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移民村朝陽溝村的語言問題及相關思考

夏 歷

(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東北地區兼具地域特色和人口構成特色,多民族聚居特點突出。 少數民族自周朝開始在東北地區聚居,清朝時期漢族人口大量涌入,遍布東北地區,[1](136)逐漸形成了東北村落少數民族和漢族共同生活的面貌,移民村也成為東北地區村落的常見形態。 東北移民村落雖歷史長短不一,村民融合程度深淺不同,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現實問題。

內蒙古自治區鄂倫春自治旗烏魯布鐵鎮下轄的朝陽溝村就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東北移民村。 朝陽溝村始建于1973 年,位于烏魯布鐵鎮北部,距鎮區20 千米,面積160 平方千米,現有常住居民237戶585 人,耕地面積6.3 萬畝,種植業以大豆、小麥為主,養殖業以牛、羊為主。 2021 年隨著鄂倫春自治旗被列為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而成為縣域幫扶村。

《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 年)》中明確提出,“開展語言國情調查。 調查特定地區的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政策支持”,是我國語言文字事業的一項重點工作。[2]朝陽溝村作為東北移民村,語言問題較為突出,阻礙了該村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 對該村語言問題進行調查、探究,并提出解決策略,不僅能有效解決上述發展問題,而且能夠為解決東北乃至全國移民村的語言、經濟、文化、教育發展問題提供經驗和有益啟迪;在豐富我國鄉村語言生活研究的同時,還能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保駕護航。

筆者于2022 年7 月20 日至7 月27 日,以返鄉學者的身份入駐該村,采用參與觀察、融入式交談和深度訪談等方法,對該村的語言生活面貌進行了深入調查。 本次入駐調查共走訪住戶28 家,其中,對有特色的山東點①住戶作了窮盡性調查,先后交談59 人,正式訪談31 人,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的81 歲,拍攝村落照片300 余張,形成29 份記錄該村語言文化生活的調查日志。

一、朝陽溝村的移民分布概貌

朝陽溝村所在的烏魯布鐵鎮是鄂倫春自治旗四個獵區鄉鎮之一,有漢、蒙古、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錫伯、回、滿、朝鮮族9 個民族。 從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山東移民和東北其他區域的移民不斷遷移和流動到朝陽溝村,逐漸形成了朝陽溝村以漢族為主,兼有少數民族的鄉村人口結構。②

(一)村落的“點式”構成

朝陽溝村面積160 平方千米,屬于占地面積較大的鄉村。 整個村落包含14 個點,劃分為5 個村民小組。 第一村民小組包括山洞點、馬權點、李大權點、老獵民點,第二村民小組包括山東點、火車站點,第三村民小組為龍江點,第四村民小組為吉林點,第五村民小組包括東楊家點、西楊家點、八路點、郝家點、田家溝點、陳鳳林點。

朝陽溝村的14 個點分別按照村民的來源地、最早駐扎的村民特征和聚居地的特點等命名。 其中,山東點、吉林點、龍江點是按照村民的來源地命名,馬權點、李大權點、東楊家點、西楊家點、郝家點、陳鳳林點、田家溝點、八路點是按照最早駐扎的村民姓氏命名或是出身命名,而老獵民點是按照最早居住的鄂倫春、鄂溫克等少數民族以狩獵為生的生活特點命名,山洞點是因為聚居點內有個山洞,火車站點是因為該聚居點內有個火車站。

現在村里有些點的名稱已經成為一種沿襲下來的稱說,點名和村民來源地、姓氏等之間不再具有嚴格的對應關系,如八路點的八路已經故去多年,楊家點已經不再以楊姓村民為主體。

(二)村民的“雜居”狀態

朝陽溝村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漢族村民是從其他地方遷移至此,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來源地的村民共處一村的“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狀態。 村里的少數民族有蒙古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等,而遷移到朝陽溝村的漢族村民主要來自東北地區和山東。 朝陽溝村的東北地區村民多來自黑龍江的龍江、海倫,內蒙古的赤峰、扎蘭屯,吉林的農安、洮南,遼寧的建平、朝陽等地;朝陽溝村的山東村民主要來自山東濰坊的諸城、安丘等地。

