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藏楊維楨《芝庭處士墓碣銘》考論

顧工

關鍵詞：楊維楨 芝庭處士 致仕 避諱

元末明初杰出的文學家、書法家楊維楨（一二九七—一三七〇），其傳世書跡大多為晚年寓居松江時所作。過去我們能見到的其最晚作品是天津博物館藏《夢游海棠城記》，書于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正月十五日。二0二一年保利春拍面世的《壺月軒記》，書于同年二月花朝日，比《夢游海棠城記》稍晚。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楊維楨《芝庭處士虞君墓碣銘》（圖見封三），書于洪武二年四月，是楊維楨存世最晚書跡，非常重要，卻罕有人知。

《芝庭處士虞君墓碣銘》，紙本，縱25.4c m，橫141.6c m，正書五十九行。曾著錄于《平生壯觀》卷四、《過云樓書畫記》卷三、《張蔥玉日記》。卷內有馬曰璐（半槎）、張珩（蔥玉）題跋及阮元、陸云、譚敬（區齋）等人鑒藏印。

晚清蘇州收藏家顧文彬《過云樓書畫記》卷三載：

楊鐵崖《芝庭處士虞君墓碣銘》冊。元末常熟富民有福山曹氏、半州徐氏、芝溪虞氏，世所稱虞宗蠻是也。今芝塘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相傳皆虞氏故跡，見《柳南隨筆》。此小玲瓏山館藏廉夫為虞德章銘，首云『世家常熟之芝川』，末敘平生好義事，有『喪者施槥，疾病妊娩者給藥餌饘粥，告急于門者未嘗以有亡為解』，猶見當時貲財雄鄉里情形。文存《鐵崖漫稿》?？肌堵濉酚钟小队輬嬆怪尽?，亦云葬虞山西麓小澗，未知真跡尚在人間否？延津雙劍倘有合時，鐵史有靈，亦當撫掌。[1]

顧文彬提供了幾點重要信息：一、該作品當時為冊頁（后來在張珩手上重裱為手卷）；二、虞氏為常熟有影響力的大家族；三、此作曾經揚州著名鹽商馬氏兄弟的小玲瓏山館收藏；四、除此之外，楊維楨為常熟虞氏還寫過一篇《虞垕墓志》（即楊維楨《東維子文集》所載《虞隱君墓志》）。

楊維楨《芝庭處士墓碣銘》墨跡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經張珩、譚敬收藏，后流至海外，一九八九年出現于紐約蘇富比秋拍（中國古代書畫十三號拍品），再入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唐炳源、唐溫金美家族捐贈）。國內學者對此知之甚少，真偽尚無定論，故有必要先確定真偽，再討論其意義。

文本比勘：墨跡優于文集

據《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卷一《春暉堂記》可知，明洪武二年春，楊維楨應常熟雙鳳鄉虞宗海（字伯源）之邀，前去小住，參加其母的壽宴，并于四月八日為虞氏撰《春暉堂記》。雖《芝庭處士虞君墓碣銘》未署年月，但根據文中『去之（指虞父去世）十有四年』可推算撰文于洪武二年，與《春暉堂記》為一時一地之作。

由墓文可知芝庭處士虞德章（ 一三0一—一三五五），字子文，世居常熟芝川（又名芝塘、支塘），為唐虞世南、宋虞允文后裔。虞德章有四子：宗海（字伯源）、宗祐（字伯承）、宗道、宗益。楊維楨《春暉堂記》稱『今伯仲（指宗海、宗祐）皆有成材，出從儒紳輩游，冠珮整肅，像容侃侃，稱韻人雅士』[2]。

《芝庭處士墓碣銘》并非佚文，它載于《鐵崖漫稿》清抄本和《楊鐵崖文集全錄》清抄本卷二，近年已被編入《全元文》第四十二冊和《楊維禎全集校箋》第八冊。對比墨跡本和上述兩種文集本，字句確有少許不同?？傮w來講，墨跡本能糾正文集中的一些差錯，更具文獻價值。例如：

（1）該文標題，兩種文集均為《芝庭處士虞君墓銘》，墨跡本為《芝庭處士虞君墓碣銘》。墓碣是圓頂石碑，它放在墓的外面，與放在墓室中的墓志有所不同。根據文意，墓主歿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十一月，次年下葬；十四年后（一三六九）請楊維楨撰文，并未言及重新下葬，則應放置墓外，稱『墓碣銘』是準確的。

