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視野下的貧困概念：詞源、指標與話語

馮 準

貧困與反貧困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體兩面。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貧困作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不以意識形態、經濟水平、政治制度而被區隔開來。同樣地，反貧困作為世界各國發展的行動指南，跨越了地域、文化和種族的界限，成為全人類發展的共識。然而，由于貧困的復雜性，不同學科對于貧困的理解卻存在差異。例如，經濟學可以將其理解為收入不足、消費不足、資產不足、能力不足①關于經濟學對于貧困的理解，參見Timothy M.Smeeding,“Poverty Measurement”,in David Brady and Linda M.Burt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al Science of Pover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1 — 39。；社會學可將其定義為“社會排斥”②“社會排斥論”將貧困納入社會變遷，認為“社會”的變遷不可避免地要“排斥”某些“落后的個體”。參見David Byrne,Social Exclusion,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5,pp.52 — 66。；政治學則可以理解為“制度剝削”③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根源是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被“雙重剝奪”，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所導致的。具體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60 頁。；哲學層面甚至可以把貧困理解為“現代性的缺失”④張帆：《現代性語境中的貧困與反貧困》，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67—100 頁。。當然，除了不同學科的視角外，更主要的還是貧困本身的兩大特征—動態性和相對性，導致對貧困很難形成一個絕對的、統一的定義。

一方面，貧困是動態發展的，因時而變。今天我們認為的貧困，在古代或許能算得上小康⑤這里的“小康”，指代孟子所說的“無饑”。其完整表述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保ā睹献印?梁惠王上》）。在古代社會，人類還未擺脫“靠天吃飯”的自然約束，一旦發生洪澇、干旱和地震等自然災害，大規模的饑荒將無法避免，于是貧困普遍發生。然而，盡管饑荒意味著貧困，但貧困并不一定意味著饑荒。⑥［印度］ 阿馬蒂亞· 森：《貧困與饑荒》，王宇、王文玉譯，商務印書館2001 年版，第53 頁。兩者在邏輯的范疇和歷史的譜系上有不同的坐標，這就導致了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關于貧困標準的不一致。另一方面，貧困是相對的，往往因地而變。不同國家的經濟水平、社會條件、文化土壤有著巨大差異，被富國定義的貧困人口，在窮國很可能被定義為中產階層。加上不同文化對于貧困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有些國家把懶人和窮人畫等號，為了避免救濟懶人，扶貧政策就會傾向低收入人群，貧困人口反而得不到幫扶，這直接導致貧困長期化、頑固化，今天的美國便是如此。而有些國家對窮人沒有價值偏倚，對貧困人口給予有針對性的幫扶，通過精準化治理，有效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如中國。①中國的反貧困實踐沒有陷入“窮人還是懶人”的爭論之中，在幫扶的同時，也在改造貧困人口，“扶貧先扶志”“授人以漁”等理念指導了具體的扶貧實踐。換言之，政府的工作是要把“窮人”改造成“勤勞之人”而非“懶人”，這與西方反貧困理念有較大差異。

在這個意義上，貧困的界定尤為重要，它關乎反貧困的方向。2020 年底，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并設置了鞏固脫貧成果的“五年過渡期”，未來將通過“共同富?！眮碇鸩浇鉀Q相對貧困問題。坦率地說，總結中國反貧困的成功經驗，以期為世界其他遭受貧困侵擾的國家提供中國方案，這些工作十分重要，但對貧困概念的正本清源同樣重要。因為不理解貧困無以反貧困，它是反貧困的邏輯起點，關乎不同國家、民族和文化能否因地制宜地解決貧困問題。因此，對“如何理解貧困”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僅是中國反貧困經驗總結的基礎性研究，還是中國在全球貧困治理中的話語性建構。本文嘗試從比較的視角切入，通過詞源學分析、指標測量、話語規范三個層面來理解貧困，以期對貧困問題在時間上有一以貫之的整體性把握，在空間上有符合現實的本土性認識。

