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學的十個特征
——《什么是好大學?》研讀*

張 煒

（西北工業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陜西 西安 710072）

2018 年，讀到鄔大光教授的文章《什么是‘好’大學》［1］，很受啟發和教育，特別是作為同齡人和同一屆大學生，有幸一同親歷和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黃金”發展期，因而與鄔老師有很多同感和共鳴。 最近，認真拜讀他惠贈的《什么是好大學?》［2］一書，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啟示，也有了把讀書筆記整理出來的沖動。鄔老師對于好大學“秉持了若干信念”，也是好大學應該具備的特征［2］31。 教育的關鍵在人，“好”大學的關鍵也在于“培養出一流人才”，吸引“更多的大師”［2］58，擁有和培養出優秀的人、杰出的人、出類拔萃的人、社會和經濟需要的人，即鄔老師所描述的“好”大學十個特征所對應的人。 本文以上述特征為框架，圍繞書中內容，并結合對他其他文獻的研讀，來總結和歸納讀后感。

一、培養人

培養人是鄔老師在書中講得最多的內容，他強調“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2］187，“學校的核心功能是培養人，育人功能是第一位的”，這也是“學校區別于醫院、工廠的關鍵屬性”。 他認為，“好大學與人才培養尤其是本科人才培養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是“好大學的歷史特征、基本特征，也可以說是本質特征”［2］25，是一流大學的“根基”。 因此，學生是好大學的“根本依靠”，也是“‘好大學’建設的應有之義”［2］56。

鄔老師指出，“人才培養的基本問題，就是用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去培養學生”，使得培養出來的人“在知識和技能上”得到提高，這要在“一定的教學環境和模式中完成”，要“以育人為中心”和“以教學為先”［2］55-60，不斷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 同時，“教育與質量概念相向而行”，且提法不斷拔高，如“質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線、永恒原則、核心競爭力等”。 他還以“雪線”來形容高等教育質量的底線，強調“教育質量標準建設是提高教育質量的基礎工程”，但“教育標準的設立一定要遵循教育規律”，要“守住高等教育質量底線”，就必須“強調質量本身的目的性和質量主體的內在自覺性”，使得質量文化與“教育規律真正潛移默化地走進每一個辦學主體的思想和行動之中”［3］。

二、改變人

培養人的過程也是改變人的過程，“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能夠改變學生命運的大學”［2］31。 鄔老師指出，“對個體而言，上大學可以改變自己的地位”，但其價值應該是“改變人的品味和精神”［2］56。 他以湘西的“火炕屋”來比喻改變人的“熏陶”過程，形容大學及其“場所文化和精神”，主張“充分把握學生入校以后的熏陶”，“從‘滿堂灌’的‘烤’到‘潤物細無聲’的‘熏’”，從辦學到理念、心態、環境、環節和方式等方面進行系統轉變，努力“建設一個富有學術場所精神、能夠對學生產生熏陶作用的大學”［2］202-208。

鄔老師指出，“大學只有改變了自己，才能改變學生的命運”［2］31。 為此，他強調大學的精神血統和文化命脈，推崇紐曼的《大學的理想》，贊揚“潔身自好甚至孤芳自賞、因循傳統的‘象牙塔’精神”［2］189-190；但同時也認為“任何社會組織必須回應社會需求才會產生并存在”，這一點“大學也不例外”［2］197。 近期，鄔老師對這個問題又進一步強調，“除了基礎研究和拔尖人才培養，大學內部的諸多活動都應該從需求側的角度進行考量，”包括“從‘需求側’的角度研究‘供給側’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從需求側的變化調整供給側的資源配置”［4］，使得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更好地適應和跟上需求側的變化。

三、一流人

如果說培養人、改變人是所有大學的特征，擁有和培養出一流人才，則是好大學的重要特征?！按髮W的發展目標在變，做大、做強，國際上知名、世界上較有影響、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等”，這些目標的實施和實現必須靠一流人才。 因此，一流大學要有一流的學生、一流的教師、一流的服務工作人員、一流的校長，并成為“知識精英匯集追求真理的場所”［2］36。 即一流大學要選拔和培養造就一流的人才，“要有一流的師資，……校長一定要有開先河的創舉”［2］242，還要有自己的學派［2］293。

