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視角下的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演變及動因分析

許有勝, 馬宏程

(1.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 102249;2. 浙江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哈薩克斯坦是“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之一,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國土面積約為273 萬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內陸國家。 全國約有140 個民族,主體民族是哈薩克族,境內語言有120 余種。 目前哈薩克語和俄語同為該國官方語言,是典型的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

語言政策是國家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語言政策的調整,是基于對國家利益的考量。 研究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變遷,對我們了解其他新興獨立的多民族國家語言政策的演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的演變

關于“哈薩克”的來源說法不一,學界較為認同的是這一名稱最早出現于15 世紀初期。 在此之前,哈薩克斯坦境內一直以獨立的游牧部落和突厥部落形式存在,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語言。直到15 世紀,“哈薩克”才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1456 年創立哈薩克汗國,形成哈薩克語,采用的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文字。 19 世紀開始至今,哈薩克斯坦不同階段制定的語言政策均體現了政府對政治、安全、經濟等方面國家利益的考量。

(一)強制推行俄語階段(1847—1916 年)

1847 年,俄國完成對哈薩克地區的征服,哈薩克汗國滅亡,俄國取代哈薩克汗國進行統治。此后直到十月革命之前,沙俄政府為了在精神上削弱哈薩克人民的民族意識,鞏固其統治地位,一直在哈薩克斯坦推行俄羅斯化的殖民政策。 在這期間,沙俄政府打破哈薩克斯坦原有的教育體系,對民眾尤其是哈薩克上層開展新的俄式教育:興辦俄語學校,強制推行俄語,實行“義務國語制”,強迫包括哈薩克民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學習、使用俄語,同時禁止非俄羅斯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及語言教學,[1](3)甚至頒布了一系列禁止其他民族使用本族語的法令。 此外,還在哈薩克民族的生活、習俗、民族語言中大量滲透俄語。

這一階段的語言政策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強制推行俄語,使得部分哈薩克斯坦的民族文化印跡和精神特質喪失,但同時也把俄羅斯文化引進哈薩克斯坦,增進了哈俄文化交流,并在客觀上彌補了哈薩克斯坦原來不太完備的教育體系。 二是,大力推行俄語教育,使得哈薩克語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但該政策只對上層的精英群體影響較大。當時哈薩克斯坦文盲率較高,據統計,1897 年識字率僅為8.1%,[2]普通民眾受教育程度較低,因此他們對語言的接受能力也相對較低,且沙俄政府關注哈薩克精英階層,早期創辦的部分學校只對貴族開放,所以該階段俄語推行政策對普通民眾影響微弱。

(二)民族語言本土化階段(1917—1933 年)

1917 年11 月,哈薩克斯坦人民在十月革命期間,宣布脫離蘇維埃俄國的管轄,成立了阿拉什自治共和國。 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于1917 年11 月15 日頒布了“俄羅斯各民族權利宣言”,承認各民族間平等共存,少數民族享有自由發展的權利。 蘇聯成立后,列寧主張各民族應該一視同仁,各民族的語言都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并將這一思想寫進法律加以保護。 如俄共(布)十大上《關于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當前任務的決議》,將幫助各族人民發展使用民族語言的相關文化活動及語言教育作為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之一,俄語僅保留為族際共通語地位。 決議還要求建立使用本民族語言教學的教學體系。[1](4)此后的俄共(布)十二大、俄共(布)中央四次會議都延續了這一政策,并在俄共(布)中央四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語言本土化政策。 得益于這一時期語言平等政策,哈薩克斯坦開始重視本國民族語言的發展,哈薩克語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大批哈薩克文報刊出現,1929 年完成了拉丁字母作為官方文字的改革。 這一階段,以民族語言為基礎的國民教育體系得以建立,1926 年哈薩克斯坦民眾識字率提高到25.2%。[2]

(三) 哈薩克語被限制發展階段(1934—1988 年)

斯大林統治初期仍舊推行“語言平等”的政策,但在20 世紀30 年代中后期,斯大林改變了列寧時期的語言政策,在1934 年聯共(布)十七大時終止推行民族語言本土化運動,要求全部學生都必須學習俄語,后又將哈薩克文由使用不到10年的拉丁字母改為西里爾字母,與俄語保持一致。1938 年蘇聯發布了《關于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州必須學習俄語》的決議,要求俄語作為必修科目引入哈薩克語中小學,所有學校必須從小學一年級起開始學習。 20 世紀50 年代初,城市里的哈薩克語中小學陸續關閉,同時禁止在俄語中小學學習哈薩克語。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民族關系呈現出自由化的趨勢,對本民族語言也更加關注。 民族語言在教育領域的功能曾得到短暫的恢復,但很快路線發生變化,1958—1959 年進行的教育改革擴大了俄語的應用范圍[1](7),俄語學習又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政治意義。 赫魯曉夫曾宣稱:“我們掌握俄語的速度越快,建成共產主義就會越快?！盵1](7)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繼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提出了“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理論,“民族語+俄語”雙語制成為當時主要語言政策之一。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基本延續了斯大林20 世紀30 年代中后期開始的限制包括哈薩克語在內的民族語言、實際提升俄語社會地位的語言政策。

