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現代轉型

顏彩媛

（淮陰工學院人文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1）

1 問題的提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立根之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是解決人類現實問題的重要思想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1］。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帶來了新的生長空間，同時也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轉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文化相關工作等座談會上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傳統文化現代轉型進程中，傳統文化再生產需求與供給現實之間還存在差距，這也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數字化轉型的動力，使建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樣態成為可能。

英格萊哈特（R.Inglehart）和貝克（W.E.Baker）于2000年發表的調查報告中說：“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現代文化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與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樣性的延續?！保?］費孝通先生在面對文化多樣化的歷史發展時刻，為了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提出“文化自覺”的路徑，以應對多元性的“文化轉型”［3］。這些都體現了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術界都早已重視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當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型研究多從本體論角度就傳統文化內容本身展開討論，而從外在促進轉化機制角度對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研究較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數字化轉型實踐正在興起，但相應的理論研究還較為滯后。本研究力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數字化轉型為研究起點，從傳統文化承載空間、傳承主體、敘事方式等外在轉化與促進機制的角度出發，思考和分析數字化場域中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和發展問題。

2 數字化語境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困境

現代文明顛覆了中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所構建的傳統文明秩序，傳統文化經歷現代技術的嵌入和傳統場域的脫嵌，在現代文化的選擇與融合進程中實現意義再生產，同時，在這個正在形成的現代多元文化的虛擬網絡世界里遭遇了發展的困境［4］。

2.1 傳統文化載體的自然屬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空間束縛

傳統文化景觀主要有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種形態，二者的傳承載體形態和秩序共同組成傳統空間結構。物質文化遺產以博物館里的文物、散列在大地上的遺址、古籍里的文本等有形的物質形態呈現，主要以實物或者文本為傳承載體，構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物理空間。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等無形的非物質形態呈現，主要以知識、技能、實踐、文化產品等為傳承載體。對于物質文化遺產來說，一方面，因其一部分不可移動，資源的有限性和地域性等特征而使其可達性差，造成文化時空阻隔，進而削弱其傳承傳統文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其自然物理屬性決定了傳統文化載體的不可復制性，給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困難，從而使部分物質文化遺產遺失。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它是傳統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以身口相傳而延續，是“活”的文化，其傳承主體為自然人，亦具有自然屬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自然實體的文化載體因自然衰減而遺失，傳統的文化再生產空間逐步退化。

2.2 自然人傳承主體流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代際傳遞衰減

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非物質文化，其傳統的傳承方式主要包括實物展示與講解、口頭闡述、傳統藝術表演、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傳統手工藝技能等，其傳承都離不開現實物理空間的自然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自然人代代相傳的方式在代際之間接續傳遞。地方民眾是傳統文化重要的文化傳承主體，從人口結構特征層面看，鄉村中留守的文化傳承主體在年齡結構層面的限制，疊加鄉村人口凈流出等因素，都導致傳統文化傳承的主體資源匱乏；從文化結構特征層面看，在數字化時代，擁有深厚傳統文化素養的老一輩傳承人知識結構落后，與新生代青年之間的對話渠道不通暢，無形地在代際自然人傳承主體間產生文化隔離，甚至形成斷層，代際交往、文化交往不斷被解構，其文化傳承作用不斷衰減［5］。受到時空限制的自然人傳承主體在人口和文化雙重層面的流失，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日漸消逝，傳統文化再生產失去活力，代際傳遞逐漸衰退。

2.3 傳統文本敘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表達形式滯后

傳統文本敘事拘泥于對實在的“文本”的構造，依賴于自然人或實體物品等現實物理載體，表現為可達性低、獲取成本高、體驗感不良的文化形態，難以適應當代節奏較快的城市生活，難以滿足新生代青年的生活、學習和娛樂消費習慣需求。從敘事模式來看，傳統文本敘事建立在封閉、扁平的對話基礎上，限制了對話主體的多元性和主體的多維對話。傳統意義上的對話基于有限的語料資源進行整合，缺乏活力，不利于創新；從敘事手段來看，傳統敘事是建立在文本基礎上的非響應式敘事，對話平臺單一，缺乏活力，文化的自我優化機制不健全，決定了對話主要限定在人與人之間的一維交流，阻礙多元主體互動和參與文化創造，不便于傳統文化的內容創新生產與傳播；從敘事語法來看，傳統的敘事風格、語法符號與新生代青年的話語風格契合度低，不便于在青年當中產生共鳴、認同、內化，以至于傳統文化在青年文化語境中遇冷，文化傳播鏈斷裂。

3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數字化轉向

弗理德曼（T.Friedmen）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說，互聯網等新的信息科技雖然有將世界的多元文化同質化的潛能，但它有更大的潛能促發文化的差異性與多元性，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會越來越全球化［6］。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在走向全球化，不斷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其中數字化轉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1 傳承載體：從實體文化景觀空間走向虛擬網絡空間

