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驗—語境”理據下霍桑同情思想的認知隱喻學闡釋

諸葛曉初 吳世雄

引 言

“同情”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心理分析研究的主要話題。美國心理分析小說的先驅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尤其偏愛“同情”一詞，“從定性和定量角度來看，‘同情’確實是霍桑的關鍵詞之一，霍桑反復地呼吁同情，因為同情概括了他很多至關重要的信念”(Foley, 1969: 37)。本文認為霍桑作品中的同情思想不管是作為一種人類情感抑或道德觀念，其本質是抽象性的，可借助隱喻機制進行概念化。故此，本文通過考察霍桑不同體裁作品中的同情概念系統下的隱喻和意象，以期揭示霍桑深刻又獨到的同情觀。根據認知隱喻學，隱喻思維幫助人們將抽象概念具體化，以熟悉、具體的概念來認知和思想相對無形、抽象的概念。其標志性人物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將隱喻從傳統的修辭格引入人類認知科學范疇，認為人類思想和行為所依據的概念系統在本質上是隱喻性的(Lakoff & Johnson, 2003: 3)。從本質上講，隱喻根植于人類身體體驗(embodiment)，是身體的感覺運動系統與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互動，與民族文化、歷史背景等因素息息相關。作為對客觀事物或人際關系的主觀體驗，人類情感和思想兼有生理和社會特性，因其抽象、復雜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隱喻機制表達，并且所有抽象的道德觀念以隱喻方式來建構(Lakoff & Johnson, 1999: 60, 262)。從表現形式來看，概念隱喻是隱喻的靈魂和骨髓，隱喻語言則是概念隱喻的具體隱喻表達式，是隱喻的血脈和肉體(孫毅，2013：9)；意象是認知主體對某一類對象的感知現象進行抽象、概括的結果，是頭腦中認知和思維的一種重要表征形式(諸葛曉初、吳世雄，2020：6)。

人類神圣的同情(holy sympathy)

“人類的同情和溫暖是霍桑民族和藝術的信仰中心，他忠于一種人類價值理念，尊重人類心靈的‘共同悸動’(universal throb)，并且認為‘人類的磁鏈’(magnetic chain of humanity)實質上是神圣的”(Martin, 1983: 110)?；羯Ｔ谄渥髌分袆撛O了“針線活”“壁爐(爐火)”“心”等典型的隱喻形象地表征了人類神圣的同情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聯，溫暖的傳遞以及情感的合一，屬于人類情感的積極效應。

(一)針線活隱喻

該隱喻呈現同情是一種牢固的物理紐帶(SYMPATHY IS A STRONG PHYSICAL BOND)，即同情被概念化為人與人之間堅固的物理紐帶——針線。從社會和文化背景看，針線活是美國婦女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女性的代名詞，“這門手藝，無論在當時抑或在現在，幾乎都是女性唯一可以一學便會的”(霍桑，2000b：68)①。針線活融入一些基督教的價值體系，例如需要潔凈的雙手，自我犧牲、自我約束的精神等；同時它可以塑造年輕人的性格、傳授技能以及中層階級的價值觀(Beaudry, 2006: 113-176)?；羯；谂云毡榈纳a勞動經驗且具有文化底蘊的針線活構建隱喻來表征人類神圣的同情。一方面，源域“針線活”的線性、連接等特征映射到“同情”這一感情域上，每個人是針線活上的一個點，點連接成線，整條線便是人類社會?；羯Ｃ枋雠嫾颐咨?Miriam)修補手套時寫道：“人類的大量同情心沿著這條神奇的線延伸著，從女王的御座到女縫工的藤椅，把無論貴賤的女性連成一體”(2000d：36)?？梢娽樉€活隱喻表征同情，喻指每個人都存在于一條線上，相互關聯，感他人所感，連成一體。即便是被清教社會排斥的海絲特·白蘭(Hester Prynne)依靠針線活，使她“在人世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2000b：69)，“針線也成了聯結海絲特這個社會邊緣人與清教社會的紐帶”(陳榕，2007：93)。 并且海絲特的針線活為她創造了一個安全、孤立的空間，使她保持在社群范圍之外卻可以與社群交際。另一方面，針線活隱喻中源域“針線”的交織特征映射到目標域“同情”上，即獨立的個體是一條線，同情是個體間的交錯聯絡。例如《福谷傳奇》(TheBlithedaleRomance, 1852)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波莉西拉(Priscilla)是一條脆弱的生命線(thread of life)，當她來到福谷之后，與較粗壯的生命線聯結在一起，同時她用鉤針為大家服務(2000b：266)，編織了一張人類關系網?？梢?，霍桑筆下的針線活隱喻既表征個體以線性方式橫向連為一體；同時縱橫交織為一個網狀系統，進而表征人類緊密相連的神圣同情。

