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考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俗稱達拉特旗。 達拉特本為部落名稱,15 世紀隨鄂爾多斯部入駐河套。明代蒙古時期,打郎(即達拉特)—康鄰、篾里乞—叭哈納思歸巴圖孟克達延汗孫子袞必哩克麥力艮吉襄的三子斡亦答兒麻那木按那顏統領。 斡亦答兒麻那木按那顏有五子。 長子鐵蓋合收赤黃臺吉的四世孫小扎木素為鄂爾多斯右翼后旗(杭錦旗)的第一代扎薩克。 其余四子的后裔成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黃金家族臺吉,分布于旗內各處,各有自己的領地及屬民。 順治七年(1650 年),清廷設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封斡亦答兒麻那木按那顏第三子納乞牙昆迭連歹成的孫子沙克扎為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為官方稱謂,民間一般稱“達拉特旗”。 1950 年達拉特旗人民政府成立,“鄂爾多斯左翼后旗”這一稱謂,不再被使用。

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先后受封十三代扎薩克。 1897 年,圖門巴雅爾襲第十三代扎薩克位后置扎薩克王府于樹林召南的營盤壕。 而在這之前,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在何處?至今懸而未決。

據嘉慶重修本《大清一統志》(成書于1812—1842 年期間)、張穆《蒙古游牧記》 (成書于1839—1849 年期間)和《清史稿》(成書于1914—1927 年期間)等歷史文獻記載: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 “扎薩克駐巴爾哈遜湖”。

《伊克昭盟志》和《達拉特旗志》依據上述文獻記載,除認可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在“巴爾哈遜湖”外,還指出了 “巴爾哈遜湖”的方位。 前者稱:“達旗王府駐在地原為巴爾哈遜湖,現通稱恩克背,北距包頭城僅六十里”①;后者謂:達拉特旗“旗衙門最初設在巴爾哈遜湖(約在今大樹灣鎮與解放灘鎮之間的罕臺河地方)”②。 筆者認為,上述所謂“巴爾哈遜湖”的方位,缺少了令人信服的事實依據,只是臆測而已。無可置疑,1897 年之前,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曾在“巴爾哈遜湖”,但鑒于“巴爾哈遜湖”業已不存,加之學界鮮少認真而縝密地搜尋相關的歷史文獻檔案并進行應有的田野考察,使得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及“巴爾哈遜湖”方位問題,成了不解之謎。 這可謂達拉特旗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大遺憾。

厘清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變遷的歷史軌跡,對研究這一時期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的歷史、社會、文化、經濟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筆者從歷史地理學視角出發,將文獻記載與田野調查相結合,擬就巴爾哈遜湖在何處、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王府何時駐扎于巴爾哈遜湖一帶等懸而未決的問題,予以探討考證。

一、扎薩克王府駐地或巴爾哈遜湖方位

扎薩克王府駐地及巴爾哈遜湖方位在什么地方,看似兩個問題,實為相互印證的同一個命題。亦即,找到了巴爾哈遜湖的所在方位,旗扎薩克駐地就在其周邊;確證了旗扎薩克駐地,其近處應有巴爾哈遜湖。

(一)相關的文獻記載及其梳理

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漢文歷史地理文獻以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為原點,記載了一些山川河流的方位及距離,為我們定位扎薩克駐地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大清一統志》載:伊克翁公岡(即銀肯敖包,也稱大敖包)、巴漢翁公岡(即銀肯敖包西不遠處的小敖包)在左翼后旗南四十里;西都喇虎河(現稱西柳溝河)在左翼后旗西二十五里,坎臺河(即罕臺河)在左翼后旗東十二里。③

《蒙古游牧記》載:“額璘臣從弟沙克扎,崇德六年來朝。 順治七年,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旗東十二里有坎臺河,源出布木巴泉,東北流入黃河。 ……旗南四十里有伊克翁袞岡,巴哈翁袞岡。 ……旗西二十五里有錫都喇扈河,源出吳烈泉,東北流入黃河。 ……扎薩克駐巴爾哈遜湖?！雹?/p>

《清史稿》載:“扎薩克駐巴爾哈遜湖……南:伊克翁公崗、巴漢翁公崗。 ……西:……西都喇虎河,源出吳烈泉,東坎臺河,源出布木巴泉,均北流入黃河?！雹?/p>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康熙皇輿全覽圖》,由西向東繪出了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境內的栁河、喀賴河、西都喇虎河、坎臺河、喀西拉克河、漁河、蒲河等河流。⑥巴爾哈遜湖位于坎臺河下游,坎臺河水流入巴爾哈遜湖。 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 冊),依據《康熙皇輿全覽圖》也將巴爾哈遜湖繪于坎臺河下游,而扎薩克駐地的方位繪于樹林召的正西方,坎臺河西岸。⑦

有關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及巴爾哈遜湖的具體方位,在蒙古文歷史地理文獻檔案中不僅有多條記載,還出現了一個與其相關的重要地名“巴彥柴達木”。

在蒙古文檔案文獻中首先該提到的是1740年的《鄂爾多斯七旗地圖》⑧及與該圖相關的《鄂爾多斯扎薩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協理臺吉熱希多爾吉等呈文》。⑨

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屬于鄂爾多斯七旗界圖,原地圖失傳,現可資利用的地圖為著名蒙古學家田清波的原圖描摹圖。 1739 年至1740年期間,神木理事司員劉繼、巴雅爾及時任伊克昭盟盟長齊旺班珠爾等人受清廷之命,召集鄂爾多斯各旗扎薩克及協理臺吉等人會聚鄂爾多斯右翼前旗(今烏審旗)襄素廟,并就鄂爾多斯七旗地界劃分達成共識,繪制完成了《鄂爾多斯七旗地圖》,并加蓋各旗扎薩克印,上呈理藩院。 為順利劃分地界并完成《鄂爾多斯七旗地圖》的繪制,會議組織者要求各旗遞交本旗的四周地界呈文?！抖鯛柖嗨乖_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協理臺吉熱希多爾吉等呈文》便是時任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協理臺吉熱希多爾吉等人特意為《鄂爾多斯七旗地圖》的繪制而遞交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界呈文。

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用五個蒙古包群圖清楚地標示了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貝子的駐所,旁注“扎薩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駐所四十二蘇木”。 當時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位于“熱希多爾吉的塔”(rasidorJˇi-yin soborγa)(今展旦召蘇木境內塔兒召村的白塔)與“貝子那木吉拉斯仁祖父貝勒固嚕斯希布之廟”(位于今展旦召嘎查哈勒吉岱營子南端寶日陶勞蓋)二者的中間地帶。 《鄂爾多斯七旗地圖》沒有標繪巴爾哈遜湖,但在扎薩克駐地的西南方向畫了一個不規則的紫色山包形線圖,圖中標注“巴彥柴達木”。 其實,該線圖畫的并非“巴彥柴達木”,而是“巴爾哈遜湖”的水域線圖。 筆者將在后文中對此予以說明。

《鄂爾多斯扎薩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協理臺吉熱希多爾吉等呈文》約300 字,寫于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月十五日。 該呈文開篇第一句闡明“貝子我的駐地位于巴彥柴達木周邊”之后,以扎薩克駐地為原點,以東、南、西、北次第,清晰地敘述了與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準格爾旗)、鄂爾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鄂爾多斯右翼后旗(杭錦旗)及烏拉特旗等四個旗之間的旗界地名。 其后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貝子的呈文中也多次提到了扎薩克駐地在巴爾哈遜騰汲思(巴爾哈遜湖)、巴彥柴達木。

光緒十六年(1890 年),時任扎薩克貝子索寧蘇都在寫給理藩院的呈文開篇中寫道:“我扎薩克旗貝子索寧蘇都的駐地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其東南方向邊界至瀕臨黃河的名為麻珠兒灣之地?！雹?/p>

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協理等人在寫給時任盟長貝子濟農察格都爾色楞的呈文中提到:“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我的駐地在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宣統二年(1910 年),扎薩克圖門巴雅爾就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界呈文中再次提到了“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我的駐地在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的內容。?

