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策工具視角的多主體綠色施肥行為決策研究*

張 梅，易川琪，騰 云

（1.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黑龍江哈爾濱 150036；2.東北農業大學工程學院，黑龍江哈爾濱 150036）

0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各產業增長方式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政策重心也有所調整。推行綠色施肥是恢復受損耕地地力、優化種植業生態效益，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自2015年起，我國農業農村部出臺了多部施肥調控政策?！兜?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積極推動各生產主體進行減量化、有機化生產?！蛾P于做好2021年化肥減量增效工作的通知》強調針對耕地狀況科學制定施肥方案，進行測土配方施肥。

我國施肥調控政策對化肥減量增效發展起到一定推動作用，但對各農業經營主體綠色施肥行為的刺激效果有待加強[1]。從宏觀層面看，自2015年各專項政策實施以來，我國化肥平均施用強度從每公頃445.7kg減少到379.5kg①數據來源：《2020年我國農業化肥產業分析報告——產業競爭格局與未來動向研究》，水稻、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提升至40.2%，化肥過量施用、利用率低等狀況得到明顯改善。然而在實際生產中，小規模農戶綠色生產意識較為薄弱、資金壓力大，在施用有機配方肥方面存在“高意愿、低行為”的矛盾現象[2]。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作為配肥技術重要推廣主體，則受到技術人員專業水平和資產專用性的約束，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積極性不高。

針對當前施肥調控政策并未有效引導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這一問題，學者們給出如下兩方面解釋。

（1）單一政策刺激效果不佳：化肥面源污染整治有著較強的公共產品屬性[3]，農戶缺乏主動減量控污動機[4]，需要政策調動。然而，地方政府普遍實行單項減量政策，忽視了不同政策的差異和互補關系，難以全面調節農戶施肥行為[5,6]。例如，補貼政策對農戶生態認知的改善作用并不顯著[7]，且易誘發機會主義行為，無法形成化肥減量自我執行機制[8]。

（2）政策涉及到的各行為主體存在利益沖突：根據傳統博弈論，各主體訴求不同[9]，如追求生態效益最大化的政府和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農戶存在矛盾，單一政策無法有效化解[10,11]。已有研究為進一步探尋減量政策對各主體施肥行為的影響提供了借鑒，但不難發現：大多數研究將是否實施某一類政策作為主要變量，未將政策標準以及多種政策疊加效應納入考慮；對承接政府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推廣任務、滿足農戶有機生產需求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重視不足，這一關鍵主體的缺失將嚴重阻礙化肥減量增效進程；博弈主體將根據成本收益的變動不斷調整自身策略，而傳統博弈論忽視了這一動態過程，相關研究靜態設置政策參數[12-15]，缺乏不同政策水平下各主體策略變動過程的清晰描述。

鑒于此，文章嘗試從如下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拓展，為構建高效的化肥減量增效政策體系提供理論支撐：第一，科學劃分不同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明確各類工具對綠色施肥行為的引導機理；第二，以重視群體策略均衡的演化博弈理論為基礎[16,17]，分析政府、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動態博弈關系和三方策略組合的均衡穩定性，探尋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內生動力；第三，使用matlab2016b軟件進行數值仿真分析，得出不同水平政策工具組合對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綠色施肥行為的動態影響機制。

1 政策工具引導綠色施肥行為的機理分析

相比于感知生態效益，感知經濟效益對農業經營主體生產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18]，而綠色施肥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屬性，進行有機生產的農戶、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難以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缺乏主動控污減量動機。要推進化肥減量增效，必須應用綜合性的施肥調控政策工具來調節各主體經濟效益[19]，引導綠色施肥行為。

政策工具指在既定制度環境下，政策制定者及執行者為解決特定問題而采取具體手段的集合[20]，每一類政策工具由同屬性的多項條款集合而成[21,22]。根據當前化肥減量增效工作的開展情況①政策內容來源：中央及各級政府《關于做好2021年化肥減量增效工作的通知》，按照政策施加影響的途徑將施肥調控政策工具分為如下3類[23]：一是信息傳遞型政策工具，多指帶有自愿參與性質的誘導手段[24]，包括開展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推廣活動、創建耕地質量和施肥技術等信息的咨詢渠道；二是激勵型政策工具，指基于市場機制的經濟刺激手段，包括向農戶發放25%～30%的有機配方肥購買補貼，在項目資金30%內購買“統測、統配、統施”等農業社會化服務；三是控制型政策工具，指強制性禁止手段，包括推行氮肥施用定額制、嚴格限制化肥包裝廢棄物的處理,并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

