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對周邊民族政權的特殊外事交往探析
——以帝王遺賜為例

劉 斌

帝王離世是古代社會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皇權架構需重新構建，周邊關系也可能隨之變化，整個國家機器暫時圍繞于此進行大量活動。繼任皇帝恩賜先帝遺留物，雖非宋代所獨有，卻在宋代逐漸形成以慣例為指導，依據實際情況去執行的一套特殊喪葬禮儀，具備其他朝代不能比擬的完整性、系統性的特點。關于宋代皇帝喪葬及相應外事活動，學界很早就有所關注。(1)關于宋代皇帝喪葬研究主要有：葉春芳的《北宋皇帝喪禮探考》(《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第81-91頁)、《北宋皇帝葬禮探考》(上)(《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第79-90頁)、《北宋皇帝葬禮探考》(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第73-84頁)、《北宋皇帝喪葬禮儀的性質及其對北宋社會的影響》(《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第52-61頁)對北宋皇帝喪葬禮儀、制度進行論述；陶玉坤的《遼宋對峙中的使節往還》(《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第10-17頁)、賈玉英的《有關宋遼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幾點辨析》(《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118頁)等對遼宋間外交使節進行闡述；吳曉萍的《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陶晉生的《宋代外交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年)等從整體外交層面進行論述。遺賜看似一較小政治事件，多把其作為一簡單外交活動，對其關注度較低，但它在政權過渡期間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大的時空背景來看，它僅存在于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有其特殊性。遺賜并非單方面行為，周邊民族政權統治者逝世后，繼任者也向宋朝奉上遺留物。北宋帝王對外遺賜對象主要為遼、西夏、西蕃、交趾等民族政權統治者。建炎三年(1129)，西夏不再向南宋稱臣，南宋也不再向西夏頒賜詔書，原有朝貢關系結束，雙方慶吊不行。(2)李華瑞：《北宋末期及南宋與西夏的關系》，《寧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第5頁。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南宋對外遺賜對象主要為金國。此后，雖然兩國關系動蕩起伏，但遺賜并沒有斷絕。隨著蒙古族的崛起，不斷對外擴張，原有的格局遭到破壞，到宋寧宗逝世時，遺賜便消逝在歷史長河之中。宋代對外遺賜依據雙方國力、國際形勢等采取差異性對待，在遺賜物品和官員等級地位上差異明顯。在特殊時期，統治者也可以選擇停止遺賜。治平年間，宋夏在邊境爆發沖突，知延州陸詵“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3)[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二《陸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681頁。陸詵請求降低外交等級，停止對西夏進行遺賜，但神宗綜合考量，并未采納。帝王對外遺賜不僅是一種外交禮儀，也是一種政治行為。在現有史料基礎上，爬梳整理，以遺賜作為切入點，通過對遺賜緣由、物品種類和數量、官員選派等方面進行闡述，歸納其歷史發展特點，對于理解宋代外交戰略、宋朝與周邊民族政權的外交往來、國家間實力消長對政務的影響和國際環境對國家外交的影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遺賜的起源與目的

舊帝駕崩，新皇登基，舉國沉寂在悲痛中，國家政務運行以葬禮、登基事宜為中心，此時如何確保權力順利交接、平穩過渡是一項嚴峻的挑戰。這一特殊時期是內部權力爭斗、外部勢力入侵的高發期。宋代雖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地方反叛事件，但仍有小規模局部叛亂。至道三年(997)八月，太宗去世不到半年，西川爆發劉旴作亂。(4)參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至道三年八月，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76頁。古代社會，國家間十分注重交聘往來，從漢唐時期實行和親、朝貢的方式，到宋代更加注重地緣政治外交形式等都是一脈相承，統治集團試圖構建出一種非政務交往的特殊情感聯系。

