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基本問題研究

潘志勇

(桐鄉市人民檢察院 浙江桐鄉市 314500)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加強和規范司法解釋和案例指導，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毙淌聶z察指導性案例制度，是指通過遴選檢察機關辦理的在事實認定、證據審查、法律適用、規范裁量權以及政策指導方面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例，規范檢察官辦案行為，促進正確行使刑事檢察權，保障刑事檢察工作完整性和統一性的制度。從法律屬性與調整對象角度而言，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與民事檢察、行政檢察以及公益訴訟檢察，甚至與人民法院發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都有顯著區別，具有獨特的刑事屬性和檢察屬性，是檢察機關發布指導性案例最為集中、涉及面最廣、最具特色的業務領域。但是，學界對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研究并不多，實務界對該制度的應用情況也缺少相關統計和調查。本文旨在對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法理定位、適用現狀、功能特征等方面進行梳理分析，期望為該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議。

一、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法理定位

(一)刑事司法的“準法律淵源”

指導性案例制度的法理定位實質是一個法律淵源問題。從域外視野來看，在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由于判例能夠通過解釋和補充制定法的方式調和相對抽象和滯后的制定法條文與相對具體和發展變化的社會事實之間的矛盾，判例因而獲得了事實上的法律淵源地位〔1〕；從中國檢察機關的性質來看，最高人民檢察院是中國的司法機關，具有法律解釋的權力與功能，其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可以成為司法意義上的法源并具有一定的規范約束力，具有“準法律淵源”的地位。

為進一步理解指導性案例是刑事司法的“準法律淵源”這一法理定位，下面從法律推理層面進行分析。法律推理一般是指司法人員在司法裁判活動中，確認法律事實，選擇法律規范，在此基礎上將確認的法律事實歸屬于特定的法律規范，并通過援引法律法律條款，獲得裁判結果的思維活動。鑒于現實生活中的司法裁判活動的錯綜復雜性，只有以演繹為代表的形式推理和較為復雜的實質推理互補融合才能承擔起司法裁判的推理任務?？梢哉f，幾乎所有刑事案件的裁判活動都需要借助實質推理方能作出于法有據、于情有利的結論。相較于以法律規范作為大前提、案件事實為小前提的演繹推理，實質推理傾向于依據立法本意并結合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等因素進行辯證推理，更注重“實質法治”。從理論上和理想主義角度上看，只要案件事實足夠清楚，證據足夠充分，刑法規范足夠明確，司法人員進行簡單的演繹推理即可對案件作出處理。但是，古今中外的法律實踐也證明，囿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性、制定法的局限性和司法實踐的復雜性，法官在個案裁判中不可能僅依照制定法就能作出妥當的判決〔2〕。也就是說，司法人員僅僅依靠演繹推理往往難以得出合理合法的結論。所以，當法律規定過于原則與粗疏，通過抽象的司法解釋又難以提供明確指引時，為了推進裁判活動，理論者和實踐者將視野落在了已被廣泛認可并成為指導性規則的“案例”上，希冀借助于指導性案例蘊含的指導要義和政策導向，進行實質推理并作出合理合法的處理結論。因此，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是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以外的一種新的規則形成機制，是刑事司法中具有較大參照價值的規范依據，也是刑事司法的“準法律淵源”之一，有助于規范和指導現實生活中復雜的司法活動。