一、在詞源中理解：中西方語境下的貧困概念

對貧困概念的詞源學分析，有助于理解貧困問題在不同文化中的歷史演進。在西方語境中，“貧困”一詞包含了事實描述和價值判斷的雙重含義。一方面，貧困的英文是“poverty”，根據《牛津英語詞典》（2013）的定義，貧困指的是沒有或很少物質財產的狀態。換言之，貧困就是“物質匱乏”，這是對貧困的一種事實描述。另一方面，“poverty”來源于拉丁語“pauper”，最早表示“需要靠救濟的人”，一般指代“乞丐”，這其實就帶有一種“應然”的價值判斷了。實際上，“pauper”的同義詞“poor”就很好地解釋了貧困的雙重內涵。在事實描述上，“poor”表示“拮據”“匱乏”的意思；在價值判斷上，它表示“不幸”“不好”“劣質”等意思。

為什么西方語境中的貧困帶有貶義甚至是歧視的色彩呢？這與早年英國《伊麗莎白濟貧法》的頒布息息相關。實際上，在這個濟貧法頒布以前的中世紀時期，西方貧困觀主要還是“以貧為善”。因為當時的基督教教義規定：貧困是一種“神圣狀態”，窮人是上帝受難的肢體，富人救濟窮人被視為對自己的救贖。這使得貧困在某種意義上神圣化，成為一種救贖之道。②黃承偉、劉欣、周晶：《鑒往知來：十八世紀以來國際貧困與反貧困理論評述》，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 頁。然而，這種貧困觀在16 世紀發生了改變。隨著英國王室在1536—1541 年陸續解散許多修道院，教會失去了大部分財富和土地，國家逐漸開始承擔過去教會濟貧的責任。由于公共資金依舊緊張，以及受理性化、世俗化思潮影響，政府開始界定哪些窮人“值得”（deserving）③英文單詞“deserving”就是在這個時期（1576 年）產生的。被救濟，哪些窮人“不值得”（undeserving）被救濟，甚至出現了“值得救濟的窮人”（deserving poor）這種概念，人們逐漸把貧困看作一種“道德懲罰”。①［美］ 史蒂芬· M.博杜安：《世界歷史上的貧困》，杜鵑譯，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第49 頁。于是，1601 年頒布的《濟貧法》對貧困進行道德區分：“沒有能力的窮人”（impotent poor）—老幼病殘，必須得到救濟服務；“身體健全的窮人”（the able-bodied poor）—找不到工作的人，可以獲得一些現金和實物救濟；“無賴和懶人”（rogues and idlers）—不愿工作的人，必須去教養院（houses of correction）工作。②Robert Walker,The Shame of Pover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1.可以看到，這時候西方的貧困觀念已經開始從“以貧為善”轉變成“以貧為惡”。同時，貧困不僅是一個客觀的描述概念（物質匱乏），也被賦予了主觀的價值判斷（道德缺失、精神卑微）和政策定義③政策定義，指的是政府為了解決貧困問題而制定的貧困標準。這個標準的制定通常與一國的貧困觀有關，是一種貧困的“應然”定義，而非“實然”定義，并且這些定義和標準往往因時間而變化。阿瑪蒂亞· 森對政策定義的貧困持否定態度，認為其不夠客觀。然而，中國反貧困的實踐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他的疑慮，政策定義也可以是客觀的，問題不在于誰制定，問題在于能否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關于“政策定義”的討論詳見［印度］ 阿馬蒂亞· 森：《貧困與饑荒》，第26—28 頁。。

