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紀念講話與中共紀念史研究的進階*

李 軍 全

21世紀以來，中共紀念史研究逐步興起，不僅擴充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原有格局，為其注入一股嶄新的競爭性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創新了黨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甚至沖擊了傳統的“單向度史學知識生產的思維模式”，為中共歷史面相的多元化敘事提供了可能(1)郭若平：《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學理省思》，《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年第2期。。中共紀念史研究的興盛，無論對于中共黨史學術研究，還是對于中共黨史黨建學科建設，抑或當下紀念活動的開展，都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不過，隨著研究程度的深入，中共紀念史研究遭遇一定困境，顯露出某些欠缺，引來一些質疑或批判之聲(2)近年來，不少學者意識到中共紀念史研究遇到了困境，紛紛提出破解之道。參見郭若平：《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學理省思》，《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年第2期；王昌：《理論的限度：儀式理論與中共紀念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年第2期；李軍全：《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反思與突破》，《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3期；等等。。開展學術自省，思慮彌補欠缺之道，回應質疑或批判，既是中共紀念史研究不斷深化和發展的內在訴求，也是中共紀念史研究進一步凸顯資政價值的現實需要，更是此領域研究者應盡的學術責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紀念日在黨和國家建設中的獨特價值，出席不同紀念活動并發表重要講話，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外交周年等紀念活動提出諸多新思想和新內涵。習近平紀念講話既表達了黨和國家賦予紀念日及其紀念活動的政治追求和時代內涵，為中共紀念史研究提供了一手的文本史料，還為研究者指明了擺脫研究困境的基本遵循和路徑線索，具有極強的理論指導和方法論意義(3)目前學界分析討論了習近平紀念講話的話語表達和政治功能，比如劉興旺《紀念與中共政治話語表達——以習近平紀念講話為中心的考察》(《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6期)、《習近平“紀念講話”與當代中國政治話語表達》(《科學社會主義》2017年第2期)等，而對于習近平紀念講話如何指引中共紀念史研究深入發展的問題尚無專論。。因此，黨史研究者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紀念講話，感悟其中的要義精髓，不斷延展研究視野，擴充敘事方式，更新詮釋理論，書寫帶有中國理論色彩的符合紀念活動本身特征的中共紀念史，或為中共紀念史研究的進階之道。

一、“大歷史觀”：中共紀念史研究的視野拓展

當前，中共紀念史研究方興未艾，成果豐碩，諸如話語理論、符號理論、儀式理論等學術理論構成了闡釋中共紀念史的基本理論底蘊，使得繁復的紀念活動有了結構性分析、詮釋性意義和功能性價值，故而不能否認這些理論工具對于中共紀念史研究成長的意義。顯然，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若要探尋中國共產黨圍繞紀念活動所要追求的政治信仰、目標意圖和價值功能，便不能不考慮中共紀念行為產生、操作、場景以及與此關聯密切的諸多歷史事項，面臨的最大難題便是如何提供一個合理性的理論闡釋，因而迫切需要尋求話語、符號、儀式、象征等理論闡釋工具的幫助，以期解讀出一個恰當的闡釋框架。應該說，這樣的理論闡釋在一定程度上窺探到了中共紀念政治的目標意圖和價值功能，展現了紀念活動在中國共產黨奮斗史脈絡中的歷史樣貌和基本形態，為中共紀念史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助推力。

同時應該注意的是，這些學術理論本身帶有相對固定的分析框架和表達方式，難免給予中共紀念史一種強烈的預設性，以此開展的合理性推演和想象性闡釋似乎早有定論，使研究成果缺乏歷史感，難以完整還原紀念場景。當然，最為嚴重的一大問題就是限制了研究視野，研究者只是單一地聚焦和細察某個紀念事項，相對忽略了其他紀念事項以及影響紀念活動諸因素之間的關聯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人為割裂了紀念事項或事物之間的聯系性，所得到的認識可能已經偏離或違背了中共紀念史的史事本身，從而危及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健康成長。因此，能否拓展研究視野，建立圍繞紀念日諸多事項的聯系性，就影響到中共紀念史研究的發展程度，而習近平紀念講話給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寬廣的研究視野。

