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真理報社與紅軍長征早期文獻*

姚群民

（南京曉莊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江蘇南京， 211171）

共青團江蘇省委的少年真理報社創辦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共產黨人在國統區開展紅軍長征的早期傳播活動作出了突出貢獻。1934 年11 月20 日，該社主辦的《少年真理報》刊登題為《遠征軍向湘粵桂挺進中》通訊，對中央紅軍在湘、粵等地的軍事行動進行介紹，此為目前所知中共主辦報刊在國統區關于紅軍長征的最早報道。［1］此外，少年真理報社于1935—1936 年間編印出版的《中國紅軍的西征》《中國紅軍的“鐵流”》兩種文獻，對中央紅軍長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宣傳。兩種長征文獻十分珍貴且鮮為人知，有關研究更付闕如。筆者根據上海、江蘇等地檔案館所藏資料進行梳理分析，以豐富對中共早期長征文獻形成及傳播情形的認識。

一、 少年真理報社開展蘇區革命和紅軍戰斗的宣傳

少年真理報社系20 世紀30 年代江蘇團省委在上海設立的出版組織，主要通過出版發行《少年真理報》等進步報刊，針對國統區內的團員青年和群眾開展中國革命和青年團的宣傳教育工作。在江蘇團省委指導下，少年真理報社在傳播蘇區革命信息、介紹紅軍戰斗情形、動員國統區廣大青年群眾支持蘇區革命和紅軍戰斗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33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開展以后，根據團中央及江蘇團省委的工作要求，《少年真理報》通過“社論”“紅軍捷報”“各地通訊”“少真小紅角”等專欄，及時登載有關蘇區反“圍剿”斗爭形勢和紅軍戰斗的報道與評論，呼吁白區民眾“保衛中央蘇區，擁護紅軍”［2］；組織“為紅軍募捐一架高射炮的號召與動員”，并“在青年群眾中舉行了募捐運動”［3］。這樣擴大了報刊在革命群眾中的影響，使“少真報……成為擁護紅軍反對第五次‘圍剿’的領導者與組織者”［4］。1934年8月，團中央在總結各地團的工作時認為：《少年真理報》的“宣傳工作應該視為各省宣傳工作的模范”［5］，肯定了少年真理報社在宣傳中國革命事業中的作用。

二、 兩種長征文獻的編印及主要內容

為使國統區民眾全面了解長征的真實情形，少年真理報社廣泛搜集國內外有關紅軍長征的消息與評論，于1935—1936年編印出版了《中國紅軍的西征》《中國紅軍的“鐵流”》宣傳手冊，對紅軍長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宣傳。

（一）文獻的文本構成

《中國紅軍的西征》是少年真理報社于1935 年12月編印出版的手寫印刷體手冊，收錄了《中央紅軍西征說明》《中央紅軍西征的意義》《中國紅軍的西征》《中國工農紅軍的新勝利》《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合》《中國紅軍的戰斗力》6 篇文章，“中央紅軍西征及其他各紅軍行軍路線圖”等4 幅插圖，“紅軍西征中的偉大奇跡”等7 則補白。

《中國紅軍的“鐵流”》是少年真理報社于1936 年5 月和9 月兩次編印出版的手寫印刷體手冊，收入《中國紅軍的“鐵流”》《紅軍西征是怎樣勝利的呢？》兩篇文章。

（二）文章作者署名與文獻來源

《中國紅軍的西征》所收文章來源較為廣泛，且均注明文獻出處，但文章作者大都沒有署名。其中，《中央紅軍西征說明》是關于“中央紅軍西征及其他各紅軍行軍路線圖”的文字說明；《中央紅軍西征的意義》（作者署名“迪可”）與《中國工農紅軍的新勝利》（無署名）兩文來源注明“《斗爭》第79期”。經與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于1935年7月5日出版的《斗爭》第79期有關內容進行比對，可以確定兩文確為轉載文稿；《中國紅軍的西征》作者署名“A·哈馬坦”（又譯為哈馬丹，蘇聯報人），文獻來源標為《世界政治經濟情報》；《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合》《中國紅軍的戰斗力》兩文均無作者信息，文獻來源分別注明譯自“《真理報》（蘇聯）”“《布爾什維克》雜志（蘇聯）”。補白七則均系小故事，每則用200—300字反映長征勝利進軍的片段，其內容取材比較廣泛，《國際通訊》《布爾什維克》等國外期刊及國內的《大公報》等皆為其素材來源。