3類施肥調控政策工具由于結構、特征的不同，經濟效益調節效應不同，對農戶和服務組織綠色施肥行為的引導路徑也存在差異，具體作用機理見圖1。將3類政策工具進一步分為正反饋與負反饋工具，正反饋工具將公共產品的正外部性內化為收益，如：政府主要利用信息傳遞型工具來強化各主體綠色施肥的認知和能力、提升生產效率，利用激勵型工具幫助各主體緩解綠色施肥的資金壓力、強化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的承擔能力[25]，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正向推動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負反饋工具則將負外部性內化為成本，如控制型工具通過增加農戶過量施用化肥的成本，抑制其違規施肥行為，反向推動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此外，農戶進行有機生產將相應產生測土配方施肥服務需求，托管服務組織增設配肥環節也將提高有機生產的比例，施肥調控政策工具則利用雙方的相互推動作用進一步鞏固各主體的綠色施肥行為[26]。但政策工具的實際作用還取決于地方政府如何落實，不同的政策實施力度對各主體新增成本的覆蓋比例、風險的規避程度也有所不同。

圖1 政策工具引導綠色施肥行為機理

2 三方博弈主體策略演化分析

2.1 三方主體博弈關系的說明及損益變量的設定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制度供需雙方出現利益沖突必會形成博弈，需不斷調整，才能達到均衡狀態以滿足各方預期，與演化博弈理論相契合。在推行綠色施肥過程中，施肥調控政策串聯起了政府、農戶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形成了如圖2所示的動態博弈關系。由于不完全理性以及信息不對稱，各主體難以立刻做出可同時滿足各方預期目標的策略選擇[27]。但主體策略并非固定不變，是否采取綠色施肥行為及相對應的成本收益影響著多方演化博弈的結果[28]。各方將判斷其他主體行為的影響并進行動態決策，逐漸形成可實現多方收益最大化的策略組合[29]，具體說明與設定如下。

圖2 三方博弈關系

在“自然”狀態下存在一個由地方政府、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三方群體組成的博弈系統。政府策略選擇空間為：[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X），不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1-X)]，發生概率為[x，1-x]；農戶策略選擇空間為[有機化生產（Y），不有機化生產（1-Y）]，發生概率為[y，1-y]；服務組織策略選擇空間為[增設綠色施肥服務（Z），不增設綠色施肥服務（1-Z）]，發生概率為[z，1-z]。

為保護生態環境，塑造良好形象，政府將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產生總成本Cg；實施激勵型政策工具，同時農戶進行有機生產，需向農戶提供有機、配方肥購買補貼，比例為S（∈(0,1)），產生財政支出S*FC；服務組織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需購買“統測、統配、統施”服務，產生費用Eg。實施信息傳遞型政策工具，推廣測土配方施肥等綠色生產技術單位投入為r（假設與生產主體技術掌握程度、效率與收益提高程度相等），農戶和服務組織參與技術推廣活動，分別產生財政支出r*Tf、r*Tt。實施控制型政策工具，向違規施肥農戶收取罰金Q。無論政府是否進行施肥調控，當農戶和服務組織采取綠色施肥行為，整體種植業生態環境的恢復為政府收益，分別為Mf、Mt。若政府判斷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成本與收益難成比例而放棄，同時農戶和服務組織也消極應對，種植業生態環境惡化、公眾信任感缺失帶來不利影響N（Cg＜N）。

為提高農產品價值，獲得遠期收益，農戶將增加有機配方肥施用比例，產生總成本NCf（肥料、機械設備、人工），其中購買受補范圍內肥料成本FC（＜NCf），遠期收益NPf（土地沃肥、農產品優質優價；NPf≥NCf）。政府實施政策工具，獲得肥料購買補貼節省生產成本S*FC；參與政府農技推廣活動強度Tf，增加收益r*Tf。服務組織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施肥服務，農戶購買服務產生費用Ef；施肥服務對生產效益的改善程度為p，政府提供或農戶自行購買高質量施肥服務分別增加收益Eg*p、Ef*p（p≥1，產量質量提升、成本減少、兼業收入增多）。若農戶因要素成本過高堅持粗放型耕作方式產生總成本TCf（≤NCf）、收益TPf（≥TCf）；過量施用化肥需向政府繳納罰金Q。假設在沒有政府和服務組織幫助的情況下，農戶技術水平較低，家庭勞動力較少，施用有機肥、配方施肥的效率不高，有機生產收益將低于進行粗放型生產收益，NPf-NCf≤TPf-TCf。