(二)壁爐(爐火)隱喻

該隱喻屬于同情是溫度/熱(SYMPATHY IS TEMPERATURE/HEAT)概念隱喻，霍桑(Hawthorne, 1982: 847)在其散文《火的崇拜》(Fire-Worship, 1843)中提到，“我們一生的習慣和交往都是按照家庭爐火邊的一種共同聯系而安排的”?；羯Ｗ髌分小巴槭潜跔t(爐火)隱喻”包含三層映射關系：第一層是爐火的發熱特征映射到“同情”目標域上，表征同情給予人類溫暖，溫暖融化人心，從而產生心與心之相連；第二層是爐火的發光、照明等特征映射到“同情”上，表明同情照亮事物、提供人們亮光和洞察力；第三層是壁爐的聚集、團聚的功用映射到“同情”目標域上，表征同情帶來人群的凝聚或家人的團聚。例如《福谷傳奇》中的卡瓦戴爾(Coverdale)生病臥床，豪靈斯沃思(Hollingsworth)在他的房間升起爐火來看護他，于是卡瓦戴爾感嘆道：“從來還沒有過一個壁爐的火苗，在我精神萎靡和冷顫時如此溫暖和激勵著我”(2000b：259)。此外，《七個尖角頂的宅第》(TheHouseoftheSevenGables, 1851)中菲比(Phoebe)被喻為壁爐中的火，“壁爐中的火可以讓圍坐爐前的人臉上都樂融融的”(2000c：117)，喻指菲比的同情帶給周圍人溫暖和歡欣。這兩處例子呈現壁爐(爐火)隱喻的第一層映射關系。此外，霍桑在《火的崇拜》中描寫火苗“帶給人類精神非常深遠的見解，并且將全人類的心融化為一顆熱忱的心”(Hawthorne, 1982: 847)。此處爐火隱喻同時蘊含第二和第三層映射關系。再看《紅字》(TheScarletLetter, 1850)中的海絲特遇到丁梅斯代爾(Dimmesdale)，她憧憬著未來團聚時的生活，說道：“我們會有我們的一個家和壁爐”(2000b：179)；同樣地，《玉石人像》(TheMarbleFaun, 1860)中的肯勇(Kenyon)渴望與希爾達(Hilda)相聚時思忖著，“……我若是可以把她拉下來，坐到人間的壁爐旁，該有多好啊”(2000d：310)，當“希爾達已在丈夫的壁爐發出的火光旁”(2000d：382)時，表明肯勇與希爾達喜結連理。這三處例子中的壁爐隱喻都屬于第三層映射關系，表征人與人之間的相連和團聚。

(三)心隱喻

心是人類身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心臟是情感的發源地”(孫毅，2013：126)，同情是一種人類情感體驗，藉由“心”隱喻來表達。一方面，人心受震動、感應等經驗和功能是對外界刺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反應，表征神圣的同情是人心感他人所感，接納他人并融合為一個集體?！镀邆€尖角頂的宅第》中“克里福德(Clifford)孤凄的心向菲比充滿真誠同情的心呼吁”(2000c：119)，因為菲比具有“年輕、清新和完全健康的心”(2000c：114)。這種隱喻模式通常借助聲音的物理力(包括人和物的聲音)來表征同情的體驗，即“情感體驗是物理力”(EMOTIONAL EXPERIENCES ARE PHYSICAL FORCE)，比如丁梅斯代爾牧師布道時的呼號，“是一顆人心的哀怨……它無時無刻不在通過每一個音素祈求著同情或諒解”(2000b：205)。他通過聲音打動聽眾的心，從而被聽眾接納，與之相連、合為一顆龐大的心。再如《七個尖角頂的宅第》中教堂鐘聲(the church-bells)敲著不同的音調但和諧一致，響遍全城，招聚所有人祈禱，也振動長期與世隔絕的克里福德和海波吉巴(Hepzibah)的心，使他們試圖走向群體，融入社群，與上帝以及他人和解。小說中店鈴的聲音也振動了海波吉巴的心，“這位老淑女的心似乎被連到了那同一根彈簧上，因為已經隨著那鈴聲劇烈地諧振了好一會”(2000c：41)，此刻墨守高貴圈子的她與外界產生關聯?！盎羯ＵJ為，感受到自己融入社會生活會喚起一種與社會聯系的瞬間意識，于是個體感受到與社會、與自己都恢復了關系”(Foley, 1969: 157)，而這是同情的積極效應。