戈爾巴喬夫時期,哈薩克語被限制的狀況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有所改變。 1986 年12 月哈薩克斯坦發生了“阿拉木圖事件”,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哈薩克青年進行示威要求擁有國家主權。示威雖然促使通過了《關于改進共和國哈語學習的決議》(第98 號令)和《關于改進共和國俄語學習的決議》(第99 號令),但并沒有實際執行。[3]

20 世紀30 年代中后期,蘇聯政府明確規定,俄語是蘇聯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語”①,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俄語都是實際的唯一指定用語。 這一政策限制了哈薩克語的發展,造成了哈薩克語的極度萎縮。 從20 世紀30 年代后期開始,哈薩克斯坦初步建立起來的民族語言教育體系開始衰退,數量大為減少,俄語學校數量激增。 1958年,有75%的哈薩克族小孩去哈薩克語學校學習,而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只剩下34.4%。[4](35)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初,全國人口中能流利使用哈薩克語的人不超過30%,而能熟練使用俄語的占73.6%,有1/3 左右的哈薩克族不會或基本不會使用母語。[5](133)由此可見,20 世紀30 年代以后,哈薩克語在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使用受到了極大的壓制。

(四)哈薩克語作為國家主體語言地位確立階段(1989—2005 年)

蘇聯政府對哈薩克民族語言的政策在20 世紀80 中期開始遭到強烈反彈,加之初獲獨立后的哈薩克斯坦民族意識的推波助瀾,最終形成一股強烈要求將哈薩克語作為國語的浪潮。

哈薩克語作為國家主體語言地位的確立之路從一開始就比較曲折,1989 年頒布的《語言法》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哈薩克語是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語,俄語是族際交際語。 哈薩克斯坦獨立后通過《哈薩克國家獨立法》《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憲法》等法律繼承了這一方針。 在國家法律層面,俄語的社會地位下降,俄語教學在哈薩克斯坦受到壓縮,俄語學習時間削減,俄羅斯人高校入學比例不斷下降。 但由于俄語在哈薩克斯坦根深蒂固,其在文化、經濟領域仍發揮著較大的社會功能。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哈薩克斯坦對俄語的態度開始緩和,但對哈薩克語作為國語地位的態度一直沒有改變。

為了促使哈薩克語的國語地位得到切實的落實,在時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支持下,哈薩克斯坦又相繼出臺了很多法律條文,積極從立法的角度保障哈薩克語的地位。 1996 年11 月出臺了《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語言政策構想》,1997 年頒布了《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語言法》。 這兩份文件均強調了哈薩克語作為國家語言的掌握、使用上的優先及國家語言在教育機構中的地位。[6]2001 年2 月哈薩克斯坦又發布了《2010 年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語言發展國家綱要》的綱領性文件,確定了各項語言發展計劃,明確要求在公共領域推廣使用哈薩克語,全面促進各層次的哈薩克語教學。

然而因為歷史的原因,哈薩克語的推廣遇到很多困難,其教育、教學體系不健全,俄語在工作場所的實際使用情況遠高于哈薩克語。[3]

(五)多語言政策階段(2006 年至今)

為促進哈薩克斯坦積極融入全球一體化,作為提高全球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措施,2006 年10月,哈薩克斯坦時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提議實施“三語政策”,即大力發展哈薩克語、支持俄語、學習英語,既強調了哈薩克語作為國語的主體地位,又保持了俄語在社會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也為英語等其他語言提供了發展空間。 這為哈薩克斯坦的語言多元化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哈薩克斯坦2011 年實施的《2011—2020 年期間語言的作用與發展國家綱要》宣稱,其主要目標是詳細制定一套和諧的語言政策以推廣國家語言和本國居民的所有其他語言,并要求哈薩克斯坦成年人在2011—2013 年、2014—2017 年和2017—2020 年三個時間段掌握國語、俄語、英語的人口數量達到一定標準。 2020 年初,哈薩克斯坦又批準了《2020—2025 年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實施計劃》②,在推動哈薩克語拉丁字母化的同時,也強化了英語教學與應用,要求逐年提高“三語人員”的人口比例。

