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研究

江永紅　陳瑩

關鍵詞：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資源配置；金融集聚

中圖分類號：X32；F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3.06.001

0 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轉型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同時，雙碳目標也對經濟增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綠色轉型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技術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1］，也被視作促進綠色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環境效益。然而，綠色技術創新普遍受前期投入成本高、研發周期長等因素的制約，創新動力不足，其發展存在較大局限。與此同時，我國數字經濟飛速發展，其占GDP的比重已由2015年的27%提升至2021年的39.8%，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愈發凸顯。數字經濟以數據為要素、以互聯網為依托，大大降低信息獲取成本，在優化資源配置、改善社會融資環境［2］等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但數字經濟與各行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還未形成共識。因此，本文重點關注數字經濟對各行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產生的影響，并對其影響機制加以檢驗。

隨著人們對綠色低碳發展及環境問題的關注，綠色技術創新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話題，針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既有文獻主要從政策法規、宏觀經濟環境和資源投入結構等角度展開分析和研究。在政策法規上，政府為鼓勵綠色技術創新，實施中央環保督察行動［3］，出臺環境規制［4］、知識產權保護［5］和低碳城市等政策［6］；在宏觀經濟環境上，大部分學者認為市場競爭程度［7］和外商直接投資［8］會抑制綠色技術創新，而經濟發展［9］、對外開放程度［10］和互聯網發展［11］會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在資源投入結構上，創新投入要素（主要是投入資金和人力資本）［12］、綠色技術研發投入［13］、FDI投入［14］等均會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一定影響。

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有學者從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綠色經濟及碳排放等［15-17］維度展開探討，發現數字經濟在促進綠色發展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針對綠色技術創新方面，不少學者對互聯網發展、數字金融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展開探討。一方面，互聯網不僅是信息化時代的重要標志，更是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11］。它為創新創業提供了一個開放、平等、高效的平臺，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劉保留等［11］從專利視角入手，發現互聯網發展顯著促進城市綠色創新，能夠大力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緩解融資約束，強化了企業的信息披露和風險管理能力［18-19］，增強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喬彬等［20］通過實證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重要支撐，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推進，這些數字技術不斷得到應用和創新，特別是在綠色技術創新領域，數字技術的應用對于資源的聚集、優化和配置具備強有力的支持作用［21］。郭豐等［22］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和提升產學研合作水平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質量的提升。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綠色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但少有文獻研究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和實現條件。因此，本文基于2011—2021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從資源配置效應和金融集聚效應兩個角度來探索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內在機理，進一步豐富現有研究內容；考慮到我國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經濟現實，本文進行異質性分析與門限回歸分析，指明數字經濟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條件，因地制宜地給出政策建議，為政府制定符合各地數字經濟發展需求和有效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政策提供有力的經驗支持。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

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數字技術與各行業加速融合應用，為數字經濟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數字經濟跨時空交流和傳播的特點可以改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使得顧客參與式創新成為可能，提升創新成功率。數字技術的出現和應用為普通消費者和企業搭建了橋梁，云處理技術的應用使得顧客從一個純粹的消費者轉變成一個信息分享者、生產合作者和價值共創者，極大降低了企業獲取消費者行為的成本，同時為顧客參與式創新創造條件。市場導向是企業綠色創新的動力之一［23］，消費者的訴求會影響市場的發展方向，企業為了謀求生存與發展，不得不通過持續創新來滿足消費者的動態需求，而當前消費者環保需求的不斷擴張極大地推動了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由顧客參與式創新形成的綠色技術創新更易受到消費者青睞，對市場需求的精準把握能夠提高技術創新成功率。

從政府管理的角度看，數字經濟的數據共享性和實時性等優點改善了政府管理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有助于協調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為市場主體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和堅實的制度保障，進而激發綠色技術創新活力。通過數字技術打造動態式監管平臺，聯合各轄區的實際發展情況和實時監管信息制定合適的政策措施來改善地區碳排放問題，通過群眾和企業的反饋評價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營造利于綠色發展的創新環境，激勵地方綠色技術創新。

從行業的角度看，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為數字產業化賦能，推動勞動、資本密集型行業向數據密集型的低碳行業轉變。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行業等數字化產業具有環境友好型特征，對環境產生的負面效應較小，并且可利用數字技術的滲透性和系統智能化作用引導不同行業向高效化、綠色化發展。

