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收入水平影響研究

趙志波 宋玉穎

（中國農業銀行長春金融研修院，吉林長春 130000）

一、引言

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2022 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列為重點工作，在經濟穩增長和促進共同富裕兩大目標下，鄉村振興的戰略意義再次升級。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了鄉村振興金融服務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金融機構加大鄉村振興支持力度抱有更高期待、提出更高要求。2022年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關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深入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從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現代農業基礎支撐、鄉村產業、鄉村建設、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服務鄉村振興能力、農村基礎金融服務、考核評估等八方面明確了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將金融服務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

當前，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驅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為顯著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重塑全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數字技術的賦能下，普惠金融服務更加下沉、覆蓋群體更加廣泛，在持續提升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水平上展現各大作為，鄉村振興成為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藍?！?。數字普惠金融是金融科技與傳統普惠金融的有效融合，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應用，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降低金融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覆蓋率，為解決農村居民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融資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202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意見》發布，進一步強調了“數字普惠金融”助推鄉村振興的重要作用。2021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和鄉村振興局聯合發布《關于金融支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意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提升服務能力提出了明確要求，指出要強化金融科技賦能，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打造線上線下有機融合的服務模式，破解農村偏遠地區網點布局難題，探索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因地制宜打造惠農利民金融產品與服務。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路徑內生地決定了其無法克服的金融危機源自于自身發展導致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劇。2008年金融危機本質來講是資本主義國家收入不平等加劇導致的過度金融化所致，是資本主義國家基本矛盾的具體體現。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發展數字金融的根本目的是實現金融的普惠性。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數字普惠金融與鄉村振興關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周利等，2020；何宜慶等，2020；谷德成等，2021）對于吉林省來講，數字金融是否有助于本省共同富裕的實現，以及是否有助于農村地區收入水平的提升，對于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戰略設計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義。本文擬以吉林省為研究對象，在充分考慮吉林省八個地級市差異性基礎上，使用面板變系數模型實證分析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吉林省農村地區收入水平提升作用，以期為吉林省發展普惠金融提供決策支撐。

二、吉林省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現狀

本文運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吉林省各地級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總體情況。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于2016年開始編制一套“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該指數在國內外現有傳統普惠金融指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普惠金融發展的新形勢、新特征，從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數字化支持程度等3個維度構建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共包含33個具體指標，從而對中國數字普惠金融實踐進行定量描述。從2011-2020年全國各省的總體指數數據來看，十年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呈現快速發展趨勢。近幾年，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速度雖有所放緩，但仍保持了一個可觀的速度，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并未能阻擋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腳步，并且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區域間差異逐漸縮小。

在全國數字普惠金融整體發展趨勢向好的大背景下，從吉林省及各地級市的指標數據來看，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穩步提升。從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的總指數來看，2011-2020年，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逐年提升，雖然指數增長率在2017年之后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但整體水平仍然逐步提升，到2020年，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是2011年的12.5倍，其中，2012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增長最快，達到255.8%，2013和2015年發展較快，增長率分別達到了58.6%和25.7%。第二，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明顯。從十年的數據指標來看，長春市和吉林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較快，位于吉林省的前兩位。通化市和白山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勢頭較好，松原市整體發展較為緩慢，除2014和2015年外，均位列吉林省末位。從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來看，長春市、吉林市和通化市表現較好，普惠金融的覆蓋率較高。第三，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體現活躍性。長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和白山市使用深度較好，長春市位列第一，其支付、信貸、保險和投資等金融服務的使用情況綜合表現最好。第四，數字金融覆蓋程度仍然是吉林省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從數字金融覆蓋程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分指數比較來看，2018-2020年，吉林省各地級市數字金融覆蓋廣度的增長程度均超過了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增長幅度。這說明，雖然從全國各省的數字普惠金融分指數來看，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已經走過了粗放式的圈地時代，由覆蓋廣度驅動，轉變為數字金融使用深度驅動，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增長已經成為數字普惠金融增長的主要動力。但由于吉林省整體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較為緩慢，處于全國第三陣營，吉林省仍然處于數字金融覆蓋廣度為主要驅動力的發展時期。

三、實證結果分析

人工智能（A）、大數據（B）、云計算（C）、分布式記賬（D）、電子商務（E）等新興技術逐漸與金融業務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創新，并催生出移動支付、網絡信貸、智能投顧等新業態。中國金融科技發展處在全球第一方陣。在當前中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大背景下，金融科技對實現共同富裕將發揮重要作用。本文以吉林省為研究對象，使用面板變系數模型刻畫數字普惠金融對各地級市農村收入水平影響的差異化特征，為吉林省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提供政策支持。

（一）研究方法

從表1可以看出，吉林省各地級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呈現出差異性特征，因此對農村收入水平的影響也應存在差異性?；诖丝紤]，本文使用面板變系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回歸方程式為（1）式。