民國政府于1937 年晉給廣慈寺(展旦召)堪布諾們罕噶拉藏伊希呼圖克圖名號,在其晉給令及相關報道中也提到了巴彥柴達木與巴爾哈遜騰吉思:“國民政府二月二十四日命令云,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廣慈寺堪布諾們罕班第達喇嘛噶拉藏伊?！鴷x給呼圖克圖名號,用示優隆,此令。 按鄂爾多斯廣慈寺,系于前清康熙元年建于本旗烏勒濟圖巴彥柴大木東南之巴拉噶遜騰吉斯地方……”?

筆者找到了宣統年間繪制并蓋有扎薩克印的兩幅蒙古文《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 這兩幅地圖中都清楚地標有“巴爾哈遜騰汲思”和“巴彥柴達木”。 其一是宣統元年孟冬初十日(1909 年農歷十月十日)繪制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該圖中,“巴爾哈遜騰汲思”位于“貝勒的兩座塔”(第二任扎薩克固嚕斯希布所建,位于康熙元年所建展旦召廟的西北方向約一里處)之北,“協理熱希多爾吉的塔”之南;在“巴爾哈遜騰汲思”的東面和北面畫了大片的草原,草原的中央標示有“巴彥柴達木”。 顯然,這個草原就是展旦召草原。 另外一幅標注日期為宣統二年仲冬十四日(1910 年農歷十一月十四日)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雖然與宣統元年地圖略有區別,但圖中所標示 “巴爾哈遜騰汲思”和“巴彥柴達木”的位置并無二致,“巴爾哈遜騰汲思”在西,“巴彥柴達木”在東。 此外,還有一幅未標注繪圖時間的蒙古文《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該圖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草圖,未加蓋扎薩克印,疑為光緒年間圖門巴雅爾任扎薩克時期以1740年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為藍本繪制而成。圖中未標“巴爾哈遜騰汲思”,但標有“巴彥柴達木”,位置與上述二圖大體一致。 蹊蹺的是,該草圖將1740 年的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中用五個蒙古包群圖標示的 “扎薩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駐所四十二蘇木”換成了并列的三個蒙古包圖示,旁標“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駐所蘇木四十”。 眾所周知,圖門巴雅爾的扎薩克王府在營盤壕,不在展旦召。 結合前文所述,圖門巴雅爾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和宣統二年(1910 年)所寫呈文中兩次提到“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我的駐地在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的內容,該地圖將圖門巴雅爾的扎薩克王府繪于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展旦召),這并非巧合。 這表明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的意愿,亦即扎薩克王府駐地理應在展旦召,而不應該在營盤壕。

至此,“巴爾哈遜騰汲思”和“巴彥柴達木”方位在什么地方,可以說十分清楚了。 當然,由于歷史時代的局限及其他諸多原因,文獻記載標繪中不免會有一些偏差,在此有必要梳理說明或予以糾正。

1.《大清一統志》《蒙古游牧記》《清史稿》等以扎薩克駐地為原點,敘述了其與周邊河流、山崗間的大概距離,如“旗東十二里有坎臺河……旗南四十里有伊克翁袞岡……旗西二十五里有錫都喇扈河”等。 其中,距坎臺河和錫都喇扈河的距離誤差偏小,距伊克翁公岡的距離誤差要大,該距離遠遠大于直線距離,是依據沙丘的地勢而定的迂回行程距離。

2. 1719 年的《康熙皇輿全覽圖》及依據該圖繪制的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冊)將巴爾哈遜湖定位于坎臺河(即罕臺河)下游,坎臺河水流入巴爾哈遜湖,有誤。 首先,《康熙皇輿全覽圖》作為清代全國疆域圖,只能提供大概,不可能做到細微無誤。 其次,坎臺河“源出布木巴泉”,曾經或許水流不斷,但我們知道,坎臺河屬于季節性河流,其上游為鄂爾多斯高原丘陵地帶,下游臨近黃河,地勢平坦,每遇暴雨季節,坎臺河洪水狂瀉而下,或泛濫流入黃河,故難以形成所謂的“巴爾哈遜湖”。 《大清一統志》《蒙古游牧記》和《清史稿》都清楚注明了坎臺河“流入黃河”, 1910 年《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清楚標示巴爾哈遜湖在展旦召嘎查境內而不在坎臺河下游。 最后,《大清一統志》和《蒙古游牧記》明確記載,在“旗南四十里”有伊克翁袞岡、巴哈翁袞岡。而伊克翁袞岡、巴哈翁袞岡距坎臺河下游不是四十里,起碼在七八十里之遙。 而《伊克昭盟志》所謂“達旗王府駐在地原為巴爾哈遜湖,現通稱恩克背,北距包頭城僅六十里”,更是有違事實。 因為,恩克背距包頭城(今包頭市東河區)的距離不是六十里,而是成倍地多于六十里。

3. 1740 年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和1909 年、1910 年兩幅蒙古文《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作為區域性的形象地圖,雖然在方位、距離、河流走向等方面談不上精準,但對研究清代鄂爾多斯歷史地理,尤其對確認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等的方位,毫無疑問具有無可取代的文獻價值。 就如何看待地圖及圖中所存在的問題,有兩點需要予以說明。 其一,蒙古族及古代北方民族傳統的地理方位意識有別于通常的或現代科學的方位認知。 由于古代蒙古人認為,日出方為正南方,所以在其地理文獻、口承文學中的方位敘述與現代科學的方位認知相差約90°,這一偏差同樣體現在上述地圖中。 譬如,1740 年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和1910 年蒙古文《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中西都喇虎河、坎臺河、喀西拉克河等河流的走向都相應偏差90°,兩幅地圖上的“熱希多爾吉的塔”與“貝勒的兩座塔”的方位走向均為東北—西南走向,而實際的方位走向為西北—東南走向。其二,鑒于歷史時代的局限,地圖標位出現一些偏差也在所難免。 從有關歷史文獻及清末《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中可知,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在“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二者在同一個地方。 如前所述,1740 年的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所標“巴彥柴達木”有誤?！鞍蛷?蒙古語“富饒”;“柴達木”,指平坦的堿性濕地草原。 柴達木,不像湖泊有著清晰的界域。所以,地圖上都是以線圖圈繪湖泊水域,從不以線圖圈繪柴達木。 另外,凡被稱為“柴達木”者,指的是相對大一些的濕地草原地域。 該地圖中所繪不規則的橄欖球形線圖應該就是“巴爾哈遜騰汲思”,而不是“巴彥柴達木”。 圖中還把標注“巴彥柴達木”的線圖繪到了“貝勒的兩座塔”的南面,也是錯誤的。 因為,“貝勒的兩座塔”距南端的庫布齊沙漠只有幾百米遠,其中間地帶根本就沒有“巴爾哈遜騰汲思”,也不是“巴彥柴達木”。 1740年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中的“巴彥柴達木”標繪錯誤,在1909 年和1910 年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中得以更正,尤其在1909 年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中標繪得更為清晰,即“巴爾哈遜騰汲思”在西邊(此時的“騰汲思”已經干涸),而東邊大片的草原地帶便是“巴彥柴達木”。 1948 年廣慈寺(展旦召廟)主事喇嘛寫給伊克昭盟副盟長、杭錦旗郡王扎薩克阿拉坦敖其爾的兩份呈文及展旦召地區管事(疑為時任展旦召地區參領那順烏力吉)就43 戶蒙古人“戶口地”一事寫給伊克昭盟副盟長、杭錦旗郡王扎薩克阿拉坦敖其爾的呈文進一步證明了“巴爾哈遜騰汲思”和“巴彥柴達木”均在展旦召這一事實。 廣慈寺主事喇嘛于1948 年農歷元月二十五日寫給阿拉坦敖其爾的呈文中稱,“目前在稱作巴彥柴達木的地方建了一座簡陋的小廟,開展著廟事活動”,并意欲在“曾經的稱作巴爾哈遜騰汲思之舊址新建廟塔”,無奈囊中羞澀,只能化緣,求助于王公貴族、平民百姓信眾,故煩請上級就化緣事宜“頒發印信公文”。?廣慈寺主事喇嘛于1948 年農歷五月二十九日寫給阿拉坦敖其爾的呈文中除再次提到了“擬定在曾經的稱作巴爾哈遜騰汲思之舊址新建”召廟一事之外,還懇請將業已損毀的本旗噶卜珠、哈日寶拉格、下喀錫拉三個廟宇的椽檁給予廣慈寺,以資新建廟宇之所需。?1941 年,廣慈寺被日本侵略者炸毀。 1946 年,廣慈寺喇嘛在展旦召嘎查新城村修建了一處簡陋的小廟,勉強維持一些廟事活動,以續香火。 上述呈文中所提在“巴彥柴達木的地方建了一座簡陋的小廟”,指的就是建于展旦召嘎查新城村的小廟。 呈文中所提到的“曾經的稱作巴爾哈遜騰汲思之舊址”廟宇,指的是第二代扎薩克固嚕斯希布于康熙元年(1662 年)所建位于展旦召寶日陶勞蓋的廣慈寺,所提擬定于1948 年在“曾經的稱作巴爾哈遜騰汲思”之地新建廣慈寺,指的就是現在的展旦召廟。 1948 年農歷元月二十九日展旦召地區管事就“居住于巴彥柴達木的43 戶蒙古人”“戶口地”之事寫給阿拉坦敖其爾的呈文?中提到的“巴彥柴達木”正是展旦召地區。 該呈文中所提到的43 戶蒙古人均為當時展旦召的居住戶,其中大多數住戶為管事所熟知的長輩鄰居。 從上述幾個呈文中得以明確:巴爾哈遜騰汲思距康熙元年所建廣慈寺不遠,“巴彥柴達木”是展旦召草原的昔日稱謂。