(二)司法解釋的有益補充

指導性案例制度的法理定位，離不開對立法權與司法權的界限問題的探討。有學者認為，指導性案例制度在法理上只能是一種法律適用機制〔3〕。有學者則指出指導性案例與規范性司法解釋并無實質性的區別，前者完全可以被視為司法解釋的一種方式〔4〕。實際上，指導性案例的編撰與發布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司法機關“創法”的過程與機制，具有銜接填補法律、司法解釋與案件事實之間“空白”的作用：當法律面臨適用上的無能或者法律內容面臨理解上的沖突時，法官通過參照適用指導性案例來達到填補空白或者作出全新闡釋的效果〔5〕。中國不是判例法國家，司法機關沒有立法權。為了指導和規范刑事司法實踐活動，司法機關發布了大量司法解釋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司法解釋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長期以來，司法解釋在中國司法體制中具有較高的法律淵源地位，在規范刑事司法活動和依法懲治犯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一般”到“一般”的解釋方法限制了司法解釋發揮更大指導作用，無法滿足紛繁復雜的刑事司法實踐要求。同時，由于司法解釋的修改周期長，難以及時適應司法實踐的迫切需求。如果對司法解釋頻繁地進行修訂，就會導致其失去必要的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可以通過發布刑事指導性案例對司法解釋進行補充，而且這種補充不僅僅是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條款羅列，更是一種刑事司法適用的經驗積累與理念傳承?？偠灾?，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作為一種規則提供方式，既保證了刑事司法體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又彌補了刑事司法解釋的不足，為刑事立法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鮮活的實踐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建議進一步“拔高”指導性案例的“法律地位”，認為指導性案例和司法解釋是地位等同的兩大刑法適用規則〔6〕?！吨腥A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8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對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布指導性案例?！痹摋l將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并列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具有同等法律地位〔7〕。但是，刑事檢察不同于其他業務領域，該領域的指導性案例不能與司法解釋等同視之，只能視為后者的有益補充，必須遵循必要性、有限性和謙抑性原則，務必堅守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則。

(三)裁判規則的集成典范

指導性案例中尤其是其中的要旨和指導意義就是辦案人員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認識經驗，是在對刑法規定、案件事實以及裁判理由的總體把握之上總結、提煉出的一般性裁判規則〔8〕。這些裁判規則經過不斷豐富發展便形成了案例指導制度，包含其中的所有案例則成為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有效契合的集成典范。具體到刑事檢察工作中，指導性案例本質上是一種基于事實類型的“個案規范”或“類案規范”〔9〕，具有鮮明的實踐針對性和政策引導性，能夠解決司法裁判中的諸多疑難問題，甚至可以成為特殊的帶有司法解釋性質的集成規范，為司法機關處理同類案件提供新規則。從制度構建的角度來看，指導性案例制度，就是基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勾連而成的規范集成；從司法裁判的角度來看，為了保證個案處理結論的準確性和合法性，最有效的方法是實現司法活動的統一性和規范化。由此，個案裁判的經驗提煉—指導性案例的文本集成—指導性案例制度的確立，成為指導性案例制度生成和發展的基本途徑。所以，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形成，實際上是一種“從司法實踐中來，到司法實踐中去”的裁判規范逐步集成的過程，為中國成文法體制提供了一種新的規范類型，成為銜接海量判例資源與法律規范體系的端口和節點，為司法規范的生產和再生產提供寬幅的資源供給通道〔10〕?？傊?，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是刑事司法活動中形成的可以參照適用的裁判典范，各級檢察機關在履行刑事檢察職能時應予參照。

二、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功能闡述

(一)指引與示范功能

指導性案例的生命在于援引與應用，主要價值在于指導與示范。從案例指導制度的設立目的來看，指引與示范功能是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一般認為，指引與示范功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盡最大可能防止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規范行使司法權，保障法律的統一適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1〕。司法解釋雖然并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在中國特色法治國情下，其在保障法律正確適用、統一裁判尺度、保障公民權利實現、完善立法規定等諸多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2〕。近年來，中國的司法解釋制度得到了長足發展，司法解釋數量也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無論是正式的法律法規抑或配套的司法解釋，其自身都存在滯后性、原則性、模糊性等天然缺陷，與司法實踐活動對規則的需求存在較大的供給矛盾。具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中存在著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問題，許多社會熱點和疑難案件不斷涌現，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等規范性文本難以解決社會中的所有問題。加之不同檢察官對法律政策的領會理解層次不同，在具體辦案中也難免出現分歧。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是從全國檢察機關的具體辦案中總結提煉的優秀辦案經驗，將有代表性的、針對性的案例進行歸納，將抽象的法律規則以案件的形式具體而生動地展現出來，提煉爭議要點，能夠幫助檢察官對特定事實進行分析判斷，為檢察官提供法律適用參照“基準”，有效地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辦案水平和質量。

