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間斷均衡理論的家庭教育政策變遷特點和發展趨勢研究

趙 素 芳

(太原開放大學 文法系,太原 030024)

家庭教育作為現代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不僅關系到每個兒童的健康成長,每個家庭的幸福和諧,更關系著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當前留守家庭、單親家庭數量不斷增多,多子女教育問題、學生學業負擔過重、青少年心理問題不斷涌現,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斷攀升等諸多現實問題引發全社會對家庭教育的激烈討論?，F實表明,僅僅依靠家庭中的內部力量開展家庭教育已顯得勢單力薄,教育效果不容樂觀。家庭教育逐漸從私人領域的家事演變為國家之事。家庭教育作為我國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有增無減。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高技術技能型人才需求激增,家庭教育在一系列政策的科學指導下,發展迅速,為我國培養大量技術技能型人才,也為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提供人才支撐。要清楚的是,政策制定準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家庭教育發展前景,關系到家庭教育能否提供經濟發展亟需的高素質人才,關系到國家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進步。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教育部等部門頒布多項家庭教育政策相關文件,從中可以看出其變遷的不同階段。

1 我國家庭教育政策的變遷歷程

我國家庭教育政策的修訂與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為初步探索階段、改革開放后到2010年為逐步形成階段、2010年至今為提升與發展階段[1]。

1.1 解放初期的家庭教育政策(1949年—1978年)

解放初期,我國家庭教育政策受到社會變革和政治環境的影響。家庭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政治任務。因此,家庭教育政策也必須適應社會變革和政治環境的變化。首先,強調家庭教育的傳統美德。其次,注重家庭教育的實踐性和實效性,強調應用性。

1.2 改革開放后的家庭教育政策(1979年—2009年)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家庭教育政策發生很大變化。首先,在改革開放初期,家庭教育政策強調家庭教育的積極作用,鼓勵家長與孩子共同成長。其次,隨著社會發展,家庭教育政策開始注重家庭教育的效果和家長素質的培養,倡導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相結合,形成家庭教育新局面。再次,政府提倡家風家教建設,弘揚家庭教育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強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意義。最后,家庭教育政策強調多元化和個性化,鼓勵家長根據孩子的個性特點和興趣愛好進行教育。

1.3 新時代的家庭教育政策(2010年至今)

進入新時代后,家庭教育政策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在家庭教育的定位上,國家提出更加明確的方針和要求。例如,《關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家庭教育是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基礎?！边@表明家庭教育在教育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政府也加大對家庭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家庭教育事業,共同推動家庭教育的均衡發展。

整體來看,我國家庭教育政策變遷出現過三次政策間斷,一是1966—1977年“文革”期間,家庭教育政策在這一時期既是時間上的間斷,又是內容上的間斷;二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促進“三教”結合,家庭教育政策由關注家庭內部關系轉變為協調家庭外部關系,這是一次政策內容上的斷裂式變遷。三是2011年以來,政策轉向留守、流動、貧困等特殊兒童家庭教育問題,確定“建立城鄉指導體系”政策目標。其他時期,政策變遷均處于穩定的漸進式變遷中。從以上對家庭教育政策文件的研習和梳理過程中發現,我國家庭教育政策變遷呈現出長期平穩發展和短期斷裂式間斷的特點,這種變化的特點符合間斷均衡理論的特征。

2 間斷均衡理論概述

隨著時代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家庭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各國政府部門也充分認識到家庭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政府決策影響家庭教育發展,必須從政策層面落實家庭教育,因此各國政府部門發布諸多家庭教育相關政策文件,引領家庭教育良性有序健康發展。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政治科學系主任、教授鮑姆加特納和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瓊斯基于對本國政策過程進行分析,從進化生物學中借鑒“中斷均衡”的概念,提出間斷均衡理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PET)。他們認為,通常情況下,美國的政策過程呈現出漸進的變化趨勢,但是偶爾也會出現重大變遷,這與間斷均衡的內涵高度一致[2]。間斷均衡理論認為政策變遷存在均衡和間斷兩種狀態,政策均衡狀態下,政策穩步推進,雖然也會有調整變化,但是政治系統的本質特征不會有明顯的改變;政策間斷狀態是指政策均衡狀態突然被暴風驟雨般的破壞掉,而不是逐漸的破壞,表現為急劇的突變。其主要的核心概念有政策形象、政策場域、政策壟斷、焦點事件等內容。