(一)遺賜的起源

皇帝對外遺賜出現在后晉、遼、宋、西夏、金等朝。遼會同六年(943)“二月乙卯，晉遣使進先帝遺物”。(5)[元]脫脫等：《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2頁。此為史籍中把本國先帝遺留物送給他國的最早記載。遺賜出現在五代十國的東晉并延續數百年，與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相關，尤其是與各政權間國家實力、政治關系相關。五代十國根植于唐末藩鎮割據，唐滅亡后，擁有相當實力的藩鎮紛紛自立，建立起徹底獨立的政權。受實力所限的各政權無力完成一統，而北部游牧民族契丹此時逐漸崛起，開始有意插手中原事務。后唐天福元年(936)五月，“徙鎮天平，(石)敬瑭果不受命”，(6)[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八《晉本紀第八·高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9頁。后唐末帝(李從珂)對石敬瑭采取軍事行動進行剿滅，石敬瑭自感實力不濟，向契丹求援，契丹耶律德光借機干預中原事務?！熬旁?，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徳光，約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云、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7)[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八《晉本紀第八·高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9頁。契丹主耶律德光“自解衣冠授”，(8)[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七五《晉書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985頁。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和稱比自己小9歲的耶律德光為“父”等作為代價換取支持。石敬瑭愿為“兒皇帝”有其自身考量，用以證明繼承的合法性。(9)參見羅亮：《以誰為父：后晉與契丹關系新解》，《史學月刊》2017年第3期，第39頁。此后兩國關系逐漸升溫，步入“蜜月期”。雙方吊慶往來不斷，使者相望于道，尤其是后晉，每年進奉大量財物。在這種情況下，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貴繼位，后晉天福七年(942)六月庚午，“如京使李仁廓使于契丹” 。(10)[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九《晉本紀第九·出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9頁?！凹好?，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于契丹?！?11)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068頁。六月兩次出使契丹，所謂何事？宋人所撰《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并無明確交代?！哆|史》卷四《太宗本紀下》記載，遼會同五年(942)六月“乙丑，晉主敬瑭殂，子重貴立。戊辰，晉遣使告哀，輟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晉吊祭”。(12)[元]脫脫等：《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1-52頁。多方印證應是李仁廓去契丹告哀，而后契丹遣使吊祭，后晉又派遣朱崇節、梁言答謝。由于后晉在國書中稱孫不稱臣，耶律德光“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圣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冊。為鄰為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瘶s還，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13)[元]脫脫等：《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2頁。這是雙方正常交往中的一個小插曲，其后雙方交往依舊密切頻繁。同年七月，出帝(石重貴)皇祖母劉氏崩，雙方基于此進行了一系列外事往來。契丹使臣來后晉進行祭奠帶有數量不等的物品。八月，“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14)[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071頁?！捌醯で彩怪录烙诟咦?，賻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15)[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071頁。十月“庚辰，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賻馬三匹、衣三襲”。(16)[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073頁。遼會同五年(942)九月遼遣使賀晉帝嗣位，十二月，后晉遣使來謝。(17)[元]脫脫等：《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2頁。次年二月，后晉遣使進獻先帝遺留物。雙方關于后晉高祖喪葬、出帝即位進行了一系列頻繁、密切、友好的外交互動，這一切都基于后晉依附契丹這一大背景。二者雖相互利用，但兩國間關系緊密也是不爭之實，在此種背景下，后晉向契丹進獻遺留物，是增進雙方關系的一種重要形式，且這種形式是以往所沒有的。

遺賜僅限于后晉與契丹間，后晉與其他民族政權并無這種特殊外交往來。在這種體系下，權力態勢達到一種均衡，各方都無力打破這一局面。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微妙的國際形勢延續到宋代。北宋建國之初，統治者銳意進取，不斷開疆擴土，在把周邊相對較弱的政權納入版圖后，也無力繼續再戰，逐漸走上正常交往道路；到南宋后，南宋和金的特殊關系與后晉和契丹類似，均為臣屬關系。