通過以上對《大清一統志》《蒙古游牧記》《鄂爾多斯七旗地圖》《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及相關的鄂爾多斯扎薩克衙門檔案等歷史文獻記載的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位于“熱希多爾吉的塔”(現塔兒召的白塔)和“固嚕斯希布之廟”(即康熙元年所建“廣慈寺”,亦稱展旦召廟)二者的中間地帶;“巴爾哈遜騰汲思”位于扎薩克駐地與“熱希多爾吉的塔”之間地帶;“巴彥柴達木”指的就是展旦召濕地草原。

(二)巴爾哈遜湖及旗扎薩克駐地的具體位置尋考

如前所述,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巴爾哈遜騰汲思確定無疑在展旦召,巴彥柴達木便是展旦召草原。 當然,“展旦召”這一概念是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 “展旦”,是梵語“旃檀”(candana)的蒙古語音譯,指檀香木;“召”,指“照佛”釋迦牟尼佛。 展旦召廟,藏語名“bkra shis rnam rgyal chos khor gling”(漢譯“吉祥尊勝法輪寺”),始建于康熙元年(1662 年),清乾隆三十年(1765 年)朝廷賜名“廣慈寺”。 因該寺廟內曾供奉著一尊檀香木釋迦牟尼佛像,故俗稱“展旦召”。 現在的“展旦召”,多指寺廟、嘎查,也是蘇木的名稱。 “展旦召草原”,指的是展旦召嘎查境內及包括塔兒召一帶的草原。 從地域上講,后套蒙古人稱展旦召、柴登一帶為“罕臺”,而“罕臺”蒙古人稱后套為“杭哈”。 所謂的“烏林灘草原”(“烏林”,莎草科植物,芨芨草葉子在蒙古語中稱“deresün ?l?ng”),是展旦召草原曾經的別稱。 而從歷史文獻記載可知,“巴彥柴達木”才是展旦召草原曾經的歷史名稱。

既然文獻記載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巴爾哈遜湖”,清末《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又將“巴爾哈遜湖”標繪于展旦召草原境內,那“巴爾哈遜湖”具體方位的問題是否就清楚了呢? 非也。 《伊克昭盟志》所稱巴爾哈遜湖“現通稱恩克背”和《達拉特旗志》所謂巴爾哈遜湖 “在今大樹灣鎮與解放灘鎮之間罕臺河地方”,二者都不可信。 究其原因,是我們對“巴爾哈遜騰汲思”(巴爾哈遜湖)的具體方位并不知曉。 既然清末《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將“巴爾哈遜騰汲思”標繪在了展旦召草原,那我們能指出“巴爾哈遜騰汲思”在展旦召草原上的具體方位亦即其“騰汲思”(海)在哪兒嗎? 距“騰汲思”(海)不遠的“巴爾哈遜”(古城址)又在哪兒呢? 這正是筆者近幾年著力探尋的核心問題。

1.“巴爾哈遜湖”的地理位置

據筆者所查,“巴爾哈遜湖”一名,最早見于繪制于1719 年的滿文《康熙皇輿全覽圖》。 圖中標示“巴爾哈遜湖” 為“巴爾哈遜鄂謨”(,“鄂謨”,滿語,指“湖”)。 分別繪制于1909 年和1910 年的蒙古文《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稱“巴爾哈遜湖”為“巴爾哈遜騰汲思”()。 “巴爾哈遜”,蒙古語“balγasun”(),意為古城址或古城遺址;“騰汲思”,蒙古語“tanggis”(),意為海。 “淖爾”,蒙古語,意為湖。 在蒙古語中,“騰汲思”和“淖爾”(“naJur”,)的詞義有別。 “騰汲思”指海,“淖爾”指湖,“騰汲思”的水容量相對要大于“淖爾”?！鞍蜖柟d湖(騰汲思)”,顧名思義,意為臨近古城遺址的湖或海。

如前所述,扎薩克駐地與巴爾哈遜湖方位,實為同一個命題。 既然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歷史地圖及歷史文獻清楚地標示或記載了扎薩克駐地和“巴爾哈遜騰汲思”均在展旦召,那么,巴爾哈遜湖就不應該在別的地方,而只能在展旦召。 雖然展旦召草原上現在已找不到被稱為“騰汲思”(海)或“淖爾”(湖)的水域,但不可以就此而否認歷史上曾經有過“巴爾哈遜騰汲思”的可能。據筆者多次實地考察、走訪探尋,可以證實,曾經的“巴爾哈遜騰汲思”,就在展旦召草原。

在扎薩克駐地偏西北方向十多里遠的地方曾經有過一個很大的海子,這個海子便是我們要尋找的“巴爾哈遜騰汲思”。 這個早已經干涸的海子的南端為現在的海心圪卜,北端為海子灣。 海心圪卜的水由南向北經由馬計明圪卜、沙圪卜流到梅令灣拐向西北,再經海子灣向西拐彎,形成南北長十多里的水域。 海心圪卜的地勢低,水深域闊,為海子的主水域。 而海子灣的水則是由海心圪卜的水往北溢流而形成的水域。 “巴爾哈遜騰汲思”(海心圪卜至海子灣水域)的東邊、東北和北邊地勢偏高,走向彎曲,解放灘、馬計明、沙圪卜、梅令灣、海子灣等村落傍“巴爾哈遜騰汲思”而形成,從其地勢走向可以揣度曾經的“巴爾哈遜騰汲思”概貌。 海子灣有一狹窄的出水口,稱作“壕瀨”(“壕瀨”,蒙古語音譯,指咽喉),距離現在的井泉村不遠。

可惜的是,曾經的水域“巴爾哈遜騰汲思”現已經干涸,昔日的“海心圪卜”一帶已被現代農業開發基地取代,到了夏秋之季,大片的玉米田望不到邊際。 用實時高度手機軟件測量,現在的海心圪卜深處海拔約1032 米,其南端邊緣高處海拔約1041 米,由此可以得知,曾經的海心圪卜的大概水深。 據了解,海心圪卜東端不遠處曾有流入海心圪卜的兩眼大泉——長水泉和黑水泉。 其實,早年注入海心圪卜的泉水,不只有長水泉和黑水泉,應該還有其他較大的涌泉。 再則,過去的海心圪卜周邊及整個展旦召草原的地下水位很高,海心圪卜的水源自然十分充足。

