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國產相機
——仙樂照相機

圖文｜丁春林

相關參數如下仙樂（SELO）120方鏡箱技術指標

一、溯源“仙樂”照相機

2004年7月3日，上海華僑攝影協會相機收藏研究會主辦的《相機收藏研究》報第27期一版刊載祖忠人文章《洗去歷史塵埃重現早期國產相機制造一幕— —追尋生產“仙樂”相機的歷史真相》。二版刊載夏復華文章《一款早期國產方鏡箱相機現身滬上》、鄭德輔文章《補正中國相機春天的追思— —兼憶我的父親鄭崇蘭》。三篇文章全方位報道了“仙樂”照相機的來龍去脈（圖1）。

圖1 仙樂照相機（寧波3R堂收藏）

研究會發現“仙樂”相機后，追根溯源，找到了鄭崇蘭先生之子鄭德輔，維納氏電影照相器材廠資方代理人高式熊、員工鄭學惠、朱紀成、陳福慰，以及研究會祖忠人、趙振新、夏復華、吳曾樂、徐光化等人，他們在中華相機史料博物館進行了追述與求證（圖2）。

圖2 高式熊、鄭德輔、鄭學惠、吳曾樂在上海中華相機史料博物館進行了追述與求證

圖3 鄭崇蘭肖像

據鄭學惠先生回憶，當年在工廠的庫房里擺滿了仙樂相機零部件，這批沒有裝配完成的相機原來是維納氏工廠與英國依爾福公司上海辦事處的董守績（英商買辦）簽有協議，以“仙樂”（SELO）為品牌，委托維納氏工廠生產120膠卷方匣式照相機，英商支付了定金。由于抗日戰爭爆發，董買辦一時失蹤，就影響了相機的生產。1947年，董買辦回到上海，繼續履行合同，仙樂相機由此誕生。

夏復華先生說“仙樂相機的整體加工工藝十分精細，旋鈕的外緣用模具沖壓成花邊形，不僅有利于防滑還起到美化作用，比起同年代產品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機外飾部分還采用鍍鉻工藝，至今光亮如新，讓人稱奇。用最挑剔的眼光審視發現，與當代相機的工藝來比也絕不遜色。通過說明書得知，該機生產于1947年，設計者鄭崇蘭。由英國依爾福公司監制，在說明書的封底刊登依爾福公司“仙樂”（SBLO）膠卷的廣告（圖4）?！?/p>

圖4a 說明書封面

祖忠人說： “ 生產仙樂牌（S E L O）照相機的工廠，具有車、鉗、沖、電鍍、烤漆規模，而絕非家庭作坊。因此，可以說這是中國工業化生產的照相機?！?/p>

鄭崇蘭之子鄭德輔，1942年生于上海。出版有《世界文化名人郵票鑒賞大圖典·戲劇家與電影家》，歷年來在《集郵》、《上海集郵》、《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報紙雜志發表論文近百篇。2021年我采訪他時，他說：“以前家里有過維納氏做的三腳架、切紙刀、紙質曝光表、放大機等攝影器材”。

二、維納氏攝影機的誕生

據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國電影家列傳》、1998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物資產業系統歷史編年紀》兩本圖書，都刊有關于鄭崇蘭和維納氏電影照相器材廠的介紹文章。

1933年，鄭崇蘭在上海創建義昌照相儀器廠，廠址在白克路（現鳳陽路216號）。1935年3月，義昌照相儀器廠遷至赫德路赫德村（現在常德路1026～1028號，圖5）后，改名為維納氏照相器材廠，規模很小，設備有車床6臺、沖床3臺，大小鉆床2臺、銑床1臺、滾齒機1臺，大都是買舊貨自己進行修理后使用。生產燈具、印相機、放大機、三腳架及云臺、照相切紙刀以及方鏡箱等照相器材。1941年，日本侵占上海后停止營業。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上海維納氏照相器材廠由鄭崇蘭進行重建，并改名為維納氏電影器材廠。根據吳蔚云等人提議，維納氏廠試制電影攝影機和其他制片設備。這一想法得到了昆侖影業公司史東山的大力支持。他們仿照美國米契爾N·C型攝影機，連夜動手拆卸，3天內畫出草圖，開始進行研制。

圖5 1930年維納氏電影器材制造廠廠房

圖6 維納氏制造的三腳架云臺（朱宗訊 收藏）

鄭崇蘭對產品質量要求十分嚴格，親自把關，一絲不茍。不少要求高精度的零部件，硬是靠工人師傅極其細心地用手工磨制出來。對運轉中易磨損部件，則選用特種鋼材淬火加工。由于對質量的高度重視，所以到整機總裝時，除了由于一張圖紙發生誤差，使“抓片爪”長出5mm需要返工外，其余部分都一次裝配成功。經過10個月的艱苦奮斗，終于在1947年3月，中國第一部35mm電動有聲電影攝影機誕生了，并立即投入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拍攝，使該影片成為我國第一部用國產攝影機拍攝的故事片。并在影片開頭的字幕加以說明“本片用國產維納氏廠鄭崇蘭制造的攝影機拍攝”以志紀念，當時上?！缎侣剤蟆吩沁^這件事。到1949年，這臺35mm電動有聲電影攝影機共生產了12臺（圖7）。

