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異質性理論研究進展

□滿百舉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北京 102488)

1 引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把“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作為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必須將擴大內需,提升居民消費質量作為重中之重。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消費不足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始終的經濟現象。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傳統的以快速工業化為導向的投資和生產結構也顯示出其局限性。從當前現實看,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期,生產和需求不匹配導致的產能過剩要求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從經濟理論和現實數據中提煉居民消費的演變規律,分析居民消費的決定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探索消費與經濟增長的聯系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從方法論上講,目前對于消費問題的研究正在進行范式轉變。諸如絕對收入假說、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LC-PIH)等傳統消費理論都先驗地假設消費者的同質性以及資產結構與消費的無關性,而忽略目前宏觀經濟學所關注的異質性問題。盡管LC-PIH理論上具有簡潔性,但在實際數據中卻出現諸多與理論不符的“異象”。這就為異質性消費者理論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因此,從異質性視角來梳理當前消費理論的最新進展,并在此基礎上探究消費結構和增長之間的耦合關系正當其時。

2 消費異質性的來源

2.1 消費異質性理論及檢驗

異質性消費者理論肇始于學者對于LC-PIH的驗證。Campbell &Mankiw(1989)[1]在其開創性論文中發現了收入和消費行為的三個特征:第一,期望的收入變化和期望的消費變化密切相關,說明現實中存在不符合LC-PIH所預測結果的消費者;第二,實際利率的預期變動和消費的預期變動不相關,說明預期的消費變動并不能由利率的變動所解釋;第三,消費收入比高的時期緊隨收入快速增長期之后出現,說明部分消費者是具有前瞻性的。為了解釋這些現象,他們提出現實經濟中并非只存在單一類型的消費者,而是存在兩類消費者,即所謂的“λ假說”。第一種是具有前瞻性且行為符合持久收入理論的消費者,他們可以被稱為“李嘉圖式”消費者;第二種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僅服從簡單的“拇指規則(Rule of Thumb)”,即“非李嘉圖式”消費者,他們并非根據對未來持久收入的預期來消費,而僅僅只是消費掉當期的所有收入。λ假說開啟了異質性消費者研究的序幕。

當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二次函數,并且時間貼現率和實際利率相等時,λ假說的核心思想可以由下述簡潔方程所表示:

ΔCt=ΔC1t+ΔC2t=λΔYt+(1-λ)εt

(1)

其中,ΔCt和ΔYt分別表示總消費和總收入的變動,εt是理性預期誤差,λ是花費全部收入的消費者所占的比例,界于0和1之間,也就是“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1-λ則表示符合持久收入理論的消費者比例。上述公式表明,總消費的變動是總收入變動和隨機誤差項的加權函數。當λ=0時,上述理論也就轉化為了傳統的LC-PIH理論。λ假說能夠有效解釋消費過度平滑化現象,也更符合現實的消費數據。此外,由于李嘉圖等價的成立依賴于持久收入理論,因此λ假說也對李嘉圖等價提出了質疑?？偨Y來看,雖然該文僅根據消費行為是否滿足持久收入假說而將消費者分為兩類,但其將異質性因素納入到了對消費問題的研究中,從而創造出新的研究思路。

異質性消費者理論被提出后,學界對此展開了廣泛討論。大量文獻根據對數線性歐拉方程(2)來考察消費者異質性的程度,普遍得到了肯定的結論。

(2)

其中,λ是不滿足持久收入假說,即“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

然而,對于消費者異質性的結構,即消費者中“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學界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大多數學者檢驗發現,整個消費者群體中“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相當可觀。Jappelli和Pagano(1989)[2]使用7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數據,估計出大部分國家中“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在0.4～0.6之間,并且認為出現“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核心原因是金融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信貸約束。這一結論在隨機情形下也成立。與Campbell和Mankiw(1989)類似,Hayashi(1982)[3]利用美國戰后的消費數據,將耐用消費品的服務流量作為消費度量,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了測算。其結果表明,美國消費者中λ的數值竟然高達0.861～0.943。當然,也有文獻測算的結果顯著小于上述文章。部分文獻否定“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存在。Weber(2000)[4]將消費者的偏好設定為遞歸偏好型效用函數,使用美國戰后消費數據和廣義矩估計(GMM)方法檢驗認為λ的值并不顯著,即戰后美國消費者的行為大致符合持久收入理論的預測。

