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廣東團組織對農民運動的探索與啟示

黃 裕 羅向晗

(1.廣州中醫藥大學 基礎醫學院黨政辦公室 ，廣東 廣州 510006；2.廣州中醫藥大學 黨委組織部，廣東 廣州 510006)

共青團是黨為了加強青年工作而專門成立的青年組織，自成立之日起便遵照中共賦予的功能定位發揮著黨的工作助手和黨員預備學校的價值。黨成立初期積極推動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喚醒了廣大農民潛藏的革命需求，農民階級成為“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最大力量源泉，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國，掀開探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新篇章。習近平總書記對共青團在大革命時期貢獻如是評價：“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踴躍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1]。當前，學界對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在農民運動方面的理念政策、措施方法、成就與影響等均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研究，產出了數量可觀的成果。然而，關于共青團在大革命歷程中的組織角色與歷史貢獻研究成果總量偏少且多落墨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范疇，至于團與農民運動的關系討論則甚少提及。

廣州作為大革命的策源中心，先后見證了團一大召開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中共三大、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和國民革命的蓬勃興起。其時，廣東農民運動作為全國農運“先行模范生”，在穩定廣州革命政府政治經濟基本盤、實現全省統一等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受限于以往的歷史研究邏輯和視角，研究對象基本以國共兩黨為主，忽視了廣東團組織的角色存在、功能價值與歷史貢獻。據此，本文從行政管理學視角運用唯物辯證法實踐觀和矛盾觀，選定廣州革命政府時期前后(1922-1927年)，以廣東團組織為觀察對象，依據相關歷史文本分析，探討共青團的工作重點如何聚焦工農青年，嘗試標定廣東農民(含青年農民)運動探索與貢獻的歷史坐標，為共青團寫好新時代團結、組織、動員青年這一重大課題答卷汲取歷史智慧。

一、大革命時期廣東團組織推進農民運動的實踐探索

(一)國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對農民運動的認識與推進

國共第一次合作前的兩黨均關注到農民階級所遭受的壓迫痛苦及存在革命的可能性。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傳統中國經濟體系瓦解，看天靠地謀生的農民階級在國內外雙重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艱難度日。國共兩黨均對農民階級予以關注。孫中山先生通過對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和西方機器大生產中“血汗工廠”及其帶來的社會貧富懸殊現象的觀察，于1906年在東京《民報》創刊詞提出以民生主義解決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孫中山先生在隨后十多年的革命實踐和理論研究中不斷豐富民生主義內涵，加之對蘇俄實踐成功經驗的思考，逐步將民生主義釋為國家產業主義，從抽象的民有共享理念凝練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原則。陳獨秀主持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只有宣傳發動工農、士兵、水手、學生參加革命，依靠工農才能打倒資本主義、建設新國家；而在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里重申“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2]。在中共二大宣言中，對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有了更具體判斷，強調農民在外國資本家的剝削和商品傾銷下的生活日趨窮困。此時的國共兩黨雖已認識到農民階級中蘊藏著革命的偉力，解決農民問題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的必要內容，但改組前的國民黨，醉心于各派政治勢力間的合縱連橫與組織暗殺、發動軍閥武裝起義，在涉農方面則既無農民黨員，又無農村黨組織，更無可操作性的農村工作策略；中共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黨在成立初期把革命力量的組織重心放在無產階級上，致力于組織領導工人運動，也尚未提出組織發動農民的具體策略。