圖7 維納氏攝影機

1956年1月，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經上海市文化局批準，將維納氏電影照相器材廠并入國營上海電影機械廠，鄭崇蘭任副廠長。1957年5月20日，他跟隨以電影局副局長王政新為團長的 “中國電影工業技術考察團”赴蘇進行電影工業考察，代表團成員有鄭崇蘭、孫延祿、薛廷芳、丁玉生五人。他們訪問了蘇聯電影工業、制片、供銷、科研等25個單位，考察了將近65種電影機械產品，與蘇方交流了電影行業方面的經驗。1964年4月9日，建立上海電影機械設計研究所，并聘請上海電影機械廠鄭崇蘭副廠長為該所技術顧問。

三、鄭崇蘭和“匯山”

1996年，寧波出版社《新紀元漫錄》刊載鄭學溥的文章《鄞縣鄭宜亭鄭崇蘭父子事略》，他說：“鄭宜亭，浙江鄞縣人。鄭崇蘭是鄭宜亭的長子，1893年出生，幼年僅讀2年村塾，就走上謀生道路。從錢莊學徒、店員、洋行棧務員，到火柴煤油所推銷員等職，艱苦的環境磨煉了他，使之從小勤奮好學，處事嚴肅認真。在學徒期間已學得一手好字；在洋行工作時，由于業務需要，進上海英語業余補習夜校學習英語，三年工夫即能獨立會話，從而閱讀外文書籍，翻譯科技資料，為以后研究和制作照相、電影器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p>

鄭崇蘭是個胸懷大志的人，在洋行工作時，結識了一個德國商人，懂攝影，鄭崇蘭就向他學習攝影，并通過他購得一架新型的德制柯達雷丁娜照相機，鉆研攝影技術。不久，他就辭去原來的工作，由他父親的資助，在上海提籃橋開設匯山照相館，走上了攝影的道路。

“匯山”是一家小照相館，由于技藝高超，所以顧客盈門（圖8）。當時，天一電影公司的明星也常常請匯山拍劇照，因此逐漸熟識了許多影界人士。經朋友介紹，鄭崇蘭于1927年進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擔任電影攝影師，拍攝了《女律師》（裘芭香編導、胡蝶、李萍倩主演）、《白蛇傳》（邵山客編劇、邵醉翁導演、胡蝶、陳玉梅主演）等片，成為我國第一代電影攝影師。在“天一”期間，鄭崇蘭熱心助人，積極幫教青年吳蔚云提高攝影技術，使之迅速成長，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電影攝影師，鄭崇蘭實為他的啟蒙老師。

圖8 匯山照相館拍攝的照片

當時，上海發生工人運動，天一公司工人因不堪惡劣的工作條件舉行罷工斗爭。鄭崇蘭同情工人，為他們提供集會場所。又因與公司意見不合，即辭去天一攝影師職務，轉入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執拍，拍攝了《王氏四俠》、《二度梅》等影片。以后一度離開電影界，又在靜安寺對面開設“雪鴻照相館”，因頗具特色而聞名上海（圖9）。他還曾研究引進在綢布上印照片和在瓷盆上燒制照片的技術，并取得成功（圖10）。

圖9 雪鴻照相館洗印的照片

圖10 《時報》 1930年12月19日的報道

我國的電影、照相業起步晚，所有器材都依靠進口，每年白銀外流不計其數。鄭崇蘭有一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決心自制器材，抵制外貨。于是，就對每一種進口的攝影器材進行研究，特別是在生產“仙樂”牌方鏡箱的過程中，由于試制成本高、時間長、虧蝕大。他就用“匯山”的盈利貼補研制改進工作，曾制成樣品若干，直到1947年才裝配成功200多只。

四、維納氏攝影機的社會影響

1948年夏，美國好萊塢華商著名攝影師黃宗沾來滬時，親眼看到可與美制“米契爾”攝影機媲美的中國“維納氏”攝影機，竟出自一個弄堂小工廠，十幾個工人之手，用普通的機器設備制作而成的，大為驚訝，不禁翹起大拇指，連稱“中國人了不起”，黃與鄭遂成好友，經常從海外寄來有關科技資料，給予支持。

1948年孫明經在南京主編的《影音》，第7卷第2期第1頁刊登“維納氏（VENUS）電影器材制造廠”廣告，采用中英文介紹，廠址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1026—30號，電話：36748”。工廠產品有“本廠專門制造動片攝影機、動片放映機、印片機、洗片機、各種電動機、靜片放映機、錄音機、小型攝影機、影業用各種器材”。第2頁刊登鄭崇蘭文章《自制電影攝影機經過》。

1949年7月，新中國誕生前夕，鄭崇蘭的一位至交，后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一機部副部長沈鴻同志曾致函鼓勵，認為攝影機等創制品“關于人民教育頗大，應善為處理……對提高我們人民的文化，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應當配合我國電影事業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對他研究的電影攝影機大加贊賞（圖11）。此信更堅定了鄭崇蘭為新中國電影事業作出貢獻的決心。

圖11 沈鴻部長給鄭崇蘭的信（上海電影博物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