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對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研究
——基于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視角

趙鑫全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48）

1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不僅經濟方面實現了快速的增長，投資環境也日益開放，并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1］。2020年，我國實際使用FDI額度約一萬億元人民幣。我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國。FDI的大量涌入不僅從宏觀角度助力了我國經濟提升以及進出口貿易，而且對物價、生產率、企業就業結構和中國企業的微觀表現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由于創新是國民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動力和源泉，因此FDI對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受到學者廣泛關注。

理論層面上，FDI對我國的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是溢出效應以及競爭效應。首先，FDI不僅支援了資金，而且帶來更前沿的技術、設施和管理方式，從而產生溢出效應，如示范效應、學習效應、人員流動效應等。隨著外資企業的進入，我國本土企業通過學習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以及管理方式，模仿并加大對研發的投入［2］。同時，由于我國本土企業吸引高級人才政策的實施，大量在外國投資企業工作或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研發人員將逐漸流向本土企業，最終助力我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提升。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FDI的正向溢出效應可以對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產生正向影響［3］。

其次，大量外資的進入將搶占國內市場的優質資源，這必然會加劇行業的市場競爭，而市場競爭的逐漸增強則會對我國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產生較大影響。一方面，通過“逃離競爭效應”，創新成功可以降低企業成本，而企業若成為技術的領跑者，則能獲取高于其他企業的創新利潤。企業能夠依靠自身強大的創新能力超越競爭企業，這代表FDI會激發本土企業推進創新。另一方面，通過“熊彼特效應”可得出，企業的創新是通過高預期的利潤所驅動，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會導致創新利潤變低，最終抑制了本土企業的科研創新能力［4］。在市場競爭并不激烈時，“逃避競爭效應”將在市場中發揮出主導的作用，FDI所帶來的技術競爭增強會帶動本土企業進行創新。在市場競爭程度變得激烈時，“熊彼特效應”逐漸在市場中占主導地位，FDI引起的競爭增強則會進一步抑制本土企業的創新。

本研究基于2013—2020年中國制造企業微觀數據集，探討FDI對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與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方面：（1）本研究以新產品產值作為衡量企業創新績效的指標，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如關鍵指標替代、工具變量估計（IVs）等，驗證了FDI顯著提高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結論。（2）本研究構建了相應的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是不是FDI影響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重要途徑。一方面，FDI通過促進企業R＆D投資對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FDI對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正向作用會逐漸減弱。影響機制的分析有利于加深對FDI與本土企業創新關系的認識。（3）考慮FDI溢出效應的出現是有條件的，本研究還分析了FDI對不同類型本土企業（不同要素強度類型、生產力強度類型、所有制類型、區域類型、出口和非出口類型）創新績效的異質性影響。通過探討FDI對不同類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差異，為全面理解FDI的創新效應提供了豐富的視角。

2 文獻綜述

現有的相關實證文獻分析了FDI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績效。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FDI導致額外的產品創新［5］。曹毅和陳虹［6］基于企業級面板數據考察了FDI對國內企業產品創新的影響，發現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申建霞［7］探討了國外并購對國內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結果表明，FDI可以顯著提高國內企業的創新績效。Hansen［8］研究發現接受FDI的企業也傾向于高度參與產品創新，并且FDI對國內企業的創新具有很強的正溢出效應。相比之下，甘曉雯［9］研究認為FDI對發明專利申請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并且特定行業中FDI的增加會導致國內企業模仿型研發投入的增加，但不一定產生創新。杭雨婷［10］利用我國制造企業的數據，考察了FDI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FDI往往會抑制當地企業的創新。

縱觀現有文獻，大多數研究都得出了FDI的引入會促進企業創新類似的結論，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發現FDI的引入對于本土企業創新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或者是即使FDI能產生正向影響，也需要一些配套的制度來協助FDI發揮作用。FDI對本土企業創新所帶來的影響沒有得出一致結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個方面：（1）不同的學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樣本和企業創新的衡量指標?，F有研究使用不同的指標來衡量企業創新，如生產力、研發投入、新產品產值等，且大多使用行業級數據來估計FDI的創新溢出效應，例如全要素生產率（TFP）常被作為研究的因變量，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提升企業的創新。程欽良等［11］研究發現大部分企業的創新產出（發明專利數量以及新品產值）都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性較弱。（2）FDI溢出效應的出現是有條件的，許多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應在未滿足條件的情況下不會自動發生。出現這樣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國內企業作為溢出效應的實踐者，其所具有的異質性（如企業所有制類型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FDI所引起的創新溢出效應。因此，在分析FDI對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時，應充分考慮不同類型本土企業的異質性。

