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書店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印刷與發行(1936—1945)*

徐 坤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出版機關經營不易，進步書店生存尤為艱難。正如出版人胡愈之所說，“從前進步書店沒有錢，沒有錢就辦皮包書店，出的書不一定壞，但是賣不出去”，所以“很多書店辦不下去，出了幾本書就關門了，不是被國民黨封掉的，因為沒錢辦下去了”(1)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5—146頁。。而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則不然，它1932年7月成立于上海，1948年10月與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在香港合并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存在時間最長和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機關(2)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紀念集1932—1982》，1984年印行，第34頁。按：本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是一種廣義的概念，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共領導人著作、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著作和通俗著作等。。

近幾年來，隨著《生活書店會議記錄》系列資料的出版，學界關于生活書店的研究成果日漸增多，主要關注其組織制度(3)范雪：《抗戰時期生活書店的制度選擇》《歷史中的“出版”：主體性問題》《書店主體性：知識、干部與制度》，《文藝研究》2017年第7期、《現代出版》2020年第3期、《讀書》2022年第7期；張大偉：《制度與人性：塵封史料中的生活書店內部管理制度(1938—1939)》，《中國出版》2020年第5期。、圖書發行(4)周禎偉：《生活書店〈戰時讀本〉的出版發行始末》，《編輯學刊》2020年第5期；陳麗軍：《生活書店與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發行》，《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22年第2期。和出版業績(5)華翔：《生活書店紅色出版物出版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大學，2021年；羅智國：《民國時期三聯書店紅色出版物的定量分析》，《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黃勇：《生活書店：臺柱子和暢銷書》，《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4期；陳義望：《新中國成立前三聯書店紅色出版歷史回溯及其當代價值》，《中國出版》2022年第23期。按：此外，由韜奮紀念館編輯出版的《鄒韜奮研究》，從2004年至今已出10輯，近幾年有多篇關于生活書店出版、印刷和發行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已單獨發表。等，但在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究。例如，生活書店為何在成立4年后的1936年突然崛起，并開始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新書？為何在1938年到1940年，能以微薄的資本在出版新書和開設分支機構的數量上遠超國民黨的最大出版機關正中書局(6)據考證，生活書店從1938年到1940年共出版新書443種，1939年初分支機構最多時達32家。正中書局從1938年到1940年共出版新書263種，曾建立9個分支局和8個代理分局。參見唐潤明：《試論國民政府遷都對重慶的影響》，《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2卷，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1160頁。？1940年又為何被身為中共黨員、讀書出版社總經理的黃洛峰稱為“出版上的黃金時代”(7)范用編：《戰斗在白區：讀書出版社1934—1948》，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21頁。按：讀書生活出版社1939年更名為讀書出版社，在抗戰期間也編有內部刊物《社務通訊》，創刊于1939年5月，終刊于1941年1月，共出36期。？有鑒于此，本文利用《生活書店會議記錄》和《店務通訊》等一手資料，通過梳理生活書店1936年到1945年間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印刷與發行狀況，力圖揭示書店經營、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馬克思主義傳播和中國革命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出版上的黃金時代”:馬克思主義新書的出版

1935年華北事變以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抗日救亡成為中國人民的緊迫任務和普遍要求，各種救亡思潮和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同年10月，為挽救民族危亡，《讀書生活》雜志社(讀書生活出版社前身)邀集《中國農村》(新知書店前身)、《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和《生活知識》等諸家雜志社，共同發起一場旨在普及“新哲學”(即唯物辯證法)的通俗化運動(8)參見范用、劉大明主編：《出版家黃洛峰》，百家出版社，2007年，第288—289頁；《文化情報》，《生活知識》第1卷第2期(1935年10月)。。新哲學以激進的救亡姿態興起，有著極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救亡與新哲學成為同義語，要救亡就要學習新哲學成為知識青年的共識(9)通俗化運動后來匯入1936年興起的新啟蒙運動。關于新哲學與救亡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參見王彬彬：《“新啟蒙運動”與“左翼”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河北學刊》2009年第4期。。通俗的寫法和文字，又使許多高深理論被失學青年、店員、學徒和中小學生所接受和理解(10)李初黎：《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檢討》，《解放》第1卷第24期(1937年11月)。。于是，馬克思主義通俗著作閱讀蔚然成風。正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所說，“又逢著非常的國難，每個國民都熱情地要匡救國家。讀書界的傾向便嚴肅起來，政治經濟書籍非常流行，甚至哲學書銷路也好”(11)邵力子：《對于目前出版界的意見：不要浪費紙張》，《讀書》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

新的閱讀熱扭轉出版界動向，翻印古書風氣消沉，幽默文學刊物沒落，社會科學復興并通俗化(12)李磐若：《一年來出版界的巡視》，《民眾周報》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這始于讀書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出版的艾思奇《哲學講話》(后改名為《大眾哲學》)一書及在此基礎上編成的《讀書生活叢書》(13)《出版家黃洛峰》，第290頁。。這一成功經驗吸引各家書店跟風效仿，都朝著通俗化叢書方向發展(14)群橋：《“叢書年”》，《大公報》1937年3月26日。。在各家書店的叢書中，以同年5月生活書店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讀物《青年自學叢書》影響最大。該叢書由生活書店總編輯張仲實主編，約請幾十位作家為特約撰稿者，分別就專門選題寫出5萬字左右的著作，僅在1936年就出書14種(15)參見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六十年出版風云散記〉續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第99頁；曹鶴龍、李雪映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圖書總目：1932—200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09—110頁。。除通俗叢書外，各家出版社還競相翻譯蘇聯學者著作。列昂節夫的一本政治經濟學著作在3個月間出現3個譯本，其中生活書店假托以經售名義出版的張仲實譯本《政治經濟學講話》在兩個月內兩次重印(16)這里的作者名采用現在的通行譯法，這三個譯本分別是〔蘇〕萊渥鐵愛夫著，吳大琨、莊紀塵譯：《大眾政治經濟學》初版，文化編譯社，1936年；〔蘇〕列昂捷也夫著，胡明譯：《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初版，經濟學會，1937年；〔蘇〕A·李昂吉葉夫著，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初版、增訂3版，1937年印行。按：《政治經濟學講話》一書不署出版社，多種材料證實該書由生活書店出版，這是一種規避風險的出版策略。此外，很多時候也不注明發行人、經售方和印刷者。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78頁；北京印刷學院、韜奮紀念館編：《〈店務通訊〉排印本》(上)，學林出版社，2007年，第200頁；上海韜奮紀念館編：《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中華書局，2022年，第467頁。。新書出版迅速，又能在短時間內不斷再版，加速了資金周轉速度，同時也提高了經濟和社會效益。職是之故，生活書店才能以微薄資本，克服鄒韜奮入獄和審查限制等諸多困難(17)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65—70頁。，將新書出版量從1935年的70種提高至1936年的140種，馬克思主義新書從10種猛增至30余種(18)生活書店1932年到1945年新書出版數量和種類，是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圖書總目：1932—2007》和《解放區根據地圖書目錄》的基礎上，通過查詢生活書店多種圖書目錄、會議記錄、店務通訊，各大報刊中的書刊廣告，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檔案，國家圖書館的“革命文獻與民國時期文獻聯合目錄”，“中國歷史文獻總庫·民國圖書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韜奮紀念館官網等諸多資料，進一步考證生活書店以自己招牌、副牌、合作書店、總經售名義和不署出版社等諸多方式出版的書籍，并盡力核對各書各版次的版權頁，除去重復和重版者、改正出版時間和出版社有誤者之后的統計結果。由于條件所限，這些數據未必全面，只能提供一個大致的參考。據統計，生活書店1932年到1936年歷年新書出版量分別是12、49、71、70和140種，馬克思主義新書是1、14、3、10和34種。。這股出版熱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依然高漲。