(二)遺賜的目的

史籍中雖沒有關于宋代帝王對外遺賜目的的明確記載，但卻有關于皇太后遺賜相關詔書記載?；侍笤谙嚓P禮儀上和皇帝類似，據此也可看出一絲端倪?！短贩豆募肪砣栔杏腥齽t記載：《皇帝達大行太皇太后與大遼皇帝遺留書》：奉慈幄之遺言，達寶鄰之永信，特馳使介往致物?！洞笮刑侍筮z賜南平王李乾德衣物示諭敕書》：昊天不吊，崇慶上賓。乃眷海邦，世修藩職。奉諱之日，銜恤所均。申錫遺恩，仰承先旨。益肩忠順，庸副誠懷?！顿n夏國主告諭遺留詔》：爾自纘世邦，早膺恩恤，雖畫疆保塞，久未訖于溝封。然悔過上章，比已馳于使介。仰承慈旨，終軫嗣藩，緬惟奉諱之辰，同切摧情之慕。(18)[宋]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三〇，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第2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331-332頁。在對遼遺賜時表達得非常明確，遵照太后遺言，促進睦鄰友好信任，一個“特”字表明重視程度和突出目的。在對交趾、西夏政權統治者時，極盡華麗辭藻，但中心思想依舊是希望繼續保持友好關系。真宗去世時，仁宗《與契丹遺書》中記載：“唯交馳玉帛，克保于歲寒。翕受祺祥，彌昭于國慶”。(19)[宋]佚名編，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八《與契丹遺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82頁?？梢?，統治者希望以恩賜遺留物的形式進行一次特殊外交活動，完成一種情感上的溝通，借此增進雙方交流，保持友好交往，為自身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實力相對較弱的交趾、西夏等國無力打破平衡，更渴望維持此種特殊友好關系。遼、金雖實力強盛，但卻沒有能力統一中原。周邊民族政權由于政治傳統、政治文化、政權組織形式等不足，在新老皇權交接時更易產生內部紛爭、權力爭斗。此時，他們更希望在這種特殊時期有一種方式來增進相互交往，維持兩國良好關系。保持現狀是各方都樂見的，各方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需要維持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二、差異化的遺賜物品饋送

宋代統治者對周邊民族政權統治者進行遺賜時，采取差異化對待，在遺賜物品種類和數量上，不同政權因實力、雙方關系等客觀因素差異較大。與宋地緣關系密切的遼、金為第一檔，遠超其他各國；西夏為第二檔；西蕃、交趾等為第三檔。南宋時，宋王朝雖偏居一隅，宋金關系較宋遼關系更緊張動蕩，但遺賜物品不減反增。

西蕃、交趾等民族政權實力較弱，接受宋王朝冊封，無力挑戰宋王朝統治權威，對宋王朝政局影響有限，其所得遺賜物較少。嘉祐八年(1063)三月，“遺賜西蕃唃廝啰金束帶、盤球暈錦衣、銀器二百兩、白絹二百匹、角茶散茶各百斤。治平四年(1067)正月遺賜準此”。(20)[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蕃夷六之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909頁。西蕃唃廝啰得到的遺賜物從種類和數量上來看較少，甚至不如國內中高級官員所得。唃廝啰是“唐吐蕃贊普之后”，(21)[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頁。其掌握政權后，和宋朝保持友好關系，接受宋廷冊封。(22)參見[宋]張方平：《樂全先生文集》卷二二，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第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9-10頁。治平四年(1067)正月十四日，“夏國主、交趾郡王、西蕃唃廝啰等，各遣使賜銀、絹、袍、帶、鞍轡馬有差”。(23)[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四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47頁?！暗取弊终f明并非只此三政權，遼國有專使負責，“英宗升遐，(楊佐)奉遺留物再往使”，(24)[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三《楊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696頁。其他政權則影響有限，“等”字概之?！坝胁睢闭f明各國所得并不一致，史籍中各國排位是有所考量的，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以示恩賜多寡。西夏接受宋王朝冊封，其實力相對較強，能夠對宋王朝統治造成一定影響，因此在外交中地位較為顯著，所得遺賜物理應較多。元豐八年(1085)六月，“樞密院言：舊例，合差官押賜遺留夏國主銀器一千五百兩，絹一千五百匹。詔如故事”，(2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五七，元豐八年六月戊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549頁。從銀、絹數目上來看，較之西蕃、交趾要高出數倍，此僅為慣例所需制式禮品，應還包括其他物品。

