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德里達的“檔案化”到中國的“檔案化治理”
——大數據時代檔案學理論的“揚棄”

何嘉蓀/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

隨著“大數據”或“數據治理”成為當今社會和學術界的熱點話題，檔案學領域出現了“數據檔案化”相關新概念及研究。作為一名檔案學者當然關心，故愿從德里達對“檔案化”概念的詮釋入手，談談對這一新概念和問題的理解并論及大數據時代檔案學理論的“揚棄”。

1 德里達“檔案化”概念詮釋

“數據檔案化”話題正在我國檔案學術界流行。我閱讀的相關論文不多，但可以發現都認同“檔案化”概念源自后現代主義哲學大師德里達創造的“archivization”，也大約知道，它首現于其專著《檔案熱?。焊ヂ逡恋掠∠蟆罚ˋ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該書是德里達在維也納弗洛伊德紀念館（博物館）開館儀式上系列演講稿的匯集。他利用演講的機會對弗洛伊德提出的使用精神分析法探查人們潛意識內“心靈檔案”的問題進行了評論，提出了自己的“檔案觀”，涉及了什么是“檔案”及“檔案化”的問題。

德里達上述原著中雖然無數次提到“archivization”和“archiving”， 但筆者認為其中最明確闡明其含義的，只有下述一段話：“No, the technical structure of the archiving archive also determines the structure of the archivable content even in its very coming into existence and in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uture.The archivization produces as much as it records the event.This is also our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o-called news media.”[2]我將其翻譯為“不，檔案化檔案的技術結構也決定了檔案內容的結構，甚至緊密嵌入其現狀并關系其未來面貌。檔案化生產的就是它記錄的事件。這也就是我們對所謂新媒體的政治經驗”[3]。奈史密斯教授在其所著文章就“德里達和檔案化（archivization）”評論道：“德里達認為，世上“所有個人的、社會的、機構的以及技術上的信息溝通交流過程（communications process），實際上是一種檔案化（archiving）過程，或者即他所謂的‘檔案化’（archivization）”[4]。對德里達的這段話，我的認識（也包括我閱讀了德里達全本原著英譯本以后的感受）如下：

首先，德里達所謂的檔案化，主要指“對事件的記錄”。一切將信息或人類記憶存儲于（或記錄在）有形物質載體之上的行為或過程，都可以概括為檔案化而不必顧忌它們是否作為檔案得到保存。當然，口頭表達且未得到記錄的，不能包括其中。

其次，技術結構決定了檔案化的程度和檔案內容的結構。人類社會信息記載復制技術及相關工具[5]的進步程度，也就是德里達所說的檔案化的技術結構決定了檔案化的程度。德里達在他的《檔案熱病》中假設：如果弗洛伊德有可能使用電子郵件或者其他數字化工具，而不是書面文字和出版物做他的研究的話，精神分析法有可能變得如何不同。他甚至認為，對精神分析法而言，“作為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的運動中，科學僅僅只能存在于檔案化技術的變革之中，存在于印刷、題寫登記、再生產、形式化、加密和翻譯印記的技術改造之中”[6]。

再次，檔案化不僅僅是對文件形成及此后整個運動過程的描述，更是一種思想方法或思維范式，或者說是一種在文件形成過程中必然具備的檔案意識。它也可以說，是人們在面對是否要將某種信息記錄在有形載體上時必然要進行的、一種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選擇。這種選擇，既包括德里達強調必然包括的采用何種檔案化技術或技術手段的選擇，更包括荷蘭學者埃里克·凱特勒（Eric Ketelaar）指出的，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而做出的選擇。正是有鑒于此，凱特勒基于德里達提出的檔案化（archivization）概念，又進一步提出了“archivalisation”（筆者將其意譯為“前檔案化”），指出它事實上是在檔案化過程的前期，即考慮值得進行“archiving”（檔案化行為）時有意或無意的、取決于社會和文化因素的選擇[7]。