戰事初起，民眾普遍關注戰場消息，紛紛搶購報紙，后來則轉而關注抗戰理論和戰時知識(19)《在出版界二十年：張靜廬自傳》，上海雜志公司，1938年，第191頁。。生活書店緊跟市場形勢，除大量出版戰時讀物外，還擴充《青年自學叢書》，并新出《百科小譯叢》和《世界名著譯叢》兩套叢書，分別選譯《蘇聯大百科全書》中長篇條目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借著這股新的出版熱，1937年新書出版量增至161種，其中馬克思主義著作多達70種(20)《生活書店史稿》，第58—59、111—112頁。。

日軍入侵上海后，生活書店跟隨著東部地區文化和教育機關一同遷往后方。與此同時，大量文化工作者和知識青年也疏散至后方，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熱潮，他們對于戰時讀物和馬列著作求購殷切。新知書店從上海帶到漢口的大批書籍很快銷售一空(21)參見《新知書店的戰斗歷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第7頁。。生活書店的存貨“大都均可暢銷”，收入漸多，有了更多出版新書的資金(22)《〈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3頁。。在國共合作和全面抗戰的大形勢下，為壯大自身編輯出版力量，生活書店在1938年1月成立編審委員會(23)《生活書店史稿》，第115頁。，將過去分散在各個出版社的失去組織聯系的中共黨員和左翼人士聚集在一起(24)參見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識”與“政治”——延安與生活書店的戰時交往史》，《文學評論》2016年第5期。。除繼續編輯已有的幾套叢書之外，同月還新約請柳湜和周揚分別主編《戰時社會科學叢書》和《中國文化叢書》(25)《〈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3頁。。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讀者對理論書籍的需求超過了抗戰小冊子。1938年5月，門市部報告“一般小冊子已不很好銷，目前最感缺乏是理論書籍”(26)《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197頁。，生活書店轉而大量出版相關著作。同年6月，《中國文化叢書》的第1種著作、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部長凱豐所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以中國文化社的名義出版。該叢書的稿件均來自延安，執筆者為中共高級干部。(27)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125—126頁；凱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初版，中國文化社，1938年。延安的稿件和樣書由長江局提供給生活書店，大多不以本店名義出版，主要采取4種規避風險的出版策略。以1938年出版的書籍為例：一是重印樣書，如仿照解放社的版式和裝幀重印《論持久戰》等書(28)《生活書店史稿》，第228頁。按：解放社是全面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主管機關在延安出版重要著作所署的出版單位，曾出版《馬恩叢書》《抗日戰爭參考叢書》《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和毛澤東著作。；二是不署出版社，如莫師古譯《“左派”幼稚病》《國家和革命》以及《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書(29)生活書店出版而不署出版社的著作，仍是有跡可循。例如，莫師古(莫斯科諧音)譯本出自生活書店的證據主要有兩條：一是在《新華日報》《理論與現實》刊登的生活書店廣告中，分別將莫師古譯《國家與革命》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入其《世界名著譯叢》。二是1938年10月重印的莫師古譯本《國家與革命》和《“左派”幼稚病》的版權頁有與生活書店本版著作相似標記，如在出版時間后有字母(“S”)和編號數字(“總0032”和“總0033”)，幾個月后假托以經售名義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講話》增訂5版的版權頁同樣有字母(“S”)和編號數字(“總0062”)。參見《出版消息 二十三期》，《新華日報》1940年12月2日；《生活書店發行世界名著譯叢》，《理論與現實》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蘇〕列寧著，莫師古譯：《“左派”幼稚病》5版，1938年印行，版權頁；〔蘇〕列寧著，莫師古譯：《國家與革命》3版，1938年印行，版權頁；〔蘇〕A·李昂吉葉夫著，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增訂5版，1939年印行，版權頁。；三是詭托總經售、總代售、代售等形式，如《中國文化叢書》和《中蘇小叢書》(30)凱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初版，中國文化社，1938年，版權頁。按：《中國文化叢書》(1939年改稱《中國文化社叢書》)原計劃出書12種，實際出書6種，除凱豐著作外，還有毛澤東等《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陳伯達《三民主義概論》、郭化若等《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問題》、何干之《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羅瑞卿《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四是以其他出版社名義，如以中國出版社名義出版《共產黨宣言》《論婦女，女工和農婦》《論政黨》《馬恩論中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書(31)中國出版社由中共中央長江局在1938年初創立于漢口，以民間面貌出現，主要業務由長江局領導下的新知書店承辦，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黨的歷史文獻和高級干部著作(許多書籍是重印解放社版著作)。生活書店也承擔中國出版社部分著作的出版業務，下列著作不僅在《店務通訊》上有排印信息，還在版權頁有生活書店特有的編號。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315、321頁；〔蘇〕列寧：《論婦女，女工和農婦》初版，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權頁；佚名：《論政黨》初版，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權頁；〔德〕馬克思、恩格斯合著，成仿吾、徐冰合譯：《共產黨宣言》初版，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權頁；〔德〕馬克思、恩格斯著，方乃宜譯：《馬·恩論中國》初版，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權頁；〔德〕恩格斯著，吳黎平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初版，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權頁。按：《新華日報》館的《新群叢書》由生活書店承擔印刷、發行和銷售工作，但只查閱到兩種著作出現過生活書店特有書號，其他則較難分辨證實。參見林祖涵、凱豐：《十月革命的經驗與中國抗戰》再版，新華日報館，1939年，版權頁；《中共六中全會文獻》初版，新華日報館，1939年，版權頁。。在理論書籍出版熱的影響下，生活書店1938年的新書出版量增至210種，其中馬克思主義著作多達84種。

戰時讀物和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大量出版，引起了國民黨的警覺，其對出版事業的管理也由寬轉嚴。1938年7月，為加強和統一審查工作責權，厲行原稿審查制度，國民黨制定《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和《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并于10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作為國統區最高書刊審查機關(32)參見徐坤：《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研究(1938—1945)》，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7年，第46—48頁。。值得注意的是，該委員會成立伊始曾呈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核準，擬從寬處理《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等理論讀物(33)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11頁。。1940年3月又專門指示各地審查機關：“馬克斯、恩克斯本人著述多為共產主義之理論，對于此類書籍，可視為理論讀物，審查標準不妨稍寬；列寧、史太林為友邦元首，對我抗戰，甚表同情，如系譯述其本人著述，內容雖間有不妥，亦可不予處置?！碑斎?，這并不意味著放松監管，該委員會要求以上著作在出版或重印前必須送審原稿，并重申將對“鼓吹階級斗爭，強調階級對立之書刊”，視情節輕重予以刪削檢扣。該委員會成立后的兩年間，查禁和停售的生活書店各類著作多達68種。(34)參見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編：《審查手冊》，1941年印行，第120—121頁；《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1)，第717—770頁。同時，各地審查標準不一，又無統一的檢查機關，憲兵、警察局和黨部都能檢扣(35)《〈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421頁。，再加之戰爭破壞和通貨膨脹，出版工作進入艱苦階段。

