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關系研究

冀雁龍

(1.山西大同大學 云岡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2.新疆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中國旅游業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日益凸顯,作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地位更為鞏固。全國旅游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從2014年的2.75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4.06萬億元,年均增速達5.0%。(1)2022年10月13日,《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地位更加鞏固》發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網站: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xy20d/9672/202210/t20221013_936444.htm.然而透過旅游產業蓬勃發展的現象來看,其產業規模持續增長但品質不足,致使旅游產業競爭力受到多重約束[1]。一方面,旅游增長要素效能不足,導致旅游產業效率增長緩慢,難以實現旅游產業的質效提升[2];另一方面,當前旅游要素市場存在滯后,導致要素資源在旅游產業不同部門間發生錯配,由此引發產業結構不合理的非均衡效應,不利于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3]。不難發現,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產業效率和產業結構的影響。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持續更新迭代,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2)2020年11月30日,《文化和旅游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財政部 交通運輸部 農業農村部 商務部 市場監管總局關于深化“互聯網+旅游”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文旅資源發〔2020〕81號)發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30/content_5566046.htm.?！丁笆奈濉甭糜螛I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推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及5G、北斗系統、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新技術在旅游領域的應用普及,以科技創新提升旅游業發展水平?！?3)2022年1月20日,《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的通知》(國發〔2021〕32號)發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此外,《工業和信息化部 文化和旅游部關于加強5G+智慧旅游協同創新發展的通知》指出將“探索5G行業虛擬專網在重點旅游區域、旅游企業落地部署,逐步滿足旅游業數字化轉型需求”作為重點任務之一。(4)2023年4月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 文化和旅游部關于加強5G+智慧旅游協同創新發展的通知》(工信部聯通信〔2023〕42號)發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12/content_5751000.htm.在此大背景下,數字技術逐步成為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的新動能。相較于通用技術,數字技術依托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底層技術,推動技術軌道的不斷演進[4],加快旅游產業由資源、資本等初級要素驅動向高技術、高素質人力資本驅動轉變,與此同時,旅游新需求在創新驅動中得以釋放,旅游供需在反饋與糅合中不斷提升,促進旅游業態的多元化、差異化與個性化[5],進而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由此,厘清并協調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關系尤為關鍵,在此基礎上探討二者的內在作用機制,對提升旅游產業核心競爭力、增強數字技術應用并促進旅游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已有文獻中,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研究最早來源于波特鉆石模型在旅游業的應用[6],并逐漸成為旅游學界的熱門話題。相關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內涵。旅游產業競爭力理論源自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核心在于將旅游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同時競爭優勢不斷強化比較優勢,兩者的相互作用體現出旅游產業的延續與發展能力[7]。在此基礎上,盛見指出旅游產業競爭力包含市場競爭力、潛在競爭力、外生和內生資源稟賦競爭力[8];魯小波等指出旅游競爭力可分解為資源實力、基礎實力、市場實力、環境實力等六個方面[9];李維航等分別從旅游貢獻力、旅游接待力、旅游產品競爭力、交通承載力、城市環境方面構建核心指標體系[10]。第二,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測度。較多學者基于不同的時空尺度,使用層次分析法、變異系數法、改進TOPSIS等方法對旅游產業競爭力進行測度與比較[10-12]。第三,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因素。林爽等認為城鎮化顯著促進了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1];彭聰等基于2007—2020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發現環境規制強度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呈現出先促進后抑制再促進的N型變化特征[13]。

部分學者探討了數字技術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對旅游產業的影響,并形成以下三種觀點。第一,數字技術能夠促進旅游發展。如胡優玄采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地級市面板數據分別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數字技術可驅動文旅融合[14];王俐等認為數字技術驅動的數字化通過提升人均旅游消費水平、推動旅游消費結構升級以及擴大旅游客流量賦能旅游經濟發展[15]。第二,數字技術可能抑制旅游發展。Brynjolfsson等認為,當數字技術與當地資源稟賦、基礎設施條件不相匹配時,數字技術沖擊將導致“空心化”現象,難以實現經濟增長與效率提升[16]。冀雁龍等基于2011—2020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驗證了數字基礎設施作為數字技術發展基礎引致的“索洛悖論”,可能不利于旅游經濟增長[17]。第三,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的關系呈現出非線性特征。冀雁龍等基于2013—2020年的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發現數字技術與旅游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具有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關系[18]。吳丹丹等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研究樣本,指出數字經濟對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影響[19]?？傮w來看,已有文獻對旅游產業競爭力展開了豐富研究,但關于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之間關系的分析較為匱乏,更鮮有學者利用數理方法進行實證檢驗與機制分析,具有較廣闊的探究空間。

