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轉型中排瑤“鐘擺式流動”家庭策略分析
——基于粵北N 村的經驗研究

孫榮壚

（河南大學，河南開封 475001）

隨著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目前中國仍處于這一進程中。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因人口外流出現了“空心化”、傳統文化消解、傳統組織解體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都市的興起和鄉村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1]。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改變著鄉村，同時也深刻地改變著城市和鄉村的關系?；谶@種現實，村落轉型成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熱點，也成為眾多學者討論的焦點。

概括起來，國內學者關于中國村落轉型的討論大體存在著兩種較為不同的論斷：一種可概括為“村落衰落論”，另一種則可概括為“村落再生論”。持“村落衰落論”這一論斷的學者，關注村落社會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消解、村民流失等問題。如李培林通過對廣州城中村的研究提出的“村落終結論”[2]。在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情況下，“村落衰落”在不少村落的轉型中是一種普遍現象，但這一論斷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首先，“村落衰落論”過多地強調了鄉村的都市化轉型，把城市看作是鄉村發展的歸宿，對村落這種社會形態的價值及適應性關注不夠。其次，“村落衰落論”這一觀點大多根據一部分村落個案研究而得出，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與持“村落衰落論”觀點的學者不同，持“村落再生論”觀點的學者則認為傳統村落可在借助城市化、工業化和市場化力量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特色實現轉型。如田毅鵬通過對浙西M 村成功轉型的個案分析認為，村落轉型與再生的過程同時也是村落“鄉村性”重新被激活并被賦予新的意義的過程[3]。文軍通過對國內15 個典型村落轉型的經驗研究認為，村落轉型中村民與村落的重新融合使部分鄉村呈現出了某種“新鄉村性”[4]。盧暉臨則基于自己的調研看到了村落轉型過程中村民對家庭價值的重視，提出了“鄉土性韌性”[5]的概念。而隨著近些年國家對傳統村落保護力度的加大，一些傳統村落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外來資金對自身傳統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發掘，使村落變成旅游景區、博物館，從而實現了村落的“再生”[6]。如果說，“村落衰落論”強調在城市化過程中村落社會消解的一面，那么持“村落再生論”觀點的學者則更多地關注村落社會在城市化過程中維續的一面。

可見，對不同類型的村落轉型歷程進行分析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對同一村落不同歷史階段的考察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另外，村落的轉型離不開村民的轉型，對村落轉型的分析需要我們在關注村落整體轉型的同時，關注村民個體行動的維度及其影響。在村落轉型的研究中，需將村民個體的行動與整個村落社會建立起有機的聯系，而家庭正是可以將村民個人與整個村落社會聯系起來的連接點。家不僅是私人生活的港灣，也是承載社會轉型和保護社會平衡的核心機制。[7]血緣關系是村落社會最基礎的社會關系，而家庭往往通過父系血親關系的延伸將家庭中的個人與整個村落社會聯系起來。因此，家庭是考察村落社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筆者將家庭策略這一分析視角應用到村落轉型的分析中。家庭策略是將家庭作為一個整體的能動的主體，討論家庭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主動應對的策略。[8]在西方社會城市化過程中個人主義盛行，“走出家”成為主要趨勢[9]。古德基于西方社會現代化的經驗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家庭親屬關系趨于弱化，進而導致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和夫妻家庭的普遍涌現。[10]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家庭式微以及家庭結構的小型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家庭策略的一種體現。本文運用歷時性視角以粵北N 村的村落轉型歷程為個案，對該村在轉型不同階段村民的家庭策略的調適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討論當下中國的村落轉型問題。

一、N 村概況及其家庭傳統

（一）N 村概況

地處粵北山地的N 村是一個排瑤村落，排瑤是我國瑤族眾多支系中的一支。N 村是一個由7 個自然村組成的行政村，現有的7 個自然村是20 世紀80 年代村民響應政府生態移民政策從位于山上的老村搬遷下來后形成的。在本文中，老村特指N 村村民在生態移民前所居的村落。在農業社會中，村落是文化的富集區，對于那些沒有文字、只有語言的少數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其全部的歷史、文化與記憶都在他們世代居住的村寨里。[11]N村老村曾經是排瑤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村落。老村在空間格局、建筑特色、承載的民族文化等方面獨具特色，是排瑤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