細察習近平紀念講話，他對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外交周年等紀念日的認識、理解和評價，特別強調在長遠的政治思想、經濟結構和社會文明的發展進程中觀察歷史脈動、凝練歷史正題，特別強調從古今中外的比較中發現和揭示歷史問題，特別強調運用聯系而非孤立的方法進行合理判斷，處處體現出“大歷史觀”的地位和功能。比如，習近平“五四”紀念講話將五四運動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脈絡中，重點呈現紀念活動與民族復興之間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關系(4)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5月1日。。習近平改革開放慶祝講話將改革開放這一事件置放于中華民族歷史、中國共產黨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進程中加以評價(5)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習近平關于抗戰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講話更是將兩大歷史事件置于人類發展史的進程中加以解讀(6)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4日；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日。?？梢?，“大歷史觀”是一種非常廣闊的研究視野，警示研究者不能只是局限于紀念日的歷史敘事、紀念活動的功能表達等層面，而是應該從更高更大的宏觀視野中去認識、理解和闡釋中共紀念史。

研究者一旦深信和運用“大歷史觀”，其研究視野就會得到拓展，便會不再糾結于某個紀念事項，開始意識到中共紀念史的生成與演進具有宏大而深厚的歷史積淀和社會底蘊。因而，研究中共紀念史要將其置身于中華文明發展史，考察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共紀念政治的啟示，透析中國共產黨對于傳統紀念政治的傳承和創新，揭示中共紀念政治的理論和實踐對于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意義。比如，儀式理論在西方運用得頗為嫻熟，催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與之相比，源于本土的儀式理論并不完善，但這并非表明中國傳統社會沒有紀念儀式或者輕視紀念儀式。實際上，傳統中國社會并不缺少紀念儀式，諸如祭祀孔子、祈福先輩等紀念儀式就十分盛行。那么，傳統中國社會的紀念儀式與逐漸走向現代社會的中共紀念儀式之間究竟存在什么樣的內在關聯？對于中共紀念儀式的闡釋究竟應該從傳統中國社會紀念儀式中找尋線索，還是應該拿來一系列相關理論直接套用？答案不言自明。換言之，倘要解讀好中共紀念儀式，研究者就不得不追尋其歷史或文化源頭，尋求各種儀式事項之間的聯系，如此一來，研究視野得以拓展，研究內容亦足夠穩健。

再則，“大歷史觀”能夠推動研究者將紀念史置身于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的歷史進程之中，考察近代中國紀念政治、政治發展形勢對于中共紀念活動的影響，分析中共對其他政治力量紀念政治的認識和理解，以及紀念政治在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開展斗爭過程中的作用，從中探尋紀念日對于中共發展的重要使命和特殊意義。比如，“五四”紀念日是中國共產黨為紀念五四運動而設立，理應在紀念日譜系中具有穩定的地位。然而，從設立過程來看，“五四”紀念日起初只是聚焦于事件本身，其所具有的政治資源并未得到足夠注意，建黨之初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刊物——《向導》周報上只有一篇介紹五四運動的起因和影響的文章或是一個印證。及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種紀念狀況也沒有發生多大改變，不僅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上難覓蹤跡，而且作為歷史事件本身的五四運動也少被提及。(7)薛云、李軍全：《時間政治：中共革命紀念日體系的生成與演化(1921—1949)》，《南開史學》2021年第1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86—89頁。不過，“五四”紀念狀況在全面抗戰時期發生根本變化，五四運動這一歷史事件的價值備受重視，“5月4日”被確立為“中國青年節”，還被賦予更多意涵。毛澤東為慶祝首屆中國青年節撰寫了兩篇紀念文章，高度評價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并將其納入中共革命進程中加以闡釋，視為革命生涯的歷史起點，從而構建了一個嶄新的解釋體系(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8—569頁。。這種政治意涵的產生最終幫助“五四”紀念日奠定了在中共紀念日譜系中的政治地位?？梢?，“五四”紀念日經歷了一個先抑后揚的演進軌跡，這種軌跡形成的關鍵因素自然是中國共產黨因應所處政治環境變化而產生相應政治認識的結果。研究者倘要考察“五四”紀念活動，便不能忽略這個因應變化。