半公益半經營性質的服務組織為分擔政府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壓力、滿足農戶對配肥服務的需求，實現經濟目標，將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增加成本△NCt（人員培訓、機械設備購買）。政府和農戶均積極采取措施，新的銷售額暨收益為Eg+Ef（Eg、Ef＞△NCt）；參與政府農技推廣活動強度Tt，增加收益r*Tt。若服務組織因為市場需求少或無法輕易改變戰略定位而放棄增設服務內容，維持原經營范圍產生總成本TCt，收益TPt（≥TCt）。

2.2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構建

基于以上假設，構建政府、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三方博弈主體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表1 三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陣

根據損益矩陣，分別列出政府、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不同策略的期望收益以及采取綠色施肥行為的復制者動態方程，以得出各主體不同策略概率變化率。

以政府為例，政府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復制者動態方程計算步驟為：

政府選擇應用或不應用政策工具的期望收益的公式分別為：

Uge指政府選擇應用政策工具時的期望收益，Ugn指政府選擇不應用政策工具時的期望收益，R指不同策略組合下政府的收益。根據收益矩陣中列出的不同博弈狀況下的政府收益，進一步可得具體收益情況:

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公式為：

政府應用政策工具復制者動態方程公式為：

根據矩陣中的政府收益，進一步可得具體復制者動態方程為：

進一步簡化可得：

同理可得：

簡化后農戶有機生產具體復制者動態方程為：

服務組織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復制者動態方程為：

2.3 三方博弈主體策略穩定性分析

構造出政府、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博弈策略演化三維相位圖（圖3至圖5），能更直觀地展現出三方主體策略演化的趨勢。

圖3 政府策略演化相位圖

圖5 服務組織策略演化相位圖

2.3.1 政府穩定策略分析

2.3.2 農戶穩定策略分析

圖4 農戶策略演化相位圖

2.3.3 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穩定策略分析

2.4 三方演化博弈系統均衡點穩定性分析

代入前文設定后可得矩陣中各元素分別等于：

將上述8個均衡點分別代入矩陣J，可得對應特征值為：易知均衡點（0,0,1）特征值3，（1,1,1）特征值1大于零，不符合漸進穩定點條件。又知TPf-TCf＞NPf-NCf，（0,1,0）特征值2大于零，也不是漸進穩定點。

若-Cg+Q+N＜0、TPf-TCf＞NPf-NCf，（0,0,0）是三方均衡穩定策略。在博弈初期，三方主體都因收益無法覆蓋成本或利潤水平有所下降選擇不采取綠色施肥行為。實際上，在部分人均耕地少、產量低的地區，農業生產對GDP貢獻不大，政府為節省人財物等資源，有極大概率不進行化肥管控，各方成本收益不變，（0,0,0）的矛盾局面將長期保持，化肥過量施用狀況及其危害無法得到改善。然而化肥污染一旦加劇，政府放任不管的不良影響將持續擴大，直至Q-Cg＞-N，必須采用收取罰金等管控手段來彌補生態環境惡化損失。當前大多數地方政府面臨的化肥過量施用損失遠高于施肥調控成本，但仍未主動開展管控工作，整體化肥減量增效發展受到嚴重限制。

表2 各均衡點對應特征值

已知Q-Cg＞-N，（0,0,0）進一步演化，x=0轉變至x=1。在此基礎上，若NPf-（NCf-S*FC-r*Tf）＜TPf-（TCf+Q）、Eg-（△NCt-r*Tt）＜0，政府開始采取措施引導農戶和服務組織的綠色施肥行為，但幫扶、干預水平不高，農戶有機生產凈收益仍低于粗放生產凈收益，服務組織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凈收益為負。農戶和服務組織將不顧政府政策刺激堅持原生產經營模式，（1,0,0）為三方穩定策略，（1,1,0）特征值2、（1,0,1）特征值3為正，不是漸進穩定點。部分化肥減量增效試點區僅采用單一的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標準制定不合理，政府工作及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低。