在書中第二部分“好校長與好老師”中，鄔老師用五篇文章介紹了五位我國高等教育界的先賢，一是“刻畫了三位個性鮮明的中國大學好校長形象”［2］5，他們是：具有深邃的大學理念、高超的領導技巧、踏實的做事風格、兢兢業業奉獻終身、充滿智慧和人格力量，且將人格和?；耆跒橐惑w的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先生［2］65-73；廈門大學的實際創校校長，“傾其睿智才學，運籌操勞”，“堅守文化立場”和“著力營造文化育人”氛圍的林文慶先生［2］74-98；以及心系祖國和家鄉，執著的民辦大學創辦人，仰恩大學的創辦者吳慶星先生［2］99-115。 二是回憶他本人的兩位導師，也是他“心目中的好老師模樣”［2］5，即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拓荒者、深耕者、捍衛者和掌舵者潘懋元先生［2］116-141，稱贊“他身上所體現的高等教育學科符號、理論符號、國際符號、大師符號等”，承載了一代學者的追求和夢想，彰顯了“中國教育家”的精神氣質［5］；“明師以誠”“畢生化育”、《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總詞條起草人李放先生，稱他為“將教育理論付諸教育實踐，將教育理念轉化為育人之道”的當代著名教育家［2］142-162。 “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學的形成，都至少有過一個知名的大學校長”［2］42。 書中多次提到我國歷史上知名大學“精神領袖般的校長”，贊揚他們的“人格魅力、厚重學養、儒雅風貌、言傳身教，在潛移默化中對師生員工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清華大學的梅貽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浙江大學的竺可楨等［2］78。

書中也多次提到一些美國大學的杰出校長，如“艾略特之于哈佛，哈欽斯之于芝加哥大學，梵海斯之于威斯康星大學”［2］66；斯坦福大學的喬丹、康奈爾大學的懷特、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吉爾曼、密西根大學的塔潘等［2］254。 書中四篇美國大學的旅記中，每篇都專門介紹該校著名的校長。如“哈佛之旅”的第二節就題為“哈佛的校長們”，列出了截至發文時的29 位校長，特別是專門介紹了艾略特校長上任后的一系列改革和博克校長領導的多項創新［2］242-247。 在“伯克利之旅”中，介紹了科爾和田長霖兩位校長，將前者稱之為“美國著名教育改革家”和“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的重要人物”；而田校長則是“美國大學史上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他“全力維持伯克利在師資和學術上的杰出地位， 堅持多元而卓越的治校理念”［2］261-263。 在“芝加哥之旅”中，強調“大學校長發揮的作用和芝加哥學派的形成是芝加哥大學取得成功的關鍵”［6］，并介紹了被譽為“芝加哥大學之父”的首任校長哈珀，他“把所有的熱情投入到無情的引進有才能的教師、學生和管理者中”，在他英年早逝的身后“留下了一所偉大的大學”；將第五任校長哈欽斯稱之為該校歷任校長中“始任最年輕、任期最長，也是最具影響力且最具教育情懷的一位”，是美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永恒主義教育哲學流派的代表人物”［2］290-293。 在“密西根之旅”中，介紹了他與柯爾曼校長的“多次接觸”，所感受到的“大學校長對一所大學承擔的責任”，以及“她對一流大學形成路徑的認識”、“主要貢獻”和“辦學理念”［2］299-300。

四、領跑人

好大學不是陪跑人、跟跑人，而是領跑人，“一定是能夠領跑的大學”［2］32。 2023 年10 月11日，鄔老師在微信朋友圈的“一天一畫”中發了一幅名為“笑看輸贏”的漫畫。 畫中有四人“跑圈”，“我”在內圈與外圈的一人并排跑，另有兩人分別在“我”前后奔跑。 圖中的文字為“向前看我是跟跑，往后看我就是……”，文字說明為“跟不跟跑，那是我的權力；領沒領跑，需要別人愿意；至于并跑，偶遇不必竊喜”，令人印象深刻，也對他關于“領跑的大學”有了新的感悟，建議本書再版時可以從“一天一畫”中挑選插畫。

