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重塑:親政背景下嘉慶帝的恩威并施

孟姝芳

(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初一日,太上皇乾隆到乾清宮升殿,嘉慶皇帝率領王公大臣、官員和蒙古王公臺吉暨外藩使臣上表行慶賀禮。 《嘉慶帝起居注》記載,正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因籌辦軍務, 心體焦勞, 以勤致疾”, “ 至是夕大漸”。[1](第4冊,2)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逝世。 嘉慶帝的祭文曰:“皇父壽履康寧,得天獨厚,自強不息,閱數十年如一日。 自上年冬臘偶感風寒,調愈后,氣體雖遜于前,然猶日親訓政,未嘗稍輟。 ……皇父忽焉奄棄臣民。 ……予受恩嗣統,當茲大故,創巨痛深,哀感之外,尚復何言? 念皇父付畀至重,凡所以勉紹前猷,仰承先志者,實藐躬之責繼自今?！盵1](第4冊,4-5)在祭文中,嘉慶帝一方面痛悼其父乾隆帝的薨逝;另一方面宣布要秉承“付畀”,“仰承先志”,且“藐躬之責繼自今”,意即親政。 學界就乾隆帝嘉慶帝的權力交接的研究成果頗多,然多從嘉慶帝親政革新視角予以探討,對嘉慶帝的諸多措施缺乏深入的認識。①筆者認為,權力交接歷來關鍵,影響各朝初期的朝政,由乾隆朝到嘉慶朝亦不例外。 乾隆帝辭世,但和珅及其影響依舊存在,嘉慶帝需要重塑皇權,避免朝政的動蕩。 因此,他采取一系列舉措,重在恩威并施,雷厲風行,使政權平穩過渡,為之后穩妥治政奠定堅實基礎。

一、對和珅的處置

(一)《清史列傳》中關于和珅的缺失記載

嘉慶帝削弱臣權,重塑皇權,這也是相權與君權矛盾在此時的特殊演繹。 從乾隆后期到訓政三年,朝臣中權力之大莫過于和珅。 《清史列傳》用文6700 余字,對和珅事跡進行了描述,除卻從“四年正月三日,高宗純皇帝升遐”到“初,和珅于乾隆四十一年入正黃旗, 及得罪仍隸正紅旗”[2](第9冊,2698-2703)這部分內容中的嘉慶帝逮捕和珅并重治其罪的經過和諭旨外,余下只有將近3530 字的內容是記載權臣“和中堂”的。 可見,出于政治的避險考慮,記載缺失現象是比較嚴重的。史臣有意避諱,盡可能從略從簡。 誠如嘉慶帝所點及,和珅“自乾隆三十四年襲官,以至嘉慶四年褫職,三十年間,但將官階履歷挨次編輯,篇幅寥寥。 至伊一生事實,全未查載”[2](第9冊,2702)。 嘉慶帝客觀評價和珅的情況:“和珅在乾隆年間,由侍衛洊擢大學士,晉封公爵,精明敏捷,原有微勞足錄,是以皇考高宗純皇帝加以厚恩?！盵2](第9冊,2702)但他繼而筆鋒一轉談道:“似此敘載簡略,現距懲辦和珅之時年分未遠,其罪案昭然在人耳目。 若傳至數百年后,但據本傳所載,考厥生平,則功罪不明,何以辨賢奸而昭賞罰? 國史為信今傳后之書,事關彰癉,不可不明白宣示?！盵2](第9冊,2702)因此嘉慶帝將所有參加纂修和珅列傳的官員,“著查明參奏,交部嚴加議處”[2](第9冊,2702)。 這段上諭指出“和珅傳”敘載簡略,會對后人認識“和珅案”有所影響。 這給朝臣提供了思路。 故而,才有纂修官員對傳記進行修改。 嘉慶十九年(1814 年),嘉慶帝仍不滿意修改后的敘載:“顧莼原纂和珅列傳稿本,載有事實四條,皆和珅罪狀,仰奉皇考高宗純皇帝飭諭加以譴責者。 葛方晉節去三條,席煜節去一條,其居心實不可問。 除葛方晉身故外,席煜前已革職,著即行押解回籍,交江蘇巡撫張師誠嚴行管束?！盵2](第9冊,2702)由此可知,嘉慶帝所謂的“功罪不明”,指的是要找到乾隆時期和珅所犯罪責的證據,然而編纂官員卻只找到和珅的四條處分記錄。 這些處分對于身居高位的和珅而言,是無關痛癢的,其他大臣類似的處分要遠較和珅多之又多,而且這四條記錄在定本時竟然也被刪除。 因此,清國史館對和珅傳記的記述因當時的政治態勢,存在一定的偏失與缺失。

