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基層婦女干部的培養機制
——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

馬慧芳,胡欣悅

(1.延安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2.四川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盵1]526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并最終領導民眾取得勝利的關鍵。與男性干部的培養相比,婦女干部隊伍的建設更是對于戰爭的勝利和婦女自身解放有著雙重的重要意義。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陜甘寧邊區的大批青壯年男性農民紛紛走上前線參軍參戰,對婦女群眾的組織動員就成了邊區婦女工作的重要內容。為適應日益重要的婦女工作,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對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的選拔、培養,在具體的培養實踐中,既遵循了一般干部培養的原則方法,又根據邊區實際和婦女干部的性別特點進行靈活調整,從而成功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婦女干部。目前學術界關于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干部隊伍建設的研究較多地聚焦于干部隊伍的群體樣貌,而忽略了群體內部的性別差異。(1)近年來,學術界關于抗戰時期干部培養較有代表性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黃道炫《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養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黃潤青《“量”“質”合一:中共山東根據地的基層干部隊伍建設》,《黨史研究與教學》2019年第2期;楊奎松《敵后中共農村基層干部隊伍的配備、選拔與規訓——以抗戰勝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農村基層干部為例》,《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4期。專門針對抗戰時期中共婦女干部培養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僅有少數幾篇代表性研究成果:邵通,曲曉鵬《抗戰時期華北鄉村婦女政治意識的嬗變》,《光明日報》2016年7月30日第11版;趙小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婦女干部培養思想探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2年第6期等。本文擬以陜甘寧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群體為考察對象,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對其進行選拔、培養的歷史實踐,以期為新時期的婦女干部培養提供借鑒。

一、大批的選拔、任用:迅速擴充基層婦女干部隊伍數量

婦女干部是開展婦女工作、引導婦女解放的重要基礎?？箲鸨l后,中國共產黨的婦女干部被賦予了更重要的任務:動員婦女群眾參加抗戰建國的大業。毛澤東于1938年指出:“婦女在抗戰中擔負了重大的責任,必須把婦女群眾組織起來,必須有大批的婦女干部領導婦女工作?！盵2]張聞天也提出:“要動員全國婦女參加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沒有成千上萬的優秀婦女干部是不可能的?！盵3]58雖然客觀環境需要大批女干部來領導千百萬婦女群眾共同擔負起抗戰建國工作以及婦女自身的解放事業,但是,婦女干部的缺乏卻是當時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存在的現象。1939年9月,鄧穎超在中國女子大學作的大會報告中就提出:“在工作發展的方面來看,干部是缺乏的?！盵4]33而在相對較為偏僻閉塞的陜甘寧邊區,由于長期受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婦女干部的短缺現象尤為嚴重,尤其是基層婦女干部的缺口更大,致使“千萬樣的工作在那擺著,無人去做”。[3]119邊區的婦女工作也成了“黨的工作中最薄弱的部分?！盵5]321939年4月,邊區黨委和婦委強調指出:“今天婦聯下層工作極不活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鄉村中干部的領導太弱,干部的不足和有部分的不為群眾所愛戴的干部阻礙了婦女工作的向前發展?！盵6]250

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對婦女干部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卻是婦女干部的嚴重短缺,解決這一矛盾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過于將大批優秀的婦女選拔到干部隊伍中來,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婦女干部數量的不足。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將“培養大批黨和群眾團體的女干部”作為“婦女工作的中心一環”。[7]6并反復強調、指示要求“注意對于女黨員的吸收與女干部的培養”。[7]1361939年3月,中央婦委發出指示,強調:“有計劃地、大批地培養、提拔和愛護黨和非黨的婦女干部,是解決一切困難的樞紐?！盵7]145

根據中央指示,為了快速擴充陜甘寧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的數量,1939年4月,邊區黨委和婦委提出:“提拔和培養大批與群眾有聯系的婦女干部,是今后開展婦女工作的中心問題?！盵6]251為此,邊區婦聯在1941年定出的工作計劃中就提出要“有計劃地保證各地有威信的婦女當選為參議員并選擇優秀的婦女干部參加政府工作?！逼渲?在提拔干部方面的具體數量要求是:區干部80名,縣級干部10名,分區干部5名。[3]282同年,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三八”大會的講話中也提出在這一年的選舉中“要推3個女縣長,30個女區長,90個女鄉長,300個女村政權工作者”。[3]295可見,大批地選拔任用婦女干部已經成了陜甘寧邊區基層婦女干部隊伍建設的當務之急。