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屬于“土著”居民,這些少數民族在朝陽溝建村之前一直在這片土地上居住,而漢族村民屬于外來人口。 來自山東的移民,一部分是為了討生活,一部分是為了多生孩子。 20 世紀中葉,由于山東人口基數大,土地難以負載人口增量,很多山東人“闖關東”討生活。 山東人自古受孔孟禮教熏陶,更加重視子嗣的繁衍,對家中男孩的重視程度尤甚,朝陽溝村地處偏遠,屬于管理鏈條上的“神經末梢”,使這里成為計劃生育政策的盲點,一些山東人便流動到朝陽溝村躲避計劃生育政策生孩子。移民到該村的東北村民很多是盲目流動,即當時俗稱的“盲流”。 這些人在哪兒能生存下去,就停下腳步在哪兒扎根。

從村民目前在村里的實際居住情況看,五個村民小組中的第三村民小組龍江點、第四村民小組吉林點及第二村民小組火車站點,基本上處于連續成片居住在一起的狀態,在這些地點居住的主要是東北移民過來的村民。 第二村民小組山東點居住在山坡位置,也被稱為“后山”,保持了相對獨立的聚居狀態。 第一村民小組和第五村民小組居住的地點較遠。 第一村民小組雖然和前面幾個小組都在公路的一側,但也相距數公里,其中,少數民族聚居的老獵民點就在這一組;第五村民小組則在公路的另一側,居住地距離村落的中心位置更遠。

二、朝陽溝村的語言生活及存在的問題

作為移民村,朝陽溝村的語言生活呈多語種性和多方言性,不同語言和方言之間存在相對獨立性。 這既體現出了朝陽溝村村民語碼使用的豐富性,同時也凸顯出一些語言問題。

朝陽溝村全體村民在語言使用上向漢語“單向”聚攏,而少數民族語言則處于“獨立”使用狀態,山東移民使用的方言也形成了“孤島”現象。這些現象使得村民之間存在“族緣”“地緣”等多層面的交流障礙,語言認同問題突出。 同時,朝陽溝村村民缺乏主觀認知層面的語言意識,村里的客觀語言文化生活環境非常單調。

(一)語言使用上多語“分離”與方言“孤島”現象并存

1. 少數民族語言的多語“分離”狀態

朝陽溝村村民使用漢語、蒙古語、鄂溫克語、達斡爾語等多種語言,語碼類型豐富,但是從目前村民的語言使用情況看,并沒有呈現出多語共榮的局面。 村民普遍使用漢語,各少數民族分別在自己的聚居點和家庭內部使用本民族語言,形成了語言使用上向漢語“單向聚攏”、各少數民族分別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多語“分離”狀態。

朝陽溝村建村初期,人口結構以少數民族為主,漢族人口較少,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交往也不多,少數民族說本民族語言,漢族說漢語。 隨著大量山東和東北地區的人口涌入朝陽溝村,加之1996 年開始,為了保護生態平衡、保護環境,國家全面實施禁獵后,少數民族村民放下獵槍,很多獵戶遷出朝陽溝村,與其他地方的獵戶合成大的聚居區,少數民族人口數量逐漸下降,朝陽溝村村民開始以說漢語(方言)為主。

目前,漢語是當地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少數民族村民會說不同程度的漢語;而村里的漢族基本上都不會說少數民族語言,沒有村民主動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同時,少數民族之間的語言也不互通,各說各自的語言。

2. 山東移民的方言“孤島”現象

朝陽溝村漢族村民使用的都是北方方言,主要是東北官話和膠遼官話兩個次方言。 朝陽溝村的東北村民很多來自黑龍江、內蒙古和遼寧等省、自治區。 其中,大部分村民的方言屬于東北官話黑松片的嫩克小片,發音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古影、疑兩母開口一二等字今聲母讀音不定。 其中有些字讀[n]聲母,有些字讀零聲母,讀音因人、因地而異,沒有一定規律。[3](35-36)調查結果也顯示,朝陽溝村的東北村民在說“餓、鵝”等詞語時,有時帶有[n]聲母,有時也不帶。

