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抉擇：青年陳公博與廣州新文化運動

高志明

陳公博年少時曾隨父從事反清革命，后發聲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參與創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脫黨后留學美國，擔當國民黨改組派領頭人物，最終以“漢奸罪”命喪黃泉。他一生經歷了中國近世中的若干重大變動，他每一次人生道路的選擇都充斥著矛盾、沖突。毋庸置疑，他做出了錯誤的政治抉擇。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陳公博全部的人生階段都不存在“另一種”討論空間。

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韋慕庭（C.Martin Wilbur）在哥倫比亞大學發現陳公博的碩士學位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這是研究青年陳公博的重要史料。①陳公博著，〔美〕韋慕庭編，林海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版。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和臺灣學界試圖以歷史傳記的形式突破禁區。②張順良：《陳公博在北伐前后的政治活動》，中國臺灣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1 年。石源華：《陳公博這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石源華：《亂世能臣：陳公博》，團結出版社2008 年版。聞少華：《陳公博傳》，東方出版社1994 年版。蔡德金：《汪偽二號人物陳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日本學界以柴田哲雄、新地比呂志為代表，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指出陳公博奉行的是民主主義革命思想。③〔日〕柴田哲雄：《陳公博の中國共産黨員時期前後における思想的變遷》，The Journal of Aichi Gakui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s 52（4），2005 年?！踩铡承碌乇葏沃荆骸蛾惞─摔堡搿该裰髦髁x革命論」の形成と理念そして挫折》，《教育実踐學論集》，2012 年。雖然目前學界逐漸認識到研究中共創建時期和國民革命時期的陳公博，對書寫國共兩黨歷史具有一定價值④趙旭鐸：《羅生門后的思想與政治之爭——1922 年廣東共產黨組織“附陳反孫”之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6 期。，但是相對于后者，考察青年陳公博與早期社會主義關系的成果寥寥，傳記文學和傳統革命史的研究取向突出且較為單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①《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2、73 頁。。一個人處在世上，必定要受到時勢和環境的一次次重塑，其每一個輾轉易轍的決定背后，都是更為波詭云譎、變幻莫測的時代。青年陳公博切身經歷或體悟了辛亥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件波瀾壯闊的轉折大事件，他的思想與實踐也難免會隨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轉變，他的個體思想宜置于社會語境的考察中。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曾以施存統為個例，指出他從“尊儒”到“反儒”，又從無政府主義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轉變，反映了五四青年們滿懷理想的激進化轉向。②〔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305 頁?？墒?，在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之間，也曾出現了一些脫黨現象，他們的“保守化”轉向是自我認同受挫的另外一種表現。作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青年陳公博也同樣面臨著思想認同和政治認同的難題與考驗，并為其日后的脫黨埋下了伏筆。因此，從思想史、社會史、政黨史的路徑去重新審視青年陳公博的思想履跡、政治實踐是可能的研究路徑。

一、孕育：“后五四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潮

陳公博原籍福建上杭，后遷至廣東乳源，直至祖父一輩才遷入廣州。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出生于廣州，即受到西潮沖擊最甚且會黨與革命黨活動繁多的南方中心城市。陳公博的家庭足可稱得上暖衣足食，其父陳志美早年從軍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后任職廣西高級武官，在陳公博6歲時解職回到廣州。1903年、1907年陳公博兩次隨父從事反清起義，雖均遭遇失敗，但卻給了陳公博對革命切身的觀感與經驗。辛亥革命后，陳公博本可倚借其父資深的革命履歷而獲得理想的仕途，卻由于自身、家庭和社會的多重原因，一反常規的人生道路而棄武從文。1917年，陳公博如愿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后又親身經歷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他在此時獲取的思想資源、結識的人際關系成為其日后行動的重要根基。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主義”從西方、蘇俄紛至沓來。這一時期，青年知識分子成為近代中國舞臺上一股新生力量，知識青年與“主義”二者的匯聚也為重振近代中國鋪設了一條條探索之路。五四學生運動后，一方面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占據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市場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是左翼知識分子即提倡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徹底改革的激進知識青年蜂擁而起。美國學者周策縱曾將“后五四時代”復雜多變的思想界劃分為四個主要類型：自由主義者、左派分子、部分國民黨黨員、部分進步黨黨員。③〔美〕周策縱著，陳永明、張靜譯：《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 年版，第214～215 頁。前兩者是學生運動的實際領導者，但二者的分歧卻逐漸擴大。自由主義者更關心對實際問題的解決辦法，避免陷入政治糾紛之中，并傾向于從事教育和文化運動；而左派知識分子學習和宣傳社會主義的熱情與日俱增，并有意于從事政治運動。

陳公博也意識到，在五四運動后，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愈發激進，“知道要使中國擺脫壓迫，唯一的辦法就是依靠自己”，“到民眾中去”。他觀察發現，當時的許多青年學生放棄聽課，開始進入到工廠組織勞工團體，醞釀罷工。女學生另外組織女權運動聯合會，在繼承遺產、政治權利和受教育權等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并呼吁廢除一夫多妻制。此外，學生們還組建了許多平民學校，白天、夜晚都教工人讀書，更有甚者已深入到工人中去活動，準備成立革命組織。陳公博將這些活動的性質概括為：雖然“組織分散”，但都趨向“社會革命”。①陳公博著，〔美〕韋慕庭編，林海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版，第95 頁。

“后五四時代”思想轉型的直接表現便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更稱得上一個關鍵性事件。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同時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研究在中國正式開始。②〔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 頁。對于中共來說，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都是由五四知識青年組成。孫中山也觀察到彼時社會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流行，慨嘆多數青年都對馬克思主義太過崇拜。③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 年11 月29 日），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458 頁。