女性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婦女動員中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首先動員和組織知識界的婦女及女學生,培養和訓練她們成為婦運的干部”。[7]144抗戰爆發后,一大批新知識女性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和抱負從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奔赴延安,這一知識女性群體自然就成了邊區干部培養的首選對象。經過培養后,延安的外來知識女性究竟有多少留在了邊區基層工作,盡管目前還沒有準確具體的統計數字,但她們無疑是邊區婦女干部隊伍中的中堅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引導邊區婦女抗戰救國、爭取解放的橋梁和先鋒模范。但是,外來的知識女性畢竟在邊區婦女中僅占極低的比例,因此,“為著長期地做地方工作,必須注意培養邊區自己地方的知識分子,以擔負經久的日漸進步的工作”。[3]273高崗在邊區婦聯會第二次擴大執委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出:“認真的培養一批知識婦女,是提高與擴大邊區婦運的關鍵?！盵3]279但即使是自己培養知識婦女干部,還是遠不能滿足邊區對婦女干部的需求。因此,干部培養的對象只能從知識婦女轉向普通的女工、農婦。1938年3月,時任邊區婦聯主任的史秀蕓在邊區婦女代表大會的報告提綱中強調:“仍須向廣大群眾中,去提拔一些先進的婦女,到領導機關中來,以填補現在干部的困難?！盵8]211940年12月,王明在邊區婦聯擴大執委會議上提出,婦聯的干部“不能?？垦影哺鲗W校供給,要在老百姓婦女群眾中培養和提拔”。[3]246

由于干部需求之迫切,邊區發布的多個文件、指示中反復強調對群眾中婦女干部的選拔要大膽,據此精神,男干部家屬、抗工屬、女勞動英雄、支持丈夫上前線的先進婦女等都成了當時被動員、培養的重點對象,一大批婦女群眾也由此走出家門進入了各級各類工作崗位。但與此同時,邊區的婦女干部選拔工作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問題,遇到了一定的阻力。由于受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對老百姓婦女的動員經常會受到來自她們家庭的阻礙?！坝性S多婦女自己滿心情愿出來,她的丈夫卻不同意,甚至認為她別有企圖……有一些人更以為婦女出來工作是出風頭找對象,于是從中百般取笑?！盵9]91鄧穎超就曾指出:“當動員婦女加入婦聯出來參加工作時,常常遇到她們的父母、丈夫、翁姑的阻攔,需向他們做許多解釋說服工作?！盵7]96甚至男干部阻止自己家屬參加工作的情況也是普遍存在的。為了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把盡可能多的優秀婦女吸納到黨的干部隊伍中來,邊區首先動員和鼓勵男干部的家屬起帶頭作用,要求“各級黨部的干部,尤應以身作則發動自己家屬出來參加婦女工作。居住在農村中的干部,家屬要積極參加婦聯小組,努力工作,起模范作用”。并且把“鼓勵自己家屬參加工作并經常教育自己的家屬”作為獎勵模范干部的首要條件。[5]34對不愿自己妻女出來工作的落后男干部,“如經數次說服解釋無效者,可建議其直屬上級組織給予必要的處分”。[3]256

除了家庭的阻攔,一些被動加入干部隊伍的婦女對工作沒有熱情,缺乏責任心,如固臨有的女黨員有工作催緊了則逃往娘家,甚至有的說:“什么解放婦女?真把人熬死了?！盵5]272針對這一問題,邊區強調提拔干部必須慎重,并制定了具體的任用標準,如:與群眾有聯系、有威信,是群眾公認的好婆姨;工作積極、有責任心、有進取心,有能力,稱職;身體健康、肯干、能夠吃苦等。[3]256對已經提拔起來的干部也加強了審查,對實在不能勝任的干部則“不惜洗刷并予以適當的處理”。[3]256

