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文獻整理與歷史詮釋
——編輯《復興文庫·新文化運動》卷之旨趣

歐陽哲生

編輯歷史文獻資料的原則，依我個人經驗而言：一是要有用，即所編資料全面、系統地反映歷史對象；二是要好用，即所編資料對使用者來說比較方便查找、使用。例如，編輯《魯迅全集》，首先的要求就是全，如果魯迅的作品不能盡入囊中、一網打盡，存在漏收現象，就不免有遺珠之憾。對所收作品，如果不加以合理編排，則易給讀者帶來查找困難。編排所收作品，需要對所收作品的體裁、內容、發表背景有通透了解，才可能作出恰當安排。受命編輯《復興文庫》第一編第七卷《新文化運動》，對我來說是一項光榮任務。我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史多年，得此系統整理、匯編新文化運動歷史文獻的機會，可將在這一專題上的積累所獲和研究心得付諸實施。當然，它有不可忽視的難度。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涉及面廣、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運動，編選文獻要在廣度和深度上反映這場運動的實績確非易事，這對自己是一個考驗。我編選這套資料是否已做到了上述兩點要求，有待讀者評說，但我的確是朝著這個方向盡力而為的。

編輯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文獻，首先要對這場運動的歷史演變和歷史地位有準確、清晰、到位的把握?！靶挛幕\動”一詞早在“五四”以前已依稀出現。北京大學法科教授陳啟修在《從“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從軍國主義到文化主義》(1)陳啟修：《從“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從軍國主義到文化主義》，《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3號(1919年3月25日)。一文中即有“主張以西南為新文化運動之圓心的起點”一語，內中使用了“新文化運動”一詞。陳啟修曾赴日本留學，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就讀，文中所用“軍國主義”“文化主義”多少存有日本影響的痕跡(2)參見竹元規人：《從1919年戰后日本的“文化主義”來看中國新文化運動》，歐陽哲生主編：《百年回看五四運動——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人文學術論壇論文集》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909—922頁。?！拔逅摹币院?，隨著“五四運動”一詞的出現和不脛而走，“新文化運動”一詞也漸多出現于報端，并于1919年下半年成為知識界比較流行使用的詞語。

現今我們一般認定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是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這多少帶有倒敘歷史的意味?！肚嗄觌s志》發刊宗旨明確定位為“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他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為治校方針，整頓北大，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后從上海搬到北京，北京大學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

新文化運動興起時，正值袁世凱施行逆流，復辟帝制，同時康有為、陳煥章倡導孔教，爭取孔教入憲。以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為代表的新文化派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在政治上堅守共和，反對復辟帝制，主張思想自由，反對立孔教為國教；在文化上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由于民初特殊的歷史背景，這場運動明顯帶有清算舊文化的傾向。

五四運動期間，接受新教育洗禮的新型知識分子大力拓展公共空間，以傳播和研究新思潮為旨趣的新報刊、新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涌現，形成沖破黑暗政治和腐朽文化的思想巨流，將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

新文化運動蔚然成為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外來的各種思潮，諸如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實驗主義、易卜生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紛涌傳入中國，追尋主義成為時代的新風氣。隨著俄羅斯與東歐社會主義浪潮的東漸，中國思想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也出現轉向，探尋走向社會主義成為一股新的思想潮流。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解放運動，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探討成為新思想界志趣所在，婦女解放、家庭解放、個性解放、社會解放成為新知識階層的共同取向。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國際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稱歐戰。對歐戰進程的觀察，對戰爭雙方實力的評判和中國的應對政策，成為中國朝野上下思慮的重點。中國知識分子放眼世界，開始養成自己的國際觀，對東西新舊文化進行比較、鑒別，在世界文化視域中建構中國新文化。