朝陽溝村的山東村民來自濰坊的諸城、安丘等地,這些村民的方言屬于膠遼官話青萊片的膠蓮小片,方言上比較明顯的特點是一部分日母字讀作零聲母字,如“人、讓、日”等讀“銀、樣、義”;元音鼻化現象明顯,如“咸”;鼻化聲母如“愛、襖、安”帶有鼻化聲母[?],等。[3](53)這些特點在村民的話語中都有所體現,還有把“媳婦”[?i42fu]說成“媳子”[?i42dz?]等。

朝陽溝村的東北官話和山東官話屬于并行使用的狀態,雖然東北方言在當地屬于強勢方言,但卻存在村里聚居的山東村民其山東方言保持較好的情況。 “后山”村民的方言一直保持著山東方言的基本面貌,并沒有隨著居住時間的推移而有明顯的改變,即使村里的其他村民不能完全聽懂山東方言,但他們也始終堅持使用,形成“村中村”的居住方式和方言使用上的“孤島”狀態。 見訪談記錄1:

筆者:后山點他們說話你們聽得懂嗎?

被訪談者A:他們嘰了哇啦嘰了哇啦,說得快。 跟咱們說得不一樣,咋滴都差事兒,都過來多少年了,有過來快五十年的了,還是白扯,他不變。

筆者:他們口音不變嗎?

被訪談者A:不變。 后面那個,從建點多少年了……(被訪談者B 插說)他們說話我們也聽不懂,也不和他們打交道什么的。

筆者:你們不怎么打交道?

被訪談者B:不打交道,聽不懂。

被訪談者A:關里人過日子比咱們細細,會過,不咋買東西,不像咱東北人,好③吃好④喝,不咋攢錢。

[訪談記錄1:被訪談者A(丈夫,61 歲),

B(妻子,60 歲),2022-07-24]

可以看出,朝陽溝村作為一個移民村,村民之間存在“族緣”和“地緣”等不同層面的交流困境。少數民族村民與漢族村民、山東移民與東北移民之間,雖然能進行一些基本交流,但老一輩村民之間不互相學習和不認同彼此的語言(方言),都想保留“自己的語言(方言)”,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不暢問題,無法真正融為一個共同體。

從20 世紀70 年代朝陽溝村建村以來,少數民族一直處于獨立居住狀態。 雖有個別少數民族村民和漢族通婚的情況,但整體上少數民族村民與漢族村民之間的交往很少,并未實現同一村落內各民族的順暢交流。 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缺乏深入了解,這種交流障礙導致的疏離感,使得各民族之間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村落融合。

第二村民小組中的后山村民也保持了相對獨立的聚居狀態,與山下各點的村民雖有交流,但互動不頻繁,對其他點的村民也不夠了解。 后山山東點村民和山下東北移民村民之間的疏離感主要體現在說不同的方言上。 同在一個村落里,漢族村民在方言差異上形成兩個群體,這也成為移民村的一個融合困境。

(二)村民缺少必要的語言認知

朝陽溝村村民的整體文化程度普遍較低,缺乏明確的語言認知。 村里五六十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上過學的較少,中青年村民也以初中文化程度較為常見。 村民對文化、歷史、社會等方面的認知有限,對語言的感知也較少,對自身語言(方言)及外語的價值等都處于集體無意識狀態。

首先,村民缺乏語言傳承意識。 這主要表現在少數民族村民對待下一代轉用漢語和山東移民村民對待子女轉用東北方言的態度上。 以山東移民的情況而言,當問及對于下一代普遍使用東北方言的看法時,父輩都認為孩子在村里出生,使用東北方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沒有想過要求子女會說山東方言。 見訪談記錄2:

筆者:張叔叔,你們家說話挺有意思,感覺是關里和關外兩個地方的?

被訪談者C:(笑笑)孩子們都在這邊出生的,都說這邊話。

筆者:你們不要求他們說山東話嗎?