反觀中國語境下的貧困，似乎沒有如西方那樣強烈的價值判斷，更多的是對貧困問題本身的深刻理解。在中文中，“貧困”由“貧”和“困”兩個字組成，兩個字有各自的意涵。

“貧”字是“一字兩義”，即字源上有雙重含義?！柏殹痹谧中谓Y構上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古文④這里的“古文”，特指許慎在《說文解字》里的“古文”，即周以前字體之名，一般指代甲骨文、金文。此外，《說文解字》中還包括其他兩種字體，分別是“籀文”（即大篆），“篆書”（即小篆）。具體參見張舜徽：《說文解字導讀》，巴蜀書社1990 年版，第6—10 頁。的“”（），另一種是小篆的“”（貧），兩者含義并不完全相同?！啊弊钟伞板病焙汀胺帧苯M成?！板病痹诠盼闹械淖中?，類似房頂和墻組合而成的房屋之形，故從“宀”的字多與房屋有關，如“家”“宅”“宿”“室”“牢”等。而“分”字在古文中的寫法是，兩條線中間一把刀，意味著一個東西被一分為二，本義是分開、分割，后引申為給予、散發、區別、部分。所以，“”的字形意思是把空間有限的房屋一分為二。那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將房屋進行分割？或者說，什么情況下才會分割房屋？從“”字使用的時期來看，答案可能是為了“分家”。更進一步，為什么會“分家”？從歷史背景看，應該是私有制的產生。上古時期，大致是黃帝至禹的時期，中國社會是原始公社制度，也就是對生產資料的某種社會公有制，⑤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17 頁。生產資料歸氏族共有，孔子對此時期的社會描述為“公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是謂‘大同’?！保ā抖Y記·禮運》）而在禹之后，孔子認為中國社會從“大同”退到了“小康”，成了“家天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是謂‘小康’?！保ā抖Y記·禮運》）

因此，有史學家就提出，夏商時期是原始公社逐漸解體到奴隸占有制度的時代，這個時期私有財產制度逐步被建立，公社制度益趨崩潰，⑥同上書，第21—33 頁。中國社會從“公天下”轉為“家天下”。于是“家”越“分”越小，土地被分封給子弟（即貴族），而農民則領種貴族的田地，這種由分封制度建立起來的私有制在周朝達到頂峰。⑦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第20 頁。在這個意義上，“”在古文中表示“分家”之義就十分好理解了，“家”越“分”越少、越“分”越小，自然就是“貧”了。某種程度上，“”的字形給出了“貧”的主要原因之一，即私有制的產生。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分家”不再是簡單的“物的分割”，這時需要一般等價物（貨幣）來對“家產”進行衡量和分割。由此作為貨幣的“貝”①在遠古時代，人們將貝殼作為通貨手段，用以充當貨幣的功能，故從“貝”的字大多與錢財、寶物、貨物有關，如“財”“貢”“貨”“貸”“贖”“販”“貪”“購”“貯”“賑”“贈”等。代替了房屋“宀”，古文寫法的“”演變為小篆的“貧”，也就是今天的簡化字“貧”。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將“貧”定義為“財分少也”，段玉裁進一步解釋為“合則見多，分則見少。富，備也，厚也；則貧者，不備，不厚之謂”。②《說文解字注》，〔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徐惟賢整理，鳳凰出版社2015 年版，第497 頁?？梢?，“貧”就是“財產”越“分”越少的結果，故能引申為“不足、缺少”之義，而“貧”就是財產不足，即財少。通過對“貧”的詞源學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結論：“貧”字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私有制的產生導致了“貧”，即“貧”的原因，二是“貧”表現為財產不足，即“貧”的結果。

與“貧”自上而下的“分”的邏輯不同，“困”是自下而上“受限”的邏輯?！袄А痹诩坠俏闹械膶懛ㄅc今天無異，皆是“木在囗中”，表示被限制、沒有出路的意思。在古文中，“困”也被寫成“”，即上為“止”、下為“木”的字形結構，表示自下而上的發展受到制止和限制。所以，“困”的本義被解釋為“止而不過”，并被引申為“極盡”之義。③同上書，第490 頁。這就與“窮”的含義相重合了，如《說文解字》的解釋：“窮，極也?！边@也解釋了今天為何把“貧困”與“貧窮”兩個詞進行混用和互用，因為在詞源上“困”和“窮”是同義字，皆表示發展受到限制，故漢語中“窮”的反義詞是“達”。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里的“窮”并非“財少”之義，而是“發展受限”的意思。因為“發展受限”只能“獨善其身”，一旦“通達”就要“兼濟天下”。這背后反映的是中國儒家傳統中“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信念。

以上分析可知，無論是“貧困”還是“貧窮”，在中文語義中都包含了兩個意思：一是“財少”，二是“發展受限”。其中，“貧”字在詞源上又暗含了貧困的原因，即私有制。所以，筆者將中文的貧困概念稱為“一因兩義”（一個原因兩種含義）。而西方語境中的貧困（poverty）包含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兩種內涵：一是“物質匱乏”，二是“精神卑微”?？梢钥吹?，中西方對于貧困的理解，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似在于貧困的客觀狀態上；不同在于貧困的主觀判斷上。換言之，中國對貧困有較少的價值判斷，西方對貧困有強烈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差異性直接導致了兩種文化在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法上大相徑庭，形成了不同的貧困標準。