經由達拉特旗東源集團地下深水井站、海心圪卜,往東北方向有一地下水脈帶。 20 世紀70年代,展旦召嘎查請來鉆井隊鉆自流井,井深100多米,若能有幸鉆到水脈上,直徑三四寸的管子不僅可以自流,有的噴水高度可達1—2 米。 若鉆不到水脈上,則滴水不出。 海心圪卜的水,源自地下堿性水。 位于海心圪卜東邊的解放灘(圪旦),地勢高,本名“堿坊灘”,?曾經是加工晾曬源于海心圪卜湖水(巴爾哈遜騰汲思)的堿的工坊。 隨著湖水的干涸,裸露的海心圪卜及周邊地帶只長堿蔥,不長其他類草。 到了深秋,深紅色的堿蔥遍野,可謂另一番美景。 堿蔥除了應急喂豬之外,其他牲畜都不吃。 現在,隨著水位的不斷下降,地表的堿消失了,堿蔥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草叢,綠油油的莊稼。 海心圪卜湖水的水位下降及干涸的歷史,雖不甚清楚,但有跡象表明,約在三四百年前水位就已開始下降。 可以推測,海心圪卜湖水先后經歷了兩次大的水位下降。 隨著沙質湖底逐漸裸露,呼嘯的西北風刮過,慢慢形成移向東南方向的一片沙丘。 清同治年間,從西北方向移來的南北長一里多、東西一百多米的沙丘埋沒了固嚕斯希布所建的廣慈寺。 該沙丘不屬于銀肯沙(庫布齊沙漠展旦召段),而是源于干涸的海心圪卜形成的移動沙丘。 這應該是海心圪卜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水位下降(早于18 世紀)導致的結果。 海心圪卜第二次水位下降亦即湖水基本干涸而形成的移動沙丘,便是現在的被中日友好青年林封固的沙丘。

隨著湖水的干涸,位于展旦召草原的巴爾哈遜湖不僅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也淡出了人們的記憶。 但歷史不會不留任何痕跡而徹底消失。 盡管原來的蒙古語名稱“巴爾哈遜騰汲思”不見了,但以漢語“?！泵牡孛昂Ｐ嫩俨贰薄昂Ｗ訛场睘槲覀兲峁┝藦驮瓪v史的線索。 而且,漢語的“?！闭脤嗣晒耪Z的“騰汲思”。 1740 年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中的“巴彥柴達木”(實為“巴爾哈遜騰汲思”)所指的便是“海心圪卜”水域。

蒙古語“巴爾哈遜騰汲思”,顧名思義,指有古城遺址的海子,也就是說,海子的近處有古城址或舊城址。 找到了“巴爾哈遜騰汲思”的“騰汲思”(海子)的方位而找不到“巴爾哈遜騰汲思”的“巴爾哈遜”(城址)的方位,算不得問題的終究解決。 為了尋找該城址,筆者多次實地考察,走訪老者,想方設法從文獻資料中搜尋蛛絲馬跡。 在海心圪卜東南方向十幾里遠處有個小村子叫新城,居住著二十多戶人家,建“城”于20 世紀40 年代末。?筆者曾推斷,既然有“新城”,就應該有個“舊城”,但實際上此地在歷史上不曾有過與此“新城”相對應的“舊城”(抑或巴爾哈遜)。 據傳聞,在海心圪卜的東北方向有個類似于城基的遺址。但筆者前去察看時,除了茂盛的玉米田外找不到任何遺址的痕跡。 不過,該地曾有過叫作大土城、小土城的村子。 大、小土城村相距不足百米,在海子灣東北方向三四里遠。 小土城村曾經歸屬展旦召嘎查(大隊)第二生產小隊,1966 年,坎臺河發特大洪水,席卷而至的泥沙將大、小土城村淹沒,受災的村民舉家搬遷到展旦召等地為生。 綜合各種信息,筆者大致可以作出如下推斷,即“巴爾哈遜騰汲思”名稱應該形成于明代蒙古時期,而“古城子”的建成年代應該遠在元代之前。

至此,筆者可以確定,“海心圪卜”和“海子灣”曾經是連接為一體的水域,蒙古族稱其為“騰汲思”(海子),而在其不遠之處有座“巴爾哈遜”(土筑的“古城子”),“巴爾哈遜騰汲思”或“巴爾哈遜湖”的名稱,由此得來。

找到并確定了“巴爾哈遜騰汲思”的具體地理位置,那么,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的具體地理位置在展旦召草原的什么地方,還有待進一步找尋。 由于當時的扎薩克王府為蒙古包群,扎薩克王府從展旦召遷走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加之原來的草原大都變成農耕地,想找到王府遺址顯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2. 扎薩克王府的地理位置

據《大清一統志》和《蒙古游牧記》記載,“旗西二十五里”為西都喇虎河(今西柳溝河),“旗東十二里”為坎臺河,“旗南四十里有伊克翁袞岡、巴哈翁袞岡”。 筆者以此作為定位依據,沿關展線驅車從坎臺河前往西都喇虎河,汽車儀表顯示里程與上述三十七里(即二十五里加十二里)稍有不符。 以坎臺河在“旗東十二里”定位扎薩克王府東西坐標,其地理位置大約在現展旦召嘎查村委會附近;然后又以伊克翁袞岡在“旗南四十里”的扎薩克王府南北坐標,其地理位置在現展旦召嘎查村委會北不遠處。 當然,歷史文獻記載中的里程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精準,況且行程路線更不可能與筆者的行程路線完全一致。 其中,東西坐標誤差偏小,南北坐標誤差自然要大一些。因為東西坐標路程彎路少,路途平坦,其中王府至坎臺河的路程距離誤差更小,而從王府前往伊克翁袞岡(大敖包、銀肯敖包)的絕大部分路程為延綿起伏的沙丘,只能盡量選擇較為平緩的沙丘地帶繞道而行,其行程距離也只能是以所用時間來估算。 所以,其“四十里”與實際距離或現在的車程自然會相差甚遠。

臨近現在的展旦召嘎查村委會偏西北方向有一片隆起的高地(北緯40°19′23″,東經109°52′26″,海拔1047 米),20 世紀50 年代后,此處被稱為“旗委圪旦”。 筆者可以較為肯定地說,“旗委圪旦”正是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理由如下:其一,依據《大清一統志》和《蒙古游牧記》所記載的“旗西二十五里”為西都喇虎河(今西柳溝河)、“旗東十二里”為坎臺河,為東西向定位,“旗委圪旦”距坎臺河正好是十二里(如前所述,文獻記載中的這“十二里”誤差最小),而且,除“旗委圪旦”外對應“十二里”的南北方向近處再無適宜駐扎王府的高處。 展旦召草原為濕地草原,安營扎寨只能選擇偏高地勢。 “旗委圪旦”,風水獨好。 地勢高,有靠,避風;東、南、西方向,視野開闊,平坦的濕地草原“巴彥柴達木”盡收眼底。 其二,在“旗委圪旦”一處,有散落遍地、品類眾多的瓷片,其中不乏精品細瓷。 在散落瓷片之地東南不遠處有約20 平方米的大灰堆。 由此可以推斷,此處應為王公貴族、富庶人家曾經的居所之地。 其三,“旗委圪旦”之名稱的由來。 1950 年5 月1 日,達拉特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政府辦公地點設在展旦召村(現在的展旦召四社)。 當時,旗工委共有16 人,其中2 人參加新政府的工作。據陳世英老先生(塔兒召村原住戶,1933 年出生)講,當時在旗委圪旦建了一排房子,還養了一些馬,至于旗工委是否在旗委圪旦辦公,不太清楚。?在達拉特旗新政府辦公地點選址問題上,旗工委與末代王爺汪鵬程(達拉特旗首任旗長)意見不一致。 最后,旗工委“堅持原則”,決定選址在展旦召村。?旗工委所堅持的原則問題,顯然不會是表面的選址問題。 廢除王公統治,建立全新的人民政府,無疑是旗工委堅持的原則問題。 旗工委與汪鵬程曾為新政府辦公地點選址問題的爭執,是否與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歷史因素”有著某種關系? 為何曾經的王府駐地未被選為新政府辦公地點,而成了“旗委圪旦”? 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在扎薩克駐地偏西南有一處叫“墳塔壕”的地方(在東源水務警務室西端,關展線從墳塔壕穿過),東西長一里多,南北二百多米,曾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王公貴族的墳地。 據此地的老住戶林寶寶和在墳塔壕居住16 年的訾斗林講,朝格圖布仁曾為王爺墳地的守護人。 另據此處老戶奇寶山講,根登扎布也曾為王爺墳地的守護人。?朝格圖布仁和根登扎布二人都姓奇,臺吉出身,生活于清末至民國年間,祖上均為此地住戶。 “墳塔壕”,顧名思義,是建有塔的墳地。 在封建制度下,只有王公貴族的墳上才有可能建塔,平民百姓的墳上是不會建塔的。 而守護扎薩克王爺的墳地,自然是由扎薩克王府指定奇姓貴族后裔來承擔。 隨著封建王公貴族制度的沒落消失,加之草牧場的嚴重破壞,此處早已不見昔日的墳和塔的遺跡,而只?！皦炈尽边@一地名了。

