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時期的忠德困境
——以北朝政治生態為例

桑東輝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在中國歷史上，每逢政局動蕩、戰亂紛爭時（這不僅指改朝換代，也包括內部皇位的爭奪和遞嬗），都是考驗臣子忠德的時候。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也概莫能外。作為以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族為主體建立起來的政權，①北魏、東魏、西魏、北周等政權自不必說，皆為鮮卑貴族所建立。至于北齊的高氏，有的說是鮮卑化的漢人，也有的說是漢化的鮮卑人，總之都帶有鮮卑的民族特點。北朝政權中只有隋朝是漢族人楊堅建立的，但隋朝的楊氏家族與后來唐朝的李氏家族一樣，也都是與鮮卑混血的漢族家族。因此，整個北朝時期最高統治者的少數民族特點十分突出。北朝從拓跋氏的北魏建國時就積極推行漢化。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謂“全部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即文化之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1]（P79）在仿效漢族建立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同時，“北朝政權也很注重中國傳統道德，即儒家倫理思想的引進與傳播”。[2]（P259）并在儒家倫理精神基礎上，建立起一整套以君臣尊卑為基礎的政權架構，形成了具有北方民族特色且兼容儒家政治倫理精神的政治生態環境。圍繞臣德建設，大都高揚忠的大纛，把儒家政治倫理中的忠君道德作為臣子的首要政治義務和基本道德。忠在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政權中也成為各政權不可或缺且必須高舉的道德旗幟。本文擷取北朝時期（386-589 年）200 年間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朝等不同政權的政治生態，聚焦這些政權的臣子忠君道德，對這一時期北方政權的忠德狀況進行系統分析，以尋繹中國傳統忠德的嬗變過程和內在規律。

一、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政治生態環境

相對于中原衣冠之士南渡后與江南當地世家大族合作建立起的東晉及宋、齊、梁、陳而言，主要以鮮卑等少數民族貴族為主體建立起的北朝政權在精神氣質上則少了一分綺靡華麗，多了一分粗獷豪放。按照閻步克先生所論，相對于南朝，北朝政治結構的最大特點是“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體制”，這種結構使北朝成為專制帝國復興的“歷史出口”。[3]因此，在政治生態環境方面，盡管同為專制帝國，北朝與南朝既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一些不同特色。

（一）篡位弒奪成為朝代更迭、政權易主的常態

總的看，南北朝時期始終處于南北對峙、戰亂分裂狀態，但在北方曾出現了一定時期的局部統一局面。如北魏結束了中國北方五胡十六國政權林立、分崩離析的狀態，完成了對中國江淮以北的統一。但在北魏末年，爾朱氏兄弟、高歡父子相繼擅權凌主，北魏君權逐漸衰微，最終分裂成東魏和西魏。此后，東魏和西魏又分別被強臣悍將高氏和宇文氏所篡代。嗣后，北周伐滅北齊，北周繼而被強臣楊氏篡權，建立了隋朝，再度統一了北方。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伐滅南陳，一統江山，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割據對峙局面。

綜觀南北朝這段歷史，篡弒和武力奪取成為朝代更迭和政權易主的新常態。不僅司馬晉和南朝的劉宋、蕭齊、蕭梁、陳朝都是篡弒得來，北方的北魏分裂后的北齊、北周、隋朝等政權也都是武力篡奪的結果。有時，同一朝代內部的傳位也非按照嫡長子來世襲繼承，而往往伴隨著暴力奪取和血腥屠殺。北齊、北周、隋朝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宗室內部為爭奪皇位而大肆仇殺，甚而至于父子反目、兄弟相殘。如北齊宗室彼此殘殺。呂思勉所謂，“北齊之事，始壞文宣，而大壞于武成。文宣嗣子幼弱，致啟孝昭、武成二世之爭奪。自此宗室之中猜忌覬覦，互相屠戮”。[4]（P530）北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不僅逼迫西魏恭帝讓位于宇文覺創立了北周，而且先后廢黜殺死北周的孝閔帝宇文覺和明帝宇文毓，后因其專橫跋扈被武帝宇文邕以“不臣之跡”的罪名加以誅殺。隋朝更是出現了楊氏家族的內部相殺。盡管歷史上所謂隋煬帝楊廣弒父、殺兄、淫母等暴虐行徑實存在史家刻意丑化和妖魔化的問題，但楊廣登基后，楊堅的其他四個兒子楊勇、楊俊、楊秀、楊諒及四王子嗣皆被廢殺乃不爭的事實。①隋煬帝繼位后，不僅矯詔殺了兄長楊勇父子，而且對其他兄弟陸續廢除其王位，加以幽閉，繼而殺害。只有楊秀是被隋煬帝幽閉后遭宇文化及之亂而死。楊秀、楊諒、楊俊等人的兒子也都被殺戮凈盡。史稱隋煬帝“誅鋤骨肉，屠劓忠良”。[5]（P475）經過宗室相殺以及隋末大亂，楊堅五子及其后人幾乎被殺光，“僅存正道（煬帝子齊王暕所生）一脈，……專制之流毒慘矣！”[6]（P38-39）連宮廷內部皇族之間都自相殘殺，皇族以外的異姓臣子攻殺君父就更是司空見慣。應該說，整個北朝的改朝換代基本都是異姓臣子篡弒所為，而每個朝代內部的繼統嗣位大多也伴隨著宗室相殺的刀光斧影。

（二）儒家倫理文化及忠孝道德成為官方倡導的價值導向

盡管北朝多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為了政權的合法性，統治者往往繼承儒家倫理文化，標榜自己是華夏文明的傳承者，是奉天下之正朔的合法政權。

1.大力推行儒家倫理文化

北魏從建立那天起就積極吸納儒家文化。如天興元年（398年）六月拓跋珪定國號，建立魏國。同年秋七月，即遷都平城，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同年十一月辛亥，詔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梢?，在政治體系架構和國家意識形態上都是儒家的那一套。北魏的孝文帝更是漢化的“急先鋒”，不僅帶頭漢化，而且從語言、服制等方方面面皆向儒家看齊。整個北朝，在民族融合的同時，體現的就是文化上的儒化過程。

