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與親環境行為

范少貞，周衛，林翠澤，蘭思仁

(福建農林大學 風景園林與藝術學院，福州 350002)

親環境行為是根植于環境心理學的概念，指個體在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康與可持續性時采取的一系列積極行動[1-3]。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4]。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公眾既是生態保護的直接受益者也是關鍵參與者，有效引導公眾踐行親環境行為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生態基礎。森林是陸地面積最大、功能最全的生態系統，深入探究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與其親環境行為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關于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已有研究主要圍繞權衡與協同[5]、細項功能量化[6-7]與價值評估[8-9]等方面深入開展，指出森林生態系統在碳吸存、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態經濟價值。這些研究成果不僅促進了森林資源的可持續管理，還有效加強了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多維價值的認識和情感認同。感知是指個體對環境、事件或刺激的認識和解釋過程，已有研究通過量化方法揭示不同人群在社會經濟、文化和個人因素的影響下對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感知存在差異[10-13]。當個體與自然建立聯系時，可提升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增強社會對生態保護的整體支持力度[14]。但是，關于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的已有研究大多以特定區域或單一城市綠地為研究對象，提取量化難度低且公眾較容易感知到的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展開調查；在如何整體評價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方面仍未有較好的方法，更鮮有研究關注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感知度與其親環境行為之間的影響機理。根據功能的不同，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可分為供給服務、調節服務、支持服務和文化服務[15-16]。由于森林生態系統支持服務是供給服務、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產生的前提條件，很難被個體感知或評估且可能導致重復計算問題[17]。因此，從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的3個維度出發，探究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機制，為制定引導全民踐行親環境行為的環境策略提供理論依據，助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探索。

1 數據與方法

1.1 理論分析

自我調節態度理論認為，個體情緒的喚醒是在認知評價的基礎上對環境刺激的一種情感響應，這種情感響應的產生是影響個體態度和個體行為意向的關鍵環節[18]，影響路徑為“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ion)-態度(Attitude)-行為意向(Intention)”，即CAAI模型[19]。在環境行為研究中，自我調節態度理論可解釋人們如何調整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以養成更加環?；蜻m應可持續的生活方式[20]。親環境行為是個體在認知和情感基礎上的決策，存在較為復雜的發生機制?；贑AAI模型對該發生機制進行分析，可進一步厘清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如何通過情感和態度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意向。

環境風險感知[21]、環境情感[22]、文化價值觀[23]、地方依戀[24]等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個體親環境行為。其中，環境情感是“人與自然”聯結程度的主觀評估，強調了個體對環境問題與自身環境行為的心理態度[22]。相較于認知因素，環境情感對個體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25]。作為認知心理學的核心概念，承諾是指個體在認知、情感上與特定對象或群體維持關系的意愿[26]，常被視為預測行為的有效依據。環境承諾主要體現了個體為緩解環境問題作出的承諾，包含了對自然環境的心理依戀與長期指向性[27]，是推動個體踐行親環境行為的關鍵心理因素[3]。關系承諾理論認為承諾雙方的關聯程度越強，承諾水平越高[27]。因此，當具有環境情感的個體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越密切，則該個體更容易作出環境承諾?？梢?，環境承諾可由個體與環境的情感聯系產生，情感又是基于認知的心理體驗，且個體認知、情感和承諾又可影響到親環境行為。

綜上所述，基于CAAI模型，將驅動個體發生親環境行為的過程歸納為認知、情感、態度和意愿4個階段(圖1)，并提出研究假說。首先，將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視為認知評價階段的影響因素；其次，將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分別視為情感階段和態度階段的影響因素，并假設在其內部存在層次關系，即個體的環境情感會影響其環境承諾；最后，將親環境行為視為行為意向階段的影響因素。

圖1 公眾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機制模型

H1：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供給服務感知(H1a)、調節服務感知(H1b)和文化服務感知(H1c)3個維度分別對環境情感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H2：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供給服務感知(H2a)、調節服務感知(H2b)、文化服務感知(H2c)3個維度分別對環境承諾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H3：環境情感對親環境行為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H4：環境情感對環境承諾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H5：環境承諾對親環境行為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1.2 變量選取與問卷設置

