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與升華：我的學術自覺與追求

●李富強

2023 年六七月份，我作詞的第一首歌曲《春天的約會》由廣西藝術學院呂軍輝教授譜曲并錄制完成。歌曲一經推出，朋友們紛紛來電祝賀，但更多的是調侃鄙人這個跨界動作幅度太大，對一個大半輩子從事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的老學究居然做出那么“浪漫”的事——創作歌曲，驚訝不已。一時間，種種“友人驚詫論”紛至沓來，不絕于耳。驚詫于友人之驚詫，放眼當今學術現狀，反思走過的路，我卻如靈光乍現，驀然間醍醐灌頂，豁然開朗：跨界是當今學術之常態，唯有跨界方可超越，唯有超越方可升華，方可有所創新、有所成就。這便是我的學術自覺與追求。

一、跨越自然與人文學科：中國南方—東南亞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綜合研究

1988 年7 月，我告別學習了七年的中山大學校園，入職廣西民族研究所。該所是廣西民族事務委員會（廣西民族宗教委員會的前身）轄下的一個事業單位，是以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為基礎而成立的研究機構。這就是我學術生涯開始的地方。初來乍到，我躊躇滿志。當時的碩士比較少，而且我在讀碩士研究生時，出版了譯著，還在《中國社會科學》《史前研究》《貴州民族研究》等優秀刊物上發表了不少高質量論文。進入研究所后，從學生變成了專職研究人員，個人的研究工作要為政府和社會服務，研究方向必須有所改變?？紤]到廣西是壯族自治區，壯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于是我選擇壯族作為我研究的切入點和重點。這一選擇決定了我的治學特點和道路，對我的學術生涯影響巨大。至今我所出版的20 多部著作和發表的100 多篇論文中，絕大多數均以壯族為主題。

我對壯族的研究是跨越自然和人文學科的綜合研究。因為人類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人類是一種高級動物，具有生物性和文化性兩方面的特性，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部分，即要從體質和文化兩個方面達成對人類的全面認識。我對壯族的研究便依照人類學的兩大學科從體質和文化兩大方面來展開。我研究壯族的第一部專著《壯族體質人類學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就是試圖從體質特征來認識壯族的一部著作。在該著作里，我對比了現代壯族與東南亞相關民族、與華南和東南亞史前人類的體質特征，從而論證了壯族的起源及其與華南和東南亞一些民族的親緣關系。該研究是涉及人體解剖學、血液學、醫學等學科的一項綜合性研究。而我從文化性方面來研究壯族的第一部專著是《人類學視野中的壯族傳統文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該著作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層面，對壯族文化特征進行了系統闡述，并對壯族文化特征的由來及形成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形成對壯族文化的一個全面而立體的認識。以此成果為基礎，2006 年我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壯族社會生活史研究”獲得立項。經過多年努力，該項目成果《壯族社會生活史》（廣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面世。該著作凡110 萬言，是對《人類學視野中的壯族傳統文化》的拓展和深化，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更加豐富翔實的資料、更加深入細致的分析，向廣大讀者展現了壯族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及其濃郁的民族、地方特色。該研究運用了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資料，亦是一項綜合性的研究。

左江流域巖畫研究可以說是壯族歷史與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壯族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延伸。在左江兩岸綿延200多公里的懸崖峭壁上，分布有80多個點共約300 組用紅色顏料繪制的畫作，是謂左江流域巖畫。古老的左江流域巖畫必定是某族群的某種信仰、祈愿和夢想的寄托?？蛇@是誰的夢想，巖畫的文化意涵是什么，它表達的是什么祈愿、信仰和夢想，這些人和他們的信仰與夢想所來何處、去向何方，太多的謎團籠罩在左江流域巖畫上，就像一個千年幽夢，充滿了神奇與神秘。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廣西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于2016年7 月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更突顯了其在人類歷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皬V西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申遺前，受有關部門委托，我主持完成了幾項關于左江花山巖畫的研究課題，為“廣西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貢獻了綿薄之力。在此基礎上，我繼續研究，又完成了論著《崖壁遺夢——左江流域巖畫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該著作運用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民間文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和資料，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新探索。

