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構和異化

歐陽杰,張 軍

(1.安徽中澳科技職業學院,安徽 合肥 230041;2.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601)

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推動了社會網絡化轉型,網絡直播已經成為當下社會流行和關注的熱點話題。調查報告顯示,網絡直播中女性主播占主導,占比高達78.8%。職業主播中男女主播比為1∶5[1]。誠然,女主播是網絡主播第一大群體?，F實中,依據網絡直播內容可將女主播分為娛樂類、生活類、游戲類、健身類、醫療保健類、教育類等等類型。其中娛樂類直播門檻低、受眾廣,直播內容具有簡單、隨性、自由的特征。因其社會屬性和社交屬性較強,受到廣大女性用戶的追捧,并日益成為一門新興職業而備受廣大年輕女性青睞。而女性形象也愈來成為人們所關注的社會與文化現象。

一、網絡直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構

(一)“他者”的建構:新媒體與受眾的促動

人工智能與網絡技術的融合促使了新媒體的產生與發展,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社會的社交場域。網絡直播是新媒體技術發展的產物。一方面,它為女性用戶提供了新的空間場域,即可以在網絡空間中自由流動和即時交往互動;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新媒體,它也牢牢掌握了信息傳播中“形象符號”建構的主權。波伏娃曾指出在社會化的整個過程中產生的東西稱之為女性氣質,男性意識和思維就等同于全社會的思想意識和思維。女性形象依然是“他者”所構建出來的,利用新媒體這個巨大資源庫,女性在自我參與和自我表達中獲得話語權和主體性意識,塑造出“新”的形象。

網絡女主播形象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受到觀眾的影響。一方面,資本的驅動加劇了現代社會環境的復雜性,人被高強度和高壓力工作所迫脅同時,又被閑暇時的百無聊賴所充斥,網絡直播被身處網絡時代的現代“打工人”當作消解與慰藉情緒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受眾作為網絡直播中的參與者,從新興媒體中來接受的消息更加多元。消費享樂觀念促使直播受眾通過直播消費或者禮物打賞的方式對主播的直播表演進行自我反饋,來滿足自身的替代性幻覺和情緒的消遣。而網絡女主播“被迫”根據受眾需求特征和喜好習慣做出人情和面子導向的回饋—進行自我形象的改造和構建。

(二)自我的建構:身份認同與主體性的表達

1.個體身份認同的獲得

現代社會正處在卡斯特所言的“流動空間”,網絡構建了我們的社會形態。網絡社會是信息流動、技術流動等構建起來的,而支撐流動的空間形式也應該是流動的[2]。相較傳統的被動性、歸屬性認同而言,在多元且流動的網絡社會中,個人的身份和形象具有虛擬性和建構性的特點,并且認同是主動性、建構性的,認同的維度也更加多元化。在以網絡直播為媒介的活動中,主播在網絡場域中進行自我展演并與觀眾進行交往互動,獲得多種形式的身份認同。

認同過程是一種追求與他人相似或相區別的過程,表現為自我認同和他人認同兩種形式[3]。一方面,網絡女主播借助各種先進的網絡工具和美化技術,在“前臺”呈現出觀眾所喜聞樂見的表演。女主播展現出豐富多彩的自我形象,滿足觀看者視覺享受。女主播會在直播活動中獲得觀眾或粉絲的虛擬禮物與稱贊之詞。另一方面,女主播通過直播活動構建屬于自己的直播和受眾關系網,比如觀眾在直播間里的點贊、分享、評論及打賞行為。同時,女主播還在網絡直播中與觀眾展開有選擇的互動,比如感謝粉絲的禮物,回答粉絲的問題,鼓勵粉絲送出禮物,幫助粉絲蹭熱度上頭條等行為活動。促使粉絲產生進一步互動需求,獲得陪伴感和存在感,滿足觀眾被理解和被需要的需求以及“出人頭地”的勝欲心,構建出他人認同的身份特性。

2.個人主體性的表達

網絡直播是當代女性自我呈現、情感表達的重要介質,又是個體日常生活、價值意義、人格個性的重要投射。當代女性越來越多地通過網絡直播的方式創造出虛實交織的個人主體性活動。

身處網絡時代,女性主播們通過直播活動構建形象表征的同時,也經歷了新的內心體驗與價值位移。首先,掌握話語權的現代女性逐漸開始為自己創造新的價值和意義。傳統思想文化中對于女性“理想人格”形象地刻畫充分體現了溫順隱忍、三從四德、賢妻良母的女性氣質,突顯出女性的依附特性。這種固化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傳統社會中女性社會角色的統一性和個人話語主權的消失。網絡時代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默”且固化的女性角色以及人們對女性的“一致性”認同?，F代女主播正是以網絡直播為媒介創造出大量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話語表達和個人訴求。在網絡直播中可以看出,眾多的女性對化妝品、服飾、旅游等的消費需求不斷上升,而且直播中也不斷涌現出很多的商業精英女性、女明星、女網紅等“新時代女性”形象。這些“新”女性運用自己的女性邏輯和思維方式實現了從傳統社會中“失語者”到現代社會中“建構者”的轉變,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并且利用這種話語權自主地進行自我身份形象的建構。同時,作為直播活動的主體,女主播在創造活動中充分展現著自己的潛能和個人特質,生產出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充分彰顯出現實社會中“意義和意義實踐是在話語范圍內被建構的”[4]。另外,主播通過網絡直播獲得話語權的同時享有愈多的主體性自由和行動。網絡直播中,女主播對于內容取材、選擇場地、背景布置、展演方式、自我包裝等“后臺”活動都是自發且自由的自我選擇、編輯及想象。在直播場域中,主播擁有不受限制的個體私人自由。根據自己的想象力、日?；顒?、生活經歷、趣味知識、文化認知等等進行自由展演。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主播私人的“自我場域”,在這個疆界內自由自主地表達和行動,展現自我人格個性,分享個體自主性。