1923年知識界展開“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科學派大獲全勝，科學觀念從此深入到思想領域各個方面。一般認為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從革命話語看，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樞紐。在民主主義革命的話語體系中，新文化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潮，通常被置于最后一章；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首章。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它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聯結點，所以我稱之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樞紐。在過去的革命史敘事中，通常以五四運動為界，將新文化運動段分為兩截，稱五四運動以前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運動，具有整體性、連續性的意義；當然也有階段性，這個問題可以探討。過去人們比較強調階段性的發展，忽略其連續性和整體性，這顯然難以說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張在五四前后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也難以解釋陳獨秀、李大釗與胡適在五四運動以后的合作，特別是在反對舊文化的戰線上共同合作這一面。

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話語體系中所占的特殊歷史地位，對它的文獻整理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過去對新文化運動歷史文獻的整理工作主要圍繞如下六大類來展開。

一是影印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過重要歷史作用的報刊雜志。這類文獻包括：《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星期評論》《少年中國》《新社會》《北京大學日刊》《晨報》等。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報刊，是研究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歷史材料，曾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得以重新影印出版。最近，《五四時期重要期刊匯編》(全20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匯集影印了五四時期22種重要期刊，這些期刊均為未曾影印或比較難以尋找的。

二是整理、編輯以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為專題的文獻資料。這類文獻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上、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3集6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4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陳崧編《五四前后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孫郁主編《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6卷9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等。

三是發掘、整理五四運動檔案資料?，F已出版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秘笈錄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上、下冊，新華出版社，2019年)等。

四是約請五四運動親歷者撰寫回憶錄或作口述自傳，保存歷史記憶?，F已出版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下、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陳占彪編《五四事件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等書。

五是搜集、整理五四運動在各地史料。這類史料包括：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湖南人民革命斗爭史料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李永春編《湖南新文化運動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胡汶本、田克深編《五四運動在山東資料選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四運動在天津》編輯組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主編《五四運動在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四運動在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共浙江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五四運動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河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五四運動在河南》(中州書畫社，1983年)等。據統計，全國各地約有十多個省市編輯了五四運動在當地的資料，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在各地的傳播和影響。

六是整理、編輯五四運動重要歷史人物的文集、書信、日記。這類文獻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1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編》(6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4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全集》(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劉思源等編《錢玄同文集》(6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魯迅全集》(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鐘叔河編訂《周作人作品集》(岳麓書社，2019年)，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8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舉凡與五四運動相關的重要歷史人物，大多已有文集、選集甚至全集出版，這可能是五四運動文獻整理中取得進展最大的一個方面。

通覽前人已做的上述工作，新文化運動或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研究已具備較好的文獻基礎。新編《新文化運動》卷作為《復興文庫》第一編第七卷，收錄文獻時間范圍上自1915年，下迄1923年。個別文章因涉及主題的關系，發表時間雖在此前后，仍舊收錄，以便讀者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紤]到文字所限，本卷所收文獻如系著作或長篇論文，因篇幅較長，一般作節選處理。

本卷共分七冊，每冊確定一主題。各冊所收文獻，在同一主題下根據內容酌情分類。每類收文一般按發表時間順序編排；有些文獻如確認寫作時間，則按寫作時間排列。這是一項對新文化運動歷史文獻比較系統的整理、匯編工作。各冊內容如下。

第一冊《新文化運動的發動》收錄文獻內容包括：一、塑造新青年形象；二、反對立孔教為國教之論爭；三、文學革命；四、民初政治亂象之省思。

強調青年與國家前途之間的關系，這是20世紀初中國新思想界崛起的一個重要標識。1900年2月10日梁啟超在《清議報》第35冊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文章開首即道：“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闭f明中國不是外人心目中的老大帝國，而是“少年中國”?！吧倌曛袊笔侵袊膶?、中國的希望、中國的進取之所在。文中還豪邁地宣稱：“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边@是第一次將青年與國家前途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雄文。文末表示：“‘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3)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2—127頁。表現出從此與過去決絕，“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豪情壯志。

梁啟超所表現的“少年中國”思想主題在《青年雜志》這里得以全面展開。陳獨秀明確將該刊定位為：“一、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后來責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二、今后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系。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本志于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4)陳獨秀：《社告》，《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顯然，這是一份定位面向青年讀者、作者的雜志，也是中國大地上第一份具有思想啟蒙意義的青年雜志。在陳獨秀帶領下，《青年雜志》同人紛紛投入這樣一場啟迪青年的文化運動。