(二)促進司法公正功能

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一直是檢察機關追求的工作目標。促進司法公正更是刑事檢察工作的必然要求和天然使命。但是，在當下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現象頻繁發生，嚴重損害了司法公信力。檢察機關發布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除了對法律適用活動進行指引與示范外，同時還要求體現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屬性，促進司法公平公正。中國面積廣闊，行政區劃眾多，案件種類繁多，各地區發展速度和人口素質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檢察機關的司法裁量難免出現不統一甚至失衡的現象。指導性案例制度設計的預期目的就是為了對同類案件進行指導，保證案件處理結果具有相對一致性，努力防止出現司法不公的現象。具體而言，一方面，相較于司法實踐中一般的法律文書，指導性案例在法律適用、事實認定等核心問題方面的說理論證更為詳盡周密。民眾借助指導性案例即可理解司法裁判的要義，增強了群眾監督司法權的能力。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經過嚴謹的審查程序，其處理案件的思路和方法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統一了司法尺度，增強了人民群眾對案件處理結果的認同，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指導性案例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三)普法與預防功能

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一直是社會關注度較高的案件，其普法宣傳和預防教育作用日益突出。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作為法治故事、普法教材，可以有效發揮以案釋法的宣傳教育作用，有利于展示刑事檢察工作的理念，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綜觀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基本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檢察機關的法治追求，具有明確的價值導向、普法與預防功能。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年發布的第12批指導性案例，引領、重塑正當防衛理念，進一步細化明確了正當防衛的認定和適用標準，對檢察機關辦理同類案件提出了規范要求，宣示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受到公眾的廣泛認可。這些案例就是通過如此具體生動的展現方式，實現了社會引導和法律預防功能。所以說，指導性案例的發布，是一場生動的法治宣傳教育課，強化了公眾對法律的敬畏之心，有助于引導公眾在社會生活中做出合理合法的行為選擇?？偠灾?，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將抽象的法律規定以生動的“法治故事”形式予以呈現，極大地增強了法律的可接受性、可傳播性，是法治宣傳教育的有效載體，也是提高人民群眾法律素養、增強社會公眾法治意識的途徑之一。

三、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類型與實踐表征

(一)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概況與類型

1.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基本概況

截至2023年9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共發布48批194件指導性案例，其中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有30批114件(詳見表1)①。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多以“整批次、專題化”的方式發布，除了第1批指導性案例以外，其他基本是以專題形式發布，主要有：瀆職犯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犯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抗訴，核準追訴，刑事訴訟監督，計算機與互聯網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正當防衛，涉農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網絡犯罪，貪污賄賂犯罪，認罪認罰，危害生產安全犯罪，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職務犯罪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新型毒品犯罪，金融領域新型職務犯罪，刑事執行檢察，社區矯正檢察等。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相比，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刑事方面案例的范圍和類型更為廣泛。從涉及的主題來看，既有涉及實體問題的專題，也有涉及程序問題的專題；從案例具體內容上看，部分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同時兼顧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表現出了更為突出的融合性、綜合性特色(下文將詳述之)；從遴選條件來看，在法律適用、事實認定、證據審查運用、政策把握、辦案方法等方面均有相應指導性案例，內容較為廣泛。

表1：2010年12月至2023年9月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發布情況

2.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主要類型

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刑事檢察逐步發展為以下業務：普通刑事犯罪檢察業務、重大刑事犯罪檢察業務、職務犯罪檢察業務、經濟犯罪檢察業務、刑事執行檢察業務、檢察偵查業務。通過對指導性案例中的要旨和指導意義等內容進行研究分析(如圖1所示)，可以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大致分為以下幾類：一是事實與行為認定類。此類是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主要類型之一。例如，檢例第14號《孫建亮等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第18批網絡犯罪主題指導性案例等。二是法律適用類。此類是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重要類型之一。例如，檢例第5號《陳根明、林福娟、李德權濫用職權案》、檢例第6號《羅建華、羅鏡添等人濫用職權罪案》等。三是證據審查與運用類。例如，檢例第67號《張凱閔等52人電信網絡詐騙案》等。四是訴訟監督類。例如，第19批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法律監督案，第45批刑事抗訴主題案以及檢例第92號《上海甲建筑裝飾有限公司、呂某拒不執行判決立案監督案》等。五是政策(業務)指導類。主要是通過提煉、總結指控證明方法以及其他業務工作經驗，明確指控證明犯罪以及其他工作的要求和標準。如圖1所示，具有政策(業務)指導意義的案例數量較大，這也是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獨具特色的重要體現。例如，第6批核準追訴類、第22批認罪認罰制度指導性案例以及部分疑難復雜案件(指控證明犯罪過程內容)等。六是社會治理類。例如，檢例第1號《施某某等17人聚眾斗毆案》、檢例第85號《劉遠鵬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不起訴)案》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指導要旨呈現多元化和綜合性特征。也就是說，某一個具體案例的指導意義并不限于某一方面，而是涉及多方面的指導和示范意義。例如，郭某某欺騙他人吸毒案(檢例第152號)，在事實與行為認定、法律適用、證據審查與運用等多方面呈現指導與示范功效。