“在新的時空背景下解讀或重構大學理想和理念，必須考慮使‘經典’與‘現代’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保?］“好”大學總是在引領發展，而不甘于落在時代和同行的后面。 鄔老師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幾所領跑的大學，首先就是他四次到訪過的劍橋大學，贊許該校為“一所歷史悠久、底蘊厚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學”，分析了古老劍橋的變遷與轉型，把該校的特色凝練為“教養結合的導師制、特色鮮明的學院制、卓越有效的組織轉型、自然而然的儀式感以及知易行難的劍橋之經等”，將其當做“一流大學的偶像”，并歸納出若干成功要義，如一流大學要有貴族氣、繼承味兒、底線文化、硬件標配、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以及“集體默契、文化自信和魅力”與批判性思維的訓練［8］。鄔老師關注哈佛大學30 余年，對該校的感悟良多。 一是兩次拒絕授予美國總統榮譽學位的底氣。 二是對于教育公平的立場，如在歷史上首次招收黑人學生的勇氣，以及新校長上任伊始對于家庭中第一個大學人的關注。 三是哈佛的辦學文化（本文后面有專門介紹）。 他強調，“過去一百年是哈佛騰飛的階段，也是世界一流大學形成的重要階段”，這一百年“不僅是哈佛大學的發家史，也是許多美國大學的發達史”，同時也恰是“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時間”［9］，將一所大學的發展與命運與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鄔老師兩次在密西根大學參加培訓，其中一次的內容涉及“辦學理念、發展戰略、管理體制、籌資體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重大問題，使得他有機會直接向該校的校長、教師和高管請教和交流，使其“對美國大學的管理有了深刻認識”［2］26。 他詳細介紹了該?！皠撛?、交流、保存和應用知識，并培養挑戰當下和充實未來的領袖和市民”的大學使命［2］298-301。

鄔老師描述了“前車扎轍”與“后車蹈襲”的自然規律，指出“前車之轍，是歷史的因果聯系的結果，但后車蹈襲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認為大學“只有走出自己的‘轍’，且有‘后車’跟隨，才能稱得上引領”［2］200。 他強調，“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中國已經有了底氣和自信心”［10］，并希望我國的好大學“在學習借鑒西方教育經驗的同時，盡快走出自己的路，且能夠影響世界”［2］32。 鄔老師還用“車轍”來形容大學文化的傳承與吸收，認為“在文化變遷過程中，那些模仿外來文化和大學的大學”，都“面臨著內外部兩種文化‘撕裂’或‘張力’中”的兩條“轍”：“一條是外來文化中的大學的‘前車之轍’（也可稱之為‘楷模之轍’），另一條是本土傳統文化中曾經有過的傳統或舊式的‘大車之轍’”；呼吁要“走出中國自己的‘大學之轍’”［2］193-201，就是強調要守正創新、彎道超車和開辟新賽道。

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國外“好”大學光鮮表面背后的陰影及走過的彎路［11］，既要避免“南轅北轍”和“離轍翻車”，也要防止路徑依賴和“蹈襲覆轍”［2］197-200，走出自己的路，也給別人留下轍。對此，鄔老師近期又專門連續發文，一是討論中外大學轉型發展的比較，認為“我國大學轉型發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僅要擺脫以往的路徑依賴，更要從制度尤其是文化層面深入探討轉型的中國模式和經驗”［12］。 二是強調，“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一個大國的高等教育，只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與歷史的沃土，其高等教育現代化之樹才能根深葉茂，保持常青?！保?3］三是指出，“我國作為‘后發外生型’國家，為實現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既需要學習西方高等教育經驗，更需要扎根中國大地，通過‘本土化’改造推進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14］。 四是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提出了我國高等教育在普及化進程中應給予預警和重新建構的若干問題”，而“預警本身就蘊含著我國高等教育應對這些變化、實現轉型發展的解決方案”［15］。