距扎薩克王府駐地(旗委圪旦)西南三四里遠,有一個 “巴彥陶勞蓋”(蒙古語。 “巴彥”,意“富饒”;“陶勞蓋”,意“圪旦”,一般指在平坦地帶隆起的圓形高地),曾為展旦召主要的人居之地。 距王府駐地東南七八里遠是第二代扎薩克固嚕斯希布所建的廣慈寺,廟宇所在地為“寶日陶勞蓋”(蒙古語。 “寶日”,意“蒼色”。 “寶日陶勞蓋”靠近庫布齊沙漠,地勢偏高,其植被主要有沙蒿、楊柴、苦豆等多科雜色植物,遠眺顏色偏于蒼灰,故如是稱謂)。 距王府駐地西北十幾里處是扎薩克協理熱希多爾吉所建的白塔(今塔兒召村的塔)。 距王府駐地東約十里處有“巴彥陀禾木”(蒙古語,意為“富饒的洼地”),亦稱“官府營子”,曾經為扎薩克協理的駐地。 而扎薩克駐地周邊被稱為“巴彥柴達木”的草原(即今日之展旦召草原),是曾經的扎薩克王府的中心牧場。

縱觀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的歷史,旗扎薩克與展旦召廟相輔相佐,政教并舉,旗內重大活動或在扎薩克王府,或在展旦召廟進行,展旦召當之無愧地成為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

二、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王府何時遷至、遷出巴爾哈遜湖一帶

(一)扎薩克王府遷至巴爾哈遜湖的時間及遷址原因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首任扎薩克為沙克扎,其扎薩克駐地在喀錫拉克河下游,距巴勒蓋寶楞不遠。 沙克扎,額璘臣從弟,1641 年入朝,1650 年“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鄂爾多斯王公記》稱:“清初,達拉特旗王府落址于巴嘎淖爾(今王愛召鄉境內)?！?“巴嘎淖爾”,即“小淖爾”(今王愛召鎮小淖村一帶)。 據1740 年《鄂爾多斯七旗地圖》標示,在博碩克圖濟農汗所建廟(王愛召)北距黃河不遠的地方有座被稱為“貝子沙克扎廟”的廟宇,其北面不遠處為“巴勒蓋寶楞”(barJai-yin bolong 巴勒蓋灣 )。 “巴勒蓋寶楞”,即今包頭市東河區沙爾沁鎮小巴拉蓋、大巴拉蓋村(離黃河五里多遠)。 “巴勒蓋寶楞”,原歸屬鄂爾多斯左翼后旗,位于黃河南岸,清光緒初年黃河向南改道后才移位于黃河北面。 “貝子沙克扎廟”,建成時間約在1650 年至1657 年之間,而沙克扎的扎薩克駐地距貝子沙克扎廟應不是很遠,靠近巴彥淖爾(現王愛召鎮巴彥淖爾村)、五福社(現王愛召鎮五福社村)一帶。 格魯派傳入蒙古地區后,蒙古統治階層實行了政教并重、相輔相佐的策略,首任扎薩克沙克扎建廟的本意也在于此。至于《鄂爾多斯王公記》所謂:“清初,達拉特旗王府落址于巴嘎淖爾(今王愛召鄉境內)”,雖大體方位無誤,但也有些出入,即沙克扎的王府還應該在小淖爾北面。 1657 年,沙克扎隨吳三桂軍南征云貴,失聯,長子固嚕斯希布襲扎薩克固山貝子。

那么,是誰,在什么時候將扎薩克王府遷至巴爾哈遜湖? 導致扎薩克駐地遷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清朝,鄂爾多斯在實行盟旗制度之前,鄂爾多斯萬戶濟農統領鄂爾多斯部各鄂托克。 “鄂托克”為明代蒙古中后期實施的基于地域、軍政合一的組織機構,具有部落、疆域等多重內涵。 據歷史文獻記載,鄂爾多斯萬戶曾有12 個鄂托克,達拉特、杭錦歸屬一個鄂托克。 明代蒙古時期,濟農的地位和權力,僅次于蒙古大汗。 博碩克圖濟農于1613 年建成廣惠寺(王愛召),此時的濟農王府及成吉思汗八白室距廣惠寺不遠。 額璘臣(1600—1656 年)為鄂爾多斯萬戶末代濟農,于1649 年受封多羅郡王、鄂爾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扎薩克,1650 年將八白室及濟農王府(亦即扎薩克王府)從王愛召遷至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扎薩克駐鄂錫喜峰。 額璘臣亡后,扎薩克駐地遷移,但是,額璘臣族上的塔墳所在王愛召、博碩克圖濟農所建廣惠寺(王愛召)及方圓三十里的膳召地、喀什拉克河下游黃河渡口“王的船渡”周邊五里地段依然隸屬郡王旗轄內。 據《蒙古游牧記》和《清史稿》記載:“左翼中旗……牧地:有納瑪帶泊,喀錫拉克河出旗界,東北流潴焉?！?“納瑪帶泊”,源自蒙古語“naimadai naγur”(),意為“八個湖泊”。 曾經的“納瑪帶泊”,位于壕慶河、喀錫拉克河下游,是由上述兩河河水泛濫形成的包括小淖爾、大淖爾等八個湖泊群在內的統稱。 納瑪帶泊牧場毗鄰王愛召膳召地,水草豐美。 據《蒙古游牧記》和《清史稿》的上述記載,納瑪帶泊在清初隸屬鄂爾多斯左翼中旗,之后才歸屬鄂爾多斯左翼后旗。

沙克扎受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之前,是額璘臣濟農的從弟,其駐地在喀錫拉克河下游,地處偏僻。 沙克扎長子固嚕斯希布于1657 年襲扎薩克固山貝子,后晉封多羅貝勒,卒于1704 年,在位48 年。 他是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歷史上最有建樹的扎薩克之一,也是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歷任扎薩克中唯一晉封多羅貝勒的扎薩克,多次受朝廷嘉獎。 固嚕斯希布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的發展,尤其是文化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扎薩克駐地的遷徙、廣慈寺的修建(1662 年)、阿什全林召廟的擴建(1689 年),均在固嚕斯希布扎薩克任內完成。 此外,阿什全林召的經書翻譯刻版印刷、羅卜藏丹津的《蒙古黃金史》編纂等,或許也與固嚕斯希布的鼎力支持不無關系。

那么,固嚕斯希布為什么要將扎薩克駐地從喀錫拉克河下游搬遷到展旦召呢?