魏國歷代君王均非常重視儒學。孝明帝曾下詔重申：“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圣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盵7]（P229）但在戰亂時期，儒學時興時廢，故而羊深曾對儒學的中衰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其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员鴣y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臎?，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嘆息?！盵7]（P1704）

儒學的作用在于“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7]（P1849-1850）《周書·儒林傳》亦倡言“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于儒”。[8]（P805）在北朝時期，一俟政權穩定，臣子們就極力建議大興儒學。如北魏劉芳曾上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為先?！裉珜W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盵7]（P1221）一些官吏也在訓政中滲透著儒家倫理精神。據《周書·辛慶之傳》載，辛昂曾告誡縣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8]（P698）更有在野儒者自覺擔綱傳承儒學的重任。如“不事王侯”的“儒林先生”常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余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5]（P1554）當然，在興儒學的初期也不都是一帆風順的。道武帝的臣子賀狄干曾被姚興扣留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睔w國后，道武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5]（P760）一方面積極向慕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又時有拒斥，這也是異質文化融合過程中的正?，F象。漢以后儒學重點在于三綱，北朝興儒學的目的也在于揚“三綱”。

2.積極弘揚忠孝道德

如果說當時儒學的核心是“三綱”，那么“三綱”的核心則在于忠孝。北朝接受儒家文化最直接的就是禮制，體現在倫理道德上就是落實“三綱”及其忠孝道德。早在道武帝拓跋珪時期就已經有了“忠孝節義”的提法。史稱，拓跋珪于天興元年（398 年）建立北魏時，就開始制定禮樂制度，并在皇后助祭郊廟乘坐的乾象輦上，“山林云氣、先圣賢明、忠孝節義、游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亦圖焉”。[7]（P2811）此為目前所見史籍中最早使用“忠孝節義”一詞。①關于“忠孝節義”四字連用最早出處的考證及其與中國封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關系，詳見拙文《“忠孝節義”考論》（載《道德與文明》2013 年第4 期）、《中國封建社會核心價值觀辨析——兼論封建社會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區別與聯系》（載《貴州省黨校學報》2017年第1期）、《“忠孝節義”出處補考》（載《唐都學刊》2019年第5期）。

在忠孝節義中，忠孝無疑是重中之重。而且北魏是繼承了漢晉的孝治思想，堅持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因此對孝非常重視。北魏的統治者往往以身作則躬行孝道。孝文帝對文明太后盡孝就是個顯例。史稱在文明太后壽誕時，孝文帝以帝王之身親舞于太后前，率群臣再拜上壽。高閭稱頌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圣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盵7]（P1203）文明太后死后，孝文帝堅持守制三年而與臣子發生的爭競更體現了君王行孝的決心和誠意。在君王的帶頭示范下，臣子大多能自覺踐行孝道。如刁雍嘗作《行孝論》以誡子孫，陽固亦曾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更涌現出“昆季相事，有如父子”“同盤而食”的楊氏家族?！耙患抑畠?，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盵5]（P1499）對個別違背孝道的臣子，朝廷不僅加以處罰，還諄諄教之以孝。如鄭譯與母別居，被彈劾除名。下詔云：“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盵5]（P1314）

北魏在孝治方面建立了完善的敬老制度?；实鄱啻蜗略t尊齒尚老，對70以上的老人給予優待，并禮聘德高望重的致仕官員為三老、五更，皇帝親自行敬老禮。如大臣尉元、游明根上表以老乞身，孝文帝下詔曰：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萬國，垂教本于天下?！八就?、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跡，位顯臺宿，歸終私第?？芍^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7]（P1114）

于是養三老五更于明堂、國老庶老于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于五更行肅拜之禮，賜要老、庶老衣服有差。據《周書·于謹傳》載，北周大臣于謹以年老乞，周高祖宇文邕也敬之為三老，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南面憑幾而坐，以師道自居?；实酃蛟O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实郾泵媪⒍L道，三老誡之以“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副菹率囟鹗А敝T語。[8]（P249）

統治者宣傳孝，目的是為了勸臣子做忠臣孝子。在儒家倫理觀念中，孝親可移于忠君。這種觀念也為北魏所普遍接受?！霸谒侥苄?，處公必忠?！盵7]（P575）“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后其君者也?！盵5]（P2064）因此，皇帝下詔鼓勵忠孝?！霸t曰：‘夫忠臣生于德義之門，智勇出于將相之族?！盵7]（P1733）北魏世祖也曾下詔曰：“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后身榮于時，名揚后世矣?！盵7]（P76）并據此對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皆追贈爵號；對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在時人看來，儒家經典特別是《孝經》就是鼓勵忠君的。于仲文9 歲時，宇文泰曾問他：“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盵5]（P851）王纮13 歲時，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痹唬骸啊缎⒔洝吩坪?？”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盵5]（P1998）魏文帝曾問道：“《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遍L孫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弊杏腥舜卧疲骸翱锞绕鋹??！盵5]（P829）蘇威亦曾自言：“臣先人（指蘇綽）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盵5]（P2754）《周書·李賢傳》亦記載，李賢9歲時，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他的理由是：“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于心?！盵8]（P413）在君臣飲宴賦詩時，薛孝通“豎忠為韻”得到皇帝的肯定：“卿不忘忠臣之心?！辈⒖贿B綴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盵5]（P1335）

（三）賞罰二柄成為勸獎忠君與懲處不忠的政治工具

統治者為了勸獎忠孝，一方面敬老，一方面則褒忠。褒忠勸忠首先從對歷史上的忠臣楷模進行祭吊開始。如北魏時期，孝文帝“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為吊文，樹碑而刊之”。[7]（P175）宣武帝“詔使者吊殷比干墓”。[7]（P195）孝文帝還以夢到嵇紹的名義吊祭這位晉代忠臣。其曰：“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盵7]（P465）在北魏時期褒獎忠孝節義已成成例?！八劳跏抡邚推浼?。詔畿內民從役死事者，郡縣為迎喪，給以葬費?！盵7]（P138）“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以彰厥美?！盵7]（P222）“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時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盵7]（P235）這種慣例到了北周時期還是如此?！吨軙ど刍莨梻鳌吩唬骸百Y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盵8]（P156）除了旌表忠孝節義，還對忠臣給予賜鐵券的嘉獎。張祐和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5]（P3034）宇文泰對邙山之役救自己一命的李穆也是“特賜鐵券，恕以十死”。[5]（P2114）另據《周書·任果傳》，宇文泰對任果也是“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8]（P799）