1.2.1 變量選取

基于理論分析，選取親環境行為作為被解釋變量，旨在考察個體為生態環境保護而進行的行為決策，包括垃圾分類、購買綠色產品等私域行為意向以及參與環保運動等具有社會含義的公域行為意向?！癈AAI 模型指出，個體行為的改變是一個動態過程，感知水平決定了情感狀態，從而塑造態度信念，最終影響行為，可見個體認知過程在環境行為決策中具有重要作用[17]，因此選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并分別從供給服務感知、調節服務感知和文化服務感知3個維進度行評估。供給服務感知是指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提供的直接物質利益和資源(如食物、木材、藥材)的認識；調節服務感知涉及公眾對森林在調節自然過程(如氣候調控、水土保持等)中作用的理解；文化服務感知則關注于公眾對森林提供的精神、休閑、教育和美學價值的評價[15]。為了進一步揭示公眾親環境行為的決策機制，選取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作為中介變量[3，22]。其中，環境情感主要體現個體面對自然環境問題或環境行為時產生的愉悅、氣憤等情緒體驗；環境承諾旨在評估個體對自然環境的心理依戀和付出的努力傾向。

1.2.2 問卷設置

問卷設置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被測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等。第二部分為變量測量題項，共設置4個量表(表1)。鑒于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評價體系尚不成熟，因而邀請風景園林學及林業經濟管理研究領域的5名學者對量表內容的可行性進行討論，最終提出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Perception Scale，FESPS)量表。環境情感量表[2，22]、環境承諾量表[3，17]和親環境行為量表[22，28]參考已有文獻進行適當修訂。采用李克特7分制量表法衡量受測者的態度。

表1 量表測量題項設置

1.3 數據來源

2023年4月12—25日，采用自填問卷方式通過問卷星平臺進行在線調查。問卷調查時，考慮到未成年人的認知與判斷能力，篩選20歲以上成年人為對象，在微信、微博、QQ和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中邀請受訪者進入鏈接填寫問卷，通過滾雪球抽樣且開啟識別IP和地域限制，避免同一IP重復填寫問卷。共回收問卷512份，有效問卷為474份，有效率為92.6%。有效問卷分為兩部分處理，第一部分先隨機抽取100份問卷，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對FESPS量表的測量題項進行降維提取公因子，以公因子的特征值1.0以上、測量題項的因子負荷量0.5以上作為判斷標準，探究FESPS量表的結構維度；第二部分為剩余的374份問卷數據，用于分析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環境情感、環境承諾以及親環境行為4個變量間的關系。

1.4 數據處理

結構方程模型在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變量時，通常需要的樣本量是測量題項的5～10倍，反映出其對樣本數量和分布有更高的要求[29]。此外，結構方程模型的主要優勢是通過考察微觀個體外部表現來探究其心理概念內在規律，且允許使用參數控制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的測量誤差，從而解釋多個潛在變量之間復雜的結構關系。因此，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機制。

1.4.1 對量表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及檢驗

針對FESPS量表采用主成分分析與最大方差旋轉法，設定特征值大于1，對樣本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各題項因子負荷量均大于0.5。其中，“森林為人們提供了戶外休閑和娛樂的場所”(X4)和“森林能通過植物或土壤凈化水源，保持水質的清潔”(X8)具有較高的交叉因子負荷量，無法判別隸屬于哪個因子。在逐一剔除這兩個題項后，再次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FESPS量表的3個穩定因子結構，分別為供給服務感知、調節服務感知、文化服務感知，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74.042%(表2)。根據信度檢驗結果，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整體量表及3個因子的Cronbach’sa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可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表2 FESPS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與信度檢驗