3 模型與數據

3.1 模型說明

為分析FDI對我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本研究設定了回歸模型

其中下標i、j、k、t分別代表企業、行業、省份、年份，j表示的行業為中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四位代碼行業。因變量LIijkt為本地企業i在行業j地區k第t年的創新績效。本研究采用本土企業新產品產值的對數來衡量創新績效。核心解釋變量FDIjt為t年行業j的FDI數量。Xijkt表示一組控制變量。υi表示公司固定效應，αk表示省份固定效應，γt表示年度固定效應，μijkt表示隨機干擾項。本研究構建了如下指標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FDIjt）

其中FDI＿Fmijt代表企業i在行業j中第t年外資占實繳資本的比例。Yijt表示第t年行業j中企業i的總產出。

本研究將以下控制變量引入方程：企業規模（Size），使用企業銷售額的對數來衡量；平均工資（Wage），以應付工資總額與雇員人數之比的對數來衡量；企業年限（Age），以企業成立至今年數的對數衡量；政府補貼（Subsidy），以企業從政府獲得的補貼占企業銷售額的比例來衡量；行業集中度（HHI），由每個四位數行業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衡量。

3.2 數據

本文實證分析中使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編制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CIBPD），CIBPD包括營業額超過500萬元人民幣的所有國有企業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約占中國制造業總產值的90%。樣本期為2013年至2020年，與現有的相關研究一致［12，13］。為了獲得可靠的結果，本研究選擇制造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并去除缺失變量、員工人數少于8人的企業樣本，刪除部分違反會計常識的企業樣本（如總資產小于凈固定值、資產或實收資本小于或等于零）。本研究將外資占企業注冊資本50%以上的企業定義為外商投資企業，以區分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

3.3 基準結果

本研究使用2013—2020年中國制造業企業微觀數據集進行多元回歸，基準結果如表1所示。第（1）～（3）列顯示了包含企業、省份以及年度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列（1）中，FDI的估計系數為正且顯著，表明隨著FDI的增加，本土企業創新績效會相應提高。列（2）中，增加了4個企業級控制變量：企業規模、企業年限、平均工資和政府補貼?；貧w結果與列（1）相似，FDI系數顯著為正，再次表明FDI有利于提高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列（3）中，進一步添加行業集中度變量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HHI）。FDI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表1的第（4）～（6）列給出了加入行業固定效應重新估計等式的結果。FDI的估計系數仍然為正，這與之前控制企業固定效應得到的回歸結果相似。

表1 基準結果

縱觀表1的回歸結果，雖然控制變量的加入會改變FDI系數的大小，但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并沒有改變，這一發現表明FDI對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不會隨著控制變量的變化而變化。

3.4 穩健性分析

對數據進行穩健性分析。本文主要分析了FDI對我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FDI的衡量維度是行業層面，因此反向因果關系引起的一系列內生問題的可能性較小，這也是大部分企業微觀層面的相關研究文獻將FDI變量視為外生的原因［13］。然而，一些未觀察到的因素（例如，宏觀經濟波動）同樣可能會影響FDI和企業創新，如果省略這些不可觀察的因素，那么也會引起內生性問題。

為了避免潛在的內生問題，本研究嘗試構造相應的工具變量（IVs），然后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首先，考慮到樣本期內中國政府通過政策開放不斷放寬對FDI的控制，本研究采用行業層面外資企業數量的對數作為自變量。其次，本研究進一步選擇樣本期首年的外商投資金額作為自變量來估算方程（1）。兩項回歸結果顯示，FDI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之前的回歸結果不會受到內生問題的干擾。

重新選取替代變量。通過企業發明專利申請總數對本地相關企業的創新績效進行估算。企業發明專利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2013年至2020年發布的所有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數據庫［14］。從穩定性測試結果來看，FDI的估計系數依然顯示為正，與之前的基準回歸結果相似。