除了以美國為研究對象外,學者也開始關注異質性消費者問題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存在性。實證結果顯示,在東亞五個經濟體(韓國、日本、菲律賓、泰國、中國臺灣)中異質性消費者普遍存在,并且“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比OECD國家要高。Mohanti和Banerjee(2022)[5]使用印度1996年到2020年的季度消費和收入數據檢驗認為“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存在有助于解釋總消費的變動情況。

2.2 消費和資產結構異質性

從資產結構角度著手考察資產與消費的互動是較為前沿的研究方向。其中做出開創性貢獻的是Huntley &Michelangeli(2014)與Kaplan &Violante(2014)[6-7]。

Kaplan &Violante (2014)[7]將家庭資產區分為現金、儲蓄賬戶等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以及住房、養老金賬戶等高回報但具有交易成本的非流動性資產,從而構建了雙資產生命周期模型。在該雙資產生命周期模型中,家庭的消費行為將會和傳統的單資產模型有很大不同。在最優的資產組合情況下,家庭可以被區分為流動性資產較高的非HtM(Hand-to-Mouth)家庭以及沒有或者僅有很少流動性資產的HtM家庭。根據家庭持有的非流動性資產數量,HtM家庭又被劃分為富裕型的“Wealthy Hand-to-Mouth”家庭以及貧窮型的“Poor Hand-to-Mouth”家庭。模型均衡中將會出現眾多的“Wealthy Hand-to-Mouth”家庭,他們對于暫時性的收入沖擊表現出很大的邊際消費傾向,而且這部分家庭能夠顯著影響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從方法論上講,雙資產模型拋棄了λ假說以及“Spender-Saver Model”中根據總資產劃分消費者異質性的標準,特別強調了資產結構,尤其是流動資產在消費中的核心地位,是對Campbell &Mankiw(1989)的擴展,豐富了異質性消費者假說。沿著此思路,Cui &Feng(2017)[8]利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檢驗了中國家庭資產異質性情況。結果表明,中國的HtM家庭占比約為17%,這些家庭中的90%是富裕型HtM家庭。他們和貧窮型HtM家庭的資產組合以及人口特征有著顯著差異,而且他們對收入波動的消費反應比非HtM家庭要大。此外,在識別中國的異質性消費者基礎上,有學者研究了中國家庭高資產與低消費并存問題。

而在另一篇重要文獻中,Huntley &Michelangeli(2014)將稅收征繳、投資組合以及流動性約束納入生命周期模型中。它把個人資產區分為稅收延遞資產(tax-defferred assets)以及應稅資產(taxable assets)。兩者的區別在于變現成本,前者需要支付變現成本,而后者則無成本。在均衡時,家庭選擇持有大量稅后收益率更高的延遞資產,而相應減少收益率低的應稅資產。那些持有很少金融資產或者因持有大量應稅資產而需要改變資產組合的消費者被稱為流動性約束家庭。這些家庭對一次性減稅表現出很高的邊際消費傾向。

由于中國金融市場以及文化的特殊性,學者對于中國資產結構與消費的討論集中于住房市場上。杜莉等(2010)[9]利用地級市面板數據發現了房價上漲對于平均消費傾向的顯著抑制作用,并指出購房支出壓力效應是抑制消費需求的壓倒性因素。陳斌開和楊汝岱(2013)[10]發現住房價格快速上漲對于居民消費具有異質性影響,處于收入和財富低分位水平的消費者受房價影響更大。