圖1：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主要類型分布圖單位：件

(二)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實踐表征

1.整批次和專題化

從發布方式上看，整批次和專題化是最高司法機關發布指導性案例的基本特征和趨勢。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為例，其早期的刑事指導性案例與其他案例在同一批次中混合發布，而后期發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則集中在同一批次甚至以專題化的形式發布。但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整批次和專題化特征更為突出和明顯，且具有檢察特色。自創設指導性案例制度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一般均以整批次的形式發布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同一批次的案例在內容上各有側重，但指引示范意義上則具有趨同性。除了第1批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沒有限定于某一主題外，其他均是以“某某主題”形式發布，并且會在文件通知中直接載明以何種主題發布指導性案例?？梢?，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整批次、專題化特征尤其顯著。而且，很大一部分指導性案例特別熱衷于注重聚焦當年“社會關切”的問題。例如，鑒于網絡犯罪案件數量逐年大幅上升，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第18批網絡犯罪主題的指導性案例應運而生；鑒于毒品犯罪呈現的新情況、新形勢，給平安中國建設帶來新課題，第37批指導性案例就回應和聚焦了新型毒品犯罪問題。

2.發布頻次較高

依法懲治犯罪是檢察機關參與社會治理的最重要職責之一。刑事檢察更是檢察機關的“看家本領”和傳統業務，以檢察機關“十大業務”②為例，刑事檢察類相關業務占據“半壁江山”。相較于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公益訴訟檢察，刑事檢察由于其業務的廣泛性、復雜性，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案例指導的重要領域，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發布的頻次高于其他業務亦在情理之中。從發布的案例數據來看，2010年至2017年，除2014年發布了2批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之外，其余年份每年只發布1批。之后，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發布走上了“快車道”。如圖2、圖3所示，2018年發布了3批10件，2020年發布了7批22件，2021年發布了4批18件，2022年發布了3批14件，2023年1月至9月就已發布了4批14件?？梢?，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發布頻次較高，明顯高于其他檢察業務領域，尤其是2020年1年發布了7批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平均2個月內就發布1批，發布頻次之高可見一斑。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案例對比來看，自案例指導制度確立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僅在 2016 年、2018 年以及 2022 年3個年度發布了5件以上的刑事指導性案例〔13〕，可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頻次明顯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刑事指導性案例。

圖2：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每年發布件數單位：件

圖3：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每年發布批次單位：批

3.規模相對適中

有學者認為，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規模之于中國司法實踐全局而言并不相稱，進而指出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數量嚴重不足〔14〕。其主要理由是：中國刑法典分則共規定了483個罪名，但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中僅涉及50余個罪名，僅占罪名總量的10%左右，諸多常見罪名并未囊括其中；2013年至2021年期間，檢察機關刑事起訴人數達到1 490萬人〔15〕，將114件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置于刑事案件整體視域之下，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覆蓋面失于狹窄。但是，從時間發展軌跡來看，中國檢察機關案例指導制度起步于2010年，歷時13年。案例指導制度有其自身發展規律，該制度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實，從上文可知，通過2018年之后的努力，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數量和質量得到了穩步提升。從橫向對比情況來看，最高人民法院所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中，刑事指導性案例占比不足兩成，而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占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總數的一半多，可見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相對規模并不小。從指導性案例的性質來看，與其他部門法領域不同的是，刑事檢察案例指導制度應遵循謙抑性原則，做到寧缺毋濫。實踐中尚未明確、存在較大爭議的情形，不應通過指導性案例進行指引規范，并非所有罪名或疑難復雜案件都需要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予以解決。當前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數量規?；痉袭斍八痉▽嵺`發展規律，體現了檢察機關嚴謹負責的態度，有利于提高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質量。