此外，在公式（2）中構建FDI的衡量指標時以企業總產出為權重?，F有的一些相關研究也將企業的銷售額或增加值作為權重來構建FDI的衡量指標［15，16］。為穩健起見，本文也采用此方法。從回歸結果來看，FDI的衡量指標無論是以企業銷售額為權重（FI-S），還是以企業增加值為權重（FI-A），FDI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為正，這也與之前的基準回歸結果相似。

4 影響機制和異質性分析

4.1 影響機制分析

前文的估計結果表明，FDI顯著提高了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本節將進一步分析FDI促進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途徑。

根據前文分析，FDI可能通過正向溢出效應，如示范以及學習溢出效應，對我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產生正向的積極影響。為證明這一點，本文選取我國本土企業的R＆D投入作為中介變量，并估計相應的中介效應模型，以驗證FDI是否通過促進企業R＆D投入對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完整的中介效應模型設置如下

其中RD表示企業的研發投入，以企業當期研發投入的對數衡量。所有其他下標和變量的含義與方程（1）相同。

表2顯示了中介效應模型的計算結果。列（1）報告了公式（4）的估計結果。FDI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FDI顯著提高了企業的研發投入，這是由于外資企業通常擁有更為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管理方式，其進入我國市場后，會對當地同行業的本土企業產生一定的示范帶頭效應；此外曾在外資企業工作過或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研發人員也可能會有一部分流向本土企業，人員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提高本土企業的新品研發能力。列（2）報告了公式（5）的估計結果，中間變量的估計系數（RD）顯著為正，意味著研發投入的增加將顯著提高企業創新績效。這一結果與預期一致。FDI的估計系數值和顯著性水平在加入變量（RD）后有較大的下降，初步表明溢出效應會增加“企業研發投入”。

表2 影響機制分析

為穩健起見，本研究檢驗回歸系數在所屬中間變量的路徑上的乘積項是否顯著，也就是檢驗H0：b1d2＝0，如果拒絕原假設，那么溢出效應顯著；反之則溢出效應不明顯。檢驗結果否定了原假設，進一步驗證了“企業研發投入”溢出效應的存在。這些結果表明，促進企業R＆D投入的增加是FDI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渠道。

根據前面的分析，FDI也可能通過競爭效應影響本土企業創新績效，但是這種機制會根據行業競爭程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行業競爭激烈，那么“熊彼特效應”會削弱“逃避競爭效應”對企業創新的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FDI對企業創新的市場激勵作用會比較弱。相反，如果行業競爭不充分，那么FDI對企業創新的市場激勵作用會比較強?；诖?，本研究以行業集中度衡量市場競爭程度，并利用FDI與行業集中度的交互作用來分析“FDI競爭效應影響企業創新”的機制，如表2的列（3）所示。交互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意味著如果市場競爭程度低，那么FDI可以促進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這一結果主要是因為FDI有效瓦解了行業的高度壟斷，刺激了市場競爭，即市場競爭的“逃避競爭效應”占絕對優勢［17］。但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熊彼特效應”逐漸增強，將削弱“逃避競爭效應”的積極作用。

4.2 異質性分析

本文研究過程中觀察到不同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存在顯著差異，這可能使它們對FDI引起的溢出效應的反應不同。本研究估算了企業的TFP，探討FDI對不同生產力的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文以企業TFP的中位數為臨界值，將樣本分成兩個子樣本，低生產力企業與高生產力企業，以公式（1）重新進行估算。表3的列（1）和列（2）結果表明，FDI對低生產力企業創新績效沒有產生影響，但會顯著提升高生產力企業創新績效。其原因如下：一方面，面對FDI帶來的激烈市場競爭，只有具備高生產力和接近尖端技術的企業才能通過研發和技術應對競爭威脅。對于生產力較低、遠離高端技術的企業，競爭程度逐漸提高會降低創新投資產生的預期利潤，從而導致此類企業的創新激勵減少。另一方面，生產力高的企業往往具有較高的吸收能力和競爭力，因此模仿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知識并引進相應技術裝備的積極性相對較高，可以從外商直接投資中獲得更多的溢出效應。