（二）N 村村民的家庭傳統

排瑤社會在家庭結構上以核心家庭為主，三代或三代以上同居一個家庭內的現象很少。

民國時期，胡耐安就排瑤的家庭形態有這樣的記述：“婚后一年，小夫婦即須離其父母，自組家庭，獨立生活，其居室，由父母贈予。并分以田地若干，自是而后，父母對其子媳之生活，不相過問，子媳對其父母之生活亦然?！盵12]20 世紀50 年代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也顯示當時N 村的排瑤傳統上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組織，三代或三代以上同居一個家庭內的絕少。[13]20 世紀80 年代，謝劍根據其調研結果認為，排瑤家庭制度中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結構上重視核心家庭并以其為規范。[14]歷史上由于排瑤生產力低下，生存環境惡劣，其財富積累有限，難以維持大家庭的存在，核心家庭的家庭結構更能適應嚴酷的生存環境。在家庭內部關系方面，排瑤家庭夫妻雙方地位相對平等。雖然，在生育方面排瑤對生男孩有偏好，但男尊女卑的觀念比較淡。另外，排瑤有尊老的傳統，家庭中老人地位比較高。

在家庭文化方面，排瑤社會形成了注重血緣親情和親子關系的文化。這使得排瑤社會雖然在家庭結構上以核心家庭為主，但因血緣關系的存在，家庭之間的互動比較頻繁，村民具有較為濃厚的大家庭觀念。排瑤社會注重父系血緣，遵循從夫居原則形成了超越核心家庭的父系血緣組織“溫補”，其意為以男性祖先為代表，有兩輩人以上的血緣親屬所組成的單位。[15]現有的歷史典籍中對排瑤習性的描寫就涉及其注重血緣親情的文化。如：“瑤人宗族及外戚觀念甚濃，堪稱合群。如甲姓與乙姓或同族中，此房族與彼房族發生爭執，或人命事情，則必宴請同族及十二代外戚聯合以對付，而其同族及外戚，均各本其能力以相助，出力出錢，在所不惜，即因此而死傷亦無怨言?！盵16]

事實上，無論是宗親關系還是姻親關系均是排瑤維護、爭奪利益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超越核心家庭之外的房族組織的形成，重視血緣親情的大家庭觀念都是排瑤先民為適應嚴酷、惡劣的自然與社會環境變化而形成的。在家庭與村落的關系方面，排瑤的村落是一個相對封閉、自給程度較高、血緣與地緣緊密結合的社會。在排瑤社會，按父系血緣組成的房族是家庭之外重要的血緣組織。排瑤的房族組織是出自同一祖先的若干代子孫的集合體，根據父系血緣關系的遠近，房族可以伸縮為不同的層次。不同層次的房族組織居住在村內的同一個片區，在N 村老村房姓、盤姓和一部分的唐姓居住在同一片區，村子的其他部分則由唐姓的另一部分、盤姓、房姓和鄧姓所據。

二、生態移民中的家庭策略

1949 年之前，由于自然環境的阻隔，N 村較少受到外部的影響。1949 年之后，N 村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巨變，其封閉的社會環境被打破，國家力量深入N 村內部并對其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生態移民

N 村老村處于粵北高寒山區，自然環境惡劣。1949 年之后，國家對少數民族實行幫扶政策。地處高海拔成了阻礙N 村進一步發展的不利因素。原本有限的居住空間和水資源已不能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需求。為了解決這種困境，N 村少數村民為了居住和耕作的方便，開始搬離老村，在距老村較近、海拔較低、地勢相對平坦的山間小盆地建起永久性的住房。但受千百年來形成的安土重遷觀念的影響，大部分村民不愿意搬離老村。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改善村民的生產、生活環境制定了生態移民政策，為居住老村的村民提供幫助，鼓勵他們搬遷到海拔相對較低、交通方便的山間小盆地。