黨指導下整頓重建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向農民階級傾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事實上，1920年8月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籌建中國共產黨組織時便同步創建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受陳獨秀指派，北大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在穗同期組織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3]，但此時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雖初具規模，但因容納了無政府主義等思想流派，團組織成員在思想認知、實際活動上無法達成一致，團組織活動逐漸陷于停頓。黨的一大后，黨加強了對青年團工作的領導，發出通告要求各地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數量在1922年7月以前必須超過2 000名。[4]張太雷領銜重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黨支部負責人譚平山受臨時團中央委托，重組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各地青年團組織截至1921年底相繼恢復。1922年上半年，黨內許多同志就未來青年運動的內容和方向展開討論時已認識到解決農民問題重要性，提出組織農民革命的策略。楊匏安在《青年周刊》創刊號撰文中指出：“‘我們尤其注重的，是農民運動?！顾麄?農民)解決自身的利害，聯結團體，和壓在頭上的地主反抗?！盵5]一位筆名為“樵子”的同志直言其時的青年團面臨著“學生團”的組織成員結構缺陷，認為學生不僅距離社會生產生活遙遠，且多空談革命理想，但中國覺悟了的群眾太少，學生團員應當肩負起喚醒工農群眾的使命，“每個團員，至少也要擔任喚醒三四個工人或農人，來加入本團”；同時指出宣講社會主義“當以農人、工人為主體”，要用通俗語言將高深的理論轉化為勞苦大眾聽得懂的大白話。[6]施存統將樵子一文推薦在《先驅》第六號刊發，希冀團內同志學習自省。一位筆名為“紅彩”的同志在探討未來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時則提出，勞動人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共產黨本就誕生于勞動人民中，“所以我們要到民間去，深入農工社會中，宣傳指導以促進革命”[7]。

1922年5月，團一大在廣州召開。團一大通過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表明此時的青年團已意識到，在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掠奪，國內軍閥、買辦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盤剝壓迫下，國家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工農群眾日益貧困；號召工農群眾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強調青年團作為無產階級青年的組織，團的使命是為維護青年工農利益而斗爭，“一方面為改良青年工人、農人的生活狀況而奮斗，并為青年婦女、青年學生的利益而奮斗；一方面養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為解放一般無產階級而奮斗的路上走?！盵8]此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在維護青年經濟、教育權益方面提出了包括青工每日六小時工作制等具體措施目標，但只強調了應特別注意青年農民對教育的需求，尚未對青年農民的需求及具體操作辦法做出闡述。在工作機構方面，團一大通過的《章程》中，在團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置經濟部以“掌理關于改良青年工人農人經濟狀況等事”[9]。團中央還首次提出了《青年工人農人生活狀況改良的議決案》，在改良青年農民經濟生活狀況方面提出了諸如同工同酬、義務教育、設置娛樂機關、禁止體罰等具體目標[10]，在《關于教育運動的議決案》中針對青年農民教育的特殊需求提出基本原則辦法，“故我們對于青年農人，尤應努力作特殊的教育運動，并使一般稍有財產的農人子弟，明了他們現在所處的經濟地位--被資本主義壓迫、崩壞的經濟地位--之危險，非完全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不能解決?！盵11]計劃通過引導經濟條件較好的青年農民(有一定基礎知識文化)從自身所遭受的苦難中認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真面目，向著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上前進。1923年2月，團中央執委會還專門發出工作通告，要求學生團員暑期返鄉期間深入田間地頭調查農民狀況，“做暴露本國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橫暴的宣傳，引導農民做限制租額……等運動，且幫助農民組織消費協社、農民借貸等機關。而且要真確詳明的調查農民的狀況，為將來解決農民問題的材料?！盵12]

廣東團組織掀開了爭取農民經濟狀況改善的實踐篇章。團一大后，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歸國的青年團員彭湃同志以強烈的自我革命意識，同自己的封建大家庭決裂，并放棄優渥的生活環境，自發在家鄉廣東海豐試驗探索，走進農村發動農民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他在短短一年內便將“六人農會”發展為組織規模覆蓋粵東六縣的廣東省農會，建立起約(區)、縣、省三級組織架構，各級組織分別有大會和執委會，執委會下設十個職能部門，會員戶數約26 800戶。[13]彭湃多次向團中央負責同志匯報海豐農運情況，并從中發展一批優秀青年加入青年團，以學術研究會的名義把基層團組織扎根在農村。雖然海豐農運在1923年7月掀起以減租運動為主要目標的“七五農潮”后，引起陳炯明所部軍閥、當地政府、地主豪紳多股勢力的強勢鎮壓而轉入低潮，但這是首次長時間、大規模、較成功的農民運動。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一旦被喚醒，革命的火種便會生生不息，海豐農運在第一次東征后進入新高潮。

