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組態視角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研究

王 瑾，胡恩華，王 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6）

1 引言

隨著我國農業生產的高速發展，農業生態資源約束不斷趨緊，農業生產污染由點到面，環境污染所帶來的農業綠色發展問題日益嚴峻［1，2］。2022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需要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推進農業的生態化轉型。中國生態農業是指，基于農業生態學原理和系統科學思想，采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手段構建起來的一種生態合理、關系協調、功能活躍、結構有序的現代化農業體系［3，4］。生態農業培訓助推了我國生態農業發展水平的提升，但現實是，我國生態農業技術培訓工作的推進速度依然比較緩慢，推進過程也比較復雜，農業生態系統衰退，土壤污染、水土流失、農業生物多樣性逐步降低等現象頻發［4］，生態農業培訓的成效不盡人意。究其原因是，生態農業培訓過程的高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使生態農業轉型面臨挑戰，如培訓資源配置不合理、環境監管缺位、生態技術更迭迅猛等，導致農業的生態化轉型受阻［5］。因此，如何處理這些資源、環境和技術等交織的復雜難題，以構建高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是實現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關鍵［6］。

已有研究對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制度環境和培訓資源兩個方面。從制度環境來看，研究者認為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政策是生態農業培訓的重要保障［7］，政府可以通過提供環境規制和實施補貼政策來降低農民的生態技術獲取成本，加大對生態環境的監督力度，促進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8，9］。從培訓資源來看，農民對生態農業培訓資源的有效性和操作便利性感知顯著影響其對生態技術選擇的意向程度［10］，培訓資源的不平衡以及獲取渠道的難度影響了農戶對生態技術的接受［11］，而生態農業的相關信息和技術獲取的便利程度對農戶的生態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12］。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還指出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這些內外因條件并不是割裂的，而是通過相互協同、共同驅動形成高效生態農業培訓體系［13］。進一步地，林卿［14］提出了政府主導、市場推廣以及農戶主體的生態意識等多路徑多主體的生態農業培訓體系。趙桂慎［15］從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的角度，認為政府、投資研發機制、生產性農業企業以及農戶等生態農業主體構成了“共生”體系，其具有耦合協同效應和整體優勢。這實際上了反映了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型”思想，即生態農業培訓主體與培訓環境具有互補性，二者之間的有效整合有助于構建理想化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然而，已有研究難以有效揭示這些不同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要素之間相互匹配與彼此協同的互動本質，因此無法為構建高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提供理論依據和具體路徑。這為本研究聚焦于生態農業培訓的外部制度政策規制和內在培訓資源之間的共同作用，從組態視角探討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建路徑提供了研究空間［16］。

本研究認為，依賴資源扶持和投入的常規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建路徑已難以為繼，有必要構建全面發展、多方聯動的現代化生態農業培訓模式，從而突破資源和環境對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限制，為生態農業綠色轉型提供支撐。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旨在揭示多重前因要素之間的組態與結果之間的聯系，為識別不同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17］。本研究探究三個問題：一是高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有哪些？二是影響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構建的不同要素之間是否存在互補或替代作用？三是如何協同這些不同層面的前因要素間關系才能構建更有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上述研究對揭示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多元路徑及其作用機理具有重要意義。

2 理論基礎與模型構建

根據組織生態學理論的觀點，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是一個包含了政府、市場、行業協會以及職業農民等多主體之間彼此依賴、相互補充的生態共生系統［18］。組態視角的研究較多地探討了外部環境因素中制度因素和市場因素的影響，并且強調內部驅動因素中主體可利用的資源與能力因素的重要性，同時這些因素會通過匹配組合影響不同類型的共生關系發展［19］。從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構建的外部環境因素來看，政策支持為形成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政府作為生態農業培訓政策的制定者和調控者，其在生態農業培訓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20］。同時，Zhang等［21］發現，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時，市場動態性和競爭程度等市場環境特征會激發培訓主體對于被淘汰的緊迫感，進而對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構建起到推動作用。從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構建的內部驅動因素來看，研究者普遍認為培訓資源是建立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核心驅動力，同時生態農業培訓主體的生態認知體現了培訓主體對生態農業發展的主觀需求和認知能力，能夠促進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建［22］?；诖?，本研究從組態視角，將外部環境因素（政策支持、市場競爭）與內部驅動因素（培訓資源、生態認知）納入統一框架進行分析，構建一個“政策—市場—資源—認知”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探討生態農業培訓的不同模式類型。

