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化與北疆文化研究淺談

孫久龍,遲安然

(1.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2. 吉林建筑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8)

契丹文化并非單一族群文化,而是受到奚、渤海及中原漢文化多重影響后形成的一種文化共同體。 契丹文化是以游牧文化為主體,融合其他族群文化而形成的。 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契丹文化不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為中華文明的最終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契丹族是發源于松漠地區的鮮卑宇文別種,其原本活動區域在今內蒙古東部草原和戈壁之間,因而契丹文化發源帶有濃厚的游牧特色。 如契丹人日常居室為可自由拆卸的帳篷,日常出行多騎馬或騎駱駝,大多數契丹人在各自的畜牧地內過著游牧生活,日常以放牧牛、羊和馬為主。 他們平時放牧,戰時作為部族一分子而出征。 遼朝建立后,遼統治者基于這種生活習慣建立了群牧制和部族軍制,使遼朝具有強大的軍事實力。 可以說,契丹族這種日常游牧生活是遼朝在10—11世紀稱雄東亞的基礎。 在契丹人日常生活中,男性與女性分別從事放牧和采集食物等工作,契丹族內男女地位也相對平等。 這種現象直到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人群中仍然存在,也影響了契丹本族的收繼婚制度。 收繼婚的盛行最終使得契丹人內部形成以父系皇族耶律氏和母系后族蕭氏為主的兩大姓氏族系,其他契丹姓氏逐漸沒落。 此外,這種游牧文化也是契丹人建立遼朝時實行四時捺缽和斡魯朵制度的基礎之一。

契丹文化也包括一些漁獵文化和農耕文化。漁獵活動是契丹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契丹貴族對狩獵異常癡迷。 遼朝在四時捺缽之際,春夏秋冬都會開展大規模漁獵活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頭魚宴”和“頭鵝宴”。 時至今日,源自契丹漁獵文化的查干湖冬捕仍是東北地區極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盛景。 至于農耕文化,契丹族世代居住的松漠地區本就是農牧交錯地帶,耶律阿保機也曾在整合契丹諸部過程中率領族人從事一些簡單的農耕生產。 與突厥、回鶻甚至更早的匈奴相比,契丹族由于所處地理位置,其民族文化從形成之初就不是基于單一經濟生產方式,這也造就了契丹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和吸收性。

中原文化對契丹文化影響深遠。 遼朝建立前,隨著大量漢族人的遷入,中原文化已傳入契丹社會。 伴隨著燕云地區被納入遼朝版圖,漢文化對契丹文化的影響更加深遠。 如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均借助漢字偏旁加以改造創立而成。 遼朝建立后,兩種文字并行,政務往來的大小公文、貴族和官員的墓志大多由兩種文字書寫,且因不同情況而有所偏重。 很多入朝為官的契丹人和上層親貴都是雙語使用者。 此外,《貞觀政要》《論語》《大學》等漢文書籍也都被譯成契丹文字并廣泛傳播。 如道宗本人的漢文學素養就非常高,他在面對北宋使臣時,談到本族文化曾言:“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于中華?！盵1](22)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儒學中的一些觀念,如儒家三綱觀念,逐漸成為契丹人日常處世中所遵奉的準則,一些儒家思想甚至改變了契丹“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2](221)的觀念和收繼婚風俗。 如耶律安摶“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3](1260)。 作為宗室貴族的耶律宗政在父親死后,拒不與后母成婚,[4](157)不再遵循收繼婚的婚俗。

漢文化在契丹的盛行造成遼朝南北二元政治的出現。 為方便王朝治理,遼朝建立了南北面官制,并延續了唐末五代以來的政治傳統,強化了樞密院的地位,使其成為王朝中樞政務流轉的中心。在地方上,無論是州縣,還是部族之地,都廣設源自唐末五代的節度使,以及類似的職官機構,如轉運司、統軍司等。 契丹南面官的官銜基本遵從了唐末五代以來中原王朝的官員系銜規制,包括散官、檢校官和職事等,并走出了一條與北宋官職系銜完全不同的道路。[5]科舉制度在遼朝也日漸盛行,并產生了深遠影響。 契丹人早期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即使有些契丹人對漢文典籍比較熟悉,也只能通過軍功和蔭補等方式進入官僚系統。 但到遼天祚帝時期,已有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其中佼佼者也同樣取得了進士身份,并獲得官職。 如建立西遼的耶律大石,不僅參加了科舉考試,還取得了殿試第一的成績,直接被授職翰林應奉,進入遼朝核心職官系統。 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契丹人開始燒制瓷器,遼三彩多承襲了唐三彩的燒制工藝。 契丹人還根據游牧生活的需要,將漢文化瓷器的形制加以改良,其中以雞冠壺最為典型。 這種借鑒中原地區瓷壺并改良而成的瓷器成為契丹瓷器的代表性器物。

上述事例都體現了中原文化對契丹文化的影響之深。 契丹人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建立的遼朝政治、軍事、經濟制度和文化生活,既順應了唐末五代以來中原王朝的歷史發展趨勢,同時又因地制宜,結合契丹本族文化和歷史現實,開辟出了一條與北宋平分秋色的發展道路。 這也是學者提出的中國歷史上存在著自遼朝開始的“第二個南北朝”[6]理論的依據之一。

不僅如此,奚、渤海和黨項文化也影響了契丹文化。 沈括曾說:“奚人業伐山,陸種斫車,契丹之車皆資于奚。 車工所聚曰打造館?！盵7](95)契丹人本不善于造車,其造車技術主要源自奚人。 渤海的崇佛文化也極大地影響了契丹人,契丹上層貴族多崇信佛教。 渤海人聚居的遼東是當時重要的鐵礦產地,渤海國被滅后,其冶鐵技術為契丹人所掌握。 渤海人能歌善舞,渤海樂也成為遼朝宮廷音樂的一部分。 另據《契丹國志》記載:“渤海廚子進艾糕?！盵8](252)渤海廚子所做的艾糕,深受契丹貴族喜愛。 相比奚、渤海文化,黨項文化對契丹文化的影響較小。 這是由于生活在遼西的黨項人作為兩屬族群,經常在西夏與遼朝之間搖擺不定,而黨項建立的西夏政權,也一直在遼和北宋之間左右逢源。 在這種情況下,黨項與契丹的文化交流主要依賴雙方的榷場貿易,其中對契丹文化產生最大影響的是通過與西夏的貿易往來,遼朝獲得了佛教經典,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契丹社會崇佛氛圍的興盛。

契丹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與影響的產物。 契丹族因所處地理位置與多族群交錯生活的環境,在發展游牧文化的同時,不斷吸收其他族群文化,并以此改造自身文化。 這是契丹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契丹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原因。 以契丹始祖傳說中的青牛白馬為例,“刑白馬為盟,無論華夏、北族,皆屬古已有之,但將牛、馬并用,以青、白相別,且對應天、地祭祀,則無疑為契丹人首創,后世與之相類的盟誓、祭典皆可溯源于此,惟具體表述稍有不同,或作烏牛白馬,或作黑牛白馬,其實一也”[9]。這種影響甚至通過草原游牧族群,擴大到了與之接觸的北方漁獵、農耕族群。 如滿族多次使用白馬烏牛的盟誓儀式,就是直接借鑒與其聯姻的蒙古諸部。 因此,契丹文化是一種基于游牧文化,并與周圍農耕、漁獵族群的文化交融后產生的文化共同體。 契丹文化的一些特征在遼朝滅亡后仍然影響著后來的蒙古族和滿族文化,且在中原漢地也影響深遠,并最終融入中華文明之中,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