青年主題在《新青年》持續展開，讀者群產生熱烈反響。高一涵、高語罕、易白沙、李大釗、劉叔雅、羅家倫、楊昌濟……這些人中有的第一次投稿《新青年》，如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第1卷第1號)、高語罕《青年與國家之前途》(第1卷第5號)、李大釗《青春》(第2卷第1號)等即是以青年為主題撰文，顯示了時人對這一問題的特別關切。五四運動中，青年作為國家先鋒的作用得以彰顯，人們對青年更是刮目相看。作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借題發揮，撰寫了《五四運動與青年的覺悟》一文，特別闡述五四運動與愛國青年的聯動關系。

在探討青年與國家前途關系的熱潮中，出現了一部小冊子，也可能是當時唯一一部專著——曾琦《國體與青年》(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出版)。這部著作的目次：一、弁言；二、青年之意義與其價值；三、新時代之青年……十二、建造新國家之青年；十三、新中國青年之責任。從其內容可見，這是一部全面探討青年與新中國關系的專著。因其主題的特殊重要性，當時胡適作序，李大釗作跋，大力推介這部著作。

五四運動以后誕生了少年中國社，這是當時最大的社團組織。其主要組織者王光祈、李大釗對該社的宗旨作了說明，分別撰寫《“少年中國”之創造》《“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一股生機勃勃、昂揚向上、奮勇向前的青年力量出現在中國大地。這是中國希望所在，也是新的活力所在。

觸發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文化上的一個導火線是孔教運動。民國初年，康有為、陳煥章發起了孔教運動，他們要求將孔教立為國教并寫進憲法，以爭取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此事在國會遭到來自國民黨方面及其他黨派議員的反對。這個問題頗為國人關注。過去我們主要是突顯《新青年》上有關反對孔教的言論，如易白沙《孔子平議》，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李大釗《孔子與憲法》，吳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文，強調《新青年》在反孔教問題上的立場和作用。實際上，對孔教派舉動作出反應的并不只有《新青年》一家。新文化運動以前，章太炎基于其在政治上一貫與康有為對立的立場，就發表過《駁建立孔教議》(1913年12月)。與康有為分道揚鑣的梁啟超也發表過《孔子教義實際裨益于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1915年2月20日)、《復古思潮平議》(1915年7月20日)，表明其反對孔教的立場。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后，基督教華人代表馬相伯代擬《反對孔道請愿書》五篇(1916年)，章士釗在《甲寅》發表《國教問題》(1917年2月5日)，陳啟修從憲法學的角度發表《孔道與國憲》(1917年9月)。這些不同派別人士的反孔教言論，表明當時孔教運動的挫敗是各種力量合力反對的結果。

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也是新文化運動影響力最大的一個方面。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于1935年至1936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全書共10卷，對新文學運動的成就作了系統、全面的總結。其中胡適編選《建設理論集》、鄭振鐸編選《文學論爭集》對“文學革命”理論主張的歷史文獻作了周到的整理、編輯，此次所收文獻基本上是從這兩書中精選，只是在前面新增黃遠庸《致〈甲寅〉雜志記者》(1915年10月)。此信提出：“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边@封信后被胡適稱為“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5)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4頁。。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正是袁世凱復辟帝制之時，國內政治一片亂象，對時局的憂慮成為志士仁人的焦點所在。新文化界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都持反對帝制的立場。梁啟超是護國運動的精神領袖，也是反對張勛復辟的主使，他發表了《辟復辟論》(1916年5月)、《反對復辟電》(1917年7月1日)，成功挫敗兩次帝制復辟。陳獨秀、胡適雖無意直接干預政治，但對復辟帝制都表現了堅決否定的態度。陳獨秀發表《袁世凱復活》(1916年12月1日)、《駁康有為〈共和平議〉》(1918年3月15日)，胡適發表《歸國雜感》(1918年1月15日)，抗議袁世凱、張勛的政治倒退行為。溫和的“東方文化”派對國內紛擾不安的政治局勢深為不滿，素以平和中立面貌出現的《東方雜志》也刊出杜亞泉、白堅、楊端六、錢智修等人探討時政的文章，為解脫政局困境尋找出路。進步的《新青年》同人則日趨激進，陶孟和《我們政治的生命》(1918年12月15日)、陳獨秀《談政治》(1920年9月1日)、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1920年5月13日)諸文，顯現他們在政治方面的覺悟與努力。