二、在指標中理解：中國與國際的貧困標準

理解貧困還需要現代科學的指標體系，它是理解貧困問題的一把鑰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對貧困衡量時的價值判斷，使不同國家在貧困問題上也能進行橫向的跨國別比較。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意味著衡量貧困只存在且僅有一個普遍性標準，各國也需要根據本國國情制定相應的貧困指標，既因地制宜符合本土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也因時制宜符合本國的發展階段。

中國貧困標準的制定大致也遵循著這樣一條邏輯：時間上基于不同的發展水平，空間上基于本土的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貧困標準經歷了三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意味著貧困人口在統計意義上的增加。①汪三貴：《當代中國扶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 頁。原因在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加快，物價水平的變化使得我國的農村貧困標準也隨之提高。中國貧困標準的形成歷經的三個時期分別是1978 年、2008 年和2010年，這三個時期各自代表三種不同生活水平的貧困標準：

“1978 年標準”是每人每年100 元。該標準是一條低水平生存標準，按照1978 年的物價水平能夠保證每人每天攝入2 100 大卡熱量，食物支出比重約為85%。但由于基本食物質量較差，主食粗糧比重較高，副食肉蛋比重較低，所以只能勉強果腹。

“2008 年標準”是每人每年1 196 元。該標準是一條基本溫飽標準，按照2008 年的物價水平也能夠保證每人每天攝入2 100 大卡熱量，但食物支出比重在“1978 年標準”的基礎上降低至60%?；灸軡M足溫飽需求，實現“有吃、有穿”。

“2010 年標準”就是現行農村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年2 300 元。該標準是一條穩定溫飽標準，按照2010 年價格水平將食物支出比重降至50%左右。結合“兩不愁三保障”，基本實現每人每天1 斤米面、1 斤蔬菜、1 兩肉或1 個雞蛋，即滿足每天2 100 大卡熱量和60 克左右的蛋白質，以及保證基本的衣服、水電、教育和醫療等非食物消費支出。②鮮祖德、王萍萍、吳偉：《中國農村貧困標準與貧困監測》，《統計研究》2016 年第9 期。

2011 年后，經國家統計局測算、各部門共同研究劃定，國務院確定2011—2020 年的農村貧困標準為“按2010 年價格水平每人每年2 300 元”③王萍萍、徐鑫、郝彥宏：《中國農村貧困標準問題研究》，《調研世界》2015 年第8 期。。同時，該標準結合“兩不愁三保障”，基本符合老百姓對于小康生活的預期。換言之，脫貧攻堅時期的中國農村貧困標準，就是進入小康生活的門檻。該標準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保證貧困人口脫貧后不僅能吃飽，還能適當吃好，達到既滿足溫飽需求又滿足營養需求的水平，同時還要保證衣服、水電等非食物支出；另一方面，保障住房安全、基本醫療和義務教育的生活發展需求，實現脫貧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實際上，在脫貧攻堅時期，中國的貧困標準就已經不再以“收入水平”來衡量貧困，而是加上了“發展水平”這一指標，④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1 年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提出了扶貧的總體目標，即“到2020 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簡稱為“兩不愁三保障”。其中“三保障”就是針對扶貧對象的發展受限問題而制定的新標準。日益符合貧困概念中對于“困”的理解。

由于物價水平的波動，為了使貧困標準所代表的生活水平保持不變，每年國家統計局會對該標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因此會出現每年貧困標準在數值上增長的現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標準提高了，本質上反映的都是2010 年不變價格下的貧困線（詳見表1）。換言之，無論年度間我國農村貧困標準在數值上如何變動，其背后反映的貧困標準是一致的，年度間的數據是可比的（詳見表2）。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貧困標準雖然沒變，但政府的投入實實在在地增加了。在脫貧攻堅時期，政府投入的資金是按照每人2 萬元的標準進行測算的。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年版，第33—34 頁。若一個貧困戶家里有四口人，其獲得的財政資金支持可以達到8 萬元以上，這還不包括金融信貸資金、社會救助資金等其他力量的資金支持。某種意義上，“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比單純的收入（支出）標準要高出不少，其實現的難度也比收入標準高出許多。