經過積極地動員、選拔、審查,一大批優秀的婦女在較短的時間內走上了各級基層領導崗位,干部隊伍的數量實現了迅速擴充。根據孟慶樹1938年10月的統計,邊區婦聯一級干部有40多人,縣級有200多人,鄉級有6200多人。[10]121940年,邊區婦聯提拔了87名脫離生產的婦女干部。[3]268這一年,全邊區共有區級以上專職婦女干部262人,其中邊區18人,分區18人,縣52人,區174人。[11]247在這些基層婦女干部隊伍中,不乏女村長、女鄉長、女區長,甚至還有女縣長。正如邊區女參議員康秀英所言:“現在不分男女,誰有能力都能做工作?！盵12]

二、有組織地教育、培訓:快速提高基層婦女干部的素質

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動員下,邊區的“女干部荒”在數量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隨著抗戰的深入,婦女工作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但是,這些在短時間內被提拔起來的婦女干部在“質”上的薄弱卻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首先表現出來的是婦女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限制了工作的開展。由于文化教育的落后,邊區婦女干部99%都是出身于不識字的農民婦女。[3]272安塞縣(今安塞區)七個區的婦聯會主任都是文盲;[13]120延安縣(今延安市)18位女參議員中,文盲9人,略識字5人。[14]根據徐明清回憶,邊區“土生土長的婦女干部大多數是不識字的,有的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15]128其次,盡管提拔干部有一定的標準,但由于提拔時注意得不夠,仍然存在部分干部政治覺悟低,思想意識落后,行動腐化散漫的現象。如在三邊分區,有些婦女干部吸大煙,在群眾中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個別的婦聯主任是聾子的耳朵,只是個樣子,有的三天不病就五天不痛快。[16]291940年,邊區中央局曾指出邊區的女黨員女干部“較之一般男黨員男干部還是落后的,她們的政治覺悟、對黨的認識、文化水平都還很低”。[5]273再次,由于缺少工作經驗,有些婦女干部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工作方式落后,脫離群眾,“滿懷熱忱,一下鄉便想把工作做得轟轟烈烈,不估計農村工作的實際環境,不經過婦女群眾的自愿與自覺,有時甚至采取強迫命令的方法,以致工作難于進展,或者引起老百姓的反感”。[7]780顯然,基層婦女干部的成長與抗戰建國的需要是不平衡的,婦女干部不僅在量上需要增多,質上更需要提高。因此,“在政治上、工作上不斷地提高婦女干部”就成了邊區“開展工作的關鍵”[3]273和刻不容緩的任務。

先實現量的發展,再追求質的提高,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培養基層婦女干部的基本模式。為快速提高陜甘寧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的素質,使她們成為抗戰動員中的有力領導者,有組織、有計劃的教育與培訓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選擇。其中,選拔優秀的基層婦女干部進入各級各類學校接受系統的學習與訓練是提高干部素質、實現邊區農民女干部知識分子化的重要途徑。為此,1941年邊區中央局關于婦女工作的決議中要求“選派青年婦女入高小,入女子小學,入師范,以至女大、邊區黨校等,給以長期學習,使她們成為具備較高文化政治理論水平的干部?！盵5]339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先后創辦起了30余所干部學校,其中很多學校都承擔著培養婦女干部的重要任務,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等還設有專門的女生隊?？谷哲娬髮W女學員最多的時候達1000多人;陜北公學也先后為中國革命培養了近1000名女干部。[17]46為了培養更多抗戰建國的婦女干部,1939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專門培養婦女干部的中國女子大學(簡稱“女大”),除了招收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還專門設立陜干班,招收邊區當地選送的優秀基層婦女干部。女大的培養目標“不僅是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干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的干部?！盵7]149因此,除了學校理論課程學習,女大更注重把所學理論應用到邊區的實際工作中去。如1940年春,女大抽調部分學員組成工作團到隴東、綏德、鄜縣、安定一帶開展婦女工作;1941年,女大44人的征糧工作團奉邊區政府命下鄉動員糧食,滿載而歸。林主席致女大校長函稱:“貴校同學頗能深入群眾,收效不小”,并給以獎狀。[18]42在整個辦學期間,女大培養了近2000名既懂理論知識,又能開展實際工作的婦女干部,為提高邊區基層婦女干部隊伍的素質做出了重要貢獻。1939年,選送到邊區黨校及女大的女干部達80余名。[3]1921941年,邊區婦聯共抽調40名干部入女大,5名入行政學院受訓。[3]283學校學習時間雖短,但許多婦女干部經過系統訓練后,發生了“質變”和“飛躍”,“她們更懂得了堅定的政治方向,更習慣了艱苦的工作作風。她們以更堅定的信念,回到各個戰斗的崗位上去”。[19]