被訪談者C:不要求。 孩子們在這邊出生,從小就說這邊的話。

筆者:那你們父母說話你們能聽懂嗎?

被訪談者D:能聽懂,從小聽,習慣了。

筆者:你們有時也說山東話嗎?

被訪談者D:不說,就說現在的話。

[訪談記錄2:被訪談者C(74 歲)和D(42 歲)是父子,2022-07-23]

其次,村民語言學習意識薄弱。 一方面表現在漢族村民對少數民族村民語言及持東北方言的村民對其他村民方言的忽視上。 當持東北方言的村民被問及是否學習一些當地少數民族語言或是當地村民的山東方言時,許多村民表示沒必要,甚至覺得詫異。 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對外語的認知和學習上,村民幾乎沒有自主的想法。 當被問及對學習外語(英語)的看法時,鮮有村民對此作出回應,顯示出未曾關注這項語言學習;被問及對孩子學習外語的態度時,也僅認為這是好事情,未作其他評價。 見訪談記錄3 和4:

被訪談者E:達斡爾族不說咱們的話。

筆者:你說的達斡爾族,他們不會說漢語嗎?

被訪談者E:年紀大的能聽懂,說不好,說的是那個味兒,小的基本上都會說。

筆者:小一些的達斡爾族還會說達斡爾語嗎?

被訪談者E:小的不怎么說達斡爾語了,都說漢語。

筆者:你們沒學點他們的話嗎?

被訪談者E:我們學啥,有啥好學的。

筆者:那山東話呢? 這邊山東人不少,你們沒學點他們的話嗎?

被訪談者E:不學。

[訪談記錄3:被訪談者E(男性,61 歲),2022-07-24]

筆者:你們接觸過英語嗎?被訪談者F:(笑笑)沒有。

被訪談者G:沒有。

筆者:孩子們學過英語嗎?被訪談者F:學過。

被訪談者G:也沒咋學。

筆者:你們希望孫子輩學好英語嗎?

被訪談者F:學學挺好。

[訪談記錄4:被訪談者F(54 歲)和G(60 歲)均為女性,2022-07-26]

最后,村民未能充分認識自身的語言(方言)優勢或是本民族語言的價值。 對朝陽溝村的漢族村民而言,整體較好的語言表達能力,使得進城務工的村民在某些服務行業具有語言優勢,能夠勝任工作。 但是,朝陽溝村村民未能借助已有的語言優勢而在語言層面更多獲益。 村民主要是在周邊的加格達奇、齊齊哈爾、哈爾濱或是父輩的山東老家務工,務工的基礎仍以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為主,未能突破這些限制而在更大范圍或更高層面發揮語言優勢。 而對于朝陽溝村的少數民族村民而言,本民族語言具有的文化價值、資源價值和生態價值,未能被充分意識到,年長的少數民族村民對下一代轉用漢語采取無所謂的態度;很多年輕人也沒有傳承民族語言的意識,多主動放棄本民族語言,選擇轉用漢語。 見訪談記錄5:

筆者:你會說媽媽的話嗎?

被訪談者H:(搖頭)……

筆者:你媽媽說得怎么樣?

村委會主任:他媽媽不會說話,是個啞巴。

筆者:你姥姥會說嗎?

被訪談者H:姥姥會說。

筆者:你們能聽懂嗎?

被訪談者H:聽不太懂。

村委會主任:現在年輕人會說的很少了。

[訪談記錄5:被訪談者H(女性,達斡爾族,13歲),村委會主任(男性,43 歲),2022-07-23]

(三)村里共有語言文化氛圍接近“荒漠化”狀態

朝陽溝村無論是記載村落歷史還是當地名人軼事的文本資料,抑或休閑娛樂內容等方面都很匱乏。 在朝陽溝村,沒有村落里常見的記載村子歷史的村志或是文本材料,也沒有村集體或是村民個人撰寫的人物傳記,沒有記載當地故事、風土人情的民間書籍。 村民除了對孩子接受教育普遍認同外,對其他方面的文化生活缺乏認同,甚至對個別村民從事務農之外的休閑生活表示反感。 筆者了解到,村里有一個村民對木工活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平時也愿意寫點東西,而在其他村民眼里,這位村民種地能力不行,整天做些不務正業的事情。 見訪談記錄6:

筆者:我前兩天去楊叔叔家,他給我展示了很多他做的木工活兒,還送我個魯班鎖。

被訪談者I:哪個啊?