第二冊《新報刊、新社團的創建》收錄文獻內容包括：一、新創辦的報刊發刊詞；二、新創建社團的報告及代表性文獻。

五四時期是公共空間大為拓展的時代?！岸胃锩币院?，袁世凱嚴酷鎮壓革命黨，控制新聞輿論，公共空間大為壓縮。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后，各地進步青年紛紛起來創辦報刊，組織社團，逐漸打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

過去出版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五四時期的社團》兩套書系，對這個時期新創辦報刊、社團的歷史文獻作了比較系統的整理，這是研究五四運動史的兩部基本文獻，也是利用率極高的歷史文獻?；诋敃r的認識水平，《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只收入具有革命傾向的進步期刊，相對溫和、中性的文化學術類期刊基本不收，這就將一些頗具影響的文化、時事類刊物排除在外。有人在《讀書》1993年第11期刊文批評《五四時期期刊介紹》未收《學衡》雜志即是一例，丁守和先生對此作過回應(6)參見張汝倫：《認真地思想和生活》，《讀書》1993年第11期；丁守和：《對認真思考者的回答》，《讀書》1995年第4期。。

此次我在編選這一冊時，除了收入具有革命傾向的進步期刊外，也適當地收入一些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學術期刊的創刊詞，如章士釗《〈甲寅日刊〉發端》(1917年1月28日、29日)《〈太平洋〉本志宣告》(1917年3月1日)，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1918年11月10日)、《歐美同學會叢刊發刊詞》(1920年3月10日)、《〈學衡〉弁言》(1922年1月)，胡適《發起〈讀書雜志〉的緣起》(1922年9月3日)、《〈歌謠周刊〉發刊詞》(1922年12月17日)等，從而增添新文化運動的文化色彩。

第三冊《民主與科學》主要內容包括：一、追尋民主政治；二、傳播科學觀念；三、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新文化運動打出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實際指出運動的發展方向。相對來說，對科學的歷史文獻整理因為專業研究的緣故，比較重視。1934年中國科學社出版了任鴻雋編選的《科學通論》，收文范圍以《科學》雜志刊文為主，對1915年至1927年中國科學界關于科學的認識和研究文獻作了初步整理匯編。此次，我們以此書為藍本，增補一些不在《科學》雜志發表的相關文章，如楊銓《科學與中國》(《留美學生季報》第1卷第4號，1914年12月)、王星拱《科學的起源和效果》(《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和《什么是科學方法？》(《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馮友蘭《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Yu-Lan Fung.(1922).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22(4)，pp.237-263〕等，豐富五四時期人們對科學認識的內容。

對民主的認識與討論的相關文獻，過去未見人系統整理，這項工作幾乎是從頭做起。編輯這方面的文獻有一定難度，既要查尋五四時期探索民主的各種文獻材料，又要從中選擇那些具有進步傾向、代表中國政治現代化趨向的言論。五四時期談論民主的材料來源相對來說比較散，不像“科學”議題的材料那樣集中在《科學》雜志。民國初年除了以“民主”對譯英文Democracy，與“民主”同義或近似者還有“民治”“庶民主義”“平民主義”或音譯“德謨克拉西”等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雖然高舉民主、科學旗幟，但《新青年》從學理上探討有關民主政治的文章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多，這與議題的政治敏感性多少有些關系。瀏覽五四時期的時評政論，人們會發現有關探討民主政治方面的文獻材料也不是很多，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鼓噪民主(民治)雖然形成一定聲勢，但真正探尋民主思想并在學理上達到相當水平的論著很少，富有創見的著作幾乎沒有，大多是一些快意的伸張民治議論和直白的民主政治主張，或者是歐美政治思想的譯介。這是我在編輯這方面文獻時留下的印象和遺憾。