1938年6月，武漢會戰爆發。生活書店總店改為總管理處后，從武漢內遷重慶(36)《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201頁。。10月，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兩地分店疏散，失去1/3的營業收入，損失1/2以上的資財(37)《〈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68頁。。1939年，戰事蔓延，交通斷絕，各種材料騰貴，加之政治摧殘更甚，造成生活書店營業不振、虧損嚴重(38)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下)，學林出版社，2007年，第1435—1436頁。。

關于盈虧，經理徐伯昕有一個簡單的估算方法：以總開支占總營業額的比值和20%的毛利潤率作比較，高于毛利潤率則虧損，反之則盈利。這一比值1938年上半年是18.4%，下半年21.4%，1939年上半年增至24.1%，1940年前5個月達到27.5%(39)參見《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76、106、212、239、374頁。。不難看出，生活書店從稍有盈利逐漸走向嚴重虧損，新書出版量也隨之下滑，1939年、1940年各只有148種和85種，其中馬克思主義新書分別為58種和32種。盡管全年的出版量下滑，但1939年上半年馬克思主義新書的出版勢頭依然較好。除原有幾套叢書繼續出書外，新出《新中國學術叢書》《社會科學初步叢刊》和《蘇聯研究叢刊》三套叢書(40)曹鶴龍、李雪映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圖書總目：1932—2007》，第116、135、150頁。，還分別以解放社和中國出版社名義出版《斯達林與紅軍》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41)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349、406、408頁；〔蘇〕伏諾希諾夫著，江隆基譯：《斯達林與紅軍》，解放社，1939年；中國出版社譯，博古總校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下冊初版，中國出版社，1939年。，另以華社名義出版《論持久戰》《論新階段》《論游擊戰》和《共產國際綱領》等書(42)毛澤東：《論持久戰》初版，華社，1939年；毛澤東：《論新階段》初版，華社，1939年；朱德等：《論游擊戰》初版，華社，1939年；佚名：《共產國際綱領》初版，華社，1939年。，不署出版社出版《反對帝國主義大戰》《為統一戰線而斗爭》《列寧主義初步》和《政治經濟學》等書(43)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408頁；〔蘇〕曼努意斯基著，伊黎譯：《為統一戰線而斗爭》初版，1939年印行；〔意〕愛爾科里著，哈密譯：《反對帝國主義大戰》，1939年印行；〔蘇〕雅洛曼綏夫：《列寧主義初步》初版，1939年印行；〔蘇〕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初版，1939年印行。。這一狀況背后有市場需求的支持，正如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所言：“大概關于馬列主義及社會科學的書籍，在現在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最能銷行。盡管國民黨部在許多地方查禁這類書籍，但銷行的數目總較其他書籍為多?！?4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332頁。

不過到了1940年，馬克思主義新書的高產也難以為繼，叢書中只剩下《青年自學叢書》《百科小譯叢》《世界名著譯叢》和《社會科學初步叢刊》還在出書(45)曹鶴龍、李雪映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圖書總目：1932—2007》，第79、111、116、121頁。。減產原因除經濟虧損和原稿審查限制之外(46)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13頁。，也與市場需求減少有關?？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安逸之風滋長，公眾閱讀興趣轉向文藝小說、幽默雜志和電影畫報(47)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下)，第1419、1447頁。?？紤]到讀者仍有學習理論的需要，同時為了規避風險和減少虧損，生活書店在1940年下半年調整了業務安排：一是將《婦女生活》和《理論與現實》分別獨立為婦女生活社和學術出版社(48)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六十年出版風云散記〉續編》，第120—121頁。，并創建知識出版社和未明出版社兩個副牌，出版多種馬克思主義著作(49)參見《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426頁。；二是通過沈鈞儒投資桂林的三戶圖書社和三戶印刷廠，與讀書和新知兩家書店到敵后抗日根據地籌建華北書店和大眾書店(50)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19—220、314—315頁。；三是在1941年的出版計劃中增加文藝、中級讀物和工具書的數量，減少高級學術著作的比重(51)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下)，第1515頁。。

皖南事變后，生活書店遭到一系列沉重打擊，編審委員會也于無形中解散。但因提前作了準備，生活書店尚能維持出版不輟，并很快作出調整?？偣芾硖幱?941年3月遷往香港，籌建新的出版陣地并領導全國業務。在國統區的重慶、桂林兩地分店則很少再用本店名義出版新書，主要通過合作經營和主副業并舉方式來應對危局，重慶分店繼續營業，并陸續合建4個出版機關；桂林分店停辦后，主要業務由三戶圖書社負責，并利用6個副牌出書(52)生活書店在重慶的4個合作機關分別是：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合辦的國訊書店，與沈鈞儒合辦的峨嵋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3家書店與會計師潘序倫合辦的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與南方局合辦的文林出版社；在桂林的6個副牌分別是：文學書店、文學出版社、文學編譯社、學藝出版社、自學書店和新少年出版社。。為解決資金和紙張短缺的難題，書店還通過合資方式建立正泰行、光華行和裕中行衡陽辦事處，構建一張往來上海、香港、桂林和重慶的貿易網絡，以文具和紙張生意為主。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延安和遼縣(1942年改名左權縣)的華北書店于1941年開業，因環境艱苦，最初只能油印出版文藝小說和通俗讀物。(53)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20、239、257、266、270—274、300—303、316、444—445頁。

正當書店處境艱難之際，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和上海租界淪陷，香港分店撤離疏散，上海分店改營文具儀器(54)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67—268、315—316頁。。生活書店不僅損失了大量資財，還從此失去兩大出版據點，在政治和戰爭的雙重摧殘下，1941年新書出版量降至35種，馬克思主義新書出版量降至8種。不過，戰爭也帶來1942年政治形勢的好轉，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形成，國共關系趨于緩和，出版業逐漸復蘇(55)《生活書店史稿》，第269—270頁。。從1942年到1944年，生活書店和華北書店每年新書出版量維持在70種左右，馬克思主義新書出版量仍只有個位數(56)據統計，生活書店從1942年到1944年的歷年新書出版量，分別是89、72和61種，馬克思主義新書出版量分別是12、5和6種。此外，華北書店在根據地出版數十種教科書，因不易搜找未統計在內。。究其原因，生活書店在國統區面臨物價暴漲、沉重稅負和原稿審查等困難(57)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88—298頁。，無法出版更多理論著作；華北書店在根據地則面臨日軍“掃蕩”和自然災害等危機，在1943年與新華書店合并后(華北書店1944年11月更名為“韜奮書店”)不再出版理論書籍(58)延安華北書店和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左權縣的華北書店與“新華書店華北總店”，在1943年合并統一經營，對外用華北書店的名義出版文藝和自然科學讀物，用新華書店名義出版政治理論書籍。參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文獻史料集》(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517—518、522—523頁；趙生明：《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歷史簡述》，延安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延安文史資料》第5輯，1989年印行，第112頁。。在有限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以歷史和社會發展史類著作最多和最受歡迎(59)《生活書店史稿》，第281頁。。此類著作一方面可以解答時人對“中國向何處去”(60)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社，1940年，第1頁。的困惑，另一方面在國統區會被視為學理上的研討而容易過審(61)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直至1943年9月指示各地：“近來各地雜志迭經發現以唯物史觀解釋中國歷史之文字，積非成是，影響甚大，嗣后對于此類文字不得視為學理上之研討而輕易放過?！眳⒁姟秾彶橹甘揪円?，《審查通訊》第56—57期(1943年9月)。。