進一步來看，具有“大歷史觀”的研究者能夠將研究視野放得更寬廣，將中共紀念史置身于世界近現代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人類文明發展史中，考察國際因素對于中共紀念政治的影響，分析中國共產黨借助紀念政治協調國際關系的話語表達，向世界闡明中國共產黨形象、中國形象。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那樣：“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9)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5日。比如，習近平孔子誕辰紀念講話將儒家思想置放于人類文明歷史脈絡中加以解釋，便彰顯了這種宏大視野及其功能(10)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

顯然，“大歷史觀”的研究視野讓研究者在解讀中共紀念史的時候，要注意觀察其歷史淵源、文化根基和外部環境，要重視察其生成源流、尋其內部根脈、探其外部氣候，勾勒與呈現歷史軌跡和成長環境，更好地揭示和呈現注入到紀念日及其紀念活動中的隱含歷史因素。統攝如此廣闊的研究視野，研究者還需要掌握和運用與之相適應的理論話語，而習近平紀念講話所展示出來的“民族復興”話語實為理想選擇，這或許也是深化中共紀念史理論闡釋的基本遵循。

簡而言之，“民族復興”話語植根于中華文明，立足于中國實際，講究的是民族文脈的連續性和傳承性，追求的是更為長遠的理論闡釋，注重的是從中國自身理論和話語體系出發解讀中國，是與大歷史觀相統一的。比如，對于新中國70多年奮斗實踐的解讀和認識，便不只是聚焦歷史性成就展示、政治形象塑造等問題，而是深挖蘊藏其中的內在邏輯，著力解讀“歷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勢，更好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11)習近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求是》2019年第8期。。對于研究者而言，“民族復興”話語的運用，其實是將中共紀念史與中華文明發展史鏈接起來，與優秀傳統文化貫通起來，與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復興進程關聯起來，以此構建一個整體史的審視、解讀和闡釋體系。因而，中共紀念史研究應該在“民族復興”話語下尋求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紀念的時代內涵和重要意義，以及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共政治文化、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深度挖掘紀念講話文本的思想邏輯、理論邏輯，注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紀念與當前黨和國家發展戰略之間的內在邏輯。研究者倘能較好地呈現這種視野、關系和邏輯，勢必大大深化中共紀念史研究的理論底蘊，可能還會創造出基于中國理論的闡釋體系。

二、“民眾故事”：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敘事擴充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紀念史敘事的主角。習近平紀念講話十分注重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既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12)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0月10日。，也強調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命并走上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之路的奮斗史(13)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9月29日。，還強調中國共產黨對于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的貢獻(1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76—489頁。，等等。在中共紀念史研究中，研究者也應以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為旨歸，盡力展示中國共產黨的主角地位，完整呈現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這既是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敘事核心，也是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應有之義。正因如此，研究者需要注意擺脫單純追尋中共紀念行為中的政治目標、話語意圖和功能訴求的喜好，擺脫套用固定的分析結構和敘事話語拆解紀念要素的路徑，擺脫流連某個紀念日、某場紀念活動、某種紀念文本和某件紀念事項的描繪性思路，避免似乎只能書寫一個精于政治設計的“中國共產黨故事”的敘事尷尬。

換言之，若欲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敘事內容就要有層次性和富足感，首先要細致地發掘紀念日與中國共產黨所處政治形勢、執政目標和戰略任務之間的內在關系，而不只是政治意圖的宣傳和傳播、政治形象的建構和塑造、政治功能的表達和謀求。比如，如果只是聚焦于革命戰爭時期的話，辛亥革命紀念日在中共紀念史中并不處于一種穩定的紀念狀態，除卻年度紀念主題的變化，其最大變化是隨著中國共產黨所處政治局勢起伏不定：時而是具有中華民國國慶意義的“雙十節”，處于紀念政治的中心；時而是只有辛亥革命這一歷史事件意義的紀念日，處于紀念政治的邊緣(15)李軍全：《中共“雙十節”紀念述論(1937—1949)》，《黨史研究與教學》2011年第5期。。直到新中國成立后，辛亥革命紀念日作為歷史事件紀念的政治意義才穩定下來?？梢?，革命戰爭時期辛亥革命紀念日的階段性意涵較為明顯，但是這種意涵的研究闡釋大多體現為服務于中國共產黨戰時需求的政治設計，雖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紀念狀態史事，但是也只能成為揭示政治局勢風云變幻的歷史注腳。不過，倘將辛亥革命紀念日置于“大歷史觀”視野下，與“民族復興”話語相連，便會發現“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16)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0月10日。這一內在特質。這種特質的研究和解讀，既讓辛亥革命紀念日展示出階段性紀念活動的政治意涵，又可以表達辛亥革命這一歷史事件得以連續性紀念的獨有氣質，還能看到紀念日與其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之間的緊密關系。