但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過程中，并非有著一個明確、完整且標準的理論體系，反而多呈現出一種內在競爭、多元發展的脈絡。在中共一大正式將馬克思主義奉為綱領前，青年知識分子趨向于一般性的社會主義思想，即著眼“到民眾中去”和批判私有財產制度，并未在具體觀念上做出精細的區分。即使是創立共產主義小組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他們的思想取向也并非一元化的。在社會主義大旗之下，實掩蓋著具有較大差異的不同派別，譬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

陳公博在談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源時，也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多歧傳播現象。他追溯至1912年民國初建時期，當時“大約有三十個社會主義者被選入中華民國的國會”，還“產生了四十多種社會主義的報紙，建立了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學校和工會，廣泛傳播了社會主義文學，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劇團”。其中，有兩個社會主義團體最具聲勢，據陳公博的描述，一個是江亢虎在1911年11月5日于上海創建的中國社會黨，黨綱提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的主張，其后沙淦另組新社會黨。另一個應是劉師復在1914年7月于廣州創建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但陳公博對它們批評道，前者“無綱領，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俱樂部，與工會沒有任何聯系，它的成員也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勞工問題”。后者則“什么都不主張”，只提倡“公產和自由戀愛的原則”，“由于這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我們最好還是把他們看成是烏托邦主義者，而不要看成是共產主義者”。④陳公博著，〔美〕韋慕庭編，林海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92～93頁。

為探析青年陳公博的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構成要素，有必要先對這些紛繁復雜的社會主義進行一個基本梳理和概念界定。楊奎松和董士偉曾將近代中國同情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分為三類：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主張改良的社會主義者。⑤楊奎松、董士偉：《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2、194 頁。

五四運動前后同情社會主義主張的報刊與人群統計

馬克思主義是近世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主義學說，早于1903年就在梁啟超翻譯出版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中便得到介紹。但直至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真正得到廣泛且有效的傳播。此時，李大釗陸續發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推手。1919年下半年，李大釗在《新青年》刊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成為近代中國第一篇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馬克思主義風靡一時之際，首先是與列寧式的蘇俄革命聯結起來，以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主要特色，呈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嶄新面貌。

然而陳公博對馬列主義尤其是過于突出的蘇俄色彩并不完全信服。在他看來，中國與蘇俄的國情并不相同，俄國是“一個絕對獨立的國家”，而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即是半殖民地”，“一切港口都為列強占有，經濟生活和政治都控制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中，一切活動都受對中國不利的條約的限制”。此外，“中國的軍隊薄弱，艦隊的力量等于零”。因此，中國是否能像蘇俄一樣實行暴力激進的社會革命是存疑的。①陳公博著，〔美〕韋慕庭編，林海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4～85頁。此思想深處的裂縫為其后對中共與馬列主義的疏離埋下隱患。

無政府主義又翻譯為“安那其主義”，也是在中國最早形成有體系的社會主義學說之一。它本源于18—19世紀的歐洲，主張無政府、無法律、無家庭、無宗教，追求個人的絕對解放，平均貧富，取消勞心和勞力者的差別，取消私有財產權；由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20世紀初，它以社會主義新思潮的面目進入中國，先后在知識青年與勞工階層中廣為傳播。無政府主義在近代中國的青年信徒尤多。當時的廣東軍政首腦陳炯明也具備一些無政府主義的知識。

青年陳公博早期活動最活躍的場所——廣州，是無政府主義發展最為迅速的地方之一。1912年5月，劉師復在廣州創建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團體晦鳴學社。在《晦鳴錄》周刊的發刊詞中，他闡明了晦鳴社的宗旨，“從根本上實行世界革命，破除現社會一切強權，而改造正當真理之新社會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②師復：《發刊詞》（1913年8月20日），高軍等編：《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頁。。1914年7月，劉師復又在上海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奉克魯泡特金為大師，宣言“主張滅除資本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也”③師復：《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1914 年7 月4 日），《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第34 頁。。

廣東最早的共產黨組織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與組建。陳公博回憶道，“俄國便有兩個人以經營商業為名到了廣東，說也奇怪，那兩個俄國人當時首先在廣東往來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由于區聲白是研究無政府主義的，遂連帶和我們往來”④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寒風集》甲，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 年版，第203 頁。。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后，起初仍希望與無政府主義者繼續合作。陳公博主編的《廣東群報》上也多有無政府主義的言論文章。但在一段時間的接觸后，陳獨秀與他們在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上產生了難以彌合的分歧。于是陳獨秀與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商談重新組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兩方也隨之發生一場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在馬克思主義逐漸取得社會主義學說中一元化的地位后，無政府主義慢慢退出政治舞臺。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由于對改造社會愈感失望，挫折感演變為激進化，開始相信現有社會制度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只能徹底地改推翻現有體制，走向了擁抱馬列主義之路；另一部分人則在論戰后，被清除于中國共產黨之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列寧式政黨的肅清與統一。

社會民主主義因其自身理論的溫和性，同樣收獲了不少不太激進的社會主義信徒。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廣義上說來源十分豐富，而在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應是德國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尤其是考茨基（Karl Kautsky）和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理論?？即幕鶑娬{只有當無產階級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組織性，能夠在國民構成中占絕大多數，才有可能實現革命，即“無產階級是否足夠強大和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足以由自己來掌握對社會的管理”。因此，在現行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培養工人階級的心理智識是實現革命的前提，如在工人團體中訓練工人的管理和組織才能、發展職業教育使工人的素質提高?？即幕磳σ酝蝗坏谋┝Ω锩〉脟艺?。他認為目前任務應是民主動員更多的無產階級做好革命準備，并且民主也是衡量社會革命時機是否成熟的尺度，如通過議會競選，無產階級清楚地了解各階級和政黨的力量對比。①〔德〕考茨基著，王學東編：《考茨基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334 頁。伯恩施坦則主張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制來實現社會主義。他以為無產階級應當利用和發展民主制度而無需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它，“具有各種僵化的等級制度的封建主義幾乎到處都必須用暴力來炸毀”，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區別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因此，“用不著炸毀它們，只需要繼續發展它們”。于是，伯恩施坦把希望寄托在了議會與普選權上。他認為隨著普選權的擴大，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工人代表進入各級議會，不斷地推動各項社會主義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社會主義就能夠和平地實現。②〔德〕伯恩施坦著：《社會主義的前途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 年版，第193、208～209 頁。

