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飲酒》（其五）：愜意還是嘆息

■ 李安軍

統編八年級下冊收錄了陶淵明《飲酒》（其五）一詩，末尾兩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到底五柳先生有什么不便明說的“真意”呢？

一、由“明”而“潛”的內心掙扎

陶淵明以“不為五斗米折腰”名傳千古，但其間有著曲折的過程，并非一開始就能這樣棄官不居、瀟灑離去的。陶淵明年少時是個熱血青年，積極仕進，想要有一番作為。有三方面因素影響：其一，志向。年輕時血氣方剛，有好兒郎志在四方的豪情壯志，他的《雜詩》中有清晰體現：“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逼涠?，家世。陶淵明的曾祖父是東晉柱國之臣大司馬陶侃，與權傾朝野的王家、謝家平起平坐。陶侃之后，陶家雖然衰落，甚至遭到政敵庾家的迫害，但陶家仍有后代活躍在政壇，比如陶淵明的叔叔陶夔官居晉安郡太守，若不是意外遇難，能夠更加顯達。陶淵明十分敬佩曾祖，也有政治資源，因此進入官場的愿望和條件都具備。其三，才華。學而優則仕，這是古代讀書人的普遍心態，無可厚非。

然而，即便條件這么好，陶淵明的入仕之路卻意外的十分坎坷。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陶淵明的出仕處女秀是任職會稽內史、鎮軍將軍王蘊的參軍。此時的他剛剛20 歲，風發正茂。但不幸的是，王蘊當年就去世了，陶淵明不得已失官返鄉，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中感嘆“弱冠逢世阻”。此后五次入仕，都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比如第二次是29 歲時任江州祭酒，“少日”，就因為不堪吏職，自解歸隱，前后沒干幾天。后幾次也基本干不到一年，特別是41歲時，最后一次任彭澤令，做了80 來天，就掛冠而去，徹底歸隱。但其實在其40 歲時，陶淵明仍有建功立業的追求的，在《榮木》詩中說：“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币虼?，41 歲是其分水嶺，半生激進，半生恬退，到了寫《飲酒》（其五）的時候，已經歸園田居多年了，早年的浮華逐漸淡去，但是未必不留痕跡，所謂“欲辨已忘言”，內心仍有不甘，但只是深埋不露罷了，就像《歸去來兮辭》中說的那樣：“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毙闹杏幸欢ɡ⒕沃?，歸隱畢竟不是出家，還達不到看破紅塵、了無牽掛的地步。

二、歸隱的性格使然與歷史必然

很顯然，陶淵明的歸隱是一個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就其性格而言，也有一定的兩面性，就看哪方面占優而已。一方面，在輝煌家世的激勵下，陶淵明年少時就有大展宏圖的強烈愿望，尤其對曾祖陶侃是敬佩有加，視為榜樣。在《命子》中既表達了敬仰之情，又抒發了重振家業、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因此，屢敗屢戰，先后六次踏入仕途，雖然并無大的建樹，但希望被重用的心思還是沒有泯滅。另一方面，畢竟陶侃相距已遠，君子之澤，三代而斬，到了陶淵明這里，已經是第四代，余威所剩不多了。特別是遭受政治打擊后，陶家數代難有起色，加上受當時談玄風氣影響，家族中恬淡虛無的氣候也比較濃。陶侃的一個孫子陶淡，拋家舍業跑進深山當了隱士，外祖父孟嘉也是“沖默有遠量”。從小受長輩們影響，陶淵明也有一定的避世思想，只不過年少時表現不明顯，進入官場后，就立即顯露出來了。在家書《與子儼等疏》中自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不愿屈身長官，因此六次出仕，三次主動辭職。如此反復，就是內心斗爭的結果，最終徹底歸隱勝出。

退一步而言，假使陶淵明不想歸隱，一門心思想干一番大事業，是不是可行呢？很可惜，已經沒有其曾祖那樣的歷史機遇了。陶侃建功立業時，尚在東晉初期，天下雖然動蕩，但仍尊司馬氏為正統，全力撥亂反正。因而擅長軍事的陶侃得到了王、謝、庾等世家大族的支持，能夠發揮才能，獲取高位。到了陶淵明所處時期，已經是東晉晚期了，各大勢力你爭我斗，不再是維護司馬王朝統治，而是想取而代之。作為具有儒家忠君思想，繼承曾祖遺志的陶淵明是不能接受的。他先在桓玄府中用事，發現苗頭不對，立即改投到劉裕帳下，以為能復興司馬氏。誰知劉裕反而是司馬王朝的葬送者，很快又辭官退出了。另外，陶淵明優勢在文才，在注重武將的亂世，想要一展宏圖，希望很渺茫。因此，世道在陶侃時，尚有可救之處，到了陶淵明的時候，已經是無藥可救了。作為一介文人，無力回天，只能“窮則獨善其身”，以酒澆愁了。

三、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終極歸宿

到了寫作《飲酒》（其五）的時候，開篇就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其實，陶淵明對于功名還是有所惦念的，并非離群索居，而是仍在熱鬧的人群中。只不過，為官之時的紛擾已經沒有了。這里的車馬絕非鄉村運載農作物的車馬，而是達官貴人的乘輿，或者朝廷征召的信使。但是，這種嘶鳴聲已經沒有了。從心理學上講，惦記什么才會想起什么，不管是肯定還是否認，這里強調“無”，實則希望“有”。在那個時代，確實有通過隱居達到引起外界關注，從而名聲鵲起，被朝廷征召的情況，比如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但那都是老黃歷了，時代不同了。陶淵明隱居時，司馬氏王朝正在覆滅，后期更是劉宋朝廷了。即便朝廷想起他來，他也不會再去了，畢竟過不了忠于前朝的坎，已經改名為“陶潛”，就該一直“潛”下去。為了聊以自慰，后面緊跟一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毙乃家呀涍h離官場了，自然就沒有那些以往常見的車馬了。正是這種略帶焦躁的心理作用下，才需要后面四句閑淡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來中和，才能達到心理平衡。

其實，若是陶淵明愿意再出山，以他的家世和才氣，多次官場歷練積累的人脈，并非沒有機會。假如能與其他人一樣和光同塵，主動歸順劉宋王朝，征召的車馬隨時都有可能疾馳而來。王導曾孫王弘對他很是敬仰和欣賞。任江州刺史時，“嘗以酒饋陶淵明”，兩人過從甚密，謀個一官半職是不難的。還有太尉參軍殷晉安、始安太守顏延之等，都是推心置腹的至交，而且大權在握，稍微點個頭，被引薦入仕，就是一念間的事。但最終為什么沒有成行，確實“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種“真意”，就是一種落日余暉般的蒼涼心境，是一種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看透心態。面對動蕩詭譎的時局，不能扭轉乾坤的無奈，心中追尋先祖榮光的夢想已經淡去。既然如此，只能詩酒流觴，快意人生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飲酒》（其五）詩中所展現的文人風骨是作者歷經波折后的深刻體味，是個體生命與社會大背景相互激蕩作用后的最終沉淀。這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快意，也是在磨去入仕企念后，自身心性得到徹底解脫后的真情愉悅。盡管內心也有過掙扎與糾結，但在最終的歸宿抉擇上，還是遵從了內心的終極愿想，達到了人生境界的新躍升。這種具有鮮明陶氏風格的超脫，對于現時代面臨各種心靈困擾的人們，也是很有啟迪和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