4.實體和程序并重

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兼顧檢察實踐中的實體和程序，側重于指導檢察實踐。從指導性案例遴選方向上來看，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裁判規則為中心，以刑事政策和業務規范等程序性問題為重要指導目標，這一合理布局體現了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多元化的特征；從橫向對比來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涉及程序性問題的案例較少，這與人民法院主要承擔司法審判職能不無關系。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中，刑事政策和業務指導等程序性案例占比較高，114件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中，有近半數案例涉及程序性或刑事政策問題，且與實體性問題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例如，檢例第1號《施某某等17人聚眾斗毆案》，主要是從該案處理結果中提煉了檢察機關辦理群體性事件引發的犯罪案件時應當掌握的刑事政策，指導檢察機關不起訴工作。在部分批次中，檢察機關甚至以整章專題化的形式發布程序性指導性案例。例如，第22批指導性案例均為指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在部分個案中，同時會涉及實體性和程序性問題。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檢例第67號《張凱閔等52人電信網絡詐騙案》主要涉及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證據審查和犯罪集團的認定兩個問題。

四、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困境與完善

如上文所述，以 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第1批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為標志，刑事檢察案例指導制度確立已有13年。刑事檢察案例指導制度得到了司法實務界以及法學理論界的長期關注，該制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與完善。但是，新時代公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有更高的需求，檢察機關必須提供更優更實的法治產品、檢察產品。所以，面對司法實踐需求的日益增長，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作為為民司法、服務大局的重要“檢察產品”，卻呈現相對滯后的狀態，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指導制度的現實困境亟待破解。

(一)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現實困境

1.案例供給不平衡

當前指導性案例分布形式主要是“點”，基本是以個案的形式存在并發揮作用，存在明顯的“供給不足”現象〔16〕。根據調查分析發現，在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中，主要涵蓋審查起訴、偵查監督、刑事訴訟監督以及部分罪名適用等方面。如前文所述，經過13年的發展，相較于其他業務，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規模發展相對較快，總體符合司法運行規律。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相較于每年巨大的辦案量以及刑事檢察業務的涉及面來看，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適用狀況并不理想。在刑事檢察領域，無論是就內容質量還是就涵蓋范圍而言，指導性案例的供給客觀上與刑事檢察實務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尚未形成規模效應，由此勢必影響到刑事檢察案例指導制度功能價值的有效發揮；刑事檢察各大業務的指導性案例數量與規模存在不均衡現象，部分重要刑事檢察業務沒有被覆蓋。如2018年反貪職能轉隸后，檢察機關偵查業務領域的指導性案例尚未“破零”，滯后于該業務工作的發展。當然，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數量不是越多越好，但是案例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其參照適用的廣度、深度和效果。與中國每年龐大的刑事辦案數量相比，目前的指導性案例只能覆蓋少數刑事檢察業務。同時，從司法效率方面來看，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總量偏少，可能導致檢察官在辦理疑難復雜或新型案件時面臨“無案可參考”的狀況，這勢必會影響檢察官的辦案效率，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2.功效發揮不充分

