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災荒史上的科技防災減災問題

卜 風 賢

(陜西師范大學 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陜西 西安 710119)

自人類誕生的那一刻起,自然災害便如惡魔般在地球各個角落恣意肆虐,成為人類社會無法擺脫和避免的一種現象;但是面對災害人類也從來沒有屈服過,不斷地同各種自然災害進行斗爭,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措施防范和減少自然災害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概而言之,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既是災難重重如影隨形的歷史,也是人類持續不斷與之抗爭的歷史。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看,科學技術在人類戰勝自然災害并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中不可或缺。在新冠疫情流行和治理過程中,人們也深刻體會到了科技抗疫的迫切性與重要性[1]。當科技水平不能有效應對自然災害時,會在一定時期內出現災荒常態化現象,人類災荒史上的災害治理問題由此產生[2]。

雖然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遭受了難以計數的災害事件,但人們還是一次次成功戰勝自然災害并逐漸進入更為繁盛的文明社會。痛定思痛方能多難興邦,中華民族與自然災害不斷抗爭的歷史昭示世人,通過應對水災而促進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經過抗旱防災而推動了傳統農業生產的技術革新,通過瘟疫防治而加強了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始終伴隨著對災害治理技術的突破,然而不同時期災害構成要素不一樣,災情形成機制也不盡相同,因此與防災減災效果密切相關的災害治理技術亦不完全相同。從對自然災害的科學研究和認識層面來看,原始社會到傳統社會是防災減災技術的積淀時期,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則實現了災害防范治理科學知識的革命性跨越。

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人類可以通過經驗性知識適應自然界的變化,世界各地歷史中都蘊涵著規避災害的地方性知識和技術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體制化建設與發展,我們可以深入分析自然災害的成因及規律,揭示自然災害的本質特征,并提出預防和應對自然災害的綜合方案[3]。

一、第一次農業革命突破季節性饑荒的天然屏障

第一次農業革命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所產生的深遠意義,人們用任何語言文字進行描述都毫不為過。這場革命肇始于距今一萬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初期,即原始先民創造發明磨制石器時期。一萬年前后不僅是新舊石器時代的分界線,也是第一次農業革命的起始點。在生產工具進步的同時,遠古人類還將采集的野生植物種子栽培成為農作物果實,將野生動物馴養為家畜。這是人們在相對不利的自然因素條件下采取的積極應對措施,反過來也推動了遠古人類走上農業生產道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農業產生原因眾說紛紜,人們似乎可以從持續的季節性饑荒中找到一些答案[4]。

一萬年前后遠古人類四處采集,遷徙覓食。這一時期人們的生活環境極不穩定。大凡風調雨順年景,由于水熱充足,作物長勢良好,秋后都會有相當的收獲,人們不僅可以避免或減少果腹之虞,甚至還會略有盈余以度時日;而在極端氣候條件下,尤其是各種自然災害不期而至,極易造成作物歉收,甚而至于顆粒無收。如果又恰逢寒冬及春旱等災害事件,人們則難以抵御惡劣自然環境加持的侵害,只能忍饑挨餓艱難度日,最終導致人口大規模減少。由于季節性的食物短缺貫穿于整個舊石器時代,遠古人類在冬季食物相對匱乏時期難以度日,因此,原始人口增長緩慢且人口總量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這種遠古時期反復性食物短缺現象被稱之為季節性饑荒[4]。

遠古人類通過改進生產工具以擴大生產規模,馴化野生動植物和采集漁獵,盡可能多地儲存生存物資以度過季節性饑荒。為了克服寒冷氣候條件下動植物稀缺導致的食物來源不足,人類通過改變采集漁獵這種依賴自然獲取食物的生活習慣,從原始狀態的被動生存方式逐漸轉變為主動求生方式,改進生產工具遂成為遠古人類突破季節性饑荒的首要選擇。從現有考古資料可以看出,舊石器時代狩獵工具得到了改良,工具的制作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如山西下川文化中采用先進壓制法制作的石鏃、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中的雙排倒勾骨魚叉等。遠古先民的生活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成功篩選出了果實豐碩且易于儲存的禾谷類作物,通過增加糧食儲備以度過季節性饑荒的難關。遠古人類對禾谷類糧食的定向選擇引發了農業生產工具的創造革新,促進了新石器的推廣使用,在這種條件下原始農業應運而生。