1944年4月，豫湘桂戰役爆發，衡陽和桂林在幾個月內相繼陷落。生活書店在桂林的各機構被迫撤離，貿易網絡斷絕，資財損失慘重。同年物價飛漲，紙價、印刷和管理費不斷上漲，書價漲幅跟不上出版成本漲幅(62)《生活書店史稿》，第296—297、304—305頁。。出版業多抱怨：“書商不如紙商，白紙印上了黑字，往往降低了價值?！?63)吳鐵聲：《我國出版界的現在與將來》，《新中華》復刊第2卷第11期(1944年11月)。至1945年，重慶出版業“受物價狂漲影響，已瀕毀滅，無法繼續維持”(64)《出版業緊急呼吁》，《大公報》(1945年6月14日)。。成都出版業在同年5月后已無力出版新書(65)參見《川圖審處成立四周年——舉行文化茶會闡揚工作意義》，《蓉新》第7—8期(1945年8月)。。生活書店也債臺高筑，資金枯竭，1945年前8個月的新書出版量降至6種，馬克思主義新書只有7月出版的吳澤《中國歷史簡編》一書，所需出版資金系通過登報征求預約金的方法解決(66)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97—298、358頁；吳澤：《中國歷史簡編》初版，峨嵋出版社，1945年。。生活書店在如此絕境下仍不惜虧本出版新書，有著自己的一番苦心，“完全是為了維持信譽，保留事業”(67)吳鐵聲：《我國出版界的現在與將來》，《新中華》復刊第2卷第11期(1944年11月)。。

雖然屢遭打擊，但生活書店從1936年到1945年出版馬克思主義新書總量依然有300多種(68)綜上，從1936年1月到1945年8月，生活書店以單獨、合作、副牌和總經售等多種形式在歷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分別是34、70、84、58、32、8、12、5、6和1種，合計310種。，可謂數量巨大。因此，黃洛峰所說的“出版上的黃金時代”，無疑也是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的黃金時期。

二、供不應求: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印刷數量

新書編寫完成，需要印造出來供讀者購閱。與時效性更強的刊物不同，書籍更重視文化積累，可供長期銷售，由出版機關根據市場行情靈活安排每次印數和重印次數(69)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六十年出版風云散記〉續編》，第102頁。。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書籍重印時不論內容有無修改，統稱為“再版”(70)王仿子：《人民出版事業的先驅者——胡愈之》，《中國出版》1989年第1期。。

生活書店在1932年成立之初，資金有限，無力自辦印刷所，主要依靠長期合作的幾家印刷廠造貨。造貨原則是少印勤印，即每次印數不要太多，快缺貨時立刻重印，以減少庫存、避免滯銷。如暢銷叢書《青年自學叢書》中的每種著作，初版印數3000冊，只能保本，再版印刷兩三千冊，才能盈利(71)《生活書店史稿》，第79—80頁。。在當時教育尚不普及的情況下，三五千冊的印數已屬很高，若初版只印一兩千冊，不再版就要賠本(72)《回憶中華書局》(上)，中華書局，2001年，第78頁。。如《青年自學叢書》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一書在出版后的3個月內兩次重印，《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9個月內3次重印(73)平心：《社會科學研究法》初版、3版，生活書店，1936年；沈志遠：《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初版、4版，生活書店，1936年、1937年。。印次越多，意味著資金周轉越快、利潤越高，好書多銷，實現經濟和社會效益雙豐收。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生活書店將造貨重心轉移到武漢和廣州兩地，上海和重慶為輔(74)《〈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頁。。盡管上海在同年11月淪陷，但英美法租界是日軍不敢入侵之地，留在此地的上海分店仍能大量造貨(75)《生活書店史稿》，第307頁。。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兩地分店撤退，重新布置造貨中心。從印刷和運輸條件看，上海租界紙張價格低廉，印刷和裝訂精良，運輸可由海路經昆明轉運至后方，適合印造時效性弱和多次重版的書籍。重慶造貨價格較高，印造急需的新書和重版書。桂林造貨缺少紙張供應，但仍要造貨供給西南各地。于是造貨工作改以上海租界為重心，重慶和桂林兩地為輔(76)《〈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70—271頁。。

隨著造貨中心增多，生活書店在1938年大幅增加書籍印數以滿足市場需求，暢銷書印數每次在5000冊以上(77)《〈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52—53頁。。連續重印，仍供不應求?！督袊鴨⒚蛇\動史》在出版后的兩個月內兩次重印(78)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初版、3版，生活書店，1937年、1938年。，《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曾在3個月內3次印刷(79)錢亦石：《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再版、4版，生活書店，1938年。?！顿M爾巴哈論》在出版后的4個月內兩次再版(80)〔德〕恩格斯著，張仲實譯：《費爾巴哈論》初版、再版(1938年2月、4月)，生活書店，1937年、1938年。。由此可見，1938年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印銷兩旺。

1938年9月，生活書店為提高添配書籍的效率，對除雜志外的全部出版物逐一編號，共計509種。之后再出版新書，按出版的先后順序陸續編號。(81)《〈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34頁。部分非本店名義出版的著作，其版權頁下方同樣有生活書店的編號，如中國出版社《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華社《論持久戰》的編號分別是“S總0540”和“總0560S”(82)〔德〕恩格斯著，吳黎平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初版，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權頁；毛澤東：《論持久戰》初版，華社，1939年，版權頁。。到1939年，生活書店在編號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信息，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書號，包含出版地點、圖書種類、編號、印次和印數等，印入版權頁的左下角(83)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中)，學林出版社，2007年，第750頁。生活書店當時將編號稱為“出版號”，書號稱為“編號”，容易與現在通用說法沖突而引起歧義，故行文時統一改為現在說法。。具體而言，出版地點用字母C、H、K、S、P代替，前4個字母分別是重慶、香港、桂林、上海郵政式拼音的首字母(84)《〈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659頁。，第5個字母P的全稱不詳，經考證可知是指代上海(85)生活書店193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綱要》和《蘇聯歷史講話》兩書初版的書號，分別是“PA0575-1-2000”和“PB0561-1-4000”，說明兩書都在P地排印。另據《店務通訊》，兩書都在上海排印，據此可推知P地指代上海。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349、408頁；〔蘇〕A·舍斯達柯夫著，張仲實譯：《蘇聯歷史講話》初版，生活書店，1939年，版權頁；向林冰：《中國哲學史綱要》初版，生活書店，1939年，版權頁。；圖書種類用字母A、B、C、D、E代替，分別代表高級學術、中級學術、時事、工具書和大眾讀物(86)《〈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750頁。；編號、印次和印數則用數字表示。例如，1939年11月出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書號是“C.A.0759 2-2001-4000”(87)〔德〕馬克思著，沈志遠譯：《雇傭勞動與資本》再版，生活書店，1939年，版權頁。，意思是C地重慶印刷，屬于A類高級學術著作，是出版的第759種圖書，這次是第二次印刷(即再版)，印刷2000冊，總印數4000冊。1939年后有信息含量豐富的書號可查，可以較為準確地掌握生活書店的造貨情況。