當政府權衡成本收益得出S*FC+r*Tf+Cg＜N、Q-（Eg+r*Tt+Cg）＞0，決定提高施肥調控水平，但有所側重。受政策推動，若NPf-（NCf-S*FC-r*Tf）＞TPf-（TCf+Q），農戶有機生產凈收益高于粗放型生產凈收益，（1,1,0）為三方穩定策略；若Eg-（△NCt-r*Tt）＞0，服務組織增設配肥服務產生正的凈收益，（1,0,1）為三方穩定策略。實際上，地方政府對種植大戶、合作社或其他大規模的新型經營主體更為關注，對畝數較小的散戶重視不足，政策實施時帶有一定偏向性，難以全面調動起各主體綠色施肥的積極性。

當政府加強施肥調控政策工具實施力度，農戶和服務組織自行開展綠色施肥活動的能力進一步優化，僅憑雙方互相支撐也能大幅提高農戶有機生產收益、改善服務組織配肥服務效率，即NPf+Ef*（p-1）-NCf＞TPf-TCf、Ef-△NCt＞0。此時政府為節省成本將逐漸減弱施肥調控力度，（0,1,1）為三方穩定策略，也是推行化肥減量增效的理想狀態。

3 數值仿真結果分析

當前黑龍江省耕地面積、糧食產量均居我國首位，改善黑龍江省化肥施用狀況，是保障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當前黑龍江省開展化肥減量增效行動并在重點示范縣區開展試點工作，化肥過量施用、利用率低等狀況有所好轉，但主要以改善果菜茶生產為主，糧食生產有機化程度仍有待提升。以黑龍江省實際生產和政策實施情況為例，分析政策工具對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的調節效用，有一定實際意義。

利用matlab2016b軟件，調整黑龍江省現行施肥調控政策有關參數以及各方初始策略概率的賦值，得出地方政府、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三方策略組合的演化過程。根據黑龍江省糧食生產狀況，同時考慮三方策略對外生變量變動的敏感性，對損益參數賦如下初始值：Cg=5，n=6，NCf=84，FC=22，Ef=31，p=1.2，NPf=149，TCf=14，TPf=85，Tf=1.6，△NCt=8，Tt=0.2，其他變量p為各主體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t為時間，步長單位為月。

3.1 單一施肥調控政策工具動態影響

僅實施信息傳遞型政策工具，將三方初始概率設置為（0.7,0.2,0.1），政府綠色生產技術推廣的單位投入r的變動對農戶和服務組織綠色施肥行為影響如圖6所示。隨著r提高至23及以上，農戶和服務組織將分別于第3年初、第1年初采取綠色施肥行為。較高水平的信息傳遞型工具能夠降低技術應用門檻，幫助農戶和服務組織優化生產經營效率、擴大利潤空間，同時強化各主體綠色生產認知和能力，從源頭上轉變施肥行為[32]，這也是政府重視農技推廣工作的主要原因。r若低于21.5～23的臨界值，低水平的信息傳遞型工具難以突破資金、利潤等因素對各主體、尤其是小規模散戶有機生產行為的約束[33]，博弈系統將持續發散。黑龍江省部分縣市目前主要實施信息傳遞型施肥調控政策工具①政策內容來源：《黑龍江省耕地保護條例》，但專項財政支出較低。以哈爾濱市為例，2021年“耕地保護與質量提升”項目對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補助資金為134.2萬元②政策內容來源：《哈爾濱市財政局關于下達2021年耕地保護與質量提升補助資金的通知》（哈財指（農）（2021）145號），實際上低于臨界水平，各主體尤其是小規模散戶的施肥決策不穩定，整體減量增效工作效率待提升。