五、文化人

文化和精神是書中頻頻出現的詞匯，特別是第三部分“大學的符號”，就“集中在大學的歷史印記與文化符號層面”［2］4。 “一個大學的人文關懷如同空氣、陽光和水一般，不可或缺”，要注重“培育大學精神和文化”，使得大學“充滿人文關懷，強調對人的理解、尊重、關心和愛護”，并在書中兩次強調：創建一流大學的過程，“就是培育大學精神和文化的過程”［2］27，320-321，認為“好”大學應該有“文化底蘊，引領社會，引領潮流，引領未來。 大學的文化才是一流大學的靈魂所在”［2］29，要“從精神和文化層面來建立一流大學”［2］35。

鄔老師指出，“從表象來看，支撐一所好大學的是制度，其本質則是文化，是融在制度里的文化”。 因此，“大學的發展，表面是制度，背后是文化”，好大學“一定是制度與文化有機結合的大學”［2］26，而“制度只有成為文化，成為學術共同體的自覺行為，才有生命力”［2］32。 同時，一所大學從理念上升為制度［2］8，再進一步形成制度文化，必定經過“長期的、激烈的博弈。 如果大學無法實現從制度到文化的過渡，完成制度與文化的一體化，任何制度都會顯得蒼白”［2］27。 另外，“大學里的那些不成文的規定或規矩”是一種大學的“隱形制度”，也是大學文化的組成部分，“體現著對大學組織和大學文化的認同”，體現著大學精神［2］49-50，并與斯文、建筑、鐘聲、車轍、火坑屋、雪線等一起，構成了“好大學”的“軟文化”，洋溢著大學“永恒不變的精神和氣質”［2］353。

斯文是“大學的一種組織文化和道德寄托”，它所“賦予大學的內涵是全面而深刻的”［2］70。 在2012 年“永遠的校長”一文中，鄔老師贊揚梅貽琦校長“寡言慎行、剛毅穩重、木訥仁愛”的性格和品行［16］，以及他“厚德載物，止于至善的理念”中所蘊含的“斯文的內在精神”［2］67。 2016 年，鄔老師又專文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探尋斯文的“淵源與意蘊”——“天道”，強調“教育便是斯文”，不僅與中國“古代書院休戚相關”，與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的“精神氣質”相通，而且現代大學成員“要有斯文人格”，更要“培養出具有斯文理想的學者”，把斯文“內化到學生和教師身上”［17］。

說到梅貽琦先生，都會記得他的“大師”“大樓”論，并以此警示辦學者，辦好一所大學的關鍵，在于擁有好老師和培養出好學生，而不僅僅是空有若干“大樓”。 這對于快速擴張期的大學是一記棒喝，喚醒了多少寄希望單純依靠硬件做強大學的夢想，但對于“大樓”的育人功能也需加強研究，特別是多年來贊美國外大學“好大樓”的文獻不少，但大多都會有意無意地回避涉及國內高校的“大樓”，或者一味批評國內大學的新校區建設和改善辦學條件等舉措，將“大師”與“大樓”片面地對立起來［18］。

鄔老師令人信服地將“大樓”與“大師”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將校園文化和教書育人融為一體，認為“大學與建筑是相通的，大學需要‘建筑的眼睛’，大學的建筑也同樣不能缺少‘大學的表情’。二者情理相通，虛實相鑒”［2］184。 他主張，應“探討大學與建筑的聯系，在品味建筑意蘊、參悟大學之道的同時，思考當下大學的發展，倡導‘場所精神’”［19］。 他發現，“大學與建筑之間不僅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而且有著共通的話語體系”，并且“體現的都是一種理念”。 他強調，好大學的建筑“充滿著理想和建構主義的熱情”，也是“體現大學的理念和大學氣質的載體，呈現出教育的價值和意義”，還是“大學的歷史見證、實力見證和辦學理念見證”，體現出大學的“歷史與文化，乃至精神和氣質”。 因此，好大學的建筑，已經不是一個建筑物的概念，不是簡單的一個“大樓”，“而是一種文化和氣質”，能夠催人“讀書、思考、聯想”，激活人的靈感、創造力和批判精神，也“有助于培養學生和教師對母校的認同感，不僅僅是在校期間認同，而且是永恒的認同”［2］175-184。

