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與日本“漢人”的形成

蔡鳳林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自公元前3世紀或從更早的時期,東亞大陸居民數次從朝鮮半島大規模地集體移居日本列島,成為日本歷史上的“渡來人”或“歸化人”(本文稱之為“日本古代移民”)。這些大陸移民為古代日本社會帶去了稻作、養蠶、織布、制陶、冶煉、建筑等方面技術以及道教、儒學等中國思想文化要素,奠定了日本古代國家及民族文化形成發展的基礎。關晃提出:“必須認為我們(日本人)任何人都繼承著古代歸化人的10%或20%的血緣。經常說我們的祖先同化了歸化人。不是這樣,歸化人就是我們的祖先。他們所做的工作不是為日本人做的工作,而是日本人做的事情?！盵1]12這是中肯之論。

日本古代移民的主體部分是數次波狀集體移居日本列島的人群。關于這些移民移居日本列島的時期和次數,目前學界一般認為,第一期為自公元前3世紀(或更早的時期)至3世紀的彌生時代;第二期為以日本應神朝和仁德朝為中心的4世紀末至5世紀初;第三期為5世紀后半葉至6世紀上半葉;第四期為663年白村江戰役以后的7世紀后半葉。[2]關于這些古代移民的族源,目前,日本、韓國學界有很多研究者認定他們是朝鮮系民族(例如著名日本史學者上田正昭就認為本文所述的“漢人”—“東文氏”和“西文氏”屬于百濟系[3])。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在上述移民潮中,第二期和第三期移民的主體部分屬于秦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移居朝鮮半島的中國人(本文中主要指中國漢人)的后裔,或經由朝鮮半島移居日本的中國南朝漢人。在日本歷史上他們被稱為“秦人”“漢人”“今來漢人”,構成日本民族的族源之一。關于古代日本“秦人”的形成及其對日本社會文化的進步發展所做出的歷史貢獻,筆者在《試論古代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與日本移民集團“秦人”的形成》一文中已作了闡述。[4]關于古代日本“漢人”的研究,學界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茲不一一臚列。其中,關于他們來源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韓昇著《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5]西本昌弘撰《樂浪、帶方二郡的興亡和漢人移民的去向》、[6]趙俊杰撰《樂浪、 帶方二郡覆亡前后當地漢人群體的動向與勢力發展》[7]等。不過,迄今為止,學界對日本“漢人”的全貌(如其形成過程和對日本社會的歷史貢獻等)的闡述缺少專題性。

一、漢朝建立以后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情況

本文認為,古代日本“漢人”的主要成分是漢朝以后移居朝鮮半島的中國人的后裔,故文中首先闡述這些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的過程。

《史記·朝鮮列傳》記載:

朝鮮王滿(1)《史記》《漢書》記作“王滿”;《后漢書》《三國志》以后的史書稱為“衛滿”,本文統一記寫為“衛滿”。參見司馬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朝鮮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9:2985;班固.漢書卷九十五朝鮮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3863;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2817;陳壽.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59:846。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筑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余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8]

漢初,燕人衛滿聚集千余同黨,逃往朝鮮半島,建立以中國移民為政治核心的衛氏朝鮮國,建都王險城(今平壤),占據秦朝統治過的地方上下鄣,并統治半島原住民以及故燕國、齊國逃至半島的人們。據《后漢書·東夷傳》“濊條”記載:“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寇,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盵9]《史記·朝鮮列傳》又載衛氏朝鮮建立者衛滿“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盵10]2986此亦佐證漢初有很多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周秦王朝時已經有大量的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加之漢初也有大量移居半島的中國人,昭示衛滿建立的衛氏朝鮮是在中國漢民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土壙墓源于新石器時代。這種墓葬形式是“中國古代最流行、數量最多的墓形之一,它廣泛分布于黃河流域、東北、西北、長江流域以及華南的某些地區”。[11]土壙墓很早在遼東地區普及。公元前3世紀末至2世紀初,朝鮮半島西北部的考古學文化面貌發生明顯變化,傳統墓葬形式石壙墓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原地區土壙墓,意味著這個時期有大量中原民眾移居半島。田村晃一認為,朝鮮半島西北部土壙墓的出現,與衛滿進入半島有著密切的關系,漢初以平壤為中心建立的衛氏朝鮮,在很大程度上是燕、齊等地移民與原住民相互妥協的結果。[12]

衛氏朝鮮統治朝鮮半島北部近百年(公元前195—前108),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漢武帝所滅。漢武帝為了恢復秦朝以前中原王朝對遼東和朝鮮半島地區的統治,以及防止匈奴從東北地區威脅漢朝,在朝鮮半島相繼設置了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樂浪、真番、臨屯郡設于公元前108年,玄菟郡設于公元前107年),[10]2989半島大部分地區受漢朝轄治。樂浪郡(治所今平壤)的地理范圍,最大時北以浿水(今朝鮮清川江[13]36)與遼東界郡為界,南到今海州灣,包括黃海道全境在內,東邊從今朝鮮灣到江陵一帶,西邊從今西朝鮮灣到海州灣。[13]34樂浪郡初設時轄有朝鮮、坍邯、浿水、黏蟬、遂成、增地、駟望、屯有、鏤方、渾彌、吞列等縣,[13]33今朝鮮平壤市西南土城洞為郡治所在地。始元五年(前82),漢廷罷真番(今朝鮮慈悲嶺以南之黃海道大部分及南漢江以北之韓國京畿道一部分[13]50)、臨屯(南至今韓國慶尚道北界小白山、竹嶺一帶,北至今朝鮮咸鏡道定平一帶,東臨日本海,西至今江原道西界之分水嶺[13]51)二郡,并入樂浪、玄菟二郡。真番故縣之并于樂浪郡的有含資、帶方、海冥、列口、長岑、昭明、提奚七縣,歸樂浪郡南部都尉管轄,南部都尉治所在昭明縣。[13]33臨屯郡罷后,自單單大嶺(今朝鮮劍山嶺、阿虎飛嶺等[13]46)以東,沃沮、濊貊地區悉歸樂浪郡轄治。后以境土廣遠,復以單單大嶺以東7縣(東暆、不而[不耐]、蠶臺、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沃沮])置樂浪東部都尉管轄。[14]后漢樂浪郡轄治18縣。[13]33