指引與示范效力作為指導性案例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其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發揮的功效卻并不理想。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檢察官對指導性案例的認識還存在偏差，甚至產生“為何要適用指導性案例”之詰問，援引適用總體呈現微量化特征，處于較為初級的階段。長期以來，中國的司法人員對制定法和司法解釋存在高度依賴性，缺乏完整而實用的案例適用技術，導致出現普遍不會適用、不想適用、不敢適用指導性案例的情況〔17〕。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對積極、主動援引案例缺乏激勵性制度，而對被動援引、隱性援引甚至有意不援引指導性案例缺乏相應的責任性舉措〔18〕。為了提升指導性案例的適用效果，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15條規定要求辦案人員在辦理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已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尤其是對于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的案件，承辦檢察官應當報告有無類似指導性案例，并說明參照適用情況。也就是說，指導性案例在司法辦案中具有事實上的約束力，雖然其不能直接作為法律依據，但是在遇到相同或類似案件時，檢察官應當參照適用。令人遺憾的是，實踐中的檢察官們對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沒有給予足夠重視，許多檢察官認為指導性案例一般只起到業務學習作用，辦案過程中無需甚至不能援引適用。同時，由于指導性案例的適用評價機制及應用情況監測機制尚未建立，使得《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明文規定的“應當參照”之要求無法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直接影響到指導性案例適用理念與思維的養成。

3.數字化能力不匹配

如今，社會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數字化技術憑借其數據量大、數據類型多、數據處理速度快等優勢，已經滲透到包括司法在內的每一個行業和領域，并在各個行業領域深度運用，數字技術與相關業務進一步深度融合，大數據日漸成為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重要的生產要素。司法實踐既要追求公平，也要最大限度講究效率。毫無疑問，數字化可以為司法人員檢索并發現相關指導性案例提供新的技術手段，運用數字化技術不僅可以提高司法人員檢索相關類似指導性案例的效率，還有助于提高指導性案例參照適用的準確率〔19〕。所以說，數字化技術對案例指導制度的發展與完善也是難得的機遇，數字化能力是推進案例指導制度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加強指導性案例數據庫及相關配套技術設施(如類案檢索機制)的建設與管理，有利于司法人員更為便捷、更為廣泛地參照適用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但是，目前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數據庫及相關配套技術設施尚未完善，給司法辦案中案例檢索、類案關聯、法律條文查詢等方面帶來諸多不便，影響了指導性案例的指引示范效果?？傮w來看，中國的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數字化能力水平，尚未及時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給司法人員和社會公眾在業務辦案、案例參考等方面帶來了不便。

(二)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的完善

1.加強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供給能力

指導性案例是案例指導制度的物質保障，案例指導制度的發展需要以指導性案例的持續性供應為條件〔20〕。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最新數據，2022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各類犯罪嫌疑人49.4萬人，決定起訴143.9萬人〔21〕?？梢?，中國一年的刑事辦案數量巨大，擁有的刑事檢察案例資源也相當可觀，豐富的案例樣本基數意味著可以從中尋求和提煉出更多優秀的指導性案例。但是，從已發布的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來看，存在著較多裁判要旨與法律、司法解釋等重復的現象，部分僅具有宣示作用的案例也作為指導性案例予以發布，其指導性作用自然會降低。因而可以說，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自身質量的相對較低，亦是其在司法實踐中得不到充分適用的原因之一。所以，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供給能力：一是通過發掘優秀案例、制訂年度發布目標等途徑，適當提高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數量，進一步充實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庫。同時，通過業務討論、專家培訓、逐級遴選等途徑，在案件要旨、案件事實、履職過程、指導意義等方面提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質量。二是在檢察機關內部，可以鼓勵各級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撰寫、報送指導性案例，對于那些積極編寫與報送指導性案例的工作人員，應當給予一定的物質與精神獎勵，從而調動其參與的積極性。三是要注重刑事檢察中各類業務的指導性案例中的配比問題，推動均衡性發展。例如，隨著檢察偵查業務的推進與發展，應當加強對該領域優秀案例的培育與遴選，適時發布檢察偵查業務的指導性案例，為司法人員相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供指引與參考。