更多的時候，集中書寫“中國共產黨故事”的敘事方式促使研究者將焦點放在黨的身上，往往會忽略社會民眾，以致“民眾故事”的單薄或缺失，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作為輔助角色或效能評估的在場，這不僅讓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敘事缺乏歷史厚度，而且在無形之中限制了中共紀念史研究的邊界。一般而言，作為不同于日常的特殊時間，屬于政治力量的紀念日一旦溢出政治流向社會，便不再是政治力量的專屬時刻，而成為社會的共有時間，這當然也是政治力量的理想追求。在中共紀念史的史事圖景中，大多數紀念日不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屬時間，還是屬于民眾的社會時間，這意味著研究者既要呈現作為主角的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故事”，還要描述社會生活中的“民眾故事”。因而，研究者要進一步延展中共紀念史的敘事對象，真正將“民眾故事”納入中共紀念史的敘事。這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學術自省，實則是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發展根本動力這一歷史哲學觀念的客觀反映。

習近平紀念講話處處體現“人民至上”的立場觀點方法，充分強調社會民眾在文明創造、社會發展和國家強盛中的作用。比如，“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17)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第481頁。，婦女“是人類文明的開創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18)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級別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2日。，廣大勞動群眾“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充分發揮主力軍作用”(19)《習近平向全國廣大勞動群眾致以節日的祝賀和誠摯的慰問》，《人民日報》2023年5月1日。，等等。黨的二十大報告又將“人民至上”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立場觀點方法的首條原則，彰顯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立場。因而，研究者在中共紀念史研究中也要講好“民眾故事”，增強社會民眾在中共紀念史中的態度情感、行為規范和價值追求的敘事力度，這可能是擴充中共紀念史研究內容以及增強敘事層次感、豐富性和厚重感的方向。在這里，筆者以“七一”紀念為例作一說明。

眾所周知，“七一”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紀念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段時間以來，黨史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七一”紀念，致力于講好其中的“中國共產黨故事”，普遍采用的敘事方式是在描述“七一”紀念的因由、方式和場景的基礎上，分析討論紀念意義，書寫出以“中國共產黨故事”為敘事重心的“七一”紀念史，提供了一個從“七一”紀念觀察中國共產黨政治實踐歷程的理想視角，研究意義頗大?？墒?，如果審視新中國成立前“七一”紀念基本狀況的話，可以明顯看到“七一”紀念日并非中國共產黨的專屬。從紀念活動初期開始，黨便寄托了足夠多的社會期望，希冀“七一”紀念日能夠成為社會民眾接受和認可的節慶時刻。這樣的政治期望確實也沒有落空，從抗戰后期開始，伴隨著政治形勢好轉以及經濟生活條件改善，社會民眾對“七一”紀念日有了自己的認識和慶祝方式，既重視慶?！捌咭弧边@個中國共產黨的生日，還在“過生日想到報娘恩，過‘七一’記住報共產黨的恩”(20)鄭東：《勞動英雄上官中有紀念共產黨的生日》，《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7月1日。的心理情緒中選擇向共產黨拜壽的行動。