新文化運動的尾聲或高潮是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結束時，亞東圖書館、泰東書局就分別匯編《科學與人生觀》，并請陳獨秀、胡適作序，對之進行總結。我最初設置這一目，編輯此節時內部有不同意見。經過幾番討論，后來還是接受了我的做法，只是在篇幅上稍作壓縮。

第四冊《東西文化論爭》收錄文獻內容包括：一、中國思想界對歐戰的觀察；二、東西文明與新舊思潮之爭；三、五四以后新舊思想能否調和之爭論。此冊原擬有第四目“圍繞梁啟超、梁漱溟東西文化觀論爭的文獻”，后因篇幅所限刪去。

東西文化論爭是五四時期的一場重要論爭。這個問題伴隨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興起，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探討興趣。陳崧編選過一本《五四前后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對相關文獻作了一次初步整理、編選。

我在編輯此冊時，將其定名為“東西文化論爭”，改“論戰 ”為“論爭”表明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五四時期發生過不少文化討論，討論自然伴隨著激烈爭論。在大講“階級斗爭”的年月里，爭論都上升到“論戰”高度，以顯示爭論中你死我活的斗爭火藥味。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這些論爭的熱情大大降溫，硝煙味漸漸消隱，既然是文化性質的討論，還是用“論爭”比較合適。

這一冊“一、中國思想界對歐戰的觀察”是新設、新選的材料。陳崧一著沒有編選這方面的材料。實際上，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爭的導源是與歐戰緊密相聯的。這一目的設置和所收材料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鑒于晚清對外五次戰爭失敗后，中國被迫與西方列強和新興的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過去人們常因此慨嘆“弱國無外交”。民初以后，這一頹局逐漸得以改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運用靈活外交策略，贏得戰勝國資格，大大提升國際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弱國不是無外交，而是更需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政府持守中立政策不介入戰爭，思想界則從熱眼旁觀到冷靜分析。隨著戰爭激烈推進，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軍事集團對壘的局面逐漸失衡，中國把握時機，入場參戰，為協約國輸送華工，在戰后贏得戰勝國資格，這是中國外交在國際上打開新局面的重要開端?！爸袊枷虢鐚W戰的觀察”梳理了中國各方人士從解析一戰到決策參戰的各種歷史文獻，展現了中國外交決策調整的理路和依據。

中國思想界對一戰的觀察及分歧是其進步和轉向的重要緣起。接下來是《新青年》與《東方雜志》就如何認識東西文明展開針鋒相對的討論、五四以后新舊思想能否調和的爭論，最后是圍繞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論爭。這一冊內容作了壓縮，刪減了與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著商榷的幾篇文章，僅保留胡適《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該文是對梁著批評最中要害、最尖銳的一篇書評。

第五冊《新思潮的傳播與新文化的建構》收錄文獻內容包括：一、戰后中國思想界的轉向；二、新思潮的傳播與相互激蕩；三、問題與主義關系的討論；四、五四以后關于新思想、新文化的討論。其中“一、戰后中國思想界的轉向”是新設目。通過梳理思想界對一戰后世界形勢觀察的材料，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去兵”思想、社會革命成為當時的思想潮流，中國思想界的面貌開始改觀。

五光十色的外來思潮和主義通過新文化運動傳入中國。我們主要選擇了宣傳俄國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無政府主義、易卜生主義、實驗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方面的思想文獻。從這些思想文獻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思潮在五四時期影響之大，已成為當時引領進步思想界的主要思潮。過去我們比較注重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對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文獻整理和研究相對較少。新村主義在當時影響并不小，青年毛澤東就受之影響，在長沙岳麓山搞過“新村”實驗。