（2）文集中『孤子宗海，思其親者胸弗置』一句，語意不通；而墨跡本作『思其親者曾弗置』，意思是，念及老父親后事還沒有辦妥?！涸ブ谩粸榈寡b句，即『弗曾置』。文集出錯的原因，在于『曾』『胷』都是上下結構，字形相近，當為傳抄之誤。

（3）文集中『君性樸厚』，墨跡本把『性』字點去，在旁邊標注『為人』二字，很小，謄抄時被忽略。

（4）《鐵崖漫稿》中『幼嘗從吳門克齋先生學』，《楊鐵崖文集全錄》作『幼嘗從吳門克齋齊先生學』，因『齋』、『齊』二字繁體相近，《全元文》楊維楨分冊?？闭哒J為『齊』為衍文，刪去。[3]而墨跡本『克齋』之下先寫『徐』，后改為『齊』，說明這個『齊』為姓氏，并非衍文。

（5）文集中『繄周王讓虞有昆，孰云投荊嗣亡聞』，墨跡本作『繄周讓王虞有昆……』，一字顛倒，卻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差別！前者語意不通，后者就好理解—『周讓王』是說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放棄王位，遠赴句吳，楊維楨《虞隱君墓志銘》中亦有『周讓王』之句；『虞有昆』是說仲雍的次曾孫后來被周武王分封在虞國，承祀仲雍，故仲雍又稱虞仲，是虞氏始祖，子孫不絕。仲雍葬于常熟虞山，《芝庭處士墓碣銘》說『奎閣（指虞集）南歸，至吳訪虞山譜』，因為虞山對于虞氏有重要意義。

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墨跡本的文字通順、嚴謹，比文集本更優。文集本顯然源自墨跡，但在傳抄過程中出現了幾處差錯，甚至導致文義不通。試想，后世的作偽者，根據差錯的文集本還原出一個準確無誤的真本來，這可能嗎？

書風對照：鐵崖行書楷寫

《芝庭處士墓碣銘》的風格比較特殊，與我們熟知的楊維楨書風有一定距離。它是否為鐵崖真跡？會不會是根據原作復制的仿本呢？這就要依據作品本身，與楊維楨已知可靠的書跡作對比分析。

歷代對《芝庭處士墓碣銘》看真的學者，除了清代鑒藏家顧復、馬曰璐、顧文彬之外，還有近代鑒藏巨眼張珩。他在日記中記錄：『（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訪邦達，出示楊鐵崖書《虞君墓碣》冊，極晚年筆，楷書，有頹氣，不精?！籟4]而在原跡后面，他的跋語敘述更詳：

此志以至正乙未后十四年考之，當作于洪武己酉。鐵崖年七十四矣，明歲遂為紫微絳闕之游，故行筆已露頹氣。余得之過云樓顧氏。因改冊成卷，俾復舊觀，幸后人勿再割裂也。吳興張珩書于木雁齋。

張珩認為這是鐵崖『極晚年筆』，『有頹氣，不精』，但特意『改冊成卷，俾復舊觀』。兩段文字綜合來看，可能是經由徐邦達的介紹，張珩從顧文彬后人手中購入此作，隨后改冊為卷并題跋。

唐孫過庭《書譜》論作書有『五乖五合』，表明人在不同環境、心理狀態下的字跡有很大區別。書畫鑒定首先是鑒別真偽，其次才是判斷優劣。如何透過不同時期、不同字體的筆跡差異找到同一書家作品之間的內在聯系？這就要從一系列作品中去探尋作者幾十年養成的穩定、細微、不易被模仿的動作習慣。正如謝稚柳先生談書畫鑒定時說：『鑒別的標準是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是它的本質?！愿褡允贾两K是貫穿在優與劣的作品之中的，如以某一作品藝術高低為標準，不以它的各種性格來進行分析，這是沒有把性格從不同的作品之中貫通起來?！籟5]所謂貫通于不同作品之中的藝術個性，并不虛無縹緲，它也是可觀可感的。具體而言，我們可以把書法風格特征分解細化，從字形大小、行筆速度、提按轉折、結構方式、傾斜方向、牽絲形態、章法特點等多項指標來觀察比對。以《芝庭處士墓碣銘》為例：