當遠古人類掌握了新石器的磨制技術和農作物的種植技術之后,可儲藏的糧食數量也隨之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冬春時期季節性饑荒問題,使得人口快速增長成為可能。農業革命后,遠古先民運用磨制石器和糧食種植來應對自然災害引發的饑荒問題,使得人口數量有所增長,這是原始科技解決季節性饑荒問題的直接表現,也是人類通過科技手段實現科技防災減災的直接結果。

舊石器時代動植物資源相對于人口數量而言顯得豐富充沛,因而采集漁獵的生產方式能夠基本滿足遠古人類的生活需要。突破了季節性饑荒后,新石器時代人口數量大量增加。10000年至4000年前的原始農業時期雖然解決了季節性饑荒,但隨之而來的是經常性糧食短缺和普遍性饑荒問題。蒙昧時代的季節性饑荒多發生在寒冷的冬季,而原始農業時期普遍性饑荒則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這是相對于舊石器時代的蒙昧狀態,新石器時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原始時代的農作技術進步解決了季節性的食物不足問題,同時不斷增加的人口數量又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人口壓力,使得一年四季都有饑荒發生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在人口壓力作用下出現連年累月的饑荒狀態。原始種植業始終面臨著風災、水災、旱災和蟲災等多種自然災害的威脅,艱苦的生活環境與生存狀態給后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漢書·食貨志》);“湯七年旱,民有無糧賣子者”(《管子·輕重篇》)。即使進入夏商西周時期,饑饉薦臻的災荒狀況依然不能幸免,隨著普遍性饑荒問題的進一步凸顯,原始社會的人們再一次面臨科技防災減災問題以及如何進一步提高農業產量的技術選擇。

事實表明,在人類與各種自然災害斗爭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只有依靠科學技術人們才能突破各個歷史時期面臨的災荒問題,并為戰勝自然災害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

二、春秋戰國以來我國傳統科技防災減災效能評析

如何突破自然災害應對難題、進一步提高農業產量成為原始農業時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將原始農業粗放式耕作方式轉變為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尤其是通過改造生產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此類問題。隨著夏、商、西周國家政權相繼建立,原始農業開始向傳統農業逐步轉變。西周晚期到春秋時期出現了鐵犁牛耕的農作方式,也可以稱之為傳統農業科技革命,農業生產效率顯著提高;同時,使用畜力動力也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吧咸飾壆€,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呂氏春秋·任地》),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耕作技術精細化的重要代表和生動寫照。傳統農業時代以“耕、耙、耱”為核心的北方旱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與南方水田“耕、耙、耖”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共同促使農作物產量大幅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饑荒問題。秦漢時期我國歷史人口總量已經達到數千萬之多,這是古代社會戰勝各種自然災害后取得的又一勝利?？萍歼M步是人與災害關系得以根本性調整的驅動因素。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災害史研究的根本問題是科技防災減災問題,在災害因素的表象之下,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一次又一次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繁榮進步,使得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這樣的輝煌時代。

從春秋戰國時代到明清時期,因遭多樣性災害威脅使得社會發展相對緩慢,農業災害在此過程中逐漸常態化?！霸谝欢ㄒ饬x上說,整個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中國人民同自然災害斗爭的歷史”[5]。大約成書于戰國或兩漢之間的《爾雅》對“荒”有這樣的解釋:“谷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爾雅·釋天》)可見,這一時期的“荒”側重于自然災害對農業的影響。傳統農業生產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相對較弱,加之我國古代自然災害有頻發性、普遍性、周期性、群發性、區域性、積累性等特點,農業生產只能在應對自然災害過程中不斷改進,與之相適應的科技含量也逐步增加,農業防災減災技術措施亦逐步完善。