新的網絡虛擬技術興起，并廣泛接入傳統文化再生產，使文化呈現方式數字化、多元化，如電子書、網絡小說、電子地圖、數碼照片、博客、網頁等等，文化載體數字化、多元化，如PC電腦、筆記本電腦、手機、閱讀器等。相比于單一、封閉、扁平的傳統文化空間，網絡文化空間場景的數字技術模擬，使傳統的空間阻隔被超越，獲取傳統文化信息的成本降低；基于大數據技術建構的空間情緒適配，使人的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創造的主動性被激發；虛擬場景的既視感與多元化的場景呈現，使人的文化體驗感得到增強，虛擬場景部分替代實體文化景觀。受限于物理時空的實體文化景觀，通過數字技術模擬，得到活化應用，繁榮發展，可以彌補傳統文化載體遺失的不足。虛擬網絡空間中，文化傳承主體交往場域得到延伸，參與文化再生產的主動性得到增強，多元主體的互動式參與促進了傳統文化形態的多樣性生產，傳統文化實體景觀空間逐漸被虛擬網絡空間擠占。

3.2 傳承主體：從自然人走向虛擬人

網絡虛擬空間借助虛實交互、AI、ChatGPT等前沿技術模擬實體文化場景和文化主體，自然實體性主體在虛擬空間通過虛擬化身的方法走入虛擬世界，達到虛實共生，如自然人通過機器人以人機互動形式虛擬在場體驗，機器人富有感覺、情緒、分析等類人情感能力，模擬人類體驗。網絡空間，傳統文化的傳承主體范圍不斷拓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虛擬主體的體驗感增強。受限于時空的自然人主體通過多媒體終端的虛擬化身，可以虛擬在場，沉浸式體驗虛擬文化，彌補傳統文化空間的自然人實體的不足。二是虛擬主體的交往范圍進一步拓展。虛擬人交往不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是延伸到人機交往、機器與機器交往等領域，大大增加了主體交往的范圍，激發了主體參與文化創造的活力。三是虛擬主體的交往效果提高。借助大數據技術，虛擬人在語料資源庫中基于某種語詞出現頻率、某種語詞排序規律來組織語料信息，基于某種情感連接，自動匹配、準確交互信息，交往效率大為提高。

3.3 敘事方式：從景觀構造走向界面連接

數字化傳統文化形態正在走進大眾生活，并表現出數字化敘事的充分潛質。傳統空間以景觀構造為敘事邏輯，虛擬網絡空間以技術界面連接構造為敘事邏輯，界面連接敘事邏輯超越了景觀敘事邏輯，催生了傳統文化敘事的變革，進一步引發傳統文化樣態的全方位變革。當前傳統文化敘事在敘事機制、敘事手段、敘事語法等敘事結構方面均融合了數字化技術，自動化、精準性敘事廣泛發生，傳統文化敘事不斷從景觀構造轉向界面連接。

基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建構的敘事方式，與傳統的紙質文本建構的敘事方式相比，具有存儲量大、檢索便捷、便于保存、成本低廉、場景多元化、易于閱讀等優點?！?022 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閱讀用戶規模達5.30億，較上年增加2 400萬。數字化敘事方式日益受到年輕人的歡迎和追捧，傳統文本敘事方式逐漸被替代。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不斷重塑著傳統文化敘事方式，以文創產品、游戲、劇本殺等新的文化形態重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3.4 文化再生產機制：從傳統秩序走向虛擬共建

傳統的文化空間，文化景觀以中心化、封閉性的秩序呈現，較為單一的主體間交往平臺中，文化體驗主體互相擠壓交往通道，擁有不同文化資源的主體間交往受限，代際傳遞也相應地被阻隔，從而限制了傳統文化的交往、傳播和創新。

虛擬空間的開放性、立體化秩序，使傳統文化再生產的多方主體共建方式成為可能，多主體參與使傳統文化形態日益多元化，一系列承載著傳統文化的手游、劇本殺等創新文化展現形態應運而生。虛擬現實場景的文化認知方式打破傳統認知方式的限制，帶給用戶從未有過的沉浸式體驗感和參與感，多維情境得以實現。網絡空間去中心化、去封閉性的跨平臺信息交叉互動，對物理文化景觀進行實景還原，支持傳統文化參與主體實現跨平臺、跨資源的全景式實踐體驗，從而實現不同網絡平臺的文化主體虛擬協同共建。

4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數字化重構

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化具有能動作用的基礎上，都強調結合時代所需進行文化傳承創新，列寧也強調要不斷對人類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進行改造，在改造中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新時代，面臨數字技術的全方位融合與現代文化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與時代發展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協調，推進優秀傳統文化轉化與創新［7］。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數字化轉型實踐方興未艾，數字技術不斷消解現實場域的傳統文化意義再生產，在重構傳統文化形態方面，正在由原來的從外部嵌入轉向全方位深度融合。