南北朝時期北朝統治者非常重視對忠德和忠臣的宣傳。為了號召人們效忠朝廷，一些人致力于編撰勸忠書籍，甚至一些帝王、王侯、大臣都親自撰寫有關忠的文章和書籍。如魏宗室元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5]（P717）北齊宗室趙郡王高?！白胖页剂x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5]（P1846）太中大夫李籍之亦著有《忠誥》一篇。

除了采取賜鐵券、編撰勸忠書籍等手段高揚忠君道德，君主還通過贈帶忠字的謚號來勸勵臣子盡忠。按《逸周書·謚法》云：“危身奉上曰忠?！背①n臣子以忠謚大約始見于漢代，如東漢的梁統被賜謚忠侯、黃瓊死后亦謚忠侯。到了南北朝時期，雖然世道離亂，嚴格意義上的忠臣不多，但統治者以忠字謚號來獎掖臣下的反倒多了起來，如忠武、忠烈、忠壯、忠敬、忠肅、忠穆、忠憲等。以忠烈這個謚號為例，即有北朝的李苗、高岳等人死后獲此封賜。對于忠心于自己的臣子，君王除了封賜謚號，還賜名以忠，如對于忠于自己的于烈之子，魏世宗不僅一次就賜帛五百匹，還賜名曰忠。曰：“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盵7]（P741）

一方是對忠臣的褒揚，另一方則對不忠者的法律制裁?！鞍嘎桑褐\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盵7]（P920）北齊時期制定《齊律》，明確了“重罪十條”，包括反逆、大逆、叛、降、不敬等不忠行徑。北周、隋、唐等律法大都繼承了《齊律》的基本法理精神。特別是隋朝《開皇律》在《齊律》“重罪十條”的基礎上，明確將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不道等列入“十惡”之罪，加重了對不忠不孝的懲處。應該說，從法律上嚴厲懲處不忠不孝者，是北朝統治者始終奉行的原則，越是到北朝后期，對不忠者的懲處便越嚴苛。如據《周書·蘇綽傳》載，蘇綽改革時提出對“深奸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8]（P390）在實踐上也是這樣執行的。如建德六年，北周俘殺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北周皇帝所定的罪名是：“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鄴，棄母攜妻妾，是不孝；外為偽主戮力，內實通啟于朕，是不忠；送款之后，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5]（P367）對不忠者除了法律制裁，就是道德譴責和孤立排斥。據《周書·王悅傳》，侯景背叛高齊后，先是西投高齊的死敵宇文氏。宇文泰本欲接納，但王悅認為：

侯景之于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臺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恤小嫌。然尚能背德于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8]（P579）

宇文泰采納了王悅的意見，侯景才南投蕭梁，給南朝造成重創。而王悅之所以主張不納侯景，理由就是侯景的背主不忠。在北朝人眼里，不忠的情況有多種。如以私心謀劃國事即為不忠。魏太武帝拓跋燾在討伐河西時，李順因收受河西方面的好處，而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結果事實上是“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對此，拓跋晃對宮臣曰：“為人臣（指李順）不實若此，豈是忠乎！”[7]（P108）拓跋燾時，北魏強盛，帥驕將悍，特別是鎮守南部邊境的軍將往往為了軍功和掠奪而頻頻上表請求伐宋。對此，崔浩堅決反對南征，除了客觀分析形勢外，就是尖銳地指出這些好戰派的不忠本質。即“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5]（P783）背公存私是不忠，弒君更是大罪，不止是不忠，還要受到報應。如北魏時，咸陽王元禧慫恿直寢符承祖和薛魏孫謀弒宣武帝元恪。符承祖私下對薛魏孫說：“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盵5]（P691）這才避免了一場弒君內亂。在朝代更迭之際，一些臣子雖然投靠了新朝，但心底里還是過不了“忠”這道心理關口的。如《隋書·王世積傳》載，楊堅代周，進封王世積為宜陽郡公。王曾私底下對高颎說：“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9]（P1172）

對不忠之臣，除了法律制裁和道德譴責，還有賜以惡謚的丑詆。古者謚號不僅有帶忠字這樣的美謚，也有對不忠者的惡謚。如北魏時穆崇曾參與衛王儀謀逆，“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太祖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酥u曰丁公”。[7]（P662）丁公是楚漢相爭時的不忠典型，北魏太祖定穆崇謚號為丁公明顯帶有羞辱色彩。時人對謚號非常重視，致有因議謚而發生爭論和抗辯的，也有因此而改謚的。如《隋書·楊素傳》載，楊素少年時也曾為忠于朝廷而死的父親爭謚，惹怒了當時北周武帝，命斬之。楊素大聲說：“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敝芪涞蹓哑溲?，而贈其父謚忠壯。[9]（P1281）

在南北朝時期，一方面忠君道德受到嚴重沖擊，整個社會的忠德狀況并不理想；另一方面統治者不遺余力地通過褒獎忠臣來勸忠勵節，以期營造臣子盡忠的輿論氛圍。但由于這一時期君尊臣卑秩序還不像宋元明清那樣嚴格，特別是三綱等封建綱常還沒有重新占據全社會意識形態的頂峰，因此統治者褒忠勸忠往往是一廂情愿，甚至事與愿違。這說明僅僅靠簡單地褒忠勸忠已經難以改變整個社會忠君道德下滑的狀況，必須采取從思想意識深處進行綱常教化和從現實政治中加強君主專制集權的雙管齊下手段，才能真正樹立起牢不可破的、絕對化的忠君道德。

