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文_唐洲雁 趙 辛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論斷，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上說明了調查研究對了解情況、作出決策、解決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這一重要思想是針對當時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教條主義（亦即“本本主義”）傾向而提出來的，是從土地革命斗爭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得到不斷豐富和發展，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揭示了認識來源于實際的普遍真理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出自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該文作于1930年5月，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開展尋烏調查前后的間隙而寫的，原題為《調查工作》，后來因戰事而散失。1959年，當時的革命博物館從福建龍巖找到了石印單行本。1961年3月11日，毛澤東批示將這篇文章印發在廣州召開的工作會議（即“三南會議”），他寫道：“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保ā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頁）3月13日，在主持“三南會議”時，他又談起這篇文章，說他對自己的有些文章并不喜歡，但“這篇文章我是喜歡的，是經過一番大斗爭以后寫出來的，一九三〇年寫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同上，第555頁）。他對這篇文章的喜愛之情溢于言表。本來，在寫作《調查工作》之前，毛澤東還寫過一篇短文，題為《反對本本主義》，后來覺得此文太短，表達不充分，就又改寫了《調查工作》這篇長文，內容基本一樣，不過有所發揮罷了。遺憾的是，《調查工作》一文雖然被找到了，但《反對本本主義》的短文卻始終沒有找到。因此后來公開發表《調查研究》一文時，毛澤東便把它的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

《反對本本主義》之所以深得毛澤東的喜愛，是因為它充分總結了毛澤東和我們黨此前開展調查研究的實踐經驗，堪稱中國共產黨人關于調查研究理論的奠基之作。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比缓笞詥栕源鸬貙懙溃骸澳銓τ谀硞€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文章針對這種不做調查研究、不了解實際情況的“瞎說一頓”，接連寫下兩個“要不得”，然后有針對性地指出：“注重調查！反對瞎說！”對當時黨內盛行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亦即本本主義的憤慨之情，躍然紙上。

接下來，毛澤東對為什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進行了具體論述，認為調查研究既是了解情況也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是認識符合實際的中間環節?！耙磺薪Y論產生于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因此如果對哪個問題不能解決，“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在這里，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文章認為，共產黨人開展調查研究，“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盁o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它的政黨—共產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而“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文章還特別分析了不做正確調查的危險性，指出“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這種離開實際調查的唯心精神，表現在當時的紅軍隊伍中，就是普遍存在的本本主義。為此，文章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蹦敲?，應該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呢？文章的最終結論是“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強調“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以上引文均出自《毛澤東選集》第1卷《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見，整篇文章自始至終強調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說明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客觀依據，揭示了認識來源于實際的普遍真理，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反對黨內教條主義的利器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對教條主義充滿憤慨之情，是有原因的。眾所周知，紅四軍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之后，由于對革命形勢的分析和關于建軍原則等問題上的分歧，特別是由于當時共產國際代表的錯誤言行，致使黨內和紅軍內部出現各種錯誤思想，其中一條就是迷信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經驗，認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動不動就要拿出“本本”來。毛澤東對此很惱火，說他們是欽差大臣，“‘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正如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所指出的那樣：“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闭怯捎谶@種本本主義的錯誤盛行，紅四軍七大以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到閩西休養了四個多月。他利用這個機會，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到紅四軍九大召開前夕回到部隊，又抓緊做了半個月的調查。白天深入部隊開座談會，了解情況，晚上起草材料，撰寫決議，包括8個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決議》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同時又對當時黨內、紅四軍內存在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找到了克服這些錯誤思想的方法，這就是開展調查研究。決議把調查研究提到了肅清唯心觀念，以實現對革命的正確指導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和闡述，提出要“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把調查研究寫入紅四軍黨的決議，足見毛澤東對調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視。

《古田會議決議》和稍后的《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等文的發表，極大地推動了黨和紅軍的調查研究工作。1930年6月，紅四軍政治部發布《各級政治工作綱領》，明確規定各級政治工作部門均有調查研究的職責，使軍隊的調查研究工作大為加強，并作為一種制度逐步建立起來。1931年4月2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的名義起草《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對做好這項工作提出提高認識、不怕麻煩、明確要求等三條具體要求，并提出了兩句著名的口號：“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保ā睹珴蓶|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頁）毫無疑問，這是對此前的《調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思想的補充、豐富和發展。

毛澤東對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展調查研究的材料高度重視，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他曾兩次動手（1937年、1941年）將這些材料編輯成冊，取名《農村調查》，并撰寫了兩篇序言和一篇跋，其中第二篇序言和跋后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文中再次強調“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認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做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辦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上升到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高度來認識和闡述，認為它是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中間環節，指出“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同上，第791頁）。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和認識世界一樣，都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次完成、一勞永逸?！笆挛锸沁\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的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保ā睹珴蓶|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聯想到中央蘇區時期的那場“大斗爭”，毛澤東還感慨地寫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但“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頁）。這些重要思想，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得到進一步地發揚光大，調查研究也因此成為開展延安整風的突破口。