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實現，深化了國共兩黨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提出了更為具體的革命理念。以國民黨一大召開為標志，孫中山先生對民生主義闡釋有了大的進步，強調了農民生活之多艱與革命需求之強烈，將平均地權具象化為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國民黨黨員群體的階級立場及行動意愿使其對農民的組織與利益維護仍停留在一紙空談。1923年6月，中共三大提出了首件農民問題議決案，強調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農民階級自發產生反抗精神證明其存在著革命的需求與潛力，由此“認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抗牽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盵14]中共雖然受限于對當時革命形勢、主要任務、動力構成等認知判斷，并未提出發動、組織農民的具體辦法和奮斗目標，但將喚醒農民、組織農民的光榮任務交予了青年團組織。

廣東團組織聚焦農民階級，以農民的組織覺悟推動國民革命興起。中共三大通過的《關于青年運動的決議案》中明確要求“社會主義青年團應開始從事于農民運動的宣傳及調查”[15]。同年8月召開的團二大在相關決議案中指出，黨團要共同負責以改良農民經濟境況的農運工作?！氨緢F對勞動運動及農民運動，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抵御軍閥對人民的進攻；并教育、引導、團結農民執行改良經濟地位之斗爭”。[16]按中共工作指示，團二大通過了首件《農民運動議決案》，對(青年)農民運動的工作路線、原則、辦法等均做了系統論述。該案指出，青年團組織應從改良農民生活境況入手，“一方面為他們要求減租、減稅，增加農產品的價格，并幫助他們反對地主的預收租……”；在為農民爭取權益的行動中灌輸革命理論以喚醒農民政治覺悟，“他方面應領導一般農民參加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運動，促成國民革命運動的成功”。同時，確定青年農民是大革命的最大潛在力量，提出青年團必須關注、保障其特有的階段性權益?！稗r民中最富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是青年農民，中國兵士也大半出自青年農民；所以我們對于青年農民應特別注意，灌輸他們以革命的教育，使他們成為革命的重要分子?！?/p>

團二大還提出了成立補習學校、設立合作社、組織農會、辦理民團等四項基本工作方法，明確了團在近期農民工作中的任務是“全力調查農村及農民的經濟狀況”[17]。鄧中夏同志也斷言中國農民最具備投身革命的潛力，指出青年團唯一的工作中心是“到民間去”。團二大閉幕后，團廣東區委各地方組織開始在鄉村中投身改造民團實踐，落實大會關于農運的指示精神。阮嘯仙同志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如是概括農運實踐成績：“本區西、北兩江的農民運動，現正和西校合作，從民團方面著手。北江如花縣、高塘等民團，已由我們同志在中指導；西江如鶴山、廣寧等處民團，已由我們同志跑進去做教練，成績亦不錯?！盵18]鄧中夏在團中央機關刊物上向青年發出了“到民間去”[19]的號召。在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上，是黨領導下的青年團組織首先將農村選為革命的突破口，廣東團組織率先開啟了農民運動實踐新局面，為日后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積累了可貴經驗。

(二)國共合作框架內的農民運動發展

團廣東區委在國共合作初期勇挑重擔主持全省農民運動。1924年前后的國內外政局復雜動蕩，廣州革命政府面臨嚴峻特殊的形勢考驗，在接受其領導的各路軍閥搖擺支持下，名義上控制著三分之一面積的廣東省。作為從資產階級精英舊式會黨向群眾性革命政黨轉變的國民黨，亟待獲得工農群眾的有力支持以鞏固政權基礎。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中全會議決國民運動是黨目前的全部工作，認為“農民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是最大的動力，中國國民黨的基礎便應該建設在農民上面，各省支部應竭力推廣其分布于鄉村?！盵20]在國共兩黨達成合作，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并擔任其黨內主要負責職務后，中共廣東區委將主要干部和多數精力放在國民黨組織發展等工作上，導致自身的新黨員發展速度緩慢、黨員規模小，組織內部運轉處于半停滯狀態。由此，1924年2月中共廣東區委改設為直屬于中央局領導的中共廣州地方執行委員會，并將廣東農民運動的職責全部交由青年團廣東區委承擔[21]。截至當年10月，中共中央將中共廣州地委恢復為廣東區委，中共廣東區委議決農民運動劃歸其直接負責[22]，團廣東區委替中共主導負責全省農民運動長達9個月，為國共合作框架下的農民運動運行機制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礎，向黨組織輸送了一批優秀農運干部。