清人錢泳曾寫過一首詩:“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 下山即是來時路,枉費夤緣一片心?！盵3](上,叢話七·臆論·夤緣,196)這可以說是和珅人生境遇的寫照。 數十年來學界圍繞和珅的研究以馮佐哲的《和珅評傳》為主,形成了有關和珅研究的系列成果。②高翔對《和珅評傳》曾予以高度評價:“在清史學界,說佐哲先生是建國以來和珅研究的開拓者,是當之無愧的。 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編寫了《和珅長編初稿》,八十年代末,又出版了《貪污之王——和珅秘史》,這大概是史學界關于和珅的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傳記著作。 此后,他又在《和珅秘史》基礎上,增加章節,補充資料,修訂行文,完成了近三十萬字的學術專著《和珅評傳》,從而將和珅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盵4]這些學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以前文獻對和珅記載的有意缺失。

(二)鏟除和珅

嘉慶帝意欲重塑皇權,必須盡快鏟除和珅,這個時間定在正月初八日,乾隆皇帝去世后的第五天。 《履園叢話》“和相”條記載道:“嘉慶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儀親王傳旨,命乾清門侍衛立拿和相交刑部審問,一面抄其家產,至十八日早,賜死獄中?！盵3](下,叢話二十一·笑柄·和相,570)具體歷史過程如下:

正月初四日,嘉慶帝確定除服和持服時間,安頓蒙古諸部落,追封慶貴妃,規定喪儀期間臣民避諱,指導用印,規范各種場合下朝臣的服色。 初五日,以效仿歷帝為由,嘉慶帝降旨:“蓋以九州之大,臣民之眾,幾務至繁,兼聽則明,偏聽則蔽。 若任一二人之言,即使出于至公,亦不能周知天下之務,況未必盡公也?！彼脵C頒布了針對和珅的揭發求言諭旨:“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隱得以上聞,庶事不致失理?！盵1](第4冊,14)初六、初七日,照舊祭奠并處理頒詔給大清屬國等事。

初八日,嘉慶帝主要有三項舉措:一是,到乾清門用寶并頒布遺誥。 二是,逮捕和珅。 “革大學士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職,下獄治罪?！盵5](第1冊,418)嘉慶帝十一日的上諭中亦提及:“朕于恭頒遺誥日,即將和珅革職拿問?！盵6](第4冊,15)但在《嘉慶帝起居注》中沒有記錄逮捕和珅之事。 三是,頒旨消除和珅影響,矛頭直指軍機處的“副封關會”制:“各部院衙門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撫藩臬凡有奏事之責者,及軍營帶兵大臣等,嗣后陳奏事件俱應直達朕前,俱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將所奏之事豫先告知軍機大臣?！盵1](第4冊,18)

至此,嘉慶帝已控制了和珅和軍機處,但還需一個程序上的治罪經過。 因而,根據臣僚的不斷封章密奏,先有了十一日臚列和珅之罪狀的煌煌“上諭”,后有十八日賜令和珅自盡的“上諭”。 前后共計用時十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乾隆帝之喪儀期間鏟除了和珅,嘉慶帝終將權力集于自己手中。

二、恩威并施于流轉大員以穩固皇權

和珅自盡,權力回歸一元。 嘉慶帝隨即對高層進行人事調整,以穩固皇權,避免朝局動蕩。 調整過程中,在適當留用原有大臣的基礎上予以一定增補,于短時間內完成了對高層人員的調整,穩固了皇權。

(一)朱珪之處分與嘉慶帝召其回京

1. 朱珪及其所受之處分

朱珪,順天大興人。 乾隆十三年( 1748 年)進士,乾隆年間歷任編修、侍講、起居注官,充鄉會試考官,又職任藩臬兩司。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護理山西巡撫。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于上書房行走,教皇子颙琰(即后來的嘉慶帝)讀書。 在為師期間,朱珪傳授年幼皇子颙琰五箴:“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盵2](第7冊,2119)這五箴對嘉慶帝的思想和治國理念有著深刻的影響。

乾隆五十五( 1790 年),朱珪授安徽巡撫。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年),調補廣東巡撫。 此間,乾隆帝曾降一旨:“朱珪呈進御制幾余詩一部,朕略加披覽,系繕錄御制詩章,分門別類編輯成帙,可謂用心細而措辭當。 該撫應辦地方要務甚多,若專用心于筆墨之事,恐致政務轉不免疏漏,豈朕簡畀封圻之意?”因此,命“朱珪務須盡心政務,以察吏安民為重,不可緩其所重,用心于無用之地”[2](第7冊,2121)。這是乾隆帝對朱珪的婉轉批評,直指朱珪的弱點“書生習氣”,擔心其“書生誤國”。