圖6 信息傳遞型政策工具動態影響

僅實施激勵型政策工具，將三方初始概率設置為（0.7,0.2,0.1），政府有機配方肥補貼比例S、購買測土配方施肥服務支出Eg的變動對農戶和服務組織綠色施肥行為影響如圖7所示。同時提高S和Eg至37.5%、7.8及以上，農戶和服務組織將在第4年開始采取綠色施肥行為。激勵型工具在向農戶和服務組織提供資金幫助的同時明確二者綠色施肥義務，進一步提高激勵水平則能有效加快各主體參與到化肥減量增效進程中來。黑龍江省實施的激勵型施肥調控政策工具多包含在“耕地地力保護補貼”與“測土配方施肥”項目中，然而部分縣市補貼額度較低。當S和Eg低于37.5%、7.8時，低水平的激勵型工具無法產生激勵和財富效應，博弈系統無法收斂到穩定狀態。如哈爾濱市2019年地保補貼為1 086元/hm2（72.4元/667m2）③政策內容來源：《黑龍江省財政廳關于提前告知2019年耕地地力保護補貼資金的通知》（黑財指（農）（2019）32號），測土配方施肥項目補助資金為400萬元④政策內容來源：《黑龍江省財政廳關于撥付 2019年測土配方施肥項目補助資金的通知》（黑財指（農）（2019）325號）。其中對綠色施肥的補貼經轉換后實際上低于臨界水平，除種植大戶和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外，農戶策略將反復變化，不利于減量增效成果的鞏固，而要進一步提高補貼比例和服務購買支出又將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其次，黑龍江省黑土地保護項目將購買側深施肥、黑土培肥服務作為主要激勵手段⑤政策內容來源：《黑龍江省黑土地保護利用條例》，對服務組織作業效率產生直接影響，但對農戶技術采納和應用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顯著，長期效用有待優化。另外，由于兼業化加重導致農民家庭農業收入占比減少，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程度降低，再加上農戶測土配方施肥服務需求對服務組織產生直接影響，激勵型工具邊際效益不斷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34]。

圖7 激勵型政策工具動態影響

僅實施控制型政策工具，將三方初始概率設置為（0.2,0.2,0.1），政府罰款金額Q的變動對農戶和服務組織綠色施肥行為影響如圖8所示。當Q低于6.0，農戶和服務組織策略變動不明顯，將Q提高至6.1及以上，二者將于第3年中旬開始采取綠色施肥行為。政府以收取罰金的方式直接限制農戶不合理的施肥行為，轉而進行有機生產，再帶動服務組織增設測土配方施肥服務，在行為慣性影響下二者積極行為得到強化。理論上，與另兩類政策工具相比，實施控制型政策工具成本更低、達成目標速度更快，三方收益也更多。但僅實施單向性、應急性的控制型政策工具或進一步提高懲罰額度，實際上忽視了技術水平、資金等因素對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的限制，政府與農戶、服務組織間的隔閡深化，合作局面難以維系，總體損失反而進一步擴大[35]。

圖8 控制型政策工具動態影響

3.2 施肥調控政策工具組合動態影響

要實現化肥減量增效，推廣綠色施肥技術的信息傳遞型政策工具是必須的，也是大部分地方政府施肥調控的主要手段，黑龍江省部分縣市如巴彥縣更是將全面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納入“十四五”規劃之中①政策內容來源：《巴彥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然而，基層農技推廣存在技術人員專業素養欠缺、資金不到位、管理混亂等問題，限制了信息傳遞型工具對綠色施肥行為的推動作用，難以長時間維持政府與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合作關系，三方策略將處在不斷的博弈波動之中。

實際上，每類政策工具都有特定功能和缺陷，必要時需根據實際情況對各類工具進行組合，多種工具間的相互作用產生疊加效應，可成就并放大彼此的效能[36]。該節將模擬信息傳遞型工具與激勵型、控制型工具組合后的應用效果，設置三方初始策略概率為（0.7,0.2,0.1）。

3.2.1 兩兩組合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效果

組合實施信息傳遞型和激勵型政策工具，對農戶和服務組織行為影響如圖9所示?？刂苧為17，提高S和Eg水平至27.5%、4.2及以上，可立即改善農戶和服務組織策略波動情況，并分別于第2年末、第1年初保持穩定的綠色施肥行為。信息傳遞型工具對農戶和服務組織收益的提升作用并不會在政策實施初期顯現，二者囿于資金限制，無法隨著綠色生產認知及能力的提高而及時轉變粗放型的生產經營模式。在實施信息傳遞型工具的基礎上，增設激勵型工具并合理設置補貼和購買服務標準，各主體的減量意向將轉化為實際行動。組合實施信息傳遞型與激勵型工具能夠控制補貼和政府購買對市場的扭曲、弱化各主體對政府幫扶的依賴，同時突破資金對有機生產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能很大程度改善各主體收益狀況，創造綠色施肥的經濟動因。黑龍江省組合應用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效用最為顯著的項目即是“黑土地保護”項目，例如試點縣樺川縣，2019年耕地質量監測和技術推廣工作支出206萬元、向有機化生產主體提供物化補助或購買服務支出513萬元左右①政策內容來源：《樺川縣2018—2019年黑土地保護利用試點項目實施方案》，在推行農戶綠色施肥行為方面成效顯著，并推動土壤有機質提高3%，耕層厚度增加10cm，可進一步在全省范圍內以專項政策推行。