1.4.2 構建結構模型對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路徑進行參數估計

結構方程模型包含2個部分，其中測量模型[式(1)～(2)]是基于因子分析能夠體現潛在變量與相關測量題項之間的關系；結構模型[式(3)]是基于回歸分析表示潛在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X=Λxξ+δ

(1)

Y=Λyξ+ε

(2)

η=βη+Гξ+ζ

(3)

式中X為外生觀測變量；Y為內生觀測變量；Λx和Λy為觀測變量的因素負荷矩陣；δ、ε為測量誤差；ξ表示外生潛在變量；η表示內生潛在變量；β為內生潛變量之間的路徑相關系數；Г為外生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的路徑相關系數；ζ為結構模型未能解釋的部分。

綜上所述，為了確保所用的量表在統計學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并驗證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對親環境行為影響的內在機制。首先，通過AMOS 23.0對測量模型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檢驗。其次，構建結構模型對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路徑進行參數估計，并對結果進行統計顯著性檢驗及模型的適配度檢驗。最后，通過Bootstrap抽樣法(2000次)進行定義估計(defined estimates)以檢驗環境情感與環境承諾的中介效應是否顯著。

2 結果與分析

在有效樣本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占52.9%(198人)；年齡以21～35歲為主，占59.9%(224人)、36～50歲次之，占23.5%(88人)；受教育程度方面，大?；虮究普急茸罡?6.4%(211人)，高中或中專占21.1%(79人)，碩士及以上占16.0%(60人)；受訪者職業分布中，學生占31.8%(119人)、企業職工占24.3%(91人)、政府或事業單位職工占15.8%(59人)；受訪者月平均收入水平中，低于3000元占30.5%(114人)、3001～6000元占22.7%(85人)，說明樣本數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度檢驗的結果顯示：FESPS量表的供給服務感知(0.836)、調節服務感知(0.789)、文化服務感知(0.855)以及環境情感(0.891)、環境承諾(0.892)和親環境行為(0.882)的Cronbach’sa系數值均在0.70以上，表明各量表內在一致性較好。測量模型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3)表明，一方面各測量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STD)均大于0.6，且通過t>1.96的顯著性檢驗，即量表中的各題項均較好地反映其所在的維度，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值均在0.5以上，且組合信度(CR)均大于0.8，進一步表明樣本數據的收斂效度較好。另一方面，各變量AVE值的算術平方根均大于變量間的相關系數，體現出潛在變量間良好的可區分性，即判別效度符合要求(表4)。結構模型的適配度分析顯示：χ2/df值為1.403，RMSEA值為0.033；絕對適配度指標(GFI、AGFI)與增值適配度指標(CFI、NFI和TLI)均大于0.9，符合檢驗標準，可進一步運用極大似然法(ML)對構建的結構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驗證研究假說是否成立。結構模型的標準化路徑系數(β值)及顯著性(p值)檢驗結果顯示(表5)，假說H2a和H2b的影響路徑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假說不成立，其余假說均得到驗證。逐條剔除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假設路徑，得到修正后結構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如圖2所示，各潛在變量(η1、η2、η3)的R2分別為0.363、0.581和0.650。

表3 測量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表4 潛在變量的判別效度檢驗

表5 結構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

說明：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2.1 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正向影響環境情感

結構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的供給服務感知、調節服務感知和文化服務感知均能直接正向影響環境情感(β=0.212，p≤0.01；β=0.281，p≤0.001；β=0.205，p≤0.01)，即研究假說H1成立。該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個體對環境事物的認知是情感喚醒的重要前提[22]。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本質是森林對人類福祉的直接和間接貢獻，其所蘊含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屬性有助于個體感知和評價從森林生態系統中獲得的利益[10]。具體而言，森林生態系統通過提供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清新的空氣、美麗的景觀和身心健康效益等方面的服務，對個體的生態價值觀念產生積極影響，這些影響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深厚的情感聯系。值得注意的是，森林生態系統供給和調節服務所提供的物質效益更直接、更顯著地滿足了個體的基本需求，因此在影響環境情感方面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