同等時期，對遼國遺賜物則要更加優厚，乾興元年(1022)六月，遣使至契丹送遺留物，禮物有“金飾玳瑁飲食灌器、象牙摞車渠注碗、碧車渠琥珀杯、白玉翠石茶器、衣五襲、通犀碾玉帶、金飾玳瑁樂器、金飾七寶瑪瑙鞍勒馬、玉鞭、飲器皿一事、錦彩三千匹、御酒、名果”。(26)[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之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44頁。種類和數量繁多，有各種金飾、玉器、絲織品、食物等，非西夏、西蕃等國所能比擬。僅從絲織品可見，西夏為絹1 500匹，遼卻為錦彩3 000匹，數量雖只為其兩倍，但錦彩是古代比絹更珍貴的織物，檔次更高。對遼禮物中多為高級飾品、器皿，材質上多為黃金、玉石、象牙等貴重材料，遠非他國所能相比。

南宋時期，由于內外環境的變化，對外遺賜對象主要為金，規例并非照搬北宋慣例，而是自身形成了特有的一套準則。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六日，顏師魯等人對一些具體細節上奏，“十一月六日，師魯等言：‘遺留禮信寶物并增添禮物浩瀚，參照得紹興二十九年(1159)遺留例……今來遺留寶物等，除已降指揮增添二只外，續承十月二十五日省札，降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匹物二千匹，比之常年例系增一倍。今參照紹興二十九年遺留差破座船二十二只，乞札下兩浙、淮南轉運司差撥’。從之。又言：‘合用私覿，照得正旦與紹興二十九年(1159)遺留不同，未審合與不合依先來遺留體例?！t令戶部同所屬依紹興二十九年(1159)例數目支降”。(27)[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47頁。

本次禮物數量巨大、種類繁多，參照紹興二十九年(1159)遺留慣例(韋太后遺賜)。紹興二十九年(1159)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年份，宋金雙方開始限制雙邊貿易，金朝開始征兵備戰用以南征，種種跡象都顯示雙方關系惡化，戰爭一觸即發。不久戰事興起，雙方兵戈相見。此次金器、銀器、匹物等比慣例增加一倍，這是較為少見的現象，一般多因循前例。外交使節的禮物互贈所需，詔令戶部依據紹興二十九年(1159)條例標準執行。即使在皇帝大喪期間，這種私下禮物互贈也沒有受影響。此次遺賜事件是南宋首次進行皇帝遺賜，統治者并沒有參考北宋已經較為完備的慣例，而是參考本朝往日外交慣例及紹興二十九年(1159)韋太后的遺賜章程。雙方于隆興二年(1164)簽訂《隆興和議》，維持了近40年和平，此時雙方關系早已緩和步入正軌。在孝宗統治下，出現“乾淳之治”，國力較為強盛，孝宗決定把高宗遺賜規格大幅提高，金器、銀器等數量翻倍。