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傳統農業時代中,防災減災技術的運用逐漸普遍化。古人認為天、地、人關系密切,災異天降?！蹲髠鳌ば迥辍酚涊d:“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盵6]明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云:“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试?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盵7]古人所謂“天反時為災”“四時各有其務”,都說明違背時令、逆天而行或早或晚都會導致災害的發生,只有適時才能豐收。西漢《氾勝之書》記載:“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早種則蟲而有節”,就是人們在農作物播種時的病蟲害防治措施[8]。明末清初陸世儀在《除蝗記》中專門描述了放鴨治蝗的生物技術措施:“凡蝗所過處,悉生小蝗,即《春秋》所謂蝝也。凡禾稻經其喙咬,雖秀出者亦壞,然尚未解飛,鴨能食之。鴨群數百,入稻畦中,蝝頃刻盡,亦江南捕蝝一法也?！盵9]我國古代社會還在長期的抗災救荒中形成了積極抗災備荒、穩定災區秩序、賑濟安撫災民、組織恢復生產等一系列的法令,傳統救荒減災制度發展至清朝已經臻于成熟且日趨完善[10]。

總之,傳統社會階段人們從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入手,采取適時耕作、抗旱保墑、蟲災防治等一系列農業技術措施,促成了春秋戰國以來我國傳統科技防災減災效能的逐步提升。

三、從大禹治水到瓠子塞決:科技防災減災的典型案例

我國地處亞歐大陸東部,氣候類型多樣,山川地貌復雜。特殊的地理條件使得我國災害種類多、分布廣且相對頻發。有史記載以來幾乎無年無災、無年不荒[5]2,西方學者甚至稱之為“饑荒的國度”[11]1由于災害多發,加之我國素有著書立傳的傳統,因而形成了序列相對完整、持續時間較長的歷史災害數據。

為何災害在我國發生頻次如此之高?究其原因,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則對災害的敏感性也就越強,災害事件的記錄數量也會隨之提高。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過程看,春秋戰國至隋唐時期成為我國歷史災害的第一個增長階段。這一時期災害事件雖然頻發,但增速較緩。宋代為我國災害頻次由少增多的重要分界點,明清以來災害事件的發生頻率再次暴漲,達到過去幾千年災荒史的頂峰。

歷史災害發生頻次的階段性增長又與歷史時期人口數量、經濟和科技發展有著密切關系,我國歷史上每一次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關鍵時期,都會出現自然災害的報復性增長和饑荒年饉的急劇性擴散。這種現象并不能說明社會發展會引發更多自然災害,相反卻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未能有效突破災害治理瓶頸的一種體現。因為在傳統社會發展過程中,國家和民眾的易災性在增加,災情的嚴重程度也在同步增長之中。當科技進步使得農業增產并足以養活更多人口時,自然災害多發頻發的新階段也會隨之到來。在這種狀況下,只有突破既有的災害治理瓶頸,才能迎來社會經濟的突破性發展。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個在不斷地突破災害治理瓶頸中延續和發展的歷史。歷史災害治理瓶頸是災荒史上的固有現象,由于傳統科技內在的局限性,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只能有限地抑制自然災害的發展。若不依靠科技進步手段進行防災減災,自然災害的危害狀況可能遠遠超過歷史文獻中的所有記載。

大禹治水距今5000年左右,當時原始科技雖有所積累但總體上依然無力應對洪水災害。相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鄭國渠和都江堰兩大水利工程而言,大禹治水時期的防災減災水平相當低下,所謂治水只能因勢利導。面對洪水泛濫,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的治理手段,而鯀則因為采用“堵”的手段而功敗垂成。修建堤壩阻遏洪水是有效的治水防水災措施,何以在五千年前遭遇洪水后摒棄堵塞決口的治水措施,并最終確立了大禹治水的歷史地位?一疏一堵,恰好說明遠古時期災荒治理瓶頸是一道難以逾越的歷史屏障,因為當時所使用的木石工具無法抗拒洪水災害的自然破壞力,最后不得不采取隨波逐流的疏導措施,以導水代替堵水,意味著古代先民在治水過程中要舍棄平原洼地而遷徙到洪水泛濫相對較少的丘陵高地以重新生產生活。防災減災方略的取舍之間,人們生產生活則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代價。