3 我國家庭教育政策的變遷特點

3.1 家庭育政策變遷與政策形象變化相吻合

間斷均衡理論認為,政策形象發生變更現象通常出現于重要公共事件、突發狀況乃至于新的科學發現背景下。政策形象變動會影響政策走向,但政策形象并不是影響政策走向的唯一因素。形成政策過程中的制度構造與政策形象相關,因為不同的制度會不同程度的傾向于某種政策形象。

縱觀我國發展歷程,1949年新中國成立,長期以來受盡壓迫和欺凌的廣大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這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從1949年到1978年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和公有制,我國的政策形象發生重大變化,我國進入了“恢復與發展”的政策形象,國家對家庭教育重視不足,家庭教育政策呈現出“去家庭化”的特征,家庭中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都依托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政策,以單位為載體落實到家庭中,家庭的經濟、教育、生育等功能全部由國家以福利的形式來得以保障。

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我國的政策形象隨著這一重大事件的發生,逐漸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形象,國家雖然意識到家庭教育對青少年健康成長和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意義,但經濟基礎薄弱,國家、單位逐漸從家庭福利供給中退出,僅對低收入、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幫助和支持,家庭福利供給逐漸單一化,主要集中于養老、醫療兩大保障板塊。家庭福利供給的主要責任轉由個人和家庭,家庭教育政策呈現出“家庭化”的特征,家庭依靠中華傳統文化中“家族”及“孝道”等觀念,家庭內部成員自發地相互依賴、相互照顧,共同抵御家庭風險。在這一階段,國家的家庭教育政策最初是處于缺位狀態,而家庭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分擔了重大責任。

進入21世紀,過度市場化弊端凸顯,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呼喚政府以更積極主動的姿態介入福利供給。家庭教育政策重心由效率優先轉向公平與效率均衡發展,呈現“二階家庭化”的特征。所謂“二階家庭化”,就是“家庭化”時期的深化、轉型階段,這種表述能夠更好表達吸納政府、市場等力量對家庭進行多元福利供給的含義[3]。相應于此,2011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首次提出“建立城鄉指導體系”的家庭教育政策目標,此后,2011—2021年期間,陸續出臺了諸多關注農村留守兒童、流浪兒童、殘疾兒童等的家庭教育政策,旨在促進家庭教育的城鄉均衡發展。

由此可知,家庭教育政策變遷呈現出與我國社會發展和國家政策形象緊密結合的特點。

3.2 家庭教育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是時代的需求和發展

家庭教育政策變遷與社會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不同的時代特點就有不同家庭教育政策的變遷特點。建國初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成為首要任務,教育方面主要是掃盲和基礎教育,無暇顧及家庭教育,也沒有專門的家庭教育政策,有關這方面的政策大都散落在一些法律條文和學校教育制度里。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經濟有所發展,獨生子女政策推行,家庭撫養負擔相對減輕,家長開始關注子女教育質量。與此同時,國家提出的“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要求對家庭家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家庭逐漸被納入政府視野。1996年,《全國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計劃》出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出臺的專門性家庭教育政策,標志著家庭教育政策進入了專門化。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同時,社會和家庭出現的多子女教育、單親家庭、留守兒童等引發的家庭教育問題日益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家庭教育的體系化、法制化被提上議事日程。自2016年以來,全國各地陸續推出家庭教育政策方面的地方性法規。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出臺,標志著家庭教育政策的法治化進程加快[4]。

3.3 家庭教育政策變遷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

家庭教育政策變遷過程中,由封閉性向開放性轉變表現在多方面,比如家庭教育政策地位的提升、內容的豐富、形式和場域的開放。

3.3.1 家庭教育政策地位的提升

家庭教育政策的種子最初散落在其他教育政策或法規中,直到出臺專門的家庭教育政策,這種由邊緣化到被國家納入公共事務領域,再到現在制定專門法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其重要地位,是家庭教育政策的由封閉走向開放的具體表現。

3.3.2 家庭教育政策內容的豐富

新中國成立,新的婚姻制度確立,如婚姻法等,明確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這是最初的家庭教育內容。改革開放以后,從關注孩子的身體健康,到關注心理健康,再到孩子的個性化需求,又到關注家長的成長,這些都是家庭教育政策在內容上的拓展和延伸。