對內遺賜時，物品是不能請辭或者退還的，而在對周邊民族政權統治者遺賜時，卻發生過歸還部分遺賜物現象。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己丑，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28)[元]脫脫等：《金史》卷八《世宗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00頁。第二年二月乙丑，使臣到達進獻遺留物，日期有誤，二月并無乙丑日，恐為己丑(二十三日)，乙和己字形相近，極易記誤。癸巳(二十七日)，使臣叩辭時，把玉器、玻璃器、弓劍等讓使臣帶回，認為此皆高宗喜愛之物，應該珍藏，受之于心不忍。這似乎體現出金世宗善解人意，但《金史》卷九二《徒單克寧傳》卻載：“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怪其禮物薄?？藢幵唬骸朔浅Ｘ?，責之近于好利?！显唬骸溲允且??！艘云溆衿魑迨?、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29)[元]脫脫等：《金史》卷九二《徒單克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050頁。金世宗對遺賜物頗有微詞，在徒單克寧勸說下，才把一部分禮物返還。從二人對話中可看出，金朝認為宋朝遺賜之物是一種特殊“貢奉”，是南宋作為屬國給金國的一種“貢奉”。金世宗的傲慢顯示出對南宋的輕蔑，如不是因為嫌棄物品單薄進行責怪顯示金國貪圖財利、有辱本國形象，甚至要對南宋斥責。南宋與金不對等地位蔓延至喪葬禮儀中。而宋金間的《隆興和議》條約中規定：南宋不再對金稱臣，改稱叔侄關系，“歲貢”也改為“歲幣”，而此處記載為“貢”，卻依然把南宋作為金的屬國看待。

綜上可見，一般小國，物品種類、數量有限；和宋代地緣政治密切的遼、金等國，物品種類繁多、數量豐富，而金又優于遼，這與北宋和遼基本上處于平等關系，而南宋對于金處于弱勢地位相關。北宋時期，中央出現了要限制或者取消內部遺賜的呼聲。(30)參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癸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797-4798頁；[宋]呂祖謙，齊治平點校：《宋文鑒》卷一三七《行狀·司馬溫公行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926頁。英宗因在位時間短，去世后無太多積攢，因此在仁宗的基礎上進行削減。(31)參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〇九，治平四年正月癸亥，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076頁。遺賜對宋廷來說是一巨大負擔，但在對外遺賜中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增加趨勢。

三、別有考量的遺賜官員選派

太祖、太宗死后史籍并無明確記載對外進行遺賜活動，直至真宗去世時，“遣薛田使，于是有遺留禮物之名”。(32)[宋]潘自牧：《記纂淵?！肪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20頁。乾興元年(1022)二月丙寅，“遣度支副使、禮部郎中薛田為契丹遺留禮信使，供備庫副使李余懿副之”，(3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二月丙寅，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273頁?！懊戎Ц笔箲舨坷芍醒μ?、東染院使李余懿使契丹”。(34)[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之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44頁。這兩處記載略簡，《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八《與契丹遺書》(35)[宋]佚名著，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八《與契丹遺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82頁。中有詳細記載。薛田本官以從五品禮部郎中充任度支副使，品級雖不高，但此時其為最高財政機構三司中度支最高長官；李余懿為正六品橫行武階四方館使。(36)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69頁。遺留禮信使為文官，是中央核心統治階層官員，地位規格較高，副使為武官，較之低很多。針對不同政權，派出使臣的數量也是不同，對遼、金為正使、副使兩名，而其他民族政權往往僅為一名。

北宋時期，對遼遺賜時往往派遣正、副使二人成行，而西夏等國往往僅為一名，且告哀與遺賜一同進行，在使臣的地位等級上西夏等國也是遠低于遼國。嘉祐八年(1063)四月癸酉，“命引進副使王道恭告哀契丹，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國。拱之仍赍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癸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794頁。左藏庫副使為武階官名，從七品。(38)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645、761頁。王道恭僅是把消息告知契丹，而任拱之不僅要進行告知，且攜帶皇帝臨終遺詔和遺留物。遼和西夏使者人數和官員品級相差較大，西夏綜合實力在北宋之下，規格和級別較之要低。治平四年(1067)，“英宗升遐，(楊佐)奉遺留物再往(契丹)使”。(39)[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三《楊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696頁。楊佐此時所任何職，史未名言，《宋史》卷三三三《楊佐傳》記載其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卒于道”。(40)[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三《楊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696頁。其最后差遣為權發遣開封府，為開封府實際長官，其理應還有一名副使，史籍記載缺失。真宗、英宗去世，派遣最高財政機構三司下度支最高長官、開封府長官為正使出使遼國，地位崇高，皆為皇帝心腹之人。派遣使臣到西夏時卻僅有一名官員，“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告哀，并以英宗遺留物賜之”。(41)[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八五《西夏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4002頁。供備庫副使高遵裕既要告哀又要遺賜。