鄔老師在書中描述了在廈門大學校園里所能感受到的“歷史脈動”和“辦學理念”，以及“創建者的遠見卓識”［2］182；仰恩大學的“建筑風格和整體設計”以及“校園規劃”，特別是吳慶星先生關于“大學是千年大業，大學建筑是藝術，首先要美觀，莊重大氣，讓人百看不厭；其次才是使用；最后才是經濟”的觀點［2］101-102。 他在書中多次介紹國內外大學的建筑和校園，包括對于劍橋大學“古樸典雅的建筑馥郁中世紀的氣質”［2］22與“文化和氣質”的感嘆［2］182；將芝加哥大學校園稱之為“建筑博物館”，認為該校園的“一磚一瓦，構筑著這所大學的發展根基，一座座樓宇，詮釋著這所大學的文化內涵；一群群建筑，證明著這所大學的歷史文脈”［2］286-290；稱贊密西根大學的“教學樓、教室、圖書館、博物館、休息室、餐廳乃至整個校園，都充滿著濃厚的人文氣息”，在學?！半S處可見擺放的藝術品，這種隨意卻有心的校園文化讓學生飽受藝術的熏陶，有助于培養他們的審美情操和藝術鑒賞力”［2］315-316。

鄔老師還專門講到清華大學的“聞聽鐘聲”、北京大學的“燕園鐘亭”、南開大學“勿忘國恥的鳴鐘紀念” 和云南大學“為國勇毅的鐘樓接暉”［2］192，特別是詳細描述了廈大的鐘和鐘聲，指出“它的動聽在于凝結了人們對于大學何為的共同意象和期盼”，以及“在從容淡定和抱樸守拙中，引領廈大人自強自立，走向至善”［20］，強調“鐘聲是所有教育場所的文化標識，更是一所大學的一種精神堅守，亦是無字的教育語言”，悠揚的鐘聲喚醒了“南強學子求知的渴望，感染一代又一代廈大人對于母校的精神認同”。 他還專門說到自己首次聽到廈大的鐘聲時，所感到的美妙動聽和無法釋懷，也提到校友返校時會深情地說起與廈大鐘聲有關的故事［2］185-194。 他認為，“倘若一所大學找不到令人津津樂道、富有遠見卓識的故事，那么這所大學的發展一定不會太好?！保?］49而故事的背后體現的是一所大學的文化。 鐘聲和鐘樓也是一些大學的文化和“標志性建筑”［2］189，例如他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聽到的“鐘聲”［2］259；伯克利校園的地標性建筑薩瑟鐘樓上整點時刻的“敲鐘、奏樂”；芝加哥大學校園的整點鐘聲及中午12 點的鐘聲與管風琴的“合奏”［2］288。

鄔老師介紹了“哈佛的辦學文化”，認為哈佛的“本科教育文化、通識教育文化、管理的服務文化、校長們的‘遺產’文化、社會各界的捐贈文化、教授的‘夫人文化’，構成了哈佛得以矗立于世界一流大學之巔的根基”［9］105，而這些文化所指向的是“學術共同體、師生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一大的文化［2］254。 他還引用斯坦福校長喬丹的名言，“一座偉大的圖書館是建立一所偉大學府的必然要素”，并從體育、建筑、文化、圖書館、校色（金色和藍色）等方面全方位地討論了伯克利校園文化［2］259-260。

鄔老師強調，即使在“原生態”的校園里，依然“可以看到許多的閃光之處”［2］322，也有我們“值得借鑒”的做法，“有助于以一種整體性的視角看待國際高等教育”。 每所大學“既有與眾不同的大學環境和大學建筑，也有獨樹一幟的大學精神和大學文化”［21］。 他重點介紹了非洲大學“有溫度的文化”和“儀式感與課間舞蹈”［2］345，還展現給我們一個“友善、干凈、休閑、‘講政治’的伊朗”，特別是該國2008 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就達到了38.86%［2］351，要高于我國當年的水平（23.30%）。 正如潘懋元先生在本書的《序》中所言，“‘好’是一個相對標準，不能把‘好’理解為精英，理解為頂尖，而應該是各有其好”［2］ii。