3.3.3 家庭教育政策形式的開放

建國初期,家庭教育屬于家庭內部的私領域,家庭教育沿襲傳統習慣,靠家教家風家訓,沒有形成獨立的教育形態,改革開放后國家對人才的需求增強,家庭教育由“私領域”逐漸轉向“公領域”,家庭教育政策逐漸專門化[5]。

3.3.4 家庭教育政策場域的開放

間斷均衡理論認為,政策場域可能是壟斷性的也可能是開放性的,當多個機構或團體對某一議題擁有權威性決策權時,則構成開放性政策場域;當某一議題僅被眾機構中的一個機構或團體管轄時,則構成壟斷性政策場域。

我國家庭政策制定場域最初主要集中在中央國務院和教育部,制定主體單一,形成壟斷性的政策場域。隨著時間推移,政策制定逐漸向政府職能部門、社會組織包括民政、婦聯、共青團、關工委,以及衛生、文化、文明辦等部門相互支持和協同,學校、社會教育機構與家庭之間等多主體參與轉變,形成開放性政策場域,由單一轉向開放,這是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3.4 家庭教育政策制定由焦點事件的引流推動

間斷均衡理論是以注意力和制度的交互作用為基礎的議程設置過程,以此來闡述和解讀政策的漸進變更和劇烈變動。焦點事件在注意力變更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是誘發政策變遷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焦點事件是指能迅速聚焦民眾和政策制定者視線的事件,其關鍵在于事件對公眾和政策制定者的引流能力。

近年來,社會上出現各種關于家庭教育的焦點事件,如2000年發生的熱點事件徐力弒母案;2010年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將人撞倒并連刺數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發輿論熱議;2016年北大學子吳謝宇弒母,直到2021年才被判決。這些引起全國熱議的焦點事件,讓全社會開始反思當前教育及背后深刻的社會根源,家庭教育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由焦點事件推動,政府制定家庭教育政策的主動意識逐漸增強。但是,僅依靠焦點事件的引流能力,難以促使政策發生劇烈變遷。因為在穩定的環境中,即使出現各種突發事件,原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仍可以維持原有秩序,即所謂的政策均衡狀態。如果焦點事件與其他因素相結合提高政策影響力,就相對容易促使政策發生間斷。當焦點事件與其他因素相結合,可以被看成是現有制度或現存政策的缺陷,從而致使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注意力轉變,最終形成政策變革。

總之,社會背景不同政策形象也不同,政策的變遷離不開政府主體的主動意識、焦點事件推動,社會各領域力量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從而引起政策場域的變化,形成“均衡-間斷”交替的變遷過程。

4 我國家庭教育政策的未來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家庭教育政策的制定依然缺少家庭視角,制定主體多元化但又缺少統籌理念,導致家庭教育政策碎片化,因此未來家庭教育政策需要不斷調整和完善。

4.1 家庭教育政策的制定應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蔽磥砑彝ソ逃叩闹贫☉⒅匾灾腥A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重視家庭中家規、家訓、家風、家譜建設和家教、家道以及孝道的傳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家庭教育的宗旨、內容、原理和方法,家庭教育政策才能形成深入人心的內在機理,否則家庭教育政策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進一步講,把“孝道”作為家庭教育的根基,把“童蒙養正”作為家庭教育的根本原理,把“孝道、誠敬、利他、感恩、勤儉、立志”作為家庭教育的核心內容,把上所施下所效、順其善而教、養子使作善、長善救失作為家庭教育的方法。同時政策也要兼顧社會現實及未來社會的發展需要,側重人文關懷,更加注重保護孩子的身心健康,避免過度學習壓力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注重培養孩子的綜合素質,包括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社會責任感等;更加注重與家長的互動和合作,關注家長的需求和反饋。要通過提供多樣化的家庭教育資源和服務,幫助家長解決家庭教育中的問題和挑戰。

4.2 家庭教育政策制定的多元主體應具有統籌性

隨著家庭教育政策主體的多元化趨勢,一定要確立家庭教育政策制定的“首腦”部門,發揮其主導和統籌作用,明確參與家庭教育政策制定的其他主體部門,引導各主體部門發現問題、認識責任,協調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整合各類資源要素,形成利益最大化的合作機制,共同促進家庭教育政策的良性變遷[6]。