樂浪四郡的設立,為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創造了方便條件?！稘h書·地理志》載西漢時樂浪郡戶數為62812,人口數為406748。[15]《后漢書·郡國志》載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時樂浪郡戶數為61492,人口數為257050。[16]3529在這些人口中,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原的官吏、商人、農民、工匠、富豪和知識分子,[17]他們是經由陸路或海路從華東或華北地區移居朝鮮半島的?！逗鬂h書·王景傳》記載:

王景,字仲通,樂浪衻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瑯邪(今山東省東南部—筆者)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于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候,閎獨讓爵。[18]

齊哀王劉襄(?—前179),漢高祖劉邦長孫,齊悼惠王劉肥長子,因此王仲奔朝鮮是在漢武帝設樂浪郡之前,漢朝設樂浪郡時在他僑居的地方設立了衻(《后漢書·郡國志》作“坍”)邯縣(屬樂浪郡,轄境大致為今朝鮮平安南道順安以西之地)。[13]35王仲后裔王閎,因助東漢太守王遵平叛而封為列侯。另外,據新羅于954年所立《臺子寺朗空大師白月棲云樓碑》,朗空法師的祖先是周朝尊臣尚父(姜子牙)的苗裔,漢朝時流寓玄菟郡。[19]

對于戰國至秦漢以前的中國人來說,海洋成為他們遐想仙境和向往隱遁仙居生活的地方;尤其是對于那些政治上失意或對現實政治不滿的人,海上成了他們理想的政治避難地。除了上述王景祖先王仲之外,漢朝時這類人還很多。例如,西漢末年北海都昌人逢萌以王莽暴政,認為“三綱絕矣”,遂“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20]王莽篡漢時,瑯邪人“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呂母起事“殺其宰”,“引兵入海,其眾浸多,后皆萬數”。[21]東漢末年彭城廣戚人姜肱以“政在閹豎”而“隱身遁命,遠浮海濱”。[22]海島甚至成為叛亂分子的巢穴。[23]這些政治避難者或叛亂分子中如同王仲那樣,前往朝鮮半島生活的人一定不在少數。

漢朝時我國沿海地區普通居民也與海洋結下不解之緣。例如,西漢菑川人公孫弘“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24]公孫弘在發跡之前因貧困在海邊牧豬討生活?！妒酚洝へ浿盗袀鳌酚浭鑫鳚h燕“亦渤、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恤~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馀,東綰濊貉、朝鮮、真番之利?！盵25]3265這說明漢朝人為經商貿易前往朝鮮半島者亦有之?！妒酚洝へ浿盗袀鳌愤€記載鄒、魯之地人“好賈趨利”,[25]3266山東半島人也有可能前往一衣帶水的朝鮮半島經商。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韓條”引《魏略》,王莽新朝地皇年間(20—23年),有1500名中國人在辰韓(古代朝鮮半島東南部部族)伐木。[26]851這些中國人亦應為沿海地區普通百姓,不知何因移居朝鮮半島南部地區?？傊?秦漢時期中國沿海地區存在“海人”或“海上人”集團,[27]他們居住在海濱或沿海島嶼,負海生存,或追求漁鹽之利或放牧、行商、務農,其中移居朝鮮半島者亦定有之。據《三國史記》記載,東漢末年,高句麗故國川王十九年(197年),“中國大亂,漢人避亂來投者甚多”。[28]高句麗山上王二十一年(217年)八月,“漢平州人夏瑤以百姓一千余家來投”。[29]可見,中國人以不同渠道移居朝鮮半島,貫穿全部漢朝歷史。有學者指出:“總的看來,東漢末年時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東東北)、徐州(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遼寧西部)遷移;由山東半島渡海向遼東轉移?！盵30]漢朝滅亡以后仍有大量中國人以不同渠道繼續移居朝鮮半島。朝鮮黃海南道安岳3號墓壁畫上發現了如下墨書題記:

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癸丑,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平東將軍、護撫夷校尉、樂浪相、昌黎、玄菟、帶方太守、都相侯、幽州遼東平郭都鄉敬上里冬壽,字□安,年六十九薨官。[31]

墨書題榜奉東晉穆帝的“永和”(345—356年)年號。(2)“永和”(345—356年)年號,只用十二年,次年(357)正月因穆帝加元服改元為“升平”元年。墓志銘中的“永和十三年”,是由于樂浪漢人不知改元所致。關于安岳3號墓墓主的身份,學界爭論過多年,目前已確定該墓主是《資治通鑒》晉紀成帝咸康二年(336年)正月條所記佟壽。[32]佟壽原屬北燕慕容仁麾下的漢人,相繼被前燕慕容仁、慕容皝任命為“司馬”,因前燕統治者內部紛爭而逃奔高句麗管轄下的樂浪故地(313年樂浪郡被高句麗吞并),參加了高句麗政權。[33]佟壽擁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平東將軍、護撫夷校尉”以及“昌黎、玄菟、帶方郡守”等中原王朝官爵,同時還身兼“樂浪相”這一官職。

此外,在朝鮮平安南道大安市德興里古墓出土的408年墨書銘文記述鎮歷任建威將軍、小大兄、左將軍、龍驤將軍、遼東太守、使持節、東夷校尉、幽州刺史。[34]鎮,籍貫信都(今河北冀縣),應為漢人,他擁有將軍、太守、校尉、刺史等中國官爵,同時也有高句麗固有官職“小大兄”(為高句麗官制中的“兄”系官位之一,只有國王臣下才被授予這一職位)。472年,百濟向北魏皇帝控訴高句麗侵凌時云:“自馮氏數終,余燼奔竄,丑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余載,財憚力竭,轉自孱踧”。[35]2217馮氏,指漢人政權北燕,436年為北魏所滅;“丑類”,指高句麗。北燕“奔竄”者中有一部分人逃入高句麗(例如,北燕末代國君馮弘率眾逃往高句麗)。另外, 302年九月,高句麗美川王“率兵三萬侵玄菟郡,虜獲八千人,移之平壤”;[36]385年六月,高句麗故國壤王“出兵四萬襲遼東?！煜葸|東、玄菟,虜男女一萬口而還”。[37]這些被虜之民多數應該是具有一技之長的漢民。