國內對社會民主主義的介紹與宣傳，多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理論為范本。1919年6月2日起，《晨報》連續刊出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中譯文。8月，國民黨人戴季陶又在《建設》雜志上連載了他從日文轉譯的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常被認定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代表人物的是李漢俊，他也因此被張國燾指為“黃色”。在李漢俊看來，社會主義的意涵十分豐富，列寧主義并非社會主義的唯一內容。③漢?。骸稖啒愕纳鐣髁x者底特別的勞動運動意見》（1920年5月16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364頁。他還稱馬克思主義在政策的方面“就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部分”，而社會民主主義就是“研究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的學說。④漢?。骸堆芯狂R克思學說的必要及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1922 年6 月6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568 頁。在中共一大上，李漢俊反對以蘇俄為范本制定黨綱，他認為應先派人到蘇俄和德國詳細考察，并于國內成立一個研究機構，經過學理探析后方可最后抉擇。⑤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冊），東方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1 頁。陳公博和譚平山在當時也頗受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影響。譚平山曾將德國社會民主黨1891年通過的《愛爾福特綱領》關于普選、立法、教育平等的具體措施全文翻譯，并贊賞道：“原社會民主主義之沿革甚遠，故其根底牢固，將必有發展完滿之日。其中亦含有顛撲不滅之真理，為吾輩人類今后之所必要求者”①譚平山：《“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新潮》第1 卷第5 號，1919 年5 月，第807～821 頁。。

二、改良：陳公博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

青年陳公博在加入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前，由于深受五四時期民治主義的熏陶，他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多偏向于考茨基、伯恩施坦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從他創辦《政衡》雜志開始，持續到成為早期共產主義者的一段時期。起初陳公博、譚平山等人在北大組織了名為“政衡”的社團討論學理和民主政治。1920年夏畢業后，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在上海創辦了《政衡》雜志，僅出版了第1、2號兩期，三人便于年秋回粵，并組建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廣東群報》?！墩狻菲鞄悯r明地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專制，但卻并未明確形成唯一的政治主張，只是提出“政治主根本革新，社會主根本改造，各種問題主根本解決”的宗旨。②陳伯衡：《我所知道的陳公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4 輯，1961 年印行。徐思遠、高承元：《〈我所知道的陳公博〉一文的訂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11 輯，1964 年印行。譚天度：《南粵風云三十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 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墩怆s志第一卷第二號出版廣告》，《北京大學日刊》1920 年6 月9 日，第1 版。在這一時期，陳公博既對民治主義的推崇達到了高潮，又是他對社會主義萌生興趣的起點。

主張社會根本改造的《政衡》對社會主義的宣傳是不遺余力的。陳公博翻譯了《馬克斯的一生及其事業》，旨在能夠對“在東方有一日千里之勢”的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系統且深入的研究?！墩狻愤€刊登了魏瑪共和國的憲法綱要，如陳達材在第一期上發表的《德意志民國新憲法綱要》；又在同期全文轉載了《解放與改造》雜志翻譯的蘇聯憲法和蘇俄政府對中國的宣言，譚植棠為此建議中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有承認新俄羅斯的必要。③陳公博：《馬克斯的一生及其事業》，《政衡》第2 號，1920 年。陳達材：《德意志民國新憲法綱要》，《政衡》第2 號，1920 年?！抖砹_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全文（解放與改造）》，《政衡》第1 號，1920 年。陳寶光：《勞農政府對于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政衡》第1 號，1920 年。譚植棠：《關于我國承認新俄羅斯的商榷》，《政衡》第2 號，1920 年。

而民治主義是《政衡》同人筆下最常提及的另一政治思想。吳康指出民治主義一詞在當時已經成為“通用之例”，大約有兩個涵義：一是專指政治上的人民直接治理權，二是泛指社會上每個人乃至每個階級，均享教育、社會、經濟等機會。④吳康：《教育上之民治主義》，《政衡》第1 號，1920 年，第87 頁。陳公博在其發表的《我們怎樣去組織市政府》一文中，論述了廣州的議會選舉對實現民治主義的重要作用。他強調真正的民治主義是要“由人民的、被人民的、為人民的（of people，by people，for people）”，而現在中國只是在面子上掛上一面民治招牌，“實際上不獨不是by people of people，就是for people 也沒有做到”。只有市民能有權直接投票、選舉、任免，而不必由官吏干預，這樣“政治既of people，自然是for people 的了”，方可真正實現民治主義。⑤陳公博：《我們怎樣去組織市政府？》，《政衡》第2 號，1920 年，第26 頁。