圖9 信息傳遞型、激勵型政策工具組合動態影響

組合實施信息傳遞型和控制型政策工具，對農戶和服務組織行為影響如圖10所示。保持r=17，提高Q至1及以上，農戶和服務組織將逐步轉變生產經營模式，分別于第2年末、第1年初保持穩定的綠色施肥行為。信息傳遞型工具在綠色生產技術推廣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薄弱環節，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使得農戶和服務組織仍會做出負外部性行為。組合應用信息傳遞型與控制型工具，能夠利用罰款提高各主體綠色施肥行為的一致性，并通過農技推廣對綠色生產意識的改善作用來降低各主體對懲罰措施的排斥、減少罰款帶來的逆向行為，在更短時間內以更低罰款金額達成目標，更快提升各主體的收益。但與信息傳遞型、激勵型政策工具組合相比，該組合仍未緩解各主體綠色施肥的資金壓力，實際效果與理論預期將產生一定差距。

圖10 信息傳遞型、控制型政策工具組合動態影響

3.2.2 同時應用3類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效果

同時實施3類政策工具，對農戶和服務組織行為影響如圖11所示。設定信息傳遞型政策水平為r=17，并引入激勵型、控制型政策工具，并將S、Eg、Q分別設定為20%、2.4、0.8，農戶和服務組織綠色施肥策略將長期保持穩定。與單一或兩兩組合應用政策工具相比，同時實施3類政策工具，能夠以信息傳遞、激勵等正反饋工具推動農戶和服務組織綠色施肥行為，再以控制等負反饋工具強化正反饋作用，建立起化肥減量增效良性循環系統，以最快速度達到最優的化肥減量增效效果，實現政府、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三方收益最大化。

圖11 3類政策工具組合動態影響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1）政府、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在推行化肥減量增效方面存在利益沖突，而各主體策略又隨著政府政策標準不斷變動，形成演化博弈關系。明確三方博弈關系和相互影響路徑，是優化農戶與服務組織施肥策略從而推行二者綠色施肥行為的重要途徑。

（2）較弱的政策實施力度并不會對農戶和服務組織的綠色施肥行為產生顯著推動作用，需要將政府的干預與幫扶提高到一定水平之上，才會明顯改善各主體采取綠色施肥行為后的生產經營狀況和經濟效益，達到預期刺激效果。

（3）較高水平的信息傳遞型施肥調控政策工具推動農戶和服務組織采取綠色施肥行為的速度更快，調節作用的持續時間更長久。但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機制不同，僅應用某一類工具將產生偏重，限制整體刺激效果，而工具間的疊加效應能夠彌補單一工具缺陷。將信息傳遞型與激勵型工具組合應用，政府成本更低而農戶和服務組織收益更高，能夠充分調動起各主體綠色施肥動機。同時應用3類工具則更能建立起化肥減量增效良性循環系統，促進博弈系統以更少的成本、更高的收益提前達到三方合作推進化肥減量增效的穩定狀態。

4.2 啟示

（1）重視農戶及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在推進化肥減量增效方面的主體作用。小規模農戶在有機生產方面對其他新型經營主體有著強大的帶動作用，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作為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另一推廣主體對有機配方肥施用效果則有著顯著優化作用。農戶與服務組織缺乏主動轉變施肥行為、擴大服務范圍的動機，需要政府采取政策手段調動，政府開展施肥調控工作成為推行綠色施肥、推進化肥減量增效的關鍵。

（2）明確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個體特征和政策需求，著重應用信息傳遞型施肥調控政策工具，組合應用信息傳遞型與激勵型工具，有條件時可同時應用3類工具，以精準解決各主體綠色施肥的痛點。政府應加快基層農技推廣制度改革，同時補充性地提供資金支持或進行強制性管制。政府還應隨著各主體策略的變動相應調整政策實施力度和組合方式、科學制定政策標準。當各主體行為趨向穩定，政府可逐漸降低幫扶水平或干預力度[37]，提高施肥調控工作效率和財政資金利用效率。

（3）加強對地方政府化肥減量增效績效的考核，保證施肥調控工作及時開展；政府應科學選擇化肥減量增效政策試點區，保障區內政策健全完善以及財政資金撥款落實到位，同時不斷優化政策內容，以充分發揮示范區輻射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