與干部學校相比,干部訓練班因為普及面更廣、受訓時間更短但見效更快而成為邊區訓練基層婦女干部的主要形式。早在1937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婦女工作大綱》中就作出了“開辦短期婦女訓練班”的決定。[7]71941年2月,中央在給各級黨委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在各抗日根據地內開辦各種專門培養婦女工作的訓練班和學校?！盵7]480在中央的指示下,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了關于提高婦女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重要提案,其中內容就包括:“設立婦女訓練班,給婦女以文化、政治、救護、衛生、生產等知識,并培養女干部及專門人才?！盵3]46邊區要求各級婦委“經常不斷開辦女干部和女黨員的訓練班?！盵6]251根據中央和邊區黨委指示,各種婦女干部訓練班紛紛開辦起來,有計劃地抽調基層干部接受短期培訓。1939年受短期訓練的干部(兩星期到三月)共有171人。[3]1921940年一年之內,在各地一月的、20天的、兩月的訓練班中,訓練了301個區鄉級的婦女干部。[3]268

盡管工作崗位和水平都有差異,訓練時間和所學課程也有區別,但為了能將這些基層婦女干部培養成“能寫能說,能種地能沖鋒”的優秀干部,她們的教育內容除了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還尤其注重革命理論和優良作風教育。區白霜在《女黨員的修養》一文中,針對婦女身上存在的弱點,認為提高女黨員女干部的質量,“要加緊馬列主義的學習,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20]22中央婦委也強調要“經常不斷地用馬列主義教育婦女?！盵7]145因此,邊區的干部學校和婦女訓練班普遍重視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尤其是干部學校更是把政治理論課作為必修課,以提高基層婦女干部的理論修養,強化其政治信仰。以女大為例,普通班的課程有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問題、社會發展史、三民主義、婦女運動、生理衛生等,高級班在普通班課程的基礎上再加馬列主義和黨的建設。[21]這樣的課程安排清晰地體現出政治理論課在整個課程體系中所占的比重。

對革命忠誠、吃苦耐勞的品質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環境下對黨員干部的首要期待。張聞天就曾提出婦女干部要有堅定的革命的政治的原則立場、切實工作和埋頭苦干的實際精神、克服困難和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向群眾學習的民主精神、一切服從革命利益的犧牲精神。[3]58-59而這些精神正是許多被快速提拔到干部隊伍的基層婦女干部身上所欠缺的。因此,除了馬列主義理論教育,通過思想意識的教育和改造使她們“養成吃苦耐勞,為民族為國家服務與犧牲的精神”,[22]提升她們對黨的忠誠和革命的積極性,也始終是邊區培訓婦女干部的重要內容。如在抗大女生隊,學習刻苦耐勞的作風是一個重要任務。[23]女大更是把“高尚的道德”寫進了校訓。[21]

三、工作中學習、鍛煉:引導基層婦女干部在實踐中迅速成長

工作實踐中的學習、鍛煉既可以強化學校學習的效果,也是邊區絕大多數沒有條件接受集中統一訓練的基層女干部成長起來的重要途徑,因為對于她們而言,“只能在實際工作中好好去學習”,而且也“只有在工作中長大的干部,才能實際地去把握具體工作的各方面”。[8]281938年5月,鄧穎超和孟慶樹向“廬山婦女談話會”所作的報告中強調:“主要還是在各級政府、各級婦女工作中,經常不斷地進行教育與培養干部?！薄斑@是培養干部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盵22]在向會議提交的意見書中,進一步重申:“婦女干部和群眾領袖的培養,除了在課室受訓外,特別重要的,還是在實際工作的鍛煉中,去培養她們?！盵7]53