二、北朝復雜政治生態環境下的君臣關系

南北朝時期，作為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分裂亂世，其君臣關系較此前和此后都更為混亂和無序，一定程度地反映出這一時期政治生態環境之惡劣。盡管人們一再強調“主尊臣卑，上下有序”[7]（P811）的理想政治狀態，但事實上卻是君臣無序、篡弒無常的一片亂象，當然，也不乏偶爾的君臣道合。君臣關系的強弱變化成為這一時期北朝政治生態的晴雨表。

（一）強調君尊臣卑的等級秩序

北魏立國之初，不僅國力強盛，而且風格強悍，表現在君臣關系上則為統治者極重君臣尊卑。天興初，受到姚興攻擊的司馬德宗部下郗恢乞師于北魏，在給魏將王遵的信中稱北魏太祖道武帝為“賢兄”，“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命崔逞和張袞回信，并明確要求“亦貶其主號以報之”，但崔逞、張袞在回信中稱司馬德宗為“貴主”。拓跋珪大怒，賜死崔逞。[7]（P758）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北魏甫一建國，就非常重視君臣尊卑，即使是對待互不統屬的司馬德宗，道武帝也想在氣勢上貶抑之。這種君臣懸隔的尊卑關系在拓跋珪時期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即便是貴為皇親貴戚的宗室對皇帝也始終保持著敬畏戒懼、怵惕卑服的姿態。如當拓跋燾出生時，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連夜召拓跋儀入宮慶賀。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碧娓嬉允雷嫔?，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這說明在北魏初年君臣關系已經十分嚴格，臣子必須誠心以事皇上，而且始終是戒懼怵惕的。盡管臣子怵惕敬畏，但仍難免被君主猜忌誅死。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拓跋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賜死。[7]（P371-372）連因內不自安而逃遁者都被殺，那些存有貳心的臣子自然更難逃被追殺的厄運。如代人莫題對道武帝拓跋珪心存貳心，傾向于窟咄，在皇位爭奪斗爭中曾送給窟咄一支箭說：“三歲犢豈勝重載！”意思是窟咄年長而拓跋珪年少，有擁立窟咄的想法。及至拓跋珪登基后，有人告發說莫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拓跋珪派人持箭示莫題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5]（P759）大有秋后算賬的意思。莫題奉詔，父子對泣。第二天就被刑戮。

這一時期君臣尊卑關系還表現在政治生活以外的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如在新鮮水果成熟時，大臣不敢先吃?！肮催M御，吾何得先食！”[5]（P754）又據《周書·王思政傳》記載，官員在修城池時掘得黃金也悉封金送上，曰：“人臣不宜有私?！盵8]（P295）臣子對君主恭謹如斯。同其他君主專制王朝一樣，北方政權的統治者對君尊臣卑也要求得非常嚴、非常細。以避君王之諱為例，北周的叱羅協本名與北周武帝諱同，不得不更名以避君諱。北周駙馬李敏曾用名洪兒，隋煬帝懷疑“洪”字當讖，后尋事誅之。隋代的避諱還可以從與隋代有關的史書字里行間中看出端倪。如《周書》《隋書》雖修于唐世，但書中大量文字直接取自隋代時人的檔案和記載，故文中多避諱楊氏名諱。如這兩部史書中特別是《隋書》中很少見到“忠”字，凡是“忠”字的地方都用“誠”來代替，以此來避楊堅父親楊忠之諱。又如，北周時期也出現了因疏于避君王諱而幾乎釀成文字獄的苗頭。北周宣帝時，樂運上疏中有言：“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迫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采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盵5]（P2221）樂運上書雖然有效遏制了文字獄的苗頭，但也反映出當時官場禁忌之多以及臣下的戰戰兢兢。

經過200年的強化夯實，北朝人逐漸認同君尊臣卑等級秩序?！端鍟の膶W傳》所謂“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9]（P1743）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時人的一種普遍觀念。北朝君主重視君臣尊卑關系，意在強化君主集權專制，防止別人篡代。所謂“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7]（P591）

（二）暴君或懦君治下的君臣違和

在北魏強盛時，君主往往胸懷大志，敢作敢為，對臣子也保持強勢姿態。如銳意漢化的孝文帝不僅改革鮮卑姓氏、語言、習俗，還頂著重重壓力遷都洛陽。對勸阻遷都的大臣王公嚴加斥責，連自己的太子因為懷戀北方故土也被廢殺。對于國之股肱任城王元澄的一些不同意見，孝文帝也會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眾也！”元澄馬上說：“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盵7]（P464）

但隨著北魏的鞏固，像道武帝、太武帝、孝文帝、宣武帝這樣的有為君主日漸其少，后世的北魏君王特別是東魏、西魏君王往往暗弱無能，朝政被強臣所控制?！熬醭紡?，全無綱紀”，[7]（P787）是對魏國后期政治狀況的精準概括。到了孝莊帝時期，爾朱榮趁鎮壓北方六鎮起義而異軍突起，把持朝政，視皇帝如傀儡，遙制朝廷，廣布親戚，任用官吏皆從己出。有一次，爾朱榮啟奏朝廷任用一批官員，孝莊帝沒有批準。大臣元天穆覲見時說：“天柱（爾朱榮被封為天柱大將軍）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孝莊帝憤憤不平地說：“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爾朱榮聞所啟不允，大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盵7]（P1654）后來發展到孝莊帝公開與爾朱榮決裂，導致河陰之變，爾朱榮殺死大批朝臣。孝莊帝又殺爾朱榮，爾朱榮的弟弟爾朱兆再反殺孝莊帝。君臣如此，其于尊卑何有？在朝廷與爾朱氏的斗爭中，高歡又崛起，一方面幫助朝廷消滅爾朱氏，一方面擁兵自重，立霸府，把持朝政，乃至廢殺北魏前廢帝節閔帝元恭。從節閔帝被廢時所賦詩中可讀出傀儡帝王無奈的心理。其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盵7]（P278）孝武帝不甘心當高氏傀儡，憤而西走。于是高氏立孝靜帝，建立東魏。西遷后的元魏皇族依附于宇文氏，建立西魏政權。實際上，東魏、西魏的皇帝都分別成為了高氏和宇文氏的傀儡。