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心”還被隱喻為人類萬眾一心，心臟溫度散發的溫暖聚集人群,形成一個溫暖的集體。其具體的隱喻語言表達包括“great heart” “the larger and warmer heart of the multitude” “the great heart of mankind”等，霍桑借此隱喻傳遞同情是人類的情感合一。例如《七個尖角頂的宅第》中參加政治游行的人員匯聚成一個人類集體，于是所有的生命合為一個偉大的生命(one great life)，當克里福德看著游行隊伍“如同滾滾向前的生命之流”(2000c：138)，他的心受感于這樣的場景，離群居所的他禁不住想要投入人群的溪流中，與之合為一體。

人類罪惡的同情(sinful sympathy)

伊坦·布蘭德(Ethan Brand)犯了不可饒恕之罪，霍桑認為“他已不再是用神圣同情的鑰匙開啟我們共同天性的房間或囚室”(2000d：434)；同樣地，海絲特的罪孽使她得不到他人的同情，“除非那同情和她本人一樣罪孽深重”(Hawthorne, 1983: 194)。盡管罪惡導致人離群孤立，但反常的是，它也可能搭成同情的橋梁(斯圖爾特，1999：270)。而這便是同情的第二種特性——罪惡性，即個體由于犯罪(包括驕傲、私欲等人性之惡)而失去人類神圣的同情，最終與社會群體疏離而處于罪惡同伴的思想感應內?；羯Ｔ谄渥髌分羞\用鏈條、圈以及電力、磁力和催眠術隱喻呈現同情的這種特性。

(一)鏈條隱喻

此隱喻是指“同情是物理連接”(SYMPATHY IS A PHYSICAL LINK)，鏈條由鏈節組成，每個鏈節在鏈條上各占其位，且節節相連。表征人類罪惡同情的鏈條隱喻呈現兩層含義：一是指個體因罪惡產生同情之感應而建立關聯；二是指整個人類社會是一條鏈子，某些個體由于自我、私欲、罪惡等導致與整個社會鏈接斷開(諸葛曉初、吳世雄，2017：75)。比如海絲特與丁梅斯代爾犯了奸淫罪而產生關聯，“他和她之間有著共同犯罪的鐵鏈(the iron link)，不管他還是她都不能打破”(2000b：133)。夜游中，丁梅斯代爾與海絲特、珠兒握著手，三個人便連成了一條通電的鏈條。此處鏈條(link/chain)隱喻表征他們因罪惡而生的同情關聯(其中珠兒是罪惡的產物)。另一方面，海絲特犯罪后被迫與人類社會關系的決裂，“她和別的人類的任何聯系(link)……全都斷絕了”(2000b：133)，于是她把斷裂的鎖鏈的碎片全然拋棄了，且難以恢復原本屬于她的社會位置。同樣地，《玉石人像》中的米蓮和幽靈般的尾隨者被一種巨大的鐵鏈(iron chain)牽連，霍桑描寫這鐵鏈是“由邪惡的情感點燃，又由邪惡的行為續火的惡毒的熔爐中鍛造的”(2000d：80)。當米蓮和多納泰羅(Donatello)一同將這位尾隨者殺害之后，他們兩個人的靈魂無法拆解地連到了一起(inextricable links)，并且這種牢固的鏈接將他們合二為一；與此同時，這種罪惡的同情致使他們從其他所有的關聯中完全脫離出來，“他們就此從人類的鏈條(chain)中解放出來”(2000d：149)，可見此時米蓮和多納泰羅與人類社會斷開了聯結。再如伊坦·布蘭德犯了踐踏人心的罪，他已經把握不了人性的磁鏈(Hawthorne, 1982: 1064)，此處霍桑同樣借助鏈條隱喻來表征布蘭德與人類失去關聯，不再是人類的一個兄弟?！栋＠蛑Z女士披風》(LadyEleanore’sMantle, 1838)中因貴族身份而自傲的埃莉諾·羅契克里夫(Eleanore Rochcliffe)蔑視人類同情心，從而退出了人類同情的鏈條，而掙開這一鏈條的人，只能與墮落的天使相伴(Hawthorne, 1982: 659)?！镀邆€尖角頂的宅第》中克里福德長期游離，他與人類的手足之情的鏈條已然斷裂。故此這些鏈條隱喻表征個體因罪惡與整個社會脫離，深陷于罪惡群體的隱秘關聯之中。