村書記:就是火車站點那個老楊家。

被訪談者I:啊,那個愛鼓搗木匠活兒的。

村書記:(笑)對,自稱“魯班傳人”。

被訪談者I:一天就愛瞎鼓搗,還愛拽點詞兒。

筆者:楊叔叔喜歡和我嘮,還給我寫了首詩。

被訪談者I:就他沒啥正事,干啥不行,種地種得不咋地。

[訪談記錄6:被訪談者I(男性,74 歲),村書記(男性,33 歲),2022-07-25]

現長期居住在村里的村民以五六十歲以上的人為主,這些村民的主要生活內容是務農,閑暇時間靠看電視、聊天打發;留在村里照顧小孩的大部分是年輕一代女性,她們的業余生活內容也主要是看電視、聊天、打麻將。 而且,從供村民休閑娛樂的場所來看,沒有專門的場所供村民使用,只有村里黨員服務中心的活動室提供了有限的娛樂設施,包括一張臺球桌和一張乒乓球桌。 除此之外,村里沒有可供閱讀或是借閱書籍的圖書室(圖書角),沒有可供共同觀影的放映廳,亦沒有其他可供村民休閑娛樂的公共場所。

村里語言文化生活單調而貧乏的狀態,還可以通過語言景觀得到更加充分的認識。 朝陽溝村的官方語言景觀主要集中在四個地方。 一處在村口,有一個“朝陽溝村”村名和簡介的標識牌、一個疫情防控行程卡掃碼牌和一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彩旗;一處是朝陽溝村黨群服務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有一些宣傳大政方針的宣傳牌,如“鄉村振興戰略二十字方針”;一處是集超市和快遞于一體的服務中心,此處有郵政的一些標識牌和宣傳郵政快遞業務的條幅,如“2022 年中國郵政全面助力鄉村振興”;還有一處是朝陽溝村火車站,此處主要有標有車站名的站牌和提示村民禁止進入站內、注意火車通過的安全警示牌。 除此之外,還有個別村民房屋外墻壁貼的“房屋危險,請勿靠近,違者后果自負”的官方警示語牌。

朝陽溝村的非官方語言景觀包括公共區域共享的和村民家里的兩種情況。 公共區域的非官方語言景觀非常少,只有一兩處電線桿和廁所門上寫著一些服務項目和留下的電話號碼,還有一處立著的牌子上寫著“小賣店”和一處農家門口掛著“便民超市”字樣的牌子。 而村民家里的語言景觀,基本上都是“招財進寶”“求錢財、求富貴、求福氣、保平安”“家和萬事興”之類的內容。

從村里的語言景觀可以看出,戶外的語言景觀以宣傳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為主,見不到關注村民語言文化生活方面的語言景觀;家庭語言景觀也主要與求財、求和睦有關,缺乏其他內容;一些語言景觀體現了內蒙古自治區的語言特色,同時使用漢字和蒙古文兩種形式,英文等其他文字比較少見。

三、繁榮移民村語言生活,促進鄉村振興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扎實推進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等重點工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打下堅實基礎”[4]。

朝陽溝村作為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域下屬的幫扶村,經濟發展落后,產業形式單一,村民的經濟收入主要靠種植國家扶植的大豆作物,村里雖有一些經濟作物(如紫蘇),但目前還沒有明顯的創收效果,養殖業也只是少數村民的收入來源;村里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生態環境,根據前文對村里文字資料、語言景觀和村民的文化生活內容等的分析可見一斑。 此外,村里除了每年高考錄取一兩個大學生之外,人才方面的情況也乏善可陳。