1945年“七一”，蘇北漣東居興村民眾組織紀念活動，給“共產黨做生日”，上午開紀念大會，中午吃大會餐，下午搞文娛比賽(21)《蘇北漣東佃雇農集會慶祝我黨誕生24周年》，《解放日報》1945年7月26日。。這樣樸素的民眾行為表達并不在少數，且在土地改革等各項政策落地生根所帶來的心理認同中愈發成長，促使“七一”紀念在鄉村社會中逐漸擴散開來。1946年“七一”，偏關民眾在“人民政黨 萬壽無疆”的情感意識中組織了一場熱烈的慶祝會(22)《人民熱烈的愛憎——記“七一”在偏關》，《晉綏日報》1946年7月18日。。涉縣東豆莊、西后等村民眾以“組織鋤苗競賽、加緊勞動生產、爭做勞動模范”的紀念形式感恩共產黨，長治、和順、武安、豫北等新解放區民眾則以給毛澤東寫信的形式表達對共產黨的感恩之情(23)《太行冀南各界熱烈集會飲水思源狂歡慶“七一”》，《人民日報》1946年7月5日。。1947年“七一”，涉縣八區民眾開展立功運動“給黨做壽”(24)《涉縣八區翻身農民飲水思源 立功勞給七一獻禮》，《人民日報》1947年6月21日。。晉城城關民眾則組織了盛大的“祝壽”集會，身穿新衣，抬著大壽桃、壽面和各式各樣禮物，高舉毛澤東像，分頭登臺給共產黨拜壽，鼓樂喧天，場面熱烈(25)《晉城城關群眾給共產黨祝壽》，《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7月11日。。1948年“七一”，臨縣窯坪墕、李家塔兩行政村22個自然村全體農民抱著“中國共產黨的生日，給共產黨拜壽”的心理認識，放下“農忙”也要組織和參加紀念活動(26)石?。骸掇r民的慶賀——記臨縣窯坪墕、李家塔紀念“七一”大會》，《晉綏日報》1948年7月16日。。

由上可見，“七一”紀念日逐步溢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范疇，發展成為社會民眾感恩中國共產黨的節日，且這種表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變得愈加普遍。顯然，社會民眾對于中國共產黨賦予“七一”紀念的社會情懷產生了回饋反應。那么，社會民眾為什么會有這種回饋反應？“七一”紀念在民眾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民眾以自我方式紀念“七一”究竟傳遞了什么樣的情感？“七一”紀念日化為社會節慶時刻究竟說明了什么？等等。這些疑問難以在重視“政黨故事”的“七一”紀念敘事表達中得到彰顯和詮釋，即使對社會民眾紀念行為有所描述，大抵也是政治認同或紀念功能的效果呈現。因而，“民眾故事”同樣是“七一”紀念史中的關鍵構成部分。研究者要加強以社會民眾為敘事對象的考察，深刻分析民眾產生紀念行為的社會環境，從中考察社會條件構成的影響，盡可能多地敘述“民眾故事”，努力擴充“七一”敘事內容，如此或可更完整地呈現“七一”紀念全貌。

一部中共紀念史，既是中國共產黨開展紀念活動的歷史，也是社會民眾組織紀念活動的歷史，更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共同慶?；蚣o念的歷史。毋庸置疑，中共紀念史研究理應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重點呈現紀念日及其紀念活動對于黨和國家建設發展的重要價值，但是也應該重視“民眾故事”，書寫紀念日及其紀念活動在城鄉社會中的生存圖景，顯現社會民眾的情感、態度和行為。強調“民眾故事”的敘事，并不是要沖擊或削弱“中國共產黨故事”的主角地位或置換“中國共產黨故事”，而是要進一步擴充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敘事內容，增強學術研究的寬度和厚度，在此基礎上，盡力尋找中國共產黨與社會民眾在紀念活動中相互之間的“交融故事”，或許能夠進一步提升研究的說服力。

三、“集體記憶”：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效能詮釋

紀念效能的詮釋是中共紀念史研究的關鍵構成，即研究者如何評估紀念活動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價值功能，這并不是一件容易實現的研究目標?，F在來看，研究者側重于觀察和呈現中國共產黨賦予紀念活動的政治期待以及這些政治期待傳播與落地的基本情形，重點分析紀念活動中承載政治期待的文本話語、活動場景、儀式規制、象征符號、傳播媒介等環節和鏈條，以此詮釋紀念活動的歷史作用和時代價值。這樣的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透視了中國共產黨圍繞紀念日進行的政治追求，揭示了紀念政治在組織發展、政權建設、思想傳播、形象塑造、關系協調、整合資源、社會動員等方面的功效。