民治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最常用的口號之一，它常被稱作注重社會作用的自由主義思想。陳公博意識到，在一戰后的中國，“民治思想，已代帝國思想而興”①陳公博：《南北和議與國民的自覺》，《政衡》第1號，1920年，第42頁。。五四前后，杜威對民治主義的演說與宣講是影響較大的，他將民治主義的內涵概括為四點：“一、政治的民主：以憲治和立法代表權為主；二、民權的民主：如言論、出版、信仰、居住等自由；三、社會的民主：消除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四、經濟（生計）的民主：平均分配財富”②杜威：《美國之民治的發展》，《每周評論》1919年6月15日，第1版。。1919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他基本同意杜威對民治主義的闡述，僅補充了“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才能維持政治上的民主。他還傾向于中國要效仿英美的民主制度：“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應當在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這基礎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雹坳惇毿悖骸秾嵭忻裰蔚幕A》，《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因此，陳獨秀在1920年南下廣東之前，并不是一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傅斯年也認為那時陳獨秀的基本精神“到底是法蘭西革命的產品，并不是一個‘普羅’的產品”④傅斯年：《陳獨秀案》，《獨立評論》第24期，1932年10月30日。。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人民治主義思想的形成自然與杜威、陳獨秀等人有著密切的關聯。更何況他們與陳獨秀在私人層面也是師生關系，受到陳獨秀的影響可能更大。但當1920年夏陳獨秀思想轉向了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時，陳公博等人的立場卻并未立即隨之改變，在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斷調和，這使他們對考茨基、伯恩施坦的社會民主主義很是青睞。

1920 年秋，在《政衡》雜志出版兩期后，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即回粵組建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廣東群報》，意在發起一場廣州的“新文化運動”?！稄V東群報》由陳公博擔任總編輯，譚平山主編新聞，譚植棠主編副刊。陳公博回憶道，當時的廣東處于桂系軍閥莫榮新的控制下，新聞出版審查嚴格，報刊界也都靜默無聲，甚至多為情色小說這類文字。但他們不過就是剛畢業的學生，“根本并沒有政治欲”，只想“本其所學”，“動機的確在于介紹新文化”，“介紹各種未曾輸入廣東的學說，這種思想大約是受了蔡孑民先生的影響罷，但當時群報的確是這種姿態”。⑤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寒風集》甲，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200～201頁。陳公博曾提及創辦《廣東群報》的唯一目的就是發展民眾的群性。他認為群性對人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人類得以獨立于今日，正是依賴于群性的本能。但由于現實中宗族、種族、男女、階級、職業、歷史、地域等種種的偏見，人類的自然態度被壓抑、捆綁，不能得到個性的充分發展，以至于“時時刻刻演出那般連續狀態的人類相殺底血劇”。至于為何選擇在廣東創辦報紙，陳公博指出，廣東社會的平民思想比較發達，“雖至廚夫走卒，也知爭自由，也知爭平等，無齷齪卑屈地氣象”，足可以稱得上是百年來中國革命的策源地。而廣東人具備的活潑性情、勇于進取、民氣強悍、輕于冒險更是難得的特性，只是可惜“從來沒有真正的社會指導者”。因此，陳公博等人提出創設報刊只是廣東的“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步，此外還有籌辦平民圖書館、平民講演團、平民學校等，以及改良城市和農村等舉措。⑥陳公博：《廣東群報創刊號》，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群報選輯》，1964年印行，第1～2頁。

陳公博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其在對代議制的態度上。他強調自由民主和思想獨立，提倡民主選舉和地方自治，不主張絕對的紀律和強迫的統一。這與考茨基、伯恩施坦的理論相貼近，他們均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看作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通過議會、選舉來漸進地改革，而不急于甚至無需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政權。

近代國人對于國家的政治與社會多少都抱有不滿意之處，至于如何改變現狀，激進的革命與溫和的改良一直是時人討論的焦點。陳公博身處其間，自然有著十足的體會。他自稱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累年以來未曾“敢為急激論調”，所以主張若非在萬不得已時，不如“勉就原有制度”，“以為漸進之改革”。這是因為他把革命與破壞視為一體，制度一旦經歷“突然急革”，就會與現實社會“不甚相容”。因此，不如對現在的制度“緩和之，疏導之”以減少革命的理由，并構思好新制度的建設方案，“就原有制度再加一度之考量”。即使未來仍要發生革命，也不能與既往的政治革命相同，國人應致力于社會革命。①陳公博：《中國之未來革命》，《政衡》第1 號，1920 年，第13 頁。

陳公博將選舉與自治視作現階段改良政治的重要步驟。但實現這一目標應具備的前提是國人要擁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識，可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于是，陳公博提出增進民眾覺悟、提高民眾智識水平的五點建議。第一，國人應改變對政治的態度，不再將政治看作生活的歸宿和謀求利益的工具，更“不能以政治即為供其一生縱欲之地盤”。第二，國人不應太過急切于立刻解決政治問題，而應先注重培養“儲蓄之性”，待時機成熟、準備完善，方可進行。第三，國人不應崇拜權威勢力、犧牲個人人格，只有在社會整體改善后，政治就會無形隨之革新。第四，國人不應為金錢和權力相互爭斗。第五，社會運動要有創造與奮斗的能動性，不應好逸惡勞而一味地倚賴他人。因此，只有在國人有了“徹底之覺悟”后，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才會有“徹底之革新”。②陳公博：《南北和議與國民的自覺》，《政衡》第1 號，1920 年，第38～42 頁。

在民眾已具備民主意識后，組織一個民選的市政府與議會，被陳公博視作是實現民主的第一步。首先，以城市改革為中心，市政府及市議會一概由市民直接投票選舉任免，不必由官吏干預。從地方入手改良政治，是厲行小組織、擴張地方自治權的途徑，也有益于避開中國體量巨大難以變革的弊端。在陳公博擬定的市政府條例中，凡居住滿二十萬人口的地方即可設市，市政府和市議會則分別作為執行機關和立法機關，不受省府官廳的指揮和監督。市議會由市民直接選舉產生，每五千人得選議員一人，任期一年，享有稅收權、監督權、彈劾權。陳公博尤其注意民主普選的實現，選舉條例中明確廢除了階級限制、男女差別和財產限制。陳公博批評現在中國的選舉是“勢力的選舉”，只為少數階級服務。因此，若要順利組織市政府，就務必先將這種選舉的階級限制除去，他提出：“中華民國國民不論男女，住居本市一年以上，而有左列資格之一者，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一）在國民小學或與國民小學程度相當者畢業。（二）有正當職業者。（三）有正當勞動者?！雹坳惞骸段覀冊鯓尤ソM織市政府？》，《政衡》第2 號，1920 年，第30～33 頁。