乾隆六十年(1795 年),朱珪兼署兩廣總督,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暫留廣東巡撫任。 八月,升兵部尚書,但仍留巡撫之任。 嘉慶元年(1796 年)六月,旨命“朱珪著補授兩廣總督”[6](第1冊,154),并兼署廣東巡撫。 可見,他的地方大員身份實重于其中央職任。 此間曾有諭旨調朱珪回京補授內閣大學士:“前因大學士缺出,以朱珪科分較深,學問素優,人品端謹。 是以降旨令其來京,原欲將伊補授大學士?！盵6](第1冊,253)但因魁倫參劾朱珪,于粵東匪患處理不當而未成行,“所有五十八年以后歷任該省督撫及朱珪, 均著交部嚴加議處”[6](第1冊,198)。 隨后,朱珪因查拿海洋盜匪不力,被吏部議處降調,于是旨下:“朱珪著降二級從寬留任?！盵1](第1冊,284)此后,再因具奏疏通煙瘴俸滿各員一本,朱珪被吏部駁斥,皇帝降旨:“部駁甚是,朱珪及歷任督撫均著交部察議?！盵6](第1冊,317)復因兩江總督任內沒有實力整頓巡緝事務,部議革職,奉旨“從寬改為革職留任”[6](第1冊,385)。 可見,短短時間之內朱珪受處分頻頻,不僅難以回京,且被調離廣東,“前在安徽任內辦理尚無貽誤,茲特加恩降旨補授安徽巡撫”[6](第1冊,253)。 嘉慶二年(1797年)三月,朱珪雖再升兵部尚書,八月,又調吏部尚書,但仍以其安徽巡撫為實任。 朱珪總因屢詿處分,回京屢屢受阻。 “廣東歷任督撫提鎮等平日于水師營伍并不加意整飭……本應照部議分別革降,第念任非一任,年非一年,且員數較多,朱珪著免其革任仍注冊?！盵6](第2冊,93)未能回京,朱珪只得在外任徘徊。

2. 嘉慶帝恩旨召朱珪回京

乾隆帝逝世,嘉慶帝親政,為穩固皇權,首先依靠的便是自己的老師。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初三日,即“召吏部尚書署安徽巡撫朱珪來京供職”[5](第1冊,411)。 上諭檔亦有記載,嘉慶帝令尊師“吏部尚書朱珪著即來京供職”[6](第4冊,8)。

朱珪接旨后行抵王莊,亦迫不及待地馳奏:“臣于正月十一日接奉諭旨,召臣還京。 見封面標用藍筆,手掉心搖,不知所措!”[2](第7冊,2122)并在折中不失時機地提出建議:“天子之孝不專以毀形滅性為奇,而以繼志述事為大。 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滂施渙號。 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淡。 刻刻以上天之心為心,祖考之志為志。 思修身嚴誠欺之介于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 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萬物昭蘇,天佑民歸。 自然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也?！盵2](第7冊,2123)這篇奏折再次引導嘉慶帝奠定其親政基調:重塑皇權、敬天法祖、重清廉、崇節儉,以“平盜賊,阜財用”。 這從側面反映出了嘉慶四年(1799 年)面臨的嚴峻政治和財政形勢。 史載有關平定白蓮教起義的軍費,有時一次就達七千萬,故有贊朱珪曰:“初政之美,多出贊助?！盵7](第37冊,11093)

(二)嘉慶帝恩予皇室諸王實權以固皇權

“懲治和珅,嘉慶帝可謂雷厲風行,行事亦極有次第。 首先做的是大封皇室成員,特別是自家兄弟及侄、孫輩?！盵8](32)因為,“中國幾千年歷史最大的特征是帝制,是皇權至上,是高度的集權、專權,是家國同構,是宗法社會。 對歷史、對國家、對社會、對百姓,起決定作用的,是皇帝,是皇帝家族”[9](115)。 此論是矣。 嘉慶四年(1799 年)的正月初三日至九日,嘉慶帝似乎如臨大敵,接連頒布數道諭旨重用皇室諸王,這在清代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1. 正月初三日之旨

大封皇室人員以拱衛皇權。 第一道旨:以儀郡王永璇居長,“加恩晉封親王貝勒”。 再,“永璘系皇考之皇幼子;綿億系五皇兄之長子,五皇兄原系親王薨逝后,皇考將綿億遞減二等襲封貝勒;茲均著加恩晉封郡王?！痹?“儀親王長子綿志、成親王長子綿懃、定親王綿恩長子奕紹,俱系親王長子,著加恩即照考封一等之例,均作為未入八分公;綿總、綿偲系成親王庶出之子,均著加封為輔國將軍”[1](第4冊,9)。 第二道旨:綿志、綿懃、奕紹已封未入八分公, “ 著俱在散秩大臣上行走”[1](第4冊,12)。 嘉慶帝同時要求,“已授職者,各供厥職”[1](第4冊,10)。

