實現程度D（g）是關于政府公共目標g的函數；政府實現公共目標的影響程度同時受到政府策略選擇和移民戶策略選擇的影響；政府補償策略下且移民戶搬遷的影響程度為α（α≥1），政府不補償策略下且移民戶搬遷的影響程度為β（β≥1），政府補償策略下且移民戶不搬遷的影響程度為γ（γ≥1），政府不補償策略下且移民戶不搬遷的影響程度為δ（δ≥1）。

2.2 博弈雙方的得益情況

第一，政府采取補償策略而移民戶采取搬遷策略時，移民戶得益為Y+S-M，政府得益為αD（g）-S。第二，政府采取補償策略而移民戶采取不搬遷策略時，移民戶此時得益僅為S'，政府得益為γD（g）-S'。第三，政府采取不補償策略而移民戶采取搬遷策略時，由于政府無補償，故移民戶得益為Y-M，政府得益為βD（g）。第四，政府采取不補償策略而移民戶采取不搬遷策略時，移民戶得益為0，政府得益為δD（g）。

根據上述假設，構建移民戶與政府博弈的得益矩陣，見表1。

表1 移民戶與政府博弈的得益矩陣

2.3 模型分析

移民戶選擇搬遷的期望得益U11、移民戶選擇不搬遷的期望得益U12和移民戶的平均得益如下。

政府選擇補償的期望得益U21、政府選擇不補償的期望得益U22和政府的平均得益如下。

2.3.1 移民戶策略的演化穩定分析

由式（1）（3）可得移民戶選擇搬遷策略條件下的復制動態方程如下。

對該方程求關于x 的一階導數得到下式。

x*=0 和x*=1 時，F(x)=0，因此x*=0 和x*=1 是兩個可能的穩定狀態點。

1）當y=y*=(M-Y)/(S-S')（僅當0≤(M-Y)/(S-S')≤1 時），F(x)恒為0。當政府以(M-Y)/(S-S')的概率選擇補償策略時，移民戶選擇搬遷與不搬遷兩種策略的得益相同，對于所有的x都是移民戶的穩定狀態。

2）當y＜y*=(M-Y)/(S-S')時，僅有F'(0)＜0，因此x*=0 是穩定狀態點。當政府以低于(M-Y)/(S-S')的概率選擇補償策略時，移民戶選擇不搬遷策略，即不搬遷策略是移民戶的演化穩定策略。

3）當y＞y*=(M-Y)/(S-S')時，僅有F'(1)＜0，因此x*=1 是穩定狀態點。當政府以高于(M-Y)/(S-S')的概率選擇補償策略時，移民戶選擇搬遷策略，即搬遷策略是移民戶的演化穩定策略。

4）當(M-Y)/(S-S')≤0 時，F'(x)=(1-2x)[y(S-S')+Y-M]中[y(S-S')+Y-M]≥0，僅有F'(1)＜0，因此x*=1 是穩定狀態點，即搬遷策略是移民戶的演化穩定策略。

2.3.2 政府策略的演化穩定分析

由式（4）（6）可得政府選擇補償策略條件下的復制動態方程如下。

對該方程求關于y 的一階導數得到下式。

F'(y)=(1-2y){x[(α-γ+δ-β)D(g)+S'-S]+(γ-δ)D(g)-S'} （10）

y*=0 和y*=1 時F'(y)=0，因此y*=0 和y*=1 是兩個可能的穩定狀態點。

1）當x=x*=[(δ-γ)D(g)-S']/[(α-γ+δ-β)D(g)+S'-S]（僅當0≤[(δ-γ)D(g)-S']/[(α-γ+δ-β)D(g)+S'-S]≤1 時），F(y)=0 恒成立。即當移民戶以[(δ-γ)D(g)-S']/[(α-γ+δ-β)D(g)+S'-S]的概率選擇搬遷策略時，政府選擇補償與不補償兩種策略的得益相同，對于所有的y都是政府的穩定狀態。

2）x＜[(δ-γ)D(g)-S']/[(α-γ+δ-β)D(g)+S'-S]時，僅有F'(1)＜0，因此y*=1 是穩定狀態點。故當移民戶以低于[(δ-γ)D(g)-S']/[(α-γ+δ-β)D(g)+S'-S]的概率選擇搬遷策略時，政府選擇補償策略，即補償策略是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

3）x＞[(δ-γ)D(g)-S']/[(α-γ+δ-β)D(g)+S'-S]時，僅有F'(0)＜0，因此y*=0 是穩定狀態點。故當移民戶以高于[(δ-γ)D(g)-S']/[(α-γ+δ-β)D(g)+S'-S]的概率選擇搬遷策略時，政府選擇不補償策略，即不補償策略是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

4）當[(δ-γ)D(g)-S']/[(α-γ+δ-β)D(g)+S'-S]≤0 時，F'(y)=(1-2y){x[(α-γ+δ-β)D(g)+S'-S]+(γ-δ)D(g)-S'}中，{x[(α-γ+δ-β)D(g)+S'-S]+(γ-δ)D(g)-S'}≥0，僅有F'(1)＜0，因此y*=1 是穩定狀態點，即補償策略是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