(二)圈隱喻

圈隱喻呈現“同情是包圍”(SYMPATHY IS ENCLOSURE)隱喻模式。與鏈條隱喻相似，表征人類罪惡同情的圈隱喻呈現兩層含義：一是指整個人類社會是一個圈，每一個體是圈上的一個點，彼此關聯，形成包圍和保護，即霍桑在《七個尖角頂的宅第》中提到的全人類同情圈；二是指個體由于自私、驕傲、罪惡等被人類社會疏離而處在異化地帶?！都t字》中海絲特因犯罪而離群索居，母女倆處在一個異化圈中，如同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只有靠與眾不同的感官同他人交流。小說中圈隱喻的具體語言形式包括 “an inviolable circle” “magic circle” “the same circle of seclusion from human society”。同理，《玉石人像》中米蓮和多納泰羅因共犯殺人罪而被賦予一個新的圈(a new sphere)。再者，海波吉巴墨守上層社會的圈子(circle of gentility)，幾乎與外界毫無聯系，“而且她那種與世隔絕的生活每過去一天，就要為她隱居的洞穴門口抵上另一塊滾來的石頭”(2000c：127)?！陡９葌髌妗分姓麄€福谷就是豪靈斯沃思設計的一個小圈(a circle of their own)，里面的人享受著圈內的溫暖和明亮，但這個圈(福谷)疏離人類社會，實則是豪靈斯沃思一顆“龐大的利己主義的心”(2000b：334)，最終以芝諾比阿(Zenobia)的死亡而結束。此外，埃莉諾女士的交際只限于她的貴賓圈，她像裹在披風里似的包在驕傲中，無視人類共同體應有的同情思想，最終染上傳染病離世?？梢娀羯＿\用圈隱喻表征個體因犯罪、或驕傲、抑或出于人性的自私而深陷于人類罪惡的同情關聯之中，導致被社會疏離、異化。

(三)電、磁力和催眠術隱喻

這類隱喻是指“同情是一種磁力/電力”(SYMPATHY IS A(N) MAGNETIC/ELECTRIC FORCE)隱喻模式?；羯Ｍㄟ^克里福德如此描述電：“……通過電的手段，物質世界已經變成了一根巨大的神經……”(2000c：220)，約翰·多茲(John Dods)從哲學和心理學視角論到電的功用，“通過電，人的頭腦傳遞各種印象和情感給他人，同樣通過電這一媒介從外部世界獲得各種印象”(Dods, 1853: 54)?；羯Ｐ≌f中的“電力”“磁力”隱喻是將電或磁的連接性、吸引力等特征映射到“同情”目標域上，表征同情是某些個體間的感應和連接，比如丁梅斯代爾與海絲特、珠兒構成了一條通電的鏈條(2000b：127)，表明他們三人之間存在罪惡同情的感應。而對于磁力隱喻，霍桑談到，“人類間的同情心或磁力(magnetism)比起我們想象的要微妙得多也普遍得多……”(2000c：146)。米蓮是謀殺罪的共犯，當她希望希爾達給予同情時，潔白無瑕的希爾達說道：“你強大的磁力對我太過了”(2000d：176)，喻指希爾達無法與犯罪的米蓮產生罪惡同情的感應。但對于犯了謀殺罪的多納泰羅而言，這樣的磁力就能產生作用，故此“兩人之間的粘結力是真實的，而且——除非由上天的作用——是永遠不該拆解的”(2000d：268)?；羯ＵJ為催眠術是對個體神圣靈魂的侵犯，是19世紀巫術的一種形式。他在小說中構建催眠術和磁力隱喻，表征人類罪惡的同情?！按呙咝g(mesmerism)和催眠(hyposis)最初就與同情和識別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兩者屬于后啟蒙運動表達同情的話語”(Chapin, 2003: 4)。例如莫爾家族掌握催眠術，他們的眼睛能把他人吸進內心，馬修·莫爾(Matthew Maule)運用催眠術掌控了愛麗絲(Alice)的靈魂，使她完全失去自我，成為老莫爾的奴隸，“無論她在什么地方或做著什么事情，她的靈魂就會不受自己支配”(2000c：174)?；魻柛窭卒?Holgrave)是莫爾家的后代，催眠本領存在于他的血液中，他諳熟生命磁力，當他和菲比接觸時，雖未實施催眠，他身體中的某種磁力元素卻會不自覺地施加給她。此外，《福谷傳奇》中的豪靈斯沃思同樣具有這般磁力，“只要我(指卡瓦戴爾，筆者注)一接觸豪靈斯沃思伸出的手，他的磁力(magnetism)大概就會帶著他個人有關這一切的觀點穿透我”(2000b：341)。豪靈斯沃思通過這種特殊的磁力不僅抓住了芝諾比阿和波莉西拉兩位女主人公的心，還“為自己所謂的信念和政治藍圖……把他人變為自己的信徒或者工具”(尚曉進，2009：81)。同時，這部小說中邪惡的巫士也曾利用催眠術控制了波莉西拉，使她成為戴面紗的女士四處表演為他賺錢，這種強制性、奴役性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是對他人意識上乃至心靈上的控制，有違倫理道德，是一種邪惡的同情關聯。