最后，更重要的是，檔案化并非單一意義上“對事件的記錄”及有關的選擇決定，其中的蘊含更加豐富。在德里達看來，“檔案化過程的關鍵方面是如何幫助‘生產事件’，或者換句話說，它是如何影響文件的制作生成的”[8]。故德里達認為，檔案的第一特征，從刻記/銘文（exergue）開始，“就是檔案自身作為檔案，作為檔案暴力而構成的暴力”，“即確定和保持法制力的暴力”[9]。由此特里·庫克介紹說，后現代主義認為“文本背后的背景，權力關系塑造的文獻遺產，真正的文件結構，居民信息系統和敘事的習俗，它們比客觀事物本身或它的內容更加重要”。這是因為“任何一種事物都被其發言人、攝影師、作家出于既定的目標而塑造、提出、表達，再次呈現、標識化、符號化和導演了。沒有一種文本如詹金遜所宣稱的那樣，是行動的單純、無辜的副產品，它更應該是自覺構建的產品，盡管自覺意識也許可以轉化為與十分隱蔽的外部現實和權力關系相連接的社會行為、組織過程和信息展示的半意識甚至無意識模式?！盵10]

為此，后現代主義者強調的重點是“形成文件的‘符號構造背景’[11]反映了長期持有的對背景特點的檔案關注；對映射出文件與其形成者相互之間的來源關系的關注；對通過閱讀文本以及隱藏在其后的背景的關注?！盵12]為此，特里·庫克認為，21世紀的檔案員應該更自覺地“在他們的理論建構中，將主觀（思想、過程、職能）與客觀（事物、記錄產品、信息系統）重新融合在一起。與當代科學家在新物理學最前沿的做法一樣，他們應該放棄老舊科學中的原子（聚焦文件的）手段而轉向新科學，這種科學以過程優先為基礎，在那里對整個語境背景的依賴，比其各個部分的獨立意義更加重要；而且科學正是位于其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之中?！盵13]

正是從上述思想出發，檔案化行為當然就不僅僅是“對事件的記錄”，更應該包括對“事件”發生過程及背景的關注、記錄和闡釋?；蛘咭部梢哉f，檔案化行為（archiving）或檔案化（archivization）包括了背景化（contextualization）。這種背景化，既包括了在檔案化行為過程之中社會背景的記錄和闡釋，更包括了在選擇是否進行檔案化之前，社會背景因素的決定性作用，亦即更應該同時關注“前檔案化”（archivalisation）問題。故奈史密斯教授在給筆者的來信中解釋“archivalisation”含義時指出，“理解技術問題當然重要，但是社會背景將促成對技術的選擇和使用，這是在關系到社會背景時必然如此的?！盵14]

筆者認為，這是檔案化有別于單純記錄事件的行為，或者說有別于單純起草、制作文件（to create records）行為的關鍵；也是有必要另外創造“archiving”詞匯和概念，與動詞“record”相區別的原因。不僅如此，值得強調指出的是，檔案化行為或過程并非僅僅止于“文件或數據的形成”以及與此同時進行的背景化。在文件形成以后（也就是“對事件的記錄”完畢之后），檔案化行為或過程仍然在繼續。

3.4 訪視者交流增強自我護理信心 通過護理人員組織訪視者交流會，護士可以定時、主動、深入與患者溝通，了解其心理動態，建立信任可靠的護患關系，幫助他們正確對待造口帶來的生活改變，能給予患者情感方面的支持，消除患者心理障礙，保持穩定的情緒，增強其求生存的能力和信心?；颊咧g的交流也使患者有了參加工作和社會交往的主動性，消除了患者的孤獨感，同時也提供了更多的獲取相關知識的機會，提供了能夠相互交流造口護理及生活經驗的平臺，更好地促進造口患者身心健康。同時鼓勵患者參加知識講座活動，使其逐漸適應社會，融入社會，并能正確對待自己，以樂觀的心態對待社會生活和社會工作［10］。