2.1 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是指政府為了促進組織創新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組合［8］。生態農業培訓離不開政策支持，這是因為生態農業培訓作為農業培訓的新興領域，其成長和發展需要政策的引導、激勵與扶持。政策支持主要體現在政府規制和政府補助。政府規制是指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規制生態農業主體行為［20］，亦即政府通過建立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強化監督和懲罰措施遏制外部性的影響，進而對生態農業行為主體進行有效約束，助力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Amara和Chen［23］的研究也證實，政府出臺的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對生態農業培訓行為有正向影響。政府補助包括項目補助、稅收優惠、生態保護補貼等，是通過資金形式直接補償農戶的生態收益，能夠有效緩解農戶在生態農業投入資金方面的壓力，促進農戶愿意接受生態農業培訓。王松良和施生旭［4］提出，完善生態農業補償機制有助于保障農戶分享農業綠色發展的收益，這能夠激勵其積極參與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建。

2.2 市場競爭

市場競爭是指所處市場中的競爭壓力，較強的市場競爭，往往意味著市場中有著眾多的競爭對手［24］。隨著低碳綠色、農業高質量發展持續推進，生態農業培訓市場日益開放，培訓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培訓主體的市場競爭來自其對生態聲譽的重視，在較強的市場競爭下，培訓主體更傾向于滿足生態需求以及獲取生態聲譽，對開展生態農業培訓形成推力，從而依靠生態農業培訓形成培訓競爭優勢［25］。有效的市場競爭可以規范生態培訓市場秩序，保障生態農業培訓公平、公正開展，督促生態農業培訓供給與生態農業發展需求的有效匹配。整體而言，市場競爭對生態農業培訓能力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競爭強度可以衡量培訓主體所處培訓環境的競爭情況，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培訓主體要占據主導地位需要不斷滿足市場需求［21］。

2.3 培訓資源

生態農業培訓資源是指有價值的、稀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生態技術資源，往往表現在生態農業的培訓師資、培訓技術設備、培訓平臺以及生態農業相關知識等方面［26］。充足的培訓資源為生態農業實踐提供基礎保障，而培訓資源不足是培訓主體構建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主要障礙［27］。生態農業培訓師資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態農業培訓能力水平，通過吸引相關人才加入生態農業培訓過程可促進生態農業技術轉移實現，奠定了生態農業培訓能力基礎，對生態農業技術培訓起關鍵作用；培訓技術設備、生態農業培訓平臺等投入為生態農業培訓提供了硬件保障，對生態農業培訓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此外，生態農業知識的獲取與傳遞能夠彌補農戶的生態農業實踐與最優生產實踐之間的“知識缺口”，增進農戶的生態農業技術采納強度［5，6］，從而引起生態農業資源利用方式的變革，進一步對生態農業實踐技能培訓發揮正向作用。近年來，隨著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現代種業、智能管控技術和現代農業科技裝備等的創制及集成應用興起，這為建立質能多級利用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形成高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提供了培訓資源支持［15］。

2.4 生態認知

生態認知是指對生態環境和生態現象造成影響的感知以及采用環境響應行為的意識［28］。生態農業培訓主體的期望與訴求通過激發其產生生態認知，促使培訓主體進行生態農業培訓行為，如培訓主體會將生態農業知識的傳播上升為戰略高度，通過引領市場需求，為農業培訓構建生態競爭優勢，進而為構建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提供認知基礎［25］。擁有較高生態認知的培訓主體能夠進一步開展生態知識搜尋和生態技術推廣，善于從技術改進的視角詮釋生態農業培訓行為對于環境效益的考慮，從而更易于獲得市場以及政府的認可［29］。同時，生態認知通過增強培訓主體對生態農業技術采納的信心，促進其對生態農業政策的全面認知與理解，這有助于提升培訓主體發展生態農業的意愿，由此做出相應的生態農業技術采納決策［3］。