鯀禹治水體現的防災減災成效高低,不僅取決于人類應對自然災害的社會組織能力的大小,而且還與當時人類生產生活的基本條件有著密切關系。不同歷史時期承災力的不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防災減災成果[12]。毫無疑問,大禹治水時期社會承災力遠遠小于春秋戰國乃至后來盛極一時的漢武盛世,因而堵水治河的鯀最終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從科技防災減災角度來看,鯀無疑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治水專家;但從科技哲學角度而言,其治水失敗的根源卻在于他未能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鯀的堵塞決口方法是正確的,但其所處時代卻囿于當時人們認知水平、科技手段、政治文化等多重方面的局限性,尤其是限于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以及人力物力匱乏,從而導致治水未見成效。從治水成敗的歷史事實看,大禹對洪水泛濫采取了適當的治理辦法,對水進行疏導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洪水泛溢區依舊存在,并且成為三代時期中原地區的自然景觀,《詩經》對此就有生動形象的描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詩經·魏風·汾沮洳》)。在這種情況下,大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史記·周本紀》),可以視作中原地區先民在無法突破當時洪災應對技術情況下采取的被動適應措施,或避居地勢較高的地方,或遠離洪水泛濫而難以治理的故土家園。

由于受制于彼時有限的科技以及生產力水平,鯀禹治水時期不得不選擇技術要求較低且相對簡單的疏導措施以應對洪水災情。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傳統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可以應對一般自然災害,漢武帝時期便已具備了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的科技實力,瓠子塞決就是傳統社會科技防災減災取得勝利的典型案例。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五月,黃河在瓠子(今濮陽西南)決口,洪水向東南沖入鉅野澤,將淮河、泗水連成一片,濁浪滾滾,災情嚴重?！妒酚洝ず忧份d:“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蓖氯院笥直粵_壞,沒有成功。直到23年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史記·河渠書》),并親臨黃河決口處指揮堵口,朝廷官員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參加堵口?！笆菚r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史記·河渠書》)。當時東郡的百姓以草為炊,柴薪極少,因而命砍伐淇園的竹子作為塞決口的楗。漢時黃河上這一大規模的堵口工程以竹為樁,充填草、石和土,層層夯筑而上,最后終于成功。后來漢武帝命在堵口處修建“宣防宮”以示紀念[13]。

漢武帝時期應對自然災害已有相當成就,即傳統社會的科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應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破壞。漢武帝時期治水成功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自然環境方面有地利之便,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人為作用可以歸功于漢武帝的雄才大略,為治水塞決可以舉國之人力以應對;在天時方面可能適逢其時,因時而為,順利堵口塞決。不過,這一時期治水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技的進步和鐵器的廣泛應用促進了經濟社會迅猛發展,進而形成了國泰民安、衣食富足的喜人景象,如同《史記·平準書》所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币虼?瓠子塞決的成功不僅是科技防災減災技術和生產工具的進步,而且是當時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瓠子塞決因其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成為我國災荒史研究的重要內容[14]。

四、現代社會的災害特征及科技防災減災新高度

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世界各國采取了多種措施防疫抗疫,短短兩三年時間內,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專門認證的包括mRNA在內的多種疫苗相繼批量生產,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大量注射并在防治重癥患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得全人類取得了應對新冠疫情的階段性勝利。這在以往的傳染病防治歷史中是不可想象的,更是達到了現代科技防疫抗疫的新高度。

當回首1918年流行的西班牙大流感時,人們看到的是毫無科技應對措施的疫情狀態以及數以千萬計的染疫死亡人口。自1918年春季疫情出現到后來大面積擴散,直到1920年春季疫情快速消退,這期間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村一村、一城一城的居民因為感染疫病而死亡,看著有人染病發燒、臉色鐵青、肺炎咳血等驟然加重的癥狀而束手無策。為了阻斷疫情,當時人們也采取了果斷封閉措施,城市管理者開始限制市民活動,明令禁止人們參與社交娛樂活動,比如電影院、舞廳、運動場所等都被關閉了一年多時間。這一時期,許多地方還強制執行口罩令,如美國西雅圖市的電車服務員公開拒絕沒有佩戴口罩的乘客搭乘公交車。但是,除了這些常規管理措施之外,疫苗接種等至關重要的科技防疫措施則毫無蹤影。這也是人類防疫史上受限于當時科技水平導致應對疫災無能為力的慘痛經歷。