2. 正月初八日之旨

重用皇室人員于中央各部院和京城等軍政領域,以控制軍政大權。 第一道旨:“儀親王永璇著總理吏部事務,成親王永瑆著總理戶部并管理戶部三庫事務。 ……睿親王淳穎著管理理藩院事務,定親王綿恩著管理步軍統領事務……上駟院事務著貝勒綿懿管理……武備院御船處事務俱著慶郡王永璘管理?！盵6](第4冊,12-13)第二道旨:“所有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儀親王永璇補授,其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貝勒綿懿補授,鑲黃旗滿洲都統員缺著成親王永瑆調補。 ……正白旗滿洲都統員缺著定親王綿恩調補,所遺鑲白旗滿洲都統員缺著貝勒綿懿調補……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著肅親王永錫兼理?！盵1](第4冊,18-19)

3. 正月初九日之旨

皇室任職進一步在各職能部門擴展。 第一道旨:“戶部尚書員缺著松筠調補,松筠現在出差,著成親王永瑆暫行署理。 ……圓明園內事務著怡親王永瑯管理?！钡诙乐?“慶郡王永璘不必管理武備院御船處事務,所有武備院事務著定親王綿恩總理,御船處事務著和郡王綿偱管理?！钡谌乐?“睿親王淳穎著授為御前大臣,慶郡王永璘著授為御前王在乾清門行走……其正白旗漢軍都統員缺著綿佐補授……貝勒德麟著授為向導大臣?！盵6](第4冊,20)

由以上數道諭旨可見,皇室諸王逐漸滲入中央部院等軍政衙門和職能機構。 但是這些皇室諸王在嘉慶親政過程中受重用也是事出有因。 嘉慶四年(1799 年)二月初五日的上諭就此有所解釋:“自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原未嘗有總理之名,致啟專權之漸。 現在所以令成親王永瑆總理戶部者,因川省軍務將次告竣,軍需銷算事務殷繁,自應仍行綜理。 俟軍需奏銷事竣,即不必總理戶部事務。 至儀親王永璇現系宗人府宗令、領侍衛內大臣、正紅旗滿洲都統,并管理武英殿御書處、樂部,及雍和宮、中正殿各處事務,職任較多,恐難兼顧,著不必總理吏部事務?！盵6](第4冊,46)可見,對皇室諸王的重用于嘉慶皇帝而言有不得不用、不得不依托的苦衷。 其深層原因是處置和珅前后,朝廷用人之大調整,其目的是重塑和維護皇權。

嘉慶四年(1799 年)十二月,面對白蓮教起義的局面,國子監祭酒法式善條奏“復請令親王統兵”,遭到嘉慶帝的嚴厲斥責:“趨向風氣!”“若親王統兵,非可用之太平之世,議功無賞,議法廢親。法式善或因見彼時有親王兼綜部務入直軍機,輒以親王統兵為請,有意揣摩,居心實為取巧?！庇谑且苑ㄊ缴啤瓣愖嗍录吻檠u,違例妄瀆,尤非尋常條奏失當可比”[6](第4冊,507-508)為由,將之照溺職例革職。 嘉慶帝雖依托皇室,但只是有限的暫時的依托。

三、整肅軍機處,調整內閣大員

“一朝天子一朝臣,嘉慶帝雄心勃勃,求新求變,開始建構自己的治國班底?！盵8](31)這個治國班子主要由樞廷軍機處的大小軍機和居行政首位的內閣大學士組建。

(一)整肅軍機處,選任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

1. 連續降旨取消“副封關會”之制

軍機處成立于雍正年間,“惟樞廷義取慎密,有官而無吏”[10](卷二十二·詩文三,271),全部工作由軍機大臣主持,所置軍機章京負責處理具體事務。 和珅把權所依托的機構正是職掌軍國政要的軍機處,所以嘉慶帝若要親政,就須先從制度上消除之前軍機處所遺留的弊政,取消奏事關白軍機處的制度,避免臣僚擅權,以便將軍政大權牢固掌于皇帝之手。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初八日已頒此旨,但到了十二日,當嘉慶帝朱批“哈當阿奏拿獲糾眾謀為不軌會匪審明辦理”一折時,發現哈當阿折內依然有副封。 嘉慶帝據此再次嚴禁“副封”,并點明:“此皆和珅意圖專擅,惟恐有人參劾舉發,是以行知各省抄送折稿,前已降旨飭禁。 哈當阿等尚未接奉前旨,且系各處皆然,姑免追究。嗣后嚴行禁止, 毋許再用副封, 致干重咎?！盵6](第4冊,17)但弊政還沒根除,于是嘉慶帝于正月十九日復諭:“今和珅業經伏法,所有隨帶文書當永遠停止。 倘經此番飭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轍者,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姑貸?！盵6](第4冊,34)禁令一次嚴于一次,可見和珅及其“副封”影響之深,革除也頗費難。