可是，理想與現實總會存在差異。陳公博作為一名青年知識分子，未能直接在實際政治中實踐他的民主自治思想。真正對廣州政局有所推動的是回粵后的陳炯明，他曾大力提倡聯省自治和地方直接選舉。陳公博與譚平山等廣東共產黨人對其“聯省自治”方針的態度是辯證的。

1922年6月16日，駐廣州的陳炯明所屬部隊突然圍攻孫中山總統府（史稱“六一六事件”），廣東黨組織并未立刻展開對陳炯明的批判。此后，陳公博召集廣東黨組織會議，聲明他不再履行黨的任務，并表示他將脫離中國共產黨一切關系，決心留學美國。其后，上海中共中央為了維護黨的紀律，給予陳公博留黨察看處分，在1923年初決定將其開除出黨。陳公博脫黨一事遂成為中共黨史上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

廣東黨組織的確有過對陳炯明的稱贊之詞。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陳炯明在議會選舉、聯省自治、工人運動等問題上，與陳公博等人信奉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有著一定的契合之處。事后不久，譚平山就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上匿名發表長文《記孫陳之爭》，其中秉持著對陳炯明和孫中山雙方不偏不倚的態度。譚平山稱此事件不過就是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分家，二者的矛盾也是醞釀已久，并不能上升至“革命”與“反革命”的高度。譚平山一方面對陳炯明回粵主政予以肯定的評價，認同其主持的民主選舉；另一方面也指出陳炯明為人堅忍有余，但果斷不足且不能容納他人意見。①滌襟：《記孫陳之爭》，《努力周報》1922 年8 月20 日。

除此之外，陳公博也多次對在陳炯明主持下的廣州市參事選舉提出批評，“只有利于資本階級并不利于平民”。他指出現今廣州的選舉有兩大弊端：一是惡紳劣吏壟斷選舉過兇，選舉“實為政客與資本家分峙對抗之局。所以，這次選舉能操勝利的，不是政客，就是資本家”②博：《再評市選舉并答某報記者》（1921 年6 月9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88 頁。。二是過多民眾放棄選舉權，“現在選舉票不是有幾十萬嗎？五月一日有沒有二萬人以上投票？我倒要問問那天投票和監票的人”③博：《市參事的我評》（1921 年6 月6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86 頁。。因此，廣東黨組織也開始嘗試由自身從事政治實踐、組織政治運動。

三、實踐：陳公博與早期廣州工人運動

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重新組建之后，積極踐行實際社會運動，推動社會主義在廣州的傳播，意欲開展廣州的“新文化運動”。作為領導成員之一的陳公博，他改變此前側重文字層面的斗爭，開始從實踐上從事社會運動；并且在思想上也嘗試做出改變，以符合黨組織的信仰要求，即從社會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思想過渡。陳公博積極撰寫文章，投入馬列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思想論戰當中。陳公博擔任總編輯的《廣東群報》被定為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報，還增開了許多關于社會主義學說與工人罷工運動的新欄目。由于內容增加，從1921年5月1日起，篇幅由兩大張擴大為三大張。陳公博還在工人運動與婦女運動等社會問題上，進行相關的政治實踐。1921年7月，陳公博代表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中共一大，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到1922年初，廣東已有黨員20多人，工人黨員占一半，是全國最大的地方黨組織之一。1921年7月，陳公博代表廣東黨組織參加中共一大時，就明確指出未來的工作方向是以工人運動作為主要內容之一，具體如下：（一）吸收新黨員；（二）成立工會；（三）成立工會學校和工人夜校；（四）加強對農民的宣傳工作；（五）加強與士兵的聯系。①《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 年），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35 頁。

其實，不只是廣州，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均將發展工人運動作為工作的首要目標。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于上海召開前一年，就意識到在上海社會勢力最大的不是西洋人，而是大部分工廠的勞動者，所以使各行業工會發達起來十分必要。②〔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4 頁。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提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重視在工人中的宣傳工作，致力于將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引入工人階級的社會革命的軌道③張國燾：《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78～1084 頁。，并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④張國燾：《長辛店工人發起勞動補習學?！罚?920 年11 月21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75～1077 頁。。在中共一大上，初生的中國共產黨就在其綱領的開篇處點明，“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次月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分部則由譚平山兼任。

資本主義在中國各大城市的發展與工人群體的壯大是大體一致的，然而，千篇一律的工運發展規律難以描述不同地域的工運實際情形。王盡美在組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支部時就觀察到，勞工團體的發展程度在各地是迥異的，上海、廣東已屬發達，而山東工人仍有待組成一個屬于自己的工人聯合會。⑤王盡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支部宣言》（1922年7月9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25～1026 頁。但截然相反的是，鄧中夏對廣東工運的評價十分消極，他稱“廣東罷工潮比上海還要落后，其原因是共產黨廣東支部很弱，而且夾有極大機會主義成分”，這一代表者就是陳公博。⑥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30 頁。這一認知上的差異實則提示出，厘清廣州工人運動的特殊性，并探析廣東支部如何因地制宜制定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廣州與上海相較全國其他區域，同屬開埠通商較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相對成熟、工人數量亦與日俱增的兩個工運中心城市?？墒?，廣州的現代工業不如上海發達，且產業工人隊伍也難與上海相比。盡管如此，陳公博依然認為廣州的工會發展是要比上海更具有群眾基礎的，他稱贊廣州工會“都是真正工人所組織的”，而不同于上海那些有名無實的“招牌工會”。在1920年9月至1921年5月，廣州迅速成立了30余家工會，半年后又進行了20余起罷工運動，并多數取得了成功。⑦陳公博：《廣州一年來之勞工運動》（1921 年5 月1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73～1274 頁。