雖是如此，經常聚焦于政治力量如何謀求政治目的的觀察和解讀，難免強加給中共紀念行為額外的目標意圖，或者將紀念文本中的階段性意圖理解為長時期的政治追求，或者這些目標意圖本身并不存在，形成單一的以功能主義為主導的詮釋框架。這種效能詮釋雖然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發掘中共紀念政治的諸項功能，但也讓中共紀念史研究的紀念效能評估掉入“處處都是政治設計”的詮釋陷阱，無形之中割裂了社會環境中事件、事物和人的活動之間的因果關系和邏輯關聯，極易造成較為生硬的紀念效能詮釋，這不僅無法提供真正有說服力的效能詮釋，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學理意義，成為制約中共紀念史研究茁壯成長的障礙因素。因而，中共紀念史研究亟須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效能詮釋，而習近平紀念講話中關于集體記憶塑造的紀念指向，則為緩解這一難題提供了路徑方法。

記憶既是對過往的識記和保持，也是過往在現實生活中的再認，更是每個人溝通過往與現實的情感活動。因而，集體記憶往往意味著每個個體都對同一過往產生趨同的價值判斷，進而引發現實中的情感共鳴，帶來行動合力。對于政治力量而言，將自身的政黨記憶與社會的個體記憶互融從而生發集體記憶，并促使集體記憶走向民族記憶、國家記憶乃至世界記憶，無疑是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政治追求。紀念日作為同一過往和現實的時間節點，其紀念活動往往是生產集體記憶的重要脈絡。

整理和研究習近平紀念講話，可以明顯感覺到，記憶話語是紀念講話中核心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塑造集體記憶的追求。習近平特別強調與紀念對象關聯的歷史記憶，無論是歷史事件紀念還是歷史人物紀念抑或涉及外交關系重要時刻的紀念講話，都注重使用呈現歷史回顧、評價歷史地位、總結歷史經驗的記憶話語，并以此為基礎聯系現實，提出行動措施和現實啟示。比如，習近平歷史人物紀念講話都是以緬懷人物歷史功績為先導，進而追思人物的革命精神、光輝思想和崇高品格，最后以激勵當前作為結束語(27)參見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11月11日)、習近平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11月29日)、習近平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3月1日)、習近平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11月23日)等歷史人物紀念講話。。這樣的記憶話語在不同紀念場景、不同紀念層次、不同參與群體中不斷循環和強化，極容易引發情感共鳴，促生集體記憶。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習近平紀念講話“以一定的話語邏輯與理路，將原有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進行理論化提升，精煉化表達，賦予其新的價值內涵，使之成為應對時代挑戰的重要精神力量”(28)劉興旺：《習近平“紀念講話”與當代中國政治話語表達》，《科學社會主義》2017年第2期。。

毋庸諱言，“中國共產黨借助紀念嘗試喚起和再現整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或形成新的社會的集體記憶，這是它最樂意看到的紀念效能”(29)李軍全：《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反思與突破》，《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3期。。習近平紀念講話注意集體記憶塑造的期待，提醒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要發現和梳理集體記憶產生和發展的材料線索，探尋中國共產黨的政黨記憶是如何形塑和整合社會中每個個體記憶并最終達到融合的歷史脈絡。換句話說，研究者要盡可能多地發掘和呈現中國共產黨“最樂意看到的紀念效能”，以此作為最有說服力的闡釋案例。集體記憶的尋求和再現，不僅讓研究者能夠繼續勾畫中共紀念政治圖景，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而且促使研究者進一步發掘社會民眾對待中共紀念行為的情感態度和行為規范，展現“民眾故事”。因而，這樣的探索方向一旦得到充分發掘和呈現，一定是很有力量的詮釋中共紀念效能的證明。

其實，將集體記憶的發現作為詮釋中共紀念效能的想法，已經是一些學者的研究旨趣。比如，將記憶史與紀念史結合起來的研究，能夠擴充紀念史的知識結構，充分發揮記憶史的社會史研究路徑，從而既便利于觀察“紀念活動如何從國家、精英層面傳遞至社會、民眾”的過程，也能夠“考察記憶如何借助紀念活動進行社會傳遞，并成為社會認同的重要資源”的脈絡(30)郭輝：《紀念史與記憶史：一個學術關系問題的思考》，《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5期。?？梢?，相對于靜態的意圖功能的紀念效能分析，集體記憶的探索和發掘是一個動態性的紀念效能展示，既揭示了政黨記憶如何轉化為集體記憶的歷史細節，也能再現政黨記憶與個體記憶互動交融的歷史場景。不難理解，主張集體記憶作為中共紀念效能的詮釋方向，所面臨的核心研究工作在于發現中國共產黨生產和塑造集體記憶的技術細節和政治奧秘。完成這種研究工作，除了史料支撐之外，可能需要依賴回歸歷史場景和建立國家與社會雙向互動研究思維這兩項關鍵要素。