現代社會災害與傳統社會災害的區別不僅是災害結構、種類的不同,而且是災害預防控制難度的本質性差別。相對于以往幾千年間侵害人類的災害而言,現代社會災害的種類變異更加復雜,災害識別也需要更高的科技水平。即如新冠病毒,如果不是借助更加先進有效的生物科技手段,那么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測定手段和免疫接種等工作就很難推進。當然這也說明,由于更多高效便捷的科技防疫措施的應用,新冠病毒的核酸檢測技術也愈加成熟,人們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用更低的成本獲得更為有效和更為準確的檢測結果。諸如此類科技因素的廣泛應用,使新冠病毒的流行擴散不但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而且也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得到根本性遏止。這是人們當下深刻體驗到的科技防災減災力量,也是科技防災減災成效的具體體現。由此可見,現代社會的災害既有復雜性、嚴重性的特征,同時也具有明顯的可防可控特性。

(一)現代社會災害具有可防可控性

以新冠病毒為例,新冠病毒與2003年暴發的SARS病毒有共同祖先,它們同樣來勢兇猛并給人類帶來突發性災難。但從現代社會災害的本質特征看,這些新型病毒又天然地具有可防可控性。新冠疫情出現后,國家在極力救治感染者的同時,加大了疫情防治力度,形成“最大限度減少入院量、最大限度提升治愈量”的良性循環。通過聚焦傳染源頭深入“尋、溯、證”,卡住傳播途徑做到“攔、阻、斷”,緊盯易感人群開展“防、治、研”,最終達到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防疫目的。因而,新冠疫情雖然來勢洶洶,但是仍然可以通過科技手段和醫療作業加以有效控制,并降低疫情損失。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曾經造成巨大危害的霍亂、鼠疫、流感等傳染病,也是隨著現代醫學科技的發展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而逐漸得到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可防可控性質,既是我們動員社會力量戰勝災害的科學知識基礎,又是疫情防控期間取得顯著成效的根本原因。通過對比分析各國的疫情應對措施,可以發現,只要按照科學要求積極應對疫情,就能取得顯著的防災減災成效。

(二)現代社會災害兼具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雙重性質

一方面,現代社會災害具有普遍性特征。由于新冠病毒具有傳播特性,其主要通過直接傳播、呼吸道飛沫等途徑傳播病毒,甚至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于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氣溶膠傳播也成為病毒傳播的重要渠道,無論是出生不久的嬰兒、老弱多病的老年人等身體素質較弱的人群,還是茁壯成長的青少年、年富力強的中年人等身體素質較強的人群,任何人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這是自然災害承災體的普遍性表現。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災害具有特殊性特征。盡管是同一種災害甚至是同一次災害,在不同階段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中,其爆發地點、強度、影響后果均不盡相同,呈現出差異性。譬如新冠病毒爆發初期,湖北省武漢市曾經成為我國新冠重災區,出現了數以千計的人口死亡和巨額財產損失,疫情之重、災情之嚴峻舉國震驚,最終不得不以封城——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一座人口千萬級別的大城市采取最嚴厲的防疫措施——來應對,這又體現了自然災害的特殊性。如今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在災害發生過程中這種災害特質尤為突出。

(三)現代社會災害的發生頻次與嚴重程度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升級

據統計,2003年非典時期我國內地累計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15],十多年后新冠病毒帶來的危害更甚,疫情中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呈現出十倍以上的增長幅度。自然災害的種類、成因、災情等并非一成不變,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始終處于相互作用之中。人類在生存發展中可能會對自然環境予以改造來適應生產生活需要,大自然也會以另一種形式對人類社會施加影響,自然災害就是自然界以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對人類社會作出的回應。災害史研究有助于人類更多地去思考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即人類如何適度地改變環境并兼顧到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且發展迅速的國家,在現在和將來的一段時間內不但會有災害的發生,而且災害的種類、頻次乃至后果可能會遠遠超過歷史時期?，F代社會的很多災害體現了一定的歷史延續性,同時也有一些災害會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新的形式出現。我們現在身處于一個特殊的時代,在享受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也要對未來的災害保持警惕性,努力提高科技水平以更好地防控災害。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防災減災抗災救災工作,多次強調防災減災的重要性,并把對自然災害的防治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認識,指出:“加強自然災害防治關系國計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提高全社會自然災害防治能力,為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盵16]