本文將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納入同一邏輯框架,選擇省級層面數字技術指數與旅游業數據相匹配,建立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考察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效果與作用機制,以期從長期和短期視角為數字技術驅動旅游產業競爭力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借鑒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PVAR模型

借鑒Holtz-Eakin等[20]學者的研究成果,考慮到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PVAR)具有事先不對變量設定與假設研究的優勢,可用于變量間關系的預檢。故構建如下模型:

(1)

其中,i、t分別表示省份、年份,Y表示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的列向量,A表示截距項,k表示滯后階數,β表示回歸系數矩陣,μ、η分別表示個體固定、時間固定效應,ε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動態面板模型

為分析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短期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其滯后效應和紓解其內生性問題,借鑒任轉轉等學者[21]的做法,構建如下動態面板模型:

tourit=α0+γ1touri,t-1+α1digit+α2Controlit+εit

(2)

其中,tour表示旅游產業競爭力水平,dig表示數字技術,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其余變量與模型(1)相同。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技術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方法和路徑,明確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作用機制,構建如下調節效應模型:

tourit=α0+γ1touri,t-1+α1digit+α2Mit+α3digit×Mit+α4Controlit+εit

(3)

其中,M為被調節的機制變量,與核心被解釋變量緊密相關。若模型(3)中系數α3顯著為正,則表示數字技術的正向調節效應明顯。

(三)數據選擇與測度

本文選取2011—2021年中國30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5)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等因素,研究范圍未包括西藏自治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數據主要來源于2011—2021年各省區市的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EPS數據平臺。選取變量如下:

1.被解釋變量:旅游產業競爭力(tour)

旅游產業競爭力作為旅游業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更能呈現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發展潛力。借鑒林爽等[1]學者的做法,分別用產業績效、競爭潛力兩個一級指標,旅游市場績效、旅行社績效、星級酒店績效等七個二級指標,以及國內旅游接待人數、旅行社接待國際旅游人數、星級酒店平均客房出租率等四十個三級指標構建旅游產業競爭力綜合指標體系,并使用熵值法合成旅游產業競爭力指數。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技術(dig)

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其快速發展是推動數字經濟增長的關鍵。借鑒任轉轉等[21]學者的做法,分別用數字基本資源、數字互聯化兩個一級指標,長途光纜線路長度、每百人使用計算機數、企業擁有網站數等十個二級指標構建數字技術綜合指標體系,并使用熵值法合成數字技術指數。

3.控制變量

為檢驗動態面板模型的穩健性,選取與旅游產業競爭力相關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紤]到影響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因素較多,參考已有文獻[1,22],選取經濟發展(pgdp)、產業結構(ind)、技術創新(tech)、政府規模(gov)、城鎮化水平(urb)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旅游經濟水平和旅游產業競爭力;產業結構的結構紅利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越高,說明旅游經濟越發達,直接影響旅游產業競爭力;技術創新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可加快旅游產業由要素驅動的粗放型向創新驅動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成為影響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政府規模體現了地方政府的干預程度,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可能存在兩面性;城鎮作為產業發展與要素交換的空間,城鎮化水平所具有的要素集聚與空間外溢特征也會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產生綜合性影響。為避免變量的數量級相差過大,對變量取對數。

4.機制變量

為探討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作用機制,選取旅游產業效率(ttfp)、旅游產業結構(tind)作為機制變量。主要原因是旅游產業效率反映了旅游產業投入與產出以及要素配置狀況,不僅直接影響旅游經濟,而且會對旅游市場、企業以及環境有影響,從而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產生提升效應[18];而旅游產業結構描述了地區旅游產業生產過程中各行業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狀態,是旅游要素結構的必要條件,并隨著增長要素在不同行業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作用于旅游產業競爭力[17]。其中,借鑒姚旻等[23]學者的研究成果,采用非參數統計方法數據包絡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基于規模報酬不變(CRS)假設的DEA-BCC模型測度旅游產業效率;借鑒冀雁龍等[24]的做法,分別從旅游產業結構合理化和旅游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大維度,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合成旅游產業結構升級指標。所有變量的說明與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檢驗