為了更生動地展現東魏、西魏的君臣關系實況，在此，筆者分別舉例說明之。以東魏而言，孝靜帝元善見在權臣高澄面前毫無尊嚴，乃至于高澄甚至當面罵自稱朕的元善見曰：“朕，朕，狗腳朕！”還讓臣子崔季舒毆打孝靜帝三拳。[10]（P36）后元善見被廢且遭鴆殺。以西魏而言，在孝武帝元修西遷后，也出現強臣壓主的問題。元修西遷時將未出嫁的從妹平原公主明月帶入關西，但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暗鄄粣?，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盵5]（P174）

魏亡后，代之而起的北齊、北周，其君臣關系也很緊張。北齊暴君高澄、高洋、高殷等暴虐行徑令人發指，不僅虐殺宗室血親，而且手足相殘，對楊播等忠臣更是極盡虐殺之能事。這里僅舉一例?；认x為災，魏尹丞崔叔瓚就因為回答了一句“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斀裢庵L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就惹得齊文宣高洋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發，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5]（P1161）與此同時，北周也出現了宇文氏集團內部君臣猜忌的齟齬。發生了晉國公宇文護擅權被周高祖宇文邕誅殺的事件。據《周書·齊殤王憲》記載，周高祖反復申明其誅殺宇文護的理由是：

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质?。冢宰（指宇文護）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瓡x公不臣之跡，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币蝗苏?，止據天子耳。[8]（P189-190）

由此可見，宇文護被殺主要是侵犯了天子的權威，“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道出了周高祖的心聲。其將《詩經》“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的“一人”解釋為“止據天子”更表達了君權的獨一無二和神圣不可侵犯。因此，“無君凌上”的宇文護就必然要被作為叛臣賊子而予以殺戮。

一方面，暴君虐臣，人君首先背棄了君臣之義。歷代暴君多以天下為己物，視臣子如家奴，肆意羞辱和殺戮。暴君虐臣不僅破壞了君臣之義，更不同程度地消解了臣子忠君的道德義務。如此一來，君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沖擊，全心全意效忠君王的忠君道德也一定程度地受到沖擊。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了北朝忠君道德沉淪的實況。另一方面，強臣震主，臣下忠君順上徒有其表，此亦沖擊了君尊臣卑的嚴肅性。整個南北朝時期，北朝的強臣震主現象最為突出。北魏末年，先是爾朱氏專權跋扈，后是高歡立霸府，元魏被分割為東魏、西魏兩部分，兩方的君主分別受到高氏、宇文氏的欺凌和掌控。至于隋王楊堅之于北周宇文氏則又是六朝時期強臣震主故事的翻版。

（三）君明臣忠下的君臣道合

北朝政權也并非一味地暴君虐臣和弱君強臣這樣的君臣違和狀態，偶爾也能見到君明臣忠、君臣道合的難得景象。在北魏強盛時期，就曾出現君明臣忠、君臣道合的政治和諧氛圍。不僅于烈、于忠父子與孝文帝、宣武帝達到了這種關系，其他如崔浩、高允、李沖、高閭、游明根等大臣也得到皇帝的信任。如李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于顏色……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7]（P1181）君臣關系除了嚴肅的一面，也有親昵的時候。如據《周書·王軌傳》記載，王軌擔心宇文邕身后的政局，就曾在壽宴上，捋高祖宇文邕的胡須說：“可愛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盵8]（P713）暗示宇文赟不堪重任。高祖深以為然。足見君臣之間的和洽無間。

三、北朝臣子踐行忠德的主要表現

作為胡漢融合的北朝政權，忠德成為政治倫理的重要內容，成為臣德的首要義務，其主要表現為忠君、忠主、忠諫等單向度之忠。

（一）忠君衛主、主辱臣死仍是踐行忠德的主要形式

這一時期，北朝忠德也突出表現在忠君和衛主上。所謂“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7]（P1048）作為臣子，也都認同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7]（P634）正是繼承了儒家的忠德倫理，北朝涌現出很多忠臣烈士。僅以北齊滅亡時為例，就涌現出上自王侯宗室、下至閹宦閽寺等忠臣群體。[11]據《隋書·慕容三藏傳》載，周滅齊時，“齊后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9]（P1532）

而在北魏建立初年，有的官員臣節還不很牢固。如天興年間，大臣李先的兒子曾問他：“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李先回答說：“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盵7]（P792）李先父子對話的潛臺詞是根據國祚長短而決定忠誠與否。這種政治投機的猶疑心態代表了天興年間一部分臣子的心理。隨著拓跋氏統治的鞏固，臣子對君主的忠誠度大為增加?！笆轮鞑灰杂呢懜镄?，奉上不以趣舍虧節”,[7]（P744）“罪莫極于無上，逆莫甚于違天”,[7]（P980）“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5]（P921）等觀念逐漸取代了天興年間對是否忠于拓跋氏的猶疑。

忠君衛主是對臣子的基本要求，而到了危難時刻，還要求臣子做到主辱臣死，所謂“君父有危，臣子致命”。[7]（P1021）“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7]（P504）當然，在北朝統治者自認為確立了政權合法性后，往往主張盡忠的對象是奉正統的君主，而不是悖逆之人?！胺擦⒅冶Ч?，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為?！盵7]（P974）至于誰是正統的君主，往往由勝利者、當權者來定論。

一般來說，忠于當時的朝廷被認為是尊奉正統的君主。特別是在君主與權臣斗爭中，更要求臣子忠君盡節。如孝莊帝與爾朱榮矛盾加深，朱瑞雖是爾朱榮的部屬，但卻忠于朝廷。對此，孝莊帝曾對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余人?！睜栔鞓s死后，，朱瑞投奔朝廷，被孝莊帝譽為“社稷忠臣，當須如此”。[7]（P1770）《周書·李賢傳附弟遠傳》中所謂“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8]（P422）可以說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朝忠臣的共識。