在各種主義紛涌進入中國時，建構主義成為時代新風潮，傳輸主義與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關系成為思想界關注的問題。胡適、藍志先、李大釗三人在《每周評論》發文討論“問題與主義”之間的關系，是新思想界內部的一場討論，對引領思想界正確把握輸入主義與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之間的關系有一定助益。

“五四以后關于新思想、新文化的討論”這個問題過去研究并不多，相關的文獻材料卻不少，我們專辟此目，展示這方面的諸多文獻，是一個具有創新意義的設置。通過此節收錄的文獻，可以發現五四以后，人們對于什么是新思想、新舊文化的區別、新文化的內容、新文化運動的教訓等問題都有過認真而熱烈的探討，發表過不同意見。過去我們研究新文化運動，常常止步于五四運動，這一目的材料將我們的視野延伸到五四運動以后三四年時間。

第六冊《社會問題討論與社會解放》收錄文獻內容包括：一、婚姻家庭問題；二、婦女解放問題；三、社會問題與習俗改革；四、倫理道德與國民性改造。

五四時期是社會解放的時代。新文化運動涉及討論的社會問題包括婦女解放問題、道德倫理問題、貞操問題、男女社交問題、婚姻家庭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兒童問題、人口問題、喪葬問題等，討論問題之廣泛前所未有。這是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輯的《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7)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內容僅限于婦女問題。這次我們設置了四個專題：一、婚姻家庭問題；二、婦女解放；三、社會問題與習俗改革；四、倫理道德與國民性改造。視域大大擴展，涉及的社會問題更為廣泛。對新文化運動探討這些問題的文獻作了新的精選，力圖反映當時人們研究這些問題的實際思想深度。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家庭問題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五四時期對家庭婚姻問題的討論頗為熱烈。過去人們多關注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材料，實際上還有一些不乏進步性而相對穩健、理性的改良型方案。例如楊昌濟《改良家族制度札記》(8)楊昌濟：《改良家族制度札記》，《甲寅》第1卷第6號(1915年6月10日)。即從世界的視野比較信奉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在中國的不同家庭的婚姻狀況，批判中國固有的納妾制度；顧誠吾《對于舊家庭的感想》(9)顧誠吾：《對于舊家庭的感想》，《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則從學理的角度對中國舊家庭制度為什么不曾改革、中國舊家庭所持的思想邏輯(名分主義、習俗主義、運命主義)作了解剖。

第三、第四個專題尚未見人系統清理，這次新設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新文化運動在這方面的主張。蔡元培《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10)蔡元培：《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月19日)。、胡適《貞操問題》(11)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李大釗《廢娼問題》(12)李大釗：《廢娼問題》，《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7日)。、錢玄同《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歷紀年》(13)錢玄同：《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歷紀年》，《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顧孟余《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鎖鑰》(14)顧孟余：《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鎖鑰》，《新青年》第7卷第4號(1920年3月1日)。、劉半農《“她”字問題》(15)劉半農：《“她”字問題》，《新人》第1卷第6號(1920年9月8日)。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思想文獻。他們提出的思想主張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共識，因此具有經典意義。這些問題在五四運動以后逐漸得以解決，或者要求解決的呼聲成為社會的主流。所以，五四運動作為社會革命的界標，其作用的確不可低估。

第七冊《新教育、新學術的建構》收錄文獻內容包括：一、新教育思想；二、從國學研究到“整理國故”；三、新人文學術的建構。

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推廣新教育。從事教育史研究的學者似乎不太關注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我曾經邀請搞教育史的學者參加在北大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但他們對此沒有表現出強烈興趣。實際上，新文化運動與新教育密切相關。蔡元培作為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設計師和示范者。他主長教育部時提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廢除尊孔的教育宗旨、取締經科等，對儒學意識形態是巨大沖擊，對中國教育發展產生革命性效應。他整頓北大的舉措使北大從舊的官僚養成所變成現代性大學。新文化運動主要是在新學堂、新知識階層、新報刊展開，這都與新式教育的推廣分不開。我們設置“新教育”專題，力圖表現新文化運動在教育方面的主張與作為，可從一個側面看出新教育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系。蔡元培、范源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諸人發表的新教育主張，展現了新文化人為推進新教育所作的諸般艱辛努力。