需要指出的是，霍桑筆下的神圣同情和罪惡同情之間看似相互對立，但經由“罪惡”這一特殊媒介而產生互相轉化。一方面，人因罪惡(包括自私、驕傲等人性之惡)從神圣的同情滑向罪惡的同情；另一方面，罪惡同情中的個體飽受磨煉后心生寬容，對他人的處境感同身受，接納彼此，從而歸回人類神圣的同情。例如《玉石人像》中米蓮對希爾達說，“你沒有罪，連什么是罪的概念都沒有，所以你才如此冷酷無情……你需要一點罪孽來讓自己寬厚溫柔”(2000d：176)?！都t字》中丁梅斯代爾牧師正是由于承受罪的懲罰，他才能夠同人類負罪的兄弟們有同氣相求的共鳴(sympathies)；海絲特經歷百般苦難之磨煉后，她深富同情心又極肯助人，一有施惠于人的機會，她立即承認與人類的姊妹之情；珠兒跟母親長期與社會隔絕，她需要一種哀痛，使她能夠產生同情，當丁梅斯代爾站在刑臺上公開認罪之時，這一極大的悲傷激起了珠兒全部的同情心，于是“她將在人類的憂喜之中長大成人，她絕不會與這世界爭斗，而要在這世上做一個婦人”(2000b：215)。

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同情

霍桑的同情思想包括第三個重要特性——生態同情，即整個人類社會與自然界處于同情關聯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宇宙同情論和有機論的影響?；羯Ｑ壑械淖匀弧凹仁强陀^的又是主觀的，既有道德意識又是無道德意識。但主要地，自然具有溫暖和同情心的特性”(Heinitz, 1963: 53)。作品中“Nature”一詞通常以首字母大寫形式出現，此乃霍桑有意而為，是一種擬人化的隱喻?！笆潜倔w隱喻的衍生，讓我們根據人來理解世界萬象”(Lakoff & Johnson, 2003: 31)?！皩τ诨羯６?，將自然擬人化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相連的一種有效手段”(Daniel, 1993: 24)。

