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項夏州治所遷移與發展策略

□郝振宇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黃巢起義爆發，廣明元年（880）黃巢率軍攻入長安，僖宗奔蜀。中和元年（881）正月，僖宗“詔太原節度使鄭從讜發本道之師，與北面行營招討副使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將李思恭等行營諸軍，并赴京師討賊”［1］709-710?！跋闹輰⒗钏脊А奔袋h項首領拓跋思恭。四月，因諸葛爽降黃巢，唐廷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銀節度使。八月，正式任命拓跋思恭為夏州節度使。十二月，“賜夏州號定難軍”［2］8261，獲得正式藩鎮名義。在夏州發展過程中，其治所兩易。一易自鄂爾多斯高原的夏州西遷至銀川平原的靈州，二易自黃河以東的靈州遷至黃河以西的興州。關于黨項夏州治所的遷移問題，杜建錄［3］、保宏彪［4］、劉菊湘［5］等學者已從生態、經濟、軍事和交通等方面進行了充分論述。本文認為，夏州治所遷移過程中，人的主觀性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诖?，本文在觀照地理環境與吸收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就黨項夏州的將領李繼遷與李德明因時制定的發展策略在治所遷移中的作用進行論述。

一、謀徙靈州：為進取之資

關于黨項夏州治所的首次遷移，《宋史?夏國傳上》記載：“（咸平）六年春，遂都于靈州”［6］13988，指出夏州的治所由夏州遷移至靈州，這次治所遷移的主導者是李繼遷。是書同傳介紹“繼遷，繼捧族弟”［6］13985。李繼捧是宋初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之孫。北宋立國，李彝興曾遣使入賀［7］67。因宋太祖不勤遠略，對西北地區采取懷柔政策，“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6］10357。因此，黨項夏州與北宋保持著一種互不侵犯、互相往來的良好關系，并出兵協助北宋攻取北漢。清人吳廣成評價此時的雙方關系為：“李氏自歸宋以來，頻與漢戰，累立大功，其效順之心可謂誠矣?！保?］35

但在宋太宗時期，黨項政權與北宋之間的關系出現變化。因為李繼捧任定難軍節度使沒有得到宗族內部的一致支持，出現了“失禮諸父，宗族多不協”的情況［8］36，李繼捧也沒有能力解決宗族內部的權力紛爭，所以，其叔父李克文向宋廷請詔使諭李繼捧入覲。同時，太宗放棄太祖不勤遠略而許酋豪世襲的懷柔政策，意圖為其專制鋪平道路［9］16，對李繼捧的內附積極回應。太平興國七年（982），李繼捧來朝，表示愿留京師，遂獻其所管州縣，太宗隨即“遣使詣夏州，護繼捧緦麻以上親赴闕，縣次續食”［7］520。李繼捧入朝獻地得到太宗認可，他進一步要求李繼捧五服之內親屬皆入京師。但李繼捧族弟李繼遷不遵宋廷詔令，“與其黨數十人奔入番族地斤澤”，“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保?］586自此，夏州李氏分裂為兩部分，一部以李繼捧為首，內附宋朝；一部以李繼遷為首，背宋自立。李繼遷隨之與北宋圍繞夏州所屬之地進行了十數年的反復爭戰［10］95-104。在與北宋爭戰過程中，李繼遷勢力逐漸發展壯大，并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三月，“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6］13988。咸平六年（1003）春將夏州治所由夏州遷移至靈州。

關于治所西遷的緣由，《西夏書事》中有詳細記載?，F將相關內容移錄于下以作分析：

初，保吉居夏州，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及得靈武，愛其山川形勝，謀徙都之，弟繼瑗言：‘銀、夏系累世經營，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恢復未久，遽而遷棄，恐擾眾心?！＜唬骸畯墓懦纱笫抡?，不計茍安；立大功者，不徇庸眾。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壕，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將莫知所備。且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借此為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繼瑗與牙將李知白等督眾立宗廟，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8］85

關于將夏州治所從夏州遷往靈州的動機，李繼遷總結為兩點，一是“愛其山川形勝”，靈州有得天獨厚的軍事戰略優勢；二是“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靈州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優勢。