從理論方面探討房價和消費關系的文獻也有很多。陳彥斌和邱哲圣(2011)[11]考察了借貸約束與房價之間的內生關系,結論表明房價高對一般家庭的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房價的快速上漲帶來的投資屬性使得富裕家庭將家庭資源再次投入到房地產中,進一步壓低了消費需求。顏色和朱國鐘(2013)[12]構建動態生命周期模型考察了房價變化與居民總體消費的關系。文章發現,房價對于消費的影響在于上漲預期的可持續性。當房價能夠穩步上漲并且被居民所預期到時,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將會促進社會總消費。反之,如果房價的上漲不可持續,那么“房奴效應”將會顯著抑制居民的消費熱情,從而對總消費產生嚴重的負向作用。

2.3 其他異質性來源

Lawrance(1991)指出個體的時間偏好率也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具體來說,時間偏好率與勞動收入和教育程度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并且它會有效影響社會總儲蓄。進一步講,時間偏好異質帶來的儲蓄差異也會傳遞到消費層面,從而使得居民消費也呈現出異質性特征。

以時間偏好異質性為主題的研究相對較少。Attanasio(1999)考察了時間偏好隨家庭年齡結構變化的消費行為。結果發現,加入時變人口結構因素以及不確定性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產生駝峰狀的消費分布,從而能夠較好地擬合現實消費數據。Krusell &Smith(1998)[13]在考察財富不平等的演化時,將時間偏好異質性納入不完全市場模型中。他們假設貼現系數的取值空間為{0.9858,0.9894,0.9930},并且代理人預計其貼現系數服從上述三個取值的馬爾可夫過程。結果表明,即使是時間偏好率的微小差異,都會對整體消費和財富分布產生重大影響。與此類似,Carroll等(2017)[14]也指出消費者時間偏好率的微小異質性就能對美國消費者的年度消費傾向以及財富的聯合分布進行準確擬合。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消費者時間偏好異質性的引入,文章并沒有預先設定貼現系數的具體取值。他首先定義了表征模型和實際數據匹配度的“Lorenz diatance”,并且將貼現系數定義為最小化Lorenz distance的區間參數。這種模型設定方式使得時間偏好的異質性僅僅從實際數據中產生,減少了人為設定帶來的偏差。Schulhofer-Wohl(2011)指出若存在異質性偏好并且偏好和收入相關,那么假設偏好同質性下的回歸系數將會夸大特異性風險對于消費的作用。李洪雄(2020)[15]將消費偏好異質性納入一般均衡模型中,使用“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比例表征經濟增長階段,從偏好異質性角度考察了經濟增長和消費的關系。結果表明,居民消費偏好和經濟增長正向相關,但消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經濟較不發達時,“非李嘉圖式”消費者的消費潛力釋放對經濟增長作用更大,反之亦然。

此外,資本生產過程的異質性將通過生產和分配途徑影響家庭的消費行為,從而造成全社會的消費波動。社會風險的增加會通過企業渠道作用于家庭消費,當不確定性增加時,公司會減少投資并進行裁員。這會顯著地減少家庭對于汽車和住房等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并提高負債水平。

3 消費異質性和財政政策

在考察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時,Mankiw(2000)將λ假說進一步發展為“Savers-Spenders”理論,指出傳統的生命周期模型不能解釋遺贈動機對于財富積累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須考慮消費者異質性。

這在財政政策的研究中反映的最為清晰。Galí等(2007)將Campbell &Mankiw(1989)中的異質性消費者融入新凱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中,指出財政乘數與“非李嘉圖式”消費者比例正相關。Morita(2015)[16]根據社會中非李嘉圖家庭的比例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分類,并使用馬爾可夫轉換模型對Campbell &Mankiw(1989)中提出的異質性消費函數進行了估計。結果表明,當社會中“非李嘉圖式”消費者比例增大時,消費需求對于未預期到的財政政策的反應隨“非李嘉圖式”消費者比例的增大而擴大,但消費者結構并不影響預期到的財政政策下的消費需求。姚秋歌等(2021)[17]通過將失業風險納入異質性新凱恩斯模型來考察不同財政政策與居民財富和消費的內生互動過程。模擬結果顯示,相比于降低稅率等價格型調控措施,降低一般性轉移支付這種數量型政策對于家庭財富和消費的影響更大。