基于以上，提出假設：

H1：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活動。

1.2 數字經濟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

數字經濟憑借自身的快捷性及滲透性等優勢特征，加速信息要素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相關文獻指出綠色技術創新必須依托人才、技術和信息等優質資源的支撐［24］。

首先，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勞動力獲取信息的途徑增多，各大招聘單位可以借助互聯網在更大范圍內發布招聘信息，從而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失衡現狀。各大高校和企業搭建線上學習平臺，在平臺上發布學習視頻、分享學習技巧和學習心得，豐富勞動者的學習資源和學習途徑，最終有效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由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顯著增強“知識外溢”效應，進而為綠色技術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數字經濟發展所創造的技術資源優勢，使得各類技術資源匯聚，降低企業搜尋技術資源的成本。企業僅依靠自身特有的技術經驗和單一技術領域的積累難以開展綠色創新，而數字經濟遵循互聯網的價值創造規律，為各行各業提供豐富多元的技術資源，優化技術資源配置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Ablyazov T等［25］表示利用聯邦國家信息系統的功能，可以及時、可靠和準確地收集有關材料和技術資源的數據，得到多元化的技術資源，能夠減少設計的時間和成本。

最后，數字經濟賦能的關鍵在于從大數據中獲取創新信息資源，從而提高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中資源的獲取效率?；ヂ摼W技術的發展拓寬了獲取信息資源的途徑，豐富了涉獵的知識范疇，可以通過相關平臺檢索各個領域各個時期的信息，根據需求對有用信息進行提取和整合，提高冗余資源的利用率，誘發能源綜合利用，進而提高綠色技術創新能力。

基于以上，提出假設：

H2：數字經濟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數字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能夠通過海量數據分析以及算法優化大幅度降低地區運輸和尋找生產要素的成本，激發市場潛力，實現規模報酬遞增，吸引更多商業投資，能夠有效促進金融類型的生產服務行業集聚。Liao G等［26］通過建立莫蘭指數以及主客觀相結合的方法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金融行業有正向的空間聚集效應。

技術創新由于其高風險性導致創新過程中需要大量資金，而相較于一般的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這種高外部性、收益滯后性的技術創新則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1］。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金融行業集聚，而金融集聚體內部的各金融機構之間能相互共享有用信息，有效降低收集信息的成本，各金融機構能夠及時準確地了解中小企業創新活動的進度情況和資金的流動情況，更合理地評估融資項目的風險，有效分散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不確定性所帶來的跨期風險［27］，進而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行為的長期化、穩定化和持續化，使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成功率不斷提高［28］。

進一步的，由于金融機構能夠更高效地了解企業運營情況與資金使用情況，有利于對企業信譽能力做出正確判斷，降低金融機構投資技術創新活動的風險，提高金融機構擴大其借貸業務的意愿，提供更多的借貸融資機會，加大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張東等［29］通過兩階段SBM模型研究發現金融機構集聚程度的加深會降低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的風險，進而提高金融機構的投資意愿，并且本地區的金融集聚效應會爭奪鄰近區域的金融資源，進而緩解本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

基于以上，提出假設：

H3：數字經濟通過加強金融行業集聚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2 計量模型和變量數據說明

2.1 計量模型

2.2 變量選取

2.2.1 被解釋變量

根據WIPO2019 年提出的“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該清單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對綠色專利的劃分標準生成，包括七大類：替代能源生產類、交通類、節能類、廢棄物管理類、農林類、行政監管與設計類和核能類，收集該清單中的綠色技術創新專利的IPC編號，進入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檢索模塊，根據收集的綠色專利清單IPC編號檢索各省份每年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量［31］，由于各省份的綠色專利申請數量差距較大，時間序列不平穩，本文采用每萬人中的申請綠色專利數量的對數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Lnpergpat）。

2.2.2 主要解釋變量

關于數字經濟指標測算的相關文獻不多，許憲春等［32］從數字化賦權基礎設施、數字化媒體、數字化交易和數字經濟交易產品四個方面展開，通過BEA 方法測算其增加值占比來度量。劉軍等［33］從省級層面測算了2015—2018年的數字經濟水平，從信息化發展指標、互聯網發展指標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標等利用指數加權進行測算。本文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金融發展兩方面進行測度。對于互聯網發展水平采用互聯網普及情況、相關產出情況、相關從業人員情況和移動電話普及情況四個指標度量，其數值分別對應為百人中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人均電信業務總量、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比重和移動電話普及率，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直接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服集團合作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然后根據熵權法求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