在森林生態系統供給服務中，受測者對野生動植物生境(X3)的感知的最高，對生產物質原料(X1)的感知最低(表3)，這表明隨著美麗中國建設的全面推進，社會公眾對自然生態的認識產生重大轉變，更加注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護。此外，有學者認為對于木材等生產原料，人們可能更容易將其視為自然資源，而不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30]。在森林生態系統調節服務中，受測者對凈化空氣并吸收二氧化碳(X5)的感知最高，其荷載值也最大，這可能是近年來溫室效應加劇、極端氣候頻發等環境問題在社會中引起廣泛關注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通過綠色發展增加森林碳匯能力是提高森林生態系統調節服務總效益的重要內容。

2.2 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感知正向影響環境承諾

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與環境承諾之間影響關系的驗證分析結果表明，僅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的文化服務感知這一潛在變量能直接正向影響環境承諾(β=0.168，p≤0.05)，即研究假說H2c成立，該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前人的研究結果[17]。相較于供給和調節服務，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相關的活動，如休閑徒步、自然教育或觀鳥攝影，常常能增強個體與自然之間的情感共鳴，這種情感聯系增強了個體對環境保護的內在動機，被視為環境承諾形成的重要基礎。此外，在森林生態系統服務中，公眾對文化服務的感知最高(表3)，表明文化服務通常具有可視性與可訪問性，這種直觀的感知和體驗可能比抽象的生態系統服務(如氣候調節等)更容易滿足個體在美學和精神上需求，同時也能增強對生態系統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促進環境承諾的形成。

在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中，受測者對森林環境能夠緩解壓力(X9)的感知最高，這凸顯了森林作為城市居民遠離城市喧囂和日常壓力場所的重要性與必要性[31]。此外，公眾對原住民文化和歷史遺產(X10)的感知最低，其荷載值也最低，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32]，即農業重要性的降低以及與傳統文化有關的森林習俗的消失，已威脅到人們對森林歷史價值的認知。

2.3 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正向影響親環境行為

對環境情感、環境承諾和親環境行為三者關系進行驗證分析。結構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圖2)，環境情感與環境承諾對親環境行為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說H3和H5成立，該結果進一步拓展了前人關于親環境行為內在形成機制的研究[2，17]。此外，假設路徑“環境情感(η1)→環境承諾(η2)”的檢驗結果表明，環境情感對環境承諾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說H4成立，該結果符合關系承諾理論提出的觀點[27]。環境情感是對自然環境的情感反應(包括熱愛、尊重和關心等)，可以促進個體形成更強烈的環境承諾，即對環境保護的內在動機和責任感，從而加強持續踐行環保行為的意愿和決心。相較于環境情感，環境承諾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更大。究其原因，環境情感可能更多地影響態度和意愿，容易受到情境變化或短期心理狀態的影響；然而環境承諾往往涉及到具體而長期的行動計劃，在實際決策中能夠更直接地影響個體的行為選擇。

在環境情感中，受測者對媒體報導的環境問題感到憤怒(Y3)感知評價最高，這體現了新聞媒體在驅動環境情感和環保意識的重要作用。在環境承諾中，受測者對為保護自然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Y7)感知評價最低，然而其荷載值最高。一方面，改變生活習慣通常需要大量的時間和持續的努力克服根深蒂固的日常行為模式，且這種習慣的改變往往會帶來各種不便，例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會花費更多時間。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面對“大”而“遠”的全球環境問題，個體即使對自然環境有較高的同理心，往往也會感到無力或挫敗，從而降低改變生活習慣的意愿[3]。與之相對的是，生活習慣的改變能夠直接影響個體的環境足跡，是最直接和具體的環保行動，其重要性不容小覷。

2.4 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通過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間接正向影響親環境行為