六、自信人

鄔老師指出，“一所好大學，一定是有定力的大學”，而定力源于自信，也能進一步增強自信。一所大學“既有選擇，也有堅守，既要回應外部社會的需要，也要堅持自我理想的追求”［2］32， 特別需要定力和自信心。 哈佛的艾略特校長“強調理科知識為歐洲提供了動力引發熱議”，他大力提倡“選修制”［2］244，在校內外遭到圍攻，但堅持不為所動并獲得成功。 芝加哥大學首任校長哈珀在上任伊始，“便為學校制定了嚴格的教師和學生選拔標準，他希望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一所可以和東部的哈佛和耶魯媲美的大學’”，開創了“真正意義上美國式的現代化大學模式”［2］290-292。

同樣，梅貽琦校長23 年“執掌兩個清華大學”的堅守與自信，以及所留下的“精神和志業”“智慧和人格力量”［2］67，73；林文慶校長關于廈門大學“養成專門人才，使之與世界各國大學學生受同等之教育”的辦學目標、辦學理念和辦學自信［2］79-80；潘懋元先生“對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堅定的學科自信、“對探索高等教育規律”堅定的理論自信，以及“把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世界”的堅定自信［2］125，130。

鄔老師引用了他本人在非洲之行中“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句話”，那就是尼日利亞阿齊克韋大學阿漢勒庫校長所言，“我們是窮國辦大學，國家的高等教育資源十分有限，我們的大學也是資源局限組織，但窮人家更要養出好孩子”［2］329，這就是辦“好”大學的自信。 鄔老師強調，“我們中國一定要堅定建立高等教育強國和沖擊世界一流的信心”［2］35，中國的大學也要“有信心成為一流大學，也有條件成為世界一流大學”［2］321。

七、經營人

經營是管理學的常用詞匯，但用在大學身上，可能還會有人感覺有些“掉價”和“不齒”，受到不少高校教師與管理者的強烈不滿、嚴厲批評與堅決反對［22］。 大學確實不能照搬企業經營的做法，但大學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組織［2］303，“一所好大學，一定是懂得經營的大學”［2］24，一定“要有市場化意識，要懂得經營，懂得以錢生錢”［2］33。

鄔老師指出，“大學既是理想與精神的家園，也是物質與制度的實在”［2］36，“經費是一所大學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更是一流大學形成的重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一流大學是用錢‘堆’起來的?！保?］311因此，“適應市場經濟的融資能力……或許是一流大學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2］316。 大學需要“專業化管理”，如“密西根大學在融資、科技成果轉化、教師發展等方面都體現了非常高的專業化水準?！保?］319

近年來，不少國外“大學的融投資方式在變，政府對大學的撥款不斷減少”，因此，大學不得不“通過社會服務和科技成果轉化等多種渠道為自己籌錢，有的還要到資本市場上去找錢”，使得大學“從為了學者‘閑逸的好奇’到為了社會的發展，從生活的準備到成為生活本身乃至于生存的手段”［2］39-40。 例如，密西根大學成立了“科技成果轉化辦公室，建立公司，力圖通過科技成果轉化為社會服務，為大學帶來社會和經濟效益”［2］309。同時，“懂得經營并不意味著就要放棄育人的天職，更不是要以犧牲教育質量為代價”。 實際上，“真正的大學，通常都是深諳經營之道而又不忘育人初心的大學”，要“在有限的條件下把大學的資源用到極致”［2］33。

八、精細人

鄔老師指出，“一所好大學，一定是十分精致的大學。 精致是一所好大學的氣質”，它體現了“大學對細節的關注與執著，意味著理解、溝通與包容”［2］33。 好大學需要有管理的精細化作支撐，要求“組織機構的完備、運作程序的嚴謹與公開”，以及“體系層級清楚”和“制度的公開透明”［2］308。

細節決定成敗，“一所偉大的大學，每個角落都是偉大的”［2］263，特別是“必須關心每一名學生的個性化需求，注重對每一個教學環節過程的不斷改進，關注每一門課程內容與結構的合理設置”，還要提供精細服務，使得“精致成為大學的優秀習慣”，并“將追求卓越的基因融入學校發展與學生成長之中”［2］33。 例如，“密西根大學的本科生圖書館和研究生圖書館24 小時開放”，其“大學生就業服務中心也是24 小時開放”［2］317。