（二）直言極諫、無所隱避仍是臣德的重要內容

在古代，臣子之忠還集中表現在進諫上，北朝亦是如此。北魏歷史上從來不乏忠諫之臣，如太祖時的柳慶，太宗時的古弼，世祖時的高允，高宗時的宿石，文明太后時的白澤等。孝文帝之后，無論是魏朝，還是北齊、北周、隋朝都不乏忠諫之臣。限于篇幅茲不一一列舉?？傊?，在北朝時期，忠諫已經成為臣子的義務。特別是諫議官更把忠諫作為自己的職責?！拔耶斝菝髦?，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7]（P1735）有的臣子在臨終之際仍念念不忘社稷大業。如，王叡疾篤，上疏曰：“臣聞忠于事君者，節義著于臨終；孝于奉親者，淳誠表于垂沒?！袼∷旌V，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盵7]（P1989）

北周的樂運、元巖、顏之儀等皆把從容諷議作為自己作為一名諫官應盡的職責和義務。當樂運受到奸臣排擠，不被任用時，就發憤著書。據《周書·樂運傳》載，樂運“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8]（P725）據《隋書·元巖傳》載，北周宣帝為政昏暴，元巖屢次切諫，惹得昏君“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9]（P1475）《周書·宇文孝伯傳》亦記載，宇文孝伯因忠諫而被賜死。隋文帝代北周后，曾說過：“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盵8]（P719）

相對有臣子進諫，昏庸君主剛愎拒諫，而開明君主則虛心納諫。以北魏孝文帝為例，其詔書中多次提到廣開言路，鼓勵群臣進諫。

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7]（P143）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采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于堯世，謗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裰瓢俦偾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7]（P154）

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刪刑，慮不周允，虛懷讜直，思顯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7]（P154）

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7]（P179-180）

孝文帝明確告訴大臣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煽吆?？恒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群下之諫，為臣患不能盡忠于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己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盵7]（P1311）受明君勸諫的感召，僅北魏孝文帝時期就涌現出任城王元澄、李沖、高閭等一批忠直敢言的忠臣。

（三）策名委質、各為其主亦為統治者和世人所普遍認可

北朝遞嬗也如南朝一樣頻繁，且南北方、東西方之間戰事不斷，因此，忠不僅僅表現在忠君上，還體現在對自己主子的忠誠上。時人繼承了先秦時期“策名委質、忠貞無貳”“食君之祿，憂君之事”的忠德傳統，把忠德建立在食祿報恩的知報觀基礎之上?！段簳ご蘅瑐鳌匪^“貪人之祿，憂人之事”。[7]（P1256）《周書·周惠達傳》有言：“人生于天，受命于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8]（P362）《周書·鄭偉傳》亦曰：“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宜以此時效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盵8]（P634）《周書·宇文孝伯傳》亦高揚“委質事人，本徇名義”。[8]（P718）在這種食祿報恩、委質無貳心理的影響下，社會普遍認同各為其主也是忠、亦應予以勸獎的觀念。如據《魏書·序紀》載，北魏先帝曾在平叛中被敵人射中眼睛，大臣們抓住射目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為其主，何罪也?！酸屩??！薄段簳じ咦婕o下》記載，在南北戰爭中，曾俘獲蕭鸞的兵士3000人。北魏皇帝也以“在君為君，其民何罪？”而將他們放歸。據《北史·徐招傳》，在爾朱氏與北魏政權對抗中，俘獲了北魏將領徐招。徐招臨危不懼，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睜栔熘龠h贊嘆曰：“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不僅沒有殺徐招，還任用他為行臺右丞。對于北朝多方爭雄、忠臣衛主的歷史狀況，《周書·趙善等傳》曾總結說：“自三方（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南朝）鼎峙，群雄競逐，俊能馳騖，各吠非主。爭奮厲其智勇，思赴蹈于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或行彰于孝友，或誠顯于忠概，咸躬志力，俱徇功名?！盵8]（P601）

對于各為其主的忠臣，雖敵對方亦表敬重。如據《周書·王思政傳》載，宇文氏手下大將王思政被高齊重兵圍困，期間殺高齊大將慕容紹宗、劉豐生，生擒慕容永珍。思政謂之曰：“仆之破亡，在于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蹦肆魈閿刂?。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攻破城后一定囑要生擒王思政，不得損傷。王思政被俘后，“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禮遇甚厚”。[8]（P296-297）

（四）對君臣關系和忠奸之辨的理性反思

在竭盡忠誠的同時，北朝臣子也開始自覺思索君臣關系。據《魏書·高閭傳》記載，早在北魏時，高閭就曾在上疏中指出：

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于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7]（P1198-1199）

在高閭看來，君臣關系是雙向度的，在規定臣子職責的同時也對君主做到了要求。這種思想在北周君臣中更是得到了普遍認可和弘揚。如據《周書·藝術傳》載，時人認為“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8]（P847）從而把君德與天地自然聯系在一起，在發揚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權觀的同時，突出強調“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眾”的君德。

無獨有偶，在《周書·蘇綽傳》載，蘇綽也將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治人君之身”上。即：

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后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8]（P383）

在這里，蘇綽明確提出了“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的觀點，并把“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的六個“躬行”和“無倦”及“明察”作為人君治身的要津。談到選人用人問題時，《周書·文帝紀下》亦曰“位不虛加，祿不妄賜”，[8]（P29）作為君主的應該“此道授官”，作為臣子則當“此情受位”，這樣天下才能“不言而治矣”。反之，“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必然造成喪失公道、萌生奸詐的天下大亂。

