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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后唐朝部曲群體身份多樣化轉向研究

2023-03-22 21:39
哈爾濱學院學報 2023年1期
關鍵詞:賤民武裝部階層

田 芬

(寧夏大學 人文學院,寧夏回族自治區 銀川 750000)

“部曲”一詞在唐代以前早已存在。漢代的部曲,大都認為始于一種軍事編制;東漢末年以后,專門指豪強地主的私人武裝;南北朝時期,部曲同時成為一種對賤民的法定稱呼。關于唐朝部曲的身份性質,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學術觀點認為唐朝是部曲佃客生產制,部曲佃客是典型的農奴;也有觀點認為唐朝部曲群體是法定的賤口身份,或者認為其是軍隊部屬;也有認為部曲只見于唐朝的律法中,特別是中唐后部曲群體已經沒有特定的存在身份。部曲作為中古時期的一種特定群體,對封建統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對于唐朝部曲的研究逐漸增加,但主要將其歸類到家仆、奴婢類的賤民階層,對部曲在法律地位、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身份地位差異和相應的職責義務進行研究。也有專門研究唐代部曲奴婢等級的身份轉變、賤口身份消亡的原因等,但是從刑法、家庭等方面闡述,很少有分析部曲在安史之亂后性質轉變和身份地位提高原因的文獻,本文即以此為切入。

一、安史之亂前部曲群體身份的單一性

部曲群體從東漢時期產生,初期主要起到武裝防御的軍事作用。呂思勉先生在《秦漢史》中所述:“又有所謂部曲者,則其名自行伍中來?!盵1](P386)這一時期的部曲身份主要是私兵性質。后經過時代的變遷,其身份地位在不同時期由于所處封建社會的發展需要,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到了魏晉以后,部曲的身份地位逐漸卑微化。在南北朝前期,“部曲由于長期的跟隨主人,不登錄于國家正式戶籍,最后失去了平民身份”,[2](P448)所以這一時期的部曲被社會上層統治階層認定為賤口身份。隨后,部曲在隋朝和奴婢一樣受田,進行生產勞作。但到了隋煬帝時,“其去除了社會上婦女和奴婢、部曲之課”,按照“未受地者皆不課”的原則,[3](P404)說明此時已免除部曲等群體的勞役,其還是在所依附的封建世族大家中從事農業生產。到了唐朝時期,部曲階層的身份在唐朝的官方法典《唐律疏議》中有了界定:“部曲、奴婢,是為家仆?!盵4](P167)在唐朝前期所著的法典中,界定部曲是介于良人和奴婢之間的身份,定義為“有很強依附關系的家仆”。

二、安史之亂后部曲群體身份的多樣化發展

唐朝經安史之亂后,維持政權穩定的經濟基礎也相應的受到了沖擊。因均田制度需在嚴格實行土地國有的情況下才能更好的將生產者集中起來進行農業生產,并且需要相應實行租庸調制賦稅,所以當中央皇權受到地方勢力的挑戰逐漸被削弱時,均田制度和租庸調制也走向消亡。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原來依附于地主階級的賤民階層流動性變大,以均田制度為經濟基礎的府兵制也走向解體。加之新實行的募兵制需要源源不斷的人員,作為下層階層的部曲群體開始受到經濟結構波動的影響。郭紹華先生在《唐代的私兵武裝與部曲》一文中提到,“所以在面對這一社會大變革的發展下,唐朝的部曲群體脫離為地主階級從事家仆服務的卑賤身份,轉向其它多樣化的發展道路?!盵5]這之后的唐朝部曲群體出路更為廣闊,通過就地轉化身份或者自我解放的方式,他們有的轉化成從事農業生產的自耕農,有的因為依附關系解除而自愿選擇進入募兵行列成為武裝部曲,有的抓住機遇從事手工業、商業等社會生產工作。