二、網絡直播中女性形象的異化

異化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概念,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含義。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開始了對異化問題的研究,并在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異化理論。異化有“分離,疏遠”之意涵。馬克思認為,本屬于人的東西或人的活動結果,在人的對象化活動過程中取得了獨立性,并反過來成為統治人、制約人的力量可以稱之為異化[5]。在當代社會和網絡空間中,很多現象發生了異化。

身體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為我們研究和分析社會現象、社會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視角,它更為關注社會變遷對身體的影響。身體作為一種媒介,逐漸成為網絡互動中的一個要素,釋放并接受新的連接和裝配,是鏈接個體與社會有效通道?；ヂ摼W延伸了身體的存在意義,在塑造身體的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相分離的同時使身體呈現出新行為與新特征,構成新式的身體娛樂景觀文化。在娛樂化時代的網絡空間場域中,身體成為凝視的焦點,形象的建構從“主體虛構”向“符號異化”轉變,身體不再是本真意義上的身體而是被欲望化、物化、符號化以及被規訓的客體。

(一)消費化的客體

伴隨著社會的變遷,身體不單單是生物意義上的構成物,更是虛擬場域中的視覺消費資源和價值圖景。以網絡直播為媒介與載體的身體圖像呈現出即時性、流動性和瞬時性的動態特性,有力地沖擊著觀眾的視覺體驗。在網絡直播文化中,女性的身體被視為直播中被觀看和評價的客體,成為有價值的視覺消費對象[6]。身體與環境將觀者置于當下,上演著身體的沉浸式狂歡。

身體展演在吸引觀眾關注的同時,也使身體在直播中得到了極大的解放。正如陳偉軍所言:“網絡直播放大了身體景觀的視覺效應,身體的意義結構承載了性感、消費、享樂等內涵,參與其中的用戶找到了一種欲望的簡單替換物?！盵7](P25)在以流量為主導的網絡直播中,主播為了吸引觀眾的注意和目光,竭盡所能地展現身體魅力。高挑的身姿、精致的妝容、光鮮的裝扮甚至“網紅臉”等女性形象成為女性追求直播觀看者愛慕的“理想化”對象,并成為一種視覺和欲望的身體符號。網絡媒體與性別的結合,促進了虛擬空間中女性與色相結合[8]。網絡直播中,部分主播不惜以暴露、走光展示身體,使身體逐漸退卻理性審美而成為魅惑的符號。更重要的是,性色化的視覺符碼既會造成現實生活對身體的過度解讀,也會使個體走進網絡直播的誤區。

(二)物化的客體

現代網絡直播相較于其他的傳統社交媒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可以通過屏幕實現“面對面”的交流互動。主播通過鏡頭展現出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姿態,在直播界面屏中呈現身體圖像的特寫,與觀眾實現身體“在場”的互動。物質身體通過網絡直播被編碼為視覺文化資源成為直播中的景觀,在網絡直播這種營銷手段和消費情境下,身體被客體化為一種物品,成為可供觀看和消費的身體景觀。

消費始終是伴隨著情感介入的,身體成為消費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主動的身體消費,在直播中觀眾的打賞行為就是身體消費的最直接體現,身體的商品化已經成為她們吸引和維系粉絲社群的重要因素。部分主播通過不斷地變換服飾、裝扮外貌、調整鏡頭、言語誘惑等來建構出“完美形象”,滿足觀看者的要求,以求得高額打賞和虛擬禮物,實現自己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如此一來,在不斷迎合他人眼光和要求中,身體便主動地成為一種可供觀賞、品評和消費的物品。受商業利益驅使的直播平臺,將身體物化為商家與消費者間的交流工具以此招徠觀眾的注意力。比如一些商家選擇和利用女主播直播宣傳一些生活日用品和奢侈品,將主播獲得打賞打造成一種獨到的經濟模式。網絡市場化的運作加劇了身體的商品化傾向,以網絡直播為媒介的消費生產滿足了觀眾的視覺消費、精神消費和物質消費。身體在這種物化和商品化的過程中被開發和利用到了極致,加劇身體被消費化的程度,造成身體形象異化現象的產生。