(一)花園、福谷和玉石人像等意象

首先，霍桑使用花園意象呈現人與自然之間相互給養，霍桑作品中的大多數花園顯示人類與自然可以共存?！独廖髂嶂?Rappaccini’sDaughter, 1844)中貝雅特麗絲(Beatrice)與父親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唯有花園中的花與其相伴，仿佛她也是一朵花，是那些草木的人形姐妹。一方面，貝雅特麗絲呵護、照料著花園中的花，尤其是對園中那株紫色奇花照料得盡善盡美，像是一個姐妹在對另一個盡手足之情。另一方面，那株花以親吻和芳香的呼吸來獎勵她，于是她隨著它長大成人，而且是受到其香氣滋補(2000c：305-325)。同樣地，《七個尖角頂的宅第》中的潘欽花園也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景象。菲比照料花園中的花卉和散養在園中的羽族，時常有蜜蜂飛來采花；當紅花花蕾開放時，吸引了大批鳴禽，而那些羽族在園中覓食飲水，這些無不給潘欽家人帶來了喜悅，“當克里福德聽到它們(蜜蜂)在南瓜的大黃花的花心里開朗的嗡鳴時，他就懷著愉悅的溫馨感覺”(2000c：124)。其次，福谷意象?！陡９葌髌妗分械母９仁侨祟惿鐣妥匀皇澜绲娜诤仙鐓^，從某種角度來看，它就是兩者合作的產物，每日的農耕生活(鋤地、種植、擠奶、砍柴等等)是人類和自然界的接觸，體現兩者之間的友好關系。福谷中人與自然緊密相連，卡瓦戴爾稱呼大自然為母親：“……大自然，則在我面前如同一個可愛的嚴母，她為了她小兒子的淘氣而抽打了他，然后又對他微笑，親吻了他，還給了他一些漂亮的玩具，以撫慰她過于嚴厲對待的小頑童”(2000b：277)。自然被擬人化為女性人物在西方傳統中歷史悠久且廣為接受。母親對兒子的疼愛和管教表征了自然與人類親密無間的關系。此外，小說中大地也被喻為母親。到了禮拜日，福谷中的人走進林中，“仆身躺倒在大地母親的身上，頭枕一段老朽樹木上的一叢青苔，昏昏入睡”(2000b：326)。另一方面，福谷中的人們被隱喻為自然事物，凸顯其人物特征。芝諾比阿頭上戴著一朵熱帶鮮花，逐日不同，大自然創造出這種花系，“其僅有的目的只是值得用來點綴芝諾比阿的頭”(2000b：262)。芝諾比阿被隱喻為一朵熱帶鮮花，體現她艷麗的外表以及熱情奔放的氣質；而她的妹妹波莉西拉是一朵可憐又蒼白的花朵，缺乏自由意志，脆弱的她需要受人保護，但也因此受制于他人。最后，玉石人像意象?！按笞匀辉浶枰?，而且依然需要這一魅力的造物；處于人和動物之間，與雙方都很和諧，理解各自的語言，而且在他們彼此的存在之間加以溝通”(2000d：14)。 多納泰羅就是這一造物，架起大自然和人類社會彼此同情的橋梁。他是林中之子，他的面部特征、動作和性情都與大自然相似，毛茸茸的尖耳，并且“他身上有相當多的動物本性”(2000d：89)。他在樹林里發出聲音，是大自然的同情之聲，能與林中的動物產生對話。同時，“大自然的小寵兒對他這活生生的人并不懼怕”(2000d：64)，蜥蜴、小鳥等把他認作同類，大自然對他的贊同聲音表示接受人類進入自然界，故此多納泰羅是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生命體。

(二)大自然意象

小說中自然還被擬人化為“他者”來發出聲音與人類對話，給予被邊緣化的人類同情?！盎羯ＵJ為，人人需要在社會階層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一個特殊位置，若被這個位置疏離是一種悲劇，而自然界提供了調整共處的可能性”(Daniel, 1993: 24)。比如《紅字》中獄門一側的野玫瑰挺然而立，“它們是在向步入牢門的囚犯或跨出陰暗的刑徒奉獻著自己的芬芳和嫵媚，借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深的心扉中，對他們仍存著一絲憐憫和仁慈”(2000b：39)。海絲特遭受清教律法的嚴厲懲罰，在漫長的離群索居生活中，她成了“只以自然的同情為后盾的孤身女人”(2000b：83)。當她與丁梅斯代爾在林中相遇時，“天空似乎一下子綻出微笑……每一片綠葉都興高采烈……小溪的河道也愉快地粼粼閃光”(2000b：171)。這是大自然對這兩個人所表示的同情！同樣地，小說中珠兒追逐陽光、溪邊玩水,是“自然之子”(a child of Nature)，“她與自然的關系因她遭受的排斥被強化了，她與海絲特居住在森林邊上……象征著她與自然界更親近的關系”(Abel, 1988: 195)。此外，當人類遭受排斥時，自然是一位敘述者，代替作者說話，表達同情之聲?！督涕L的黑面紗》(TheMinister’sBlackVeil, 1836)中人人規勸胡珀先生(Mr. Hooper)揭開黑色面紗，人人躲避他，然而自然界尊重他，“連肆無忌憚的狂風也尊重他那可怕的秘密，從來不吹開他的面紗”(2000a：137)，可見自然界給予胡珀先生同情。即便是犯了不可饒恕之罪的伊坦·布蘭德，他摒棄了人類的兄弟情誼，但大自然仍給予他溫暖和關愛，“他憶起夜露如何落到他身上，昏暗的樹林如何對他低聲悄語，天上的繁星又如何照射著他”(2000d：434)?！陡９葌髌妗分锌蓱z的芝諾比阿投河身亡后，大自然立刻將這場災難融進她的體系，在芝諾比阿墓地上長出茂盛的青草以表達同情和愛護。由此可見，當個體從神圣同情跌落到罪惡同情中時，霍桑借助了自然的力量給予生態同情，“(霍桑)已經將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合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一方不會排斥或是疏離另一方”(Daniel, 1993: 191)。