將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作為中介變量進行Bootstrap檢驗，結果表明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對親環境行為影響的總效果顯著存在，其中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的中介效應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表6)。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作為抽象的認知變量，需要通過環境情感或環境承諾等更為表層的情感態度變量才能對親環境行為產生積極影響[33]。研究結果進一步驗證了經典的CAAI模型，豐富了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的理論模型。在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中，供給服務和調節服務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路徑僅有兩條，而文化服務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路徑有3條，即存在以環境承諾為中介變量的影響路徑，因而“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感知(ξ3)→親環境行為(η3)”總效應的標準化估計值最大(表6)，表明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的感知評價與親環境行為的內在聯系更為緊密。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感知是人們在森林環境中進行深層次體驗互動的結果，能夠更直接地激發個體對自然的深厚感情，這種情感共鳴有利于培養環保意識，并將其視為社會文化和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從而將長期承諾轉化為具體的環保行動。

表6 結構模型中介效應檢驗

在親環境行為中，公眾對在日常生活中購買環保認知產品(Y9)的感知評價最高，對為環保組織捐款(Y13)的感知評價最低。這表明與需要付出金錢和時間的公域親環境行為相比，公眾更愿意選擇通過改變自身購物習慣或生活方式的形式來踐行親環境行為。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調節服務感知、供給服務感知與文化服務感知均對環境情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對環境承諾的影響關系中，僅文化服務感知會導致環境承諾的差異，而其他維度沒有顯著影響。環境情感直接或通過環境承諾顯著正向影響親環境行為，其中環境承諾對親環境行為的直接影響程度更大。環境情感和環境承諾在公眾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與親環境行為之間起著關鍵的中介作用，其中文化服務感知對親環境行為影響的總效應最大。

3.2 建議

3.2.1 優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供給并增強公眾的感知水平

一方面實施可持續森林管理，如推動森林碳匯項目，結合遙感技術和地理信息系統(GIS)等現代科技，監測森林覆蓋變化，評估森林生態系統碳儲量，從而有效指導森林管理決策，提高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質量和效益。此外，應重點強化森林生態系統的文化服務，尤其是要滿足公眾的健康恢復需求，提供不同類型、深度的森林康養項目，這是提高森林生態系統文化服務供給質量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應采用多元化傳播策略，以短視頻或圖文等形式，普及森林生態系統各項服務的價值；同時在不同類型的森林旅游地中，建設生態科普平臺，完善科普宣傳設施，以增進公眾對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理解和保護意識。

3.2.2 深化公眾對自然的情感連接和責任感

為有效加深公眾對自然環境的情感聯系和環境責任感，一方面可以通過廣播、電視和網絡平臺等公共媒體展示因環境破壞導致的負面影響，以及環保行動帶來的積極變化，增強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的同時利用真實案例和故事來激發公眾的情感共鳴。另一方面，從城市森林建設角度，應營建更多公園綠地和社區花園并以生態走廊進行鏈接，減少公眾與自然環境的空間距離，創造更多接觸自然的機會；同時鼓勵和支持社區參與本地森林的保護和管理活動，如植樹造林、清理森林垃圾等，通過實際參與的過程增強公眾對森林的情感聯結。

3.2.3 促進公眾形成長期的環境承諾

環境承諾是個體定期而持續地參與環保實踐的結果，降低公眾改變生活習慣的心理和物理障礙是增強個體環境承諾的關鍵。在政策層面，建立支持環境保護的社會獎勵機制提高公眾參與環?；顒拥姆e極性，如環保積分獎勵、節能產品的補貼和公共交通的優惠，增強公眾對環境的責任感。在決策層面，通過建立平臺或論壇，讓公眾參與到森林生態系統管理和保護政策的討論和決策過程中，增加他們對環境保護措施的認同感和承諾。在城市規劃層面，進一步提高公共交通系統的便捷和舒服性，提供更多易于訪問共享單車站點，從而鼓勵公眾減少私家車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兒童時期是培養個體環境承諾的關鍵階段，其中自然接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小學校等教育機構應積極組織森林研學、自然教育等戶外活動，有助于培養孩子們對自然的興趣和尊重，從而促進更廣泛和深入的親環境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