表3 不同類型生產力和要素強度的回歸結果

傳統的要素稟賦理論強調生產要素在企業生產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的要素密集型企業在要素投入、生產技術、組織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FDI對不同要素強度的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為此本研究以樣本中企業要素密度的中位數為臨界值，將樣本劃分為兩個子樣本，勞動密集型企業與資本密集型企業，以公式（1）重新進行估算。表3的列（3）和列（4）結果顯示，FDI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創新績效并無顯著影響，但能顯著提高資本密集型企業創新績效，這個結果與我們的預期一致。多數情況下，資本密集型企業要比勞動密集型企業更加注重設備的更新換代以及新品研發投入，FDI帶來的示范效應和人員流動效應很容易獲得較大的正溢出效應。相比之下，勞動密集型企業往往更多地依賴勞動力投入，而較少依賴創新和先進技術。因此，FDI主要是提高資本密集型企業創新績效。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差異。沿海地區包括遼寧、天津、河北、山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11個省份，其余省份屬于非沿海地區。與非沿海地區相比，沿海地區經濟開放和發展程度更高，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較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更加活躍。地區之間的差異可能導致FDI對不同地區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不同。為此，本研究將所有省份分為沿海和非沿海地區，使用這兩個區域的企業組成的子樣本，用公式（1）重新進行估算。表4的列（1）和列（2）結果表明，FDI顯著提高了非沿海地區企業創新績效，但對沿海地區企業創新績效卻沒有顯著影響。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經濟開放發展水平較高，法律制度較為完善的沿海地區企業之間的競爭較為激烈，FDI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競爭，使得“熊彼特效應”逐漸增強并占據主導地位，削弱了FDI帶來的正溢出效應。因此，FDI對沿海地區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表4 不同區域、出口和所有制類型的回歸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做出了突出貢獻?？紤]到非出口（即純國內企業）和出口企業面臨不同的產品市場，不同市場的競爭程度可能會導致FDI對出口和非出口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產生顯著差異。為此，本研究將所有樣本企業按照是否出口分為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使用這兩類企業組成的子樣本，用公式（1）重新進行估算。表4的列（3）和列（4）回歸結果顯示，FDI顯著提高了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的創新績效。但與非出口企業相比，FDI對出口企業創新績效的正向作用相對較大。其原因可能是，出口企業的部分產品面向海外市場，企業要面對外部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這可能會讓出口企業從FDI帶來的示范效應與人員流動效應中取得更大的正向溢出效應。

中國獨特的制度設置使所有制結構成為影響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將所有企業按照出資比例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析FDI對不同所有制類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使用由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組成的子樣本，用公式（1）重新進行估算。表4的列（5）和列（6）結果發現，對于非國有企業，FDI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對于國有企業，FDI的估計系數也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一研究表明，FDI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非國有企業。其原因也許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的保護下缺少強烈的競爭意識以及風險意識，這也是其不去學習模仿外資企業的前沿知識以及先進技術的主要原因。由于FDI帶來的競爭日益激烈，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動可能會受到阻礙［18］。相反，非國有企業則擁有更高的吸收能力以及更強烈的學習意愿，更能夠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并最終獲得FDI的額外溢出效應［19］。

5 結論與啟示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尤其是在我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后，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投資環境日益開放，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本研究基于2013—2020年中國制造企業的微觀數據，分析了FDI對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本研究發現FDI顯著提高了中國本土企業的創新績效。影響機制分析表明，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是FDI影響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的重要途徑。一方面，FDI通過促進企業的R＆D投入，對企業創新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FDI對企業創新績效的正向作用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而逐漸減弱。

對不同類型企業的進一步分析表明：FDI顯著提高了高生產力企業的創新績效，但對于生產力較低企業的創新績效沒有顯著影響；FDI能夠顯著提高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創新績效，但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創新績效沒有顯著影響；FDI可以促進非沿海地區企業的創新績效，但不會顯著影響沿海地區企業的創新績效；FDI促進了出口和非出口企業的創新績效，但對出口企業的創新績效影響更大；FDI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非國有企業。

本文研究結論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首先，FDI顯著提升了我國本土企業創新績效，對此，我國政府需要出臺并完善吸引FDI的相關政策。我國政府能夠通過立法對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同樣也能通過借鑒“準入國民待遇”以及“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盡量減少和規范外資流入的行政審批程序，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提高便利化水平。其次，政府也要適時調整相應的吸引外資政策，地方政府在制定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時，應注重優化創新環境，調整外資流入方向，最大限度地發揮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同樣，本研究的分析表明，FDI對不同生產力企業、要素密集型企業、所有制企業、出口企業和不同區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政府在制定和調整相應的吸引FDI政策時，應高度重視FDI對不同類型企業的不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