在政府的動員下老村村民前后共分三批搬遷到山下。對于搬下去的村民，當地政府給他們每戶提供一定數量的水泥和磚，供其建造新房。后面政府加大了對搬遷戶的幫扶力度，為每個搬遷戶提供一萬元的補貼。在政府的鼓勵下，越來越多的老村村民開始搬到山下定居。到了21 世紀初，絕大多數老村村民都已搬離了老村，只有十多個不愿意搬離的老人還在留守。

當外在社會環境發生改變，村落自身的自我調節能力不能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時，村落就會走向衰落。村民的搬離使老村因失去了再生能力而走向衰落，政府的生態移民政策則加速了這一轉型進程。

（二）移民群體的家庭策略

移民搬遷中，絕大多數村民搬遷到了老村周圍的山間小盆地，但也有少數村民被安排搬遷到廣東省境內的其他市縣。N 村共有21 戶村民搬離到外縣定居，他們來自N 村不同的宗族。搬遷到外縣的村民，與N村的村民仍保持著密切聯系。以唐某一家為例，他和妻子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搬到遷入地后，政府分給他家5 分水田和5 分旱地。①每年唐某都和家人在遷入地過春節，但宗族成員共同的祭祖活動、宗族成員和親戚的重要人生儀式，唐某和家人都會回來參加。因特殊原因自己不能參加時，唐某也會委托宗親代表本人參加。

在唐某看來，自己雖搬了出去，但宗親關系仍要維系，宗親間的往來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在遷入地沒有熟悉的人際關系網和文化氛圍，在宗親們的勸說下唐某一家最終搬回了N 村。21 戶搬遷到外縣的村民，只有5 戶留在了遷入地，其余的都搬回了N 村。②在遷入地沒有熟悉的親屬關系網絡和文化氛圍是他們最終搬回N 村的主要原因。

從老村搬遷到新村并沒有改變村落地緣與血緣緊密結合的狀況。N 村的村民在新村仍聚族而居，每個新村都是一個單姓村，而同一新村內血緣關系較近的房族成員往往聚居在一起。搬遷到新村后的絕大多數村民仍沒有擺脫土地的束縛，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很多村民的活動范圍仍主要在村子附近，個人的交往范圍并沒有突破以家庭、宗親為主的親屬關系圈。個人的行動始終受到其所在的家庭、宗親的影響，小家庭也很容易受到其所在大家庭的影響。

三、生計方式“去農業化”背景下的家庭策略

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都存在農民的生計方式由農業轉向非農業的現象，一些國外學者提出了“部分時間農”[17]和“農民的終結”[18]等概念來解釋這一現象。農業在村落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它是傳統的村落社會存在和延續的基礎。村落中農民生計方式的變化往往會帶動村落的轉型。從20世紀80 年代開始，隨著越來越多村民外出打工，N 村經歷了明顯的“去農業化”過程。如果說生態移民只是改變了N 村村民的居住地，那么村民生計方式的“去農業化”則真正改變了當地村民的生活，使其調整家庭策略。

（一）村民生計方式的“去農業化”

20 世紀80 年代以后，廣東省的經濟迅猛發展。但粵北山區因區位、交通等不利因素，發展仍十分緩慢，當地居民的生活仍處于較低水平。對地處深山的排瑤而言更是如此，當時N 村的大多數村民僅解決了溫飽問題。廣東省政府為了幫助粵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采取了多項措施，而勞務輸出是其中最重要、對當地社會影響最大的措施。

在政府的推動下，從20 世紀80 年代末開始，廣州市的鋼琴廠、造紙廠和印刷廠等一批國有企業開始招收N 村的青壯年勞動力。據第一次外出務工的村民回憶，村民想要外出打工需先向其所在的村委會報名，體檢合格且符合工廠要求的才會被選上。外出打工一個月的工資是200 多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面對外出打工所帶來的豐厚經濟回報，年輕人的積極性都比較高，越來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在他們的帶動下N 村有更多的村民開始自發出去打工。政府推動的勞務輸出，不僅改變了村民的生計方式和生活水平，也改變了他們的思想觀念。他們不僅有了一筆可觀的經濟收入，還將城市的文化、觀念帶回村子影響了自己的親戚和朋友。