(一)變量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導致回歸結果不準確,本文采用IPS檢驗和Fisher ADF檢驗兩種方法對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各變量均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均為平穩序列。

表2 單位根檢驗結果

(二)滯后階數選擇

在確定變量為平穩序列后,使用不同的信息準則對最優滯后階數進行檢驗。由表3可知,本文構建PVAR模型最優滯后階數為4階。

表3 最優滯后階數檢驗

(三)脈沖響應函數

脈沖響應函數是變量之間動態關系的直接呈現,可以更直觀地反映變量之間的動態作用機制。使用蒙特卡羅法模擬1000次得到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脈沖響應函數圖,時期跨度為0—15期,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脈沖響應函數結果(6)注:圖例中冒號前的變量為沖擊變量,冒號后的變量為反應變量;橫軸表示沖擊的響應期數(年度);中間線為脈沖響應函數曲線,上下兩側線為95%置信區間。

圖1反映了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之間的雙向關系。第一,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沖擊當期為0,隨后正向沖擊效應減弱并逐漸收斂,表明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長期的促進作用;第二,從當期開始,旅游產業競爭力對數字技術形成負向沖擊,第一期達到負向沖擊最大值-0.010,第二期由負向沖擊轉為正向沖擊,且在第三期達到正向響應的最大值0.010,隨后正向沖擊效應逐漸減弱直至第五期轉為負向沖擊。上述結果表明短期內旅游產業競爭力對數字技術水平具有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影響,這種作用存在于前五期;從長期來看,旅游產業競爭力會抑制數字技術水平的提升。第三,長期來看,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均對自身產生正向響應,表明兩者均存在長期積累效應。

(四)對實證結果的進一步解釋

短期來看,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尚未深度融合,即旅游產業要素結構與數字技術形成非適應性的組合,具體表現為旅游產業競爭力先抑制后促進了數字技術的發展,說明隨著旅游產業的數字化改造,旅游企業在技術模仿與自主創新中進行內生選擇。由于旅游產業技術水平與前沿面距離較遠,旅游企業發揮后發優勢的空間巨大,通過成本較低的模仿創新獲得技術進步,成為推動數字技術發展的動力。長期來看,旅游產業競爭力抑制數字技術水平的提升,反映了旅游產業本身欠缺創新溢出功能及知識創新能力不足的先天屬性[25],本質上是旅游產業要素密集度偏離經濟體要素稟賦結構,體現了旅游技術創新規模不足,未能支持數字技術發展。

此外,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且在短期內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驅動效果尤為明顯。第一,數字技術以信息與通信技術(ICT)演變為基礎,為旅游供需的信息交流與傳遞提供了媒介;第二,數字技術作為一個平臺,為數字旅游平臺建設提供可能,有助于旅游資源整合、互動與協作,為旅游業利益相關者提供暢通連接與價值創造的環境;第三,數字技術作為一項應用,引導旅游產業組織結構的柔性化與去中心化,將實現旅游產業的全面變革。盡管實證結果表明數字技術預計在第三期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正向沖擊達到最大,然而具體的影響程度與作用機制仍不明確,本文將進一步展開分析。

四、動態模型檢驗與分析

(一)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系統GMM方法進行回歸,檢驗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短期動態效應。使用Stata中xtabond2命令對模型(2)進行估計,參照黃群慧等[26]學者的做法,選取1984年各省份的郵電數量和互聯網上網人數滯后一期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過度識別檢驗結果均不顯著,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所選用的工具變量有效;二階序列自相關檢驗結果同樣不顯著,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誤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自相關。由此說明本文的系統GMM設定合理。

在此基礎上,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滯后一期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中國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當期會受到上一期的正向影響。如列(2)與列(3)所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技術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驗證了短期內數字技術驅動對旅游產業競爭力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檢驗

一般而言,良好的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系數是介于固定效應估計與混合估計之間[27-28],本文依據該思路進行穩健性檢驗。表5分別報告了混合估計(PLS)、固定效應估計(FE)和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結果。一方面,三種不同形式的回歸結果均支持了數字技術顯著促進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的事實特征;另一方面,系統廣義矩估計的被解釋變量滯后1期系數(0.635 3)恰好介于混合估計滯后1期系數(0.819 5)和固定效應估計滯后1期系數(0.279 4)之間,符合通常慣例,驗證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為盡量避免內生性問題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本文引入工具變量紓解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一方面,使用1984年各省份的郵電數量與互聯網上網人數的滯后一期的交互項作為第一組工具變量(iv1);另一方面,使用數字技術的滯后一階、滯后二階作為第二組工具變量(iv2)。表6報告了使用兩組工具變量進行2SLS的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技術的回歸系數均為正,說明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再次驗證了數字技術會顯著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結論。