關于靈州“山川形勝”的軍事戰略地位，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討論靈州廢棄問題時，何亮指出，“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域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舍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11］41。何亮從靈州地廣富饒、戎狄和合、戰馬供應三方面指出靈州之于北宋的重要性?！端问?劉綜傳》亦記載，“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6］9432。同時，宋人也注意到李繼遷謀取靈州的戰略意圖，《宋史?李沆傳》記載：“李繼遷久叛，兵眾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保?］9539李繼遷“圖取朔方”的根本目的在于認識到靈州在夏州未來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即“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8］85。劉菊湘從歷史地理角度對此有詳細論述［5］84-88。但成一農指出，劉菊湘雖分析了靈州軍事戰略地位和經濟優勢，卻并不能解釋為什么遷到靈州，而不是銀川平原上的其他城市或者位置。其原因在于沒有突出“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12］86-87爬梳相關史料，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靈州軍事戰略位置的優勢，而靈州之所以成為夏州新治所，在于靈州可以“縱橫四出”的進攻性軍事地理優勢，能夠為李繼遷實現擴張策略。因此，在客觀條件與主觀意愿兩相契合的過程中，李繼遷萌生出由夏州遷往靈州的想法。最后的事實證明，李繼遷的決策是正確的。李繼遷在占據靈州后，割斷了北宋與河西吐蕃、回鶻的往來，為攻占河西地區奠定了基礎。清人吳廣成對此分析指出：“保吉從此據朔方，并西涼，丕基式廓，宋實有以成之?！保?］86

另需注意，李繼遷在徙往靈州時，其弟李繼瑗曾進言勸阻曰：“銀、夏系累世經營，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恢復未久，遽而遷棄，恐擾眾心?！保?］85李繼瑗從兩方面指出夏州不可輕棄，一為“累世經營”。黨項政權自唐中和元年（881）至宋咸平六年（1003）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夏州作為政治軍事中心，其地位早已深入人心。二為“恢復未久”。宋至道三年（997）十二月，真宗“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7］901，李繼遷全復五州之地。至繼遷徙往靈州時，僅有五年，故李繼瑗有“遽而遷棄，恐擾眾心”的擔憂。但李繼遷對此直接以“成大事者，不計茍安；立大功者，不徇庸眾”拒絕，認為夏州作為治所已不能與他“拓土展疆，是誠在我”［8］57的戰略規劃相符合。宋淳化五年（994）四月，太宗頒布《廢夏州舊城詔》，詔曰：“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將隳其城，遷其民于銀、綏間?！保?］777-778宰相呂蒙正亦認為：“自赫連筑城以來，世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保?］60北宋為防止夏州落入李繼遷手中成為后患，采取搗毀城池，遷徙民眾至綏、宥二州的策略。宋至道元年（995）六月，李繼遷表乞夏州，直言：“夏州荒土，羌戶零星，在大宋為偏隅，于渺躬為世守。祖先靈爽，應戀首丘；明發私懷，敢忘宗土？”李繼遷已然認識到被毀后的夏州難以作為治所所在，其求夏州的目的在于“五州故地，先業留遺”［8］57。李繼遷在取得夏州后僅僅是“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8］85，并沒有對夏州城進行實質性的修繕。