在推進多語言政策的背景下,哈薩克斯坦也積極展開了漢語教學。 其國內高校與我國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關系,并創建了孔子學院,開設了漢語專業或者相關課程。 2013 年9 月7 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帶一路”倡議與“光明之路”③新經濟政策的順利對接,為漢語在哈薩克斯坦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無論是到中國學習的留學生,還是哈薩克斯坦學習漢語的民眾,都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目前哈薩克斯坦已創辦5 所孔子學院,在華留學生已達1.4 萬人。④現階段哈薩克語的國語地位不斷得到穩固發展,俄語仍保持族際交際語地位,英語是第一外語,漢語為第二外語。哈薩克斯坦在深化發展國家語言地位的同時,也尊重其他民族語言的平等發展。 哈薩克斯坦國內呈現語言多元化發展的趨勢。

二、國家利益視角下語言政策演變的動因分析

語言政策的制定直接體現著國家利益。 “語言政策沒有獨立性,其目標始終對應著國家利益的需要?！盵7]從歷史發展軌跡來看,獨立前哈薩克斯坦的語言政策由于沒有獨立的主權作為立法保障,語言政策的制定權被控制在沙俄及蘇聯政府手上,主要服從沙俄殖民統治和蘇聯意識形態的需要。 獨立后的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也經歷了多次變遷,在失衡中尋求新的利益平衡,通過不斷的調節以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一)獨立前的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演變動因

18 世紀的沙俄政府認為俄羅斯民族高于其他一切民族,鼓吹民族優越論,奉行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觀。 沙俄統治者認為,“國家的權力限定國家利益;國家要謀求自身利益就要謀求權力,就要支配別人,也就是說國家利益只有通過權力才能夠實現”[8]。 他們對非俄羅斯民族進行血腥統治,排斥包括哈薩克族在內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語言,以實現沙皇一個宗教(東正教)和一個民族(俄羅斯民族)的專制統治。 基于這樣的思想,沙俄統治者在哈薩克斯坦強制推行俄語,公文處理和社會活動大面積使用俄語,哈薩克語只在私人場合使用。[4](32)

十月革命后,蘇俄高舉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 為體現制度的優越性,蘇聯領導人提出“各民族語言平等”,宣布蘇維埃俄羅斯境內沒有官方語言,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可以選擇說“母語”,每個人都有用民族語言接受教育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權利。[2]這種語言本土化政策的優勢很快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得到了彰顯。 哈薩克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緩解了沙俄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民族對立問題,從而使得新生的國家政權得到包括哈薩克人民在內的各民族的積極支持。 這種支持在抵御國外勢力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斗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執政前期延續了列寧時期的語言政策,但在20 世紀30 年代中后期則轉為推行“一國建成共產主義”思想。 “共產主義已經成為蘇聯人民急切的實踐任務……這樣就沒有了民族差異,尤其是語言差異。 這些都被視為階級差異最終消失的過程?！盵2]同時,“聯邦制”的國家形式名存實亡。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政府的語言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在各加盟共和國大力推行俄語,限制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和使用。 這一時期的語言政策,已被斯大林當作一種建立新的國家認同、政治上一體化管理及控制社會的手段。斯大林之后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都延續了這一理念。

(二)獨立后的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演變動因

哈薩克斯坦在建國之初,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增強哈薩克族的主體民族意識,提升民族地位,構建民族認同,體現了民族國家的最高利益。 而語言政策動機的認同的強烈表現形式是民族主義,這是語言運動的主要動機。[9](38)獨立前后哈薩克斯坦實行以民族語言作為國語的政策,試圖以此實現獨立的“民族國家”的目標。 1990 年頒布的《國家主權宣言》中明確規定,哈薩克族是締造國家的民族,是國家民族文化的核心。 當時的語言政策在提高民族意識、復興哈薩克文化的進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種情況在中亞各國具有普遍性。 中亞各國都在獨立之初通過頒布新的語言法或憲法,來大力發展本國主體民族的語言。 由于它們把使用主體民族語言視為新獨立國家民族認同的主要標志和民族國家建設的核心要素,因此紛紛興起了“語言民族化”運動,將主體民族語言規定為國語。[10]

20 世紀 90 年代初,哈薩克斯坦將哈薩克語規定為國語的同時,努力降低俄語的語言地位,壓縮了俄語在教育和公共領域的使用空間,以提升哈薩克語的國語地位。 但由于蘇聯時期俄語的強勢地位,俄語在哈薩克斯坦社會中已根深蒂固,在經濟領域及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是哈薩克語無法比擬的,抑制俄語也對經濟發展及與世界接軌方面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因此在1995 年第2 部憲法、1997 年語言法和1999 年《1999—2010 年各語言功能與發展政府綱要》中,又放緩了對俄語的抑制,確定了俄語在哈薩克斯坦的官方語言地位。 這種調整平衡并妥善處理了哈薩克語與俄語的關系,保證了兩種語言的地位和作用,不僅體現了對國家政治利益的權衡,更表明了對國家經濟和文化利益的考量。