集體記憶的生產往往需要特定的場景，回歸歷史本身，探究中國共產黨組織紀念活動的歷史場景，這是再現集體記憶的基本前提。比如，為了更好地保證紀念效果，在如何組織1949年“三八”節紀念活動問題上，中共晉察冀邊區十地委特別注意紀念形式與黨的控制力相協調，特意在通知中強調要結合地區性質采取相應的紀念方式，明確要求在群眾基礎好的鞏固區應組織開展規模較大的紀念大會，除了縣區女干部，也要動員男干部加入紀念大會的組織工作，對于縣區干部不能到場的遠距離村莊，要安排村干部負責組織召開大會，或者由區干部分小片組織婦女群眾開會紀念，而對于群眾基礎不牢靠的解放區，并沒有嚴格的要求，理由是這些地區黨的組織和各級政權尚未建立，組織開展大規模的群眾紀念大會頗有難度，所以提出了縣區干部可以五里地為半徑的地域范圍靈活組織紀念會議的意見，對參會人數也未作要求，只是給出了讓抗屬或貧雇農為骨干帶動其他人參會的建議(31)《十地委婦委會關于紀念三八節的指示》(1949年2月)，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7-1-32-1。?？梢?，研究者能否留意到中國共產黨努力契合紀念主題與現實時機的歷史線索，對于探尋和揭示集體記憶的形成過程尤為關鍵。

集體記憶的揭示更應該從政黨記憶與個體記憶相互融合的紀念場景中尋求線索。比如，深深植入中國社會的國慶節——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對其紀念效能的研究便要著重呈現國家與社會、政黨與民眾的雙向互動。近年來的國慶節休閑化、商業化色彩濃厚，但依然是塑造集體記憶的重大紀念日，畢竟“愛國，是一種天然情感；愛國，也是需要表達的”(32)馬望原：《中國有我 我有中國》，《人民日報》2018年10月2日。。所以，研究者一方面要觀察中國共產黨借助紀念活動向社會傳遞的愛國感情，如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的公祭儀式、國慶盛大閱兵儀式、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升國旗儀式等系列政治活動，另一方面也要發掘社會民眾借助紀念活動展現自身的愛國熱情，如緬懷英烈、觀看升國旗儀式、與國旗合影、向國旗敬禮、“向祖國表白”等各種形式的活動。源于共同的信念共識，以愛國情感為紐帶，政黨記憶和個體記憶在國慶節這個特定時空中融合為集體記憶，基于此，“國慶的確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節日”(33)陳家興：《激發可貴的“國家意識”》，《人民日報》2013年10月2日。。

四、結語

當前，中共紀念史研究雖然不是光芒四射，但也有方興未艾之勢，如何延續并且助長這種勢頭呢？“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34)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習近平紀念講話所體現出來的“大歷史觀”“民族復興”“人民立場”等世界觀和方法論，給予中共紀念史研究一種嶄新的理論指導，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分析框架。針對當前中共紀念史研究遇到的困境，研究者需要認真領悟和運用習近平紀念講話給予的理論方法指導，在充分借鑒吸收已有理論闡釋工具的基礎上，轉換話語闡釋體系，從中共紀念史中尋求歷史正題，以此尋找中共紀念行為的政治脈絡和關鍵要素，從中探索中共紀念政治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近代中國政治化、中國共產黨奮斗歷史和國家現代化建設之間的內在關系和歷史邏輯，構建屬于中國話語體系的敘事方式和闡釋體系，避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成就淹沒于刻板的理論預設和機械的敘事方式中，從而“展示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35)習近平：《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盡力書寫基于中國理論闡釋的中共紀念史，這應是中共紀念史研究的奮斗目標。研究者勢必能夠提供具有更為寬廣的研究視野、更為厚重的敘事內容、更有說服力的紀念效能的研究成果，助力中共紀念史新的研究奮斗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