《中國紅軍的“鐵流”》所收兩文均有作者署名及文獻來源信息。其中，《中國紅軍的“鐵流”》小冊子及同名文章作者皆署名“西屏”。有關編印說明介紹道：“這本小冊子是親自參加西征的指導者之一西屏同志寫的，只寫到西軍會合為止，曾在蘇聯共產黨機關報《布爾什維克》上發表過?！保?］經與同時期有關長征文獻進行比對發現，《中國紅軍的“鐵流”》一文在段落層次、內容上，與署名為施平著的《英勇的西征》（刊于1936 年春《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第1、2 期合刊）一文幾乎一致，僅在文字敘述表達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由此可以推論，此文系《英勇的西征》在國內流傳的早期版本，而“西屏”是原作者署名施平的相近諧音。

《紅軍西征是怎樣勝利的呢？》作者署名為李璜，文章源于“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大會的報告之一——關于愛爾科里同志報告的討論——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三十七次會議日中國代表李璜同志的報告”［7］。經比對，該文與1935 年前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滕代遠（化名李光）在1935 年8 月15 日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內容高度相似。由此可以推定，李璜一文即根據滕代遠發言材料編譯而成，李璜實際為李光，即滕代遠。［8］

（三）文獻內容解析

介紹了長征的背景與原因。1933 年9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規?？涨暗牡谖宕巍皣恕?。少年真理報社先后刊發《粉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揭穿敵人的武斷宣傳，反對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瘋狂進攻!》等社論，痛斥國民黨大肆進犯蘇區、“從肉體上消滅摧殘革命”的反動罪行。針對長征前夕中革軍委以紅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出動，及紅六軍團開進湖南中部等長征準備工作，少年真理報社專門刊發《擁護紅軍直接與日作戰》《我紅軍東方作戰軍繼續大勝利》等報道，對該兩部在“敵軍的后方去牽制敵軍”［9］的戰略意義及勝利進軍的消息予以評論。對于1934年10 月中央紅軍實施戰略大轉移、開始長征的行動，少年真理報社通過《中國紅軍的“鐵流”》明確指出，其目的是為了“保存紅軍戰斗力”，到“廣大的西北中國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10］此外，《少年真理報》還通過援引毛澤東致東北軍第57軍軍長董英斌的信，強調“紅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戰，為打倒投降帝國主義之賣國賊而戰，全國民眾唯紅軍之是賴，是以從江西轉戰二萬里，縱橫八九省……”［11］對長征行動的深入闡釋，有助于國統區民眾了解長征的動因和紅軍北上抗日的正確主張。

贊揚了紅軍將士的頑強意志和戰斗精神。長征中的紅軍遭遇了許多困難。一是自然環境的困厄與險阻?！吨袊t軍的“鐵流”》稱“我們渡過了地理上有名的二十多條大河：例如揚子江上游、金沙江、烏江、大渡河等……渡河時所需的東西，我們都沒有”。［12］二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長征開始后，國民黨調集中央軍及各省軍隊拼命“堵截紅軍”，紅軍“行軍中遇到大小幾百次戰爭”。［13］但是，工農紅軍不僅是“真正勇敢的自我犧牲的戰士們”［14］，而且“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戰”，即“為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衣食和自由而戰”，“為了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戰”［15］。因此，“紅軍是不怕困難的，決不躲避困難，恰恰相反，是去沖破困難，而且去克服困難?！保?6］由此證明這支“在江西福建七年間斗爭的緊張的環境下養成的軍隊……不是無力的政治上混亂的烏合之眾，而是百戰百勝的優秀軍隊”［17］。