勞務輸出真正打破了N 村的封閉性，它改變了N村村民與土地的關系。打工潮的出現使村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開始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N 村耕地拋荒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20 世紀90 年代之前，種地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村子周圍的很多山地都被開墾成耕地，連巴掌大小的地方都被種上玉米。而現在，村子里的山地幾乎都被村民種上了樹，即便是好的水田也有部分被拋荒。在農民生計方式“去農業化”的背景下，土地的經濟價值已經很低，農業已不是當地村民主要的收入來源。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和婦女成為N 村最主要的土地耕種者。鄉土文化以農耕這種生計方式為基礎，N 村村民生計方式的“去農業化”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這改變了村落原有的社會文化系統。

外出務工讓村民更頻繁地往來于城鄉之間，越來越多的村民進入城市生活并成為城市居民。而隨著村里大量青壯年人口的外流，村落的活力在喪失，傳統的民俗活動也越發地難以開展。以每年春節后的拜山祭祖活動為例，傳統上N 村每年以宗族為單位舉行的祭祖活動必須擇吉日舉行，前后要持續一個多月的時間。而現在，為了不耽誤宗族成員外出務工，時間被壓縮至一周以內。此外，拜山的過程也極大地簡化，很多繁瑣的儀式被取消。而傳統上每3 年或5 年舉辦一次的全村性的“香歌堂”活動也不再舉行。最重要的是，村子里的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缺乏了解。N 村和國內很多村落一樣，因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常年外出務工出現村民生計方式“去農業化”、傳統文化消解、村落人口持續轉化為城鎮人口等一系列“鄉村性消散”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N 村正在走向“終結”。

政府的生態移民政策直接導致了老村的“衰落”，但這也成為老村轉型的動力。只是，生態移民政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村民的生產生活。由政府所發起的勞務輸出政策由于激發了村落轉型的內在動力，調動了村民的積極性，從而真正地改變了當地村民的生活，繼而帶動了整個村落的轉型。

（二）“去農業化”過程中的家庭策略

外出打工潮的出現極大地增加了N 村村民與外界的聯系，村民開始頻繁地往來于城市和鄉村之間。與此同時，村民也更加主動地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這徹底改變了N 村數百年來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流動性和開放性的增強也給村民的家庭帶來沖擊。

費孝通將家庭結構視為一個家庭里包含的成員及其之間的關系，他將中國的家庭從結構上分為：殘缺家庭或不完整家庭、核心家庭、擴大家庭和聯合家庭四種類型。[19]根據這一標準，筆者對N 村中一個擁有204 個家庭的自然村T 村村民的家庭結構類型進行了統計（見表1）。該自然村村民的家庭結構在N 村具有代表性。

表1 T 村家庭類型情況一覽表③

核心家庭是該村最主要的家庭結構類型，其占比達到了58.82%。在生計方式“去農業化”的背景下，為了更好地實現家庭功能，村民也在主動地調整著家庭策略。這表現在：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收入更好地實現家庭的經濟功能，夫妻雙方至少要有一位外出打工。與此同時，夫妻雙方又必須承擔起撫育子女、贍養老人的責任以實現家庭的撫育和贍養功能。在這種情況下，N 村中的很多家庭通常會理性地對家庭策略進行動態調整。在N 村，一對夫妻在成婚之前兩人大多都已在外打工多年，夫妻兩人結婚有了孩子后，為了撫育幼小的子女，妻子通常會選擇留守在村里，而丈夫則選擇外出打工。等孩子上學不再需要全程照顧后，夫妻雙方才會同時外出打工，這時他們的子女則交由孩子的爺爺奶奶照看。隔代撫養這一之前在N村從未曾出現的現象，在當下已非常普遍。從中不難看出隨著外出打工潮的出現，N 村大家庭內部之間的互動與支持非常普遍。在流動、開放的社會環境下，村民的流動性日益增強，他們因經濟原因選擇外出打工離開家庭，又因子女撫養、老人贍養等原因回歸家庭。村民在實現家庭的經濟功能與家庭的撫養、贍養功能之間理性地尋找著平衡點。

