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態視角下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區域綠色創新的驅動模式研究

郭金花, 賈月琴, 曹翠珍

(山西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0 引言

“綠色化”和“數字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面對當前資源消耗嚴重和環境污染加劇的雙重壓力,如何實現“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的綠色發展模式成為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綠色創新兼具綠色和創新兩種特性,在突破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惡化間此消彼長的“怪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數字經濟以數字技術為驅動力,以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1],為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和綠色發展提供了重要動能[2]。一方面,數據價值化重構了生產要素體系,顯著提升了勞動、資本等傳統要素利用效率,對各地區實現低資源消耗條件下價值創造提供了可行路徑[3];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互聯互通有利于各地區形成企業、公眾、政府等多方互動參與式的綠色創新網絡,及時響應企業和公眾的合理環境訴求,形成“數字技術+資源治理”模式。同時,產業數字化通過產業融合創新催生出一系列新產業、新業態[1],促使產業結構向更加綠色、高效的方向發展,為地區綠色發展提供無限空間。因此,如何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創新賦能效應提升地區綠色創新水平,對助力地區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鑒于此,本文以30個省市為案例,基于組態視角探究數字經濟影響區域綠色創新的驅動模式。邊際貢獻如下:一是從“數字資源-數字技術-數字產業-數字環境”四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分析框架,豐富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的維度;二是基于組態視角對數字經濟不同維度多重條件影響區域綠色創新的復雜因果關系進行剖析,有助于明晰數字經濟驅動區域綠色創新的具體路徑;三是厘清了提高區域綠色創新水平的等效驅動路徑和條件替代關系,為不同稟賦條件地區提升綠色創新水平提供“殊途同歸”的參考。

1 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通過梳理,學者們從效率、能力等視角對綠色創新問題進行量化研究,如有學者基于Super-SBM模型測度指出2011—2018年間中國主要城市整體綠色發展水平有較大提升[2];也有學者從技術、市場、制度等視角分析了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指出技術能力提升對綠色創新促進作用明顯[4],FDI流入促進了制造業綠色研發和綠色制造能力提升[5]。也有學者指出數字經濟的環境友好特性明顯,促進了傳統經濟結構向創新型生產轉型[6],且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會導致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深度化,改善居民環保態度和環保素養[7],進而導致其對綠色發展等問題的關注。

雖然學者們注意到數字經濟對綠色創新的重要作用,但較少關注數字經濟不同方面對綠色創新的聯動影響。而組態分析能較好解釋樣本各條件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如譚海波等[8]運用組態分析探究31個省市地方政府信息化發展背后多重因素間復雜互動路徑;肖靜等[9]基于TOE框架,研究綠色創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和市場競爭程度等對制造業綠色轉型績效的聯動效應。綜上可知,學界多關注數字經濟影響綠色創新的“凈效應”,而忽略了各因素間相互依賴的組態效應,難以厘清數字經濟不同方面影響區域綠色創新的組態模式。

TOE框架作為囊括技術(T)、組織(O)和環境(E)三類影響組織創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在諸多研究議題中應用廣泛[8]?；诖?本文從數字資源(R)、數字技術(T)、數字產業(O)和數字環境(E)維度構建數字經濟影響綠色創新分析框架并探究其組態路徑(見圖1)。

(1)數字資源是區域綠色創新的基礎。綠色創新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特征,每個階段推進都需要充裕的資金和人才支持。數字金融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信貸歧視”,緩解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信貸門檻和資源錯配,拓寬了融資渠道,能為企業研發創新提供資金保障。數字金融促進了綠色信貸系統優化升級,有助于精準識別綠色信貸申請,優先為開展環保項目的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意愿[10]。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人才是開展創新活動的核心要素。建立數字人才庫、創新數字人才引進模式、強化數字人才培養和培訓、改革數字人才激勵體系,可以為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智力支持。

