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性之辯

李曉宇 陳子鑫 劉芳

摘要：在科技形態不斷迭代變幻、建筑思想日趨多元跨界、行業面臨轉型沉淀的社會條件下，建筑學視野下的未來性討論尤其應當回歸建筑自主性的學科脈絡，重拾契合時代精神的建筑學未來話語。文章從烏托邦、反烏托邦與進托邦三個方面的價值與爭議為當代建筑學未來性議題進行認識論層面的解讀與思辨。

關鍵詞：未來性；烏托邦；反烏托邦；進托邦

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constant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rchitectural thinking， and the transition and precipit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he discussion of the future of architecture should return to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al autonomy， and construct a future discourse of architecture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article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the futurity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from three aspects： utopia， dystopia and utopia.

Keywords： Futurity; Utopia; Dystopia; Protopia

“漸進的技術師或工程師認識到，只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類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未經設計的結果……整體主義的或烏托邦的社會工程與漸進的社會工程相反，它絕不帶有“私人的”性質，而總是具有“公眾”的性質。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個確定的計劃或藍圖來改造‘整個社會”。[1]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1.重拾未來性議題

=若從學科的角度談論建筑學的未來性觀念，應當強調這是一種一直深植于建筑自主性認知內的學科基因。建筑自身的意義從未局限在一套場地紅線內完善的設計方案，而是深入觸及到那些因建造行為而促成的、能夠深入影響當下與未來社會活動的探索和試驗。當代建筑理論家邁克爾·海斯（Michael Hays）在其《建筑的欲望：解讀新先鋒》（Architecture's Desire： Reading the Late Avant-Garde）中指出，在藝術性與專業性之外，應將建筑視為一種與現實談判的方式，是在社會秩序本身的限制下介入象征和預示的過程，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符號生產，其主要任務是概念和主體地位的構建，而不是制造一個事物[2]。

我想以建筑學科的自身價值而言，反思既往、關注當下與設想未來三種與現實談判的方式，始終應當被完整地視作支撐學科持續前行的內生動力，尤其是那些以建筑設計核心價值為基礎的未來視域設想和行動。然而即便在曾經建筑思潮涌現的歷史時期，或許是厭倦了抽象的追問與思辨，建筑師的未來思考逐漸依賴于以其他領域的技術成果作為創意啟發，以一種跟隨的姿態遷移那些在其他領域已經發生過的未來技術應用，建筑領域的部分所謂先鋒派常常是以一種相對其他領域后鋒的面貌出現。

不可否認的是，面對科學技術這種底層推動力對于社會意識的強大塑造效果，建筑學的社會性思考很難與其形成一種等量齊觀的影響力。但就這種互動關系而言，我較為認同肯尼斯·弗蘭姆普敦所主張的批判性立場，建筑學應當以全球性的視野積極吸取新技術成果，同時又能提供一種具有抵抗性與建構性的文化價值[3]。身處當下信息、生物等諸多領域正在廣泛醞釀技術奇點的變革時期，大眾輿論似乎意識到又一次身臨技術革命的歷史契機。前《連線》（Wired Magazine）主編凱文·凱利（Kevin Kelly）以“必然”之名描述了他眼中未來幾十年內12種將永遠改變我們社會互動邏輯的長期趨勢。在“形成”（becoming）的場景中他著重提及到在建筑學范疇里我們無比熟悉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這對看似相反實則孿生的未來敘事[4]。面對現代社會所醞釀的信仰危機，人們曾經試圖通過烏托邦的未來想象填補隨著現代性裹挾而來的“上帝已死”1的精神空缺。這時的烏托邦概念已經不再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政治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最初“烏有之地”（圖1） 2? [5]的古典超現實想象，而是具體描述一種建立在新技術革命與新社會思想基礎上、以理性與科學之名為世俗難題提供價值愿景的未來構想（圖2） [6]。這也正是建筑學一直以來所熟悉的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中間起舞的自主性話語結構。

2. 理念與現實的未來性之辯

2.1突變或是漸進

時至今日我們面對未來可預見的技術應用場景及其附帶社會影響，一方面常常欣然接納技術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又會警惕資本與技術野望可能招致的社會危機。于是這樣看待技術不同的態度便會引發一些人形成面對未知前景時迥異的判斷和立場。