綜上所述，在組態視角下，將政策支持、市場競爭、培訓資源和生態認知四個層面的影響因素共同納入研究框架，采用fsQCA方法探尋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不同組態，剖析不同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形成路徑。具體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框架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案例的選擇

本研究采用實地訪談和問卷調研相結合的方式獲取研究數據。對案例樣本的選擇標準如下：第一，保證在生態農業領域內處于領先位置，并且具備構建完善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基本條件，以確保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整合了政府部門、職業院校、科研單位、行業協會、各類市場性主體（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及與職業農民培訓相關的等各方培訓資源［30］。具體地，本研究以是否承接過秸稈還田、生物防治、病蟲草害綜合控制、有機肥施用等生態農業技術培訓的任務來確定調研主體，選擇開展過類似培訓任務的相關政府部門、涉農高校、農業科研院所、農業合作社、行業協會、農業龍頭企業等6類培訓機構進行問卷發放，填答對象主要為培訓管理者和組織者。第二，考慮到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組合合理、結構有序、關系協調、協同發展等關鍵特征［4］，研究者基于理論抽樣方法錨定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構建方面的“正面”案例和“負面”案例，以確保研究結論的完備性和可推廣性。第三，本研究基于專家訪談對案例樣本進行篩選，邀請生態農業領域知名專家、培訓主體相關負責人員進行訪談，訪談對象共計28位，分別來自江蘇、安徽、山東、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等地區生態農業培訓開展較為成熟的機構，共收集了10萬字的訪談文本資料。研究者基于專家訪談的結果對案例樣本進行篩選，以增強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從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歷時3個月，發放問卷合計120份，回收有效問卷103份。

3.2 研究方法

fsQCA方法的基礎是集合論以及布爾運算［31］，可以通過組態深入分析條件變量相互間的關系以及其對結果變量產生的組合效應。本研究基于生態農業培訓內外部因素，認為生態農業培訓主體外部的政策支持和市場競爭因素、主體內部的培訓資源和生態認知因素通過相互關聯與組合，構成了不同類型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而fsQCA方法能夠解釋條件變量間相互作用對結果的影響，適用于本研究中生態農業培訓模式形成的前因復雜性和因果非對稱性等問題。因此，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來揭示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形成過程。

3.3 變量測量與校準

3.3.1 結果變量

生態農業培訓成效。生態農業培訓需要投入大量人、財、物等資源，系統的培訓模式可以避免各類資源的浪費，有助于發揮社會資源的最佳效用。近年來國家與社會的高速發展對農業生態環境的治理提出迫切需求，學者們對生態農業培訓的關注度也不斷上升。因此，對于生態農業培訓成效的研究十分緊迫，本研究借鑒郭婉瑢和馮曉英［32］在測量教師培訓項目成效時使用的量表指標設計，通過評估培訓機構在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專業能力、環保觀念四個方面得分情況來度量其培訓成效。根據得分高低情況分為效果一般和效果顯著，對生態農業培訓成效顯著的主體賦值為“1”，對生態農業培訓成效一般的主體賦值為“0”。

3.3.2 條件變量

政策支持。為測量政策支持對生態農業培訓的影響程度，首先，本研究根據國家農業農村部發布的各類文件中所涉及的生態農業培訓政策，訪問了江蘇、安徽、山東、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等地農業農村廳（局）官方網站，對2008年至2021年期間網站公布的相關政策進行梳理歸類；其次，分別對15家培訓機構開展調研和個別訪談；最后，邀請制定政策的相關部門人員、培訓機構管理人員與本團隊成員對所選條目的適配性開展評價。