2.提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司法治理能力

傳統的司法治理模式在統一司法裁判的目標下逐漸暴露出諸多弊端，指導性案例這種新型司法治理模式應運而生，構成司法治理的“混合模式”〔22〕。但是，其能否實際產生良好的效果，取決于其能否在個案中被廣泛適用。所以，應當從以下方面加強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指引與示范效力：一是確立和提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法律淵源地位?？梢钥紤]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法律法規，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的法律地位。但是，要強調的是，培育指導性案例的法律淵源地位不是“將案例上升為法律”，也不是“將其作為主要法律淵源”，而是使之制度化后融入司法實踐并成為法律淵源共識，形成法律法規、司法解釋與指導性案例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良性格局〔23〕。等待時機成熟時，可以進一步通過頒布司法解釋或修改立法的方式，將案例確立的裁判觀點融入法規體系中，從而使其具有法律淵源的文本地位〔24〕。二是推動實行類案強制檢索機制。檢察官擬提交檢察官聯席會議討論、報請檢察長決定、提請檢察委員會審議的案件，都應當對同類指導性案例進行檢索。檢察官檢索到與該案相類似的指導性案例，應當參照適用。三是完善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援引獎懲機制。指導性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夠被反復援用或參照，對于援引指導性案例取得良好效果的辦案人員，在考核等方面予以適當獎勵，在實踐中營造與之匹配的司法環境，鼓勵和支持實務人員“敢用”“能用”指導性案例。四是將案例指導融入檢察官的日常教育培訓，培育檢察官參照指導性案例的思維和意識，提升檢察官對案例指導制度的認同感以及適用能力。

3.強化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制度數字化能力

司法實踐中，獲得與待決案件類似的指導性案例是實現指導性案例參照適用的首要環節，但是，指導性案例與待決案件之間在案由、事實、裁判理由、法律適用等方面存在一種或者幾種要素構成類似或者不類似的可能，因而，法官在尋找相關類似指導性案例時，通常會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比對案件間的所有要素〔25〕，所以，為了指導性案例的適用效率和水平，務必要重視和強化案例指導制度的數字化能力建設。具體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升刑事檢察指導性案例數字化能力：一是充分認識到數字化應用能力的重要性。數字化能力是指企事業單位利用數字化技術、數字化思維和數字化工具，對各種業務、流程和管理進行數字化改造，以提高業務效率、優化業務模式、創新業務模式、實現業務價值的能力③。檢察機關應當充分認識到數字化能力不僅僅是硬件和軟件的更新換代，更是對司法辦案各方面的數字化應用能力的提升，包括案例文書的收集、指導要旨的提煉分析、裁判規則的適用、案例指導制度管理等方面。二是加快建立以指導性案例為主軸的融合數據庫。在進一步加大裁判文書等數據信息的公開力度的同時，向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借力，進一步提升案例庫資源的廣泛性，全面收集檢察機關的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各省級檢察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審判參考案例等案例數據。三是探索指導性案例適用的數字化建設。建立具有精準檢索功能的刑事檢察案例數據庫及配套技術設施，強化相關數據的完備性以及各種類型數據之間的關聯性，通過設計數據庫檢索項目，使指導性案例和相關法律條文、司法解釋、典型案例等實現關聯檢索，為學習研究案例、指導辦案工作提供便利。

注釋：

①廣義上的刑事檢察，應當包括與刑事有關的所有檢察職能，主要有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刑事訴訟監督、刑事執行監督、檢察偵查、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等。但是，在檢察機關系統內部，刑事檢察一般是指狹義的，不包括刑事執行檢察、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檢察偵查等職能。本文以廣義的刑事檢察為討論范疇。

②檢察機關“十大業務”主要包括：普通刑事犯罪檢察業務、重大刑事犯罪檢察業務、職務犯罪檢察業務、經濟金融犯罪檢察業務、刑事執行檢察和司法人員職務犯罪偵查業務、民事檢察業務、行政檢察業務、公益訴訟檢察業務、未成年人檢察業務、控告申訴檢察業務。

③本文對數字化能力的理解，主要借鑒以下科技或管理領域相關觀點：(1)數字化能力是指通過利用數字技術與資產，使數據和信息以適當的格式呈現，減少組織信息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實現營銷 、研發和生產的全面整合，最終創造更大商業價值的能力。參見：吉峰，賈學迪，林婷婷.制造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概念及其結構維[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151-166.(2)數字化能力存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的各個階段，并且各個階段各有特點，是以數字化技術為手段的更高階的動態能力，通過廣泛整合數字資產和業務資源進行產品和流程的創新，帶動消費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創新價值，獲得持續的創新優勢。參見：荊浩，任興敏.數字化轉型情境下數字化能力研究現狀與展望[J].沈陽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23(6)：7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