其次，廣州與北京相比，發展工人運動的政治環境相對寬松。北京作為政治中心，本身不是工業城市，產業相對不太發達。況且，即使是比較大的工廠和企業，如編輯部、出版社、精密儀器廠、度量衡廠、鐵路等，又都是政府機關，廠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常訓育工人為了“富強”就要“不停歇地工作”。張國燾感嘆，在這種情況下，從事工人運動的宣傳很是困難。⑧張國燾：《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8～1084頁。毛澤東在參加中共一大后回到老家湖南即主持中國勞動組合書記分部湖南分部，但因當時湖南境內的工廠總體而言規模尚小且分散，且初期的工人運動帶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于是選中了緊挨湖南省邊界的江西省萍鄉縣的安源這一工運處女地。①參見〔美〕裴宜理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而廣州無論是在孫中山還是陳炯明主政下，均對工人群體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對待罷工問題也相對寬松，多從事勞資協調的中間工作。正因于此，廣州工人運動呈現出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幫會、地方軍閥當局等多重合作與競爭的局面。

總的來說，國共第一次合作之前的廣州早期工人運動與全國各區域城市相比，具有五個特征：資本主義發展較成熟，工人群體數量較大；以薪資與待遇為主要目標，兼具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政治訴求；政治環境相對寬松；傳統幫會勢力存在；不同派系的工運并存，且共產黨未占主導地位；緊鄰香港，兩地互為支援與影響。廣州工人運動在歷史中形成的諸多特點，既為廣東黨組織提供了一個足夠寬松且有一定積淀的有利環境，也使共產黨不得不以一個“后來者”的身份，參與到廣州工運指導者身份的角逐。

孫中山與國民黨以及陳炯明在粵時，均支持工人團體組織，廣州更是廢除了新刑律中的罷工制裁法案。②《廣州工會廢止懲罰罷工》，《申報》1922 年3 月19 日，第10 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中最具“社會”吸引力的即是民生主義，它以謀得全體人民的最大福利為最高原則。1920年12月28日，孫中山二次南下廣州重組軍政府兼任內政部部長時，在頒布的《內政方針》中，提出要“保護勞動”“謀進工人生計”“提倡工會”。③孫中山：《內政方針》（1920 年11 月下旬），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452～434 頁。曾任廣州特別市國民黨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工人部部長的馬超俊在廣州已有充足的工運經驗，他擔任了廣東勢力最大的機器工人工會的主任，并多次從事機器工人罷工運動的解決。④《粵米機工潮完滿解決》，《民國日報》（上海）1921 年7 月25 日，第8 版。他將三民主義、國民革命與工人運動三者的關系論述為：三民主義的實現手段是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成功之日，三民主義始可實現；而國民革命的進行，以喚起民眾、發起工人運動最為重要。⑤馬超?。骸吨袊鴦诠み\動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42 年版，第59 頁?！傲涣录鼻?，陳炯明也常為各報紙（包括國民黨系）所夸贊，多稱陳炯明對于廣東的工人運動很有助力，“每次罷工風潮，當事者若請政府出而公斷，則其結果政府莫不將工人要求略加變更而以承諾”。⑥無懟：《機器工人罷工之經過》，《民國日報》（上海）1921 年6月23日，第6版?！稄V州工人之勝利》，《申報》1922年1月6日，第10版。

此外，由于無政府主義在廣州的盛行，在廣州還曾組建過無政府主義者的“共產黨”，因此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不得不面對后來者所處的劣勢地位。不過，既往的廣州早期工運史研究，常將廣東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工運指導權之爭夸大為“工人運動大分化”，這其實不太恰當。首先，無政府主義者人數較少，且組織力量也相對薄弱，廣東黨組織也未將其視作潛在斗爭目標，“關于無政府主義者用不著多談，因為他們在廣州一共才有五、六個人，其中有三個人很快就要去法國，還應指出，一般來說，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任何組織”。而廣東黨組織發展工人運動的最大阻礙實際是廣州的執政黨國民黨，“廣州的情況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我們與國民黨人的斗爭困難得多”。陳公博意識到，國民黨中不少黨員對社會主義頗感興趣，他們對工人的聯系與宣傳已有很長的歷史，近年又多次鼓動工人罷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還設有宣傳部，專門做聯絡工人的工作，特別是五金工人和機器工人。因此，廣東黨組織只能選擇與國民黨合作，但仍在幕后“極力設法單獨組織工會”。①《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 年），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34 頁。無獨有偶，在廣東黨組織重組的同月，國民黨廣州支部也正式成立。②《廣州國民黨支部成立情形》，《民國日報》（上海）1921 年2 月21 日，第8 版。

廣東黨組織投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是組建由共產黨指導的工會組織，或者改組由國民黨指導或帶有傳統行會性質的工人團體?！傲涣录鼻?，廣東黨組織已經完成了與理發工會和土木建筑工會的聯系。1920年底，譚平山等就在廣州聯系了土木建筑工會。因彼時廣州教師團體多次集會，發起加薪運動③《廣州小學教員之加薪運動》，《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1 月13 日，第6 版。，廣東黨組織也在采取措施組織教師工會。