在壯族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我還以銅鼓研究為切入點，將自己的研究領域拓展到中國南方—東南亞民族歷史與文化。銅鼓是一種古老的文物，它于春秋時期起源于我國云南楚雄地區，而后經過交流互鑒、傳播創新，形成了包括中國云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海南、福建、江西、浙江等?。ㄗ灾螀^）及越南、老撾、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區域遼闊的銅鼓文化圈。銅鼓是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共同的民族文物和文化載體，研究銅鼓必然要研究中國南方和東南亞相關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甚至可以說，銅鼓研究就是中國南方—東南亞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銅鼓研究從19 世紀末由西方學者開啟，自20 世紀50 年代銅鼓研究主導權和研究中心轉移到東方以來，中國、越南和日本的學者在銅鼓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處于世界最前沿，成為銅鼓研究的領導者。但銅鼓研究也有瓶頸之困，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在廣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本人從2013 年開始，采用民族學和考古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先后赴老撾、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開展銅鼓文化的調查與研究，獲得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2017 年，我申報的“中國—東南亞銅鼓數字化記錄與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該課題打破學科、國家界線，不僅補齊了東南亞銅鼓文化資料缺乏的短板，大大增強了銅鼓研究的國際性、世界性，而且將銅鼓的考古學、民族學研究與現代信息技術聯系起來，建立了“中國—東南亞銅鼓數字化服務平臺”，開辟了銅鼓研究的新局面。

二、跨越史學研究與文藝創作：“三月三”主題歌曲創作的嘗試

雖久有宏愿，要以郭沫若等大師為楷模，跨越史學研究與文藝創作之藩籬，奈何志大才疏，直到2023 年我才有幸付諸行動——創作“三月三”主題歌。之所以有此跨界實踐，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首先是因為感動和沖動。2023 年是新冠疫情過后的第一年，廣西的“壯族三月三”活動全面恢復線下舉辦，規模巨大，場面熱烈，更重要的是，廣西各界全面貫徹落實文化傳承發展新思想、新理念，活動形式煥然一新。我于4 月21 日參加廣西衛視“潮起三月三，奮進新時代”2023年“壯族三月三，八桂嘉年華”大直播后，又親身參與多項“三月三”文化活動，深受廣大民眾傳承發展民族文化的熱情和創新精神所感染和感動，于是便產生為“三月三”創作主題歌曲的靈感和沖動。

其次是因為社會責任。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傳承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廣大學者和文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學界對“三月三”的研究歷來重視，成果不可謂不多，但社會各界，包括普通百姓、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等，對于“三月三”的認識普遍比較模糊、片面和膚淺。常有一些朋友問我：“三月三”到底是漢族節日，還是壯族節日？為了讓廣大民眾更準確和深入地了解“三月三”，相關部門做了大量的科普和宣傳工作。特別是2014年“壯族三月三”成為廣西法定假日之后，各級文化、宣傳部門和研究機構大力加強“三月三”的研究發掘、科學普及和宣傳推廣工作。我也積極投身其中，不僅于每年“三月三”前后開展學術研討，多次參加廣西廣播電視臺的直播和錄播節目，在《廣西日報》發表文章介紹“三月三”的歷史與文化，而且應邀撰寫了關于“三月三”的科普著作《春天的禮贊：壯族三月三歌節》（廣西人民出版社，2018 年）。但對“三月三”的科普和宣傳依然任重而道遠，應該有更多有情懷的人勠力前行，與時俱進，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讓廣大人民群眾了解和理解“三月三”，增進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于是，我迎難而上，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三月三”主題歌曲的創作中，希望以此為宣傳“三月三”貢獻一己之力。