固嚕斯希布將扎薩克駐地從喀錫拉克河下游遷走的主要原因在于原駐地制約著扎薩克的發展空間;而之所以將扎薩克駐地遷至“展旦召草原”(巴爾哈遜騰汲思),在于展旦召草原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上的優勢。 如前所述,額璘臣濟農雖然于1650 年將八白室及王府從王愛召遷至鄂錫喜峰,但喀錫拉克河流域最豐美的牧場仍歸屬郡王旗轄內。 以前,沙克扎不存在拓寬獨立空間的迫切需求。 沙克扎受封扎薩克后在喀錫拉克河、壕慶召河下游駐扎8 年而未能得以拓展宏業。 當然,這與由明代蒙古時期的萬戶、鄂托克制變為清代盟旗制這個過程有著一定的關系。 到了固嚕斯希布扎薩克的年代,情勢已不同于沙克扎時期,盟旗制度逐漸完善,加之固嚕斯希布是一位有抱負、有能力的扎薩克。 他于1657 年襲位之后不久,便將扎薩克駐地遷徙到巴爾哈遜湖一帶(展旦召草原),并著手展旦召廟、沙克扎的祭祀家廟及兩座塔的建設工程。

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除了王愛召周邊及喀錫拉克河下游地帶之外,展旦召草原,包括西都喇虎河(今西柳溝河)以西與展旦召草原隔河相望的柴登草原是左翼后旗最適合牧人生息的天賜豐美草原。 展旦召—柴登草原,東西狹長,約七十里,南北寬十多里至二十多里不等。 這里水草豐美,泉水遍布。 在展旦召草原,除“巴爾哈遜騰汲思”及前面提到的長水泉、黑水泉之外,還有一個比較有名的水泉是查嘎岱泉。 在展旦召有一則流傳甚廣的傳說:在哈勒吉岱營子附近曾經有一個特別大的泉子,泉水洶涌,流淌不息,給展旦召的人畜帶來了很大的不便。 為此,大伙兒請來一位活佛大喇嘛,祈求治理辦法。 大喇嘛的道行確實非同一般,念了三天三夜的經,然后用一塊巨石將泉眼堵死。 從此,展旦召的人畜生存環境得到了改善。 而在柴登草原,有奧龍寶拉格(多眼泉)、古日本寶拉格(三眼泉)等眾多水泉,其水草豐美與展旦召不相上下。

展旦召—柴登草原,南靠庫布齊沙漠,沿庫布齊沙漠地帶,地勢偏高,適宜人居;其東西狹長的中間地帶,地勢偏低,泉水遍布,屬于沼澤濕地草原,是天然的絕佳牧場;其北邊,地勢有高有低,高處以沙蒿、檸條等植被為主,也適宜人居,低處為出水通道。 展旦召—柴登草原的牧草,基于其地勢、水源的不同而多樣分布,馬、牛、羊、駝各有其適宜的草場。 從展旦召—柴登草原上的一些老地名也可看出其曾經的富饒, 如巴彥陶勞蓋(富饒的高地,在扎薩克王府西南三里多遠,主要聚居區之一)、巴彥陀禾木(富饒的洼地,曾經的扎薩克協理駐地)、巴彥柴達木(富饒的沼澤灘地,指展旦召濕地草原)等等。 展旦召草原與柴登草原隔河相望,連成一片,成為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畜牧經濟的主要區域,且地理位置上處于旗的中心地帶,更便于對全旗的管控。

如上所述,由于原扎薩克駐地發展空間的制約性及展旦召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固嚕斯希布于1657 年襲位后不久便將扎薩克駐地從喀錫拉克河下游遷移到了展旦召草原。

固嚕斯希布將扎薩克駐地遷至展旦召后著手完成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巴爾哈遜騰汲思東南之寶日陶勞蓋(現展旦召嘎查哈勒吉岱營子南端,東經 109°54′,北緯 40°17′)籌建展旦召廟(清廷賜蒙古語名“”,漢語名“廣慈寺”)。 展旦召廟,建成于1662 年。?據1740 年《鄂爾多斯七旗地圖》所示,主廟區有東西相鄰兩處院落,旁標:“貝子那木吉拉斯仁祖父貝勒固嚕斯希布之廟”;廟區西側有一小廟,旁標:“貝子的桑薩”;廟區西北有兩座塔,旁標:“貝勒的兩座塔”;其北面(實為西北)有一座塔,旁標:“熱希多爾吉的塔”。 展旦召廟為固嚕斯希布所建,“貝勒的兩座塔”的“貝勒”指的就是固嚕斯希布;“貝子的桑薩”,“貝子”指的是沙克扎,“桑薩”,藏語,意祭祖家廟,也是固嚕斯希布所建;熱希多爾吉,第四代扎薩克那木吉拉斯仁的協理臺吉。 該塔大約建于18 世紀二三十年代。 同治年間,由于移動沙丘的掩埋,第九代扎薩克散濟密都布將展旦召廟東遷移建于坎臺河西畔,距原廟址五里遠。 掩埋展旦召廟的沙丘向東移動一里多后被固封,舊廟遺址現已顯露,建筑群根基輪廓清晰。 當然,1740年《鄂爾多斯七旗地圖》所示的展旦召廟宇建筑不一定都完工于1662 年,其中部分建筑有可能是后續建筑。

展旦召廟從建廟伊始便與藏傳佛教班禪額爾德尼系有著密切的關系。 展旦召廟先后有五位諾們罕,其中三位為呼圖克圖呼畢勒罕。 建廟初始,特迎請西藏六大寺廟之扎什倫布寺(班禪額爾德尼系的主寺廟)噶沁諾們罕為展旦召廟之領袖喇嘛。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先后特為展旦召廟四世轉世之呼畢勒罕羅布桑當沁扎拉桑、五世轉世之呼畢勒罕噶拉藏伊希頒給印信,以昭獎勵。 展旦召廟又是奉旨召,統領著全旗72 座召廟,其地位和權力非同一般。 距扎薩克駐地南四十里遠的銀肯敖包自然也成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敖包,每年的敖包祭祀成為全旗蒙古族同胞原始宗教活動最大的盛事。 作為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扎薩克王府與展旦召廟相呼應,展旦召草原成為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最為靚麗的時代風景。

《蒙古黃金史》《蒙古源流》等蒙古文史籍中對明代蒙古時期達拉特部的活動軌跡有零星記載,但達拉特部的歷史淵源不見確切的文獻記載。慶幸的是,《成吉思汗后裔鄂爾多斯左翼后旗臺吉家譜圖》?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難得的線索,使我們得以間接地梳理或理清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歷史的一些重要事件。