到神宗逝世后，所派官員出現臨時加官現象。元豐八年(1085)四月，“中書舍人王震假龍圖閣直學士，充大行皇帝遺留北朝禮信使，內殿承制騫育假供備庫使副之”。(42)[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54頁。王震由正四品職事官中書舍人臨時被授予正三品職官龍圖閣直學士，騫育由正八品武階內殿承制臨時被授予從七品武階供備庫使，二人被派遣到遼國進行遺賜。這在史籍上為首次出現，臨時授予官職進行遺賜活動，不僅遺賜，此次告哀使也是臨時被授予官職，三月六日，“閣門通事舍人宋球假西上閣門使，告哀于大遼”。(43)[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五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53頁。此后這一現象逐漸成為一種常態被保留下來。但早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宮苑使、滎州刺史高繼勛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勛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為例”。(4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794頁。宮苑使為正七品武階，刺史為從五品武臣橫行階。(45)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61、760頁。而王震較之地位要高得多，但也被臨時加官?？梢?，慣例發生變化，此后對外遺賜時，臨時加官反而成為常態。關于此次遺賜活動《遼史》中也有記載，但出現錯誤，薛政超在《〈遼史〉所載宋遣來使資料勘誤》一文中進行了考證。(46)薛政超：《〈遼史〉所載宋遣來使資料勘誤》，《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32頁。臨時加官，事后則止，張震“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47)[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二〇《王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407頁。

當使臣出現緊急狀況無法完成使命時，朝廷便會臨時改派他人。元符三年(1100)二月“二十九日，命尚書工部侍郎杜常假龍圖閣直學士，為大行皇帝遺留遼國禮信使，閣門通事舍人朱孝孫假西上閣門使副之”。(48)[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七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61頁。杜常由從三品職事官工部侍郎(49)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55頁。臨時被授予正三品職官龍圖閣直學士，行至半路，杜常染疾，病重無法繼續成行?！?三月)九日，河北路計度轉運副使吳安憲假寶文閣待制，充大行皇帝遺留北朝禮信使，以杜常至澶州稱疾而回故也?！?50)[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七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61頁。元符二年(1099)五月甲寅，“朝請郎吳安憲權河北路轉運副使”，(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一〇，元符二年五月甲寅，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139頁。吳安憲以正七品寄祿官朝請郎充任河北路副轉運使，進而臨時授予從四品職官寶文閣待制出使遼國。正使沒從中央官員中選派，而是直接從地方上臨時指派。吳安憲假官較杜常低，這與其原本任職有關，加官并不是隨意盲目，需要依據任職情況而定。副使朱孝孫由從七品職事官閣門通事舍人臨時加官正六品橫行武階西上閣門使。

北宋元豐年間后臨時加官對外遺賜，正使為文官，往往加“職”龍圖閣直學士；副使為武官，往往加“官階”，一般升一至兩階，正副使間官品差距較大。原本臨時加官是因為使臣官品較低達不到出使規格標準，而今卻成為一種常態，無論高低一律加官。