(三)符號化的客體

女性作為社會群體的重要部分,通過社會生活中女性的身體言說、行為表現,展現出個性、豐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促進了我們對于女性的認識。網絡直播的發展和運用給予了每位展示者和受眾新的空間和平臺,更多的女性通過網絡直播表達著精神意識,進而豐富自我形象的建構。然而以圖像敘事為主導的網絡直播在改變和修正了傳統文化中女性單一臉譜和形象認識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社群對女性身體的崇拜和過度解讀,忽視了本真意義的身體價值所在,逐漸使女性變為符號化的存在。

“女性美”的標準在網絡沖擊下逐步發生變遷,網絡直播環境繪制出眾多符合大眾審美的形象符號。越來越多的女主播遵循著尖下巴、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膚以及賣萌的動作、嬌弱的言語等大眾化標準來形塑和展現形象,構成女性美的代表符號,成為符合大眾審美的價值存在。正如戈夫曼在擬劇理論中提到的印象管理策略,女主播會努力表演出與他人和大眾所認同的標準和規范相一致的行為,不斷改變自己的印象策略,塑造出大眾認可的“理想美”形象。另外,網絡直播強化了虛擬與現實的界限,女主播通過鏡頭前的自我表演塑造出一個虛擬的主體形象,現實生活中很多女性開始對網絡女主播外貌、身材和服飾進行模仿,這在無形中強化了人們對于這種虛擬形象的審美認同和價值追求,同時使得受眾將女主播視為一個美麗的、可滿足欲望幻想的、可消費的影視符號。正如費瑟斯通所說:“消費文化中,……真真切切的身體越是接近年輕、健康、美麗、結實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換價值?！盵9](P56)造成人們對女性身體符號的崇拜與消費。網絡直播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符號轉換被賦予了一種符號價值,在符合社會審美系統的同時更容易造成人們對女性固化和片面化的認識。

(四)規訓與窺視

現代的個體身處網絡空間中,滿足于符號、虛擬帶來的享受與快感。身體自以為窺視的客體成了實現觀念規訓的生產者,他們以身體異化的日常實踐推動著自我規訓與他者規訓。網絡直播中的女主播在某種程度上構建出自我意識和主體價值,實際上女性身體在網絡情境下不斷被規訓。在網絡直播中,由于網絡直播所屬的消費和交易屬性,網絡中的女主播在被觀眾觀看、要求、打賞、贊美、訴求中不斷地調整自我,構建出迎合他者的身份認同,淪為了被規訓的客體。

網絡直播的興起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傳統關系,人們可以在參與線下社會場景的同時可以即時地參與到線上場景之中,比如人們在教室里上課的同時觀看線上直播課堂、在飯桌吃飯的同時觀看電影娛樂。由于社會資本的推動,網絡直播中女主播選擇的直播時間更具隨意性和碎片化。不難發現有大量不分時間晝夜直播的女主播,同時其直播場景的選取逐漸向客廳、廚房、臥室等私人空間延伸,直播內容也不斷向私人領域窺探。本該閑暇自由的生活時間被直播工作所侵占,女主播在失去時間自主權的同時也造成私人時間的異化。置身于混合空間中的女主播在直播展演過程中,不斷被凝視。

三、結語

從農業時代到機械時代再到網絡時代以及智能時代,科學技術發展推動著社會形態的變革,而新的社會表象又會繼續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從研究來看,網絡直播作為彰顯數字生活的一種基本社會事實,其為女性角色的社會性建構提供了新的社會場域。我們需要承認,在現代數字化社會,網絡直播使女性從傳統文化的“失語者”轉變為能自我呈現和言說的“建構者”。這對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以及主體意識的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以網絡空間為依附載體的網絡直播也對女性的身體產生了異化作用。更值得深思的是,雖然網絡空間是一種新型且以流動時空為基礎的場域空間,但其和在場空間并非相互豁裂,彼此排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生、互構諧變的關系。即是說,任何一類空間變化都不可避免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另一類空間變化。在此意義上,公眾基于刻板印象對女性直播形成的主體認知會在現實生活中呈現出來,這既不利于女直播者發展,亦有違于美好數字生活的價值理念。

時至今日,網絡社會成為當代社會典型特征,數字生活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主導趨勢,并且人工智能技術和數字技術的深度嵌入,逐漸向數字元宇宙社會和數字元宇宙生活持續邁進。甚言之,我們不能畏懼甚至否定網絡直播作為一種社會事實的存在,但我們在欣喜其為日常生活帶來的豐富多彩的社會圖景時,也需進一步思考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有鑒于此,研究認為,未來促進網絡社會有序運行、網絡直播良序發展、積極建構以美好數字生活為價值導向的直播生態,需積極探索建立政府、市場主體(互聯網集團)以及女性自身相融合的空間治理體系。于政府而言,應盡快完善針對不同主題、特色數字空間的法律法規建設,讓承載網絡直播的各類空間都能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蓬勃發展。于市場主體而言,要始終把自身的社會效應放在首位,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同意。于女直播者而言,要積極提高自身數字素養,積極創造因應美好數字生活的數字文化,制作適合新興媒體傳播的精品文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