新文化運動不僅傳輸西學，而且研究國學。為此我們專題清理了從民初國學研究到20世紀20年代“整理國故”期間的相關文獻。圍繞國學研究，學術界上至名宿王國維、章太炎、梁啟超，下到新銳胡適、黃侃、朱希祖、毛子水、顧頡剛、鄭振鐸等秉持不同思想主張，表現出不同思路。精選這些學人有關國學、國故的文章，展現了五四前后國學研究的多元選擇。

學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設置“新人文學術的建構”這一專題，就是表現五四時期人文學術的創新及其成就。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美術的起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李大釗《史學要論》、顧頡剛《古史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等，都是具有創新意義的文、史、哲研究成果，代表著五四前后中國人文學術的新發展。

《復興文庫》所收各冊在統稿時對篇幅設置了上限，每冊不超過40萬字?！缎挛幕\動》卷七冊，共284.3萬字，個別單冊字數已略微超限，這已是看校樣后再經刪減保留下來的篇幅。我自感這一卷幾乎達到飽和狀態。

研究新文化運動須以歷史材料為基礎，這次對新文化運動歷史文獻的整理，將為推進新文化運動史研究打下新的文獻基礎。我個人在整理編輯過程中，對新文化運動歷史也有新的認識。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既有特殊的歷史境遇，這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環境和國際、國內形勢，又有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演變邏輯的內在必然。離開歷史語境來評估新文化運動的某些思想主張，如反對孔教的觀點、白話與文言之爭，并不恰當，也很難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新文化運動的實際內涵。

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現代性在中國的生成，它與青年、創新、進步、革命、反叛、解放、改造這些行動方案聯系在一起，是一場帶有狂飆色彩的文化運動。隨著中國現代化運動達成階段性目標，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狂放氣質也會逐漸疏離，但先驅者的精神將長存于世。

新文化運動真正將中國帶入世界文化潮流，中國知識界開始在廣闊國際視野中尋找出路，將歐美各種新興的主義、思潮、學說引進中國，以民主、科學為準繩，以現代化為目標，中國朝著不可逆的現代化進程發展。新文化運動所指陳的這一大方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未來還將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

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學創作、白話文運動、國學研究、外來文化輸入、新教育推廣等方面作出諸多貢獻，結下創造性成果，為中國現代文化發展打下新的基礎。隨著這些領域后續出現的發展和升級，新文化運動的許多成果自然顯現出粗糙、偏激、過時甚至老化的一面。我們自不必局促于新文化運動框域的限制，畫地為牢；也不宜因超越前人而妄自菲薄先行者做過的工作。處理好傳承與超越、積累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是繼續推進中國新文化的必要條件。

新文化運動造就、培育了一代新青年。新文化運動代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在五四時期大顯身手，引領時代風氣，受他們思想影響的毛澤東、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惲代英、周恩來等青年學子迅速成長為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棟梁之材。與戊戌—辛亥上一代人較早退回歷史幕后不同，“五四”這一代人在中國政治、文化舞臺上活動時間明顯要長。他們中有些人到20世紀80年代仍健在，晚年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還繼續發揮作用，這說明接受新文化洗禮的新型知識分子更具有旺盛、持久的生命力。

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實際建構了替代傳統儒學意識形態的現代意識形態。新文化運動時期形成的社會觀、倫理觀、中西文化觀對形塑中國現代新的社會形態提供了觀念性的基礎。一百多年來，中國新文化經過曲折艱難的發展歷程，中國社會取得巨大進步，中華民族文明程度有新提高，中西關系出現新變化，當年新文化運動健將們所倡導的觀念、所持守的主張，有的經過歷史考驗而更為堅確，有的因已經消化或時過境遷又逐漸淡化。我們理應與時俱進，適時調整中西文化關系的坐標，確立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繼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