市場競爭。生態農業培訓主體會通過生態環保技術來提高組織合法性、維持市場地位，以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在市場化的要求下，培訓主體具有開放性，可以直接與企業或政府簽署培訓項目，培訓主體的資金來源也趨于多元化。因此，市場競爭環境下的培訓主體能夠更快更高效地回應生態農業的需求，促進培訓主體加大生態農業培訓的力度。由此可見，培訓市場的開放還是壟斷對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建影響較大。

培訓資源。生態農業培訓離不開師資、場地和設施以及培訓方式的支持，生態農業培訓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資源實力。涉農高校、農業龍頭企業、農廣校等機構的培訓場地、師資、培訓資源豐富，因此率先將生態農業培訓發展起來。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培訓資源豐富能夠帶來培訓規模的擴大?；诖?，本研究依據所選案例的年培訓規模（人數）實際情況進行測量。

生態認知。本研究基于相關農業培訓平臺，根據生態認知定義［33］提煉出5個種子詞：綠色、生態、循環、有機、環保。繼而利用農業科教云平臺搜尋5個種子詞以及相似詞，重復檢索至不再出現相似詞，匯總種子詞以及相似詞在涉及農業生態環保技術推廣的高素質農民培訓總結報告中出現的頻次，保留頻次高于30的相似詞，并對照培訓主體總結報告原文進行比對與修正，得到生態認知的關鍵詞表。由于文本長短不一會造成一定的誤差［34］，所以本研究采用了生態認知關鍵詞所在句數與文本總句數的比率來測量培訓主體的生態認知。

本研究采用校準集合隸屬度方法對數據進行校準。將培訓資源和生態認知的3個錨點分別設定為樣本數據的95%分位數（完全不隸屬）、50%分位數（交叉點）和5%分位數（完全隸屬）；將政策支持、市場競爭和生態農業培訓成效的2個錨點分別設定為樣本數據中的0（完全不隸屬）和1（完全隸屬）。

4 結果與討論

4.1 必要性分析

表1為生態農業培訓必要性檢測結果。若某個前因變量一致性水平高于0.9，則可以認定該前因變量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即說明當結果變量存在時，該前因變量也必然存在。通過表1可知，所有前因變量的一致性水平都不超0.9，故可以得出全部前因變量均不是生態農業培訓的必要條件，單個前因變量無法對生態農業培訓模式進行充分解釋，必須將多個前因變量進行整合，綜合研究對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影響。

表1 必要性檢測結果

4.2 充分性分析

本研究運用fsQCA3.0軟件分析15個生態農業培訓案例，并將頻數閾值設為1。根據Fiss［31］提出的一致性水平要求，本研究將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75。表2是依據中間解和簡單解給出生態農業培訓的組態，發現各個組態中的一致性指標均超過0.8，且總體一致性指標也超過0.8，說明了本研究中所選擇的15個案例以及所有影響因素的組態均符合一致性條件要求。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和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的總體覆蓋度分別為0.577和0.56，說明生成的全部組態可解釋50%以上的生態農業培訓案例。

表2 生態農業培訓組態

4.3 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條件組態的命名與分析

由表2可知，產生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的組態有2條：H1、H2；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的組態也有2條：NH1、NH2。下文將結合生態農業培訓實踐，分別對高成效與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進行分析。

4.3.1 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分析

鑒于產生高成效的各組態中都出現了核心條件完全相反的情況，本研究根據2條組態中存在條件的情況，結合調研過程中了解到的現實狀況，將這2條組態命名為市場—環保導向型和內外資源協同型。分析如下：