為幫助婦女干部在工作實踐中逐漸成長,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加強在職干部的自我學習,規定干部要“制定詳細的學習計劃,在婦聯系統下,建立學習的檢查制度?！辈⒁蟆斑厠D以至于各縣婦聯,應認真組織《中國婦女》等的學習和討論,以豐富干部的婦運知識”。[3]258為了便于干部學習,《中國婦女》《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等報紙雜志上經常發表一些婦運理論文章,宣傳介紹婦運知識和一些模范婦女干部先進的工作經驗,給基層婦女干部以工作方法上的實際指導和幫助。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則重點加強基層婦女干部的實踐鍛煉,通過政策引導,指導、幫助她們逐漸改進落后的工作方式?？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婦女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動婦女群眾起來參加抗戰建國大業。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對婦女群眾的動員卻往往因婦女所受的封建束縛和農民家庭的反對甚至抵制而異常艱難。因此,對婦女的發動只能首先從改善婦女生活,解除婦女身上的封建枷鎖入手。1937年,邊區黨委將“領導婦女摧毀一切封建束縛,反對打罵,反對虐待,反對買賣婚姻,反對童養媳制,倡導放腳運動”確定為各界婦女聯合會的主要任務和工作之一。[8]4盡管邊區要求在幫助婦女解除封建束縛時,盡可能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爭取民眾尤其是男性農民的支持,但是,由于被封建束縛壓抑太久,工作經驗也較為缺乏,許多婦女干部在維護婦女的切身利益時患了急性病,用憤慨的情緒對付輕視婦女的言行,用斗爭的方式支持婦女反抗丈夫和公婆,鼓勵、支持婦女離婚以擺脫家庭束縛。有的干部在解決家庭糾紛時,“偏袒妻子,重責丈夫,偏袒媳婦,重責公婆?！盵7]650甚至給虐待媳婦的丈夫、公婆開斗爭會、游街等。這種不從邊區實際出發,一味強調婦女獨立、婚姻自主的不恰當的工作方式不僅導致“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引起民間的怨恨”。[24]99而且使“婦女工作不能得到社會輿論的同情,陷于孤立”。[7]650為了調和邊區婦女群眾與家庭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國共產黨要求干部正確處理婦女群眾的家庭糾紛,“絕不應過于干涉她們的家庭細事”。[7]1441940年12月,邊區婦聯通過的決議中明確要求:“以家庭團結為主?！薄耙话愕募彝ゼm紛應站在調和、勸解立場,如遇嚴重的問題,應幫助婦女向政府起訴,以求得適當的解決?！盵3]262對于自身受到家庭羈絆的基層婦女干部,也規勸她們“為了工作,要和家庭關系搞好,對丈夫讓一點步,盡量不使今天參加工作,明天馬上離婚”。[25]對此,趙超構曾有過這樣的評述:“共產黨人是尊重實際的,他們知道陜北的農村環境,家庭依然是生活的堡壘?！盵24]99

在中國共產黨明確的政策導向下,邊區婦女干部開始調整工作方向,改變動員方式,“絕不再把那些農村少婦拖出來,或挑撥婆媳、夫妻間的是非了,而只是叫她們紡線、賺錢、養胖娃娃”。[24]99一些干部在動員婦女時,為了防止家庭反對,就先從家庭成員著手。如有的地方剛開始辦訓練班時,鄉村婦女都不肯來,干部就先動員一家的主婦婆婆來受訓,再讓她們動員自己的媳婦和女兒都來。由于訓練班學習的內容主要是保育兒童和家庭衛生,這些老年婦女聽了后增加知識不少,于是不但不阻礙,還在家看孩子支持媳婦女兒出來學習。[9]93對于積極支持婦女出來工作的丈夫和公婆政府還予以獎勵。如1940年“三八”節紀念大會上,延安市第二行政村的刁姓全家被中央婦委授予“全家模范”,受到獎勵。獎勵理由之一就是公公、婆婆不限制,甚至鼓勵媳婦工作,丈夫還親自幫助妻子召集人開會。[26]11陜甘寧邊區這種獎勵模范婆婆的工作方法因為收到了較好的效果而被中央婦委在全國進行推廣。[7]143