我們所熟悉的現代未來敘事可以區分為三種立場：第一種我們較為熟悉的現代烏托邦（Utopia）概念構想出一副帶有批判性思維的積極圖景（圖3、4、5）。在其后來抵抗與反思現代性危機的同時并不排斥現代技術是帶領人類走向完善的動力之一，并且積極描繪一種整體性、確定性的未來場景下身心更加健全的人類，以及環境更加可控的自然。在未來信息和能源高效互動的設想中，烏托邦憧憬最終實現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第二種反烏托邦（Dystopia）的視角則悲觀地描繪出一副不幸與丑惡的末日景象，技術與權力壟斷下無法自控的貪婪和欲望鋪陳著不可挽救的恐懼和危機（圖6、7、8）。無論是技術加持的增強“新人”與自然人之間難以調和的沖突 3? [7]，還是未來人類終將面對超級人工智能的主體性挑戰，都被視作技術霸權對人類的社會性異化，人類終將在一種理性釀成的社會危機中自食其果。通往地獄的路常常是由一路善意鋪就的4。

第三種則是凱文·凱利所主張的進托邦（Protopia）的視角，認為未來會是當下波瀾不驚的延續，認為未來與未知交織著希望與恐懼。他抨擊烏托邦本質上是矛盾的，因為社會是異質的，并且有相互沖突的利益關系，因此所有人的欲望不能同時得到滿足[8]。觀察歷史我們看到人體和環境的演化都是漫長而平緩的，新技術的出現從來都會伴隨新問題，但這些問題也只應通過技術的發展逐步解決，我們絕不可把問題歸咎于技術的進步。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主義者看來塑造未來可以一蹴而就地敲定一幅理想藍圖，而進托邦者則堅持未來是逐漸解決問題的過程。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看似是極端相悖的兩種視角，實際上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主義者都容易忽略，許多當下棘手的問題就是曾經的解決方案本身，復雜的社會關系會讓問題在被解決的同時產生新的困境進而不斷地求解，一如當代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思想自傳的書名——《無盡的探索》（Unended Quest）。當不完美的人類試圖達到一種想象中永恒的完美狀態注定會遭遇失敗。無數失敗的烏托邦案例在圖紙上體現出的完美設想總會在實踐的過程中難以達到預期，一旦付諸實現便會走向對自身的否定。許多試圖創造烏托邦的社會運動最終都會因清除異見者而變為反烏托邦式的強權。因此，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是同一思想根源的兩種表象。

相比于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構想中結論清晰的宏大敘事，進托邦是一種承認缺陷、承認問題的循序漸進，以動態的改善取代終極的完美[9]。它踐行一種明天比今天好的狀態，不會訴諸終極完善的場景描繪，不會追求長遠而沒有容錯度的嚴密計劃。相比于烏托邦整體化的、排他性的、自上而下的構想，進托邦是碎片化的、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推動，成為解決問題的拼貼操作[10]。進托邦擺脫了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突破壁壘的革命性訴求，以一種非激進的構想讓未來以積極的方式呈現。它包含著一種進步主義，用一些樂觀來持續鼓舞社會，用一些謹慎來持續警醒自己。進托邦所體現的時間觀是一種“永恒的現在”，關注以自由生長的方式改善當下的關系和秩序，卻也容易因此失去理性批判的深度。

2.2 理念或是現實

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兩種表象中皆有一種源自柏拉圖理念論（Theory of Ideas）根源的思維印記，意在追求一種終極的完善。柏拉圖看待現實世界永遠是對完美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模仿，比如我們永遠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一座完美的建筑實物，因為那樣的概念只存在于超驗的理念世界之中，每一座真實而有缺陷的構筑物都是對“建筑”這一理念的分有摹本（Participation）5 。于是我們對于每類事物的定義也就并不取決于某種現實世界的具體形態而是理念的內涵，當我們撿起一塊石塊將釘子敲進墻體的時候便已經踐行了錘子的理念，而它并不必需是一副木柄與鐵頭模樣。因此當秉持這一理念論的思想去直面瑣碎的社會現實，便會促成這樣一種傾向：通過絕對理性的方式在一種脫離現實的場景中尋求一個理想國的未來方案。于是當純粹的工具理性遇到現實生活復雜的價值判斷場景的時候，理念的局限與烏托邦的脆弱便真實地顯現。每一幅烏托邦都是虛構的理念，而每一處由個體構成的現實都包含了必然的缺陷。