記述了紅軍機動靈活的戰術和長征不斷勝利的進程。1935年初至5月間，中央紅軍馳騁于黔、滇、川三省，經歷了渡烏江、占遵義、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渡金沙江等?！吨袊t軍的西征》對此作了詳細記述：2月下旬，紅軍二渡赤水河，“從川南回攻黔北”。當蔣介石調動薛岳等部前來圍攻時，紅軍主動向遵義西南地區轉移。3月中旬，“紅軍主力強渡赤水河，占領古藺”，實施三渡赤水行動。在又一次調動國民黨軍隊向川南跟進時，紅軍卻迅速回師，四渡赤水到黔北。隨后，紅軍“全部渡過烏江，進逼息烽”，兵鋒直指貴陽。長征中紅軍“戰略戰術的老練和英勇善戰”，“每每使蔣介石所領導的一群敗將，笑苦（哭）不得，而在白軍心目中，紅軍幾乎為一種來去無蹤的神兵……操持著決定戰場的主動權”。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實現會師，不僅“表明蔣介石‘包圍封鎖中央蘇區、消滅紅軍勢力’計劃的失敗”，而且預示了中國革命新的形勢的到來。這些描述生動反映了少年真理報社對長征勝利進軍及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喜悅之情。

三、 少年真理報社編印長征文獻的史料價值

少年真理報社編印的長征文獻，較為系統地總結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經過情形、勝利原因、意義作用等方面內容，再現了長征艱難困苦又壯麗輝煌的歷程，擴大了中國革命與紅軍長征的影響，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開展長征早期傳播的寶貴文獻。

保存了較為豐富的長征珍貴文獻。兩種文獻內容來源較為豐富，既有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所載評論及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會議發言內容，又有聯共（布）黨刊黨報《布爾什維克》《真理報》及共產國際主辦的《共產國際》《國際通訊》等期刊的文章，還有國內有關報刊報道與評論。其中，不少文獻在當時國內的流傳僅見于此，故而十分珍貴。此外，文獻作者類型較多，包括長征親歷者、國內外記者、有關評論者等不同方面人士，使記述內容具有較為客觀全面豐富的特點。

塑造了中國革命與紅軍長征的真實形象。長征開始后，國民黨不斷編造紅軍的“敗績”，如聲稱“江西赤匪朱毛彭黃各股，因被我五次圍剿以后，大有即就殲滅之勢，爰擬傾巢西竄，希圖茍延殘喘”［18］。這些反面宣傳使中共領導的革命和紅軍長征的真實狀態一度為世人所誤解。而1935—1936 年間，以長征親歷見聞為基礎的有關回憶記述尚未在國內出現，斯諾等有關長征的客觀報道作品還未問世。因此，少年真理報社有關文獻的編印出版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缺。在有關文獻中，人們看到的是：紅軍不但沒有陷于“就殲”的境地，相反勝利地突出重圍，實現了兩軍大會師；長征不是即將“瓦解”的行動，而是蘇維埃革命影響的繼續與擴大。這對于回擊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塑造中國革命與紅軍長征的真實形象起到了積極作用。

深化了對紅軍長征早期文獻形成與傳播問題的認識。有關紅軍長征早期文獻，目前研究主要聚焦陳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及據此整理而成并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廉臣（即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署名楊定華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山西》及《紅軍長征記》等文獻。其中，陳云報告作為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的報告雖形成于1935年10月，但因系內部會議報告，在當時不可能流傳?！队⒂碌奈髡鳌贰峨S軍西行見聞錄》分別刊于1936年春的《共產國際》《全民月刊》。楊定華兩文刊于《救國時報》1936年12月至1938年1月間?！都t軍長征記》于1936年8月開始征稿，1937年2月基本完成書稿編輯，1942年才在延安排版印刷。由此，學術界認為：《隨軍西行見聞錄》《英勇的西征》同為最早宣傳、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文獻。但根據少年真理報社兩種文獻形成時間看，《中國紅軍的西征》出版時間要早于上述其他著述，《中國紅軍的“鐵流”》首次出版在1936年5月，與《英勇的西征》《隨軍西行見聞錄》刊行時間相距很近。這表明，少年真理報社的有關報道至少在時間上不晚于其他文獻甚至還更早些，且其內容既有中央紅軍轉戰各地的記錄，又有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及其意義的評論，還有紅軍戰斗細節等描寫，堪稱紅軍長征的全面忠實記錄，對深化認識紅軍長征早期文獻的形成與傳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