在當今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自我發展,語言規劃也是如此,開放才能帶來最大利益化。 為了更好地穩定社會團結、發展本國經濟、順應語言現代化國際化的趨勢,2006 年哈薩克斯坦開始推行多語言政策。 哈薩克斯坦緊跟時代步伐,積極融入世界,過渡到了新型化、多元化語言發展的時代,實現了國語、俄語、英語及其他語言的同步發展。

總體說來,哈薩克斯坦政府能夠根據國內的政治經濟需求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調整本國的語言政策,使這些政策具有鮮明的地域和時代特色。

三、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演變帶來的啟示

(一)主權是國家和民族語言地位確立的根本保證

一個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和規劃,首先需要國家主權的獨立作保障。 被殖民或主權受限的國家,無法擁有獨立制定語言政策和規劃的權利,那么,該國語言政策的制定一定會受制于宗主國或聯邦政權,從而深深打上宗主國或聯邦政權意志的烙印,本民族的語言權利自然嚴重受損。 無論是在沙皇時期還是蘇聯時期,所推行的俄羅斯沙文主義都強力推行俄語,抑制哈薩克民族語言的發展,主要原因就是哈薩克沒有民族自決權,語言政策只能由沙俄或蘇聯政府統一制定規劃。 哈薩克斯坦獨立后才走上了語言政策自我規劃的道路。

與任何其他政策一樣,語言政策也需要通過一些具體途徑和專門程序來推行。 哈薩克斯坦推行語言政策的主要途徑有法律文件、總統簽署命令、政府簽發指令、教育部等部門的決議及州長等政府官員的命令。 哈薩克斯坦的主權獨立為各民族發展自己的民族語言、提高民族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了可能性。 通過對語言政策指令性文件的分析可知,哈薩克斯坦政府為哈薩克語作為國家語言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貢獻。

(二)語言政策的制定要全盤規劃、多角度考慮

制定語言政策必須通觀全局、契合社會現實,要充分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制約因素,不能靠一廂情愿的主觀判定。 哈薩克斯坦建國之初,政府為了提升民族意識,一味強化哈薩克語的國語地位,對俄語進行斷崖式打壓,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提高了國民的民族意識,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

比如在教育方面,關閉了大量俄語學校,導致很多年輕人俄語閱讀能力下降,嚴重影響了教育質量。 在經濟方面,由于俄語的語言成熟度和國際地位較高,壓縮俄語空間對哈薩克斯坦的勞務輸出和國際交流造成了較大障礙,最終影響并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 在政治方面,大量以俄羅斯人為主的斯拉夫族人群受到嚴峻挑戰,不懂哈薩克語的人被排擠出關鍵部門,就業和生存環境惡化,導致這些俄語居民遷出中亞國家而移民俄羅斯,造成民族關系十分緊張。[11]

吸取前期教訓的哈薩克斯坦政府在綜合考慮各方面利益后,及時調整語言政策,適當提高了俄語地位,平衡了哈薩克語和俄語的權利空間,其負面影響才得以逐漸消除。

縱觀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的歷時發展變化,獨立前的語言教育主要體現了沙俄政府和蘇聯政府意志;獨立后的語言政策更多是為了保護本民族語言和文化,增強民族認同感,服務國家社會、經濟發展。 哈薩克斯坦語言政策的演變是新興獨立國家語言政策的一個縮影。 很多非主權國家獨立后語言政策演變的大致路徑都是“宗主國語言(殖民語言)占統治地位——民族語言地位上升成為國語——適應時代發展為多語言政策”。 這一基本路徑的形成背后,國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動力和推手。

注釋：

①1938 年頒布的文件《關于各民族共和國和州的學校必須學習俄語》及1961 年蘇共二十二大都明確規定俄語是蘇聯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語”。

②絲路新觀察官微,“哈批準2025 語言發展計劃:向拉丁字母過渡、強化英語地位”,2020-01-15,https:/ /k.sina.com.cn/article_6556793383_186d0ba2701900mqy0.html? from=edu。

③2014 年,哈薩克斯坦制定了“光明之路”計劃,致力于在哈薩克斯坦國內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保障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

④哈薩克斯坦在華留學生已達1.4 萬人 學漢語蔚然成風,2019-01-15,https:/ /www. yidaiyilu. gov. cn/xwzx/roll/773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