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與保護理念對涉民營經濟犯罪懲治的影響

關鍵詞：寬嚴相濟；民營經濟；刑事政策

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民營經濟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中流砥柱，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的一貫方針，黨的十九大將“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這是支持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依據。據此，支持與保護理念已經成為我國涉民營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支持與保護民營經濟的理念在刑事領域對涉民營經濟犯罪懲治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制受國家基本制度和政策的直接影響，國家對民營經濟的基本政策決定了民營經濟刑事法制的政策目標，并在刑事法制及實踐中相應表現出來。[1]關于支持保護民營企業發展政策在刑事領域的定位問題，筆者認為通過分析公共政策與刑事政策的關系，以及兩高對現有刑事政策的確認方式，可以認為支持保護民營經濟政策雖重要但不是一項具體刑事政策。

第一，避開“公共政策在刑事領域的體現就是刑事政策”的誤區。公共政策在刑事領域中的體現仍然叫做公共政策，因為它并不是對犯罪所采取的具體措施，而大多都是宏觀的戰略原則適用。即使是反犯罪政策，大多也是對犯罪的一般預防，而一般預防不是刑事政策的體現，刑事政策只能對再犯罪進行預防。公共政策可以是社會政策或是犯罪對策，但不能直接成為刑事政策。[2]二者制定的出發點不同，自然不能粗糙地對接應用。

第二，筆者通過檢索關于現有刑事政策的司法文件，發現在黨中央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掃黑除惡刑事政策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兩項刑事政策發布確認落實文件在效力級別上都屬于“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然而，兩高對支持保護民營企業發展政策予以回應的文件在效力級別上僅是“兩高工作文件”。筆者認為，兩高發布文件效力級別上的差異體現了司法機關僅將保護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視作開展相關工作時的一種理念，還未上升至刑事政策的高度。

處在風險社會這一現實境遇中，刑法有序介入生產、金融領域，全方位維護國家和生產者的安全、防范化解社會風險是自然選擇，這決定了在刑事領域中支持和保護民營經濟發展除了與寬嚴相濟中“寬”的一面不謀而合，與“嚴”的一面也有所關聯。一方面，基于當前發展經濟、穩定就業的迫切需求，適時調整對涉民營經濟犯罪的從寬力度既有利于實現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和保護，也符合寬嚴相濟政策因勢利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對危害企業發展的各類傳統、非傳統風險嚴加打擊，以及對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行為從嚴懲治，有利于規范經營秩序，建設法治營商環境，引導企業健康發展。

因此，在處理涉民營經濟犯罪時，應當堅守刑法謙抑性品格，結合具體情況“一案一研判”，在對“寬”與“嚴”的靈活把握中實現對民營經濟的支持與保護。

支持和保護民營經濟理念體現在立法方面就是在規制企業經營中遇到的重大風險來源時盡量不留空白和死角，在涉稅、涉資、涉貪腐犯罪方面做到與公有經濟平等保護。

第一，修改既有犯罪條文中的罪狀或法定刑。刑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的命題提出良久，理論界普遍認為在我國加入WTO、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應當修改和完善法條實現對民營經濟的平等保護。[3]以民營經濟內部腐敗的懲治問題為視角，《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民營經濟內部腐敗犯罪的關注從無到有、由弱到強，但相較于對公有經濟腐敗的治理其仍處于附屬地位，可以通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等犯罪的罪狀或法定刑進行適度調整，為懲治民企內部腐敗提供刑法保障，為保護企業資產安全保駕護航。

第二，增設保護民營企業安全的新罪。長期以來，與私分國有資產罪、非法經營同類企業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相似的侵害民營企業的行為在刑法中找不到處理的依據，反映了民營企業保護方面刑法規范供給不足。此外，信息時代下侵害公司專利、產權、商標等行為涌現，嚴重侵害企業利益，針對這些非傳統風險，刑事立法當有所為。將關注重點轉向不利于企業經營的風險，將立法重心由“打擊”轉向“防護”，實現嚴密法網與保護企業發展的統一。

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其印發的《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服務保障“六穩”“六?！钡囊庖姟分刑岬揭婪ūＷo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落實“少捕”“少押”“慎訴”的司法理念，依法合理采取更加靈活務實的司法措施。在刑事司法領域，對民營企業對支持與保護應圍繞上述內容展開。

第一，謹慎采取強制措施、選擇辦案方式。民營企業的運轉與企業資金和企業家高度關聯，資金牽動著業務的運轉，企業家個人情況也影響著企業的運營。因此應審慎采取人身、財產強制措施，加強對涉案財產的甄別，慎用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同時，檢察機關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多對企業開展法制宣教、提出意見建議，降低辦案對企業發展的負面影響。

第二，厘清罪與非罪，準確解釋和適用刑法。很多企業經營行為處在民刑交叉地帶，對這些行為應明確合法、違法與犯罪的界限，避免“先刑后民”的不當處置，并慎用不合時宜的罪名。[4]在區分經濟糾紛和合同詐騙罪、區分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以及區分民營企業違規經營與非法經營罪等過程中，應恪守刑法謙抑性，注重分析前置法的規定，謹慎使用兜底條款，實現司法適用的積極限縮。

第三，在量刑方面，立足整體判斷危害性，能不判實刑就不判實刑。應結合具體案情分析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企業家的人身危險性，可以從輕處罰的從輕處罰，能夠使用非刑罰手段進行處罰的先考慮適用非刑罰處罰。如在顧雛軍挪用資金案中，其行為符合挪用資金罪的構成要件，但鑒于其挪用時間較短且沒有造成重大損失，法院酌情對其予以從輕處罰，這便體現了在量刑中對企業和企業家的合理保護。

參考文獻：

[1]時延安，敖博.民營經濟刑事法制保護的政策目標及實現[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35（04）：86-98.

[2]李衛紅.刑事政策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3.

[3]趙秉志，左堅衛.刑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面臨的三大問題[J].凈月學刊，2017（04）：5-13+2.

[4]劉憲權.涉民營企業犯罪案件的刑法適用[J].法學雜志，2020，41（03）：30-39.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曾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