“三月三”主題歌曲創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對“三月三”本質內涵和當代價值是否有準確的把握?！叭氯笔菈炎鍌鹘y節日，壯族“三月三歌節”至遲在宋代已經成形?，F如今，壯族“三月三”既發展了趕歌圩的節日民俗，又繼承了祭祀、掃墓等習俗，成為壯族兒女一年一度的文化盛會?！叭氯庇质嵌嗝褡宓墓餐瑐鹘y節日。除了壯族，侗、仫佬、毛南、畬等民族也有“三月三”傳統節日。而追根溯源，“三月三”曾是中原華夏—漢族的重要節日，古稱“上巳節”。由于中原華夏—漢族上巳節與清明節、寒食節的時間幾乎重合，從宋朝開始，漢族上巳節、寒食節漸漸與清明節三節合一，于是上巳節逐漸式微。而在壯族等少數民族中，上巳節卻演變成為“三月三”傳承至今?！叭氯钡膫鞒惺侵腥A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縮影?！叭氯笔菨h族與壯族等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傳統，是少數民族和漢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動例證，是壯族等少數民族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基因。因而，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推動“三月三”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和弘揚其文化精髓，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匯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斗?；谝陨险J識，我在創作“三月三”主題歌的時候，把“三月三”定位為中華傳統文化里的“三月三”。歌詞中“唱過了黃河唱長江，唱過了長江唱我家，唱歡了山河九百六十萬，唱響了五千年中華大團圓”的句子，既唱出了“三月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又表達了其巨大的當代價值。由于“三月三”正值春天，它是人們在春耕前祈盼農業豐收、愛情甜蜜、民族繁榮昌盛的歌會，所以，“這是春天的約會，這是春天的贊歌”，歌曲也因此定名為《春天的約會》。

三、“文史合一”：史學的優良傳統與理想境界

“良史莫不工文”，中國史學自古便有文史不分的傳統。中國現代諸多史家在撰寫史著的同時，也創作了許多歷史詩作和散文，使文史合一的傳統得以多方傳承與發展。郭沫若是集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于一身的著名學者，也是文史合一的重要實踐者和理論家之一。他史學研究成就卓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十批判書》《歷史人物》《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殷契粹編》和《石鼓文研究》等論著是中國歷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他文學創作成果豐碩，《卓文君》《王昭君》《聶嫈》《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和《南冠草》等史劇聞名遐邇。其史學研究和史劇創作相得益彰，實現了史學研究與文藝創作的完美結合，達到了史學的理想境界。他認為：“歷史家把事實現實地記錄下來，戲劇家就在認識了這歷史的真實以后，用象征的比喻的手法，寫出更現實的歷史劇來?！雹俑邍骄帯豆粽搫撟鳌?，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第501頁、502頁?！肮湃说男睦?，史書多缺而不傳，在這史學家擱筆的地方，便須得史劇家來發展?！雹诟邍骄帯豆粽搫撟鳌?，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第501頁、502頁?！笆穼W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雹俑邍骄帯豆粽搫撟鳌?，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第501頁、501-502頁。史劇比史學有更強的歷史認識功能，因而，“創作之前必須有研究，史劇家對于所處理的題材范圍內，必須是研究的權威”，“優秀的史劇家必須得是優秀的史學家，反過來說，便不必正確”②高國平編《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第501頁、501-502頁。。郭沫若的史學實踐及其文史關系理論其實可以擴展到科學與藝術關系的理解上。意大利文藝復興三杰之一、著名畫家和科學家達·芬奇認為藝術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之上的，因為它涵蓋了所有知識，并將之轉化為針對人類情感的創意表現。我創作“三月三”主題歌曲《春天的約會》的心路歷程，恰恰印證了郭沫若、達·芬奇等中外先賢大家的真知灼見。在深入研究“三月三”（即發掘其精神）的基礎上，我試圖通過創作“三月三”主題歌曲傳承發展“三月三”文化（即發展其精神）。這個創作涵蓋了“三月三”的所有知識，歌詞創作以詩性的語言詮釋其歷史、文化內涵和當代價值等內容，曲調創作針對人類情感，既繼承民族傳統特點，又賦予現代審美意識的時代特征。整個創作堅持守正創新的立場，既通古今之變，又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同頻共振。如此看來，不論《春天的約會》能否傳唱和流行，我一個史學研究者創作“三月三”主題歌曲的這一跨界行動，實際上是我追求“文史合一”的嘗試之一，是我學術事業上的一次超越與升華，也是我人生價值的一次超越與升華。今后，我將不忘初心，篤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