北朝臣子不僅自覺反思君臣關系，以此為忠德建設尋找理論基礎，同時也對忠奸之辨加以理性分析，激勵忠臣堅持正義，與威脅社稷的奸佞做殊死的斗爭。歷朝歷代皆有忠有佞，北朝也不例外。對此，一些正義之士對奸佞之人疾之如仇。北魏宗室元順作《蠅賦》，以蠅比喻奸佞，指出奸佞當道，則“妖姬進，邪士來，圣賢擁，忠孝摧”。[7]（P483-484）陽固也曾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以刺奸佞。其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盵7]（P1610）矛頭直指巧佞害忠。對于辨別忠佞問題，孝文帝曾組織大臣進行過專題討論。尚書游明根基于“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主張在任職中考察忠佞，即“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后祿之，三載考績，然后忠佞可明”。高閭則主張根據不同的表現辨別忠佞。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為忠，石顯是佞?！毙⑽牡垡环矫嫱飧唛偹f的一個人有時為忠、有時為佞的情況，所謂“自非圣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跡成斯謂之佞”。但又不滿意高閭的回答?！半匏鶈栒?，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后?！备唛偦卮鹫f：“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毙⑽牡壅J為：“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于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盵7]（P1200）可見，孝文帝能較為客觀地評價臣子之忠佞，在這種理性的忠佞觀指導下，孝文時期的君臣關系是相對和諧的。后人在總結北齊滅亡時也曾將之歸咎于奸佞，畢竟從實力上看，北齊的實力是明顯強于北周的，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當不是實力上的問題，而出在朝廷內部的昏君佞臣上。據《舊唐書·儒學上·張士衡傳》載，唐代時北齊舊臣張士衡回答李承乾關于齊氏滅亡原因時，總結說：“齊后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仆下才，兇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為心腹。誅害忠良，疏忌骨肉。窮極奢靡，剝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為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盵12]（P4949）

四、南北朝政治生態環境下的北朝忠德特點

作為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時期，在道德文化方面的沖突與融合也十分復雜和異常激烈。在分裂戰亂、南北對峙、東西驅馳的大背景下，忠德也呈現出因復雜政治生態環境而造成的矛盾交錯與共生融合等特點。

（一）忠于君王與各為其主兩種現象的并存

北朝政局的動蕩與南朝不同，其不僅有新舊交替還有東西分裂。這對臣子的考驗更為突出。當高歡與北魏孝武帝決裂時，孝武西出，高歡大殺忠于孝武帝的魏臣。如以“備位納言”“處不諫諍”“不能盡忠，依附諂佞”[7]（P1698）等罪名殺死了辛雄等。當時也有臣子為了保持臣節而避世。如在孝武西遷時，裴寬對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蹦藢⒓覍俦茈y于大石嶺。[5]（P1397）更有臣子在孝武西遷后，堅持與高洋抗爭。如《周書·韓雄傳》載，韓雄組織隊伍，抄掠東魏。東魏洛州刺史韓賢逮捕了韓雄的兄及妻子，以召韓雄。韓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后，更思其計，未為晚也?！盵8]（P776）于是，投降韓賢，并伺機反正。事泄，遁免。很多臣子為了追隨孝武帝連家都不顧了。盧辯隨孝武帝入關，事起倉卒，不及至家，單馬而從?；騿栟q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盵5]（P1100）有的則在東西分裂時，家人各在一方。如裴讓之的二弟裴諏之隨同孝武帝奔關右，在東部的裴氏兄弟五人皆被拘系。高歡問裴讓之：“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愿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收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卻行而求道耳?！盵5]（P1384-1385）裴讓之機敏的回答救了一家兄弟的性命。

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一個最主要的特征是天下分裂戰亂。在這種分裂狀態下，天下無共主，政權的唯一性和合法性也隨之成了問題，臣子效忠君王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既有良臣擇主而事的可選擇性，同時各事其主也具有其現實性。在這種政治生態環境下，對忠臣的要求也與其他時期不同。

一方面，社會認可良臣擇主而事的選擇自由。南北朝時期的北朝，忠君觀念還留存著漢代“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觀念。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政權頻繁更迭，雙向度的忠更是大行其道。所謂“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為”。[7]（P974）盡管這一時期不乏單向度的忠君，但總的來說，雙向度的忠還是占主導的。

另一方面，各事其主成為南北對峙、東西分裂時期忠君狀況的主流。每逢亂世，群雄競起，各為其主才具有了存在的價值和回旋的空間。而江山一統后，天下大權歸一，天無二日，土無二尊，也就沒有了各為其主的存在土壤?？偟恼f來，南北朝時期，各為其主的忠帶有明顯的層級特點。由于國家不統一，或雖有君王而實際上國家處于割據狀態，上下級之間形成一種委質和效忠關系。而這種效忠是有層級的，即首先要忠于自己的主子，其次才是忠于皇帝。當然，當主子立場與皇帝立場一致時，臣子的忠并不存在問題。而一旦二者立場出現分歧，則臣子的忠就表現出強烈的沖突。

（二）盡忠死節與改事新主兩種情況的互現

忠君道德的最高標準是為社稷盡忠，為君王盡節。但在政權更迭頻繁的社會中，忠君不貳其實很難做到，忠君死節更只有少數人在踐行，多數臣子則改換門庭，改事新主。盡管在政治道德領域，北朝臣子仍高揚著“委質為臣，有死無貳”的古訓，強調為臣之德，但在朝代更迭的殘酷現實中，很少有臣子能始終如一地踐行為君王盡節的忠德。

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權更迭頻繁，臣子改事新主遂成為常態。每逢王朝鼎革之日，也都是考驗臣子忠節之時。每當禪代之際，臣子往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繼續奉事新朝新皇，一部分則為先朝盡節，盡節的方式有武裝反抗、自殺、隱遁、叛逃等。北朝諸政權改朝換代之際，忠君死節者不乏其人，如北齊代東魏時，裴讓之因“眷戀魏朝，嗚咽流涕”，而被賜死于家。[5]（P1385）盡忠職守者亦不乏其人，如《周書·顏之儀傳》載，隋文帝楊堅代北周時，掌管玉璽的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8]（P720）乃至于出嫁女也堅守從夫的立場而踐行忠孝節義。對楊堅篡宇文氏天下，楊堅的長女、北周皇后楊麗華“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5]（P529）但大多數舊臣都改奉新朝，不論是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還是隋代北周，都是和平過渡。朝中臣子多為前朝舊臣。這說明當時的忠君道德并不以改事新朝為忤。相比忠于先朝者，改事新朝則更為普遍。忠君道德在這一時期也比較寬泛，改事新朝并非一概被視為不忠。