漢朝時移居朝鮮半島,死后葬在那里的中國人墓葬,僅在今平壤市樂浪區土城為中心,向南、向東約四千米范圍內就分布數千座。[38]12自1909年首次發現兩漢樂浪墓葬遺存至1945年,日本研究者對平壤大同江南岸地區的樂浪墓葬的分布情況進行詳細調查,繪制出了墓葬分布圖。根據當時的調查結果進行推測,僅這一地區得以保存的樂浪墓葬約有1400余座。[39]2世紀末東漢王朝衰落時又有一批中國內地居民移居西北朝鮮,引發那里的墓制發生了較大變化,長期流行的木槨墓(木槨墓流行于大同江、載寧江流域是在西漢后期至東漢中期。[40]樂浪郡址周邊的大型木槨墓之年代亦集中于西漢末年至東漢前期。[41]70)為磚室墓所取代。這些磚室墓主要分布在今平壤市、黃海南北道、平安南道等地,集中存在的地區是平壤市大同江南岸和黃海南北道的載寧江流域。樂浪郡時代的西北朝鮮墓葬在形制、禮俗、隨葬品以及發展過程等方面,均與中國內地同時期墓葬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或近似性。磚室墓出土的漆器、青銅器、銅鏡、五株、大泉五十等遺物均為內地制品;武器、裝飾品的器形及卷云瓦當等遺物也與內地同類制品相同。兩地墓葬文化之間存在的這種親緣關系,是在內地漢民大量移居西北朝鮮以及中原王朝對這一地區進行有效的郡縣制統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42]由于兩漢時有眾多中國人移居西北朝鮮,極大地改變了那里的文化面貌,以平壤為中心的西北朝鮮形成了中國文化分布區域,西漢末年學者揚雄(公元前53—18年)在《方言》一書中把“燕之外鄙、朝鮮冽水(今大同江)之間”列為漢語方言區之一,反映的就是當時這種歷史狀貌。

漢朝文化不斷輸入朝鮮半島,漢朝鐵器取代了這里先前存在的青銅器,甚至位于半島南部的慶尚南道沿海地帶亦出現了西漢銅鏡。尤其是慶尚南道義昌郡(今昌原郡)茶戶里遺址出土了星云紋鏡、五銖錢、馬鐸、帶鉤、鐵制環首刀等西漢遺物,該遺址整體上表現出漢朝文化的強烈影響。[43]82

《三國史記》記載37年高句麗大武神王“襲樂浪郡,滅之?！盵44]188前已引述,更始年間(23—25年),趁西漢王室衰微而對樂浪郡的管轄鞭長莫及時,樂浪郡中國人王調殺死樂浪太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東漢王朝建立后,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曾任命王遵為樂浪太守,樂浪郡吏王閎、楊邑等殺死王調,迎來新的太守王遵。建武二十年(44年),光武帝遣兵渡海討伐樂浪,取其地為漢朝郡縣。[44]188東漢王朝恢復了對樂浪郡故地的轄治,樂浪郡的政治權威也得到恢復。以彩篋塚、王盱墓為代表的樂浪古墓,其建造期是在東漢王朝前期。在這個時期,王氏中國人在樂浪郡治所修建了豪華墳墓。[41]35這些墓葬出土的漆器上除了寫有王莽朝的紀年銘文,還寫有東漢建武二十一年(45年)至永元十四年(102年)的紀年銘文。[45]33這些情況也在說明東漢前期漢廷已恢復了對樂浪郡的轄治。

“二戰”結束后,朝鮮咸境南道日本海沿岸地區亦相繼出土了金屬器具等漢朝遺物。[46]漢朝時這一地區北部屬于玄菟郡(初置時其轄境東臨日本海,東北至今圖們江流域,西北包括今遼寧新賓、清源二縣轄境,西南則約以今朝鮮境內昌城、熙川、寧遠、定平一線與遼東、樂浪二郡為界。[13]16),南部則屬于臨屯郡,說明漢朝時這里雖為偏僻邊陬,然亦有中國人居住。東暆縣為臨屯郡治所在地(今韓國江原道江陵)?！稘h書·藝文志》著錄了東暆縣令延年賦七篇,[47]意味著在遙遠的日本海沿岸地區已有擅長漢詩文的中國人。按照漢制,縣令只在擁有萬戶以上課戶的縣設置,課戶萬戶以下的縣則設縣長。[48]據此判斷臨屯郡東暆縣有萬戶以上的課戶,這些課戶內應有很多中國人。較之偏僻之地臨屯郡,面向山東半島、便于與漢朝內地進行海上交往的真番郡,無疑有更多的中國人居住。

總之,漢武帝設樂浪四郡后,兩漢時期為數眾多的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盡管玄菟、臨屯、真番三郡設立不久后或被廢合或被移設遼東,但仍有許多中國人留居半島。樂浪、帶方二郡滅亡后,受南北朝政局的影響,為數眾多的中國人由陸路(經由遼東地區)或海路(從山東半島或遼東半島)徙居朝鮮。[7]進一步增加了朝鮮半島中國人的數量。

前已述及,王莽地皇年間,漢朝普通民眾已移居朝鮮半島南端。據 《三國史記》記載,37年高句麗大武神王率軍攻滅樂浪郡 ,樂浪國人 5000人投奔新羅,使“分居六部”。[49]韓國慶州入室里、九政里等地的土壙墓出土了大量的漢代銅劍、銅矛、銅戈、銅鐸、銅鏡、鐵環頭大刀、鍬形鐵器、鐵斧、鐵鐮等金屬器物,但從慶州原住民墓葬支石墓和箱形石棺墓并沒有出土中國制造的金屬制品,[50]可推斷慶州地區土壙墓的建造者為中國人,此亦佐證漢朝時朝鮮半島東南地區確有中國人居住。