南宋時期，加官已成為一種慣例，且官員等級較北宋更高，正使加官多為六部尚書，副使加官多為環衛官，而且加官跨度更大。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戊子，“權禮部侍郎顏師魯假戶部尚書，充太上皇帝遺留金國信使；武翼郎、前權發遣盱眙軍高震假福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副之”。(52)[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47頁。顏師魯由從三品職事官禮部侍郎臨時被授予正三品戶部尚書，高震由從七品武階武翼郎臨時被授予正五品武階福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紹熙五年(1194)六月“乙卯，遣林湜等使金致遺留物”。(53)[元]脫脫等：《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709頁。派遣林湜等人到金國進行遺賜，“二十八日，詔朝請大夫、試司農卿林湜假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充遺留禮信使；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游恭，假泉州觀察使、右衛上將軍……副之”。(54)[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73頁。林湜正六品寄祿官朝請大夫沒有變化，職事官由從四品司農卿變為從二品吏部尚書；游恭以從七品武階武經郎、從七品職事官閣門宣贊舍人，臨時被授予正五品武階觀察使、從二品環衛官右衛上將軍。慶元六年(1200)九月“丙子，遣丁常任為金國遺留國信使”。(55)[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七《寧宗本紀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727頁?！笆乱蝗?，詔朝散大夫、吏部郎中、兼刪修敕令官丁常任假朝議大夫、工部尚書……差充太上皇帝遺留禮信使；武翼郎、左驍衛中郎將郭掞假嚴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副之?！?56)[清]徐松等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01頁。丁常任職事官由從六品吏部郎中臨時被授予從二品工部尚書，(57)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20、254頁。這里的“吏部郎中”應是記載有誤，官品等級相對過低，甚至低于副使，可能為從三品“吏部侍郎”。郭掞環衛官由從四品左驍衛中郎將變為從二品右衛上將軍。(58)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75-477頁。南宋加官幅度要大于北宋，正使多為“職事官”，副使多為環衛官。

在派遣外交使節時，官員的身份地位多根據派往國家的外交等級決定，(59)參見吳曉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頁。遣使遺賜也不例外。但不同于一般外事活動，遺賜時所派官員地位要更高，多是國家高級官員且正副使間差距較大。使臣在神宗逝世前一般并不臨時加官，而后加官卻成為慣例，且南宋使臣等級要高于北宋。使臣選派和兩國間實力直接相關，不同國家官員等級、人數并不一致，遼、金處于第一等位置，而對金官員等級又略高于遼。這兩國一般為文武官員各一名，正使為文官，副使為武官。而次一級西夏等，往往僅一名文官，還與告哀使為一人，身兼數職。從使臣選派上可見國家間實力較量，使臣的差異也能反映兩國間外交關系的變化。

四、結語

宋代皇帝逝世后，繼任者把其遺留物和其他財物恩賜給宗室、部分高級別官員、相關周邊民族政權統治者，通過財物往來拉近彼此關系，對于政權平穩過渡有著積極意義。帝王對外遺賜為皇家一種特殊喪葬禮儀，多依慣例執行，彈性空間較大。遺賜的對象和規模受國家實力、雙邊關系、統治者意愿影響較大。除宋對周邊民族政權進行遺賜外，周邊民族政權也會對宋朝統治者進行遺賜，此為相互關系。遺賜雖隸屬于正常的外交活動，但又不同于一般外交活動，在官員選派上相較一般外事活動，使臣等級地位要更高，多為朝中高級官員。從對周邊民族政權統治者遺賜中可以看出，宋代統治者極力維持自身主導地位，在對內遺賜縮減情況下，對外反而呈增長態勢，但受自身實力所限，對遼、金遺賜時，卻時常遭受刁難。遺賜形成于特殊歷史時期，當各方勢力均衡，任何一方都無力完成統一。此時，宋代舍棄了漢唐時期原有“和親”“朝貢”為特點的外交形式，采取更加靈活的地緣政治外交形式。遺賜為特殊時期促進雙方互信、確保權力順利交接、維護統治穩定的重要形式，增進了各方的政治互信，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間和平交往。此后，隨著這一大的時代背景變遷，均勢遭到破壞，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帝王對外遺賜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