婦女干部改進工作方式,在解放婦女的同時開始顧及農民家庭的實際,是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引導的結果。盡管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難免會損害個別婦女的利益,如有的基層婦女干部為了獲得農民家庭的支持,讓婦女向公婆和丈夫作出不離婚的保證,導致有些婦女受到家庭的打罵虐待卻不能離婚。延安有一個婦女被婆婆打得很厲害,跑到區婦聯會找了主任三四次,這位主任只是叫她回去要好好過日子,致使這位婦女灰心喪氣,以后再不肯參加婦聯會召集的會議了。[3]270但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這種做法總體上還是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婦女,也有效地維護了邊區社會的穩定,從而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更多民眾的支持。

四、政策上保護、優待:化解傳統性別觀念下基層婦女干部的困境

抗戰時期,雖然邊區政府明確要求把對干部的愛護放到“婦女工作中頭等重要位置”,[3]273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基層婦女干部卻往往需要面對比男性干部更多的壓力和困境。除了生理條件的限制,這種壓力和困境更主要的是來自傳統的性別觀念。一方面,婦女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常遭遇著男性干部的性別歧視。邊區的男性干部大多數來自農村,雖然他們參加了革命工作,但思想上的“男女平等”意識并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因此,在兩性關系上,經常會表現出較為嚴重的男權思想。許多男干部看不起女干部,在工作上也很少給予幫助、指導。開會時,有些男黨員、男干部不愿意叫女黨員、女干部,說:“婆姨家頂什么事?”“來不來沒關系!”[27]許多地方的干部由于重男輕女的社會習慣,在執行抗工屬優待條例時,常把優待婦女干部的困難家庭忽略了。[3]247延川縣永勝區把住不得的破窯洞給女干部住。[5]273甚至男干部侮辱女干部的事情也時有發生。延川等地婦聯主任晚上甚至不敢出來。[5]234男性干部的輕視和侮辱不僅增加了婦女干部開展工作的壓力,也嚴重影響了她們工作的積極性。如:固臨縣更樂區區委組織科長與區婦聯副主任一同下鄉工作,途中調戲,意欲誘奸,影響女干部情緒很壞,再也不肯下鄉工作。[5]273另一方面,傳統的性別分工使基層婦女干部面臨著革命事業和家庭難以兩相兼顧的困境。不管是專門從事婦女工作的女干部還是機關、學校的女工作人員,都有大量實際工作要去做。她們除了要完成自己的生產、學習任務,還要經常深入鄉村,組織婦女生產、普及新法接生、教群眾識字……。既要工作,又要承擔傳統社會賦予女性的家庭責任,其艱難可想而知。做工作多了,會引起家庭的不滿,而照顧家庭多了,則會被認為落后而受到批評和不公平待遇。如神府縣府就發生了因女科員生了小孩要退出婦聯的事情。[5]2341942年,邊區各機關進行了一次精簡,女干部的縮減率為3/5。被縮減的女干部中,工作能力差、已懷孕或有孩子拖累的占了4/5。[28]220可見,家庭生活尤其孩子的拖累已經成了婦女干部開展工作的最大羈絆。這種狀況令邊區的許多女干部尤其是外來的知識女性非?？鄲?。有的女性說:“我那時想,咱來延安是來革命的,咋就弄得帶了一堆娃,就像丟了啥人了,真是苦惱得很?！盵28]222女作家草明也曾承認:“疾病、貧困、文壇上權勢的壓迫,宗派排擠、牢獄生活和長期的政治迫脅,都沒有使我氣餒,唯有撫育孩子這件事使我極端難受?！盵29]曾克在《救救母親》一文中,描述一些做了母親的人“天天緊鎖眉頭,仿佛在背負一個永遠解脫不掉的痛苦”?！八齻冇辛撕⒆?便被一根無形的繩索捆縛在一個狹小的籠子中了!她們邁動不開腳步,向學習,向工作,去進取她們自己的希望?！盵30]為了避免“要革命還是要孩子”的兩難選擇,許多婦女干部在懷孕之后不顧邊區政府嚴禁私自打胎的規定,想法設法甚至不惜生命的代價去墮胎。有的女性在懷孕期間故意不注意身體,拼命工作想造成流產。還有的女性,懷孕幾個月,從高坡上往下跳,企圖造成流產。[28]218有的女干部還用一些民間的土方子打胎,嚴重危害了身體健康。