三、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充分說明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黨內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就成為現實的需要、歷史的必然。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關于《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并強調要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頁）。

1941年8月1日，黨中央下發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掀起了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高潮。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張聞天親自帶隊，下去調研一年有余，回來寫了調研報告《出發歸來記》，其中寫道：沖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這就是我出發歸來后所抱著的愉快心情。（《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頁）他的這種心情，也代表了當時許多參與調查的黨內高級干部的心聲。

像這樣以深入開展調查研究轉變黨的作風的事例，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也有。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錯誤，導致黨和國家陷入3年困難時期。為了糾正工作中的失誤，毛澤東在1961年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希望把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他指出，“過去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辦事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暗?，解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調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少了”，“請同志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頁）。

這次大興調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調研成果，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工作條例，包括農業60條、商業40條、手工業35條、林業18條、科學14條、高教60條、工業70條，等等。這些條例，對各行各業的恢復和整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開放前后，鄧小平也曾多次批評一些人“把絕大部分時間用在坐辦公室、處理文件、在領導機關內部開會上面”的現象。他明確提出：“各級班子要搞好，領導人的作風要轉變。要解決官僚主義、不深入的問題?！保ā多囆∑侥曜V〈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深入開展調查研究作為改進黨的作風的利器，明確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一個有效辦法”（《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23年版，第118頁）。2012年出臺的“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第一條，就是“改進調查研究”。2013年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特別強調要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干部群眾意見。2015年開展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其中有一條就叫“謀事要實”。2019年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強調要把學習教育、調查研究、檢視問題、整改落實貫穿全過程。2023年3月，黨中央下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把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作為“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這可以說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充分說明調查研究永遠是“我們黨的傳家寶”（《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23年版，第8頁），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四、“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的貫徹落實同樣也離不開調查研究”

毛澤東“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重要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2017年10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保ㄍ?，第115頁）這就充分說明了調查研究對于正確決策的極端重要性。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凡屬正確的決策，無不是在廣泛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經過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深入具體的實踐探索，最終形成并逐步完善起來的。如前所述，毛澤東就特別強調調查研究對中國共產黨正確決策的極端重要性，認為正確的決策只能是來自調查研究，這是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做好一切領導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可以說，其中的每一個重大決策，每一項重大改革，無不經歷了全面深入具體的調查研究。比如精準扶貧戰略的提出，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2021年，他在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班學員的講話中深情地回顧了這一決策過程，指出：“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我就到河北阜平縣考察脫貧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走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而且年年去、常常去，直接到貧困戶看真貧、扶真貧，直接聽取貧困地區干部群眾意見，不斷完善扶貧思路和扶貧舉措，不斷推進工作，帶著感情去抓，帶著踐行宗旨的承諾去抓，最終在全黨全國共同努力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保ㄍ?，第13頁）

正確的決策只是黨的事業成功的一半，最終的勝利還必須依靠正確的貫徹落實加以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面對新時代新使命，反復強調“調查研究是我們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同上，第8頁），“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明確提出“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的貫徹落實同樣也離不開調查研究”（同上，第115頁）。這是他對我們黨的調查研究理論和實踐的又一重大貢獻。

還以脫貧攻堅為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心心念念的都是廣大貧困地區人民群眾，通過調查研究作決策并狠抓落實。從2015年開始，他就打贏脫貧攻堅戰連續召開七個專題會議。其中2015年在延安市召開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在貴陽市召開部分省區市扶貧攻堅與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2016年在銀川市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2017年在太原市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2018年在成都市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2019年在重慶市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每次會議召開前，他都要先到貧困地區調研，實地了解情況，聽聽基層干部群眾意見，然后再根據了解到的情況，召集相關省份負責同志進行工作部署，加以貫徹落實。真正做到了調研在決策部署之前，調研在貫徹落實之中。正是通過這樣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扎實有力的貫徹落實，終于在2021年建黨100周年前夕，打贏了這場史無前例的脫貧攻堅戰。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同上，第8頁）。習近平總書記是我們黨的調查研究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既有豐富的調查研究理論，也有豐富的調查研究經驗。他不僅全面繼承了老一輩革命家勤于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而且針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圍繞黨員領導干部“為什么開展調查研究”“如何開展調查研究”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在不同場合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許多關于調查研究的新觀點、新論斷。這些觀點和論斷，思想深邃、內涵豐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關于調查研究的最新理論成果，對于在新時代新征程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