市場—環保導向型。對應的組態為H1，該組態中市場競爭和生態認知為核心條件，政策支持作為輔助條件出現缺席。這說明，在生態農業培訓實踐中，市場競爭和生態認知能有效彌補政策支持缺失問題，促進生態農業培訓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生態產品的市場競爭會向培訓主體傳遞出競爭信號，培訓主體領導則能夠充分意識到進行生態農業培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較強的生態認知能夠提升培訓主體對生態農業培訓的響應效果。市場—環保導向型培訓模式主要依托農業龍頭企業、行業主管部門，緊緊圍繞生態產業所需的理論素質、生態理念、環保技術和治理能力，培訓滿足當地農業生態發展或企業綠色生產需要的技能而實施的一種培訓模式。產業要生存，必須要通過搶占市場份額獲得利潤，只要競爭意識和生態認知強，無論是否有政策支持或充足的培訓資源，培訓主體都會加大培訓力度，開發滿足市場需求的生態產品。組態H1可以大致解釋34.4%的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樣本。此組態的代表性案例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荃銀高科種業股份有限公司開展的生態農業培訓項目。該類公司以促進生態農業高質量發展為導向，以滿足生態理念知識技能需求為核心，深入推進生態農業培訓的提質增效。結合鄉村振興人才需求實際，統籌各類培訓資源，分層分類指導，通過規范性管理、創新的培訓機制，不斷完善培訓組織、培訓方案、培訓形式，從而構建高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

內外資源協同型。對應的組態為H2，表明培訓主體受到外部政策的扶持和內部資源的共同支撐，即便缺乏市場競爭和生態認知，仍然能夠實現高成效的培訓。培訓主體感知到政策支持時，加之自身資源豐富，極易形成生態農業培訓執行意愿，從而產生相應的行為；生態農業培訓行為反過來又會作用于政策體系，形成互動的閉環。組態H2可以大致解釋23.2%的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樣本。內外資源協同型生態農業培訓模式主要依托農廣校、涉農高校，充分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人力組織、資源調配等方面的優勢，針對整個農民群體，使農民具有較高水平的生態知識、生態行為、生態意識，通過加大政策、資金、人力、場地等要素的支持力度，為生態農業培訓提供了堅實的資金和物質保障。此組態的代表性案例為政府主辦的各級農廣校，聯合農業院校、農業龍頭企業、農業園區等多方資源共同參與，形成多元化的生態農業培訓體系。除此之外，許多地方政府積極探索政校行企聯動模式，合作共建培訓學院和培訓基地，豐富培訓資源，提高培訓質量。比較兩類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發現，市場—環保導向型（H1）的覆蓋度較高，它解釋了高成效結果的34.4%，由此可見，較多培訓主體依賴市場競爭與生態認知提升培訓成效。而由內外資源協同型（H2）可知，當生態農業培訓主體具備適當的政策支持與培訓資源，同樣也能夠提升培訓成效。

4.3.2 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分析

本研究根據2條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各條件的出現情況，將其分別命名為環保驅動型和政策扶持型。分析如下：

環保驅動型。對應的組態為NH1，市場競爭和培訓資源作為核心條件缺失，可見無論是否具備政策支持，只要培訓主體缺乏市場競爭刺激，且缺乏充足的培訓資源匹配，伴隨生態認知的淡化，便會降低生態農業培訓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該組態表明在培訓主體沒有充足的培訓資源，且市場競爭缺失的情況下，政策支持與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無關。即在政策支持、市場競爭及培訓資源均未對生態農業培訓行為有影響的情況下，即便具備生態認知也無法形成高成效的生態農業培訓。環保驅動型培訓模式主要依托農業科研院所等機構為實施主體，此類機構在生態認知的驅動下，倡導環保理念，推廣生態農業技術，示范帶動周邊農戶的生態農業實踐。此組態的代表性案例為部分農業科研院所，為助力鄉村振興建設，不定期開展基層農技人員培訓，提升基層農技人員生態認知、鄉村治理能力等綜合素質，助力生態農業與綠色農業發展。但由于自身科研任務重，培訓資源不足，缺少固定專業的團隊，且不存在市場競爭壓力，故培訓缺乏持續性，后續對學員的回訪以及跟蹤指導遠遠不夠。組態NH1可以大致解釋40.8%的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樣本。研究還發現，該組態案例覆蓋度比其他組態都高，因此該組態效應對構建新型生態農業培訓模式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政策扶持型。對應的組態為NH2，政策支持作為核心條件存在，市場競爭作為輔助條件出現，生態認知和培訓資源缺失。該組態表明，雖然有政策支持，但生態認知缺失，培訓資源不足，即使存在市場競爭，生態農業培訓還是難以實現高成效。這說明，不以培訓資源為載體，加之缺乏生態認知，而僅依靠政策支持仍然難以形成高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政策扶持型生態農業培訓模式主要依托農業合作社等農村基層組織為實施主體，此類機構能夠有效掌握農民的技術需求，促進生態農業技術引進和推廣應用，加快生態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提高生態成果的轉化率，從而完善了生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組態NH2可以大致解釋15.3%的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樣本。此組態的代表性案例為農村合作社培訓，這類培訓主體的培訓資源薄弱，人員的生態認知不強，雖然得到相關政策的支持，如一些政策性補貼，一定程度上激勵了培訓主體的生態農業培訓行為，但這種激勵不可持續，若政策發生調整，合作社的生態農業培訓行為將無法繼續進行。政府的政策支持對于合作社的生態農業技術培訓具有一定影響，但由于政策設計還不夠精準化和科學化，使得合作社生態農業培訓收效甚微。該組態充分說明了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在培訓資源不足與生態認知不強的情況，僅依賴政策支持，生態農業培訓會變得舉步維艱。