1939年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印數依然很高，暢銷書的每次印數都在五六千冊以上。如《政治經濟學論叢》初版和《反杜林論》4版有5000冊(88)〔德〕馬克思著，吳黎平譯：《政治經濟學論叢》初版，生活書店，1939年，版權頁；〔德〕恩格斯著，吳理屏譯：《反杜林論》4版，生活書店，1939年，版權頁。按：《政治經濟學論叢》系王學文、何錫麟和王石巍合譯，初版誤印為吳黎平。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822頁。，《論民族問題》3版多達6000冊(89)〔蘇〕斯大林著，張仲實譯：《論民族問題》3版，1939年印行，版權頁。。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初版和平心《社會科學研究法》6版創造單次印刷1萬冊的紀錄(90)〔蘇〕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初版，1939年印行，版權頁；平心：《社會科學研究法》6版，生活書店，1939年，版權頁。。盡管每次印數很高，但印次依然很多?！犊茖W的哲學》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冊在出版后的兩三個月內就要重印(91)葛名中：《科學的哲學》初版、再版，生活書店，1939年；中國出版社譯，博古總校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初版、再版，中國出版社，1939年。，《政治經濟學論叢》和《論民族問題》在3個月內兩次重印(92)〔德〕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王學文等譯：《政治經濟學論叢》初版、3版，生活書店，1939年；〔蘇〕斯大林著，張仲實譯：《論民族問題》初版、再版、3版，生活書店，1939年。按：《政治經濟學論叢》一書有兩個初版，日期均為1939年4月，區別在于其中一版的版權頁有書號，另一版則無。。因1939年印刷困難，許多暢銷書未能重印，同年12月，生活書店決定在重慶和桂林自建印刷所，增加生產力量(93)《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259頁。。

至1940年，受諸多不利因素影響，生活書店造貨工作低落，印數和印次下滑。每次印數最高者只有4000冊，如《貨幣》和《實用經濟學大綱》兩書(94)〔蘇〕伯萊奧布拉繩斯基著，陶達譯：《貨幣》初版，生活書店，1940年，版權頁；彭迪先：《實用經濟學大綱》初版，生活書店，1940年，版權頁。。重印書籍種類減少，少數暢銷書重印速度卻很快。如《研習資本論入門》一書在同年3月的桂林和上海兩地同時重印(95)沈志遠：《研習資本論入門》再版，生活書店，1940年，版權頁。該書兩地印刷本的出版時間和版次相同，但書號不同，分別是“K.A.0833 2001-5000”和“P A 0833 3-5001-8000”。，《實用經濟學大綱》出版后一個月內就要重印(96)彭迪先：《實用經濟學大綱》初版、再版，生活書店，1940年。。同時，為規避審查制度的約束，同年11月、12月分別以中國出版社和華社名義重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97)中國出版社譯，博古總校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初版，中國出版社，1940年，版權頁；中國出版社譯，博古總校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初版，華社刊行，1940年，版權頁。。

在苦心經營下，生活書店不僅在1940年虧損嚴重的情況下繼續造貨，更在1941年皖南事變后的沉重打擊下維持印刷工作不輟。1941年的生活書店在重慶無自建印刷廠，公私印刷廠又不敢承印，只能通過多家小廠聯合排印一本書，后在潤華印刷廠和重慶印刷廠的幫助下，造貨困難才有所緩解。書店在桂林已有三戶印刷廠，又合辦建華印刷廠，注資新知書店接辦的西南印刷廠，保證圖書按時出版(98)《生活書店史稿》，第295、300頁。。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租界和香港淪陷，生活書店從此失去兩大造貨中心。戰爭還切斷了國統區海外交通，進口紙張隨之斷絕，印刷用紙和機器材料緊缺(99)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頁。，讓造貨工作愈發艱難。

1941年后，生活書店在國統區的新書出版數量減少，又多以副牌或合作出版社名義出版，版權頁不再標注生活書店特有書號，印數和版次的標注方法五花八門，數量都不高。印數最多者3000冊，如《大眾社會學科講話》《中國社會簡史》上冊和《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策》3種書(100)沈志遠：《大眾社會科學講話》再版，婦女生活社，1942年，版權頁；吳澤：《中國社會簡史》(上)初版，學藝出版社，1942年，版權頁；沈志遠：《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策》初版，峨嵋出版社，1944年，版權頁。；重印間隔時間長達一兩年之久，如《社會史簡明教程》和《中國歷史研究法》兩書(101)鄧初民：《社會史簡明教程》再版、3版，生活書店，1942年、1943年；吳澤：《中國歷史研究法》初版、訂正再版，峨嵋出版社，1942年、1944年。。

同時期，延安和遼縣的華北書店各自獲得中共調撥的一家印刷廠后，開始鉛印書籍(10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文獻史料集》(上)，第505、521頁。，但印刷能力仍然有限，版權頁上很少標注印數和版次，可知的印數和印次也都不高。每次印數多者2000冊，如《經濟常識》(103)此書系對彭迪先《實用經濟學大綱》一書的翻印。參見彭迪先：《經濟常識》，華北書店，1942年，版權頁。，少者500冊，如《蘇聯歷史講話》(104)此書系華北書店翻印。參見A·舍斯達柯夫著，張仲實譯：《蘇聯歷史講話》新1版，生活書店，1941年，版權頁。；重印間隔時間較長者，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出版兩年后才重印(105)尹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初版、再版，華北書店，1942年、1944年。。但也有例外，如1942年初出版的《中國史話》一書，廣受根據地讀者歡迎，初版印數2000冊，一個月內銷售一空(106)許立群：《中國史話》3版，華北書店，1944年，“再版后記”第1頁。，在此后的近三年間僅華北書店就至少4次重印(107)許立群：《中國史話》再版(1942年6月、8月，1943年3月、6月)、3版，華北書店，1942年、1943年、1944年。。蘇北的大眾書店，因上海租界淪陷而貨源斷絕，于是自辦小印刷廠，印造急需的小冊子(108)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六十年出版風云散記〉續編》，第55—56頁。。蘇中的大眾書店也編譯一些通俗理論讀物(109)倪波、紀紅：《蘇中革命根據地的新聞出版業》，《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1944年4月，豫湘桂戰役爆發，生活書店在桂林各機構撤往重慶的一路人馬，除人員及少量圖書脫險外，大部分存書、紙型和印刷設備在途中損失(110)《生活書店史稿》，第304—305頁。。生活書店不僅資財損失慘重，還從此失去桂林據點，在國統區只剩下重慶一地造貨。1945年初，生活書店資金枯竭，印數和印次繼續下滑。峨嵋出版社在1945年4月初登報征求吳澤《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歷史簡編》兩書的預約金(111)參見《峨嵋出版社兩大史學巨著征求預約》，《新華日報》1945年4月6日。。登報后近3個月，只有《中國歷史簡編》籌集到500多本書的預約金后得以出版(112)《吳澤著〈中國歷史簡編〉業已出版》，《新華日報》1945年6月25日；《生活書店史稿》，第297—298頁。。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縮編為出版輔導委員會(113)參見徐坤：《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研究(1938—1945)》，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7年，第151頁。，生活書店在上海迅速恢復出版業務，用準備好的紙型重印書籍(114)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368—369頁。。因暫無審查制度的束縛，可以用本店的名義大量重印馬克思主義著作，并在版權頁標注新書號。新書號比較簡單，只包含編號、排印地點和印數等信息。例如，同年9月《簡明中國通史》勝利后第1版的新書號是“[2]S.1-1000”，含義是重印的第2種著作，排印地點在上海，印數是1000冊(115)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勝利后第1版，生活書店，1945年，版權頁。。每次印數最多者2000冊，如同年11月重印的《思想方法論》和《實用經濟學大綱》兩書(116)艾思奇：《思想方法論》勝利后第1版，生活書店，1945年，版權頁；彭迪先：《實用經濟學大綱》勝利后第1版，生活書店，1945年，版權頁。。印數雖不高，重印速度卻很快?！逗喢髦袊ㄊ贰吩谕?月至12月間3次重印(117)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勝利后第1版、北平第1版、勝利后第2版，生活書店，1945年。。少印多次，有限的資金可以印造更多書籍，不斷積累利潤和逐漸壯大實力。