圖1 數字經濟驅動綠色創新分析框架

(2)數字技術是區域綠色創新的動力。數字底層技術和實踐技術是推動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和賦能綠色創新的核心驅動力。數字底層技術以光纖、5G基站、算力及大數據中心等為基礎支撐,其憑借空間泛在性、開放共享性等實現實時數據遠程傳輸,并對信息進行高效處理。目前在生產制造、醫療教育、城市交通、政府治理等領域廣泛應用能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而數字實踐技術應用通過推動組織管理模式變革和生產流程優化,有利于促進企業不斷進行技術迭代創新、產品研發創新和服務模式創新。同時,數字實踐技術應用能夠顯著降低區域之間各類創新要素的流動壁壘,提高各行業生產率、促進產業融合,進而淘汰落后產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11],是地區綠色創新的重要驅動力。

(3)數字產業等發展是區域綠色創新的關鍵。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和商業模式數字化變革是激發創新主體開展綠色創新活動的關鍵。商業模式數字化強調通過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島,降低了創新合作伙伴間的信息搜尋成本,如供應鏈管理數字化可縮短原材料供應周期,降低企業采購與倉儲成本,有效減少從供應商到銷售商各環節的資源損耗;同時,商業模式數字化平臺為顧客參與企業的生產制造過程打通了渠道[12],重塑了用戶與企業的關系,使得用戶參與企業綠色創新成為可能。此外,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助推了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為數實融合提供了廣泛空間,通過產業融合創新、智能化轉型等加速了產業轉型升級,而產業轉型升級促進了各環節資源、信息等有效整合和優化配置,可以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資源消耗等[11]。

(4)數字環境是區域綠色創新的保障。良好的數字消費環境和數字政務環境為各主體進行綠色創新活動營造了良好氛圍。數字化背景下電商直播、數字醫療等數字消費推動了“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服務業的發展,如以直播電商、云端帶貨為主的數字消費能夠減少現金交易能耗,提升公眾綠色消費傾向[13]。數字政務作為政府數字化治理的重要方面,在簡政放權的同時,為激發市場主體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利的營商環境和制度保障。同時,政府利用數字技術建立環境信息共享平臺,能及時對環保項目、綠色產品以及污染行為進行信息披露,強化其監督和參與公共決策的意識及能力,推動了環境治理過程中的多方協同與參與,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與變量說明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基于集合論思想,旨在通過跨案例比較分析,識別不同條件與結果之間的匹配模式與復雜因果關系。本文以中國30個省市為研究對象,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等。其中,結果變量為區域綠色創新,條件變量包括數字資源、數字產業、數字技術和數字環境。

(1)結果變量。綠色創新,采用滯后一期地區綠色專利申請總量衡量。

(2)條件變量。①數字資源:數字金融,選取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數字人才,采用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數衡量。②數字技術:底層技術,選取光纜線路長度、IPv4地址數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綜合衡量;實踐技術,選取每百人使用計算機臺數、互聯網普及率和電信業務量綜合衡量。③數字產業:商業模式數字化,采用每百家企業擁有網站數和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比重綜合測度;產業數字化,采用數字產業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之比、數字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之比和數字產業就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之比綜合測度。④數字環境:數字消費,選取網上零售額和人均消費支出綜合衡量;數字政務,選取《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調查評估報告》中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指數衡量。

2.2 變量校準

運用fsQCA3.0軟件分析前,需要對各條件變量做校準處理。本文將錨點依次設定為25%(完全不隸屬)、50%(交叉點)、75%(完全隸屬),對各變量校準,結果見表1。

廣東省東江分水方案劃定東江水資源開發利用紅線不得突破106.64億m3，與現狀用水相比增量空間小。東江分水實施后，流域各市根據所分配的水量及水質要求，以供定需，量水定產，紛紛限制高耗水和高污染產業，調整產業結構，加強節水工作。通過分水促進各地經濟轉型升級、合理布局產業，東江流域用水量連年上升的勢頭得到遏制，初步實現了水資源可持續利用。