漢朝設置樂浪四郡后,其中的玄菟、臨屯、真番三郡不久就或合廢或移設遼東,其轄區多并入樂浪郡,構成了大樂浪郡,成為中國人在朝鮮半島的聚集地。但自西漢至西晉,中原王朝對樂浪郡的轄治呈張弛不定之狀,尤其是每個朝代末期失去對樂浪郡的實際控制權,作為邊郡的樂浪郡往往陷入政治混亂甚至是政治真空的狀態,這為其周邊部族入侵其轄境提供了條件。在這些部族中,高句麗南下朝鮮半島的影響更大。據《廣開土王碑》記載,5世紀初,高句麗南下甚至到達了朝鮮半島南部沿海地區。427年,高句麗長壽王(413—491年在位)從國內城遷都平壤,樂浪郡故地的中樞部分完全受高句麗掌控。受其沖擊,原居于樂浪郡的中國人中有人陸續南遷。

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樂浪郡戶口數為61492,時樂浪郡人口數為257050,[16]3529和西漢時期的人口相比,減少了25萬,這與放棄嶺東七縣有關,[51]也是受高句麗南下沖擊的結果?！度龂酚洝酚涊d,55年二月,高句麗大祖大王在東漢的遼西郡“筑十城,以備漢兵”;56年七月又“伐東沃沮,取其土地為城邑”。[52]漢殤帝(106年在位)、漢安帝(106—125年在位)時期,高句麗大祖大王數次攻打遼東、玄菟二郡,受東漢王朝征伐(《后漢書》卷五《安帝紀》:永初五年[111年]六月條、建光元年[121年]正月條,建光元年[121年]十二月條,延光元年[122年]二月條)。漢順帝(125—144年在位)、桓帝時代(146—168年在位),高句麗甚至掠取樂浪郡太守的妻兒。[26]845在這種混亂狀態下,樂浪郡幾乎成了東漢王朝在朝鮮半島的一塊飛地,其居民難以保障安定的生活環境,被迫南遷,這也是導致樂浪郡人口銳減的重要原因。這些南遷人口的主體部分應是在樂浪郡中心區域居住的中國人。西本昌弘提出平壤樂浪漢墓出土漆器的紀年之下限為安帝永元十四年(102年),由此推斷平壤周邊的中國人群體有可能大的變動。[53]

東漢遼東太守公孫度自中平六年(189年)割據遼東后,建安九年(204年),公孫康分出屯有縣以南的荒地設立帶方郡?！稌x書·地理志》載咸寧二年 ( 276年)十月,西晉復置平州,領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五郡。此時樂浪郡僅統 6 縣,戶數 3700,而帶方郡統7縣,戶數4900。[54]西晉時期樂浪、帶方二郡戶數總和不及東漢時的1/7,但帶方郡統縣數與戶數均超過樂浪郡。樂浪、帶方二郡這種人口數量變動,亦應與高句麗南下帶來的人口南遷有關。

迄今為止,學界在西北朝鮮樂浪系磚室墓中已發現了多個紀年銘磚。其制作年代在3世紀70年代至樂浪、帶方二郡消失時期的紀年銘磚,集中發現于朝鮮黃海南道。[55]這與紀年漆器均發現于平壤一帶的木槨墓中,且其制作年代在公元前85年至102 年間的情況明顯不同。[45]26-33發現于黃海南道信川郡鳳凰里的長岑長王卿墓磚銘中有“守長岑長王君君諱卿年七十三字德彥東來黃人也”等文字,由此可知墓主身份為帶方郡長岑縣縣長,其祖籍系東萊郡黃縣(在山東半島)。上述墓葬隨葬漆器的銘文中有“利王”“利韓”等文字,磚銘中則寫有“王平”“王宜 ”“王氏造”“韓氏造”“吳氏造”“孫氏造 ”等中國人姓氏。[56]常見于樂浪墓葬漆器銘文中的王、韓等原樂浪中國人大姓亦多次出現于黃海道墓葬磚銘中,表明他們中的很多人在3世紀末至4世紀初已徙居黃海南道一帶。同時,貫、杜、吳等不見于樂浪墓葬器物銘文中的新姓氏亦發現于這些磚銘中,意味著有新的中國人流徙黃海南道,因而4世紀時這一地區成為朝鮮半島最大的中國人聚居區。尤其是313年樂浪、帶方二郡被高句麗吞并后,“原二郡的漢遺民與遷入的新遺民以帶方郡南新縣城(黃海南道信川郡青山里土城)為中心,形成以氏族血緣和出身地緣為紐帶的聚居區”。[7]這應成為導致帶方郡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

391年至407年,高句麗好太王率軍大規模南下朝鮮半島,百濟舉國抵抗,戰火連綿。[57]高句麗向朝鮮半島擴張,破壞了久居黃海道的中國人自治社區。黃海道出土的紀年銘磚,最晚的制作于東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41]42這說明此后居住于黃海道的中國人驟減,他們應有很多人流入百濟境內,成為百濟國家建設的重要力量。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韓條”載:“桓、靈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后倭韓遂屬帶方?！盵26]851東漢末年漢桓帝(146—167年在位)和漢靈帝(168—189年在位)執政時期漢室衰弱,無力有效轄治樂浪郡,朝鮮半島原住民韓、濊轉盛,此時有很多樂浪郡民眾(應含有很多漢民)流徙半島南部的韓地,此亦成為樂浪郡中國人南遷的一次機會。雖然公孫康于建安九年(204年)在樂浪郡南部屯有縣以南分置帶方郡(郡治在帶方縣,今朝鮮黃海道鳳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轄治帶方、列口、南新、長岑、提奚、含資、海冥七縣,轄境與樂浪郡南部都尉相同。[13]33),派官員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逃入韓地的舊樂浪郡民眾有一小部分返回舊地,而大部分留居韓地,此后倭、韓隸屬帶方郡,這便于帶方郡中國人南遷朝鮮半島南端。313年,樂浪、帶方二郡消亡時也定有很多中國人移居百濟等半島南部地區。