從1936年到1945年，生活書店的出版物不斷重印，暢銷書的總印數普遍在一兩萬冊以上，其中《新哲學的人生觀》和《思想方法論》兩書的總印數分別高達4.7萬冊和4.8萬冊(118)胡繩：《新哲學的人生觀》8版，生活書店，1940年，版權頁；艾思奇：《思想方法論》9版、勝利后第1版，生活書店，1940年、1945年，版權頁。，數百種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總印數達數百萬冊。

三、深入內地: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全國發行網絡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大中型書店兼辦出版和發行業務，只有幾家大書店能在大城市開設分店，主要爭奪利潤最大的教科書市場，一般不銷售非本出版社出版的書。各地小型民營書店小本經營，兼營文具等商品，在白色恐怖下較少經銷新書刊。新書刊流通總體上并不暢通(119)《生活書店史稿》，第82頁。。

生活書店成立后，堅持出版和發行并舉，在上海開辟門市部，設立郵購科，自辦零售和郵購業務。在上海市區之外，主要依靠承襲自1930年成立的“《生活》周刊書報代辦部”的300多家批發戶(120)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江蘇省常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47—248頁。，再從中選擇信譽良好者作為特約經銷處，代理該地區的發行業務(121)《生活書店史稿》，第81—83頁。。因出版物數量較少，營業額不高，發行網絡發展并不快。1936年初，生活書店仍無分店，只有批發戶460戶，近1/3在河南；郵購戶超過2萬戶，遍及海內外(122)《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465頁。。隨著1936年各項業務的迅猛發展，盈利不斷增多，同年5月，生活書店在漢口建立了第一家分店，幾個月后又在香港建立安生書店(123)《生活書店史稿》，第421—422頁。，后者因營業不振而收束，遷往廣州后于1937年2月籌設新分店(124)《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76、96頁。。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生活書店有漢口和廣州兩家分店，9家特約發行所和14家特約經售處(125)生活書店漢口分店編：《生活書店圖書目錄》，1937年，廣告頁。，郵購戶也發展到了5萬余戶(126)《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465頁。。

隨著戰事蔓延，運輸緊張、郵路受阻，加之人員流動性大，郵購工作失去依托(127)《生活書店史稿》，第135頁。。1937年8月2日，生活書店出于擴大發行網絡和分散力量兩方面考慮，決定在西安和成都設立分店(128)《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96頁。。日軍入侵上海后，市面混亂，交通阻斷，上?？偟甑拈T市、批發和郵購等業務停頓(129)《〈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3頁。。8月下旬，為解決戰時上海市區發行困難，又在總店之外陸續增設霞飛路和靜安寺兩個臨時營業處(130)《生活書店啟事》，《抗戰》第3號(1937年8月)；《生活書店增設霞飛路、靜安寺臨時營業處啟事》，《抗戰》第5號(1937年9月)。。9月13日，戰事危急，生活書店決定將總店遷往漢口，并在各大中城市開設分支店(131)《生活書店史稿》，第112—113頁。。

由于戰線崩潰速度太快，生活書店在河南和江南地區建立發行網絡的布局失敗，開封、南京、杭州和蕪湖四地辦事處全部收束(132)參見《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213頁；《生活書店設駐汴辦事處》，《河南民報》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考慮到漢口將會受到戰爭威脅，生活書店決定深入后方開拓發行網絡(133)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1頁。。至1938年5月初，陸續成立西安、長沙、重慶、桂林、成都、貴陽、蘭州和昆明等17家分支店、辦事處(134)《生活書店配合全面抗戰 展開文化工作》，《新華日報》1938年5月3日。。分店多位于后方省會城市，取代特約發行所承擔該地區零售、郵購和批發業務，并向附近城市派設若干個支店，擴大銷售范圍(135)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717—720頁。；辦事處多位于后方交通樞紐，主要承擔批發和轉運工作(136)關于辦事處的職能，參見《〈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1119—1122頁。。分支店的開設多由一兩名干部完成，所帶書報就是資金，職工就地補充，依靠當地熱心讀者和救亡團體的幫助，因陋就簡迅速開張(137)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六十年出版風云散記〉續編》，第114頁。。

后方雖不會被戰事波及，但文化落后，購買力有限，造成營業的低落。例如，根據昆明分店1938年4月5日開業到19日半個月的營業統計，《近代經濟學說史》《封建主義》和《哲學》等新書賣出近百本后就出現銷售困難(138)《〈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79—80頁。。于是，在當年5月，生活書店將發展方向轉向東部前線，籌建金華辦事處，供應前方軍民精神食糧(139)《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105—106頁。。

前線固然有商機，但時刻面臨戰爭威脅。1938年10月，廣州和武漢淪陷，兩地分店撤退，長沙分店準備疏散，西安分店被勒令停業。若四大分店同時停業，將失去半數以上的營業額。同年11月，為增加營業額，生活書店決定擴大全國發行網絡，除在四川腹地擴展外，還將充實江浙流動區，開辟沿海和淪陷區業務，并增設新加坡和迪化(今烏魯木齊)兩大分店，分別發展南洋和西北業務(140)《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147—148頁。。到1939年初，各地分支機構數量達到頂峰，多達32處(141)《〈店務通訊〉排印本》(下)，第1514頁。。