2.調整軍機大臣

有清一代,定制“軍機大臣于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京堂內特簡,無定員。 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11](卷三·辦理軍機處,79)。 其行動軌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見,駐蹕圓明園入直亦如之,行在所亦如之”[11](卷三·辦理軍機處,79)。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初八日,嘉慶帝降旨調整軍機大臣成員:“成親王永瑆、原任大學士署刑部尚書董誥、兵部尚書慶桂,俱著在軍機處行走。 戶部侍郎那彥成、戴衢亨仍留軍機處行走。 沈初年老,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盵6](第4冊,13)

除了這五位,錢實甫的“嘉慶朝軍機大臣年表”還記載有一位軍機大臣傅森,從嘉慶三年(1798 年)到嘉慶六年(1801 年)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直到嘉慶六年二月去世。[12]《清史列傳》亦記載:傅森,紐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 嘉慶二年(1797 年)正月,調兵部左侍郎。 閏六月,奉旨在軍機處學習行走。 到嘉慶三年(1798 年)二月,因內閣學士那彥成入軍機行走,傅森遂奉命回戶部辦事。 嘉慶四年(1799 年)十月,復命在軍機處行走。[2](第7冊,2155-2156)朝廷予其評價:“戶部尚書傅森在軍機處行走,謹慎小心,黽勉供職?！盵2](第7冊,2157)這證實了傅森在軍機處任職近三年。 因此,嘉慶朝前期應該有6 位軍機大臣。

這6 位軍機大臣代替了嘉慶元年(1796 年)到嘉慶三年(1798 年)的阿桂、和珅、王杰、福長安、臺布、吳熊光等6 位。 被取代的6 位軍機大臣情況各異:阿桂于嘉慶二年(1797 年)去世;和珅、福長安獲罪被處死;王杰因腿疾“不必在軍機處行走”[6](第1冊,253);臺布和吳熊光,則由軍機處轉外任,擔任封疆大吏,并在嘉慶朝邊疆治理中有所成就。

嘉慶帝所調整的6 位軍機大臣中,成親王永瑆乃乾隆帝第十一子,淑嘉皇貴妃金佳氏所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封為和碩成親王。 就永瑆入直軍機一職,“故事,親王無領軍機者,領軍機自永瑆始?！盵7](第30冊,9094)因此,當嘉慶四年(1799年)十月皇權穩固之后,嘉慶帝降旨:“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 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辦事,但究與國家定制未符。 成親王永瑆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現在軍機處大臣人少,傅森仍在軍機處行走?！盵5](第1冊,687頁)

董誥和戴衢亨屬于原任軍機大臣。 史贊:“誥直軍機先后四十年(嘉慶三年中斷一年),熟于朝章故事,有以咨者,無不悉。 凡所獻納皆面陳,未嘗用奏牘。 ……及林清之變,獨持鎮定,尤為時稱云?！盵7](第37冊,11091)戴衢亨則從嘉慶二年(1797 年)到嘉慶十六年(1811 年)在樞機,直至病逝。 在任期間,“于一切用人行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無因事譴謫,實為國家得力大臣”[1](第16冊,176)。 二人皆為嘉慶帝信賴的重臣。

慶桂是嘉慶帝新用之人。 “性和平,居樞廷數十年,初無過失,舉趾不離跬寸,時咸稱其風度?！盵7](第37冊,11096)入直軍機從嘉慶四年(1799 年)到嘉慶十七年(1812 年),嘉慶十八年(1813 年)以原品休致。 史評:“尹文恪公泰子為文端公繼善,其孫為今相國慶桂,皆三代持衡,為升平良佐,實古今所未見也?！盵13](卷2,32)新任命的軍機大臣中,那彥成在嘉慶三年(1798 年)入軍機。 當時有旨:“內閣學士那彥成系翰林出身,人尚明白,且系原任大學士阿桂之孫,著在軍機處學習行走?！盵6](第3冊,26)此后那彥成于嘉慶四年(1799 年)、五年(1800 年)、九年(1804 年)在軍機處行走。這6 位軍機大臣中,慶桂和董誥分別是嘉慶朝行走最久的滿族、漢族軍機,曾起了穩定嘉慶朝前中期朝政的作用。

3. 定軍機章京之缺額

清制, 軍機章京“掌分辦清字漢字之事”[11](卷三·辦理軍機處,100),其事最繁。 其選取“凡章京豫期考取以引見,記名傳補以其次”[11](卷三·辦理軍機處,100)。其額數選補于嘉慶四年(1799 年)規定:“嗣后滿、漢章京各定為十六缺,由內閣、六部、理藩院堂官于司員中書、筆帖式等官內擇其人品端方、年力富強、字畫端楷者,交軍機大臣帶領引見,候朕簡用。其記名人員遇有缺出,按次陸續充補?！盵6](第1冊,431)這改變了此前軍機章京無固定額數,且由軍機大臣任意挑選的舊狀。 此后,有關軍機章京的額缺、選拔、引見被正式納入有清一代制度規范之內。