4.1 基于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多維空間重構

數字化環境中，傳統交往空間中心化、層級化的社會聯結模式逐漸消解，虛擬網絡空間的非中心化、扁平化的社會聯結模式崛起，不同主體的社會交往頻率提高。傳統文化空間現實場景情境隨信息技術向網絡空間遷移，完成從單一物理空間場景到多維數字化場景的虛擬文化空間重構，滿足新生代青年跨越時空阻隔對文化場景的多維訴求。數字虛擬空間的多維性、文化形態的多樣性、人對文化需求的多元性，決定傳統文化的創新轉化需要運用好大數據技術，結合新生代青年獲取信息特點，精準定位傳統文化創新的方向，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人群，量身定制文化內容，創新文化形態。優化傳統文化空間結構，構建實體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相輔相成的、充分可達的多元層次和類型的傳統文化空間格局，關系到傳統文化轉型是否能夠獲得成功。

4.2 基于界面連接的虛擬人傳承主體重構

虛擬人重構的關鍵在于解決人類主體性與機器自主性之間的矛盾，實現自然人主體與機器主體的虛實共生?！叭恕奔仁莻鹘y文化再生產的主體，又是傳統文化再生產的客體，是傳統文化傳承的實體。傳統文化不僅由人所創造，也面向人再生產，人的發展是傳統文化創造性發展的目的與歸宿。無論是沉浸式體驗中自然人實體的虛擬化再造，還是虛擬空間中的虛擬機器人文化主體的加入，均導致了傳統文化空間到虛擬空間中的文化參與主體重構。數字化技術重構傳承主體，需要定位好自然人與虛擬人之間的關系，建構虛擬人不是要完全脫離自然人主體，而是自然人與虛擬人的同時在場，并確保自然人主體的主導性地位。以人本為取向，通過提高文化空間體驗感來提高人的文化交往主動性、積極性和參與文化場景共建的創造能力，釋放人的文化創新能量，實現自然人與虛擬人協同參與傳統文化轉型，最終達到人在傳統文化轉型中的自主性。

4.3 基于人機耦合的數字敘事方式重構

一方面，新生代青年是傳統文化傳承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符號元素要貼合青年文化話語風格和青年文化話語符號，以青年較為熟悉或相近的敘事方式推進數字化轉型，創建多元化文化場景和呈現形式［8］。線上通過數字轉換生活話語從而構建網絡敘事方式，創新文化形態意義生產，實現傳統文化的數字化傳播再造與現代化傳承發展。另一方面，線下生活敘事風格與線上網絡敘事風格通過人機界面互動實現線上線下的切換，生活敘事與數字敘事交叉穿行，共同構成現代文化敘事結構。

網絡平臺中，傳統文化敘事的多維主體互動達到了傳統文化和公眾之間的“平等化”連接的目標，不斷深化新時代的具體實踐，豐富著傳統文化的敘事方式，形成生動的線上線下互動的敘事格局，但數字虛擬僅僅是拓寬傳統文化的外延和時代樣態，不能改變傳統文化的實質。

4.4 基于虛擬共建的再生產機制重構

傳統文化在不斷地吸收、融合新的內容和呈現方式，一方面，虛擬數字空間作為跨媒介敘事的重要場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傳承理念、受眾體驗相結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吐故納新；另一方面，各種文化元素在數字“場域”中不斷流轉，虛擬主體的自由交往與數字化敘事逐步消融內容題材與展現形式的邊界，使網絡平臺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表達、交流互動的重要展演空間［9］。但過分強調技術容易產生技術依賴，陷入技術倫理風險，傳統文化的數字化轉化，不僅要從技術層面進行全方位重構，還需要與時俱進地對技術建立規制機制，建立邊界意識，確保傳統文化轉化在守正框架內實踐。建立傳統文化虛擬共建的激勵機制和各類虛實主體的激勵規則，確保虛實主體間實現協同共建，激發共建活力。

5 結論與討論

數字技術的優勢及其在各領域的全方位融合，也推動著數字技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合發展，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面向技術生態變遷時發生現代轉型和重構。當前，在運用數字化技術開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進程中，還存在“重技術、輕文化”的傾向，相關轉型機制發展還不夠成熟，導致部分傳統文化被扭曲、被惡搞，進而引發歷史虛無主義等風險。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構建的，它以傳統文化資源為本體，是在傳承載體、傳承主體、敘事方式等方面的轉型，是再生產具有時代特色的現代中華文明新形態。本土文化在現代轉型中的自主性高低與多少決定了轉型的質量及成功與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現代轉型需要堅持守正創新的文化傳承觀念，避免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傳統文化創新既要依賴技術，又要規制技術，保持自然人的主體性，否則將陷入被技術奴役的境地。自然人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轉型中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是創新轉化的內在鮮活動力，技術只是外在力量和形式，受制于自然人的主觀意識。從技術、文化素養、規范機制等形式層面支持代際交往，促進傳統文化在自然人主體之間的傳遞仍占主要地位。

當前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的現代轉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技術層面泛泛而談，面臨著從籠統概述轉向具體行動機制研究的轉變。本研究嘗試從外在促進機制角度，探討構建傳統文化數字化再生產路徑。在復雜的網絡空間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再生產轉型實踐將產生諸多創新與矛盾，這些都有待社會各界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