4.3 家庭教育政策更應具有前瞻性

前瞻性基于既能夠認清家庭教育的本質,又能夠預見和把握未來時代的發展。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培養目標和方向是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人才,目的是探尋人性的真善美,讓家庭走向真正的幸福。結合當前時代特點,人類由工業時代進入互聯網時代,工業文明的刻板化、程序化痼疾日益暴露,互聯網時代呈現出無序、有序的不斷轉化和很強的不確定性,面對這個時代,人們心理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倍增。北京師范大學陳建翔教授提出:互聯網時代新家庭教育的目標在于探索人類“心性文明”,它的哲學研究價值已超出狹義的教育范疇。因此,家庭教育須走出教育桎梏,到哲學領域和儒釋道文化中開啟心性智慧是必然選擇。

4.4 家庭教育政策更應具有普及性

2011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中“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政策目標的提出,標志著家庭教育進入普及階段,政策著力點在于改變農村等貧困地區家庭教育現狀,家庭教育指導對象從城市家庭到關注農村留守兒童、殘疾兒童、失足兒童等家庭。2021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中提出“建立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進一步提出要在95%的城市社區和85%的農村建立服務站點的目標[7],同比2011年上升了5%,這是促進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在范圍和對象上普及的有力證明。今后家庭教育內容也應普及,以我國性教育為例,多年來對兒童的性教育一直是一個空白,很多家庭成員談“性”色變,家長缺乏給孩子開展性教育的觀念、勇氣和方法,把這部分寄希望于學校,學校教育在這一部分流于形式,導致很多青少年出現性無知,不會保護自己,可能遭受性侵卻不敢提出,助長性犯罪的發生。另一方面,受西方性觀念影響,許多青少年未婚先孕,給身心帶來巨大傷害。我國以往的性教育政策著力于人口與計劃生育、艾滋病及毒品防御以及性侵犯等社會問題,今后社會應呼吁從性教育的目標、內容、方法等方面,在家庭教育政策方面加以完善。

4.5 家庭教育政策應致力于提高服務水平

服務水平是檢驗政策落實的基本落腳點。我國對于提高指導服務水平的規范和發展,是在1998年《全國家長學校工作指導意見》中才開始涉及的,且逐漸成為近年來家庭教育政策的重點之一。提高服務水平,根本上要提高家庭教育指導師的服務水平,但是從當前家庭教育指導師行業的發展現狀來講卻不容樂觀。家庭教育指導師是國家剛剛開始認可的新職業,2022年人社部正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具體由哪些部門組織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培訓和考核、怎樣培訓、如何考核、主要培訓哪些人從事該職業等諸多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未來家庭教育政策應致力于保證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專業素質和服務水平,應重點落實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的完善,通過城鄉教育的不同發展要求,結合家庭教育法律法規的指導,進一步優化家庭教育政策的體系化和科學化,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

4.6 家庭教育政策逐漸法制化

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黨的十八大被提出之后,全國一些省市進行了開拓性的寶貴探索,目前已經生效實行的有四部地方性家庭教育法規,分別是《重慶市家庭教育促進條例》《貴州省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促進條例》《山西省家庭教育促進條例》《江西省家庭教育促進條例》,每一步都結合了當地的實際,具有很大的實效性和創新性。同時這些法規體現了一些共同特點:以早期干預與預防為理念,以多鼓勵、少設罰為特征,政府為推進主體、多元主體協同,還規定專業的家庭生活服務體系[8]。2021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這是我國首次把家庭教育提升到國家事務的層面,明確其監護人和教育主體的法定地位,以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長為宗旨[9],不僅極大地喚醒了社會家庭的家教意識,同時對青少年兒童的身心保障又增強了一步。家庭教育的法制化進程才剛剛開始,僅僅依靠一部促進法是不行的,未來相應的法律法規還會進一步出臺,這也是家庭教育政策未來的發展趨勢。

5 結語

通過對新中國家庭教育政策的變遷分析,了解過去,立足現在,預見未來。無論是對于政策制定者、家庭教育指導者還是家長都成為一種必須。只有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緊密結合,才能推動家庭教育事業健康發展。未來,家庭教育政策需要更加注重家庭教育的效果和質量,加強對家長素質的培養和提高,進一步強化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結合。同時,政府也需加強對家庭教育的監管和評估,建立完善的家庭教育評價體系和機制。另外,對未來家庭教育心性智慧的探索仍有賴于政策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