四、村落再生中的家庭策略

自20 世紀80 年代N 村村民逐步搬離老村移居新村后，老村因無人管理很快荒廢。村民的離開雖使老村因喪失了自我更新能力走向衰落，但村落也因此免受人為的破壞而保留了原始的風貌和布局，這成為老村“再生”的基礎。老村因其原始的風貌、獨具特色的建筑風格以及所承載的豐富排瑤歷史文化很快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在政府、外來資本和地方社會等多種力量共同的推動下老村經歷了“再生”的轉型過程。

（一）老村的“再生”

大體上，老村的“再生”經歷了“文物化”和“景區化”的過程。

第一，老村的“文物化”。對老村的保護首先是由政府發起的，當地政府從政策、資金、法規等各個方面對老村進行保護。在政策方面，地方政府首先與文物局、科研院校以及文物保護公司展開合作對整個村落進行了全面的勘查和維修，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了詳細的保護規劃，即將村落中保存度較好、有代表性且歷史文化價值較高的建筑物列為文物，并對其進行重點保護。此外，當地政府成立了由縣、鎮、村組成的專門機構負責老村的保護和維修工作。在資金方面，從2002 年至2013 年期間縣政府自籌兩千多萬元投入到老村的修繕保護中。政府與當地村民簽訂保護協議，以此來增強村民的保護意識。

此外，2003 年當地政府還修通了老村通往縣城的公路。這為老村的修繕和保護以及之后的旅游開發奠定了基礎。政府的保護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在當地政府的推動下，老村內的各種建筑物受到了較好的保護。在政府的支持下，老村很快成為國家第四批歷史文化名村并升級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來自政府的支持使老村獲得了再生所需的諸多資源。老村迅速從一個不為外界所知、地處偏遠山地的破敗村落轉變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在老村再生的諸多因素中，其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歷史文化價值固然十分重要，但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正是由于政府的推動才使得老村完成了由衰敗向歷史文化名村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轉變。

第二，老村的“景區化”。老村“文物化”的過程中，政府對老村側重于內部建筑物的修復和村落整體風貌的保護。村落的保護和維修工作主要依賴政府單方面的力量，其效果雖然顯著，但因資金投入過大并不能持久。如何探索出一條持久且有效的傳統村落保護路徑成為擺在當地政府面前的難題。為此，當地政府開始嘗試對老村進行旅游開發，老村因此經歷了“景區化”過程。

政府希望將老村打造成著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通過旅游開發來實現保護與開發利用的良性循環。在地方旅游局的推動下，老村按照旅游景區的標準新建了一批旅游設施，重點打造了幾處能體現村落建筑風格、民族特色和歷史文化的景點。此外，在重要的法定節假日，政府還組織當地村民進行排瑤傳統民俗展演活動以吸引游客。但由于缺乏資金，景區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嚴重滯后。同時，由于處于旅游開發的初期，景區存在知名度不高、游客數量少、管理不規范等一系列問題。為了解決景區存在的上述問題，當地政府開始嘗試將景區外包給企業，以實現景區的商業化開發和管理。

2013 年，當地政府成功吸引了一家企業來景區投資，將景區的運營權交由這家企業。企業的進入使景區獲得了進一步提升所需的資金，廣告的投入提高了景區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景區的基礎設施有了進一步的完善和優化，其管理也走向規范化。在政府扶持下，老村景區很快成為國家“4A 級”景區，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傊?，老村在商業化運營下“景區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外來資本在推動老村“景區化”的過程中成為促使村落轉型的一種力量。此外，當地村民在老村“景區化”的過程中同樣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傳統村落的“復興”，關鍵要讓村民主動地回到村落，使其在村落中獲益。[20]老村的“景區化”使當地村民看到在老村發展旅游業獲利的可能，繼而主動返回老村。正是由于政府、外來資本以及當地居民三方聯動形成的合力才使得老村得以“再生”。