(一)依附于割據勢力的武裝部曲

以安祿山和史思明挑起的地方軍事力量與中央王朝的斗爭為轉折點,唐歷經了長達八年的政治、經濟大動亂。各割據勢力為了自身的發展需要壯大軍事實力,采用募兵制大量征私兵為自身服務。這一時期的部曲群體很大一部分脫離家仆職能,轉變成了依附于割據勢力的武裝部曲?!杜f唐書》卷十五《憲宗記下》中記載:“元和十四年,冬十月丙午朔。壬戌,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千余人皆遇害?!盵6](P396)《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陸長源傳》中記載:“汝州軍亂,宋州刺史劉全諄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盵7](P3048)可見,唐朝整個部曲群體的生死存亡和將帥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安南軍亂的時候,都護被殺,其跟隨的部曲群體也一起被殺;在汝州發生軍亂的時候,刺史殺掉將帥和隨從的部曲??偨Y可知,和前期作為地主階層的家仆職能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的部曲群體轉化為依附于割據勢力的武裝部曲,以保衛地方割據勢力的軍事安定和隨從將帥作戰為主要職能。

(二)從事農業生產的自耕農

安史之亂作為一個社會變革的節點,是中國封建王朝統治時期由歷史發展前期向歷史發展后期的一個過渡期,這一時期的生產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唐代中后期均田制的逐步瓦解,地主階層招收佃客的合法化,租佃關系也快速發展起來。在這樣的經濟發展趨勢下,社會經濟生產中逐漸放棄已經不太合乎時代發展進步的部曲奴婢生產制,從而采用一種新的剝削社會生產者的租佃制度,身份十分接近于客戶的賤口部曲也開始一步步轉變為有一定生產資料的自耕農。這一時期的部曲群體不僅區別于以往世家地主所管理的莊園里的依附部曲類型,也與后來產生的自由佃農不一樣,他們處于一種由人身依附走向人身自由的過渡階段。一方面,這些部曲群體在法律上依然有“良人”的身份形式,和地主階層一樣屬于國家管理下的編戶,具有相應的人身權利;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保有對地主階層相應的人身依附關系。所以,安史之亂之后,唐代的部曲群體發展方向也逐漸的多樣化,他們對于原來所屬的統治階級的人身依附性逐漸減弱,社會地位有了進一步提高,對于生產勞作的積極性也有所增強。在一定程度上,這一時期社會上農民的客戶化趨勢,加速了家仆性質部曲群體身份的轉變。

(三)從事手工業、商業等其他行業的自由民

到了唐代中后期,部曲群體逐步擺脫了家仆的卑賤身份,一部分開始從事手工業、商業活動。唐代以來,隨著與西域等外國商人來往密切,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在手工業方面出現了制瓷業“南青北白”的繁榮景象,商業經營也很發達。有學者認為,“雇傭關系的發展,對部曲奴婢等級的命運也有很大影響?!盵8]一方面,這種較為自由的雇傭制度下生產者人身權利比較多,他們的勞動興趣也相應要高,對地主階級這些剝削者來說,價格和收益成正比,從而有助于使手工業中奴婢生產制進一步削弱;另一方面,部曲群體也會有更多機會找到生存技能,從而在大變革的亂世中得以存活。因此,安史之亂后一直到五代十國時期,從事商業、手工業等多樣生活生產方式的部曲逐漸成為主流。

三、安史之亂后部曲群體身份轉變的原因

導致唐代部曲群體身份向多元化趨勢發展的影響因素很多,但總的來說,離不開安史之亂這一個社會大背景的影響,具體可以從軍事戰爭、經濟政策、政治政策、社會禮法制度、人為因素等方面進行分析。

(一)募兵制取代府兵制

到了唐玄宗時期,據《冊府元龜》卷四九五《邦計部田制》記載:“其口分永業地,先令買賣,不限載月近遠,宜并卻還?!盵9](P2679)雖然統治者要求維持均田制,但其瓦解已經是必然趨勢。然而唐朝推行的軍事制度——府兵制是以土地國有的均田制為經濟前提的,在均田制走向消亡的同時府兵制也遭受破壞。據《新唐書》卷五十《兵志》中所記載,許許多多府兵的待遇并不好,“番役更代,多不以時”,[10](P1264)大多數府兵受到特權階級的壓榨難以維持下去。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唐朝為了軍隊秩序的穩定實行了募兵制,又在邊疆重地安置節度使。首先,這些擁有地方財、政、軍權的節度使想要擴張勢力范圍,需要招募大量的私人部屬作為自身的私人軍隊;其次,戰亂導致各地主階層為了保護自身財產、人身安全,也雇傭了大量的部曲作為私兵;最后,唐王朝統治者為了自身的政權穩定,只能對平定這場危及皇權叛亂的各方勢力進行嘉獎,將其封為節度使,各節度使帶領大量的武裝部曲一起前往各自鎮守的勢力范圍。因此,唐代部曲群體很大一部分轉變為武裝部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地方節度使勢力和中央王朝的矛盾,以及各地方勢力之爭導致的戰亂等因素。