表6 工具變量的2SLS回歸

(三)作用機制檢驗

為研究數字技術促進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的具體方法和路徑,本文進一步分析數字技術的調節機制,分別在模型中加入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效率、旅游產業結構的交互項,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列(2)中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效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數字技術可以通過正向調節旅游產業效率進而推動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主要原因是數字技術在旅游全產業鏈的滲透,加快要素在旅游分行業部門間流動并提升旅游要素配置效率,充分釋放要素效能,有助于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列(3)中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數字技術可以通過正向調節旅游產業結構進而推動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主要原因是數字技術在旅游業的應用,加快了旅游業的數字化轉型,實現旅游業要素結構優化與要素資源合理化配置,通過不斷釋放“結構紅利”進而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然而旅游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卻顯著為負,且通過10%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當前旅游產業結構調整抑制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雖與經驗分析不相符,但符合當前中國發展的實際,進一步證明了當前我國旅游要素市場依舊滯后,導致旅游要素資源存在錯配,不利于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進一步驗證了現階段中國要素市場存在配置扭曲的觀點[3]。此外,《“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也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各類市場主體投資旅游和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推動市場在旅游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7)2022年1月20日,《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的通知》(國發〔2021〕32號)發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這充分說明市場化、法治化、產權保護等制度環境的改善,將有效打通要素流動的“堵點”和緩解要素配置扭曲,進而發揮市場對旅游效率提升、結構優化、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同時隨著數字技術在旅游業的“賦能”與“滲透”,將成為糾正旅游要素資源錯配、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有效手段。

表7 作用機制檢驗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通過構建數字技術和旅游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利用2011—2021年中國30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基于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考察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間的長期與短期關系,系統分析其作用機制。本文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驗證了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之間存在互動關系。一方面,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產生正向沖擊并逐漸收斂,表明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長期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在短期內旅游產業競爭力對數字技術產生先負向后正向的U型沖擊,在長期內則呈現持續負向沖擊,表明短期內旅游產業對數字技術的改造由不適應向深度融合轉變,誘發旅游產業競爭力對數字技術產生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影響,而旅游產業競爭力在長期內抑制數字技術發展,說明旅游產業可能存在創新溢出功能欠缺和知識創新能力不足問題。

第二,動態面板模型驗證了中國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是一個正向逐步積累的過程,證實了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積極影響,即數字技術顯著促進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且經過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后該結論依舊成立。在此基礎上,數字技術通過調節機制不斷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即數字技術通過正向調節旅游產業效率和旅游產業結構,進而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此外,旅游產業效率提升是旅游產業競爭力提升的主要手段,而當前旅游產業結構欠缺合理則抑制了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二)啟示

數字技術驅動數字經濟代表新的發展方向,隨著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的滲透,其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會逐漸加強。從數字技術對旅游產業競爭力的長期影響與短期作用機制分析結果來看,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推動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

第一,加快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技術發展基礎。研究結果表明,數字技術對于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序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顯得尤為必要。要大力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等重點領域布局,加大核心數字技術研發投入,鼓勵并引導企業實行技術創新,為進一步提升數字技術發展水平提供支撐。

第二,完善旅游要素市場,推動旅游產業結構升級。研究結果表明,當前中國旅游要素市場依然滯后,存在要素資源錯配與扭曲。因此有必要通過完善旅游要素市場,發揮市場在要素資源配置中的關鍵作用,解決在旅游產業不同部門間因資源錯配而導致的產業結構欠缺合理問題,實現要素資源的均衡流動與產業部門間的協調發展。

第三,重視旅游產業技術創新,強化旅游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研究結果表明,在短期內旅游產業競爭力會抑制數字技術發展,根源在于旅游產業自身創新能力弱。因此應通過強化旅游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旅游產業技術創新,使其成為數字技術進步的基礎。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對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長期與短期影響效應、作用機制等進行探討,避免了分析缺失與政策偏倚。當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文以中國整體為樣本,缺少對地區異質性的進一步討論;其次,數字技術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需進一步完善,指標體系需進一步優化,不斷提高回歸結果的效度;最后,在數據可獲取的前提下,有必要將研究尺度下降至縣市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