（1）空間比例：《芝庭處士墓碣銘》有烏絲欄，結合楊維楨另幾件有烏絲欄的作品來看，字距、行距構成的空間感穩定一致：字形寬度占行寬的六至八成；字距總體較小，有時接近于零；文字在烏絲欄中偏右，偶有筆畫向右伸展越出邊欄的情況。

（2）結構挪移：楊維楨楷書受歐陽詢父子的影響，行書同樣保持了縱長緊結的字形。為求生動，其結構時常錯位挪移，且習慣于上部偏右，下部偏左，姿態與楊維楨其他字跡一致。（表一）

（3）提按峻峭：楊維楨的用筆習慣同樣深受歐體影響，點畫起止銳利，提按轉折分明，起收必用力，橫折必有關節。但筆勢飛動，粗細轉換順暢自然，如『門』『世』『筆』等字，顯示出極佳的控筆技巧。（表二）

（4）特殊寫法：楊維楨詩風、書風都求新尚奇，字形和筆順有時異于常規。如『與』字長橫穿越『』，『將』字、『狀』字左側寫三點，『題』字左下減少一折，『孰』字的左右部件連筆，『庭』字左撇有時減省，都是楊維楨的特殊寫法。尤其是『門』字，常規寫法是先豎再點，但楊維楨是先點再豎，隨后以大跨度的牽絲連接右半部分。這些特殊寫法，如果沒有見過大量楊維楨真跡，是很難得知的。（表三）

（5）個性細節：一個人長期養成的書寫習慣，特別是隱秘的動作細節，是不可能被他人完全模仿的。例如《芝庭處士墓碣銘》中『之』字第二筆上挑，再弧線向右下折而向左；『原』字長撇舒展出尖，下部左右兩點向兩側分挑，類似隸書；『孫』字左偏旁的提，從左下角較低處徑直拉長線到右上角；『謂』字縱長且棱角分明的寫法，以及『月』字的弧撇和斜向結構；『自』字左豎和下橫連寫，右豎則直接鉤上來寫兩短橫。這些標志性的點畫細節特征均與楊維楨其他墨跡吻合。（表四）

（6）雜糅章草：《芝庭處士墓碣銘》書寫較為工整，可是有少數章草字形雜糅其中。這并不是疑點，而恰恰與楊維楨晚年對章草產生興趣是吻合的。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之后的鐵崖行草書墨跡，常常能看到章草字形。但是為何在楷書中摻入章草，這也許只是楊維楨晚年書寫習慣的一種流露。（表五）

《芝庭處士墓碣銘》的真偽問題，在筆者腦海中盤旋多年，經與楊維楨筆跡反復對比，始終無法找出其作偽的破綻。與楊維楨其他傳世墨跡對照，《芝庭處士墓碣銘》的章法、字形、用筆、筆順乃至書寫細節全部吻合，無一字、無一筆不符合鐵崖書寫習慣，這是任何偽作無法達到的程度。

至于《芝庭處士墓碣銘》的書體，它大致屬于楷書，同時又兼容行書和章草筆意。與楊維楨十年前的小楷《周上卿墓志銘》相比，書風差別巨大。楊維楨此時已經七十四歲高齡（去世前一年），雖然還能夠外出游玩，但是精力、體力都明顯下降，或許很久不寫小楷了。這次常熟之行他撰《芝庭處士墓碣銘》后，又受托工整謄抄。雖然楊維楨主觀上是寫楷書，盡量筆筆斷開，但日益衰老的生理機能又不允許他寫出當年的小楷，以至于行草書筆法不時摻入，起收筆處常有牽絲。嚴格來說，稱這幅作品是小楷，不如稱它是鐵崖行書的楷寫—與其晚年隨性揮灑的詩文稿有所不同。這一特殊書風，在鐵崖傳世墨跡中為僅見。