廣東青年團積極組織青年農民參加農會，助推廣東農運成為國民革命及土地革命力量的重要源泉。1924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決定糾正在國民革命中忽視自身建設的“右”的傾向，健全中央和各省區黨的領導機關組織體系，成立工農部加強對工農運動的領導。依據中共中央議決案精神，粵區農委于同年8月正式成立，負責領導全省各地黨組織農委及農民運動特派員工作；同年9月，派周恩來同志赴任委員長以加強廣東黨的工作；同期，陳延年同志以團中央特派員身份到廣州改組廣東區團組織，議決“對地方及直轄支部同志已擔任農工運動工作，且可以加入C.P.者，即介紹加入之，使完成農工運動應歸C.P.主持之原則”，強調廣東團組織下階段的工作“應特別注意青年工人農民方面”。[23]至當年11月，廣東區黨團組織以年齡為標準完成了鶴山、廣寧、花縣、順德、新會、東莞、香港等地黨團組織的分立工作，負責農工運動且年齡達到加入中共標準的團員均吸收為黨員[24]。自此，粵區團組織在廣東農運中的角色由負主要責任轉變為協助配合。在總結廣東團組織農運組織經驗基礎上，中共四大《對于青年運動的議決案》提出“S.Y.應協助C.P.組織農會?！盵25]團三大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議決案要求，將青年農民運動列為面向被壓迫青年開展的四種重要工作之一，向各級團組織強調“C.Y.應依照C.P.第四次大會關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極力協助C.P.?！盵26]根據團三大精神和團中央指示，廣東青年團各級組織積極協助粵區黨組織發動農民配合國民革命軍東征、南征戰事并推進縣域農運發展。截至1925年5月初，廣東便有22個縣成立各級農會組織，會員人數21萬以上[27]。在團中央致少共國際的報告中如是描述：“本團在廣東方面的農民運動同志，很努力參加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工作，”“本團目前農民運動中主要工作，是幫助黨發展農民運動的組織……須以組織農民協會為主要工作?！盵28]在中共廣東區黨團組織的努力下，各級農民協會作為國民革命的組織載體在廣大農村中扎根。以廣東農運成績最好的東江地區為例，截至1927年2月“全潮梅海陸豐會員大概是2771400戶，若以每戶5人，總計東江農會會員有100余萬人”[29]。周恩來同志還高度重視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發展。第一次東征至揭陽時便指示，“你們要發展大學(共產黨)和小學(社會主義青年團)，特別要在工人、農民中發展，并動員較成熟的加入國民黨，左右革命權力。要爭取先機，不然，右派勢力大了就難辦”[30]?；泤^團在農運中培養、考察、發展了一批優秀青年加入團組織，為黨組織輸送了大量生力軍。正是通過農民運動在潮梅海陸地區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東江地方黨團組織在面對國民黨右派汕頭“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屠戮之時，迅速組織東江潮(陽)、普(寧)、惠(來)各縣農軍掀起“四·二三”等縣域武裝暴動，在海豐建立了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南昌起義軍(紅二師)、廣州起義軍(紅四師)相繼轉進東江創建革命根據地。