表1 我國農村貧困標準 單位：元/年·人

表2 現行農村貧困標準（按2010 年不變價格）下的中國貧困狀況

與中國貧困標準不同，國際貧困標準主要以“收入（消費）水平”來衡量貧困。國際貧困標準通常指的是世界銀行在全球范圍內制定的貧困標準。世界銀行主要采取兩種貧困標準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狀況：一種是極端貧困線，另一種是高貧困線。極端貧困線是世界消除極端貧困目標的標準線，自身經歷了四次調整：1990 年，世界銀行按照1985 年的購買力平價，取8 個最窮國家貧困線的最高標準，確定了每人每天1.01 美元的極端貧困線，也就是“1 天1美元”標準；1994 年，按照1993 年的購買力平價，取10 個最窮國家貧困線的中位數，將極端貧困線提高到每人每天1.08 美元；2008 年，取15 個最窮國家貧困線的平均值，按照2005 年購買力平價上調到每人每天1.25 美元；2015 年，按照2011 年購買力平價調整到現在的每人每天1.9 美元。而高貧困線經歷了兩次調整：2008 年，世界銀行根據75 個發展中國家貧困線的中位數，以2005 年購買力平價確定了每人每天2 美元的高貧困線；之后，在2015 年按照2011 年購買力平價，將高貧困線提高至每人每天3.1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極端貧困線經過幾次調整，使得年份不同數值不同，但其本質上是同一個標準水平；同理，高貧困線亦是如此（詳見表3）。

表3 世界銀行的兩套國際貧困標準

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國貧困標準與國際貧困標準，我們需要將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 美元的極端貧困線和每人每天3.1 美元的高貧困線換算為人民幣。按照2011 年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1 美元等于人民幣3.524 元），每人每天1.9 美元等同于2011 年每人2 444 元，每人每天3.1 美元等同于2011 年每人3 987 元，而我國2011 年貧困標準為每人每年2 536 元（詳見表1）?？梢钥吹?，我國當時貧困標準高于國際貧困標準中的極端貧困線，低于高貧困線。

此外，如果按同年的貧困發生率來比較中國和國際貧困標準，我們可以得到相同結論。2011 年，按照我國的貧困標準，中國貧困發生率為12.7%（詳見表2）；按照每人每天1.9 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中國貧困發生率為7.9%（詳見表4）。由此可見，中國現行的貧困標準是高于世界銀行1.9 美元貧困標準的。實際上，中國的貧困標準不僅有衡量收入水平的貧困線，而且有強調“兩不愁三保障”的生活狀態的貧困線。如果將“三保障”（保障住房安全、基本醫療和義務教育）折算進收入中，中國的脫貧標準比世界銀行的標準要高出不少。也正因如此，習近平主席才會說出“現行扶貧標準能夠達到全面小康生活的基本要求，在國際上也是一個高的標準”①《習近平扶貧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4 頁。這樣的論斷。

表4 按世界銀行每天1.9 美元貧困標準衡量的貧困人口比例 單位：%

從現實層面看，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有助于國家間的比較。以每人每天1.9 美元的極端貧困線為例，2019 年，美國貧困發生率為1%，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僅為0.1%（詳見表4）。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貧困發生率一直保持在1%左右，始終沒有在國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近些年因為新冠疫情、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國內絕對貧困發生率還有上漲的趨勢，這背后也反映了絕對貧困問題的反復性。中國在2020 年底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但仍需要防微杜漸，積極防止絕對貧困的再發生。

可以看到，將量化的指標帶入對貧困概念的理解中，不僅能認識不同發展階段的貧困問題，還能認識不同地域和國家的貧困問題，這極大地消解了貧困的復雜性，使貧困問題更具“描述性”。