表1 變量校準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必要條件分析

本文首先對數字資源、技術、產業和環境維度的單個條件變量必要性進行分析,若一致性值高于0.9,則認為該條件變量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由表2知,所有條件變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故數字資源、數字技術、數字產業和數字環境四個維度單個條件變量均不構成綠色創新的必要條件,表明高綠色創新水平是多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

表2 必要條件分析

3.2 條件組態分析

(1)高綠色創新區域組態分析

本文設定一致性閾值為0.8,頻數閾值為1,組態分析得到復雜解、簡約解和中間解3種。由表3知,驅動高綠色創新的組態有6種,解的一致性為0.986,表明有98.6%的省份表現出較高的綠色創新水平;解的覆蓋度為0.729,表明這些組態可以解釋72.9%的案例省份。具體分析如下:

組態1——資源-產業-環境主導技術協同型綠色創新模式。組態1中高數字人才、高商業模式數字化、高數字消費和數字政務為核心條件存在,高底層技術和實踐技術以及高產業數字化為邊緣條件存在,即資源、產業、環境起主導作用,技術發揮協同作用,該組態表明,數字金融、人才資源豐富,數字底層技術和實踐技術較先進,商業模式數字化和產業數字化水平較高,數字消費和數字政務環境良好的地區,資源、技術、產業及環境形成的互利共贏關系,能更好地激發綠色創新動力。該路徑能夠解釋26.8%的案例地區,包括江蘇、四川等。以江蘇為例,江蘇省著力打造數字基礎設施一流,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發展新格局,同時,江蘇科教實力雄厚,重視數字人才培養等,在資源、產業及環境等方面為區域綠色創新提供了有利支撐。

組態2——資源-產業主導技術-環境協同型綠色創新模式。組態2中人才資源、數字產業等為核心條件存在,起主導作用;高底層技術、高實踐技術和高數字消費等為邊緣條件存在,即技術、環境發揮協同作用。該組態表明豐富的數字金融和數字人才能為綠色創新提供資金和智力支持,數字技術則是激活綠色創新的動力,同時,商業模式數字化以及良好的數字消費環境通過整合資源形成產業生態,從消費端倒逼企業進行產品綠色創新。該路徑能解釋31.1%的案例地區,包括浙江、山東等。以山東為例,該省把數字經濟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重點推進數字技術與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融合滲透,鼓勵數據賦能研發、生產、流通、服務及消費等全價值鏈融合應用,鼓勵企業智能制造和綠色創新。

組態3——資源-產業-環境主導型綠色創新模式。組態3a和3b共同特征為,高數字人才、高商業模式數字化、高數字消費和高數字政務為核心條件存在,即數字資源、產業和環境三者共同推動了地區綠色創新發展。組態3a能解釋51.6%案例地區,有22.4%的地區能由此路徑解釋,是驅動綠色創新的主要路徑,包括北京、上海、湖北和廣東等。組態3b能解釋13.2%的案例地區,包括湖南、安徽等。以北京為例,憑借其優越的地理區位集聚了大量數字創新人才,并且吸引了智能裝備、人工智能等一大批高精尖數字企業和創新項目落地轉化。同時,作為全國科技創新和金融中心,北京擁有“科技+金融”疊加優勢,在資源、產業和環境等方面為促進綠色創新積累了競爭優勢。

組態4——資源-產業主導型綠色創新模式。該組態中高數字人才和高商業模式數字化為核心條件存在,高數字金融、高實踐技術和高產業數字化為邊緣條件存在,非高底層技術、非高數字消費和非高數字政務為邊緣條件缺失,表明在數字技術和數字環境發展較弱的地區,若數字資源足夠豐富,數字產業發展水平較高,也可以創造高水平綠色創新。該路徑能解釋7.4%案例地區,代表性案例為陜西。陜西數字經濟呈現加速推進、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充分發揮陜西科教、人才等資源優勢,加快數字化專業人才培養,大力發展智能裝備制造、數字文旅等推動數實融合發展,對推進其綠色轉型意義重大。