(二)大學士之額數,選任內閣大學士

1. 內閣大學士之額數

清制,大學士“掌議天下之政,宣布絲綸,厘治憲典,總均衡之任,以贊上理庶務?！盵11](卷二·內閣,35)其閣銜和額數,“內閣大學士例兼殿閣銜,曰保和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凡補授大學士,由內閣開列請旨,滿洲二人漢二人。 協辦大學士于尚書內特簡,滿漢或一人或二人?！盵11](卷二·內閣,35)可見,大學士和協辦大學士之缺至少在乾隆朝為5 人到6 人。 如乾隆十三年(1748 年)諭旨闡釋:“向來協辦大學士之設,原因大學士有在內廷行走者或奉差在外者,閣務需人坐辦,是以另簡人員協同辦理。 初非額設之缺?！盵14](卷十一,267)不久,才定為“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14](卷十一,267-268)。 這是官方版內閣大學士和協辦大學士的員數演變。

清人梁章鉅亦考證清初“ 大學士緣起”[15](卷三,53);錢實甫對內閣大學士員數和淵源考證也非常明晰,“康熙六十一年初,授協理大學士事務,其后或稱署大學士事或稱額外大學士,即協辦大學士的前身。 乾隆十三年,定……大學士滿漢各二員, 又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員”[12](第1冊,134)。 官私兩方共同厘清了內閣大學士的額數問題。

2.選任內閣大學士

嘉慶四年(1799 年)前,擔任內閣大學士的有王杰、劉墉、董誥、蘇凌阿、保寧等五位,蘇凌阿于嘉慶二年(1797 年)、嘉慶三年(1798 年)任東閣大學士,后獲罪。 嘉慶親政后,其余4 位保留了下來。

王杰,陜西韓城人。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進士,殿試進呈卷列第三,乾隆拔置為第一名。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拜東閣大學士,直至嘉慶七年(1802 年)去世。 史稱:“洎仁宗親政,杰為首輔, 遇事把持大體, 竭誠進諫, 上優禮之?！盵7](第37冊,11087)嘉慶帝贊道:“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盵7](第37冊,11088)后人論曰:“歷事兩朝,以忠直結主知?！盵7](第37冊,11088)

劉墉,山東諸城人,“少時知江寧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13](卷二,53)。 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乾隆五十年(1785 年),授協辦大學士。嘉慶二年(1797 年)三月有旨曰:“大學士缺出已屆匝月,現在各尚書內劉墉資格較深,著補授大學士”[6](第2冊,96),為體仁閣大學士,直到嘉慶九年(1804 年)去世。 朝廷給予其高度評價:“揚歷中外,洊陟綸扉?！盵2](第7冊,1990)

董誥,浙江富陽人。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進士,殿試進呈卷列第三,乾隆皇帝因其為大臣之子,改二甲第一,與王杰恰相反。 嘉慶元年(1796年),太上皇乾隆帝諭曰:“誥在直勤勉,超拜東閣大學士,明詔宣示?！盵7](第37冊,11089)嘉慶二年(1797年)丁憂,嘉慶四年(1799 年)五月,朝廷意旨:“命服闕大學士董誥為大學士仍兼署刑部尚書?！盵6](第1冊,552)六月,吏部以大學士董誥應定何殿閣請旨,旨下:“著為文華殿大學士”[6](第1冊,563),擔任至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 嘉慶帝評價其人品:“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櫞之屋?！盵7](第37冊,11091)

保寧由協辦大學士升任大學士,圖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 乾隆中期,由親軍襲其父三等公爵,授乾清門侍衛。 史評其:“謹慎有操守,盡心邊事?！盵7](第37冊,11111)嘉慶二年(1797 年)十一月,授協辦大學士。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授武英殿大學士,直至嘉慶十一年(1806 年)去世。 歷史上,“保寧兩鎮伊犁,歷十余年,西陲無事,藩部悅服”[7](第37冊,11113),是嘉慶朝一位得力的大臣。

著實新任的內閣大學士是慶桂,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 乾隆三十年(1765 年),擢內閣學士。乾隆帝評價慶桂:“辦理諸事,各就條理,無不慮到?！盵2](第7冊,2091)嘉慶十七年(1812 年),嘉慶帝亦贊譽慶桂:“朕親政以來,復令入直內廷,十有余年,夙夜在公,奉職勤慎?！盵2](第7冊,2094)起居注記載,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保寧著補授大學士,慶桂著協辦大學士事務”[1](第4冊,20)。 仁宗實錄亦記載,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命伊犁將軍協辦大學士保寧為大學士,刑部尚書慶桂協辦大學士”[6](第1冊,420)。 三月,又“命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慶桂為大學士”[6](第1冊,470)。 同月,吏部以大學士慶桂應定何殿閣請旨,旨下“著為文淵閣大學士”[6](第1冊,478),任至嘉慶十八年(1813 年)去世。