如上所述,受高句麗南下沖擊,大量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南部并流入百濟境內,這使得百濟政權帶有濃厚的中國文化特征。據藏于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館的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年)撰《陳法子墓志》,陳氏祖先是在東漢末年渡海到達“熊浦”(今韓國全羅北道益山市熊浦面),以后成為百濟人,其父祖均擔任百濟地方行政和軍事官員。[58]村山正雄推斷《三國史記》百濟本紀所記佐平王孝鄰(武王八年三月條)、將軍允中(義慈王二年八月條)以及《南齊書·東南夷傳》所載百濟王牟大(東城王)的二則表文中出現的高達、楊茂、會邁、王茂、張塞、陳明等具有中國人姓名特征的臣下,[59]均為中國系百濟人。他們參與百濟對華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外交文書的撰寫等工作,居于統治者地位。[60]424年受百濟王余映派遣而出使劉宋王朝的百濟長史張威,[61]472年與百濟人余禮一起受百濟王余慶派遣而出使北魏的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35]2217他們也都應該是中國系百濟人。根據《三國史記》百濟本紀中出現的姓氏的特點,能夠判斷為出身于中國的人有衛士佐平高壽(古爾王二十八年二月條[62])、長史王辯那(威德王四十五年九月條[63])等。405年,百濟王余毗(毗有王)向“臺使”馮野夫假授“西河太守”職,為入宋使節。從姓名特征觀察,馮野夫應為中國北燕王朝人。[64]42編纂《大寶律令》時承擔重要工作的伊吉博德是中國(樂浪)系百濟人楊氏后裔的可能性大。[65]總之,5世紀百濟政權是依靠中國官制、官員及其知識建立起來的。[64]41-456世紀以后由于很多中國南朝人的加入,中國系百濟人數量進一步增多,《隋書·東夷傳》“百濟條”載百濟國中“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66]百濟的二元文化特性延續至六七世紀(事實上,我國東北民族建立的高句麗政權亦復如此,茲不贅述)?！吨軙ぎ愑騻鳌贰鞍贊鷹l”記載,6世紀后半葉,百濟在文化上“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首……祭天及五帝之神”。[67]

如上所述,自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置樂浪四郡至“五胡十六國”(304—439年)時期,受中國歷史運行態勢的強烈影響,有大量的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并受我國東北民族高句麗大規模南下朝鮮半島風暴之沖擊,他們逐漸向半島南部遷徙,4世紀末至5世紀上半葉,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越過今天的對馬海峽,徙居日本,成為古代日本的“漢人”。

二、古代中國人移居日本列島與日本“漢人”的形成

高倉洋彰認為,由于樂浪郡的設置而帶來了倭與漢的頻繁交往,使得銅鏡和以鐵制環首刀為代表的鐵兵器等西漢器物在倭地迅速增多;由于與漢朝的頻繁交往,使倭地的地域性組織的統治者發展成“王”。[43]137不能排除漢朝時期就有中國人經由朝鮮半島移居日本列島的可能性。[68]但如前所述,古代日本 “漢人”,主要是4世紀末至5世紀初自朝鮮半島移居日本列島的中國人的后裔,在日本移民史上屬于第二期移民。

古代日本的“漢人”,主要由西漢氏和東漢氏組成。西漢氏中分布于金剛山(位于今奈良縣御所市和大阪府南河內郡千早赤阪村的分界線)以西的河內地區的西文氏以王仁為祖先?！度毡緯o·應神天皇紀》應神天皇(4世紀末至5世紀初在位)十五年八月條:“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⒅贬嗄茏x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于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瘯r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于百濟,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盵69]184同紀十六年二月條:“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盵69]184王仁為日本“書首”即文字工作者之祖。和王仁有關的傳說在今韓國全羅南道靈巖郡雞林面也流傳,韓國在這里設立了“王仁博士故居”(王仁是否為韓人?《大日本史》據《續日本紀·桓武天皇紀》云:“王仁,百濟人。其祖曰狗,狗先曰鸞,出自漢高祖、狗始至百濟,因家焉?！盵70]4世紀末至5世紀初,韓人之漢文程度亦須酌量,蓋不能妄斷王仁即為韓人),有關王仁從百濟前往日本的傳說的形成,當基于史實而非后世捏造。

桓武天皇延歷十年(791年)四月,文忌寸最弟等人奏言:“漢高帝之后曰鸞,鸞之后王狗轉至百濟,百濟久素王時,圣朝遣使,征召文人,久素王即以狗孫王仁貢焉,是文、武生等之祖也”。[71]在5世紀至7世紀前半期的日本氏姓制時代,來自朝鮮半島的移民以其所從事的文字工作的性質,被倭王賜予“文”氏,文忌寸最弟等人應是王仁后裔或至少與王仁有關。古代日本基于血緣或擬制血緣關系構成的社會結構,注重血統出身,因此移民群體在血統上盡力將自己對歷史名人攀龍附鳳,迎合日本統治者的宗法社會觀和崇華國際觀,以達到攫取崇高社會地位的政治目的。文忌寸最弟等人奉自己先祖為漢高帝之后,不足為信,這是為了抬高自己身世而捏造出來的家世,但表現出他們對自己先祖從樂浪轉徙百濟,后又受倭王征召前往日本的行跡的悠遠記憶。