（二）老村“再生”中村民的家庭策略

老村“文物化”過程中也伴隨著“景區化”，老村的“文物化”為后來的“景區化”打下了基礎。老村被評為4A 級景區，采取商業化運營后景區的游客數量持續增加，旅游業在N 村開始興盛起來。這不僅改變著N村，也改變著當地村民的生活，同樣改變了村民對老村的態度。它使村民看到在村內就可以掙到比外出打工還多的錢。景區旅游業的興盛吸引了一部分村民返回家鄉參與到景區的旅游開發中，村民的家庭策略也有了相應的調整。

“景區化”后，當地村民看到游客到來，就在老村的主干道兩旁擺起小攤，向游客販賣當地產的茶葉、中藥材等土特產。最初，在景區擺地攤的主要是留守在村子里的年輕婦女。她們大多因照顧孩子或老人而沒有外出打工?，F在，村民在景區擺地攤，既可以照顧家人還可以提高收入。在與游客的接觸中，擺地攤的村民發現游客有住宿和餐飲的需要，進而將自己或親戚在老村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或農家樂。而當地政府為了吸引游客，默許了村民在不改變建筑外觀前提下的改造行為。隨著景區游客數量的增加，最初在景區經營民宿和農家樂的幾戶家庭很快富了起來。景區內經營第一家民宿和農家樂的是一對夫婦，他們將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民宿。當時經營民宿、農家樂和擺地攤一年能收入4 萬多元，這與他們一年外出打工的收入差不多。游客多了后，夫妻兩人擴大了經營規模，辦理了營業執照。他們先將自己弟弟的房子借來改造成民宿，后又租借親戚的房子改造成民宿?，F在，夫妻兩人經營了3 處民宿，共8 個房間、12 個床位。④兩人將自家的民宿和農家樂掛到網上，游客可以通過網絡預訂房間。近些年旅游業火爆，夫妻兩人一年的收入可達10多萬元。

旅游業帶來的可觀收入使當地更多的村民加入進來。截至2019 年年底，整個景區有民宿68 處，客房300 多間，農家樂83 處，土特產攤位121 個。⑤當地一些村民還會利用自家的私家車接送游客以獲取一部分收入。有一千多名當地村民直接從老村的旅游開發中獲益，間接獲益的當地村民數量則更多。根據筆者的統計，村民在景區的生意可分為三類：第一，在景區道路兩旁擺攤，這一部分村民多是家庭條件比較貧困的；第二，在景區開農家樂或經營民宿，這一部分村民一般家庭條件比較好；第三，在景區經營上述兩種或兩種以上生意。老村對當地村民而言變成了經營性場所，而不再只是生活性場所，村民在經營場所的老村和生活場景的新村之間頻繁流動。老村由破敗的山村到景區的轉變不僅促使當地村民的生活空間得以重組，還帶來了當地社會經濟活動的巨變。

N 村村民生計方式“去農業化”后，以家庭為單位的商業活動成為當地村民最主要的生計方式。村民在長期的打工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市場意識，市場邏輯逐漸成為支配村民行為的主要因素。在景區中從事商業活動的村民是極富策略性的，他們在旅游淡季會暫停在景區里的經營轉而外出打工。還有的是家中的妻子留守村子負責在景區經營、照顧家庭，丈夫則去城市打工。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N村村民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進行“鐘擺式”的流動。