其中，t表示時間，i表示吉林省八個地級市，具體為長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μi控制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殘差項。Income變量刻畫農村地區收入水平，本文使用第一產業增加值與第一產業從業人數之比并取自然對數來表示。Index為取自然對數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具體包括總指數、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地區數字化程度、支付、保險、貨幣市場基金、投資、信貸業務、信用業務等十個變量。controls為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使用取自然對數的地區生產總值（單位：萬元）控制地區宏觀經濟發展規模、取自然對數的地區城鄉居民儲蓄年末余額控制地區可用投資總量、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與年末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之比衡量地區金融效率。

本文（1）是為面板變系數模型，其中Index系數是根據個體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估計值，在（1）式中用βi表示。因此具體到每一個城市的Index顯著性水平以及正負影響方向，需要綜合判斷（β1+βi）的顯著性水平以及該加和的正負值。如果二者其中有一個不顯著，則按照零處理。本文使用Stata 14進行實證分析，根據Stata軟件對模型的估計方式，在估計過程中，Stata對每一個樣本取個體虛擬變量，根據虛擬變量的計量取值原則，Stata默認第一個樣本是所有其他虛擬變量都為零值的情況，故Stata軟件對于長春市不顯示回歸結果，具體可以參見陳強的闡釋。

（二）實證結果解釋

本文樣本數據期限為2011年至2020年，數據來源為吉林省各地級市統計年鑒。表1和表2為Index取各維度指數的估計結果。如前所述，本文根據（β1+βi）的加和來判斷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各個地級市農村收入水平影響的顯著性以及影響方向。估計結果顯示，整體來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顯著的增加了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和松原市的農村收入水平，但對長春市和白城市的影響不顯著。其原因可能為白城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能相對滯后，沒有起到提高農村收入的作用；而長春市作為吉林省的經濟中心，城市化水平較高，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水平的影響可能更多的體現為對城市收入水平的影響，而對農村收入水平的影響則相對不足。從覆蓋廣度視角所進行的回歸結果顯示，其結論與前述基本一致。從使用深度視角進行的回歸結果顯示，其結論除長春市之外，與總體回歸結果相同。整體而言，數字普惠金融整體發展有助于提升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和松原市的農村收入水平，對白城市的影響不顯著，而對長春市的影響則出現了負值特征。

分維度回歸結果表明，其中支付業務維度與使用深度的結果一致。在保險維度下，吉林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的回歸結果為正，說明數字保險發展增加了這些地區的收入水平，而松原市、白城市、長春市和四平市則回歸結果顯著為負值，說明數字保險發展降低了這些地區的收入水平。貨幣市場基金維度顯示，只有吉林市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值。在投資維度下，只有長春市和通化市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而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的回歸結果均顯著為負。信貸業務維度的回歸結果顯示，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而長春市、松原市和白城市的回歸結果則顯著為負。信用業務維度則回歸顯著性水平較差，沒有體現出增加農村收入的特征。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的內生發展動力。本文以吉林省八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使用面板變系數模型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吉林省農村地區的收入提升作用特征。實證結果表明：第一，吉林省八個地級市的回歸結果表明，整體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助于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和松原市的農村收入水平，對白城市的影響不顯著，而對長春市的影響則出現了負值特征；第二，分維度回歸結果表明，不同維度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各地級市的影響呈現出較強的差異化特征，不同維度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各地影響不盡相同。

基于本文的分析，本文認為，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共同富裕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終極目標。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對金融資本進行約束，從準入制度設計、監管制度設計、危機管理制度設計、反壟斷制度等方面規制金融資本，發揮國有金融資本的控制力和領導力，發揮金融資本的正面作用，使其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實現服務。中國要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引導金融資本服務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差距的拉大決定了其金融監管工具無論設計多么精巧，也無法應對其自身的金融風險。而金融穩定恰恰是阻礙共同富裕實現的桎梏。金融監管工具有效性的發揮取決于其運行的社會制度，只有在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社會制度下，金融監管工具才能發揮管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作用，才能成為守護金融穩定的利器，否則就會成為資本家剝削廣大人民的幫兇。

另外，重視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地區影響的差異化效應，應對數字鴻溝、風險外溢和數據治理的挑戰。數字化發展帶來的機遇對于中國農村來說尤為重要。它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的質量、效率、動力變革，并在實現更為長久且可持續增長方面表現出巨大潛能。但是，數字化也帶來了另一種機會與技能方面的差異，即數字鴻溝。數字鴻溝的出現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影響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實現。首先，金融科技發展要關注農村、西部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老年人、殘障人士的金融場景需求，避免金融科技發展導致群體間數據鴻溝的出現，加劇不平等。其次，重視金融科技的風險外溢，把握好公平、效率、風險三者間的平衡，保持金融科技在私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方面的基本一致（避免私人收益率遠大于社會收益率），穩步推進金融科技助力實現共同富裕。最后，完善數據治理，重視數據產權界定、隱私安全保護等問題，保證數據資產收益分配上的公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