增加的協辦大學士是書麟。 滿洲鑲黃旗人,為“文端公晉之子”。 嘉慶親政,“首擢浙閩總督。再調云貴, 劾罷前督富綱, 人謂仁者之勇”[13](卷十,347)。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初三日,即受嘉慶帝重用,由烏魯木齊都統任回京領旨,“吏部尚書員缺著書麟補授”[6](第4冊,14),三月,又“命吏部尚書書麟協辦大學士”[6](第1冊,474),到嘉慶六年(1801 年)去世。 在閣時短,基本是在內閣掛名。

“和珅倒臺后,嘉慶帝立即調整了內閣……這是颙琰親政后的第一屆內閣?！盵8](61)對此內閣,學界評價褒貶不一。 有人認為是一屆“老人班子”[16](51),有人認為“形成一個由聲譽較高的老臣組成的內閣”[3](34)。 然而,從后期各位大學士在閣時間長短分析,王杰、劉墉、董誥、保寧、慶桂、書麟,在閣為大學士幾乎一直堅持到他們去世。因此,嘉慶朝的前中期,內閣大學士和協辦大學士人員是比較穩定的,這有利于嘉慶帝鞏固皇權和治政。

四、以行政處分待和珅余黨,穩定政局

(一)嘉慶帝寬待和珅余黨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賜和珅自盡后,嘉慶帝于當月十九日頒布特旨:“因思和珅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 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饋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亦非罰不及眾之義。 ……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 此外,初不肯別有株連,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咎既往。 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況臣工內中材居多,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為國家出力之人。 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者,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為端士,不至終身誤陷匪人?！盵6](第4冊,33-34)此旨明確了皇帝對待和珅余黨的態度。 從檔案也可知,對和珅余黨以《大清律》附逆治罪的確屬寥寥,更多的是給予處分,輕者降級,重者革職罷斥。

(二)處分和珅余黨

1. 福長安由定罪到處分

軍機大臣福長安,以阿附和珅,從有罪到無罪,從處分到任用,跌宕起伏。 嘉慶帝在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十八日頒布上諭:“福長安受皇考厚恩……于和珅罪狀知之最悉。 ……乃始終并無一語,是其有心扶同徇隱,百喙難辭。 ……和珅現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后處決?！盵6](第4冊,32)這是定重罪要處決。 可是,沒過多久,就將福長安免于處決重罪,發往“裕陵”當差,并遷員外郎。 繼之,福長安于嘉慶五年(1800 年)以生瘡癤,“托故并未詣陵當差”。 之后又在嘉慶六年(1801 年)借“腿疾呈請回京醫治”,嘉慶皇帝訓飭福長安并將之“革職,發往盛京作為披甲,交晉昌嚴行管束,數年后再觀后效”[6](第2冊,52),福長安的罪狀發生實質性變化。同時,令原內務府大臣、馬蘭鎮總兵、盛京副都統成林,押帶福長安赴盛京,實則帶有保護之意,“福長安在途如有他故,惟成林是問”[6](第2冊,52)。盛京披甲不久, 又任用福長安為“ 驍騎?！盵1](第7冊,187)。 之后也是有處分有升遷。 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福長安去世。 “雖說福長安曾作同案處理,但一開始即從‘斬決’改為‘監候’。 到同年八月,又鑒于他監禁已逾半載,無人論及,遂下令加恩釋放?！盵17](74)嘉慶帝對和珅黨的首要人物福長安并沒有治罪,而是以處分為主。

2.和珅之師吳省欽的革職回籍

左都御史吳省欽,江蘇南匯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進士,曾為和珅之師。 嘉慶帝認為:“吳省欽為風憲之長,于和珅、福長安二人并無一言舉劾,自系畏其聲勢。 及將和珅、福長安革職拿交刑部后,伊尚心存畏怯,緘默不言?！焙笤谌撼冀赃M言的態勢下,“以一奏塞責”,但是卻“語多不經”,“惑于邪言,妄行瀆奏”[6](第1冊,423-424),被交部嚴加議處。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十四日,嘉慶皇帝在吏議基礎之上降旨:“吳省欽劣跡既未敗露,朕亦不為已甚,姑免深究。 即論其陳奏荒謬,已難勝臺長之任,吳省欽著即照部議革職回籍?！盵6](第4冊,20)終身未用,七十五而卒,落得一個善終。