一般而言，文件在制作形成以后就開始進入傳統上理解的檔案管理階段。然而奈史密斯認為，即使在這個階段對文件內含知識或信息的“創建”（authoring）仍然在繼續。他的意思是，任何文件只有它本身的內容并不全面，為了讓它能夠在它的物理邊界之外也能夠明白易懂，就必須仰賴于對其背景的詮釋。檔案部門和檔案人員對文件背景信息進行的詮釋，事實上“扮演了創作（authoring）的角色”[15]，這也是對文件的創建。

同時他也說明，“決定文件性質的努力，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關系和視角的網絡被重新定義——而不是由最初的著錄者來一次性決定。因而也可以說，檔案并非絕對靜態記錄的產物，更是動態過程的記錄，是一種意涵制造并逐漸不斷擴張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客體（或者文件）能夠人所共知，僅僅在于它能跨越時間為人所知，因為它可以通過這種背景化和再背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并且更多地通過與其他文件的關系和行為而得到理解?！盵16]奈史密斯舉例指出，美國前總統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就揭示了這一點。在其發表的1863年，人們對它的評價并不高，甚至有不少人認為它是“一個失敗”，這篇僅僅不到300字的演說（只講了兩三分鐘）的更大意義是隨時間流逝和看法改變而獲得的。也就是說，人們認識到它的意義是在事件發生以后，經過許多人的詮釋和再詮釋。今天，林肯在當時的講話，逐漸發展成了對許多人是最好的、最簡短的和令人振奮的“獻詞”，成了美國神圣的文獻——葛底斯堡演說（而不是葛底斯堡談話或者葛底斯堡爐邊閑談）。

正因為如此，奈史密斯認為，當檔案工作者告訴檔案用戶有關文件隨著不同時間和問題不斷演進的相關性的時候，他們就在推進這種在意涵問題上的變化?！吧踔翙n案員和其他人挑選給予一份文件的題名，亦授予其意義?！盵17]換句話說，檔案工作者通過堅持對檔案的保存和管理，自覺或不自覺地確保了文件跨越時間且通過不同方式進行再造（或再背景化）的過程。這種檔案時間的擴張，對文件的意涵有巨大的影響。這樣就可以去引導一個經常遺忘、忽視對文件注意力的社會，他們可以使文件所傳遞的證據，比文件當初的或書面的記錄題寫者（inscriber）所做的，有更大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對文件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檔案人員有時可以通過“再背景化”做出比文件制作者本人更大的貢獻[18]。

綜上所述，德里達心目中的“檔案化”，不僅僅指將信息記錄在有形物質載體之上的行為或過程，其中更滲透著外加的眾多技術、環境和人為因素，故同時也是一種“背景化”和持續不斷“再背景化”的過程。

請原諒我，引錄了那么多自己以前的文章。因為我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闡述（之前可能遭到忽視的）德里達“檔案化”概念的豐富涵義。如果我們仍然能認同德里達的觀點，那么根據上述結論，我認為“數據檔案化”（data archivization）概念自身，不甚準確：既然被稱為“數據”了，就說明它已經在人體外得到了“記錄”，即已經“檔案化”了，又何必再次“檔案化”？當然，如果指對數據施加進一步“檔案化”（archiving）的行為，則可稱之為“檔案化數據（archiving data）”而非“數據檔案化”（data archivization）。

我想，更準確的提法，應該是“數據的檔案化管理”或“數據的檔案化治理”。事實上從對德里達“檔案化”概念的理解，可以衍生出“檔案化管理”的概念。既然信息得到了記錄即“檔案化”，那么保證信息（數據）及其記錄、演化過程自身（包括其背景信息），從始至終“真實、完整、準確”的管理（治理）活動，就可以稱之為“檔案化管理”。今天將其延伸至“數據管理（治理）”領域，則可稱之為“數據的檔案化管理（治理）”。