隱喻的“體驗—語境”雙維理據

霍桑作品中的同情概念系統包括日常使用的常規化隱喻(比如“心”隱喻)和作家原創的新奇隱喻(比如“催眠術”隱喻)，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特納(George Lakoff & Mark Turner，1989: 67-71)提到詩學思維同樣運用日常思維機制，以擴展(extending)、細化(elaborating)、質疑(questioning)、組合(composing)等方式得以建構。不管作家以怎樣的方式創造作品中的隱喻概念，實質上都以體驗哲學和語境兩個維度為其理據。首先，萊考夫和約翰遜(Lakoff & Johnson,1999: 3)提到認知科學的三大發現：心智本質上是體驗性的；思維絕大多數是無意識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隱喻性的?！绑w驗哲學”(experientialist philosophy)強調人類的范疇、概念、推理以及心智都是基于身體經驗而形成。這為認知語言學的隱喻概念化形成機制提供了哲學依據，身體乃是隱喻概念的潛在基礎。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體驗認知使不同文化和語境中產生了一些共同的概念隱喻，例如霍桑小說中“針線活”“壁爐”和“心”等三大隱喻分別基于人類的生產勞動經驗、生活經驗和身體經驗。此外，佐爾坦·科維西斯(Zoltán K?vecses, 2015:121-131)談到詩性隱喻時提出詩人的身體和生理狀況會影響他們在詩歌創作時的隱喻概念化方式，這意味著體驗認知可能不僅基于普遍的身體經驗，而且包括作者個人獨有的身體經驗以及其社會、文化經歷等方面。例如霍桑小說中的“催眠術”隱喻表征情感的消極效應，實則與作者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息息相關。在霍桑寫給他妻子索菲亞·皮伯蒂(Sophia Peabody)的書信中，他勸說索菲亞不要參與到催眠之類的磁性神異之中。在他看來，這種神異更多的是迷惑人，侵犯個體的神圣，甚至入侵人的心靈至圣所(Hawthorn, 1907: 62)。

其次，霍桑作品中的概念隱喻還受到另一重要理據——語境(context)的影響，作家基于語境因素調整常規隱喻或是創造新奇隱喻來表述特殊意蘊或獨特思想?？凭S西斯(K?vecses,2015:100-112)將隱喻概念化過程中的環境因素分為全人類普遍共享的大環境(global context)和即時特定的局部小環境(local context)。結合文學特性，本文將文學作品中的隱喻概念化的語境因素分為歷史性社會—文化大語境和即時性的文本小語境。從大語境看，霍桑小說中的同情概念系統受到西方同情文化歷史的影響?！巴椤笔俏鞣綒v史上一個重要的主題概念，古老的醫學、生物學、物理學、哲學、宗教等領域對其意義有不同的闡釋。較早地斯多葛學派(Stoics)將同情視為世界本身的特征，提出宇宙同情論。直至文藝復興時期，同情作為一種創新的人文主義學術概念出現在一些拉丁文的作品中，主要包括三類意義：第一類是一批希臘學者提倡的自然魔法(magic)理論，認為宇宙借由同情的魔法原則而連接為統一體(Lobis, 2015: 7)。后來威廉·吉爾伯特(William Gilbert)從磁學理論和萬物有靈論理解宇宙間普遍的同情(Gilbert, 1893: 310-311)。第二類是將同情概念與醫學結合，例如瑞士醫學家巴拉賽爾蘇斯(Paracelsus)將同情作為順勢療法的廣泛原則。第三類是將同情概念視為斯多葛派道德哲學方法的一部分而展開討論。到17世紀中葉，同情概念從自然哲學層面逐漸過渡到道德哲學，即有關人類道德、社會、心理的經驗和人類關系。這一時期清教社群同樣關注同情理念，將其視為責任和情感的融合。其領袖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宣揚感知并且同情彼此的處境必將賦予個體力量去保護和安慰他人(Winthrop, 1931: 289)，清教徒希望將會眾建立同情的聯系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群體。18世紀，同情思想在哲學界得到廣泛關注，其中頗具影響力的有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休謨(David Hume)從人性和人類關系層面闡述同情的意義，與溫斯羅普相似，斯密和休謨強調同情的積極作用，希望借由同情在自我和他者之間架起橋梁(Boudreau, 2002: 5)。西方深厚的同情文化模型對霍桑的同情概念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受清教思想以及斯密、休謨等人的同情道德論的啟發，霍桑運用一些特定的隱喻模式再現情感的積極效應——人類神圣的同情；另一方面，受同情的自然魔法、自然哲學、古代醫學等不同概念范疇的影響，作品中的同情概念系統再現了情感的消極效應——人類罪惡的同情。同時，霍桑將大自然的力量表征為生態同情，與斯葛多學派的宇宙同情論和宇宙有機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此從某種程度看，大語境為同情隱喻概念系統框架的構建提供了理論基礎。