三、在話語中理解：“扶貧”還是“反貧困”？

如果說在指標上理解貧困是“描述性的”，那在話語中理解貧困則是“規范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貧困的“規范性”話語敘述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于貧困問題的立場、方法和態度。從官方話語上看，“扶貧”概念最早出現在中國1970 年代末的民政部文件中，②1979 年2 月23 日，“扶貧”概念出現在國家的正式文件中：《民政部轉發黑龍江省民政局、肇東縣民政科聯合工作組關于太平公社扶貧工作的調查報告》（民發〔1979〕14 號）。參見文建龍：《新時代反貧困思想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2 頁。并于1980 年代進入學術研究視野。③1986 年，山西省忻州市召開了“全國貧困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是國內第一次以貧困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貧困問題研究由此開始。參見賈蘭：《我國反貧困理論中有關扶貧項目運作研究述評》，《理論探討》2003 年第4 期。而“反貧困”概念出現得較晚，習近平主席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到了“反貧困”概念。例如，“反貧困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④《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年版，第155 頁。，“我們立足我國國情，把握減貧規律，出臺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⑤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2 頁。。當然，在公開的講話和著述中，習近平主席也將“扶貧”與“反貧困”混合使用。接下來，我們通過比較“扶貧”與“反貧困”的話語差異來進一步理解貧困。歸納來看，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立場上看，“扶貧”概念一般有比較特殊的政治意涵，而“反貧困”概念相對比較中性。國際上，反貧困（anti-poverty 或fight poverty）概念一般有三種從屬表述：一是減少貧困（poverty reduction），強調在貧困人口數量上的減少；二是緩解貧困（poverty alleviation），強調在貧困程度和范圍上降低貧困的深度和廣度；三是消除貧困（poverty eradication 或end poverty），意為根除貧困，強調反貧困的最終目標。①陳昕：《反貧困理論與政策研究綜述》，《價值工程》2010 年第28 期。實際上，這三種表述都從屬于“反貧困”概念，概念本身也更加寬泛。而“扶貧”則是一個中國特有的政治概念，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的減貧工作。對于涉及國際比較的學術研究而言，使用相對更為中性、更適合國際比較的“反貧困”概念是一種比較恰當的做法。

第二，從方法的實施主體上看，“扶貧”隱含了主體是政府或社會的假設，而“反貧困”概念一般不突出具體的主體。中國反貧困道路的成功，除了運用政府幫扶、社會救助等主要方法外，還包括激勵貧困人口本身的自主脫貧。中國反貧困的主體是多元的，既有政府、社會、企業等主體，也有貧困戶自身?！胺簇毨А备拍钕鄬Ρ容^中性，也更具包容性，不強調誰是特定主體，也不特指反貧困的具體階段（減少貧困—緩解貧困—消除貧困），可以成為全面分析比較中外相關政策、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概念?！胺鲐殹备拍钤从谥袊鴤鹘y的“扶貧濟困”這一理念，側重強調通過外部力量來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隱含了脫貧必須依靠政府或社會。隨著中國反貧困實踐的展開，這個概念顯然已經不具備足夠的包容性。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使許多農民脫離了貧困，這其中有大量自主脫貧的實踐。

第三，從態度上看，“扶貧”態度較為模糊，具有某種不確定性，而“反貧困”的態度更為堅決，其目的明確，就是消除貧困。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中國人千百年來一直在尋求消除貧困的辦法?！胺簇毨А敝械摹胺础弊?，恰好能更突出中國人民與貧困作斗爭的態度。同時，我們黨也是將貧困作為“敵人”來對待的，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消除貧困。在這個意義上，“反貧困”概念與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和使命高度一致。而“扶貧”概念已經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國的成功實踐，它缺乏某種徹底性，在語義上，沒有到把貧困非根除不可這種程度的含義，無法表達中國消除貧困的決心和信心。

“扶貧”與“反貧困”除了在立場、方法和態度上有差異，在概念上也存在重大區別?！胺鲐殹痹谟⑽闹谐１环g成“poverty relief”，特指一種短期的救濟行為，而“反貧困”概念則被翻譯成“anti-poverty”，一般指的是一種應對貧困問題的長期行為。因此，“反貧困”比“扶貧”更適合理解貧困及解決貧困。實際上，“反貧困”概念本身蘊含了一個分析貧困問題的框架，其內涵要廣于“扶貧”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反貧困對理解和解決貧困問題有特殊的作用，展示了解決貧困問題的歷史長期性特征。我們通過對貧困話語的規范性理解，可以進一步展望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向和目標，而“反貧困”概念便能提供這樣一種路徑。