由于原有發行所逐漸減少，分支店和辦事處成立后，聯絡附近重要城市的同行和救亡團體，建立初步分銷網(142)《〈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22頁。。生活書店的出版物是暢銷書，又有進步青年指引和讀者找尋，吸引了各地同業來批購。1938年，四川省榮昌縣高炳榮書店老板聽從進步青年建議，試銷進步書刊“很賺錢”，遂和重慶很多書店建立業務聯系(143)中共榮昌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榮昌縣地方黨史資料選集》第1集(1926—1949)，1987年印行，第271頁。。1939年，云南省羅平縣民生供應社因常有讀者來探尋新書消息，也向生活、讀書和新知3家書店批購書籍(144)參見羅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羅平縣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頁。。因有利可圖，成都百余家舊書店也出售《資本論》《反杜林論》和《政治經濟學基礎》等理論書籍(145)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8—149頁。。

不同于只謀利的商人，國統區各地的中共組織為宣傳革命思想，也會集資開辦書店?！澳铣?、閬中、遂寧、自井、嘉定、宜賓、瀘縣、萬縣，西康漢源、雅安、邛崍、彭仁華各地黨與群均開設有自己的書店，在成都來買書，由黨給予選擇、配備、幫助運輸等，各前進書店的書籍，順利的推銷到各地。在未開書店的地方黨亦鼓勵集錢來買書，必要時由黨的交通負責送”(146)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特委、省委文件(1940—1947年)》，1989年印行，第253頁。。中共書店多仿照股份制公司招股，動員同學、親戚、朋友和社會人士入股支持，不僅能彌補資金不足，還能聯絡社會人士，擴大宣傳對象(147)參見新華書店總店編輯：《書店工作史料》第3輯，1987年印行，第83、94、121頁。。隨著各地零售書店的增多和批發業務的往來，生活書店1939年初的批發戶數量激增到2350余戶(148)《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213頁。。

民營書店為賺取更多利潤，中共書店則要宣傳革命思想，都會在生活書店力所不及的地區建立分支機構。1938年，成都戰時出版社店員沿公路到金堂、廣漢和綿竹等縣推銷書籍，后在新都縣城設立固定發行點(149)成都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1988年印行，第91頁。。1939年春，中共川東特委在重慶成立中國書店，后在江津縣城、白沙鎮和大竹縣三地開設分店(150)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救國會》，1985年印行，第249—250頁。。除分支機構外，許多書店還會在學校廣布代銷點，學校的進步師生成為推銷的主力。如陜西臨潼縣的驪山書店在渭河南的斜口、新豐、零門、馬額、鐵爐5個鎮和渭河北的雨金、交口、櫟陽、相橋4個鎮的中心小學設立據點(151)西安市臨潼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臨潼文史資料》第14輯，2002年印行，第133—134頁。。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學生王乃夫從1938年到1939年的兩年間以讀書會的名義賣出生活書店的每種書籍各四五十本，解放社和莫斯科中文版的每種著作各100多本(152)《書店工作史料》第3輯，第155—156頁。。代銷點和讀書會不僅提高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銷量，也擴大了其傳播范圍。

為深入偏遠地區，生活書店于1938年5月指示各店開展流動供應，選擇重要市鎮開設流動營業處，推銷書籍并聯絡同行(153)《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107頁。。1939年，日軍飛機轟炸頻繁，城市機關和學校四處分散，購買進步書刊不易。生活書店無力建立更多支店，更加偏重流動售書(154)《〈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547頁。。各地分店在重慶近郊彈子石、南溫泉、黃葛埡，浙江于潛、天目山，安徽屯溪、涇縣，廣西平樂、八步、賀縣、那坡，廣東四會、羅定等處擺攤售書(155)《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256頁。。兩廣地區的流動售書，是生活、讀書和新知3家書店桂林分店的一次聯合行動。當在羅定縣擺攤售書時，當地縣長身穿便服來到書攤，點閱一遍所售書籍后，購買精裝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游擊戰術綱要》各一本后離開(156)馮伯明：《流動供應隊的回憶》，《社務通訊》第2卷第3—4期(1940年1月)。。無獨有偶，金華分店在國民黨浙西行署駐地天目山擺攤售書時，吸引正集聚此地的浙西各縣長搶購新書(157)《〈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475頁。。國民黨縣長成為馬克思主義著作讀者，足見其閱讀群體的廣泛。

發行網絡并不能無限擴張，分支店和辦事處需要人員和資金，各種經營成本和外部因素都成為書店的沉重負擔。生活書店一方面不斷設立新的分支機構，另一方面也及時關停因各種原因無法繼續營業的門店。1938年12月，恢復長沙分店，增設新加坡、迪化、屯溪和韶關等12家分支店，同時下令收束余姚、吉安和桂平等11家支店(158)《〈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325、327頁。。1939年3月起，大量分支店因形勢所迫而收束，“16個分支店均系直接受到摧殘與打擊而被毀滅者，其他各地分支店，除5處系因戰局關系而撤退者外，余均遭到各該地當局之壓迫過甚而無法繼續營業(例如無故沒收非禁書刊或扣留不問內容如何之印刷品郵包等等)”。至1940年6月，生活書店在國統區只剩下重慶、成都、桂林、貴陽、昆明和曲江6家分店(159)《生活書店史稿》，第203、243、247頁。。同時，批發業務和流動售書也受諸多不利因素影響而逐漸低落(160)《〈店務通訊〉排印本》(下)，第1658、1666頁。。

隨著國統區生存空間的縮小，生活書店開始關注蓬勃發展的敵后抗日根據地，1938年12月提出設立延安支店和長治支店的設想(161)《〈店務通訊〉排印本》(上)，第325、327頁。。1939年9月，國統區的安徽屯溪和金寨兩家支店被迫停業后，轉移到新四軍軍部駐地涇縣云嶺鎮建立云嶺支店，后與更早到此的新知書店合并為隨軍書店(162)《〈店務通訊〉排印本》(中)，第98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文獻史料集》(上)，第480頁。。1940年6月后，生活書店加快了在根據地的發展速度。生活、讀書和新知3家書店從上海派人到蘇中抗日根據地的泰興縣黃橋共建大眾書店(16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文獻史料集》(上)，第532—534頁。，并在如皋栟茶鎮設立分店(164)王益：《不倦地追求——王益印刷文集》，印刷工業出版社，1992年，第155頁。，還從重慶派出兩批人分別到中共中央駐地延安和八路軍總部駐地遼縣籌建華北書店(165)《生活書店史稿》，第220頁。。

抗日根據地的發行網絡逐步扎下根來，國統區的發行網絡在皖南事變后則全面瓦解。生活書店僅存6家分店中的5家被查封，書刊財產均遭沒收，只剩下重慶分店一家，郵購和期刊訂戶也全部移交國訊書店辦理，當地同行又不敢來批購書籍，發行業務陷入停頓。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后，發行工作才逐漸恢復。1942年元旦，生活、讀書和新知3家書店聯合20多家新出版機關，在報紙上刊登聯合廣告介紹各家書店出版物。隨著報紙廣告和重版書的出現，以及讀者的求購，各地同業開始向重慶分店批購書籍。生活書店的合作機構為擴大發行范圍，也都建立自己的分支機構。同城的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在總店之外，設立重慶七星崗門市部和桂林分社。桂林分店停業后，各項業務轉由三戶圖書社辦理，在重慶設立建興書局，推銷桂版書籍(166)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236、257—259、274—275、283、292、300頁。。在西安，有興華和華山兩家小書店(167)《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446、454頁。。