在中國語境下，“檔案化”這個詞語從字面意義可解釋為“演變為檔案”或“看作檔案”、“作為檔案”等含義，故而在我國檔案領域，早期曾將“archival electronic records”翻譯成“檔案化電子文件”。然而將“archiving”譯作“檔案化”，則于21世紀初始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安小米教授[19]。至于“檔案化管理”概念，則是筆者于2008年在論述“對電子文件必須強調檔案化管理而非歸檔管理”問題時試圖定義的：“檔案化管理”就是“確保并且能夠證明文件的真實性、完整性、可靠性和長期有效性（可讀性、可理解性等），使文件有可能用作證據和作為檔案保存?！盵20]所有的哪怕只需要保存幾分鐘、幾秒鐘時間的文件都應該得到檔案化管理，否則它們無法既用作事務處理工具，又用作證據和喚起記憶。正如以研究文件連續體理論而聞名的澳大利亞學者Frank Upward所指出的，“文件的可持續價值強調文件對事務處理，憑證和記憶的作用，這一價值觀念統一了文件檔案化及其保存的方法，不管文件是保存一剎那還是保存千年”[21]。

2 對“數據檔案化治理”的理解：大數據時代檔案學理論的“揚棄”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在全社會掀起“大數據”熱潮之際，筆者認為在“大數據治理”中引入檔案學理論十分必要，而其基礎是首先論證“大數據也是檔案”。為此，筆者2017年曾與國家檔案局檔案科學技術研究所研究館員張淑霞合作在《浙江檔案》著文[22]；更與昔日研究生合作在《檔案與建設》著文[23]，論證“大數據也是檔案”。今日在我國檔案界這已然不成問題并正繼續深入研究數據檔案化問題之時，探討如何進行“檔案化治理”或如何在其中引入檔案學理論的問題，成了當務之急。那么，如何引入呢？絕無全然照搬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徑是在“揚棄”中前進。

2.1 在不斷“揚棄”中前進

首先，在數據管理（治理）中引入檔案學理論毋庸置疑。以檔案學最重要的基礎理論之一來源原則為例。來源原則的實質是重視數據、文件或檔案的生成環境，或者它強調必須重視與數據形成環境相關的信息（來源信息），這既包括形成數據或文件的技術平臺信息，也包括形成它們的相關人類社會活動等背景信息。來源原則強調注意保存并應用這些來源信息，比如要求著錄、保存并應用相關的元數據。再比如關于主體全宗與客體全宗的概念，筆者曾于1998年指出，“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會導致主體全宗重要性的削弱，而客體全宗的地位將變得日益重要，全宗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館藏單位，而僅僅是檔案信息處理和用戶利用不可或缺的基本單位。只要人們有根據文件形成過程利用檔案信息的要求，只要人們仍然需要檔案信息用作憑證，那么按歷史主義原則，即按文件信息之間的歷史有機聯系或來源原則處理檔案信息的方法就將永存，全宗也將永存。但是全宗的具體形式將出現異化和多樣化，全宗有可能僅僅在智能控制（intellectual control）狀態下出現，并且其作用也會起變化?！盵24]那么在研究數據治理問題時，也應該問一句：人們仍然有根據數據形成過程利用數據的要求嗎？筆者認為，只要人們需要真實的而非虛假的數據信息，或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證明數據（信息）的真實性，那么按歷史主義原則，即按數據信息之間的歷史有機聯系（即“廣義的來源聯系”）或來源原則處理數據信息的方法就將永存。