(二)兩稅法推行下的經濟發展

部曲由家仆性質轉變為武裝部曲,甚至是逐漸脫離賤民階層轉變為從事農業生產或者流動性較強的良人,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唐朝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的變化,這為部曲身份的轉變提供了經濟基礎。

據《通典》卷二《食貨志·田制》中記載:“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馳壞,兼并之弊,有俞于漢成、哀之間?!盵11](P480)在這一時期世族大家之間的土地兼并不斷,均田制度遭到破壞,部分地主階層所享有的土地繼承受到了威脅。又因為“世族大家族的土地所有,因均田制確保了其土地所有的世襲性和凝固性,由此決定了其所依附勞動者身份的世襲性及凝固性”。[12](P343)因而安史之亂爆發前,世族大家的土地所有權與部曲、奴婢勞動制能夠緊密結合。但由于均田制瓦解,世族地主階層走向衰落,家仆性質的部曲也隨之走向衰落。加之租庸調制作為稅收制度無法執行,所以統治者階級為保證自身政權的穩定,將經濟制度進行了改革,變成了以當時社會上每一戶占有田地數量和所擁有的物資和資產為基礎,分為夏秋兩季征收賦稅,即兩稅法。由于實行兩稅法,社會生產的流動性和自由性變大,部曲的人身依附性減弱,加之后期唐朝生產水平提高,庶族地主階層逐漸強于世族地主階層,如果擁有大量的部曲、奴婢則要繳納更多的稅收,這也就使依附性極強的家仆部曲逐漸走向衰亡,變成了自由的客戶。

(三)政治動蕩下世家地主勢力瓦解

由于中央政策的限制,部曲的人數和身份性質逐漸發生了改變?!短坡墒枳h·戶婚》中規定:“諸放部曲為良,己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兩年?!盵13](P359)唐王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限制各地方士族階層對于部曲、奴婢的擁有數量,規定對于已經解除賤民身份的部曲,不得加以壓迫?!短茣肪戆肆杜尽酚涊d:“顯慶二年十二月敕:放還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子已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盵14](P2845)在中央政府嚴格控制社會上的特權階層占有部曲、奴婢數量的政策影響下,部曲的賤民身份逐漸發生改變。安史之亂時期的政治動蕩,使武裝部曲能夠更好的服務于各大地主階級隨從作戰,謀求政治利益的需求;世家地主的政治力量被后來居上的庶族地主逐漸取代,其所擁有的部曲也隨著其在政治舞臺上的力量衰落而分散瓦解,導致原本大量依附的部曲紛紛自謀出路。

(四)社會禮法制度的斷裂

唐代安史之亂后,部曲群體的多樣化發展趨勢與當時社會禮法制度的斷裂也有很大關聯。唐朝自建立直至發展時期,其社會統治權力的轉變也只是局限于封建特權階級的各名門世家的盛衰變化,對于社會中下層群體的管理和制度繼承沒有大的變化,平民階層和賤民階層的結構相對固化和穩定?!短坡墒枳h》規定:“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盵15](P247)唐朝統治者在法典中融合了儒家文化嚴格的社會尊卑等級秩序觀念,強調社會階層固化下的人群在進行婚配等生活方面不能僭越,這也導致了尊者越尊、賤者越賤的社會風氣,形成各階層后代身份的繼承。如同貴族可以享有其門第和家族所帶來的榮譽和經濟上的土地等財產一樣,從《全唐文》卷九八二《部曲判》以及《唐會要》卷六等相關文獻記載中也可以了解到,部曲的身份也是世襲的,其所生的后代也順其自然的成為部曲,屬于依附的主人家。這就使唐朝可以保證賤民階層中的奴婢、部曲等群體一直有穩定的來源,從而可維持賤民制度推行的可持續性。然而,安史之亂打破了儒家禮法傳承制度,部曲群體也像其他賤民群體一樣,想要打破這種從出生就固定好的階層分化和生活分工,安史之亂正好給他們一個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性,加速了社會傳統禮法制度的斷裂和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在這種情況下,唐代的部曲群體不再維持唐初主要依附于地主階級的家仆身份和職能,而是轉向較為自由、政治經濟地位更為獨立的平民身份。按照自身的發展選擇和唐末時期的社會需要,部曲群體有的轉向為保衛割據勢力的武裝私兵,有的成為了從事農業生產的自耕農,有的成為了從事手工業、商業生產經營的自由民。