《后漢書·王景傳》載有王仲、王閎、王景以及王調等樂浪郡王姓人事宜。樂浪郡治址周邊的樂浪文化墓葬出土了“王云”銅印、“王根信印”銀印、“王野之印”銅印、“王盱印信”木印等印章,以及刻有“王平”“王宜”“王氏造”等漢字的墓磚。[38]991925年原田淑人在樂浪墓葬遺存發掘了樂浪郡五官掾王盱墓;[38]51932年日本殖民當局朝鮮古跡研究會亦在樂浪墓葬遺存發掘了樂浪太守掾王光墓。[38]5朝鮮黃海南道信川郡鳳凰里1號墓墓主為帶方郡長岑縣縣長王卿。[72]這些考古發現均能佐證樂浪郡有很多王氏中國人居住,且勢力強大。中國正史記載,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文明皇后馮氏,“母樂浪王氏”;[73]北周太傅王盟,“其先樂浪人”。[74]看來樂浪王氏家世洵不尋常。今西龍認為王氏是樂浪郡唯一的名門望族,他們中有一支在樂浪郡衰退時加入百濟、高句麗,又興旺起來。[75]三上次男對發掘樂浪墓葬考古后得到的印章、漆器銘文、紀年銘磚、封泥、墓壁墨記文字等考古資料進行了詳細研究,亦認為從衛氏朝鮮到樂浪郡時代,在樂浪郡居住著王姓中國人家族,他們在社會、政治方面擁有強大勢力。[41]26-31考古發掘證實,在樂浪郡后期,居住于其治所附近的王氏和韓氏等中國人的多數從樂浪郡移居帶方郡,且依然享有聲譽。[41]62移居帶方郡的王氏中國人,帶方郡被高句麗侵占后,有一部分人流入百濟,成為百濟王氏。其中,王狗的后裔王仁在應神天皇被召至日本,成為古代日本“漢人”之一支西文氏祖先。

日本“漢人”的另一支為東漢氏(因分布于金剛山以東的奈良盆地南部),奈良盆地古稱“倭”,[76]故又稱倭漢氏?！度毡緯o·應神天皇紀》應神天皇二十年九月條:“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盵69]185據《續日本紀·桓武天皇紀》載,延歷四年(785年)六月,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等上奏:

臣等本是后漢靈帝之曾孫阿智王之后也。漢祚遷魏,阿智王因神牛教,出行帶方。忽得寶帶瑞。其像似宮城,爰建國邑,育其人庶。后召父兄,告曰:“吾聞東國有圣主。何不歸從乎?若久居此處,恐取覆滅?！奔磾y母弟迂興德及七姓民,歸化來朝。是則譽田天皇(應是應神天皇—筆者)治天下之御世也。于是阿智王奏請曰:“臣舊居在于帶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藝。近者寓于百濟、高句麗之間,心懷猶豫,未知去就。伏愿天恩遣使追召之?！蹦藙惹渤及烁故?分頭發遣。其人民男女,舉落隨使盡來,永為公民,積年累代,以至于今在諸國漢人,亦是其后也。[77]

《日本后紀·嵯峨天皇紀》弘仁二年(811年)五月條亦載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之子坂上田村麻呂為“正四位上犬養之孫,從三位苅田麻呂之子也。其先阿知使主(阿智王—筆者),后漢靈帝之曾孫也。漢祚遷魏,避國帶方,譽田天皇之代,舉部落內附。家世尚武,調鷹相馬,子孫傳業,相次不絕?！盵78]120坂上田村麻呂在桓武朝平定蝦夷時功勛卓著。關于坂上氏祖先阿智王及其行跡,《日本后紀》的記述可能是對上引《續日本紀》所記內容的縮略,也在強調坂上氏源于后漢靈帝之曾孫阿智王。這也是坂上氏出于利己之心捏造出來的家世,但阿智王“臣舊居在于帶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藝。近者寓于百濟、高句麗之間,心懷猶豫,未知去就”等奏文內容與樂浪郡中國人南遷過程極為契合,應該能夠認定阿智王是樂浪郡中國人的后裔。8世紀末至9世紀初,阿智王后裔坂上氏依然記憶著自己祖先是在應神天皇時從樂浪故地經由帶方移居日本?！度毡緯o·應神天皇紀》應神天皇二十年九月條:“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盵69]185這里所記“率己之黨類十七縣來歸焉”,非謂阿知使主率十七縣的全部居民前往日本,而指移民的籍貫包括很多縣,具有象征意義?！缎伦帐箱洝芬菸牡诙戆⒅峭鯒l載:

譽田天皇(謚應神)御世,避本國之亂,率母并妻子、母弟遷興德,七姓漢人等歸化。七姓者第一:段(古記段光公,字畐等。一云員姓),是高向村主,高向史、高向調使、評首、民使主首等祖也。次姓李,是刑部史祖也。次皂郭姓,是坂合部首、佐大首等祖也。次朱姓,是小巿、佐奈宜等祖也。次多姓,是檜前調使等祖也。次皂姓,是大和國宇太郡佐波村主,長幡部等祖也。次高姓,是檜隈村主祖也……。[79]357-358

《新撰姓氏錄》是弘仁六年(815年)奉嵯峨天皇敕命編纂的平安京及近畿地區古代氏族譜系之集成,其逸文(今存《新撰姓氏錄》為原本之縮略)內容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上引阿智王條所示段、李、皂郭(疑“皂”為衍字)、朱、多、皂、高七姓應該是故樂浪郡漢人姓氏。受高句麗南下沖擊,應神天皇時期“七姓漢人”在阿智王率領下跨越對馬海峽,到達日本,他們聚居于奈良盆地南部,5世紀后半期以漢氏為其伴造,[1]8以后發展成為東漢氏。后因“人眾巨多,居地狹隘”,“更分置諸國”,他們分散到攝津(一部分今大阪府,一部分屬于今兵庫縣)、叁河(今愛知縣東部)、近江(今滋賀縣)、播磨(今兵庫縣西南部)、阿波(今德島縣)等地。

要之,古代日本“漢人”的祖先,其主體部分應為漢晉王朝統治朝鮮半島時移居那里的中國人的后裔。在氏姓制時代被賜“漢氏”,因居地位置,被分為東漢氏和西漢氏?！度毡緯o·應神天皇紀》應神天皇七年秋九月條:“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并來朝。時命武內宿禰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名池號‘韓人池’?！盵69]181這里對應神朝時期來自朝鮮半島的其他民族的移民明確記寫為“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并統稱其“韓人”?！缎伦帐箱洝沸蚍Q該書的編纂體例是:“天神地祇之胄,謂之神別;天皇皇子派,謂之皇別;大漢、三韓之族,謂之蕃別?！盵79]146-147且明確地將“諸蕃”姓氏劃分為“漢”“百濟”“高麗”“新羅”“任那”;[79]279-291“大漢”和“三韓”亦有區別,此亦佐證日本“漢人”的來源不同于朝鮮半島其他民族,他們是來自朝鮮半島的中國人或其后裔。事實上,日本人以“漢人”指稱中國人,直至近世。