二、大革命時期廣東團組織推進農民運動的特點與基本經驗

(一)奠定國共合作框架內的農民運動運行機制基礎

團廣東區委推動以農會為組織載體、積極采用國民黨政綱理念為策略的農運模式初步形成。在團廣東區委直接領導下，馮菊坡、陳道周等團員同志帶領的地方團支部在廣州革命政府控制區域內深入鄉村展開農運工作。截至1924年7月，順德、東莞、鶴山、花縣、廣寧等地團支部在組建農會、改造民團、開辦農民夜校、組建青年農民俱樂部、吸收農民團員上都有明顯成績。[31]從無到有的農民運動將農民以農會的形式組織起來維護自身利益。當農民作為全新政治力量沖入鄉村舊有治理體系時，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平衡，無可避免地與各地軍閥駐防軍、縣政府、土豪劣紳、民團、土匪等主導農村治理秩序的舊勢力產生矛盾沖突，鄉村守舊勢力對農民恨之入骨、對農運“欲除之而后快”。為了打破鄉村守舊勢力對縣域農運發展的聯合圍攻，團廣東區委構建了在國共合作框架下積極解釋運用國民黨政策理念的工作策略。如青年團員主導的順德農團在向屬地政府申請備案時，拿出了“國民黨宣言對內政策第十一條‘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來力爭而得到政治上的補助”[32]，從而使當地縣長有所忌憚，不敢拖延辦理。毗鄰省城廣州的花縣在農運上也取得喜人成績，縣農民協會“雖未成立，但加入者亦有六百余戶，可以成立兩個區農會，縣農會籌備處，也可以設立”，當花縣農會遭遇當地土豪劣紳誣蔑煽動、圍攻時，團廣東區委派彭湃、阮嘯仙同志兩次以國民黨中央農運特派員身份前往當地農村宣傳、解釋國民黨黨綱和農民運動要義。[33]通過以國民黨中央要員身份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于農民運動之宣言及政綱》《農民運動第一步實施方案》《農民運動決議案》等黨的農運政策解釋運用，實際上是以執政黨權威為縣域農運提供法理性、合法性支撐。團廣東區委以民生主義為切入點，在政策解釋運用中主動宣揚“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標，農會可組織農民自衛軍、可以視情況減租減息等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內容，促進了農會在廣東各縣迅速組建發展。在1925-1926年的廣東農民運動中，中共黨團組織便將積極解釋運用國民黨政綱理念作為斗爭的基本策略，毛澤東同志在主編《農民運動問題叢刊》時將國民黨領袖對農民和農運的講話制成冊出版，以便為各地農運提供指導。

團廣東區委為建立良性循環的農運推進機制和人才培養機制奠定基礎。團廣東區委在農運初期時發現，農民階級尚未被普遍喚醒之時，縣域農運的展開不僅缺乏專業指導，且團內農運指導人才十分匱乏。彭湃在1924年初致劉仁靜的工作匯報中便疾呼“此間同志太少，一人兼數種工作……而且農民運動的地域是很遼闊的……常常一日要走百里”，“S.Y.及C.P.還要快些設法子，使多些同志到鄉村來！”[34]1924年中旬，彭湃等同志用短期速成班形式建立起農運人才自主定向培養機制。陳延年同志領導團廣東區委積極組織粵區團員青年報考農講所，并向團中央建議擴大農講所辦學規模，面向全國團組織遴選優秀團員前來廣州報考以培養農運人才。廣州農講所在1924年7月-1926年9月期間共舉辦六期培訓班(第一、二期為團廣東區委主辦)，共招生930人，畢業797人(含旁聽生25名)[35]，畢業率為85.69%；據不完全統計，農講所畢業學員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的達177人[36]。針對農運組織運行存在執行不暢的問題，團廣東區委同時推動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建立農民運動特派員制度，由該部從農講所畢業生中直接選任農運特派員、組織農運宣傳隊分赴全省加速縣域農會組織、人數規模發展壯大。這一人才選拔、培養與使用模式在日后逐漸完善，并推廣至全國多個省區，為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做出了不小貢獻。