關于當時靈州地區“習華風，尚禮好學”的風俗，《太平寰宇記》“靈州?風俗”記載：“本雜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于靈州，其江左之人尚禮好學，習俗相化，因謂之塞北江南”［13］760。樂史認為靈州風俗的改變是受到北周武帝宣政二年（應為宣政元年）將被俘之陳人遷到靈州的影響。今之學者往往將其與寧夏之“塞北江南”或“塞上江南”的稱謂聯系起來。魯人勇明確指出，宣政元年（578），北周將陳被俘近三萬人全部安置到靈州境內，這些士兵原籍在長江流域，遷到靈州后，帶來江南習俗，改變了這里原有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因而號稱“塞北江南”［14］。吳忠禮更認為，被集體遷趕到靈州境內進行屯墾的數萬名官兵及其家屬子女大多是今江蘇、浙江省人氏，他們把南方先進的生產經驗、生產工具和先進文化，以及風俗習慣帶到塞上，對寧夏地區的經濟、文化和社會風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據吳先生言，其依據是正史記載和《太平寰宇記》記載。［15］21但《太平寰宇記》有“遷其人于靈州”的相關記載，缺少如被俘陳人之籍貫與群體構成等具體信息。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與《太平寰宇記》同期成書的《太平御覽》有一條極為相類的記載。據《太平御覽》“州郡部?靈州”條引《圖經》曰：“周宣政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于靈州，江左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皆化，因謂之塞北江南?！保?6］800本文認為《太平寰宇記》與《太平御覽》關于靈州風俗的記載應源于《圖經》。華林甫在《隋唐〈圖經〉輯考》中將《太平御覽》“州郡部?靈州”條所引《圖經》歸為無具體名稱《圖經》之類［17］67。所以，《太平寰宇記》與《太平御覽》所記靈州好學尚禮風俗內容應來自隋唐不具名之《圖經》?！秷D經》包括地圖與文字兩部分，是記錄一地自然地理與人文社會的專門性著作。趙貞在《論唐代〈圖經〉編修》中指出，隋大業年間，煬帝“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18］988，將《圖經》編纂納入官方軌道［19］89。而唐代《圖經》編纂已是制度化要求，如《唐六典》規定：“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保?0］162另有五年一造之說，《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保?1］1198成書于9 世紀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記錄有唐《圖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劍南道、淮南道、嶺南道各一卷”［19］92?？芍?，唐代各道甚至州縣都有圖經編纂。綜上，《太平寰宇記》與《太平御覽》所記靈州風俗應是隋唐靈州地區的《圖經》所記錄，而隋唐《圖經》之人文風俗記載不是憑空杜撰，因為風俗是相沿積久而成的風尚、習俗，對社會成員具有相對穩定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所以，隋唐不具名之《圖經》記載應是有所依據的，除時間外，其他內容應是可信的。

雖然靈州地區“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但在北宋諸臣討論有關靈州事務時，很少對此發表評論，主要討論焦點在靈州地區的軍事戰略地位上。而縱觀李繼遷時期，有史記載的靈州籍屬官只有何憲一人?！段飨臅隆酚涊d：“憲，靈州人，保吉破州城時得之，愛其才，使掌兵數事?！保?］96另外，繼遷子德明時期有一人斡氏，其名不詳，為西夏后期宰相斡道沖先人?！段飨臅隆酚涊d：“道沖，先世靈州人，祖從德明遷興州，世掌夏國史職?！保?］420除此之外，靈州籍屬官幾乎沒有。但不能因史籍未載而遽然否定靈州地區具有人才資源的事實。因為現存關于西夏的漢文史籍多是宋人所記，他們多未深入夏地，很大程度上記載的是所聞之言。另外，在蒙古滅西夏時，報復性的毀城屠民，極大地殄滅了西夏典籍［9］388。因西夏典籍百不存一，以現存史籍忖度繼遷以靈州“習華風，尚禮好學”為遷移理由時，應持遽不可否的審慎態度。所以，靈州“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的宏觀因素應與李繼遷的主觀意圖相契合，成為繼遷謀徙靈州的拉力之一。

綜上，李繼遷取得夏州后，并未對被宋夷毀的夏州進行大規模修繕，只是簡單的“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8］85，將夏州暫作凝聚黨項部落的政治象征。夏州失去了唐末五代時期區域中心地位，由核心區逐漸變為邊緣區。而靈州因山川形勝的重要軍事位置和豐富的人才資源優勢滿足了李繼遷“借此為進取之資”的戰略需求，因之成為李繼遷的首選。

二、思遷興州：形勢利便

在靈州成為夏州治所的二十年后，李繼遷之子李德明又將治所自黃河以東的靈州遷至黃河以西的興州。關于夏州治所由靈州遷往興州之事，《宋史?夏國傳上》記載：“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保?］13992且將此事置于天圣元年（1023）。李燾對此有所質疑，他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閏十二月條記載：“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闭闹?，李燾加小文考釋：“《德明正傳》載，城興州在李士彬斬蠟兒后，不得其時。按士彬斬臘兒，見今年正月，因附年末?！保?］2234因此，李燾將德明筑城懷遠、改為興州之事置于天禧四年（1020）。之后成書的《西夏書事》［8］120、《西夏紀》［22］130對此皆有考證，與李氏之說相類，以天禧四年為李德明遷往興州的確切時間。綜上可知，德明將靈州遷往興州之事屬實，關于遷移之因由，《西夏書事》有兩條史料對此有詳細敘述，錄文于下以作分析：