反觀進托邦的思想內涵則更接近一種東方的或者哈貝馬斯式（Jürgen Habermas）的入世哲學，以一種“道不遠人”6的姿態尋求問題根源和解決方案于身邊的真實日常，意在克服眼前的丑惡。理想的社會與終極的真理并不存在于一個脫離了塵世的理念世界或者上帝天國，只有一個真實的世界，包含了一切真實的人間百態和雷霆雨露。在“反者道之動”7的智慧中，一個事物想要長久地存在，一定要包含它自身的對立面，否則一定會徹底走向自身的反面。進托邦主義者不會輕信理性的經濟和科技手段能夠輕易地解決仲裁社會福利、緩解生存危機等現實難題。曾經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度堅信，物資的匱乏和人性的自利是造成一切現實問題的根源，唯有貨品的極大豐富才能消除社會的罪惡[11]。但19世紀的烏托邦主義者無法設想如今后工業社會的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新形式的信息匱缺，網絡空間的極大繁榮使得遠在大洋對岸的有心者借助一套喬裝打扮的算法和準確的信息來源便足以影響國家層面的全民大選結果8。因此面對未來的態度并非是去自信地再現（Represent）一個超驗的理念世界，而是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對真實社會關系的洞察之上。對此，當代最杰出的哲學家（或許沒有之一）于爾根·哈貝馬斯在其堪稱鴻篇巨著的《交往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將“交往”的價值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為應對現代性塑造的信仰危機他將自己的社會學洞察歸結為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交往理性概念，在強勢的工具理性和弱勢的價值理性之外以一種深刻的入世智慧看到了當下構建理想社會的關鍵拼圖在于交往行動（communication action）及其所涉及的社會關系，這為現代乃至未來社會生活填補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理性規范原則[12]。

3.烏托邦的建筑話語

3.1 確定性的宏大敘事

曾經的烏托邦一度被視作現代建筑的一種帶有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在建筑學中曾是一股影響巨大的推動力。人類對現代美好社會的希冀都曾寄托在物化的建筑環境當中，使建筑成為“行為派烏托邦”的主要實踐構成。許多現代主義建筑師都曾頌揚烏托邦式的理想，他們把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作為應對城市和社會問題的確定性工具，替代了宗教和形而上學的理念世界而重新塑造了一種看似去神圣化的現代社會理想。像我們熟知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圖9）、賴特的廣畝城市（圖10）等設想都是在一張白紙上描繪烏托邦的愿景。隨著戰后資本極大繁榮的20世紀60年代，社會中又彌漫起對未來的樂觀暢想。建筑的學科輿論開始希望擺脫現代主義理論權威的束縛，烏托邦也仍然是新一代建筑師構思建筑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學科工具。建筑師與科幻作者或是未來學家一起并肩討論著未來，產生大膽先鋒的思考。艙體（圖11、12、13）和巨構（圖14、15） [13]的范型構想也正是那個時代醞釀出的對下個世代生活樣貌的想象。

這些烏托邦式的暢想和實踐對當下的城市和建筑環境形成了深刻的影響。然而這些構想在幾十年的實踐過程中終究暴露出了執著于確定性的局限。烏托邦的完美構想常常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對社會復雜結構的簡單化和理性化處理。當設計師只能用單一且目標清晰的思路來回應城市生活和社會的多樣性時，城市空間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單調和僵化[14]。于是在一些人看來，現代建筑師系統性地忽視了機械化和人口爆炸這種現代性變量給日常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諸如花園城市計劃不過是絕望地提供了象征性的“偽自然”碎片，以安撫被無情剝削的公民?，F代城市變成一架從居民身上榨取生產力的機器，一架巨大的機器，摧毀了它本應培育的生活。這種剝削機器將繼續增長，直到一個單一的巨大的城市結構占據整個地球表面，自然已經被取代了[15]。

現代主義的“蓋棺人”查理·詹克斯（Charles Jencks）曾熱衷于繪制20世紀建筑思潮演化與關聯圖譜。在1971年出版的圖譜中（圖16），設想中未來的部分被“控制論”、“巨構”、“太空殖民地”、“波普”和“先鋒派”等概念占據，充斥著技術烏托邦的豪情壯志。而在2000年那一版中（圖17），上述許多概念從未來的角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技派”、“生物形態”和“解構主義”[16]。曾經對未來科技的大膽構思和狂熱夢想被精致利己、關注表象的建筑形式所取代。

3.2 即時性的多元沖突

反觀當下許多看似面向未來、充滿積極態度的建筑，實際上僅僅是受進托邦思潮影響下對當下社會多元沖突的即時性應對方案。由啟蒙運動帶來的價值一元論披著理性的外衣為人們提供一份終極價值的心理滿足，極大地緩解了人類本能中對于不確定性的抵制?！按笠唤y理論”無論在社會倫理還是科學理論領域都是最令人著迷的上帝光環。然而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戳穿了這種理性主義幻想，指出了多元價值（Value pluralism）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才是社會的真相[17]：一份自由應該兌換為幾份公平？一份民主可以換算成幾份效率？童年在俄國的生活和學習經歷讓他近距離感受到那一代俄國志士對于社會苦難的關懷和終極價值的追問，而猶太人的身份印記又讓他直面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恐怖力量。因此在他的自由主義思考中多元文化的深刻價值成為今天我們面對強勢的技術權力尤其應當記住的一件“大事情”9。