2.3.3 小結

綜上可得，政府與移民戶行為動態系統的5 個局部均衡點為（0，0），（0，1），（1，0），（1，1），（x*，y*）。

2.4 演化穩定參數討論

Friedman（1991）[23]認為，可通過分析復制動態系統的雅克比矩陣局部穩定性得到平衡點的穩定性，進而研究系統的演化穩定策略。由式（7）（9）復制動態方程，可得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如下。

雅克比矩陣的行列式和跡計算如下。

雅克比矩陣中，演化穩定策略的判定原則是在局部均衡點中找到同時滿足det.J＞0 且tr.J＜0 的點。逐個代入5 個局部均衡點，可得其對應雅克比矩陣的行列式和跡，見表2。

表2 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

表3 穩定分析結果

由穩定分析結果可得，該系統3 個演化穩定點依次為（0，1），（1，1），（1，0），即（不搬遷，補償），（搬遷，補償），（搬遷，不補償）。

其中，（0，1）即（不搬遷，補償）是一個ESS 組合。搬遷導致生計資本損失，移民戶普遍不愿搬遷。生計資本損失由以下構成。第一，經濟資本損失。住房是家庭主要的經濟資本，搬遷后原住房拆遷，原有的農用機械、生產工具、運輸車輛等也無法完全投入到新的生產生活中，家庭負債可能會加大。第二，人力資本損失。移民文化程度較低，靠傳統勞動技能謀生，部分移民雖在“社會大學”中學到一技之長，但這種技能常依賴于生產生活環境，搬遷后面對生產生活環境的“突變”，移民可能面臨“無技可施”的困境，迫使移民學習新的生產技能。第三，自然資本損失。土地是移民重要的生產要素，移民收入來源中農業生產收入占比雖不及非農就業收入，但仍是家庭收入的兜底保障，失去土地則必然導致家庭福利的減少[24]。第四，社會資本損失。親緣、血緣、業緣、地緣是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移民搬遷后原有社區解體，社會關系網絡被打散，緊密的社會關系因搬遷后空間的分離而弱化，以至于移民常感嘆“親戚走動越來越少了”。社會資本的中斷失靈，變相削弱了移民“相互攙扶式”的民間扶助網絡，使移民非正規機制下應付風險能力嚴重受損。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移民個人效益，政府必須使這種正的外部效應內部化，加大補償力度，在移民戶不搬遷時的政府補償S'必須足夠大，使Y-M＜S'-S成立。就政府而言，在移民戶不搬遷策略下，政府選擇補償策略得益大于不補償策略得益，即(γ-δ)D(g)＞S'，由此補償成了政府的占優策略，所以（不搬遷，補償）成為一個ESS 組合。

（1，1）即（搬遷，補償）是一個ESS 組合。政府補償策略下，移民戶搬遷的得益是Y+S-M，政府無法改變移民戶生計資本損失M，但可以給予補償和再生產就業幫扶增加移民戶得益，使Y-M＞S'-S，即移民戶搬遷得益大于不搬遷得益，搬遷是移民戶的占優策略。政府是生態移民的發起者和動員者，有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訴求，尚未達到社會公共目標時，政府補償策略得益遠大于不補償策略得益，即(α-β)D(g)＞S，補償仍是政府的占優策略，所以（搬遷，補償）成為一個ESS 組合。

（1，0）即（搬遷，不補償）是一個ESS 組合。移民具有“傳染效應”，搬遷移民戶生產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時，持觀望態度的移民戶也會效仿搬遷策略。部分移民戶出于故土難離之情不愿搬遷，但原有社區面臨解體，隨著遷出人口持續增加，遷出地教育水平、交通狀況、醫療衛生條件持續惡化，不愿搬遷的移民戶也會搬遷。此時搬遷得益大于不搬遷得益，即(Y-M)＞0，搬遷仍是移民戶的占優策略。政府綜合支持政策有限，先搬遷移民戶享受較多的政策支持，也就是“先搬者先得”，后續移民戶享受的政策支持十分有限。移民戶能自愿搬遷時，政府無須過多補償，即使不補償也不影響生態移民進程，若有極少數不愿搬遷者，政府也能在遷出地安置，比如設置生態公益崗位，不補償得益要大于補償得益，即(α-β)D(g)＜S，不補償是政府的占優策略，所以（搬遷，不補償）是一個ESS 組合。

整個系統的演化過程如下。

初期，由于諸多復雜原因，移民戶是不愿搬遷的。出于“成本-收益”考慮，搬遷面臨巨大的生計資本損失，政府補償的標準是不定的，安置地培育發展產業周期長、見效慢，故移民戶搬遷的得益是否大于0 是不定的。此外，故土難舍之情也是不愿搬遷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為達到中央政府保護環境修復生態和移民戶脫貧致富的雙重目標以獲取政治上的晉升謀利，會激勵移民戶搬遷，由此系統向（不搬遷，補償）演進。