對于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的壓力和困難,中國共產黨首先從思想上引導她們發揚艱苦工作作風,要求她們應具備“克服困難,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和“一切服從革命利益的犧牲精神”,[3]58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克服困難,實現家庭、事業的兼顧。其次,制定并嚴格執行對婦女干部及其家屬的保護和優待政策,幫助她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困難。邊區黨委教育男干部要尊重、愛護和幫助婦女干部,強調這是“每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責任和態度”,并要求切實“幫助女干部解決她們的生活、疾病、經期、生產、家庭等困難問題”,而對侮辱婦女的干部,則“給以適當的黨內處罰或社會懲罰或法律懲戒”。[5]331940年12月,邊區婦聯會第二次擴大執委會通過的決議中,專門就愛護干部的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不僅要求“對于干部日常生活的需要及困難,在環境允許的限度內,給予照顧”,而且強調要“切實執行政府優待抗屬條例,解決女干部家屬的困難”。[3]2571941年1月,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保育兒童的決定》,對女工作人員的生產費、產假及生理假、工作分配、嬰兒保育等都規定了具體的優待政策,強調:對帶有嬰兒及孕婦之女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不能要求過高,其工作時間每日只能有四小時至六小時,且不得妨礙其哺乳時間。[8]941942年4月,民政廳規定了《兒童婦女待遇辦法》,進一步提高了孕產婦的生產和生理補助以及兒童待遇,并特別規定:“有小孩或懷孕婦女,不得藉詞減政整編,不管其生活?！盵3]327

為了解決婦女干部帶孩子的困難,以便其從事工作,邊區從1937年起相繼成立了規模較大的第一保育院與第二保育院,一些機關、學校、工廠以及農村地區也辦起了自己的托兒所。盡管與邊區的實際需要相比,這些有限的保育院和托兒所遠不足以解決婦女干部的孩子拖累,家庭與事業的矛盾也一直困擾著她們,但政府的優待和保護措施給了基層婦女干部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支持,對調動她們的工作積極性,穩定邊區的基層干部隊伍無疑起著積極的影響。

“干部決定一切”,在婦女工作中也是如此?？箲饡r期,在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動員和培訓之下,陜甘寧邊區的基層婦女干部隊伍不僅數量迅速壯大,干部素質也有了明顯改觀,并且出現了一批敬業有為的模范婦女干部。延安東一區模范區長劉生云、被縣府授予“婦女先鋒”的安塞縣鄉抗救會主任劉桂英、隴東模范女黨員楊生榮……這些模范的婦女干部在邊區的生產、教育、參政、支前等方面處處起著模范帶頭作用,推動著邊區婦女以不曾有的姿態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也開啟了邊區婦女解放的新篇章?！艾F在不同了,女人也有用了!”[10]11邊區婦女的這種普遍感覺反映了千百年來一直處于社會底層的她們從家庭走向各級領導崗位所帶來的內心變化。因此,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大批基層婦女干部的養成,既是中國共產黨對婦女解放推動的結果,又是邊區婦女進一步走向解放的重要基礎。

從量的發展再到質的提高,注重實踐中的鍛煉、成長,通過政策上的保護和優待,化解婦女干部的性別困境,陜甘寧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的培養路徑是中國共產黨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根據邊區社會狀況和婦女的性別特點做出的符合實際的選擇。盡管濃厚的封建思想、傳統的性別觀念使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基層婦女干部的培養工作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和障礙,但最終仍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對其他革命根據地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也為新時期的婦女干部培養工作留下了可供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