具體而言，基于貧困的兩種分類—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②一般而言，貧困被劃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兩類。絕對貧困，也稱極端貧困，指的是人們獲得的物質生活資料無法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相對貧困，也叫相對低收入型貧困，指的是低于社會收入中位數50%的群體，通常代表收入不平等。運用反貧困概念本身的演進邏輯，可以構建一個分析框架，用以理解中國解決貧困問題的歷史過程（見表5）。

表5 不同時期的反貧困目標

表5 結合了中國反貧困道路的關鍵時間節點，定位和分析了中國的反貧困當下處在何處，未來又將去向何處。如果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個階段戰略目標（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 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反貧困正處在解決轉型貧困問題的階段，也就是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的階段。所謂轉型貧困，指的是國家或社會轉型中出現的貧困。①參見邢成舉、李小云、張世勇：《轉型貧困視角下的深度貧困問題研究—以少數民族深度貧困村為例》，《民族研究》2019 年第2 期。比如，在轉型期間非貧困戶變為貧困戶，已經脫貧的又返貧。其原因在于，長久以來中國反貧困的治理體系都是扶持現存的貧困群體，還未能建立起防止貧困發生的治理體系，加上貧困群體脫貧質量參差不齊，脫貧成果需要一段時間進行鞏固。所以，從消除絕對貧困到減少相對貧困的過程中，必須以解決轉型貧困作為過渡階段，防止絕對貧困的再發生。2021 年1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提出設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過渡期，目的是“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對擺脫貧困的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做到扶上馬送一程”②《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求是網，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2/21/c_1127122149.htm，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11 月7 日。。

理論上，這一過渡階段可以銜接解決相對貧困階段。防止絕對貧困和減少相對貧困符合2035 年的發展目標，而縮小相對貧困符合2050 年的發展目標。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來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30—31 頁。。這表明，解決中國的相對貧困問題關鍵在農村。換言之，農村地區發展質量的好壞決定了相對貧困問題能否減少和緩解。目前，黨的二十大報告給出的方向是通過“高質量發展”來解決：一方面“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另一方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④同上書，第30—32 頁。這兩大舉措在解決城鄉間的相對貧困問題上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反貧困仍是進行時，貧困的內涵從“絕對貧困”延伸至“相對貧困”?？傊?，作為分析框架的“反貧困”概念，自身的解釋力也并未隨著2020 年絕對貧困的消除而弱化，對于理解和認識中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仍然有重要的理念意義。

四、結語

對于“如何理解貧困”這一問題的研究，現有文獻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其中有不少研究將反貧困置于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框架之下，并將反貧困研究學科化，以不同學科視角研究貧困問題。本文嘗試擺脫某些學科分化的局限性，提出一個“詞源 — 指標 — 話語”的分析框架，用以更好地理解貧困，使之避免由學科壁壘化、地方經驗化、概念模糊化帶來的理解偏差問題，以期對貧困問題形成某種歷史性的整體把握和地域性的本土認識。本文認為：（1）貧困概念在中文和英文的詞源上有較大差異，中文重實踐，英文重價值；（2）正確理解貧困概念關乎反貧困的方向，中西方對于貧困理解的差異性導致了不同的反貧困路徑，并由此形成不同的貧困標準；（3）指標測量是理解貧困的一把鑰匙，有利于不同國家進行橫向的跨國比較，中國的貧困標準在國際比較中也是一個較高的標準；（4）貧困的“規范性”話語敘述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于貧困問題的立場、方法和態度，“反貧困”比“扶貧”概念更具包容性、徹底性和長期性。

總而言之，理解貧困很重要，它是建構中國反貧困知識體系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也是人類不同文明與貧困作斗爭的歷史性經驗總結。坦率地說，中國反貧困的實踐遠遠走在理論的前頭，我們對于貧困的理解還未形成一種理論自覺意識。自2020 年底中國脫貧攻堅勝利后，學界對于貧困問題的研究似乎偃旗息鼓了，但從全球范圍看，貧困問題并沒有改善，反而由于經濟衰退、地緣政治等因素還有加重的跡象。當然，本文也只是拋磚引玉，對于貧困的歷史性變遷問題的討論仍有不足，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考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學人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不過，我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絕對貧困問題終將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歷史性解決，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中國的方案和智慧，而中國也必定在人類反貧困斗爭中貢獻出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