通過上述4個組態對比發現，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組態要素并不是相互完全對稱，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與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并非完全對立。與此同時，對比組態H1與NH1可知，政策支持、市場競爭和生態認知三個前因條件存在非對稱性，具備有力的市場競爭和較強的生態認知便能形成高成效的生態農業培訓模式，與培訓資源無關（H1），而培訓資源的缺乏和市場競爭的不激烈阻礙了高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的構建，與政策支持是否存在無關（NH1）。

5 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運用fsQCA方法分析了政策支持、市場競爭、生態認知、培訓資源4個前因變量對生態農業培訓的綜合效應，梳理出我國現有生態農業培訓模式，得出了以下主要結論：一是生態農業培訓由多個前因變量共同影響，各前因變量對生態農業培訓的影響存在非對稱性。二是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模式有兩類，分別為市場—環保導向型和內外資源協同型。市場—環保導向型模式是由高市場競爭、高生態認知以及政策支持缺乏聯動匹配而成；內外資源協同型由政策支持、培訓資源以及市場競爭缺乏、生態認知缺乏聯動匹配而成。此外，市場—環保導向型相較內外資源協同型更有可能有效提升生態農業培訓成效，即市場競爭與生態認知的協同對生態農業培訓激勵影響更大。三是非高成效培訓模式有兩類，且與兩類高成效培訓模式存在非對稱關系。對比兩種模式發現，政策支持、市場競爭和生態認知具有非對稱性。

5.2 管理啟示

生態農業培訓成效高低取決于培訓主體的內部資源、認知以及外部競爭、政策的結合方式和程度。管理者通過加強自身內部管理以及與外部環境的聯系，深入分析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可以更好地應對市場競爭和資源有限的挑戰，實現生態農業培訓的可持續發展。結合當前生態農業培訓現狀，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多重條件聯動協同效應揭示了生態農業培訓的復雜性，這說明面對市場競爭與資源有限的壓力，培訓主體應關注政策支持與環保動態，建立健全政策監測和響應機制，依賴自身資源及時做出響應。第二，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與非高成效生態農業培訓組態的發生具有非對稱性。管理者不能僅憑傳統經驗總結出非高成效的原因，在開展生態農業培訓的過程中應把握好各前因條件之間的匹配關系，注重團隊合作和資源整合，善于發現并利用各種資源，包括政策支持、專業知識和技術手段，以提高培訓的效率和質量。第三，針對不同培訓主體分類施策，因地制宜提高生態農業培訓成效。對于資源不足的培訓主體，政府需要因勢利導，通過資金補貼、項目扶持等手段，實現培訓資源的高效利用，促進農業生態技術推廣；而對于資源充足的培訓主體，需要通過政策將資源分配權讓渡給市場，鼓勵多元競爭，推動農業生態認知和技術的普及，實現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