很多在景區營生的村民選擇回村不僅是因為收入的因素，村中親戚關系眾多、諸多儀式活動需要參加，而留在家中比較方便也是一個主要因素。由于長期實行內婚制，排瑤的親屬關系網非常復雜，家庭將個人與更大范圍的親屬網絡連接起來，其人情往來也更多。中國人講人情，這種性格是由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等因素輻輳而成的，因為中國是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說，中國社會是以“原級團體”為主的。[21]村落中的人情關系的維系仍是村民所重視的。村民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但他們的親屬關系、人際關系網并沒有因為外出打工而隔斷。這些親屬關系網、人際關系網的維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種各樣人生儀式和節慶中的人情往來。年輕人因外出務工往往不能參與到這些儀式活動中，通常由其留守在村里的家人出席這些儀式活動。在城鄉互動日益密切、家庭成員流動性增強的大背景下，小家庭雖然是獨立的經濟單位，但離不開其所在的大家庭的支持。這也使得家庭之間的聯系緊密、互動頻繁。這是一種更加靈活、富有動態的家庭策略，充分體現出排瑤家庭的活力。

五、結論與討論

城市化背景下村落轉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村落衰落”和“村落再生”這樣的論斷不免顯得過于簡單。無論是“村落的衰落”還是“村落的再生”都只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轉型過程中呈現出的某一階段性形態。不同類型的村落乃至同一類型村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在轉型過程中往往呈現出復雜而多樣的形態。在本文討論的案例中，N 村老村衰敗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外來資本充分挖掘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經歷了“文物化”“景區化”后獲得了“再生”。但N 村同樣存在“空心化”現象?！按迓涞脑偕焙汀按迓涞乃ヂ洹边@兩種現象在N 村的轉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此，在對村落轉型的分析中一定要注重對村落類型以及歷史時期的區分。在N 村轉型的不同時期，城鄉之間的關系也存在著差異。勞務輸出是村民單向地流入城市，城鄉之間的互動是單向的。這一階段的城鄉關系中，城市對鄉村居于主導地位，城市對鄉村的吸引力是絕對的和單向的。而N 村在發展旅游產業的過程中，城市資本和外來游客進入村子。鄉村以其獨特的自然風光和歷史文化吸引著城市居民，城鄉之間的流動是雙向的。正是這種城鄉之間持久、穩定的雙向流動，才使得老村得以“再生”。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鄉村的一部分村民會進入城市成為市民，同時也會有另一部分村民因種種原因繼續留在鄉村。村落的轉型也因村民的流動而處于一種動態過程中。家庭內部不同成員分居于城市和鄉村已成為很多農村家庭的常態，這需要我們以城鄉互動的視角來看待當下中國的村落轉型。

另外，無論是“村落的衰落”還是“村落的再生”，村民作為村落的文化主體在村落轉型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村落中的村民與村落的關系直接影響了村落的轉型，真正決定了村落的命運。村民在村落轉型過程中往往以家庭為單位能動地適應社會變遷，以此實現家庭的諸多功能。N 村村民在村落轉型過程中采取“鐘擺式流動”的家庭策略是其在傳統以“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大家庭的觀念等傳統家庭文化基礎上，為更好地實現家庭的諸多功能理性地采取的家庭策略。N 村村民在村落轉型過程中，在城鄉之間進行“鐘擺式流動”是其家庭應對社會轉型所采取的一種策略性選擇。核心家庭往往通過夫妻雙方血緣關系的延伸與其他家庭保持密切互動，實現家庭之間的互相支持。此外，在村落轉型過程中，排瑤家庭在結構上日益小型化，核心家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但大家庭的觀念仍比較濃厚，排瑤大家庭在文化、心理層面上仍有相當的延續。不難發現，城市化背景下中國社會在村落轉型中家庭并不是“原子化”的，這不同于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走出家”這一發展路徑。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筆者對當事人的訪談，訪談時間為2021 年10 月份。

②數據來源于筆者對當事人的訪談，訪談時間為2021 年10 月份。

③該表由筆者根據N 村村委會提供的村民家庭人口資料制作而成，資料獲取的時間為2021 年10 月份，表中數據為2021 年的數據。

④數據由筆者在N 村的田野調查資料整理而成，資料獲取的時間為2021 年7 月份。

⑤數據由筆者在N 村的田野調查資料整理而成，資料獲取的時間為2022 年8 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