五、我國科技防災減災的歷史成就及未來展望

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為了保障百姓的生存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與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不斷進行著抗爭,積累了豐富的防災減災抗災救災經驗。我們應該以歷史時期自然災害應對中所展現的防災減災科技為視角,探討科技防災減災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為現代社會災害應對策略提供借鑒。

防災減災是一項系統工程,防災減災能力也是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鄧拓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中指出:“從救荒事業發展的程度上可以測量出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小,可以作為人類文化進步程度的一種標志?！盵11]6通過對防災減災科技歷史的研究,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古代社會,也可用防災減災科技水平高低去判斷歷代災害治理能力的強弱。

我國曾經是一個以農為本而聞名于世的東方古國,防災減災科技主要圍繞農業生產來發展。根據防災減災技術應用領域的不同,可以將防災減災科技劃分為農業防災減災技術、工程防災減災技術和生物防災減災技術三個方面。農業防災減災技術主要有土壤耕作技術與土地利用、田間管理和收獲儲藏技術、耕作制度與地力恢復以及抗災作物選育、引進和推廣等。工程防災減災技術即水利工程技術,主要包括捍海工程和治河工程。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我國農業生產對水的依賴性極強?？v觀我國整個歷史時期,可以發見水旱災害最為頻發、影響最為嚴重,加強水利工程建設可以有效防止水旱災害。當然蝗災也是較為嚴重的災害之一,生物防災減災技術主要是針對蝗蟲等病蟲災害的應對措施。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蝗災危害性不亞于水旱災害的歷史事實,也分析了蝗災與水旱災害的不同之處?；葹膽獙哂谐蔀拿娣e大、便捷防控和廣泛參與等特點,因此生物防災減災措施必不可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奮發圖強,科學技術取得重大進展?，F代科技成果也被廣泛運用于防災減災之中,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成就。我國消滅了大面積的蝗災危害,通過人工降雨、抗旱保墑作業等措施防治旱災,并有效根治了多種流行性傳染病等。在我國防災減災歷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現代科學技術有機結合,科技防災減災的優越性得到充分體現。我們不但能夠做到數千年來先民們所期盼的“災而不害”的減災效果,而且也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敖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17]。

習近平總書記對科技防災減災給予了高度關注。2021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盵18]“農業出路在現代化,農業現代化關鍵在科技進步。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和依靠農業科技進步,走內涵式發展道路”[19]。人類在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多種重大傳染病的抗擊中,科學技術始終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終戰勝疫情,關鍵要靠科技?！盵20]中國的科技防災減災與中國的發展密不可分,今后中國的防災減災事業應該而且必須更加強調和突出科技性。

隨著災害日趨復雜化,未來可能會出現眾多新的問題。高速發展的中國必須依靠科技防災減災興國,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科學技術需同社會發展相結合,讓科技為中華民族造福。運用科學技術防災減災應該且必將會成為今后我國防災減災工作的一個重大戰略。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科技防災減災事業中各個領域的新技術手段、新科技產品,建立科學技術支持平臺,提升科技防災減災科研水平,而且還要大力開發創新防災減災技術,以促進防災減災科技產業、產品的發展,加快構建現代科技防災減災新體系。

綜上所述,通過梳理歷史時期科技防災減災的演進脈絡,討論我國災荒史上人與災害的關系問題,既可以建立防災減災科技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又可以有針對性地研究特定技術的防災減災效果、分析防災減災技術的總體特征以及推動學術界對歷史防災減災科技文獻進行系統梳理,這些對深化災荒史研究、引導當今社會防災減災抗災以及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災害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