盡管逐漸恢復了在國統區的發行網絡，但生活書店不能像大書店一樣獲得國民黨政府的扶持和優待，出版和發行業務仍然艱難。1943年4月，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正中書局等7家大書局，在國民黨教育部的指定下于重慶組成國定中小學教科書聯合供應處，壟斷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發行業務，并享受國民黨政府諸多優待條件。中小民營出版社被排斥之外，常因買不到平價紙張、付不起高昂的印刷費、借不到低息貸款和寄不出印刷品而陷于困境。為維護自身利益，在黃洛峰和上海雜志公司總經理張靜廬的聯絡下，生活、讀書、新知和峨嵋出版社等13家出版機關在同年12月合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1944年春，合辦聯營書店，陸續在重慶、成都和西安設立分店，聯合刊登廣告和銷售圖書(168)《生活書店史稿》，第334—337頁。。

同時期的華北書店和大眾書店，在根據地建立起發行網絡。華北書店有延安總店和左權縣桐峪鎮的晉冀魯豫總店，以及左權縣麻田鎮和涉縣河南店鎮兩個門市部(169)參見鄧克生：《新經濟學講話》(上)，華北書店，1943年，版權頁。。大眾書店先后在海安、東臺和鹽城設店(17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文獻史料集》(上)，第534頁。，因常面臨日軍“掃蕩”而流動多變，較長時間停留在阜寧縣岔頭，主要在農村流動供應(171)《生活書店史稿》，第315頁。。根據地發行網絡受戰爭影響發展緩慢。

至1945年，生活書店不僅因豫湘桂戰役失去桂林據點，還因戰后交通阻斷和郵寄停頓而被迫收束貨源斷絕的建興書店和華山書店(172)《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454頁。。各地的小書店普遍經營困難，多數被迫改行經營，尚在經營者多半焦頭爛額，各種欠款很難收回(173)吳鐵聲：《我國出版界的現在與將來》，《新中華》復刊第2卷第11期(1944年11月)。。國統區的發行網絡趨于全面瓦解。

從1936年到1945年8月的近10年間，生活書店先后單獨和聯合建立分支機構90余家(174)生活書店分支店、辦事處的數量，學界流行的說法是“生活書店在1938、1939兩年內在全國建立了龐大的發行網：分支店及辦事處達52個，臨時營業處3個”(《生活書店史稿》第135—136頁)，共計55家。1936年到1945年獨建和合辦分支店、辦事處的數量，除前述55家外還有八一三事變后成立的南京、杭州、蕪湖和開封4個辦事處，海門和青巖2個支店；1940年建立的北碚支店，與新知書店合建的隨軍書店和西南書店，大眾書店泰興、如皋、海安、東臺、鹽城和阜寧等店，同年三戶圖書社桂林總店及其重慶的建興書店。1941年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重慶本部及其七星崗門市部和桂林分社，國訊書店重慶總店及其香港分店，延安和遼縣的華北書店及其麻田鎮和河南店鎮2個門市部，同年的香港光夏書店；1944年的聯營書店的重慶、成都和西安3家分店，同年桂林撤退后的昭平的兄弟圖書公司及其賀縣和八步鎮2家分店，以及西安興華書店和華山書店2家書店，共計35家。綜上所述，1936年到1945年單獨和聯合建立分支機構合計90家。，聯絡數千批發戶以及數量龐大的代銷點，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全國發行網絡，保證其出版物能夠流向通都大邑和深入窮鄉僻壤。雖在皖南事變后的國統區逐漸走向瓦解，在根據地也發展緩慢，但在抗戰勝利后的國統區和解放區擴展速度加快，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

四、結 語

生活書店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奇跡，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的注意和驚嘆。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公展等曾憂心忡忡地指出：“數年之間，其出版書籍，多如汗牛充棟。嘗于書肆及郵檢時，查獲該黨書籍刊物印刷之精良，裝潢之美麗，價格之低賤，數量之眾多，即普通之各大書局所出版者，亦有望塵莫及之嘆。故該黨每出一書刊，甚至窮鄉僻壤，亦可發現其蹤跡。度其原因，不外該黨視出版事業為其主要宣傳工作，絕不計及盈虧，其黨中所開支之經費，直同作戰之軍費。故一書之編印發行，只問其是否合乎青年群眾之需要，而不問其成本與售價之是否相合，抑且大量印刷，廉為發行，宜其無微不至，無孔不入……本黨雖有圖書雜志審查機關之設置，嚴厲執行查禁，但此只為消極之防范，而非積極之領導，況嚴格查禁以后，大小書店一時間竟有無書可賣之嘆?！?175)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紀錄》，1941年印行，第160—163頁。提案中的“該黨”指中國共產黨，其國統區主要出版機關應是被國民黨視為“全國專門推銷違禁書之總機關”(176)《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2)，第163頁。的生活書店。至于生活書店成功的原因，國民黨的分析文字多是皮相之談和污蔑之詞，唯開明書店章錫舟道明，“‘生活’發達在于‘前進’，在于‘會做生意’”。曾任生活書店秘書處主任的張錫榮聽后深以為然，并解釋說，“‘前進’就是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適應社會潮流，這是當時社會所公認的?！畷錾狻瓷朴诮洜I”(177)新華書店總店編輯：《書店工作史料》第2輯，1982年印行，第68頁。。

在追求前進方面，生活書店以“促進大眾文化”為宗旨，堅守出版和發行“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內容之書報”的方針(178)《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45》，第236頁。。該店除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之外，還向中共高級干部約稿出版《中國文化叢書》，承接中國出版社的部分出版業務，重印解放社的著作，并與讀書、新知兩家書店和南方局合辦文林出版社，共同派人到抗日根據地合建華北書店和大眾書店。在和國民黨的斗爭中，生活書店逐漸融入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1944年經理徐伯昕加入中國共產黨(179)《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第474頁。，鄒韜奮同年去世后也按照其遺愿被追認為中共黨員(180)參見《生活書店史稿》，第455頁。按：抗戰時期，生活書店作為民營書店主動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共制度管理書店，赴延安開店并在整風運動中融入中共出版系統，完成了制度過渡的過程。參見范雪《抗戰時期生活書店的制度選擇》，《文藝研究》2017年第7期。。

在善于經營方面，生活書店依靠微薄資金自我滾動發展，并設法吸收郵購戶結余存款、書刊訂金和銀行貸款等社會資金，不斷出書和再版，持續盈利，擴大生產(181)參見《書店工作史料》第2輯，第68頁。。同時敏銳捕捉市場行情，適時調整出版內容、印數印次和分支機構布局，不僅能在形勢有利時大量出版新書，還能在形勢危急時維持出版不輟，最終得以在形勢好轉時恢復實力并逐漸壯大。

此外，生活書店的發展還離不開1935年華北事變后抗日救亡運動和通俗化運動所激發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閱讀熱情。馬克思主義被視為救亡圖存的真理，馬克思主義著作閱讀蔚然成風，各家書店在利潤激勵下競相出版新書，由此吸引各地社會團體和知識青年加入閱讀和推銷大軍之中。這一切都在無形中壯大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和發行力量，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引導無數知識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