表3 高綠色創新組態結果

(2)非高綠色創新區域組態分析

結合表4導致非高綠色創新的組態包括兩類:資源-環境缺失型和資源-技術-環境缺失型。表4中組態1a、組態1b和組態1c三類組態均呈現出數字金融和數字政務為核心條件缺失,命名為“資源-環境缺失型”。以組態1a為例,數字金融和數字政務為核心條件缺失,數字人才、實踐技術、商業模式數字化及產業數字化等為邊緣條件缺失的地區難以實現高水平綠色創新。該路徑能解釋45.0%的案例地區,包括新疆、甘肅、黑龍江、山西等。以新疆為例,根據《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19)》可知,新疆數字化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在全國排名第28位,數字經濟發展整體落后,數字基礎設施尚不完善,且新疆與東部省份數字文化消費活力仍存在較大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地區的綠色創新。

表4中組態2a和組態2b均呈現數字人才、底層技術、數字消費為核心條件缺失,命名為“資源-技術-環境缺失型”。如組態2a能解釋19.4%的案例地區,有8.9%非高綠色創新水平的地區能由此路徑解釋,典型案例有貴州、內蒙古、青海等。

表4 非高綠色創新組態結果

3.3 條件間的潛在替代關系

確定各組態間存在要素重疊的前提下,通過比較分析可進一步識別各組態中驅動區域綠色創新前因條件間的潛在替代關系。如,組態1、組態2與組態3a中數字人才、商業模式數字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消費聯結形成了這三類組態前因條件的重疊路徑,而“數字政務”與“底層技術和實踐技術”與“數字金融”存在替代關系,見圖2(a)。再如,前因條件中數字人才、商業模式數字化、數字消費與數字政務聯結形成了組態3a與組態3b間的重疊路徑,而“數字金融和產業數字化”與“底層技術、非高實踐技術與非高產業數字化”存在替代關系,見圖2(b)。

(a)組態1、組態2與組態3a

(b)組態3a與組態3b

4 結論與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文以30個省市為案例,采用fsQCA方法探究了數字經濟影響區域綠色創新的驅動模式。研究發現:第一,數字資源、數字技術、數字產業、數字環境均無法單獨構成區域綠色創新的必要條件。第二,產生高綠色創新水平的驅動模式有五類:資源-產業-環境主導技術協同型、資源-產業主導技術-環境協同型、資源-產業-環境主導型、資源-產業主導型和技術-環境主導型綠色創新驅動模式;產生非高綠色創新水平的驅動模式包括資源-環境缺失型和資源-技術-環境缺失型兩種。第三,數字資源、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等不同條件組合可通過等效替代以“殊途同歸”方式提升區域綠色創新水平。

4.2 實踐啟示

各地區應結合區域稟賦條件有針對性構建各具特色的區域綠色創新發展格局。第一,針對不同驅動模式的高綠色創新水平地區實施差異化提升策略。如,對于資源-產業-環境主導技術協同型等地區,應鼓勵其立足現有數字產業,發揮數字人才、金融的資源優勢,充分釋放地區創新主體等技術知識溢出與創新活力,同時提升數字政務水平,搭建服務平臺體系,培育地區綠色創新競爭優勢;對于資源-產業主導型地區,應強化數字技術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營造有利于綠色創新的數字消費和數字政務環境;對于技術-環境主導型區域,需積極吸納數字資源集聚,培育形成完整的數字產業鏈條,加快推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第二,非高綠色創新水平區域整體數字產業發展緩慢,數字人才等重要資源匱乏,一方面,要根據自身稟賦條件定位發展目標,如以數字資源和數字產業為改善重點,將吸引高質量數字人才資源等放在重要位置,同時,要加快推進數字賦能傳統產業和綠色轉型。另一方面,政府應提升數字政務水平和處理事務效率,為企業等主體綠色創新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支持和鼓勵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第三,各地區制定數字經濟驅動綠色創新發展的戰略,還應立足實際,深入剖析地區產業發展基礎與資源環境優劣,充分考慮各條件組合間的關系,才能最有效地激發創新主體的內生動力,進而提升區域綠色創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