此后，廣東黨組織更是瞄準廣州影響最大的工會，即機器工人工會和鐵路工人俱樂部，“我們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便在機械工人工會中產生影響”，如建設機器工人夜校，在“這個學校取得明顯成果后，我們再著手其他學校的工作”。④《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 年），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34 頁。即使是帶有明顯反共立場的黃藝博，在他撰寫廣東機器工人的歷史中，也可以從側面看出中共早期對廣東機器工會付出的努力。在機器工人第一次罷工發生后，《廣東群報》就“首先賣力、幫著宣傳”，后來結識了部分的機器工人，并進一步由譚平山以幫忙教育青年工人為名，在機器工人維持會與機工集中地，各辦了機器工人補習學校。學校的經費與教員均由廣東黨組織負責，大力對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⑤黃藝博：《廣東之機器工人》，廣東機器總工會1929 年版，第41～42 頁。

陳公博將組織工會視作當務之急。他認為以個人之力，很難改造社會，“社會只能共同進化，萬沒有單獨進化”，并且只有擁有一個優良的組織才能取得成功。⑥陳公博：《對于停工的一種感想》（1921 年2 月2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48～1249 頁。陳公博某次在廣州理發工會的演說中呼吁，理發工人要團結起來以達到工人聯合，世界工人階級也應當大聯合。⑦陳公博：《陳公博在理發工會演說辭》（1921 年2 月13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55 頁。陳公博還以為，雖然廣州工會日漸發達，但仍對于工人運動的前途“不寒而栗”。他稱廣州多數的工會，不是由“一兩個野心的資本家在那里暗地里指揮”，就是被“一兩個野心的包辦家借著工會名義到處出風頭，作現實政治的傀儡”。他竭力向各工會宣傳要擺脫資本家與政客的影響，建立屬于工人自己的工會組織，解放的責任仍在工人自身。事實上，這也表明了廣東黨組織意欲獨立組織工人團體，并使工人從事社會運動的愿望。⑧博：《廣州工人的危機》（1921年4月24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70～1271頁。在工會發展遭遇困境時，陳公博更是撰文對廣州市政府取締工會一事予以痛斥，“這幾天內廣州當局對于工會解散的解散，搜查的搜查，逮捕的逮捕，滿城風雨，天地晦塞，我為勞工前途的危險起見，更為廣州當局本身的地位起見，忍不住，不能不說話”⑨公博：《為取締工會條例事警告當局》（1922 年5 月31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44 頁。。

正如中國共產黨在其第一個綱領中強調的那樣，廣東黨組織也將開辦工會學校、工人夜校作為工作重心之一。陳公博對工會曾提出三點希望：排除政客、排除資本家、自己教育，其中之一即是工人教育。①陳公博：《廣州一年來之勞工運動》（1921年5月1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76頁。陳公博十分重視工人教育，把它當作組織工會團體后的首要任務，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必要準備。他清楚地認識到，若要工會發展到一定高度，工人必須進行獨立的政治訓練。這種政治訓練不僅是針對現實政治，也是為了“未來的政治”。所以，無論在階級斗爭成功之前還是成功之后，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全在知識”。②陳公博：《陳公博在理發工會演說辭》（1921 年2 月13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55 頁。

當時廣東黨組織規模較小，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員相對于廣州工人群體與工會團體來說，乃滄海一粟。因此，培養一定數量的革命青年，先使他們習得馬克思主義是相對容易的，再由這些青年骨干到廣東各地從事工農教育與社會運動。譬如，在1921年成立的廣東省立宣講員講習所，是陳獨秀領導下的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屬下的一個公立教育機構。由陳公博任所長，教務工作由譚平山、譚天度、譚植棠等人主持，講課內容為反帝反封建、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階級斗爭等。③黃振位：《中共廣東黨史概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33 頁。何錦洲、沙東迅：《廣東最初共產黨組織之研究》，《學術研究》1980 年第4 期。此外，他們還在廣東高等師范校址創辦了俄語學校，并在《廣東群報》上曾刊發廣告稱：“研究俄羅斯者注意！研究現代思潮者注意！研究世界平民文學者注意！本校特聘請俄人米諾及其夫人專授俄語，校址暫借廣州小南門國立高等師范學校每星期授課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為授課時間，每月只收雜費一員，并有華人擔任翻譯，定于本月十六日開始報名，三月一號上課，報名時隨交雜費?！雹堋抖碚Z學校招生廣告》（1921年2月17日），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群報選輯》，1964年印行，第129頁。

無論是工人聯合的組織，或是工人學校的開辦，都是為了能夠指導工人運動的順利開展并取得勝利。廣州工人運動在各方勢力的牽引下，同盟罷工一年內已經發生28起，儼然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常為報界所鼓呼振奮。⑤燧石：《廣州勞工運動成績之概觀》，《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3 月23 日，第6 版。燧石：《一月來廣州勞工界概況》，《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4 月24 日，第3 版。陳公博曾總結出1920年至1921年5月工人運動的兩個趨勢：一是工人已有根本的覺悟，二是今后社會已由政治問題而入于經濟問題。⑥陳公博：《廣州一年來之勞工運動》（1921 年5 月1 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72 頁。廣州的工人運動多是因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而與資本家發生沖突⑦無懟：《廣州工人罷工之趨勢》，《民國日報》（上海）1921年8月31日，第4版?！稄V州罷工事件類別調查》，《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3 月22 日，第3 版。，僅有極少部分有著民族主義情緒以及現實的政治訴求⑧廣州工會曾因葡萄牙衛兵沖突一事，召集大會，請愿中國政府收回澳門，勸國人斷絕與葡人的往來?！稄V州工會對澳之決議》，《申報》1922 年6月5日，第4版。廣東工人因援桂問題，發起工界助餉團，捐助對桂行動?！豆そ缰A團之成績》，《民國日報》（上海）1921 年10 月14 日，第8 版。廣州工人也曾集會要求男女平等、全民普選、工人參政、修改省選舉法?！稄V州工團之普選運動》，《申報》1922 年4 月23 日，第10 版。。即使是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最初也是要求增加工資的經濟斗爭，其后才以反帝為武器。2月9日，廣東黨組織發表《敬告罷工海員》書中，希望海員做到：堅持到底、團結一致、嚴守秩序、注重自治，并仍將這次罷工風潮當作“開始階級斗爭的急先鋒”。①黃振位：《中共廣東黨史概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 頁。