從文本小語境看，每個具體隱喻模式又承載著各自文化特質以及作家本人獨特的文化體驗和感受，例如“針線活”隱喻模式根植于清教教義中純潔、善行等思想以及女性溫和、富有愛心的特征等文化模式，因此作家在隱喻概念化過程中建立了與這一文化模型契合的隱喻優選方案，運用“針線活”隱喻表征人類神圣的同情。此外，“電力”和“磁力”隱喻同樣具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19世紀北美和歐洲見證了電、電報、鐵路、火車等科技產物帶給社會和人類生活的巨大變化，這一時期的文學、科學和盛行的文化中對電力和電磁的理解主要呈現兩層含義：一是電和磁力帶來通訊科技的發展；二是電力存在于人類的身體和思維中，“電”成為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文化中的一個主題，它被視為智力的模型、思維的隱喻，或是思想產生的實際來源?；羯Ｗ髌分小半娏Α焙汀按帕Α钡碾[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歷史文化的烙印，同時糅合了作者特殊的認知理解，即電的物理特性映射到人類的生理反應，電力與生命的聯系在霍桑小說中主要以罪惡同情中的一種隱喻模式得以呈現。

結 語

本文從認知隱喻學視閾下解讀霍桑作品中的同情概念系統，基于人類普遍性和霍桑特殊性的身體體驗，同時依賴于普適性的歷史文化模型以及作家個性化的文化認知范疇，“針線活”“壁爐(爐火)”“心”等隱喻生動再現了人類神圣的同情，即個體感他人所感，彼此接納融為合一的社群，體現情感的積極效應；“鏈條”“圈”“電”“磁力”“催眠術”等隱喻刻畫了人類罪惡的同情，即個體或小群體由于罪惡(包括驕傲、自私等人性之惡)導致被邊緣化，深陷罪惡群體的同情關聯之中，進而體現了情感的負面效應。但霍桑秉持寬厚的態度，認為處在罪惡同情之中的個體經由悔罪之磨煉后走向成熟、心生謙卑，從而更能同情他者之遭遇，回歸神圣之同情。此外，霍桑的同情思想普及到自然世界，“花園”“福谷”“玉石人像”“大自然”等意象呈現了大自然以“他者”的身份與全人類相互依存、親密無間，即便是罪惡同情的個體離群索居時，大自然代替人類，給予這些邊緣化人群同情。由此可見，霍桑以深邃的洞察力賦予“同情”豐富又厚重的意蘊，體現了他積極的道德情感和深厚的人文關懷?！八岢土魬俚拇笞匀?、家庭溫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的磁鏈永遠也不會過時”(代顯梅，2013：258)，這種同情思想超越了時空限制，對任何一個時代都具有借鑒價值。

注釋：

① 譯文參考:納撒尼爾·霍桑.2000.霍桑小說全集(1-4卷)[M]. 胡允桓,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文中各卷依次標為2000a,2000b,2000c,2000d,不再詳注。個別地方作過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