持續的現代城市化進程不斷暴露出各種人居環境與社會關系困境，觀察當下許多建筑行為都是試圖平衡而非消除環境可持續性、社區更新發展等多元價值問題。對個體權利與身份的表達取代了宏大歷史敘事，多元的體驗與真切的情境取代了曾經現代主義理性的功能與抽象的形式，成為了當代建筑認知的新標簽[18]（圖18、19）。在此背景下，進托邦通過技術化解具體問題的信念，也常被稱之為“解決方案主義”或者“漸進工程”。在這種思路中，諸多個體面臨的社會問題都可以簡化為基于技術的個性化解決方案。

然而，建筑是否應該完全順從解決問題主義的技術權威？美國建筑師馬克·福斯特·蓋奇（Mark Foster Gage）就此感嘆，建筑學放棄了其制造獨特且不可一世的事物的野心，轉而以一名中層管理人員的身份，對一些被過度簡化的問題作出應答。對于一門有著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式雄心壯志的歷史的學科來說，建筑學深陷關系性的“問題-解決”的過程，這一現狀令人感到非常痛苦[19]。實際上烏托邦式的大聲疾呼始終有著理性批判所不能匹敵的洞察力和感召力。超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等是否將會是問題影響的放大器和問題產生的加速器，未來的人類將會手持更加趁手的工具還是需要應對越加棘手的問題，是進托邦多元思維下需要警惕的方向[20]。

因此，重拾對未來性議題的熱切關注在當下技術形態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又具有迫切的必要性。當下建筑學所面對的，可能與柯布西耶所面對的第一機器時代相似，科技所引領的快速變化已經讓按部就班的建筑構思和構造越發顯得跟不上時代的節奏。我們一邊面對著顛覆前需要即刻做出改變的緊迫性，一面又在目前行業的轉型期和沉淀期顯得茫然無措。當下的建筑業界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仍顯得被動和遲疑，最多只敢探討眼前的近未來，自縛手腳的建筑想象在技術的迅猛發展中會逐漸喪失自主性的學科話語權。

4. 結語：未來與不確定性共存

作為一名卓越的“批判理性主義”思想家，卡爾·波普爾曾經對烏托邦的哲學根源和科學問題發現的邏輯做出過深刻而雄辯的論述。繼承了蘇格蘭啟蒙傳統中對理性工具價值的有限認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歷史決定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無盡的探索》等諸多著述中剖析了“整體主義社會工程”及其背后的歷史決定論根源的認識局限性，深刻地指出人類企圖通過理性的工具消除一些不確定性的努力注定是通往深淵的徒勞。人類真正成熟的標志是自信地運用理性的同時，直面自己永遠不可能擺脫無知，勇敢地與不確定性共存[21]。

在建筑學面向未來的思考圖景中應當包含烏托邦視角的大膽暢想、反烏托邦視角的反思警示，以及進托邦視角所關注的現實關聯。無論哪種思維將在多大程度上造就我們未來的新巴比倫城，它們的現實價值在于我們面對未來性之辯時所能由此產生的有益思考：在未來技術與人文的歷史路口，建筑學應當給出何種具備自身獨特智慧的解決方案？

注釋：

1 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つ岵桑‵riedrich Nietzsche）在《快樂的知識》（Die fro?hliche Wissenschaft）中多次提及的哲語，用以表述十九世紀末期社會大變革背景下信仰與價值體系崩解與重塑過程中帶來的惶恐與不安。

2 烏托邦（utopia）一詞是托馬斯·莫爾及其好友伊拉斯謨最初提出，旨在表達拉丁文 nusquama一詞 ，即“烏有之國”。

3 若遠古最初的人類是想象中還未被技術染指的100%自然屬性，另一端則是未來顛覆性的“新人”，是預設中被技術完全升級的人類形態，詳見文獻[7]。

4 西方諺語，最早出處已不易考，常被諸多西方思想學者與文化人士引用，用以描述在一些崇高與美好的愿景之下卻最終創造出了與之截然相反的災難結果。

5 分有（Participation）是柏拉圖的理論中的一個核心觀念，指現實世界的事物是對理念領域中的理念原型的模仿。

6 出自《中庸》第十三章，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7 出自《道德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哲學的主要觀點之一。

8 Facebook -劍橋分析數據丑聞，是指英國咨詢公司“劍橋分析公司”在未經社群媒體“Facebook”用戶同意的情況下獲取數百萬Facebook用戶的個人數據，并通過這些數據影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走勢。

9 以賽亞·柏林曾受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殘詩“狐貍知道許多，而刺猬則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啟發，以《狐貍與刺猬》之名提出了他著名的價值思想表述，“刺猬”即一元論者，“狐貍”即多元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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