皇極天皇元年(642年)十二月,蘇我蝦夷在奈良盆地南部的飛鳥葛城之地建造祖廟,并令表演只有中國皇帝才能舉辦的“八佾之舞”;[69]412延歷四年(785年)十一月及延歷六年(787年)十一月,桓武天皇兩次行幸河內國(今大阪地區)的交野(位于今枚方市片鉾本町一帶)。自延歷二年(783年)十月十四日,桓武天皇首次行幸河內國交野狩獵,到延歷二十一年十月,行幸交野共十三次。交野之地早在奈良時代就已經成了“漢人”居住地。例如,《播磨國風土記》揖?？ぷ舯葘鶙l:“河北國茨田郡枚方里漢人來至”。另外,《新撰姓氏錄》也記載交野忌寸的出身是“漢人”。交野位于長岡京南郊,桓武天皇在這里舉行天神郊祀儀式,這無疑是模仿中國皇帝的郊祀制度,延歷六年的郊祀祭文幾乎和唐朝皇帝的郊祀記錄《大唐郊祀錄》所載中國皇帝郊祀祭文完全相同。[80]交野這個地方歷史上如果沒有大量中國人移居這里,則不會成為天皇舉行郊祀之禮之地?？傊?飛鳥(奈良盆地南部)和河內(今大阪地區)分別是東漢氏和西漢氏的聚居地,這些也都為確定東漢氏和西漢氏源自中國人提供了重要線索。

根據考古發掘成果,6世紀以后日本各地的移民遺跡減少。[81]663年白村江戰役爆發而百濟國徹底滅亡后,歷史上出現了向日本列島的第四次移民潮。此次移民的主要成分是原百濟國的王族、貴族和高級官員。他們是余、鬼室、答本、沙宅、四比、吉、谷那、憶賴、木素、許、賈、樂浪、荊、高、王等姓氏人。其中,許、賈氏移民是否屬于中國人后裔不能妄斷,或許是使用漢姓的百濟人(《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條記賈氏“出自百濟國人賈義持也?！盵79]304從其名字特征觀察,賈義持這個人應為中國人后裔),而“樂浪”姓氏人應是樂浪郡中國人之后裔。前已述及,樂浪郡有很多王姓中國人居住;樂浪墓葬出土了很多王姓中國人的印章。平壤附近的兩漢古墓和土城遺址還出土了刻有荊、黃、孟、高等姓的印章。[41]33這一方面證實百濟國統治者中有一部分人是中國人后裔;另一方面表明,向日本列島的第四次移民潮中即便是百濟系移民占主體,但其中亦有中國人后裔。被日本史書記寫為“百濟人”的移民,未必盡出自百濟族,前已強調過,百濟國的政權結構是“濟華”結合體。

三、“漢人”與古代日本社會

1世紀或更早的時期漢字剛傳入日本時,對于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只是一個個不解其意的圖案或具有一種咒術功能的符號,尚未成為記事或書寫的工具。[82]20-21推進漢字在日本發揮文字作用,將日本引入東亞漢字文化圈的人們主要是“漢人”?！豆攀掠洝份d王仁到達日本時帶去了《論語》10卷和《千字文》1卷,太子菟道稚郎子師從他學習漢字漢文。[83]關晃推測王仁抵達日本是在372年稍后。[1]59《千字文》是中國南朝梁朝人周興嗣(470—521年)編寫的兒童識字課本,成書于6世紀上半葉,4世紀后半期應神天皇在位時傳入日本的可能性不大。上述記載顯然是《古事記》的飾詞,不足憑信。[84]不過,4世紀末至5世紀初,受高句麗南下風暴的沖擊,從朝鮮半島移居日本的中國人有可能將《論語》等儒學經典傳入了日本。天平勝寶三年(751年)纂成的《懷風藻》,在序中稱“王仁始導蒙于輕島”,[85]是說應神天皇時王仁將漢字和漢文傳入日本,啟蒙了日本列島。像這樣,王仁將《論語》《千字文》傳入日本并教授日本人漢字漢文傳說的產生,是以4世紀末至5世紀初“漢人”將漢字文化傳播到日本的史實為背景,象征著這個時期漢文典籍已傳入日本。

日本進入廣義的文獻時代大約是在5世紀。推古朝(592—628年)時期,文獻數量增多。其中有一部分傳至今日,被稱為“推古朝遺文”。在這些遺文中,研究者發現記寫人名、地名的萬葉假名中存在既不屬于吳音也不屬于漢音的字音,這些字音在日語漢字的音韻系統中被稱為“古音”。這些“古音”是以漢代樂浪郡為中心廣泛流行的上古漢語的音韻。[82]120-121這是樂浪郡中國人移居日本的又一典型例證。

根據《三國史記》,近肖古王三十年(375年)條所引《古記》,近肖古王(346—375年在位)執政時期,百濟得到博士高興后才有了“書記”。[86]有關高興這一歷史人物,有研究者認為他是樂浪郡高氏中國人的后嗣,[87]言之成理。在樂浪墓葬中出土過印章“高常賢印”,[38]99說明樂浪郡有高姓中國人居住?！度龂酚洝分谐霈F的“書記”,當指執掌百濟王權文字工作的書記官,反映出近肖古王在位時以抗擊高句麗南下并由此引發的372年開始通交東晉的外交活動為契機,百濟王權任用從故樂浪、帶方之地移居百濟的中國人,允許他們加入百濟的政權中樞并從事文字工作。