印章鑒別：俱為晚年真印

在古書畫鑒定中，印章是極為重要的輔助因素。世人往往認為鈐蓋印章時所蘸印泥厚薄、按壓輕重、襯墊軟硬乃至印章殘損程度不同，印蛻效果不盡一致，故仿刻印章容易魚目混珠。然宋代米芾在《書史》中早就指出：『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唯印不可偽作，作者必異?！籟6]這是因為，印章不論朱文白文，尺寸大小和線條位置是固定的，不會因印泥厚薄、印面殘損而改變，這是鑒別印章真偽的關鍵。如果仿刻印章，必有細小誤差，一方印章中幾十根直線曲線組成的空間位置，不可能被全部模仿到位。特別是前人手工作偽，必定與真印有區別。除非絲織物裝裱拉扯導致的印章變形，一般紙本書畫上的鈐印都是可以鑒定真偽的。長期以來人們依靠肉眼目鑒，精確度不夠，容易被偽印欺騙，所以才會認為印章不是鐵證。而如果利用計算機技術對印章圖像做精確分析，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例如成都趙華先生運用了印章圖像數字解析的方法來鑒別印章真偽，為古書畫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楊維楨《芝庭處士墓碣銘》首尾鈐蓋作者印章四方，以下逐一對比（表六）：

朱文印『鐵史藏室』鈐蓋于作品右下角，為楊維楨晚年常用壓角印。約一三六二年《題楊竹西小像》所鈐印蛻線條干凈清爽，更晚的幾件作品上的印蛻線條略粗，且有不同程度的印泥粘連。矯正圖片畸變后，對比發現包括《芝庭處士墓碣銘》鈐印在內，所有印章的筆畫主體部分吻合，可判斷為同一方印章。由此情況也可知楊維楨平時使用印章后，擦拭得并不干凈。

朱文印『李黼榜第二甲進士』是楊維楨使用頻率最高的閑章之一。此印在一三六一年、一三六三年鈐蓋時都是四邊完好，到了一三六五年《張氏通波阡表》鈐蓋時，邊欄呈現多處殘破，尤其是『黼』字右側、『士』字左側邊欄殘破，成為鐵崖晚期書法系年的一個標志。一三六九年的《芝庭處士墓碣銘》該印邊欄殘破符合這一特征。需注意的是，約一三六一年的《題杜甫詩意圖卷》『黼』字右側斷痕位置稍高，以及『甫』上部不完整，卻不是印章殘破，而是蘸印泥時的缺失。又，《張氏通波阡表》和《芝庭處士墓碣銘》所鈐印蛻的左下邊欄外撇，疑為銅質印章變形所致。

白文印『楊廉夫』也是楊維楨常用印，線條姿態柔美，有小篆筆意。此印鈐蓋于約一三六二年的《題蓮舟新月圖卷》時，四邊完好，而此后的幾個印蛻，『楊』字右側和『廉』字左側邊欄都有明顯損壞?！吨ネヌ幨磕鬼巽憽吩撚⊥懖粌H線條位置吻合，左右邊欄的殘破亦符合上述規律。

白文印『抱遺老人』是楊維楨的別號印。此印保存狀態甚佳，對比多個印蛻，十余年間幾乎沒有發生破損和變形?！厄E骨圖》和《芝庭處士墓碣銘》所鈐印蛻局部有印泥漫漶，以及后者右側邊欄略粗，屬于蘸印泥和按壓力度造成的痕跡差異，而印章線條位置并無抵牾。

由是，我們可以判定《芝庭處士墓碣銘》所鈐四印俱真。元代文人使用印章還是以銅質為主，像杭州鮮于樞墓出土的兩方印章都是銅印。石質印章偶有使用，但占比是極小的。不管銅印石印，它即便經過撞擊、殘損、重剜，所有線條的位置和走向不會改變，如有殘損、變形也是基于印材的物理特性而發生。且殘損、變形的狀態是不可逆的，一旦發生，它會長期保持并加重癥狀，這是鑒別印蛻時間早晚的重要指標。

史料未載的加銜致仕

《芝庭處士墓碣銘》墨跡寫在烏絲欄中，表明這是正式的謄抄本。不但文本內容優于文集本，而且在格式上特別完整。尤為特別之處，在起首四行：『有元進士、奉議大夫、翰林院直學士致仕會稽楊維楨撰并書篆蓋?！贿@條關于楊維楨致仕官銜的記載前所未見，非常重要！可惜《鐵崖漫稿》和《楊鐵崖文集全錄》兩種文集本，收錄該文時均漏了這句話。