（三）首孝次忠與舍孝全忠兩難抉擇的頡頏

如前所述，受兩漢隆顯“三綱”的影響，南北朝時期雖為亂世，但北朝統治者為了標榜自己政權乃是承繼中原正統的合法地位，也都致力于儒家綱常的建設，對維護君臣、父子綱常的忠孝道德也非常重視。特別是北魏繼承了漢代的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亦號稱孝治天下。孝治觀念不僅成為北魏的立國之本，對后來的隋唐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北朝政權對孝道價值的認知和弘揚孝道的依據。統治者強調“以孝治天下”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臣子移孝于忠，盡忠事主。

在忠孝關系問題上，統治者大肆宣揚“忠孝一也”的道理，認為在理論上忠孝是并行不悖的。按照時人的看法，最理想的忠孝關系就是忠與孝各管一段，所謂的“君子在家也不過孝于其親，入朝也不過忠于其君”。[7]（P632）“士處家必以孝敬為本，在朝則以忠節為先”。[7]（P799）在這種官方導向和社會輿論氛圍下，行孝之人受到一致好評，在反映當時情況的諸正史《孝義傳》中有很多生動的例子。甚至一些人還因為行孝而得以仕進。反之，不孝是要遭人唾棄的，當事人也從此抬不起頭來。由此可見，不孝在當時社會是多么嚴重，不僅能毀壞一個人的名聲。甚至在政治斗爭中還能成為政敵攻訐的借口。如《隋書·柳彧傳》載，應州刺史唐君明因母喪期間娶親而被人彈劾曰：“孝惟行本，禮實身基……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埥d終身，以懲風俗?！盵9]（P1482）

盡管儒家倫理強調“忠孝一也”的一致性，但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忠與孝常常發生沖突，最主要的沖突就表現在養老、守喪與國家需要的矛盾上。對于忠孝兩難情況，在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是存在兩種選擇的。

一方面，有人選擇孝重于忠。漢代以來孝治思想深入人心，加之舉孝廉的察舉制度，人們對孝道是自覺尊奉的。北朝盡管多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極重孝道。特別是上層統治者更是以身作則，踐行孝道。北魏時，靈太后之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張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反對給予皇后父親太上秦公的封號。最后當權的靈太后多次主持大臣合議，張普惠始終堅持己見。即便這樣，靈太后也沒有用皇權來打壓張普惠，而是表示“朕向召卿與群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后有所見，勿得難言”。[7]（P1735）表達出靈太后堅守對父親孝道的決心。北魏時期還有一件涉及君王孝親的大事，那就是北魏孝文帝因文明太后之死而要行三年之孝，由此引發群臣的上疏，認為皇上擔負國家重任，如果像常人那樣行三年之孝，對國家管理不利。這件事情在北魏君臣之間爭論了很久，有時候爭論得非常激烈，孝文帝甚至認為大臣們阻隔了自己盡孝之心。

在北魏時期，闡揚孝道的丁憂制度又獲執行。在重孝皇帝孝文帝時期，李彪曾上書贊揚“《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圣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的古制，并認為：

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效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宴。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缞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也?！钡玫叫⑽牡鄣闹С侄允┬?。[5]（P1457-1458）

但在戰亂頻仍的亂世，圍繞丁憂制度的執行也存在不同聲音。據《周書·趙剛傳》載，其父趙和在南征途中聽說父親去世，輒還。所司將致之于法，趙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盵8]（P572）后來竟得到赦宥。喪畢，仍被任命為寧遠將軍。在南北朝時期，由于時局動蕩，丁憂制度雖然施行，同時起復制度也大行其道，喪期起復更是成為普遍現象。據《南史·王弘傳》，南朝“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13]（P569）北朝情況也大體相似。

當忠孝沖突時，雖然不乏首選盡孝的，但更多的人或主動或被動地開始選擇忠重于孝。據《魏書·崔辯傳》，為了表示自己的忠誠，崔楷赴任時拒絕單身前往的建議，而是帶上全家人一起到任。他認為：“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為人固志也？”在敵人圍城的危亡時刻，還將已送出城的子女追回?！皣邑M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將士們都被感動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城破后，崔楷執節不屈而死。此真所謂“孝行出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7]（P1619）在這種觀念主導下，臣子多以舍孝全忠為榮。

北朝臣子選擇舍孝全忠或出于內在忠義精神，但更多的則恐怕是迫于殘酷的政治生態壓力。統治者重孝是為了勸忠，當忠孝兩難時期，統治者還是希望臣子把忠放在第一位。如《魏書·邢巒傳》記載，世宗時期，因為軍事需要親自動員大將邢巒，其曰：“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薄爸溆H老，頗勞于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盵7]（P1443-1447）面對忠與孝的抉擇，北朝的臣子們也都自覺選擇忠為第一位。如在《魏書·安同傳》中，安同之子安頡忠于太宗，不僅察舉百僚，糾刺奸慝，無所回避。而且大義滅親，“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為忠，特親寵之”。[7]（P715）又，《周書·魏玄傳》載，西魏大將魏玄母親和弟弟在東魏控制區，“玄以為忠孝不兩立”，[8]（P780）不顧母、弟安危，堅決站在西魏一邊。據《周書·泉仚傳》，宇文氏部下泉仚被高齊將官高敖曹抓走。泉仚密誡其子曰：“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余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8]（P787）另據《北史·高颎傳》，高颎征討尉遲迥時，“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5]（P2488）以上足見在忠孝兩難抉擇時，臣子或主動或被動選擇舍孝全忠之無奈和內心的痛苦掙扎。

綜上所述，在南北朝時期的北朝，由于建立和鞏固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統治者積極吸納和傳承儒家文化和儒家倫理道德，特別是在勸勵臣子忠德方面更是不遺余力。但由于時處亂世，分裂割據，政權動蕩，這種惡劣的政治生態環境客觀上對臣子踐行忠德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使得這一時期北朝的忠德狀況出現了多種矛盾并存的現象。但總的看，南北朝時期北朝的忠德狀況雖較為曲折復雜，但仍是沿著漢代所確立的忠君方向不斷完善和發展，并與南朝一道，成為中國傳統忠德變遷史上重要的轉折過渡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