3.和珅至親之失寵和處分

和琳,滿洲正紅旗人,和珅之弟。 乾隆六十年(1795 年),和琳在鎮壓石柳鄧起義時染病身亡。嘉慶帝親政后對其補行打擊。 “和琳本無功績,袛因伊參奏?？蛋材局惨话?得以屢邀擢用?！泻土展糇詰兆h革去。 至配享太廟尤為非常巨典,和琳何人? 乃與開國功臣同列,著即照議撤出太廟, 并將伊家所立專祠一并拆毀?！盵6](第4冊,32-33)豐伸伊綿為和琳之子,“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衛,不準在乾清門行走。 仍加恩賞給云騎尉,在本旗當閑散差使?！盵6](第4冊,33)豐伸殷德為和珅嫡子,系固倫額駙,娶乾隆皇帝鐘愛的十公主,也未免罪,嘉慶帝“留和珅伯爵即令豐伸殷德承襲,在家閑住不許出外滋事”[6](第4冊,33)。 和氏一家均遭打擊,從此衰落下去。

4. 依附和珅之朝臣的起用和處分

山東巡撫伊江阿,大學士永貴子,滿洲正白旗人,在和珅的培植下時任山東巡撫。 嘉慶四年(1799 年)正月十三日,嘉慶帝發難,“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復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負恩昧良莫此為甚”,“著傳旨嚴行申飭,并交部嚴加議處”[6](第4冊,20)。 吏部依議,二十日皇帝定議,“著即照部議革職,來京候旨”[6](第4冊,35)。 之后伊江阿貶戍伊犁,后又起用為藍翎侍衛和古城領隊大臣。

錫齡為傅靈安后代,嘉慶帝有旨:“著仍加恩準承襲云騎尉,亦斥退侍衛,不準在乾清門行走,回本旗當閑散差使”[6](第4冊,33),打擊不是太大。大學士蘇凌阿,滿洲正白旗人。 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遷戶部尚書,又出為兩江總督。 嘉慶二年(1797 年),授東閣大學士并兼署刑部尚書。 嘉慶帝以其“年老龍鐘,和珅因系和琳姻親”,“且利其昏憒充位,藉顯己才。 伊年逾八十跪起維艱,豈能勝綸扉之任”[6](第4冊,33),命以原品休致。 關于工部侍郎吳省蘭、兵部侍郎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嘉慶帝同樣認為“皆系和珅引用之人,李光云現患痰疾,著以原品休致。 吳省蘭、李潢雖無人列款參劾,但未便幸列卿貳,俱著降為編修。 吳省蘭著撤回學政,不必在南書房行走”[6](第4冊,33)。

朱珪曾勸嘉慶帝,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7](第43冊,13242)。 其實以嘉慶帝的心性而言,太過“仁義”,此性格必會導致對官員的寬處,“寬”成為他治政的基調之一。 因此和珅子侄、親戚、依附者,治以刑事之罪者寥寥無幾,大部分革職的革職,降調的降調,以處分和休致為主。 《嘯亭雜錄》有評價:“今上親政之后,寬仁厚德,不嗜殺人, 皆由朱文正公于藩邸時輔導之功良多?！盵13](卷四,103)學界亦有持論:“和珅一案是嘉慶帝親政后處理的第一大案,不能不把握分寸,謹慎從事,它有自己特定的目的、范圍和限度。 ……可見辦理和珅一案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誅除和珅剎一剎那股愈演愈烈的頹敗風氣,而不在于追究或懲治更多的官員?！盵17](76)可見,在封建社會,處分曾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外,除了正常的制度約束作用之外,也是解決政治斗爭的一副緩沖劑。

皇權重塑與嘉慶帝親政是同一問題的兩面。親政之目的在于使皇權重塑,皇權重塑的目標在于親政。 為達此目標,嘉慶帝在指導思想上恩威并施,行動上雷厲風行,順利完成了皇權重塑和政權平穩過渡,為隨后平定白蓮教起義及其他治政奠定了堅實的皇權至上基礎。

注釋：

①參見:陳連營《和珅發跡與清中期政治》,收錄于《明清論叢》第 9 輯,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張玉芬《嘉慶述評》,載于《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 期;李尚英《嘉慶親政》,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 年第2 期;張玉芬《論嘉慶初年的“咸與維新”》,載于《清史研究》1992 年第4 期;張玉芬《嘉慶朝政述評》,收錄于《明清論叢》第 1 輯, 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朱誠如《論嘉慶親政后中央權力的重組》,收錄于《明清論叢》第 3 輯,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②參見:馮佐哲《和珅評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馮佐哲《和珅其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陳連營《和珅發跡與清中期政治》,收錄于《明清論叢》第 9輯,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美〕費正清等主編《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關文發《關于“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問題的質疑》,載于《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