朝陽溝村作為建村歷史較短的東北移民村的縮影,具有這些移民村共有的一些特點。 如村民的來源具有多元性,如何更好地融為一個共同體,是從建村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由于建村時間不長,村里缺乏共建的文化氛圍,村落文化底蘊接近“荒漠化”。 這種不相融局面和村落共有文化稀薄狀態,阻礙了村民共同富裕和村落全面發展的步伐,也無法使居住在其中的村民把根扎下。 一些少數民族村民不斷移出村落,一些山東移民也陸續遷回山東老家,使得朝陽溝村除了面臨村落普遍存在的年輕人外流局面外,還面臨著少數民族和山東移民村民外流的雙重困境。

鄉村語言生活是鄉村文化生活和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生活中的問題既是鄉村振興過程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同時,這些問題的妥善解決又會進一步推進鄉村振興,加快鄉村振興的進程。 因而,移民村的語言建設助力鄉村振興,可以通過增進語言認同,為村民之間的融合搭建心理平臺;并可以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語言幫扶規劃,幫助移民村加強共有文化的建設,推進村落的深度融合。

(一)增進語言認同,推進移民村的深度融合

“語言認同是指個人或群體通過自身的語言活動來現實性地體現自己的語言或方言的交際價值,或者指交際(個人或群體)雙方在語言行為上的相互兼用、相互融合及語言態度上的相互認可?！盵5]朝陽溝村作為移民村,生活在其中的漢族村民對少數民族的語言知之甚少,村里的山東移民形成方言“孤島”現象,村民之間的融合問題在語言認同上得到了凸顯。 因而,解決朝陽溝村的語言認同問題,對于實現村落的全面振興意義深遠。 村民之間的語言認同問題需要得到重視,消除交流上的心理壁壘,才能使村落真正成為一個村民共同體,才能使村民攜手將朝陽溝村打造成宜居宜業的和美鄉村。

首先是干部的主觀意識問題。 村干部要重視村里各民族的語言文化,并積極促進村民之間的交流。 通過村民之間的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提升村民對村集體的認同感,[6](4)整個村落才能擰成一股繩,實現發展的齊頭并進;改變目前山東村民謀脫離(返回山東)、各少數民族村民偏安一隅、不同類型村民發展不平衡的狀態。 具體而言,村干部可以帶頭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并提倡村民之間互學語言或方言,讓生活在村落的少數民族和山東移民能夠感受到村集體的重視,改變邊緣化狀態;可以通過村干部的積極協調,定期舉辦各種村民活動,搭建交流平臺,以娛樂休閑的方式增加村民之間的交流頻率;可以增設村民活動室以提供固定的村民交流場所,打破現在少數民族和山東移民只在自己的聚居點活動的“村中村”狀態。

其次是客觀發展契機的推動。 村干部的主動協調,不一定能充分獲得村民的響應,有時在客觀發展需要的推動下,可以更為自然地實現村民融合。 東北移民村可以充分利用國家大力支持東北開展糧豆種植的契機,以農業種植帶動村民之間的互動,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融為一體?！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力擴種大豆油料。 深入推進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扎實推進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支持東北、黃淮海地區開展糧豆輪作,穩步開發利用鹽堿地種植大豆。 完善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實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4]。 東北移民村在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的同時,必然會在種植過程中促進村民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村委會要充分利用這一發展契機,在帶領村民謀發展的同時,增進彼此的語言認同,拉近心理距離,促進村民之間的融合,真正實現“村落是大家,村民是一家”。

(二)服務“一村一品”,制定切實可行的語言幫扶規劃

“一村一品”是貧困地區開展扶貧開發、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 發展“一村一品”是推動鄉村產業集聚化、標準化、規?；?、品牌化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的重要舉措。[7]在這個過程中,語言生活層面需要制定相宜的語言幫扶規劃,[8](85)推動國家經濟戰略部署成功落地。