(五)部曲群體自我解放

受唐中后期爆發的黃巢起義等農民斗爭的影響,部曲群體也開始尋求自我解放,其身份來源也相對廣泛。首先,一部分來源是觸犯君主權威或者違反官方統治秩序而被定罪流放或者沒入賤民戶籍的良人及其家屬。唐朝統治者為了更好的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和君主權力,對于犯罪的主人及其法律規定有連帶關系的家人和族人,是要削除其原籍沒為官奴婢等賤口籍貫的。據《大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記載:“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盵16](P358)《唐律疏議》的《戶婚律》《斗訟律》《賊盜律》和《通典》的《刑典制》中記載,這類謀反或者犯了大罪的人,其家中的成年男性要按刑罰絞殺,剩下的未成年男子和家中老弱婦孺、家族旁支血緣和所依附的奴婢要被流放、沒入官府從事勞役或者降為賤民等。其次,還有一部分部曲群體來源于戰爭中的戰俘。這些戰俘依據唐朝相關政策規定,大多被沒入官府或者賞賜給王公大臣用作家仆。據《新唐書》卷五十《兵志》記載:唐朝戰爭中的“入抄之俘,歸于司農”。[10](P1038)既然把戰俘轉給官方的司農安排,那么其就類似于把這些戰俘籍沒為官方奴婢的類型?!杜f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吐蕃傳》中記載的唐朝與少數民族吐蕃的戰爭,“俘獲其人,必遣中官部統徙江嶺”。[17](P3470)唐朝的軍隊在進行與少數民族的交戰中,一般是會把在戰爭中虜獲的大量戰俘運回原地區,這些戰俘大多數都成為了為統治者階層服務的社會下層。[18]

唐代的部曲群體由于初期組成大多數是被迫的,在經過安史之亂的社會大動蕩之后,統治階層的中央權力大大衰弱,初期統治者對于部曲群體家仆的身份定位逐漸引起他們的不滿,認為其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等權利受限制,所以該群體紛紛自求解放。有的成為依附于各地方割據勢力的武裝部曲,有的成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自耕農,還有的成為從事手工業、商業等其他行業的自由民??偟膩碚f,在安史之亂后期直至五代十國時期,由于戰亂,部曲階層人群的社會流動性頻繁,其自身思想也發生了轉變,在社會發展中能為自己的權益進行爭取,這種他們思想上尋求解放、爭取自由的轉變也進一步推動了部曲身份的轉變。

四、結語

部曲群體身份的多樣化轉變與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的社會大變革密切相聯。唐朝前期,部曲為賤口身份;以安史之亂為轉折點,其身份性質發生了大的轉變。由于均田制瓦解、兩稅法取代租庸賦稅制度、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農民起義等原因,以作戰和私兵性質的武裝部曲取代從事家仆服務的賤民部曲。唐末時期,部曲階層也逐漸走向滅亡,轉化為良人身份的客戶。無論是賤口身份還是武裝部曲,亦或是轉變為良人身份的客戶,部曲階層都在唐朝的歷史發展中發揮了自身的價值。因部曲群體的多元化發展使得其在安史之亂后對于地主階級的人身依附性減弱,社會政治地位得到提高,這進一步加劇了唐末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面形成,促進了社會各階層結構間人員的流動。但也應該看到,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下的部曲群體,無論身份發生什么樣的改變,社會中下層群體在政治、經濟、人身權利等方面都是不可能與特權階層實現真正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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