(二)以農運為介推動“學生團”轉變為先進青年群眾組織

廣東青年團積極號召、組織青年學生走進農村開展農民運動，促使團組織向農村青年延伸。在青年團自成立之日起，便將“無產階級中國青年的組織”作為自身政治屬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探尋組織青年工農投身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青年運動時代之問。從參與運動的青年職業類別看，自“五四運動”至團一大召開前后的青年運動中，團內成員構成以學生為主體，帶有鮮明的“學生團”印記。隨著新民主革命形勢發展，團內成員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系統分析并認識到，學生運動還是青年運動的工作載體，作為“先覺醒者”的學生只有關注青年工農，“先鋒隊”的學生運動只有在工廠車間與田間地頭喚醒青年工農，才能使青年運動具備完成時代使命的價值。筆名“為人”的青年在《先驅》上撰文：“我們的青年運動是應該有階級的，有完善意義的青年運動，絕不是單獨以學生運動為青年運動，學生運動，不過是運動學生向各種青年群眾中去運動反抗黑暗的舊勢力的意思”疾呼“青年的農人，是將來的生產者，是青年兵士的后備軍，是青年工人的后補者”。[37]團中央在1924年7月便提出“我們現在是設法使青年農工參入政治的奮斗，這是我們的根本責任”[38]。惲代英同志提出暑假返鄉的學生和鄉村小學教師要“去結交農民！去團結農民！去教育農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農民！”[39]中共四大基于對革命形勢和任務，認定“學生運動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樣使學生能與工人、農民運動結合起來，使他們到工人、農民群眾中宣傳和幫助他們組織”[40]；強調青年團在學運中要為維護學生利益，增強團在學生群體中的號召力，進而引導學生投身工農運動。廣東團組織的領導同志如阮嘯仙、周文雍、黃居仁等均為學生出身投身革命大潮，立志以先覺醒者帶動青年工農群體的覺醒，積極踐行以學運支援農運的工作理念。例如在廣寧農運進入斗爭最艱難的時刻，團廣東區委指派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任職的彭湃同志以國民黨中央農運特派員身份赴當地宣傳國民黨農運政綱、指導農民有理有利有節地與農村守舊勢力作斗爭；同時指導工人、學生團體以學運、工運支援農運?！耙环矫嫱ǜ娓鞯赜霉_團體名義通電一致聲援……并用新學生社等工學界名義，跑入內地派傳單，向農民慰勞，以激起農民銳氣”[41]。五卅運動后不久，以反帝、反對基督教、援助工農為主題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開創性地通過了《援助工人農民運動議決案》。該文件要求“各地學生聯合會及各校學生會，于寒假前，應規定假期中農村工作計劃，并準備各種宣傳材料，分配于回鄉同學，以便他們做實際的工作”[42]。但大多數學生群體都將自己的學業視為第一要務，將農民運動或國民革命基本視為“副業”。無論從廣東一省或全國實踐層面來看，推動廣大學生主動走進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工作頗為艱難。郭瘦真在1926年年中的報告中仍提及廣東在學運、青農運動方面尚無顯著成績。加之國共兩黨在廣東的新學生社、孫文主義學會等學生團體在學聯組織中斗爭矛盾難以調和，廣東學生運動支援農民運動的成績乏善可陳。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主導的國民黨“二大”、中共1926年7月擴大會、共青團中央第三次擴大會議上均指出廣東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之間未能實現很好的融合促進，提出“促進學生運動使與農工運動一致”，“設法引導學生使成社會工作之一員，不使之成為特殊之知識階級”[43]。

(三)在青年農民運動中邁開工作內容青年化步伐

廣東青年團在實踐中探尋出以農民運動為先導接觸青年農民，以文化教育娛樂活動贏得青年農民的工作策略成為全團青農工作范式?；泤^團委根據近一年(1924年)的農運經驗向團中央遞交了《關于青年農民提案》，提出先深入鄉村開展普通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以獲得接觸青年農民的機會，以舉辦文化運動為切入點，依托基層農會舉辦文化補習學校，開展文娛活動啟發青年農民政治思想覺悟等舉措建議，基本被團三大通過的《關于一般被壓迫青年運動的決議案》所采納。[44]青年團中央自團三大始提青年化概念，團中央第三次擴大會議再提“組織群眾化，工作青年化”[45]的工作目標；同期，中共1926年7月擴大會也對青年團提出“力求工作青年化”[46]要求。中共“五大”批評共青團組織發展甚至落后于黨，再次強調“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要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才能獲得廣大革命群眾”[47]。以滿足青年農民群體文化、娛樂需求的青年農民運動需要較為穩定的鄉村政治環境，脫離政治、經濟、社會基礎而談論青年農民運動往往是不客觀的。因此，只有在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擁有數以百萬計組織起來的農民的情況下，青年農民運動才能在一定程度能得以落地實踐。因而在青年團于1926年向少共國際的報告中如是表述：“南部廣東的組織……注意求工作青年化”，“現在并開始進行農村文化工作，如俱樂部、識字社等組織”[48]。但整體而言，在繁重的政治工作任務面前，青年農民運動很難有大的起色，在團廣州地委的報告中也可見一斑，“青年農民運動，以前所做的很少……但同志多是擔任C.P.的工作--組織農會，不能專心做去，故沒有多大的成績?！盵49]團廣州地委主辦的《青年農工》自1926年初缺稿?？?，計劃改在《廣東工人》刊物開辟欄目出版，但直至半年后仍無法落地實現[50]；團花縣地委則報告“經委指導農村辦農民學校，現在有數鄉已有頭緒，但欠教授人才”[51]。團中央也指出“本團同志曾參加黨所指導的農民運動，但是少注意青年農民組織教育工作和農村中本團組織的發展，尤以廣東為最甚?！盵52]但一日千里的革命形勢又使得粵區各級團組織只能專注于主要政治任務的完成，即便是發展較好的團海豐縣地委也是整日忙于農會工作。