好大學必須精打細算過日子。 密西根大學“在校長的帶領下，有一支很強的籌資團隊，在籌資過程、方法、策略、組織和實施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擁有“專業化的籌資團隊、科學的籌資方式、高效的籌資組織以及人性化的籌資方法”［2］312，319。 同時，通過“有效運作捐贈基金”“加強科研成果轉化”“嚴密的預算分配制度”以及“通過校級層面的資源配置方式，以剛性、強制乃至高壓的手段推進跨學科研究和人才培養”［2］314-315，這都體現出該校的精細和有一批精細人。

九、實干人

鄔老師指出，“一種新的大學理念的提出，必須有實踐的載體?！蓖瑯?，“一種新的大學理念的推進，也需要學校層面通過剛性的行政化手段推動?！保?］261他強調，“對追求一流大學的人來說”，“讓理念轉化為行動則更為重要”［2］27。 因此，“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能夠把教育理念轉為扎實行動的大學”，其校長也應成為“求真務實的實踐者”［2］33，68。

鄔老師的“芝加哥之旅”源于杜威，在這一章的開篇就詳細介紹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對中國的影響［2］279-286，還專門介紹了經濟學、社會學、建筑學、氣象學、文學和數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芝加哥學派”。 他認為，“芝加哥學派自誕生之初就帶有杜威實用主義的烙印”，其“學以致用的學術理念，推動了芝加哥大學各個學科的快速發展”［2］293。 鄔老師質疑：“100 年前，杜威在中國經歷了‘追星’般的待遇；70 年前，他飽嘗了鋪天蓋地式的批判；40 年前，他走進了中國大學的教科書；今天，他又接受著‘隆重’的紀念?！彼J為，這“說明我們需要杜威”，但也“說明我們不了解杜威”，無論是當年的批判者，還是當今的一些“神化”者，都缺乏對杜威研究的“系統積累”和“完整計劃”，結果只能是“因將杜威教育思想偶像化，最終導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娛樂化”［2］279-286。鄔老師主張要“重走杜威路”［2］296，這也是真正的“杜威再歸來”之路；強調要實干，而不是“坐而論道”［2］8。

鄔老師強調，“大學之偉大，就在于適應并服務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學之神圣，就在于深深地扎根自己的土地?！保?］322他認為，“我國現在的一流大學還沒有為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做好充分準備”［2］254，分析了我國研究型大學與密西根大學的十大反差［2］314-318，特別是我國研究型大學“在大學理念認知、投資體制、專業化管理、人才培養模式、大學文化培育等方面”存在的差距［23］；歸納了我們“看得懂卻做不到的劍橋之經”，列出了11 個“做不到”，并質疑“為什么這些沒有學，是沒看到還是根本學不來?”［2］221-237基于上述“反差”和“做不到”的思考，作者列舉廈大與伯克利對標的詳細結果，特別是書中內容比期刊文章［24］增加了圖表和數據，更為翔實和充分，結論是兩校之間差距明顯，但在一些指標上差距也在逐漸縮?。?］265，并再次強調“沒有什么比將先進的、科學的教育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更能提升本土大學的影響力和聲望”［2］33。

十、理性人

“好大學”與生俱來的氣象在于“看得遠和立得穩”，一所“好大學”的背后，一定有一批有遠見的辦學者，這樣的辦學者也一定是理性的人，有了他們“深謀遠慮的大智慧”以及他們對于大學理念、邏輯和規律的準確把握，就能夠“在相同的時空背景下”，作出“在未來若干年后體現其英明之處的決策”，擁有“能夠體現遠見的大學建筑、大師、專業和學科”，并奠定了“‘好大學’的堅實根基”［2］47-48。

大學既是理想的，也是現實的；既是經典的，也是現代的；既是永恒的，也是變革的。 一方面，大學的永恒“造就了大學理想和理念的永恒”，而大學理想與理念反映了大學“本質屬性的基本特征”，它不僅“不會喪失”，還會“始終支撐著大學的發展”。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大學要求在變，大學也在變，“或者說大學不得不變”［2］36-39。 鄔老師強調，“對于大學的發展和改革，既需要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堅守者，也需要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創新者”，要求“高等教育推動新的、激烈的變革”［2］41。 變革的領跑者就是好大學，“作為一個國家或世界的一流大學，如果不能引導一個國家乃至世界范圍內大多數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就很難成為一流大學”［2］59。