有龍見于溫泉山。山在懷遠鎮北。德明以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遷都之意。（宋天禧元年六月）［8］118

德明以龍見之祥，思都其地，謀之于眾，僉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不若懷遠，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為其障蔽，形勢利便，洵萬世之業也。況屢現休征，神人允協，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钡旅魃浦?，遣賀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構門闕、宮殿及宗社、籍田，號為興州，遂定都焉。（宋天禧四年末）［8］120

第一條資料述及宋天禧元年（1017）六月，懷遠鎮以北的溫泉山上有龍出現，李德明認為這是祥瑞之兆，于是萌生出遷往興州的想法。對黨項人來說，龍是祥瑞的代表，西夏文詩歌《夏圣根贊歌》中就記述李繼遷為龍的后裔［23］171。李德明以懷遠鎮見龍為由，營造正當合理的輿論支持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這也說明，李德明已經有思立興州的主觀意圖。但德明自景德元年（1004）春正月繼立定難軍節度使到謀求遷至興州時已有十三年，僅以見龍有瑞為理由終究過于勉強，其真正理由是第二條資料的謀臣之言。他從三方面對遷往興州進行了詳細闡釋。

一是靈州“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在李德明時期，靈州已逐漸喪失了李繼遷時期的軍事戰略地位。李繼遷時期，靈州“地居四塞”的地理位置，為李繼遷以靈州為根據地“縱橫四出”以致宋朝“關中將莫知所備”的進攻戰略，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當夏州由攻宋轉向防宋，靈州便利的地理交通演變為雙刃劍，成為夏州防守的難點，其弊端就在于“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一旦北宋發動進攻，靈州亦極易面臨被包圍的危險。如神宗元豐四年（1081）五路伐夏，宋軍就圍困靈州城整整十八日，雖然宋軍以失敗告終，可見靈州當時面臨的軍事危險。

二是興州“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為其障蔽”的得天獨厚的防守優勢。興州位于賀蘭山和黃河之間，隔黃河與靈州相對，戰略地位上極具守勢。若宋軍欲取興州必攻取靈州，以此為跳板才能西渡黃河取興州。若不能取靈州就無法直接渡河，這樣對興州造成的軍事危險很低。而黃河更是在興州防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宋史?夏國傳》記載，元昊曾“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6］13994。同時，興州絕佳的軍事防守優勢符合德明“依遼和宋”的對外整體戰略。德明之所以和宋也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德明遵循其父繼遷的政治遺策。宋景德元年（1004）春正月，李繼遷卒。在李繼遷時期，他背宋與戰、征地擴張，“控弦靈武”“驅馬涼州”，雖然使夏州所控區域擴大，但因連年征戰，也面臨“孤?！钡木秤觯?］93。宋人張方平在《上仁宗乞因郊禮肆赦招懷西賊》中就此有一論述，其言為：“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略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千里，而其眾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為六谷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德?！保?4］1476可知，夏州因有“勢亦不支”之虞，所以，李繼遷告誡德明應韜光養晦，與北宋結好，這是其最本質所在。而德明遵循其父的政治遺策，“言父有遺命，永無貳心”［8］100，對北宋實行積極友好的策略。其次，德明深層的政治考量。德明繼立之初，面臨著“國危子弱，部族離心”［8］94的局勢。而宋朝更是利用這種局勢對夏人進行招撫，《西夏書事》記載：“諸番以保吉殘暴，久不聊生，聞詔書招撫，爭觀之，無不泣下?！保?］94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孔目官何憲挈家歸宋，真宗詔令乘傳赴闕［8］96。景德三年（1006），“環州酋蘇尚娘曾御保吉有勞，屢告夏州機事”［8］101。歸宋的夏人為宋朝提供了諸多軍事情報，在很大程度上對夏州的安全造成威脅。而以曹瑋為代表的邊將更是主張對夏州采取強硬措施，其主張：“今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擒滅，后更勝強難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闕下，復以河南為郡縣，時不可失?！保?］1402但是，宋廷卻采取了姑務羈縻的對夏政策［9］23-31。此時，在“德明當西涼大創之后，諸戎叛渙之初”［8］131的背景下，德明的實力無法與宋廷相提并論。為保證內外局勢的穩定，德明在宋廷有意媾和的情況下，“亟馳驛奏，愿備藩臣”［7］2956。景德二年（1005）宋夏達成合議，對宋由攻勢轉為守勢。而靈州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求，所以，德明開始謀求新的治所。在當時夏州所困區域中，興州優越的防守優勢與德明的意圖相契合，因之，興州成為符合德明要求的首選城市。