值得注意的是，陳公博將廣州罷工的經濟取向視作十分“可喜的現象”。這與一般思維中，共產黨指導下的工人運動更具備政治斗爭的特性，是不太貼合的。陳公博之所以形成如此想法，其實與廣州工運所處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在對工人群體持同情態度的政府治理下，工人為生計而發起的罷工行為多受到當局的調停，若仍堅持在工人中宣傳太過激進的主張，自是很難收到熱烈的反響。不過，陳公博也并未放棄對“政治”的期冀，只不過是要等到工人教育已臻完備，工人已有足夠的政治素養，方能著眼于“未來政治”。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出席代表162人，代表12個城市、100多個工會的20多萬工人，同日舉行10萬人的大游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盛況空前。②燧石：《廣州五一見聞錄》，《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5 月6 日，第6 版。

四、結語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各式各樣的“主義”從西方吹入中國，知識青年們紛紛選擇自己認為適合于中國的道路。伴隨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日益失望，蘇俄十月革命掀起了新的思想熱潮，“后五四時代”漸漸發生著思想轉型，社會主義蔚為時代風尚，知識青年的思想愈發激進，“到民眾中去”成為最常引用的口號。然而，社會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過程中，并非有著一個明確、完整、標準的理論體系，更多呈現出一種內在競爭、多元發展的脈絡。由于傳播渠道、傳播者、受眾者的各不相同，社會主義名詞的時髦混淆了各方觀念中實際存在相當大的差異，衍生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諸多類別。即使知識青年已經選擇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并開始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從事相關政治活動，其思想也必定會受到多重思潮的渲染，同時也會因轉瞬即變的現實因素而扭轉，陳公博即是這樣一個代表。

在1920年北大畢業后到1922年脫黨前，青年陳公博受到了民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重影響，其思想與行動呈現出一種交互雜糅的復雜面相。此時陳公博的思想履跡、政治實踐的具體表現與層層轉變，不僅反映了一個早期共產主義者復雜的心路歷程與艱難的社會實踐，也為其日后脫離中國共產黨埋下伏筆。蔡和森在1926年回顧中共成立時稱，黨初創時“不是開始就有很大的（馬列主義）傾向，而是在許多實踐中由小的不清楚、不明顯的漸漸的擴大了的”。蔡和森評價李漢俊、陳公博、戴季陶等人為“中國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中國的經濟派、少數派”，而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派”。③蔡和森：《吾黨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使命》（1926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后的廣東黨組織》，1981 年印行，第52～57 頁。因此，早在中共一大時，中共內部便發生了第一次較大的思想分歧，即馬列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矛盾。陳公博選擇在中共一大時聲援李漢俊，亦是因其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青睞。

革命政黨需要一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中心理論，方能領導革命走向正確之路。然而，政黨在創建初期往往通過降低門檻、提高共識，以團結政治上的同盟者，這也使其思想趨向難以在短時間達成一致。另外，對中共來說，馬列主義尚屬舶來品，更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客觀情形做出相應的調整，此種改變留有的余地無疑增加了黨形成統一思想的困難。蔡和森曾預測，若使中共的思想理論完全形成高度“同質化”，非要經歷一個長時期的斗爭與訓練不可。①蔡和森：《吾黨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使命》（1926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后的廣東黨組織》，1981 年印行，第48～50 頁。早期共產主義者多由知識青年組成。然而，知識人多追求個體思考、自由思想與學理探討，使其遵守政治紀律、服從組織命令，這無疑是一個難題。在中共一大與“六一六事件”中，陳公博始終自視為一名思想自由的讀書人，他難以理解革命黨的政治邏輯，多次對孫中山和陳炯明予以了不合時宜的辯證評價，其書生氣息與服從政黨的鐵律也醞釀著矛盾。

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寫的絕筆中，抒發了“讀書人”與“革命者”在他內心深處的復雜糾葛，他承認自己的性格根本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但他與陳公博的選擇不同，他依然選擇了留在政治舞臺上，“中央怎么說，我就依著怎么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②瞿秋白：《告別》《脆弱的二元人物》《“文人”》，瞿秋白：《多余的話》，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13、24、30 頁。與瞿秋白相異，惲代英則呈現出了另外一種“熱烈”的堅定。在五四時期，惲代英還曾一度向往自由的無政府主義。他以為青年團體應遵循“絕對自由”的出入，“若加入了這結合，卻處處受些自己不愿受的限制，未免失去了結合初意”。但他最終選擇成為一名堅定信仰馬列主義的中共黨員后，改變了其對自由與紀律的理解。在1924年，他便強調組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作戰團體”的必要性，并認為“決不能處處都要求（黨組織）與自己意見相合”。③惲代英：《未來之夢》（1920年10月）、《學生政治運動與入黨問題的討論》（1924年5月5日），《惲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45、527 頁。

當中國共產黨將維護并遵守黨的理念與命令視為每個共產黨員的紀律準則、民主集中制逐漸演化為黨的一個核心體制時，早期共產主義者們便必須面對著兩種抉擇：要么是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信仰一元的馬列主義、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如惲代英的轉變或是瞿秋白那“歷史的誤會”；要么只得脫離于政黨、活動于黨外，而陳公博等人選擇的則是第二條這樣的不歸路。早期共產主義者們的不同抉擇，決定了每個黨員日后走向的是光明大道或是崎嶇錯路，它可稱得上是一種自我淘汰機制。而對于紀律嚴明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將不能服從紀律者淘汰出局，以達到革命黨的純潔性，這更是政黨初建時期大浪淘沙的必經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