消費的異質性將會給財政政策帶來更加復雜的效果。諸多文獻開始從理論模型層面探討財政政策與消費異質性的聯系。相關文獻證明,異質性消費者的設定將會給經濟活動帶來豐富結果,即使模型滿足Krusell &Smith(1998)所提到的“加總近似”性質。以在完全市場的代表性代理人框架中無實際影響的臨時性一次性減稅來說,該政策也可能會在具有異質性代理人和借貸約束模型中產生顯著的實際政策效果。McKay &Reis(2016)[18]考察了在消費者異質性情況下財政穩定器的實際作用。結果表明,在異質性條件下財政穩定器的作用微乎其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相繼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來穩定宏觀經濟。與之相適應,從實證角度探討財政政策,尤其是財政刺激政策的文獻大規模涌現。在日本,通過對家庭微觀數據研究發現,優惠券對于家庭消費結構具有異質性效應。優惠券促進了半耐用品的消費,但是對于非耐用品和服務沒有顯著作用。而且,優惠券對于消費存在棘輪效應,即消費券結束發放之后,居民消費也沒有明顯下降。但關于減稅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卻得出不同結論,即消費者對于暫時性減稅也體現出過度敏感型。在減稅當月,居民對于服務和非耐用消費品的邊際消費傾向高達0.6,隨后迅速下降。在美國,通過觀察2008年經濟刺激微觀數據考察家庭結構與刺激政策的相互作用,發現刺激計劃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存在年齡和家庭結構上的異質性。雖然經濟刺激促進了所有家庭的消費,但對老年人、低收入家庭以及婚后人群的效果更大。不僅如此,財政刺激的形式也能顯著影響居民的消費傾向。在澳大利亞,從財政刺激政策效果來看,相較于減稅的刺激,政府發放的獎金更能促進消費支出。

綜上,財政政策和異質性消費者的相關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消費者異質性使得暫時性減稅對居民消費傾向的影響有較大差異;第二,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和居民資產結構異質性有關;第三,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依賴于消費者認知能力的差異,有限理性的消費者會對未預期到的政策做出反應,因此消費者認知能力異質性將會影響財政政策效果。

4 國內消費者異質性研究現狀

相比國外研究,國內學者對于消費異質性的研究十分缺乏。從已有文獻來看,國內并沒有專門針對消費異質性問題的深度探索,多是圍繞中國“高儲蓄,低消費”的現實問題開展研究。由于收入分配格局、預防性儲蓄行為以及流動性約束和消費者異質性有著直接關系,因此本部分從上述角度梳理相關文獻。

第一個是從收入分配角度考察消費不足問題,具體來講又可以分為收入在居民內部的分配以及收入在政府和居民之間的分配兩個部分。改革開放后,城鄉間以及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均急劇上升。有學者從此視角出發驗證收入差距對居民消費需求抑制作用。除了考察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學者們也將關注重點放在政府和居民的分配上,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比的逐步擴大是抑制居民總消費的核心癥結。部分學者采用因子分解法度量了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統計數據表明,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減小是消費低迷的主要因素。而高稅負使得再分配后居民的收入占比再次下降,進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上述文章均指出,無論是居民內部還是居民和政府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都對消費起到了抑制作用。然而,也有文章得出與之不同的結論,有些從理論角度考察了收入差距和總消費的關系,并通過實證檢驗指出收入差距的擴大不是總消費不足的核心原因。