2.2.3 控制變量

根據現有文獻研究發現，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因此需要選取一系列的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國有化程度、產業結構、對外開放程度和人口規模作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Lnpgdp）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來衡量；城鎮化水平（urban）用年末城鎮常住人口數與總人口數比重來衡量；國有化程度（dn）用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單位數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數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industry）用第二產業產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fdipro）用外商實際投資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人口規模（Lntotalpeople）用年末總人口的對數來衡量。

2.2.4 中介變量

（1）資源配置效應

本文資源配置效應從人力資源、技術資源和信息資源三個方面考察其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路徑，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分別使用R&D人員全時當量指標衡量人力資源水平、研究與開發機構發表論文篇數衡量技術資源水平、郵電業務總量衡量信息資源水平。

（2）金融集聚效應

本文采用區位熵法度量金融集聚LQ ，如果熵值大于1，則意味著高于平均積聚水平，說明該地區金融行業擁有相對規模優勢，集聚現象明顯，反之則意味著金融行業在j 地區并不具備相對規模優勢，產業分布分散，無集聚跡象。

其中，q_ij 為j 省份i 產業就業人數，q_j為j 省份所有產業就業人數，q_i為i 產業全國范圍內就業人數，q 為全國范圍內所有產業就業人數。

2.3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1 年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的面板數據。主要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對于部分缺失值使用插值法進行補充。專利數據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表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可知，綠色技術創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較大，說明不同地區不同年份對綠色發展的重視程度差異較大。其中，對外開放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變量的標準差最大，由于各個省份地理稟賦、經濟基礎不同，導致樣本間的發展程度不同。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回歸結果如表2中（1）和（2）所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在1% 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能有效促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當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從4.242降低至3.754，但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回歸結果相對穩健，假設H1得到驗證。

結果與現實情況相符，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島，擴寬信息獲取的途徑和范圍，實現企業用戶之間低成本交流與合作，更容易創造研發綠色專利的條件，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同時，由于市場數字化和信息透明化，政府機構能夠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跟蹤調查，能夠更加科學合理地制定相關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為了考察上述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通過兩種方法檢驗模型的穩健性。第一種方法是替換被解釋變量，使用綠色申請專利數量與該地區的專利申請數量總量之比（propgpat）來代替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綠色申請專利占比能夠有效剔除數字經濟以外的促進省份綠色技術創新的其他不可觀測因素。結果如表2中的列（3）（4）所示，數字經濟的系數仍然顯著且正相關，符合預期。第二種方法是1% 的雙邊縮尾。由于本文的樣本量不多，為了達到排除極端值影響模型回歸結果的目的，對模型數據進行1%的雙邊縮尾，回歸結果如表2中的列（5）（6）所示，上述結論依然成立。

3.2 內生性檢驗

雖然本文給出了一系列的控制變量，但是可能仍然存在遺漏變量問題，這些遺漏部分會被納入到誤差項中，導致內生性的存在，此外還考慮到互為因果的問題，因此借鑒王雅琦等［34］的研究，選取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指標作為工具變量IV1。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當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但是與當期的綠色技術創新沒有直接關系，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同時為了保證結果的正確性，參考黃群慧等［35］的研究，選取1984 年每萬人市內電話機數量作為第二個工具變量，由于老式電話機是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前身，所以電話機數量與數字經濟相關，但其與綠色技術創新沒有直接相關關系，滿足其相關性與無關性，但其是截面數據，參考Nunn等［36］的研究，采用上一年的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與1984年每萬人市內電話機數的交互項作為第二個工具變量IV2，最終結果如表3所示，表中下半部分結果的顯著性較高，說明模型存在內生性，采用工具變量方法比較合理。排他性檢驗、偽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均顯著，說明兩個工具變量選取的合理性。表中的上半部分數字經濟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即使控制了模型的內生性，仍然能證明數字經濟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3.3 異質性檢驗

3.3.1 地區異質性

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和區域政策存在差異，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將樣本分為東、中、西和西北部地區四組樣本，分別進行回歸?；貧w結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東部和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且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促進效果更強，而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系數為正，但不顯著。