《日本書紀·神功皇后》神功皇后攝政五十二年九月條:百濟王派“遣久氐等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盵88]學界認為“七枝刀”即是今奈良縣天理市石上神宮所藏鐵制雙刃“七支刀”(因其雙刃向劍鋒方向各有三個枝杈交替伸出,故稱“七支刀”),上有61字漢文銘文。有研究者認為銘文中出現的“泰和四年”,是指東晉“太和四年”(369年),故獻刀時間為372年。[89]369年百濟在雉壤(位于今朝鮮黃海南道白川郡)大破高句麗;371年百濟近肖古王及其世子近仇首率軍攻打平壤,高句麗故國原王(331—371年在位)戰死。在這兩次戰役中,倭王出兵幫助百濟取得了勝利。[64]13為了紀念與倭王勠力戰勝高句麗,在中國系百濟人的參與下鑄造“七支刀”,并贈予了倭王。[64]13-14目前一般認為,“七支刀”銘文是日本人最早接觸到的與倭國(7世紀后期始稱“日本”)政治有關的漢語文章,應該是由從故樂浪、帶方二郡移居百濟的中國人撰寫。在樂浪、帶方故地出土的東晉紀年銘文表明,樂浪、帶方二郡被高句麗侵占后,原郡縣中國人依舊與東晉政權保持著密切聯系,[56]應是這些遺民南遷百濟后,以東晉年號紀年,撰寫了“七支刀”銘文。

《宋書·夷蠻傳》“倭國條”收錄了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雄略天皇)呈劉宋順帝的一則表文,[90]希望得到劉宋皇帝的封官授爵,以強化倭國在海東各國中的政治地位,領導海東各國形成抵抗高句麗南侵的聯盟。延興二年(472年),百濟王余慶(455—475年在位)向北魏孝文帝也上了一則表文,[35]2217-2218請求北魏出兵攻打高句麗以解救百濟。這則表文和升明二年倭王武向劉宋皇帝所呈表文在詞句和文風上具有很多類似性。[91]內田清提出倭王武的表文和上述余慶上北魏孝文帝的表文均由475年百濟王都慰禮城陷落后逃至倭國的百濟官員撰寫,這兩則表文均由中國系百濟官員參考、利用原《晉書》寫成。[92]田中史生則從語用學視角進行了精細研究,再次確認二則表文在用語方面和《晉書》《三國志》《后漢書》存在親緣關系。[93]由此可推知,自4世紀高句麗大規模南下朝鮮半島時,原居于樂浪、帶方二郡的中國人(包括魏晉時期移居朝鮮半島的中國人)南下半島南部,他們有的人加入百濟政權,為百濟政權撰寫外交文書。4世紀末至5世紀初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又跨越對馬海峽移居日本,為倭王承擔外交文書撰寫工作,這是上述倭王武和百濟王余慶的對華表文在文辭和文風上接近的主要原因所在。

不僅如此,《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墳出土大刀銘》《埼玉縣稻荷山古墳出土鐵劍銘》等反映5世紀倭國內部政治關系的漢文銘文,亦應由上述4世紀末、5世紀初移居日本列島的“漢人”撰寫?！缎鼙究h江田船山古墳出土大刀銘》中出現的“八月中”以及《埼玉縣稻荷山古墳出土鐵劍銘》中的“辛亥年七月中記”,“時間+中”這種時間記寫方式源自秦漢時期的記錄體,經由樂浪郡傳入日本。[94]《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墳出土大刀銘》綴有撰寫者的名字“張安”。1世紀在樂浪建造奢華墳墓的是王、程、張、田、高等五大姓氏的中國人。[41]37張安應該是移居日本的故樂浪、帶方二郡中國人的后裔,或者是4世紀華北動亂時期流徙朝鮮半島的中國人的后裔。張姓人士在百濟的對外交往工作中頻頻出現,因此張安應來自百濟,[95]且屬于中國系百濟人。[96]通過近年從百濟最后的王都所在地扶余的陵山里佛寺遺址發現的木簡,能夠確認《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墳出土大刀銘》和《埼玉縣稻荷山古墳出土鐵劍銘》中出現的“獲加多支鹵”(雄略天皇名)中的 “鹵”“加”二字,均為百濟表記人名用字。其中,“獲加多支鹵”的用字,受朝鮮半島南部尤其是百濟的影響。[97]這說明5世紀日本的文字工作者來自百濟,他們應是兩漢魏晉時期移居朝鮮半島的中國人的后裔。660年百濟亡國之前,在朝鮮半島各國中,百濟是向日本列島輸出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是朝鮮半島這一通往日本列島的文明通道之干線,這也就是為何在百濟滅亡以前日本始終對百濟情有獨鐘,其在朝鮮半島三國(百濟、高句麗、新羅)中,與百濟的關系最為密切。

要之,4世紀末至5世紀初,原居住于樂浪、帶方二郡的中國人經由朝鮮半島南部移居日本,成為古代日本的“漢人”。6世紀中葉以前他們被賜予“漢氏”,編入大和王朝的氏姓制度中。隨著大和王朝政治制度的發展,其行政向文書行政轉化,加之與中國交往的需要,6世紀中后期,大和朝廷將“漢氏”中能夠識文斷字的人組織起來,形成“史部”。[98]分別以東文直(東漢氏的一支)和西文首(西漢氏的一支)為首的“東史部”和“西史部”承擔大和朝廷的文字工作,廣泛活躍于大和王朝的內政外交領域,也為古代日本加入漢字文化圈發揮了極大的推進作用。古代日本人利用漢字創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假名,在漢文影響下產生了日語書面語。[82]50-58一個民族不使用文字是無法進入高文明階段,因此“漢人”通過向日本傳播漢字,對古代日本文明層次的質的飛躍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不惟如此,自“漢人”在日本社會出現,直至8世紀初律令制國家建設完成,甚至到平安時代(例如,“漢人”后裔坂上田村麻呂在桓武帝時對平定蝦夷功勛卓著,官至大納言、正三位兼右近衛大將、兵部卿[78]119-120),他們對日本社會的進步發展亦貢獻巨大,就此史載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