第二個方向是不確定性與預防性儲蓄。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以及金融體系的不完善,中國消費者面臨收入、失業以及健康等多種風險。有效保險市場的缺乏使得居民傾向于采取儲蓄的自我保險機制,這正好切合了預防性儲蓄的邏輯。這一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儲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同時也為持續消費不足提供了合理解釋。通過使用Dynan模型,并結合中國城鎮居民面板數據檢驗中國的預防性儲蓄行為,結果表明,他們表現出較高的預防性儲蓄傾向。萬廣華等(2001)[19]使用Campbell &Mankiw(1989)中異質性消費者的設定,估計了改革開放前后受流動性約束影響的消費者比例,并實證檢驗了不確定性對消費是否有顯著影響。Meng(2003)使用微觀面板數據檢驗了中國居民的失業風險對預防性儲蓄行為的影響。此外,部分學者如羅楚亮、臧旭恒、裴春霞及易行健等也支持中國消費者預防性儲蓄行為的普遍性。研究表明,中國城市家庭能夠通過增加預防性儲蓄來有效平滑消費,但是卻不能平滑教育支出。這一結論在對中國農村消費的實證調查中也成立。不確定性導致了農村居民家庭消費的顯著預防性儲蓄動機,其原因在于中國缺乏有效的保險市場來保障農業從業者不受農業生產風險的影響。周京奎(2012)[20]考察了收入不確定性和住房消費福利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失業不確定性和住房需求之間的關系是結構性的。失業風險的增加顯著降低了居民基本住宅消費,但是對于改善性需求的影響卻很微妙。

在考慮不確定因素時,也有學者根據中國轉型時期的特點將消費習慣因素納入分析之中,通過構建含消費習慣和不確定因素的緩沖儲備模型,并使用城鎮調查統計數據檢驗模型的實際效果。實證結果表明消費習慣因素在解釋中國消費行為中占重要作用,并且發現消費慣性與居民儲蓄之間存在正向因果關系。陳太明(2022)[21]從經濟周期波動角度實證考察了不確定性和消費過度敏感的動態關系,認為經濟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是消費過度敏感的重要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其影響具有非對稱性、經濟衰退造成的影響大約是經濟擴張影響的6倍。中介效應檢驗則表明不確定性通過改變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來影響消費敏感性的作用渠道。

與不確定性密切相連的是信貸約束角度。臧旭恒和李燕橋(2012)[22]利用中國2004—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流動性約束渠道對消費的實際作用。文章發現,消費行為對收入和信貸變動都表現出過度敏感性,且消費信貸顯著促進了居民耐用消費品的消費。

此外,還有文獻從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經濟制度入手來分析中國居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余永定和李軍(2000)[23]指出中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并不符合LC-PIH的基本假設。首先,由于傳統文化習俗的影響,中國居民的消費和儲蓄決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他們并非根據整體生命周期來做規劃。沿此思路,他們將頗具中國特色的“大額剛性支出”因素納入標準的效用最優化問題中,說明了大額剛性支出對于消費意愿的負向作用。

5 結論

借助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消費問題的研究思路也得以拓展到消費異質性問題上。一方面,宏觀經濟學逐漸跳脫出代表性代理人的研究框架,轉而關注異質性代理人對于宏觀經濟行為的影響。相應地,對于消費問題的研究范式也就從代表性代理人范式轉變為了異質性代理人范式。另一方面,隨著金融部門的迅速擴張,資產結構的差異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越來越重要。近期研究也發現,不同資產結構所反映出的收益率以及變現成本的差異會對消費者的預算約束產生顯著影響,從而導致顯著的消費異質性。因此,資產異質性也會影響消費需求結構,從而對經濟增長路徑產生擾動。從發展現實看,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與凈資產增長之間具有顯著的非平衡性?！吨袊彝ヘ敻坏姆植技案邇糁导彝ヘ敻粓蟾妗繁砻?2011年和2013年中國全國家庭資產的中位數分別為19.17萬以及25.22萬元。2002年到2019年中國居民部門的凈資產增長了12倍,而同期居民消費支出僅增長7.08倍。從異質性視角來研究中國消費結構的演變,并在此基礎上探究消費結構和增長之間的耦合關系正當其時。

此外,多方面因素都會導致消費異質性。消費者類型的不同、家庭資產結構的差異以及消費者時間偏好率的不同都會導致消費的異質性,并使得傳統的財政政策產生新的政策效果。這對現階段中國宏觀調控有效性有著顯著的影響。因此,消費異質性問題這一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并將成為前瞻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