首先,鄉村語言幫扶規劃要服務于每一個村落的具體情況,符合村民的認知水平,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朝陽溝村村民的語言認知匱乏和村落共有語言文化氛圍缺位問題突出,因而,針對這種情況的語言幫扶規劃,需要提升村民的語言認知,如必要語言文化知識的吸取,民族語言、方言的傳承和保護,以及外語教育等問題。 這些內容可以通過村委會發放指導性書籍、微信等社交平臺推送相關文章,向村民普及語言文化知識;也可以利用語言學專家和大學生志愿者的假期社會實踐,進村開展必要的語言教育,幫助村民充分認識自身語言(方言)優勢和語言資源價值,提升語言技術的實際運用能力,將村民推向更廣闊的發展平臺。[9]

其次,需要完善移民村的語言文化環境建設。村里的文獻資料匱乏,目前村落的建村史和發展史及各種傳說、故事,都是老人們口口相傳,亟須整理成文本形式,否則隨著年長者的逐漸逝去,這些內容也會隨之消失或是變得模糊不清、支離破碎。 因而,語言學專家和大學生志愿者假期社會實踐時,在開展語言意識普及工作的同時,可以幫助村落建立村志、編撰村史,整理歌謠、傳說、故事、諺語、農耕習俗等文化資料,記錄村落故事;同時,針對共有語言文化環境單調、語種單一的情況,可以幫助村落增設多元化、多語種的語言景觀。

最后,鄉村語言幫扶規劃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村民實現語言能力的增值效應。 關于村民語言能力的價值,姚欣、杜敏指出,鄉村振興中村民的語言能力既能夠使村民成為適應農村新業態、新技術的新村民,同時又能幫助村民滿足自己多方面語言的需求,提升他們在新時代的獲得感、幸福感。[10]從農村的實際情況看,不同村落村民的語言能力基礎不同,同一村落不同村民的語言能力也有差異,因而,村民語言能力的建設,一方面可以具體提升村民的語言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村民實現現有語言能力的效能擴大化。

朝陽溝村漢族村民的語言表達能力普遍較好,大部分村民都能交流自如,還帶有東北地區特有的幽默、詼諧表達等;少數民族村民則具備一定的多語能力,能夠同時說自己的民族語言和漢語。針對漢族村民,應該使其充分發揮語言優勢,幫助其突破務工所囿于的地域、血緣和現實語境限制,到對語言可懂度和語言交流能力需求更強烈的地區就業;或是借助網絡平臺,利用語言表達優勢,將移民村的農業模式、農產品、文化生活等推向更廣闊的交流平臺,實現“互聯網+語言優勢”的東北農村語言經濟發展模式。 對少數民族村民,應使其充分認識本民族語言的文化價值、社會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等。[11]民族語言作為特色文化供給,經濟現代化發展程度越高,民族語言越顯得稀缺,其相對價值的提高能夠給少數民族帶來直接的收入,如少數民族的音樂、戲曲、服裝及手工藝品等。[12]少數民族珍惜和保護本民族語言,就是在保護一種文化;學習和掌握本民族語言,就是掌握了一些經濟資源,可以利用本民族語言優勢,在民間文化展示和勞務輸出等方面發揮作用。

總之,鄉村振興戰略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全局性和歷史性意義。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鄉村語言生活管理是鄉村振興賦予語言規劃的一項重要內容。 如何制定切實可行的語言幫扶規劃,實現語言賦能鄉村振興,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現實課題。 目前,既需要大量農村語言生活樣本的支撐,也需要對每一個鄉村語言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進行探討,才能充分發揮語言在文化建設中的優勢作用,對鄉村的文化和生態振興產生直接效應,從而進一步產生連鎖效應,拉動鄉村的全面振興。

注釋：

①朝陽溝村作為一個移民村,內部分為很多“點”。 所謂的“xx 點”,指同一來源地或是其他緣由形成的村民聚居點(區)等,具體詳見下文朝陽溝村組成情況部分的介紹。山東點是其中非常有特點的一個“村中村”式的點。

②戶籍人口漢族1024 人,少數民族365 人;常住漢族486 人,少數民族68 人。

③④這里的“好”發音為去聲,喜歡、愛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