鄔老師既是一位學術造詣很深的教育學家，又是親自操刀從事大學管理的實踐者，但也因此會時常感受到“理論與實踐的巨大‘落差’”，經常會有“被打臉”的感覺［2］25。 他指出，“大學經過了近千年的演變，其中最大的變化莫過于社會需求釋放了大學的工具價值，放大了大學的功用空間”，但“伴之而來則是大學理想和理念的茫然”［2］40。 為此，“我們可以尋求一種與西方大學不同的發展道路，但必須清楚一流大學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這樣才不會迷失方向?！保?］318

另外，鄔老師具有清醒的底線意識、危機意識和問題意識，他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大學，都面臨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和大學理想與理念的危機”。 因此，“一所好大學，一定是有危機意識的大學”，要不斷“反思和預警”［1］181。 他在介紹國外“好大學”的同時，總是會與國內大學作比較，尋找差距和努力的方向，并警示大家，“當下我國的大學如果再不認識到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再不反思歷史上留下的教訓，就難以從已經發生深刻改變的世界中發現新的機遇， 贏得主動權?！保?］34

十一、后記

潘懋元先生為本書作序，稱贊“題目選得很好”，從多個視角呈現出作者關于“什么是好大學”的思考，其“思考來源于實踐”，也是“多年所行所思、所見所聞的記錄，是用他自己的腳丈量出來的感悟”［2］i。 鄔老師自己在書中也介紹，他在“11 年間訪問了40 多個國家的近170 所大學”，對于“世界高等教育的‘譜系’有了全景的了解”。一方面，“隨著走訪的大學越來越多，形態各異的大學恣意生長，百花齊放，各有意蘊”；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個體眼里，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好大學都有當時、當地不同的內涵與最好的答案?！保?］25-29因此，“在旅行中體驗，在體驗中反思，在反思中頓悟，在頓悟中走向覺醒”［8］105，是一種好的治學方法。

“以‘好’來形容大學，是自己對大學最直觀的感受、最樸實的向往”，也是“情感深處對一件事物最高的禮贊”，蘊含著“所有的憧憬、想象和美好”［2］1。 “好大學的特征遠不止上述十項”，大學的理想“永遠在路上”［2］34。 他本人在四個十年間對于“好大學”的認識轉變，從“能上大學就是‘好’”，到對于校園、辦學條件、教師隊伍和學風教風的比較，再到對辦學經費和發展歷史的感受，以及制度設計的科學和完善，最后升華到“好大學要有文化底蘊”，并將“心目中的好大學”歸納為十個特征［1］179-181，這個過程實際上也代表了我國高等教育探索發展和理論認識的演變。 關于這十個特征，我們的大學有的可能已經具備，有的已經接近，也有的還須下大氣力才能實現。

我國經濟和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催生了各界對于建設“好”大學的強烈愿望，大學自身也蘊藏著成為“好”大學的沖動［2］46。 但究竟何為“好大學”，如何才能建成“好大學”，看法還不盡相同，學生、教師、管理者、學者和社會上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加之“‘好大學’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在不同的時代也常有不同的標準”［2］354，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近期，鄔老師又提出，高等教育需要四個重新認識，即：重新認識高等教育活動、規律、發展模式和本質職能［25］。

盡管本書的書名中沒有使用“大學理念”，但鄔老師認為“這是一本關于大學理念的書”。 這是一位大學人“多年來關于大學的體驗與感悟”的“有感而發”，是一位有心人“看到什么就隨時記了下來”［2］1的優秀成果和現場調研的長期積累，是一位學者“在旅行和生活中對于‘好大學’的感知感想”實錄，字里行間跳躍著歷史的珍貴記憶和個人的深厚感情及真知灼見，讀起來令人心動和感動，會深深地被他“對于大學的感受與憧憬”所感染，被其“文字真摯、熱烈，思考隨性、發散”所觸動［2］353，受到他“用真摯、真誠、真切的文字留下關于‘好大學’的心靈叩問與思想啟迪”［2］12，讀起來引人入勝，使人入迷、入情、入思而身在其中、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