說明東中部地區數字經濟能夠有效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而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的促進效果不顯著。由于東部地區發展最快，基礎設施完備，數字經濟的發展紅利逐漸降低，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正在弱化，而中部地區基礎設施處于逐漸完備的狀態，經濟發展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逐漸釋放，因此現階段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強。反觀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由于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導致其與發達地區缺少聯系，技術落后，并且人才引進成本太高，基礎設施體系并未建立健全，未能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

3.3.2 專利異質性

依據不同類型專利技術偏向的差異，WIPO 將綠色專利劃分為替代能源生產類、交通類、節能類、廢棄物管理類、農林類、行政監管與設計類和核能類共七大類，基于不同的技術領域的劃分，進而揭示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異質性效應。根據表5 可知，交通類、廢棄物管理類、農林類和行政監管與設計類綠色專利的數字經濟系數均通過5% 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對這四個方面的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

對于交通行業而言，其生產過程即是消費過程，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下，交通行業將聚焦基礎支撐、共享開放、創新應用等重點環節，推動大數據與交通深度融合，建成便捷暢通、安全高效、綠色集約、智能先進的現代化高質量綜合立體交通網絡，支撐城市經濟綠色可持續化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產生的固體廢棄物約6億噸，而回收率不足一半，可見這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而數字技術與廢棄物管理體系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提高廢棄物的回收效率并加強環境保護。人工智能與光學分揀技術的應用，可有效降低廢棄物中雜質的含量；通過傳感器向收運服務商提供數據，告知投放容器中可回收物和剩余廢棄物的投放情況，降低收運成本并提高客戶滿意度；運用物聯網技術，可以在智能垃圾桶和中心處置設施間建立直接聯系，從而優化整個廢棄物處置過程，在降低時間成本及資金成本的同時，實現產業環境友好發展。

在數字化浪潮的推進過程中，新興行業進入市場提高了市場的混亂程度，物聯網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匿名性也帶來了信息安全隱患問題，給政府監管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結合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手段建立數字化監管體系，推動政府監管領域全覆蓋、多部門聯合監管常態化，降低行政監管成本，提高政府監管效率，還能實時更新應對策略以分散風險。

3.4 機制檢驗

3.4.1 資源配置效應

表6 中的列（1）～（6）反映了資源配置效應檢驗結果，由基準回歸可知數字經濟能顯著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表6中的列（1）（3）（5）說明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人力、信息和技術三個方面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列（2）中人力資源的系數、列（4）中信息資源的系數和列（6）中技術資源的系數均顯著，說明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提高人力、信息和技術方面的資源配置效率的路徑促進綠色技術創新，驗證了假設H2。

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不斷削弱各行業間經濟活動的邊界，驅使要素資源跨越地理限制進行自由流動，流向利用效率更高的行業或者地區，優化要素配置結構，通過對要素資源的重構和整合，提高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由中央提出并構建的國家電網新能源云截至2021年已接入新能源站場超過200萬座，裝機4.59億千瓦，通過集聚全數據要素，充分考慮資源稟賦特點，靈活可靠配置資源，緩解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帶來的電力系統不確定性和脆弱性問題，更好地為新能源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創造條件。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能夠憑借大數據平臺實現閑置資源共享，提高了過剩資源的利用率，推動生產和生活方式向綠色可持續方向轉變。例如“順風車”的出現，使得許多有空閑座位的私家車得到充分利用，既解決了出行問題，又促進了節能減排，緩解城市高峰交通運營壓力；共享單車的普及解決了人們最后幾公里的出行問題，也減少了汽車的使用，推動實現數字化時代的綠色經濟發展。

3.4.2 金融集聚效應

表6 中的列（7）（8）反映金融集聚效應檢驗結果。結果發現，金融集聚效應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數字經濟能夠通過促進金融集聚進一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驗證了假設H3。其中表6中的列（8）顯示數字經濟水平的系數顯著，金融集聚在數字經濟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這也與金芳等［37］的觀點一致。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金融機構能夠通過互聯網各大平臺了解用戶的需求信息，從而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擴大市場潛力，形成規模經濟，加速產業集聚［38］。金融行業帶來的資源集中優勢有利于各大金融機構建立強大高效的金融體系，金融機構能更便捷地共享有用信息，通過企業的需求有效配置資金，降低融資成本，更好地提供融資服務，從而改善該地區的資金借貸問題，緩解創新活動過程中的資金緊缺問題，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順利進行。如大量金融中介機構、跨國金融企業、國內金融企業等相關金融機構聚集在北京金融街和上海陸家嘴等地區，各機構之間通過信息平臺共享企業的基本信息和交易信息，合理制定專項扶持辦法和租金優惠等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4 進一步分析