隨著政府持續激勵，有搬遷意愿的移民戶會積極調整不搬遷策略為搬遷策略，而政府在當前階段顯然沒有完成社會公共目標，仍將采取補償策略，于是系統又由（不搬遷，補償）向（搬遷，補償）演進。

移民戶作出搬遷策略并非完全出于自身判斷，周圍群體的搬遷行為會影響個體策略的選擇。隨著搬遷人數增多，示范效應明顯，原本不愿搬遷的移民戶也可能選擇搬遷。此外，遷出地人口大幅下降，面臨中小學師資嚴重外流、醫療水平持續惡化、交通愈發不便、原有社區解體等一系列問題，只要政府做好安置地民生生計工作，出于理性考慮，遷出地中家庭收入較高的群體也會選擇搬遷。此時可認為生態移民進行到后期，移民戶是愿意搬遷的，而政府無須過多補償。即使仍有不愿搬遷者也是極少數，不影響政府社會公共目標的實現。由此，系統由（搬遷，補償）進化升級為（搬遷，不補償）。

以上演化過程說明，整個系統的演化路徑為（0，1）→（1，1）→（1，0）。

2.5 模型分析結果

第一，影響移民戶搬遷的因素有安置地和遷出地預期收入差異、生計資本損失及政府補償。

第二，政府補償策略下移民戶搬遷的前提條件是得益Y+S-M不僅要大于0，還要大于不搬遷策略下政府補償S'。只有滿足這點，整個系統才有可能由（不搬遷，補償）向（搬遷，補償）演化。

第三，在穩步有序推進生態移民進程中，政府并不會一直選擇補償策略。當生態移民進入尾期時，原住地社會關系網絡隨著移民戶搬遷面臨解體，更重要的是原住地人口大幅減少已經影響到不搬遷農戶生產生活，示范效應也顯著降低了政府的補償成本。結合原住地推力和安置地拉力的作用，政府不激勵，農戶也可能會搬遷。

3 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對生態移民中移民戶與政府演化博弈模型的研究發現，移民戶與政府的行為演變為（不搬遷，補償）→（搬遷，補償）→（搬遷，不補償）。政府補償和移民戶安置地及遷出地預期收入差異是決定生態移民能否穩步推進的關鍵。其中，移民戶安置地和遷出地預期收入差異只要大于生計資本損失，政府沒有補償，移民戶也是愿意搬遷的。但現實情況是搬遷后一定時間內，由于土地牧場面積急劇減少，移民很難因安置地種植業養殖業致富。生計資本損失既是移民戶不愿搬遷的因素，也是搬遷后政府建立標準化社區的參考指引。保護改善遷出地生態環境是政府社會公共目標組成部分，移民只是途徑。據此，就遷出地生態保護和安置地移民生產生活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堅持生態移民與生態建設相結合的原則，加強生態修復治理，確保遷出地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嚴格落實生態建設專項資金，確保資金真正用到“生態”上。生態移民并非一移了之。遷出地移民后，遵循“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原則，積極“復綠”，對遷出地實施生態修復，具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生態修復區、宅基地復墾、圍封禁牧、設立專人專職巡查、定期不定期第三方評估生態效益等。遷出地生態環境修復情況應納入政府官員政績考核，使改善生態環境外部效用內部化。

第二，完善政府補償機制。政府補償是移民搬遷的影響因素，也是優化移民生計結構的重要保障。在制訂補償標準時，應充分考慮移民搬遷后喪失發展的機會成本及增加的生產生活成本，盡量避免單一按戶方式補償，探索多元化補償方式。政府補償不應局限于移民階段，應注重移民階段補償補助與安置階段扶持機制相結合。由于移民的親朋好友也要搬遷，而且移民之間經濟水平與開銷同質，非正規機制下難以借助社會網絡規避經濟風險。政府應做好金融扶持工作，消除移民發展產業的資金瓶頸。

第三，建立穩定產業鏈，保障移民可持續生計。政府應結合安置地產業基礎和移民自身意愿，大力培育發展富民產業，壯大優勢產業，延伸產業鏈條，讓移民參與到全產業鏈的開發中，確保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需注意的是，移民長期以來一直從事農牧業，受教育水平較低，學習新的生產技能會相對困難，不能追求城鎮化刻意將移民引入第二、第三產業。牛羊養殖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政府作為連接移民與市場的中介過多干預，反而會增加養殖風險。應加大養殖資金投入和科技扶持力度，積極引導養殖戶購買保險，弱化養殖風險。

第四，增加移民幸福感、獲得感、歸屬感及認同感。謹慎選擇跨區（縣）移民，在空間位置上最大限度保留移民社會關系網絡，盡可能減少社會資本的損失。在社區標準化建設基礎上，充分聽取移民心聲意愿，允許移民按照自身需要修蓋住房，避免“規范性建設的尷尬”。要完善移民機制下規避風險制度，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和合作醫療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