如前所述,除斡亦答兒麻那木按那顏的長子鐵蓋合收赤外,其余四個兒子的后裔成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黃金家族臺吉,分布于旗內各處,各有領地及屬民。 從明代蒙古至清代,黃金家族臺吉的這種領地(牧場)與屬民(固定的氏族群體)的關系基本上是固定的,亦即其生存地域世代相傳,除特殊情況外少有遷徙別處。 據《成吉思汗后裔:鄂爾多斯左翼后旗臺吉家譜圖》和民國末期臺吉居地分布情況分析,展旦召—柴登一帶原為斡亦答兒麻那木按那顏五子哭線威正后裔領地,喀什拉克河下游東西兩側地帶曾是斡亦答兒麻那木按那顏三子納乞牙昆迭連歹成后裔領地。 納乞牙昆迭連歹成的孫子、第一代扎薩克沙克扎長子固嚕斯希布于1657 年襲位后不久,便將扎薩克駐地從喀錫拉克河下游遷至展旦召,開啟了沙克扎(單傳)和貢布烏巴希(哭線威正的孫子,單傳)從兄弟后裔聯手統領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的歷史。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先后共有16 位扎薩克襲位,均為沙克扎子系;共有扎薩克協理30 位,除1 位特例外均由沙克扎和貢布烏巴希子系擔任,其中,沙克扎子系20 位,貢布烏巴希子系9 位。 明代蒙古時期,大汗、濟農以下有層次不等的統治階層或權貴階層,如諾彥、洪臺吉、宰桑、巴圖爾、歹成、威正等。 而這一權貴階層在清朝初期甚至到清朝中期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直至以扎薩克、協理為核心的統治制度漸趨完善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沙克扎有7 子。 長子固嚕斯希布襲位后將扎薩克駐地遷往展旦召時,兄弟七人是否一同遷徙,不得而知。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一同前往的有二弟、五弟和七弟,而有的留到原領地也在情理之中。 固嚕斯希布扎薩克駐地的遷徙,得到了貢布烏巴希長子烏尼亨洪臺吉的鼎力相助,并輔助固嚕斯希布理政,起到了扎薩克協理的作用。 清代扎薩克設東、西兩個協理,擔任協理者必須是黃金家族臺吉,東協理的職位高于西協理,由扎薩克子系擔任。 扎薩克協理任職一般為終身制。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首任扎薩克協理為固嚕斯希布的四子貢布熱希。 貢布熱希擔任扎薩克協理后應該是被派遣到了扎薩克原領地,其后人駐牧于喀錫拉克河下游巴彥淖爾一帶。 貢布熱希的子系中有7 人任扎薩克協理,最后兩位扎薩克協理是生活于清末、民國年間的輔國公協理多爾吉斯仁和協理索德那木旺楚格,他們的領地亦在巴彥淖爾和五福社一帶。烏尼亨洪臺吉雖無協理銜,但輔助固嚕斯希布扎薩克理政無疑。 嗣后,其侄子同金、圖來齊,侄孫甘珠爾等先后任扎薩克協理,玄孫熱希多爾吉任那木吉拉斯仁的扎薩克協理,于清雍正年間建了“塔兒召”(即今展旦召蘇木境內的塔兒召)。 扎薩克駐地遷至展旦召以后,貢布烏巴希子系多居于西邊的柴登草原,沙克扎子系居于東邊的展旦召草原。

圖門巴雅爾是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第十三代扎薩克,生于1849 年,1897 年襲位。 圖門巴雅爾領地在鹽店烏蘭夾巴,抗日戰爭時期扎薩克駐地曾臨時遷址烏蘭夾巴。 其實,圖門巴雅爾祖上的領地不在烏蘭夾巴,應該也是在展旦召。 圖門巴雅爾的曾祖父章其布多爾吉為第六代扎薩克丹巴多爾吉的第三子,第七代扎薩克永榮多爾吉為其長兄。 章其布多爾吉時任扎薩克協理,號“希都日古莫日根代充”。 由于章其布多爾吉借掌印之機陰謀篡位,讓其次子熱德那巴澤爾襲扎薩克位而被綏遠城將軍衙門責罰充軍邊塞,熱德那巴澤爾臺吉爵位被削,并被限令其后世五代之內不得襲扎薩克位。?圖門巴雅爾的祖上應該是因此事故而搬離展旦召,后被安置于鹽店烏蘭夾巴塔拉溝,家境亦日趨衰落。 到圖門巴雅爾時,家境更為落魄,他不務家業,賭博成性,后多方籌措銀兩,賄賂收買時任官旗章京毛敖肯及東協理爾和巴雅拉格敖其爾,與他們結為莫逆之交。 憑借金錢鋪路,圖門巴雅爾于1897 年49 歲時襲得扎薩克位。 其實,章其布多爾吉的后人一直不甘心于被遷出展旦召。 圖門巴雅爾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和宣統二年(1910 年)兩次就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界呈文中反復提到“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我的駐地在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的內容及在其《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中將“扎薩克貝子圖門巴雅爾的駐地”標繪于展旦召等情況,也間接說明了圖門巴雅爾祖上的原駐地不在烏蘭夾巴,而是在展旦召的事實。

(二)圖門巴雅爾將扎薩克王府駐地遷至營盤壕

圖門巴雅爾于1897 年襲扎薩克位后為什么沒有將王府駐扎于展旦召,而是建到了樹林召南的營盤壕? 其實,圖門巴雅爾并非不想將扎薩克駐地置于展旦召,而是當時的情形不便于或者難以置扎薩克王府于展旦召。 究其原因,圖門巴雅爾襲得扎薩克位是憑借賄賂及暗中操作,不僅有多人對此質疑,而且圖門巴雅爾自己也難以理直氣壯。 圖門巴雅爾襲得扎薩克位伊始,同被“推薦”襲扎薩克位的德木楚格斯仁(德木楚格斯仁為第九代扎薩克升濟密圖布、第十二代扎薩克察克都爾斯仁的親堂弟,時年45 歲。 圖門巴雅爾為第十二代扎薩克察克都爾斯仁的出五服的遠堂侄兒)曾專程赴綏遠和京城狀告舞弊襲位扎薩克的圖門巴雅爾。 圖門巴雅爾為狀告一事而恐嚇德木楚格斯仁的家人,并將德木楚格斯仁牽連于人命案。?雖然“舞弊襲位”一案不了了之,但這件事在當時成為重大事件是不言而喻的。 當時的幫辦盟務、杭錦旗扎薩克貝勒阿爾賓巴雅爾就認為圖門巴雅爾是“旁支襲位”,稱其品行猶如“鄉野村夫”。?轟動上下的“舞弊襲位”一案,雖得以平息,但圖門巴雅爾的扎薩克王府并沒有依其意愿建在展旦召,而是建在了樹林召(釋迦牟尼召)南的營盤壕。

額爾德木圖整理翻譯的《鄂爾多斯王公記》中稱:“清初,達拉特旗王府落址于巴嘎淖爾(今王愛召鄉境內)。 索那木彭蘇克任扎薩克時,遷至柴登(今贊丹召蘇木境內)達十余年,王府全是蒙古包。 遜博爾巴圖任扎薩克王爺時,王府移建于翁公敖包(即贊丹召境內)之西,民國14 年(1925 年),康濟敏任扎薩克王爺的時期,修建了磚木結構的王府?！?該書所敘述的達拉特旗扎薩克王府遷徙軌跡多有疑點。

其一,所謂“索那木彭蘇克任扎薩克時,遷至柴登(今贊丹召蘇木境內)達十余年”,有疑。 索那木彭蘇克任扎薩克不足二年(1884—1885 年)。雖說當時的蒙古包結構王府遷址并非難事,加之柴登牧場確實也不錯,但據光緒十六年(1890 年)扎薩克貝子索寧蘇都(索那木彭蘇克的兒子)在寫給理藩院的呈文中敘述“我扎薩克旗貝子索寧蘇都的駐地巴爾哈遜騰汲思、巴彥柴達木”?來判斷,此時扎薩克駐地仍在展旦召。 前任扎薩克亦即索那木彭蘇克的父親散濟密都布于1867 年至1874 年期間重新修建了展旦召廟。 扎薩克駐地展旦召正是再度興盛之際,索那木彭蘇克舍展旦召廟之近而求四十多里之遙的柴登草原作為扎薩克駐地,不合情理。

其二,“遜博爾巴圖任扎薩克王爺時,王府移建于翁公敖包(即贊丹召境內)之西,民國14 年(1925 年),康濟敏任扎薩克王爺的時期,修建了磚木結構的王府”之說,也與事實不符。 圖門巴雅爾于1897 年襲扎薩克位后將王府建于樹林召南營盤壕,并修建了土木結構的王府。?圖門巴雅爾長子遜布爾巴圖于1911 年襲扎薩克位,其后又受封多羅郡王、和碩郡王等,在營盤王府舊址重新修建了磚木結構、圍有城墻的扎薩克王府,?并修繕了展旦召廟。?1914 年至1917 年期間,達拉特旗爆發了阿堯爾扎那梅林領導的獨貴龍運動。 獨貴龍運動鼎盛時期,坎臺河以西被獨貴龍的勢力所控制,遜布爾巴圖蜷縮在營盤老爺廟王府不敢露面。 其實,扎薩克王府的這段史實清晰地說明,圖門巴雅爾襲扎薩克位后在營盤壕修建了土木結構的王府,遜布爾巴圖襲位后將原有的土木結構王府改建為磚木結構的豪華王府,而康濟敏王爺除坐享其父的基業外,還在綏遠、包頭等處修建了奢靡的府邸。