據文獻知，楊維楨于承務郎、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從六品）任上，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遭遇明軍攻城，建德失陷，而倉皇逃往杭州。隨后授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從五品），但因戰亂道阻，他并未赴任，次年徙居松江。宋濂撰《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曰：『居無何，升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跡浙西山水間?！籟7]殷奎《祭先師鐵崖楊先生文》曰：『致祭于先師故奉訓大夫、儒學提舉鐵崖先生楊公?！籟8]兩篇文章都撰于楊維楨去世后，卻未言及鐵崖致仕之事。

致仕指官員交還權力，即退休。元政府沿用了中國古代王朝的致仕制度，規定官員七十致仕（原則上）?；蕬c二年（一三一三）定百官致仕資格，即三品以下漢人官員，升一等散官致仕；三品以下蒙古、色目官員，職事、散官皆升一等致仕。三品以上官員致仕由皇帝批準，四品以下官員致仕由行中書省或吏部批準。對正常致仕的官員，依照品級不同，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9]

不為人知的楊維楨晚年加銜致仕，有親筆墨跡《芝庭處士墓碣銘》作為物證，這為其生平仕宦經歷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元末農民戰爭爆發以后，浙西大片地域被張士誠占據。張士誠一度歸順元朝，詔為太尉，后自稱吳王。在這十幾年間，楊維楨與張士誠弟弟張士信、杭州路總管謝節以及眾多松江官員一直保持良好的關系，為他們撰文稱頌，也有詩歌唱和。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楊維楨升任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因兵亂并未到任，但是也未辭官—證據是他任教松江府學時，所撰多篇文章落款皆署該職務，如《有余閑說》署『東維者，泰定丁卯榜進士、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也』，《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署『前進士、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撰』?？梢姉罹S楨雖未赴任江西，但官方并未撤銷這一任命，楊仍然可以以這個身份行走江湖。到了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楊維楨年滿七十，例應致仕，可是此時元政府已經岌岌可危，喪失了對南方大片地域的掌控。楊維楨由從五品升為正五品致仕，這很可能是張士誠政權給他的待遇。不過『好景』不長，次年（一三六七）九月明軍攻陷蘇州，張士誠政權和元朝相繼覆滅。

在楊維楨幾種文集中，也收錄了一些撰于明初的文章，但是完全找不到關于其致仕官銜的記載，這是為什么呢？筆者推測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是楊維楨的詩文稿或書畫題跋，落款一般不寫官銜。他的落款常用格式為『年月+籍貫+別號+姓名+書寫地點』，如《壺月軒記》墨跡落款為『龍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會乩抱遺叟楊禎廉夫甫在云間之拄頰樓，試老陸畫沙錐書也』。還有一些詩文落款隱去姓名，只寫別號，當然也不會寫官銜。

二是碑文、墓志等準備刻石的文章，為鄭重其事，需要寫出撰文及書丹者的官職，但這些內容未必會收錄在文集中。筆者統計了楊維楨的碑志文章，發現一個規律：如果作者的官階、職事、署名在文章后段，與正文連貫，就可能被編入文集（亦有文集不收錄而地方志收錄的情況）；而這些信息如果單獨寫在碑文、墓志的開頭，則不被視為文章的內容，文集均略去不錄。

由楊維楨撰文的《龍洲先生墓表》（在昆山亭林園）和《嘉定州重建儒學記》（在嘉定文廟）兩塊碑刻，就是很好的例子?！洱堉尴壬贡怼仿淇钤谖哪骸捍笤琳ヒ荒甓挛迦?，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揚維楨撰，將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褚奐書』，一字不落被收入朱珪《名跡錄》和《（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而《嘉定州重建儒學記》把撰文、書丹、篆額三人的官階、職事、姓名單獨列于開頭（第二三四行），后人編輯《吳都文粹續集》時，把這三行內容略去，從而也丟失了一些重要的歷史信息。