異質性檢驗表明可能存在“新數字鴻溝”。數字經濟紅利的充分發揮依賴于相對健全的互聯網基礎設施，而人力資本是搭建數字化產業的關鍵，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改善創新環境。因此為了考察數字經濟驅動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的有效條件，探索數字經濟是否存在人力資本、互聯網基礎設施和知識產權保護的門檻效應，構建如下面板門檻模型：

其中，q 為門限變量，在本文中指代的是人力資本水平、互聯網基礎設施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γ 為特定門限值，I （·）為根據不同門檻值進行分段的指示函數，其余變量均與上式中的變量一致，人力資本水平參考周偉等［39］的做法，采用地區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互聯網基礎設施變量用互聯網普及度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變量采用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全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報告》披露的知識產權指數衡量。

由表7可知，人力資本水平、互聯網基礎設施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均在5% 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單一門檻檢驗。人力資本水平具有顯著的單一門檻效應，其門檻值為10.483 4，即初中畢業水平。

由表8可知，當人力資本水平越過門檻值之后的估計系數1.300小于門檻值之前的估計系數2.555，表明越過門檻值之后，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呈現“邊際效應遞減”的特點?；ヂ摼W基礎設施具有顯著的單一門檻效應，門檻值為0.192 1。當互聯網基礎設施越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1.749大于越過門檻值之前的估計系數1.208，說明越過門檻值之后，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表現出“邊際效應遞增”的特點。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具有顯著的單一門檻效應，門檻值為0.796 5。當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越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1.877大于門檻之前的估計系數1.476，表明越過門檻值之后，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表現出“邊際效應遞增”的特點。

綜上所述，互聯網基礎設施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是數字經濟有利于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有效實現條件。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互聯網普及程度較低，未能完全展現出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利處。然而，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逐漸完善，為人才培養和新興技術的產生迎來契機，能夠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的促進效用。隨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呈現遞減趨勢，說明現階段的人才培養方案存在問題，一味追尋數量上的提高，而忽視了對應用技術型人才的培養。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升使智力成果得到保護，抵制仿冒、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等不法行為，從而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強有力的創新激勵。

5 結論與建議

基于2011—2021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和門限回歸模型探討了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及其實現路徑。主要結論包括：（1）數字經濟能有效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此外，異質性檢驗發現中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果更強，且這種促進作用在交通類、廢棄物管理類、農林類和行政監管與設計類等綠色技術上更加明顯。（2）數字經濟能通過資源配置效應和金融集聚效應的途徑促進綠色技術創新。（3）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隨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呈現“邊際效應遞減”趨勢，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呈現“邊際效應遞增”趨勢。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健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充分發揮數字經濟時代紅利，助力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加快建立互聯互通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形成完備的互聯網信息安全制度，更好地為技術資源服務，助力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另一方面，注重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立法，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增加了專利技術的抄襲、復制的風險，打擊研發者的積極性，政府應當合理制定侵權懲治方案，完善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并大規模宣傳知識產權保護在現代社會的重要地位，強化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激勵企業高校技術創新。

第二，針對地區的不同發展程度，采取有效措施發揮數字經濟的提升效應。依據異質性分析結果，因地制宜給出建議，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著重于采取政策鼓勵，切實有效地激發綠色技術創新的意愿。對于處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中期地位的中部地區，應注重對數字技術人才的培養，在新舊動能轉換的同時，加強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充分利用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對于西部地區，側重于基礎設施的建設，賦能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深度挖掘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價值，加速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實現數字經濟“彎道超車”，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紅利效應。

第三，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和金融集聚效應，引導更多資源配置到綠色技術創新上來。一方面，建立科學的資源配置指標體系和評價機制，合理制定信息、人力和技術等方面資源的配置標準和分配機制，并逐步優化調整，以實現最優資源配置；此外需增加資源配置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確保資源配置能夠更好地服務于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建立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加強市場監督、引導和規范金融機構的行為，提高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強金融市場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建立創新投資機制和激勵機制，針對綠色科技等領域的投資，采用靈活多樣的投資方式和模式，如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等，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