然而，在現今的數據環境或數據管理中，可能需要重點研究的是，哪些檔案學理論仍然有用或仍可用作“數據治理的指南”？筆者認為，事實上存在著對現有檔案學理論的“揚棄”問題。其實檔案學理論從誕生之初始，就一直在不斷“揚棄”中前進。就以大家熟知的從“事由原則”（Principles of Pertinence）或“相關性原則”[25]到“來源原則”的發展為例。在歐洲，按事由主題之間相關性整理檔案的方法在16世紀前后就出現了，其間經歷了從“實用歸納法”到“合理演繹法”，又回到“合理演繹法”的演變。應該說，這種方法在尚未成立國家檔案館，各機關檔案之間相對獨立的情況下是完全可行的。一旦成立了國家檔案館接收了來自各機關的檔案，在整理分類的第一層次依然按照事由主題分類就亂套了，混淆了它們分別來源于各種特定社會活動過程的客觀狀況，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使對檔案的利用反而變得極為困難。正因如此，誕生了首個具有近代意義國家檔案館的法國，在吸取了慘痛教訓的基礎上于1841年第一次提出了“尊重全宗的原則”，即“來源原則”的雛形。此后歷經各國檔案工作者的實踐與發展，“來源原則”得到了確立。與此同時，“事由原則（相關性原則）”遭到了“棄用”。因此西方檔案學詞典對“Principles of Pertinence”最普遍和典型的詮釋是，“一種目前幾乎已經完全棄用的、根據檔案內容主題而不顧其來源和原始順序進行整理的原則”[26]。然而，在實踐中上述原則并未完全遭到棄用，至少在我國仍然將其用于檢索系統的編制，比如我國《中國檔案分類法》就是以這個原則為基礎的。由于檔案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歷史記錄，因此按事由分類往往表現為根據人類實踐活動的社會分工進行分類?！吨袊鴻n案分類法》正是這樣一種以人類社會活動的分工為基礎并結合檔案內容記述和反映的事物性質進行分類的邏輯體系，因此它是事由原則（相關性原則）在中國運用的具體體現。運用的好處就是“將它僅僅用以類分從檔案原始載體上離析出來的檔案信息——著錄形成的條目或款目，就既不會打亂檔案實體按有機聯系組成的館藏體系，又可以得到另一種同樣深受用戶歡迎的檢索途徑?！盵27]。有鑒于此，可以說這是一次標準的“揚棄”，絕非全然“拋棄”。

2.2“揚棄”的路徑

眾所周知，檔案學理論有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之分。應用理論更多的是基于各種載體檔案以及源自不同社會實踐領域特點產生的理論。不僅如此，因“政治行政制度、社會文化背景、民俗習慣等各不相同，對作為社會實踐活動真實歷史記錄的檔案的管理活動，在各個國家也各具特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檔案學應用理論，也就有各個國家自己的特點，不會完全相同?！盵28]正因為如此，如今面對“數據”或“大數據”這種形態非常不同的治理對象，以往的檔案學應用理論，比如“直接鑒定法”等應用理論和技術，遭到棄用的可能性更大。

檔案學基礎理論則很不相同。它“研究的是在檔案管理領域普遍起作用的基本規律”[29]，是有關檔案、文件及檔案學自身的本質特點和客觀規律的、高度抽象概括。筆者認為，正因為它主要以描述檔案領域的客觀規律為己任，將之應用于也屬于檔案領域的“數據治理”，應該是可以考慮研究并發揚光大的。當然，即使是基礎理論，也存在進一步研究并根據數據的新特性和數據管理的新環境，做進一步“揚棄”的問題，不存在“拿來就可以全面應用”。

那么具體而言，檔案學基礎理論中，哪些可以考慮應用于數據的檔案化治理呢？除了筆者前面已經提到的“來源原則”以及與之相關連的“文件呈群體狀運動的規律”之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以及文件連續體理論、文件價值理論（文件運動動力理論）也都值得研究發掘。比如“數據”的運動，有沒有生命周期？所有的“數據”都將在“云中”永存嗎？是否遲早也需要進行價值鑒定？等等。類似以上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筆者已處耄耋之年，但仍愿與比我年輕學者們一起討論這些對我而言屬于“全新知識”的問題，挖掘檔案學理論在大數據時代的獨特價值，推進檔案學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