三、大革命時期廣東團組織推進農民運動的當代啟示

堅持黨的領導是廣東團組織紛繁復雜的斗爭環境中開辟農民運動新局面的根本所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正是在廣東黨組織的堅強領導下，將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才避免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時期團內成員思想混亂的情況，并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在國民革命大潮中勇挑農民運動重擔，找到了正確的奮斗方向和道路。青年團在大革命低潮期曾泛濫過所謂的“先鋒主義”“取消主義”，導致了廣東團組織的渙散，從反面強證了缺乏黨領導的青年團便會迷失奮楫前行的航向。

堅強有力的組織體系是廣東團組織能夠擔負起時代使命任務的基礎。1924-1926年的廣東農民運動雖為中共黨團主導的革命工作，但是在國民革命統一戰線下以國民黨名義進行的，廣東青年團承擔著既要發展農民協會，籌建、拓展國民黨基層組織，還要發展自身組織并向中共組織輸送新鮮血液的任務。雖然廣東青年團截至1926年6月也僅有團員2 248名(農民團員163名，占7%)，[53]但依靠嚴密的組織、紀律體系和強大組織能力，同中共廣東區委一道將國民黨黨員基礎建筑在農民階級之上，牢牢掌控了廣東國民黨的縣域基層組織領導權。截至1926年底，國民黨的農民黨員人數達到69 871人，約占總數的38%，總人數和占比均位列各類職業團體第一。[54]國民黨各縣基層組織的領導崗位也多由加入國民黨的跨黨中共黨團員擔任，促使國民黨縣區一級黨部及其施行政策成為有利于農運開展的政治力量。在新時代新征程，共青團要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團，加強縣域基層團組織建設，不斷擴大團在青年群體中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圍繞加強青聯、學聯組織建設，鞏固和擴大青年愛國統一戰線，不斷增強對青年的組織力、凝聚力。

堅持工作內容青年化、關注青年成長需求是廣東團組織扎根廣大農村的正確途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的農村青年遭受著相比成年農民更沉重的壓迫，諸如同工不同酬、缺乏必需的識字文化教育和體育娛樂設施等。廣東團組織在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中，通過開設平民夜學、青年俱樂部等形式保障青年農民的基本成長需求。共青團是黨聯系青年的橋梁紐帶，一切為了青年人的發展是其工作的主線，只有心系青年、為青年成長排憂解難、雪中送炭，團組織才能扎根青年群體，成為青年人可信賴、愿追隨的先進青年組織。

四、結 語

回顧團的百年征程可以發現，青年團從建立伊始便將代表先進青年利益、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團組織始終圍繞并配合做好黨在不同時期的中心工作，始終擔當著黨的助手和“預備學?！钡慕巧珵辄h育人。當前，組織廣大青年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貢獻青春力量是共青團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青年工作的主題和方向。推動“三農”事業高質量發展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所在，培養一批批優秀“三農”青年扎根廣闊農村建功立業是共青團新時代青年(農民)運動答卷的應有之義。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農民青年群體中新現象、新情況頻現，如何更好地組織動員廣大青年投身鄉村振興事業，是我們應當實踐探索的課題。共青團要在“三個十萬+”任務、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創青春”創新創業大賽等項目載體基礎上，探尋聚焦青年農民、青年學生群體，推動農運與學運融合發展的新辦法、新路徑，更好發揮共青團先鋒隊、突擊隊的組織效能。本文希冀能以史鑒今，對堅持和加強農村基層團組織建設，發揮好農村基層團組織在凝聚青年農民人心、引領青年農民建功立業、培養鄉村振興青年人才中的組織價值，促進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