到了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清初至清中期,游牧業(畜牧業)經濟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形態。 當時的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王公貴族的生活相對而言還算奢靡有度。 到了清末,隨著內地農業人口的不斷遷入,農業經濟的比重快速提升,變賣和租賃土地成為王公貴族奢靡無度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而以牧業經濟取勝的展旦召逐漸失去了其曾經的中心地位,扎薩克駐地靠近農耕地帶反而變得更合情理,亦即,牧場被農田取代,游牧被定居取代,磚木結構宮殿式的扎薩克王府取代了傳統的蒙古包王府,正是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得扎薩克駐地再沒有遷回至展旦召,而是滯留在營盤壕。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 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與巴爾哈遜湖方位,實為一個命題的兩個側面。 1740年《鄂爾多斯七旗地圖》標示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在今展旦召嘎查,1909 年、1910 年《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標示巴爾哈遜湖也在今展旦召嘎查;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張穆撰《蒙古游牧記》等文獻記載,以及旗扎薩克廟展旦召的修建,墳塔壕、協理拉西道爾吉的塔、官府營子等歷史遺跡也充分證明了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駐地在今展旦召嘎查境內。 位于展旦召蘇木海子灣村的海心圪卜至海子灣,這一曾經的水域便是歷史上的巴爾哈遜湖。 海子灣附近的大、小土城,即“古城子”,便是歷史文獻中所稱的“巴爾哈遜”(城、城址)。

2.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第一代扎薩克沙克扎的王府駐地在喀什拉克河下游距黃河不太遠的地方。 沙克扎的長子固嚕斯希布于1657 年襲扎薩克位之后不久將扎薩克駐地遷到了今展旦召嘎查境內,并修建了展旦召廟、祭祖廟和塔。 圖門巴雅爾于1897 年襲十三代扎薩克位后,將王府建至樹林召南營盤壕,修建了土木結構的王府及家廟營盤召。 扎薩克駐地由喀什拉克河下游遷至展旦召和在營盤壕建王府,均由一定的客觀原因使然。前者,因為地域發展空間的制約而不得不遷往水草豐美、地域開闊的展旦召草原;后者,盡管圖門巴雅爾意欲將扎薩克王府駐展旦召,但由于其襲位糾紛而不得如愿。 隨著農耕經濟比重的日趨提升等原因,扎薩克王府再度遷至展旦召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王府在展旦召的時間約持續了240 年。 展旦召作為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在該地的歷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研究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扎薩克王府或展旦召的歷史,是研究清代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歷史的重要切入點。 這一點應當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

(衷心感謝內蒙古師范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薩出日拉圖老師在該文的編輯校對工作中所付出的辛苦,使該文能得以順利發表)

注釋：

①《伊克昭盟志》,邊疆通訊社修纂,成書于1939 年。收于《伊克昭盟志》(外五種),忒莫勒點校,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70 頁。

②《達拉特旗志》,達拉特旗史志征編辦公室編,遠方出版社,2006 年,第527 頁。

③嘉慶重修本《大清一統志》(卷四百八),成書于1812—1842 年期間。

④《蒙古游牧記》,張穆撰,何秋濤補訂,南天書局發行,1981 年,第119—120 頁。

⑤《清史稿》志五十二,第2419 頁。

⑥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康熙皇輿全覽圖》,外文出版社,2007 年,第三排三號。

⑦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 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第57-58 頁。

⑧?可參考1740 年蒙古文《鄂爾多斯七旗地圖》,見田清波《額爾德尼-因·脫卜赤——蒙古編年史,導論(附錄)》,哈佛燕京社,1956 年。

⑨烏審旗地名研究學者巴音吉日嘎拉先生于2020 年12 月6 日向筆者提供了《鄂爾多斯扎薩克貝子那木吉拉斯仁、協理臺吉熱希多爾吉等呈文》抄件。 巴音吉日嘎拉先生稱,該原件曾存于內蒙古師范大學圖書館,現不知去向。

⑩?《準格爾旗扎薩卡衙門檔案》,蘇德畢力格主編,內蒙古科技出版社,2011 年,第27 卷,第610 條,第478頁。 文中所引蒙古文資料均為筆者翻譯。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二十二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528 條,第578 頁。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二十四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003 條,第4 頁。

?《噶拉藏伊希晉給呼圖克圖》,《邊疆時事》1937 年第6 卷第6 期。

?1909 年《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規格:50. 5*53.2cm。 原圖藏于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1910 年《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規格:51. 2*53.5cm。 原圖藏于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

?《鄂爾多斯左翼后旗地圖》(年代不詳),規格:49.3*51cm。 原圖藏于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六十七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382 條,第463 頁。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六十八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34 條,第29 頁。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六十八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39 條,第33 頁。

?白永主編《達拉特旗地名文化》,第166 頁,【蒙圖】2017031。

?參見靳斯令、杜英恒、秦樹英、張國華《日偽時期的達拉特旗政府》,《達拉特旗文史》(第七輯),政協達拉特旗委員會文史委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105 頁。

?陳世英,塔兒召村原住戶,1933 年出生。 筆者于2018 年9 月30 日采訪了陳世英老先生。 據他講:“當時,在旗委圪旦建了一排房子,還養了一些馬,至于旗工委是否在旗委圪旦辦公,不太清楚?！?/p>

?“甚至在確定旗政府所在地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經過一系列的斗爭,旗工委堅持原則辦事?！?邵奉先《達拉特旗革命斗爭史略》,《達拉特文史》第八輯,政協達拉特旗委員會文史委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 年,第32 頁)

?筆者于2019 年5 月,先后采訪了林寶寶、訾斗林、奇寶山等人,并與訾斗林、奇寶山實地考察了墳塔壕、海心圪卜等處。 他們均為展旦召原住戶。

?《鄂爾多斯王公記》,額爾德木圖整理翻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01 頁。

?《蒙古游牧記》,張穆撰,何秋濤補訂,南天書局發行,1981 年,第113 頁;《清史稿》卷77,第2418 頁。

?“按鄂爾多斯廣慈寺,系于前清康熙元年建于本旗烏勒濟圖巴彥柴大木東南之巴拉噶遜騰吉斯地方?！?《噶拉藏伊希晉給呼圖克圖》,《邊疆時事》1937 年第6 卷第6期),亦可參考胡日查畢力格《堪布諾門罕嘎拉桑耶喜呼圖克圖》,《婚姻家庭生活》1997 年第10 期。

?《成吉思汗后裔:鄂爾多斯左翼后旗臺吉家譜圖》,巴音、永榮編著,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 年。

?鄂爾多斯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號57,目錄號2,案卷號951);另見爾德木圖著《鄂爾多斯王公記(續集)》(蒙古文),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 年。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二十二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528 條,第578 頁;《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二十四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第3 條,第4 頁。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十九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425 條,第461 頁;第428 條,第463 頁。

?《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第十九卷》,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483 條,第514 頁。

?《鄂爾多斯王公記》,額爾德木圖整理翻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01 頁。

?“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 年)圖門巴雅爾襲扎薩卡固山貝子。 在樹林召南五里處建新衙門,占地15 畝?！?《達拉特旗志》,達拉特旗史志征編辦公室編,遠方出版社,2006 年,第25 頁)

?秦樹英、固日扎布憶述,張國華整理《王公制度與達旗末代王爺的統治》一文記載:“遜王時期,大興土木,僅王府就修了四處。 即營盤一處,房子幾百間,并修建方圓4 里的磚城墻?！?《達拉特文史》第7 輯,政協達拉特旗委員會文史委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65 頁。 秦樹英新中國成立前曾為達拉特旗四參領區參領,固日扎布曾為王府筆帖式)

?《達拉特旗志》載:1917 年7 月14 日,“達拉特旗的宏慈寺修建竣工,伊克昭盟各旗的扎薩克參加了遜布爾巴圖在展旦召舉行的3 天念經大會”。 (《達拉特旗志》,達拉特旗史志征編辦公室編,遠方出版社,2006 年,第2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