三是“屢現休征，神人允協”的有利導向。宋天禧元年（1017）六月，“有龍見于溫泉山”的祥瑞之兆為李德明謀徙興州營造了承天應命的有利的輿論環境。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祥瑞文化中，麒鳳五靈是最高等級的瑞兆。晉人杜預在《春秋左氏傳》序中釋義：“麒鳳五靈，王者之嘉瑞?！笨追f達作疏進一步解釋為：“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保?5］27在祥瑞圖譜中，龍則是帝王或皇權的象征。而“有龍見于溫泉山”更與“德至水泉，則黃龍見”［26］245的讖言契合。所以，李德明借“以龍見之祥”的休征之象表明徙立興州的意圖時，以僉為代表的眾臣迎合德明之意并積極對此給予支持，為安定人心徙往興州做了鋪墊。

綜而考論，在謀徙興州的三個理由中，靈州“地居四塞”“縱橫四出”的軍事戰略位置已不能適應德明時期的形勢需要，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而與靈州隔黃河相對的興州因防守優勢與德明意圖相契合，成為德明欲往之地。另外，“有龍見于溫泉山”的祥瑞之兆則在此事上營造了有利的人心導向。所以，在客觀環境與主觀意圖契合的合力下，德明“遣賀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構門闕、宮殿及宗社、籍田”［8］120。自天禧四年（1020），他在興州經營十一年之久。在執行和宋戰略的數十年中，德明“貢獻之使，歲時不絕”，而宋仁宗也“以其恭順，遣使持冊封夏王，車服旌旗降天子一等，又加食邑千戶”［8］130。所以，德明時期，生產獲得發展，商業隨之活躍，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也有重大成就。借著社會經濟上升的時機，李德明勵精圖治，集中力量實施對河西地區的統治，為西夏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清人吳廣成對李德明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德明時期“牛羊、繒帛，彼此各受其利，使塞垣之下有耕無戰逾三十年，殆所謂識時務者耶。迨俸賜既贍，兵力亦完，然后東戰契丹，南扼蒼耳，北城懷遠，西拔甘、涼，粟支數年，地拓千里，夏國之業，實基于此”［8］131。

三、結語

綜上，唐中和元年黨項夏州成為中央王朝認可的地方藩鎮勢力。至后唐明宗長興四年，拓跋李氏與中原王朝仍基本保持著臣屬關系。之后，拓跋李氏借軍事勢力偕同政治威權雄踞西北邊隅，基本脫離中原王朝的控制，成為不容忽視的區域力量，與中原諸王朝保持著一種互不侵犯、互相往來的關系。［27］86宋太宗時期，在經營西北的過程中黨項夏州逐漸背宋自立，其治所也逐漸西遷。李繼遷時期，為發展壯大自身勢力而實行對外擴張戰略，靈州“縱橫四出”的地理優勢和人才資源優勢符合李繼遷的戰略需要，故將治所從夏州遷往靈州。李德明時期，面臨著“諸戎叛渙”［8］131的不利局面，李繼遷對外擴張的戰略不符合此時的實際情況。所以，李德明將發展策略逐漸轉向守勢，積極與北宋保持友好關系。與靈州隔黃河相對的興州，因其防守優勢突出而成為德明遷移的首選。歷史證明，李德明的選擇為夏州的發展以及之后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清人吳廣成從長時段考察后指出：“西夏據此二百余年，后以韓、范經營，亦不能恢復，雖元昊、諒詐輩梟雄難制，亦其憑恃者險也”［8］120?；诖?，西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兩個世紀中先后與遼、北宋以及金、南宋并峙。