宋濂比楊維楨小十五歲，兩代文壇巨子相互推重，楊為宋濂文集寫序，宋為楊維楨撰墓志銘，足見二人交情深厚。楊維楨加銜致仕之事，宋濂大概率知曉，但他為鐵崖撰《墓志銘》時也許是有意回避了這個情況，因為與張士誠有關。至于鐵崖弟子殷奎，他是昆山人，明初出任咸陽教諭，《祭先師鐵崖楊先生文》亦作于咸陽。當元末明初，殷奎和楊維楨已經分隔兩地，對其致仕之事可能確實不知情。

『國』字缺筆的討論

《芝庭處士墓碣銘》中還有一個奇怪的細節：在『國史』『戰國』『雍國公』『雍國』句中，先后四次出現『國』字，都缺末筆。這也是楊維楨研究中從未遇見的問題。

古代文獻中的缺筆，通常與避諱制度有關。古人避諱主要分為國諱和家諱。宋人避諱甚嚴，但進入元朝以后，由于皇帝名字為蒙古文，漢文僅是音譯，不需要避諱。陳垣《史諱舉例》卷八『元諱例』云：『元帝名皆譯音，又不如遼金諸帝之兼有漢名，故元世文書上避諱之例甚少也?！籟10]明初避諱亦疏，萬歷以后漸嚴，但明清兩朝皇帝名中都沒有『國』字，顯然亦非后世作偽者避諱。又，家諱方面，元代社會普遍沒有避諱的風氣。楊維楨父親名宏，祖父名敬，曾祖名文修。筆者檢索《東維子文集》，共有九個『宏』字、七十九個『敬』字、一百零八個『修』字，可見楊維楨是不避家諱的。

『國』字缺筆是楊維楨個人習慣嗎？也不是。在楊維楨一三六0年墨跡《沈生樂府序》、一三六六年《如心堂跋》中，可以見到兩個『國』字，一楷一行，都沒有缺筆現象。在楊維楨存世的所有墨跡中，未曾發現任何字有刻意的缺筆。那么，與《芝庭處士墓碣銘》同時的明初文人墨跡中是否有『國』字缺筆現象呢？筆者搜尋良久，未有發現，說明『國』字在明代并非避諱字。

回看《芝庭處士墓碣銘》墨跡中四個『國』字，首次缺筆出現在『先子生不服官政，姓名不得掛國史』句中。墓主虞德章卒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此處『國』當指元朝。是否可以猜想，楊維楨借『國』字缺筆表達『國破』的寓意？似有可能，但也站不住腳，楊維楨這么洞明世事的老人，加之棄官多年，會冒著政治風險來表達這種小心思嗎？

兜兜轉轉，還得從避諱方面找原因。陳垣《史諱舉例》卷八『明諱例』云：『明承元后，避諱之法亦甚疏。據明史，隨從太祖數人，有丁玉初名國珍，吳良初名國興，吳禎初名國寶，胡美初名廷瑞。胡美傳云：「避太祖字易名?！谷唤K明之世，太祖名字，并未嘗避?！籟11]他說了兩層意思：一是明初部分大臣改名，是因為太祖名元璋字國瑞；二是因元、璋、國、瑞都是常用字，避諱僅限于人名（如畫家趙元改名趙原），日常行文遵守『二名不偏諱』的規矩，只要不是二名連用，就不必避諱。

既如此，楊維楨于洪武二年撰書《芝庭處士墓碣銘》『國』字為何要缺筆？筆者推測，這或許與他『寧過勿不及』的心態有關。楊維楨一生宦海沉浮，經歷過蒙元、淮吳、朱明三個政權，深知吏治之弊與民生之艱，也學會了如何在艱難環境中自保。元朝不講避諱已經百年，張士誠也不講避諱，然當時明朝開國不久，各項制度逐步建立，皇帝對避諱要求是寬是嚴尚不可知，楊維楨為求穩妥，就采取了相對謹慎的做法，主動寫『國』字缺筆。時人王彝評價楊維楨『混跡斯世，與時低昂』[12]，語氣帶有貶義。但這何嘗不是亂世文人的一種無奈呢！

綜上，楊維楨墨跡《芝庭處士墓碣銘》不但校訂了文集本的細節差錯，且呈現其去世前不久『行書楷寫』書風的獨特面貌，為鐵崖書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此外，該墨跡蘊藏了兩個前所未知的重要信息，加銜致仕和『國』字缺筆，涉及楊維楨與張士誠、朱元璋兩個政權的關系及其政治態度，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單位：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